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学说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行其道。谁是创始者有两种说法。一说起自RagnarNurkse一九五三年出版的ProblemsofCapitalFormationinUnderdevelopedCountries；另一说起自我们的张培刚在哈佛大学获奖的博士论文，一九四九年以AgricultureandIndustrialization之名成书出版。今天回顾，从影响力的角度衡量，Nurkse之作远为优胜。这是不幸的，因为这影响带来数之不尽的怪诞不经的理论。如果当年经济学界以张培刚的论文作为经济发展学说的基础，我们的眼界和思维早就有了长进。于今尘埃落定，我认为还是张大哥胜了。二十年来中国的惊人发展，是成功的农业工业化。大哥的思想早发晚至。———张五常一、早年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1947年，作为东方第一人，张培刚教授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了美国哈佛大学1946年－1947年度最佳论文奖即大卫·威尔士奖。《农业与工业化》的主题是研究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与工业之间的调整问题，特别是着重研究农业的调整，以及农业对于这个特殊的经济转变阶段的种种变化的适应过程。但是，迨至张培刚教授开始研究这一问题时（1945年），世界上尚无一本著作，甚至一篇论文，用一种系统的方法，不管是理论的、历史的或统计的方法，来探讨农业与工业之间动态的及演进的关系，并讨论农业改进和工业发展之间动态的及演进的关系。因此，采用什么方法来研究农业与工业之间在工业化演进过程中的动态依存关系，就成为张培刚教授当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和方法论问题。为此，张培刚教授对当时存在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和区位理论分析方法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考察，通过若干改进和取舍，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方法论体系。从对整个问题的分析来看，张培刚教授首先在静态的假设条件下，分析了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然后分别不同时期和不同因素的变动，对影响工业化过程的若干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对这一动态演进过程中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变化的过程及条件进行了详细考察。在整个问题的分析中，张培刚教授的分析方法总是综合的、多维的，力求克服单一方法的缺陷和吸取各类方法的优点。他对整个问题的分析既是理论的，又是历史的，使其分析既具有理论的一般性，又不失实际应用的具体性；他的分析既有定性的，也有定量的，使其分析结论既能预见一般趋势，又不失应有的精确性；他在时间上分析了工业化的演进及工业和农业的相互调整，在空间上描述了多种经济活动的并存，比较了多种工业化模式。这种综合的、立体的、时空结合的分析方法，应成为我们研究复杂经济问题的楷模。农业与工业的联系或农业的贡献理论。张培刚教授在有关的静态假设条件下，论述了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是对农业贡献理论的第一次系统论述，比库兹涅茨关于农业贡献的论述要早15年。工业化理论。张培刚教授对工业化理论的贡献，集中反映在他关于工业化的定义、工业化的发动因素和限制因素的论述，以及关于工业化的类型的分析中。张培刚教授指出，“工业化”可以定义为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可能最先发生于某一个生产单位的生产函数，然后再以一种支配的形态，形成一种社会的生产函数而遍及于整个社会。基要的生产函数能引起并决定其他生产函数的变化，对于后者，我们可以称为被诱导的生产函数。总之，工业化的真义，并不是大工业代替小工业，甚至也不是机器居于支配地位，而是“驾驭自然来为人类服务”。不应该把实现工业化与发展农业对立起来，相反，农业发展本身就是工业化过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确立了工业化的概念之后，张培刚教授在综合前人关于工业化过程的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解释工业化过程的五项基本因素，包括：（1）人口（数量、组成及地理分布）；（2）资源或动力（种类、数量及地理分布）；（3）社会制度（人和物的生产要素所有权分配）；（4）生产技术（着重于发明的应用）；（5）企业家创新管理才能。其中，企业家创新管理才能和生产技术属于发动因素，人口和资源属于限制因素，社会制度则既可能是发动因素，又可能是限制因素。据此，除了社会制度一项以外，张培刚教授对各发动因素和限制因素依次进行了分析。张培刚教授从多角度对工业化的类型进行了分析，为工业化理论和战略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模式。他指出，完成工业化有不同的方式或类型，主要依我们所采用的分类原则如何而定。我们可以依据工业化由政府或个人先行发动，将工业化分为个人或私人发动的、政府发动的以及政府与私人共同发动的三种类型。张培刚主要分析了私人发动的工业化类型，指出，在这种演进的过程中，使工业化开始的主要发动力量，是企业创建精神和生产技术，并描述了这一演进过程中技术、组织和产业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从而为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框架。《农业与工业化》还分别探讨了工业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和工业化对于农业劳动，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影响。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能否妥善解决（产值结构和人口职业分布结构能否转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工业化的成败，因而至关重要。总之，《农业与工业化》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在具体理论结论上，都为当展经济学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其理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政策推论，经受了实践的考验，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二、对发展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1988年，他发表了《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刍议》的著名论文，首次提出了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设想。他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发展经济学所遇到的难题，摆脱发展经济学所处的困境，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发展经济学加以彻底改造和革新：其一是要扩大研究范围，把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进来。其二是要改进研究方法，加深分析程度，改变过去发展经济学那种单纯就经济论经济的做法。其三是要重视对照国外经济发展的经验，分析当今发展中国家走向工业化的环境条件差异。其四是要从发展中国家本国的国情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后来，张培刚教授又深入细致地论述了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基本思想，为发展经济学摆脱困境，以及为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思想提出之后，引起了全国经济学界、特别是中青年经济学者的强烈反响。在这种情况下，张培刚教授针对发展经济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结合发展中国家在战后的实践经验，尤其是发展中大国的发展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并于1992年出版了《新发展经济学》专著，作为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初步尝试，受到了国内经济学界的普遍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