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门理论

（1）随着交通运输的日益发展，贸易往来和地区专业化生产也在区域中发展起来了。第二阶层的人口开始出现，他们进行着简单的手工业生产，为当地农民服务。由于乡村手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市场和劳动力全部是由农业人口提供的，所以手工业分布与基本阶层农业人口分布直接相关。

（2）在大多数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第一阶段往往是自给自足型的经济。在这一阶段中，当地居民几乎完全与生活必需品的供给联系在一起，基本上没有贸易上的投资，人口是按照维持自给自足经济所必须的资源基础而分布的。

（3）随着区际贸易的日益发展，区域也开始趋向于从原来粗放的畜牧业转向发展系列农作物产品，如种植水果、生产日用农产品和发展蔬菜农场等。

（4）随着人口的增长及农业生产和采掘工业生产效益的下降，区域被迫开始实现工业化。区域工业化的早期阶段立足于建立在农林产品的基础之上，主要发展食品加工、木材产品加工和纤维纺织业等。工业化的后一个阶段则出现了诸如冶炼业、金属材料加工、化学工业、建材工业等。

（5）在区域经济成长的最后一个阶段，区域实现了为出口服务的第三次产业专业化生产。这时，区域开始输出资本、熟练技术人员和为不发达地区提供专业化服务。

据此，在部门理论看来，任何区域的发展都必须经历两个相辅相承的成长过程。一方面区域经济必须经历由自给自足的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商品经济转换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运输成本下降起着关键性作用，因为只有运输费用降低才使区际贸易成为可能。此外，要想区际间资源转移获得最大比较利益，还必须建立区际贸易基础。另一方面，与此相适应，区域经济必然要相应地完成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的过渡。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则是区域工业化战略的实施。甚至在胡佛等看来，由农业、采掘业等初级产业向以制造业为中心的次级产业过渡被认为是维持区域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部门理论由于系根据大多数欧洲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而总结出来的，符合大多数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客观规律。但该理论的弱点也是很明显的，正如大多数评论家所指出的，并非什么地区经济发展都必须经历这样的“标准阶段次序”。

二、输出基础理论

输出基础（ExportBase）概念最先由城市规划者们所采用，他们用它来预测地方化城市经济的短期变化趋势。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曾建立了一种能定量地对城市经济进行预测的理论模型。在这种模型中，经济被划分为两个部门，即一个输出基础部门（包括所有的城市外部需求导向的产业活动）和一个自给性部门（包括所有的城市内部需求导向的产业活动）。在这种模型中，通常假定自给性部门不具备自发增长的能力。但是，随着外部需求的扩大，输出基础部门的扩张、并为地方经济带来额外收入时，这些部门也会随之相应扩张。

输出基础思想后来被著名经济史学家、1993届诺贝尔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North）用来预测区域经济的长期变化趋势，从而形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输出基础理论。诺思在其1995年所发表的《区位理论与区域经济增长》一文中，根据把太平洋西北岸作为其实证研究的基地而得出结论：区外对木材、毛皮、面粉、小麦等产品需求的扩大，不仅会影响到那里的绝对收入水平，而且也会影响到诸如辅助性产业的特征、人口的分布、城市化模式以及收入与就业波动范围等。他进一步指出，对区域输出需求的增加能对区域经济产生乘数效应，这不仅会导致输出产业投资的增长，也会导致对其它经济活动的投资增长。因此，按照诺思的观点，一个区域要求得发展，关键在于能否在该区域建立起输出基础产业，而特定区域能否成功地建立起输出基础产业，又将根据它在生产和销售成本等方面对其它区域所拥有的比较利益而定。

与诺思的输出基础理论相对应，蒂博特在其于1956年所发表的《输出与区域经济增长》论文中也提出了相类似的“大宗商品输出理论”（thestapleexporttheory）。该理论认为，特定区域经济的发展，往往开始于该区域发现了一种诸如矿产品等特殊的自然资源，或者因为其自然条件特别适合于生产某种出口作物，在世界市场商品价格为既定的条件下，资本甚至劳动力将输入该区域，于是供出口的“大宗商品”生产将发展起来，而地方工业和地区市场是随着出口品生产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因此，按照该理论，特定区域要取得发展，必须以建立外向型的“大宗商品”出口产品基地的方式来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大宗商品输出理论”可以被看作为输出基础理论的一种变种，也可以将其归之为广义的区域输出基础理论之列。

三、资源禀赋决定论

无论是部门

理论还是输出基础理论，均是从部门或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区域发展过程的，而较早从空间或区位的角度来对区域发展进行实证研究的理论可追溯到珀洛夫（H.S.Perloff）与温戈（L.Wingo）所提出的资源禀赋决定论。

珀洛夫与温戈在《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1961年）等论文中，将诺思等人的区域输出基础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推广，并把制造业的建立看成是区域经济出现增长的首要条件。在他们看来：企业家总是选择使其生产利润最大化的区位进行投资。为此，他们需要对不同区位的生产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分析，并相应地作出区位投资决策。就特定产业来说，由于不同区位的“自然资源禀赋”不同，取得其基本生产投入要素和接近产品市场的机会也将有所不同，相应地其成本与收益变量也就有所不同，从而企业家必然作出有利于某一特定区位而不利于其它区位的区位投资决策。并且一旦投资向某一区位倾注就会产生相应的区域乘数效应，从而加速经济活动在特定区位上的集聚过程。

珀洛夫和温戈通过对美国经济从早期农业社会阶段向先进的工业和服务业社会阶段过渡过程的实证研究发现，随着经济上的日趋成熟，不同的自然资源都在区域发展中起着或多或少的作用；并且随着不同区域自然资源禀赋之不同，这些区域也将出现或大或小的繁荣。一般来说，区域增长主要取决于区域生产国民经济所需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及按竞争利益向区外输出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并且这种输出能力增长将导致区域经济发展进程将通过乘数效应方式而得到强化。乘数效应大小将依赖于某些反映区域社会经济特征的“内在”特征而定。在这些内在特征中，尤为重要的有：输出产业的性质、地方产业关联程度、劳动力的质量与数量以及工资水平、地方收入分配状况等。但是，随着区域经济的扩张并出现自我强化和自我维持的经济增长时，新的内在因素，如与社会分摊资本及与产业集聚相关的外部经济、内部规模经济等将成为决定乘数效应和经济增长率的重要因素。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中，将导致工业“核心地带”的形成。而工业核心地带的出现为经济增长在全国范围内的出现造就了基本条件，正是由于工业核心地带的出现而使得新的区得到连续的发展。即随着所需投入量的扩张以及地区新的“自然资源禀赋”的发现，经济增长将逐步“渗透”到地区。

珀洛夫等认为，美国东北部“核心地带”的形成，最早即在于该地区拥有钢铁工业发展的“自然资源禀赋”，这一自然资源禀赋使得该地区在本世纪初发展成为美国的钢铁工业中心，并进一步在后来发展成为美国主要的制造业中心。而美国自1920年以来所出现的不同州之间人均收入差距缩小的整个趋势中，核心地带对地区的“渗透过程”又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本世纪以来，随着工业资本投资在美国西南部和东南部等落后“内陆腹地”铺开，或者是从美国西南部和东南部等落后“内陆腹地”向美国东北部高收入地区的移民，州际间的区域差异已逐步缩小。

珀洛夫等人的资源禀赋决定论将区域发展与自然资源禀赋以及区域乘数效应等因素联系了起来，其理论思想与蒂博特的“大宗商品输出理论”和诺思的“区域输出基础理论”具有某种类似特征。所不同的是，该理论已经将“核心地带”与“地区”等空间变量引入到区域经济分析之中，并且所分析的对象已由孤立的区域经济分析转向综合的区域发展分析，因而更接近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

四、经济进步延滞假说

珀洛夫与温戈的资源禀赋决定论已经将“核心”与“”等空间因素引入到对区域发展的分析之中，而美国著名农业发展经济学家、1979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T.W.Schultz）对“农业社区”与“经济进步中心”即农村地区与工业城市中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并提出了区域经济进步的“延滞假说”（theretardationpothesis）。舒尔茨最早在其于1950年所发表的《农业部门贫困的反思》一文中曾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正当美国经济处于空前高速增长时，一些“农业社区”的生活标准还总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他最初在该文中所给出的答案是，这种相对贫困并不是由土地的自然特征来决定的，而是由农业社区与“经济进步中心”的亲疏性（Proximity）所决定的。他在1951年所发表的《土地经济学构架：长期观点》一文中，又将这种思想具体化为所谓的“延滞假说”，该假说的基本内容包括：（1）经济发展出现于特定的区位基（locationalmatrix）上，经济中一般存在着一个或数个区位基。（2）区位基一般以典型的工业化城市经济结构为其基本特征，经济发展往往出现在这些区位基的中心；基的中心一般都不会属于农垦区而往往为工业化城市中心，但由于这种城市中心的崛起而使得一些农垦区比另一些农垦区处于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区位上。（3）位于或靠近特定经济发展区位基中心的区域经济组织将运行良好，受惠于中心的农业区的经济组织也将运行良好，只有远离区位基的农业区的经济组织运行状况比较差。

舒尔茨所提出的“延滞假说”后来由尼科尔斯（W.H.Nicholls）和唐（Tang）在南加利福尼亚、佐治亚和田纳西等州进行了检验。其研究结果证实了“延滞假说”所作出的结论。他们根据统计资料分析发现，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发达的县，其劳务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效率也高，越靠近这些地区，农业生产效率越高，农村收入也更高，这些都是由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对农业要素市场所造成的影响的结果。

五、区域创新扩散理论

无论是珀洛夫与温戈的资源禀赋决定论还是舒尔茨的经济进步延滞假说，均已经强调了“核心区”或“经济进步中心”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贝里（B.J.L.Berry）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实证考察了城市体系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创新扩散理论。

在贝里看来，城市中心在发展中的作用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创新的渗透作用，使经济增长通过城市等级而逐渐向下传播；二是增长利益的扩展作用，包括从核心区往腹地区及从大都市中心向城市间区的扩展两个方面。在他看来，增长起源于企业和家庭对创新的采用。区域不平等则是由于创新的收益效应为时间的递减函数，并受扩散的门槛范围所制约。因此，城市中心本身即能起着一种“发展作用”，因为它们能强烈地影响着不同地方创新采用时间的先后顺序，而经济变化的影响将按城市等级顺序由高级城市中心逐渐传播到低级城市中心。

贝里

认为，创新在大范围内的等级扩散及其横向扩展将带来城市与区域的经济增长与收入提高。或者说增长起源于创新通过城市等级顺序的向下渗透以及创新向城市周围腹地的横向扩展。

从贝里的这一理论结论中可以推导出各种政策主张。一般说来，要促进区域成长就应该去加速创新的扩散，从而使创新逐渐渗透到贫困地区及小城镇之中。而且如果城市中心“创新潜力”大小真与其本身规模及接触创新采纳中心之机会相关，那么应采取的政策措施应该是去促进地区城市中心的人口增长，并改进它们同最大或最早的创新中心接触可能性。

六、区域发展倒U字型假说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过程。那么，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将如何，不少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其中，影响较大的研究应该首先应归功于杰弗里·威廉逊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所提出的区域发展“倒U字型假说”。他根据其在50年代对24个国家有关区域差异的国际性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在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区域收入差异将会不断扩大，但是在达到发展过程的某一点后区域差异开始缩小。

由于威廉逊把区域人均收入作为指示器，将权变系数作为度量区域收入差异之工具，通过对24个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区域不平等格局的经验考察得出了惊人的结果。即当这些国家按其发展水平进行“排列”时，我们可以发现，区域不平等格局呈现为倒“U”字型状，其中，如巴西、哥伦比亚、菲律宾与波多黎各等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到达了倒“U”字型的顶端。威廉逊又将横断面分析法扩充到对单个国家区域收入差异变化趋势的分析上来，并从24个国家中的16个国家中取得其所需的一年以下的短期数据。其结果是，这种趋势分析进一步证实了所假想的格局：人们预料富国各区域之间会逐步趋同。事实上，它们也正在走向这个阶段，而不是趋向于区域收入差距的扩大，而穷国正相反，它们以区域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为特征。

威廉逊的发现是引起区域发展理论家发生争执的重要源泉。然而，他所得出的结论，即“在发展的初期，区域间以收入差距扩大和‘南北’二元性增强为特征；在国家成长和发展较为成熟的阶段，则以区域间趋同和‘南北’问题消失为特征”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前期被区域发展理论家所接受，并把它看成是发展中国家将会出现的或应该通过政策干预使之出现的模式。

七、经济增长空间影响论

以上我们已经分别考察了部门理论、输出基础理论、资源禀赋决定论、经济进步延迟假说等区域发展经验理论，首先对此一系列理论进行总结的是美国区域规划学家约翰·弗里德曼（JohnFriedmann），他在其1966年所出版的《区域发展政策》一书中，通过汇集这样一组研究成果而把它们综合成“经济增长空间影响”的八条命题，这些命题可以依次简单地表达为：（1）区域经济是向外界开放并受制于外部影响的；（2）区域增长是由外生力量所诱导的；（3）输出部门向自给部门的增长传播取决于该区域的社会政治结构、地方收入分配结构及其区域收入开支状况；（4）地方领导是成功地适应外部环境变迁的关键，而领导素质取决于区域发展的实践经验；（5）区域经济增长可以部分地看成是企业布局问题；（6）经济增长趋向于在城市区发祥地产生，并通过该发祥地来组织相关的区域经济；（7）劳动力流动将对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施加一种均衡力量，但也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形；（8）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将推动着空间经济向逐渐一体化的方向发展。这些命题大部分均可以分别在诺思、珀洛夫、舒尔茨等人的著作中找到理论依据。据认为，这八条命题由于综合了各家之言，因此它为区域规划者提供一种区域发展过程的标准考察方法。

八、结束语

上述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思想基本上来源于对欧美区域经济发展过程的实证考察结果，因此，这些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普遍适应性；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理论产生的特定环境条件。比如，诺思即曾告诫人们，他所讨论的输出基础与区域增长之间的关系仅仅符合于下列两种情形：（1）资本主义制度下成长起来的、以追逐最大利润为目标、生产要素能相对地自由移动的区域；（2）未受人口压力所约束而成长起来的区域。珀洛夫等人的观点也基本上是以利润最大化假说及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假说为基础的。尽管尼科尔斯曾提出过，他对工业化与地方农业收入间相关性分析所取得的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不发达国家”的实际，然而舒尔茨却又把“延迟假说”局限于象美国那样的情况，即“在数十年内，整个经济的增长与发展达到了这样一种高度，以至实际人均产量不只是少量的增加，而是实现了成倍的增长”。显然，在舒尔茨的这一假说中他对短期预测持较为谨慎的态度。因此，当我们将这些理论用于分析和规划区域发展实践时，一定要切合本国或本地区的国情或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