内容摘要：降低金融服务门槛、金融服务成本，扩大金融服务覆盖群体从而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是发挥金融业对经济可持续增长推动作用的基本前提。本文主要采用定性分析法研究我国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绿色经济的影响因素，并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这可以为更好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提供相关理论基础。最后本文提出从完善风险监管体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降低数字普惠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通过将数字普惠金融的贷款成本与信用挂钩等方式更好地让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绿色经济发展。本文的研究将有利于更好发展我国绿色经济，因而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绿色经济；影响因素；策略分析；风险监管体系

引言

数字普惠金融是在普惠金融的基础上，通过引入数字信息技术，发挥数字信息的透明和便捷特性，降低金融服务成本和金融风险，从而让金融服务深入到低收入和中小微企业中，有效满足不同社会阶层的金融服务需求，进而有效促进经济发展。考虑到当前我国面临的严峻环境问题和能源短缺问题，如何有效使用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从而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前必须思考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系统探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绿色经济的影响因素与策略，从而更好地让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绿色经济显得尤为重要。当前学者们就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消费以及技术创新等方面产生的影响展开了分析。邱兆祥和向晓建（2018）认为我国数字普惠金融还存在较多的问题，为了更好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社会的促进作用，需要从金融创新、数字基础设施和征信体系等方向完善数字普惠金融。滕磊（2020）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使用深度的提升和覆盖广度的扩大，能够有效缓解民营中小微企业的融资约束。江红莉和蒋鹏程（2020）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促进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来优化居民消费结构，并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成学真和龚沁宜（2020）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实体经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推动传统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来促进实体经济持续发展。雷汉云和王旭霞（2020）发现绿色金融能够通过改善环境促进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张林和温涛（2020）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服务业发展和居民收入提升途径增加居民创业机会，进而促进全社会创业创新，但是这种促进效应还受到自身发展水平和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影响。杨伟明和粟麟（2020）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居民收入，这种促进作用在城镇居民和东部地区居民中更加显著。综上所述，本文发现当前缺乏系统探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绿色经济的影响因素，以及如何采取相关最优策略从而更好发挥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绿色经济的作用。有鉴于此，本文将就各类影响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绿色经济的影响因素进行详细分析并提出相关策略建议，从而为政府出台相关支持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的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1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绿色经济发展的机理

（一）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将资金配置给绿色企业服务绿色经济发展绿色企业为了实现节能、减排、高效的生产方式，需要对传统的生产方式进行绿色改造，这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绿色改造的收益风险却相对较高，在金融机构获取绿色企业生产信息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传统金融机构不愿意将资金借贷给这类企业。这导致绿色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突出。数字普惠金融则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降低了绿色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的消除，降低了金融机构的风险，金融机构愿意将更多的资金配置给绿色企业，有效解决了绿色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从而绿色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金融资金，顺利实现绿色生产方式的改造。因此，在数字普惠金融的推动下，更多的金融资金被注入到节能、环保的绿色企业中，而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所获得的金融资金逐渐减少，这意味着绿色企业将占据市场主导地位，污染低效企业将逐步被市场所淘汰。

（二）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消费水平提升和绿色消费引导服务绿色经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突破传统金融网点数量和高昂人工成本对金融服务范围的限制，提升了金融机构对客户风险评价和管理的能力，偏远地区的低收入群体和中小微企业，能够获得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有效激发当地创新创业的积极性，提升市场活力，增加贫困地区的劳动者就业机会，促进居民收入提升，进而居民消费能力也得到提升。此外，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使得大量消费者的流动性约束得到极大缓解，消费者能够更便捷地将自己的投资和储蓄转变为消费，消费成本降低，进而刺激消费。消费能力提升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消费结构的升级，加之政府和舆论对绿色消费的引导，更多的消费将集中于绿色产品中，从而从需求层面促进绿色企业发展，进而推动绿色经济发展。

（三）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推动技术创新服务绿色经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其强大的资金配置能力将更多的资金配置给科技型企业，通过促进科技企业的技术创新来影响绿色经济发展。而科技创新主要通过如下几个方面促进绿色经济发展：一是技术创新可以推动大量污染防治、能源节约和生态保护技术广泛应用于生产和环境治理的过程中，从而促进绿色经济发展。二是技术创新推动了大量绿色、节能、环保的装备制造业企业快速发展，增加了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进而通过快速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绿色经济发展。三是技术创新使得大量节能环保的绿色产品进入生活，深刻推动人们的衣食住行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变，从而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因而，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推动技术创新途径有效服务绿色经济发展。

2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

显然，数字普惠金融在服务绿色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一系列内外部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主要包括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完善和信息技术发展、政府绿色政策支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的要求以及数字普惠金融本身产品的创新。

（一）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完善和信息技术发展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完善和信息技术发展是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绿色经济的前提。这些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具有基础性和准公共物品的特点。基础性表明它是数字普惠金融为各类金融资金需求主体提供金融服务所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若缺少这些设施则数字普惠金融提供的金融产品就会急剧减少。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准公共物品表明它是非排他性，金融机构和其他商业社会机构一样，享有平等使用的权利。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完善使得相关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数字信息技术得以应用，金融机构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取传统金融服务模式下无法获取的各类弱势群体和中小微绿色企业的金融资金需求信息、风险信息和信用信息，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发出符合这类资金需求者的金融产品，进而最终服务绿色经济发展。

（二）政府绿色政策支持绿色政策支撑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绿色经济发展提供最大保障。随着绿色发展理念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扶持绿色经济发展。在金融领域，国家早在2016年就提出完善绿色金融体系的意见，鼓励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的方式，满足各层次绿色企业的资金需求，从而促进产业向绿色转型。此外，政府鼓励各地建立试验区，给予一定的政策和资金补助，加快培育一批节能环保、新能源开发的企业，并将该地区成功发展绿色经济的经验推广到其他地区。因而，有了政府的相关政策支撑，数字普惠金融更容易精准地服务于那些绿色中小型企业，从而促进绿色经济发展。

（三）环境质量不断改善的要求环境质量不断改善的要求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绿色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外在动力。随着群众对美好环境要求的提升，国家对环境执法力度的增强，迫使企业改进生产方式。环境质量要求的提升，一方面让投资者意识到绿色经济会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主流，因而投资者对绿色债券和绿色产业项目的投资信心会增加，投资者对这些绿色金融项目的风险溢价就降低。从而相关绿色中小型企业更容易通过数字普惠金融以较低的融资成本获取资金，促进绿色企业发展。另一方面，随着环保检查和环保监管的加强，企业会主动要求向相关部门进行绿色认证，向环保机构批量自身环保设备、环保工艺和环保效益等信息。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大数据等技术优势，及时将企业反馈的相关信息提取到信息数据库，并形成相应的征信信息，降低了投资者与中小绿色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投资者对该企业的风险预期。因此数字普惠金融服务越容易覆盖这些企业，从而更好促进绿色经济发展。

（四）数字普惠金融本身产品的创新数字普惠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为其服务绿色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内在动力。通过将数字信息技术应用到普惠金融中，当前已经产生了互联网小额借贷、互联网金融理财和互联网众筹等一系列创新金融产品，并不断根据市场变化进行更新发展。这些金融产品的出现深刻改变了金融服务模式。这些与数字信息技术结合而诞生的金融产品，使得数字普惠金融突破了传统金融网点数量和高昂人工成本对金融服务范围的限制，提升了金融机构对客户风险评价和管理的能力，降低了对传统担保资产和征信信息的过多依赖，因而金融服务门槛显著降低。更多偏远地区的弱势群体和中小微企业，能够获得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因而在较大范围内提升了金融对绿色经济的输血功能。

3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绿色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金融监管难以跟上数字普惠金融产品的创新凭借着与信息技术的结合，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以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向传统金融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但是数字普惠金融在经过爆炸式增长后也带来一系列不确定性，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例如，个人网络借贷平台在经过几年的“野蛮生长”后网络借贷平台数量（P2P）一度达到数千家，但是2016年开始出现大量网络借贷平台的破产与跑路事件，广大投资者遭受了大量的经济损失，根据2019年底的统计数据分析发现，网络平台的退出率高达95%，仍然处于正常经营中的平台数量仅有344家。大量的中小微绿色企业依赖于这些平台获取资金，平台的倒闭直接影响着其后续生产活动的顺利开展。因此，有必要加快对当前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相关行业准则，从而更好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二）传统商业银行直接参与数字普惠金融的积极性较低数字普惠金融本身对传统商业银行在原有金融业务领域会造成一定的业务竞争，在商业银行本身改革动力不高的情况下，银行不愿意参与其中。同时，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客户大部分都集中在传统商业银行不愿意提供服务的客户群体，这类客户群体不仅风险相对较高，而且盈利能力较差，无法负担起较高的资金成本。最后，由于网络平台拥有大量客户信息，银行存在间接参与数字普惠金融的情况。但是这样一来会增加金融资产的中间环节，增加了融资成本，不利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

（三）数字普惠金融的准公共品性质降低了其服务绿色经济的效率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准公共品性质，因而各级地方政府容易对数字普惠金融抱有过大的期望，将一些本该由政府财政资金扶持的经济对象，或者一些本应该通过市场本身的优胜劣汰而淘汰出局的经济主体都纳入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范围。这些低效率的经济主体挤占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大量资源，而那些急需数字普惠金融支持的绿色中小微企业则无法获取金融资金，从而降低了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绿色经济的效率。因此，当前急需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边界进行明晰化，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运营和管理效率。

（四）较高的利率降低了数字普惠金融用户贷款的积极性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对象多为农户类群体、中小微企业，这类个体和企业从事的经营活动要求其要有较大规模的投入。在初期，盈利能力都较低，此外还容易受到外部不利市场环境的影响，因此贷款利息承受能力较差。但是，当前数字普惠金融的重要产品之一即网络借贷却利息成本较高，因而降低了诸如绿色中小企业和农户贷款的积极性，这会抑制相关绿色生产活动的顺利开展，从而不利于绿色经济的发展。

4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绿色经济发展的有效策略

（一）完善风险监管体系，支撑数字普惠金融健康发展从而持续服务绿色经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发放贷款的对象多为固定资产少、盈利能力不稳定的经济主体，因而发生违约的概率高，容易造成数字普惠金融机构的经营困难。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应用大量的信息数字技术开发的新金融产品，创新性较强，其风险也相对较高。针对上述特点，不仅需要数字普惠金融机构自身加强内部监管，还需要外部监管体系的及时跟进与完善，降低数字普惠金融的整体风险。针对数字普惠金融客户违约概率较高的问题，相关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机构可以通过组建专家团队，不仅加强对客户信用的调查，减少不良贷款的发放，此外还要帮助用户更合理高效地使用数字普惠金融资金，提升用户盈利能力从而降低用户违约概率。有条件的数字普惠金融机构还应该积极与相关保险机构合作，为相关绿色贷款用户的贷款业务进行合理保险，降低相关机构的经营风险。针对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创新性较强的特点，相关政府机构要及时根据新金融产品的特点制定最新的监管法规，从而避免监管的缺位，确保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持续健康发展，从而更好为绿色经济发展提供服务。

（二）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更好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绿色经济发展的效率数字普惠金融提供的服务具有准公共物品的特性，因而其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之手”的作用。但是“政府之手”如果过长，即存在政府过度干预，则会阻碍市场机制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正常调节，容易降低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绿色经济的效率。政府应当将主要资源放在进行组织协调、数字普惠金融的均衡布局、政策引导和破解相关阻碍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绿色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方面，充分发挥市场在通过竞争机制促使数字普惠金融机构改善服务模式、降低经营成本和提升经营效率方面的作用。因此政府在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绿色经济的过程中要充分把握好“度”，让市场的主动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从而更好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绿色经济发展的效率。

（三）通过精准财税支持，降低数字普惠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开展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的相关机构的利润率普遍较低，部分机构甚至出现亏损经营而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造成数字普惠金融机构高昂经营成本的因素众多，主要包括：过高的人力成本、高额的税费、较低的贷款利息以及部分企业的违约。因此，政府需要通过精准的财税支持，降低数字普惠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从而数字普惠金融机构能够持续向绿色企业提供贷款服务。具体来说政府可以在如下方面对数字普惠金融进行精准的财税支持：一是对数字普惠金融提供的相关服务具有较大的社会外部性而市场又无法给予补偿的情况下，政府应当利用财政资金对相关业务进行财政补助；二是通过财政资金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参与到数字普惠金融业务中，共同开发具有普适性的金融产品，降低数字普惠金融机构提供相关产品的成本；三是通过精准财税支持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业务开展所需要的相关基础设施，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约束，从而相关金融机构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和更高效的服务质量为绿色经济发展提供服务。

（四）适度通过利率补贴，提升绿色企业通过数字普惠金融贷款的积极性由于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用户抗风险能力差，盈利能力低，所能够承担的贷款利率也较低。因而，有必要通过政府支持降低数字普惠金融用户的风险从而提升他们的贷款积极性。因此，政府应当根据贷款用户所从事行业对绿色经济发展的综合效应进行评估后，结合该行业的具体成本和盈利情况，制定出对该行业相关企业提供贷款利息补贴、奖励等政策，以此降低用户的贷款成本。对于那些环境友好型并能够带动绿色技术创新的企业，应当多进行利息补贴和奖励，增强企业还款能力，提升企业的贷款积极性，从而对该类型企业形成正向激励。

（五）将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的贷款成本与信用挂钩，助力形成良好信用风气良好的信用风气有助于降低数字普惠金融的违约风险，从而整体贷款利率也会相应降低。为此开展数字普惠金融的相关机构可以与政府相互配合，助力形成良好信用风气。对于那些遵守信用的客户可以通过提高授信额度、延长信贷期限以及给予利率优惠方式进行激励。而对于那些失信的客户，数字普惠金融机构应当与政府和法院密切配合，将失信者列入黑名单，并在公共媒体上进行曝光，并以限制其消费等方式进行严厉惩罚，从而营造全社会守信用的良好风气。良好信用风气有利于数字普惠金融以较低的成本服务相关中小绿色企业，促进绿色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邱兆祥，向晓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8（1）

2.滕磊.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机制与路径[J].调研世界，2020（9）

3.江红莉，蒋鹏程.数字普惠金融的居民消费水平提升和结构优化效应研究[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0，40（10）

4.蒋竹媛.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J].商业经济研究，2020（10）

5.成学真，龚沁宜.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基于系统GMM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的分析[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4（3）

6.张林，温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居民创业[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0（4）

7.杨伟明，粟麟，王明伟.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收入——基于经济增长与创业行为的中介效应分析[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0，22（4）

8.雷汉云，王旭霞.环境污染、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统计与决策，2020，36（15）

9.徐礼礼.数字普惠金融支持我国服务业发展能力提升探讨[J].商业经济研究，2020（19）

作者：王艳   单位：长春财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