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生态系统退化、自然灾害频发全球气候变化正在威胁人类整体生存；与此同时，金融海啸余波不断，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正在不断寻求经济复苏的新动力和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增长点；并且，为了继续维持对世界经济的主导权，发达国家也更倾向于尽快形成规制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国家持续强劲发展的新“游戏规则”于是，在多种原因交错推动下，“低碳经济”被迅速炮制并开始在全球推广。客观地讲，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仅就碳排放和全球气候变暖或“温室效应”之间的内在关联而论，则始终是一个颇有争议的科学问题。1896年，阿累利乌斯提出“化石燃料燃烧将会增加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从而导致全球气候变暖”这样一个科学假说。在这之后，一系列的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问题使人们开始越来越关注碳排放导致的“温室效应”或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但是，对此并没有形成共识。20世纪9O年代，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突出，为了提早预防和有效应对这一可能面向整个人类发展的环境风险，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关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遏制全球变暖的国际公约。在1997年《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公约》实施取得了重大突破，缔约方在日本京都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对减排温室气体的种类、主要发达国家的减排时间表和额度等做出了具体规定。但是《京都议定书》在其签署和批准过程中一直充满了争议，并且，作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的美国拒绝签字。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2007年前后，先后登场的英国政府的《气候变化的经济学：斯特恩报告》、美国副总统戈尔拍摄的《难以忽视的真相》以及由世界4000多位科学家共同完成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气候变化第四次评估报告，众口一词地肯定了碳排放与全球气候变暖的内在关联，提出“只有到2050年将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的2倍以内，才可能避免发生极端气候变化后果。”至此，碳排放和气候变化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科学假说，而开始上升为政治问题。对此，正如有的学者所评价的，“对于这样一个结论，各方面说法不同，政治家们说‘气候变化问题’已经得到了科学家们的证实，而科学家们又说科学的结论得到了政治家们的认同，就是这样，科学家们和政治家们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了高度的一致。为此，2007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关注这一问题的戈尔副总统和IPCC专家组。”①为了尊重“科学的结论”，更为了寻求自身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和新模式，一些发达国家开始陆续提出“低碳经济”的发展战略。早在2003年，英国政府发表了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该白皮书从英国对进口能源高度依赖和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国有义务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和实际需要出发，着眼于降低对化石能源依赖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出了英国将实现低碳经济作为英国能源战略的首要目标。”⑦

在这之后，英国政府于2006年1O月了《斯特恩报告》，对全球气候变暖的经济影响做了定量评估。《斯特恩报告》认为，气候变化的经济代价堪比一场世界大战的经济损失。应对这场挑战，目前技术上是可行的，在经济负担上也比较合理。行动越及时，花费越少。如果现在全球以每年投入1的GDP，即可避免将来每年5一20的GDP损失。《斯特恩报告》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从而为“低碳经济”的全球推广提供了有效的“科学”论证。2008年3月，英国又颁布实施了《气候变化法案》，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适应气候变化而建立具有法律约束性长期框架的国家。与此同时，英国还努力通过各种途径推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全球化。在英国之后，日本、澳大利亚等主要发达国家都先后制定了自己的“低碳经济”发展战略，特别是美国，在掌握了低碳的相关技术并且为了振兴疲软的经济，也改变了自己的态度，转而鼓吹和支持“低碳经济”，并且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呼吁”和“引导”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抛弃传统“高碳经济”模式，转向和接受“低碳经济”的新发展模式。

与此同时，联合国也利用各种途径，不断宣传和推广“低碳经济”。特别是2007年12月3目，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12月15日正式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在2009年前就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新安排举行谈判，由此制定了世人关注的“巴厘岛路线图”。“巴厘岛路线图”确定了今后加强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领域，其为2009年前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的关键议题确立了明确议程，其“具体议题包括：适应气候变化消极后果的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方法，广泛使用气候友好型技术的方法，以及应对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措施进行资助。确认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其核心就是进一步加强《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重点解决减缓、适应、技术、资金问题。同时，要求发达国家在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减排25-40。”④‘巴厘岛路线图”为全球进一步迈向“低碳经济”发挥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同时，它也标志着“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意味着“低碳经济”已经不仅仅是某些发达国家的发展战略，而且，被迅速上升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潮流和新规则。由此，在世界范围内，“低碳经济”浪潮汹涌，已成不可阻挡之势。

二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发展，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对此，最近相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新的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发展目标都不断展现和标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整体构想。并且，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始终强调要把自身发展与推动世界发展协调起来，愿意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主动承担更多国际义务，包括为了避免全球气候变化而承担减少“碳排放”的义务。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自觉接受并希望能尽快转向“低碳”发展模式。

但是，这并不等于中国要完全接受和实施西方发达国家所倡导和推销的所谓“低碳经济”模式。事实上，“低碳经济”的提出及其具体规则和实施时间表的安排自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掌控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是从对它们最有利的角度来考虑和设计的。换句话说，“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发达国家利用其发展优势，更利用其娴熟的媒体和舆论操控技术，在“后金融海啸”时代，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为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未来发展套上的“碳枷锁”。这对作为世界第二大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世界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的中国，其所带来的发展风险和挑战更巨。首先，中国当前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高碳气体排放的大量增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避免。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远未实现，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期，中国仍然需要以快速发展为主，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城市化等社会经济发展态势不可避免，这些，无疑都会对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提出巨大需求。从人类的整体利益和中国老百姓的长远利益看，中国必然要走上“低碳”的发展道路，但是，就现实情况来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一旦如西方发达国家所倡导的“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在碳排放量上受到超出自身承受能力的严格限定，则必将影响和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进而影响中国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整体持续提升，这不仅意味着中国现代化的经济阻力，更可能制造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风险。在“低碳经济”的大潮中，中国的未来发展还可能会面临“碳锁定”的威胁——“如果我们今天用比较高的碳技术或者低效技术去装备基础设施系统，也就是高排放的基础设施系统，那么它将会持续几十年，即未来中国几十年排放的状况不可避免地在最近几年内被锁定”④，而以后如果我们需要改变，则可回旋的空间将非常有限，甚至将造成经济和社会成本投入的巨大损失与浪费。另外，在“低碳经济”浪潮下，国际贸易格局和规则也可能发生变化，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努力取得的较为优势的国际贸易地位可能发生逆转。

一方面，在“低碳经济”背景下，发达国家可能减少对化石资源的需求，同时将部分能源密集型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投资饥渴症”，大都迫切需要外来资本，而对环境标准要求较低，如果“中国承接大量发达国家的重化工业，成为全球重化工产品的制造大国。这不可避免地加重中国的污染排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提高引进外资的低碳性与环境标准要求，会大大减少引进外资的数量与质量，从而影响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各发达国家为实现国内的减排目标采取的国内政策，如征税、补贴等，都将影响国际贸易规则，对中国经济出口造成不利影响。2009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的《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明确了所谓“碳关税”条款，这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而之前在欧盟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由于减排导致的竞争力考虑，也一度对类似的“碳关税”设想进行热议。如果征收碳关税的措施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被进一步合法化为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则“意味着可以根据产品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温室气体量对进口商品进行区别对待，从而使能耗和排放强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面临不利局面。发达国家由于在可再生能源和能效方面的优势地位，将进一步扩大在国际贸易中的利益。”而且，“除了碳关税这样对国际贸易的‘硬约束’之外，自愿性的碳标签也日益成为低碳经济时代的贸易规则。

随着低碳消费逐渐成为时尚，特别是在发达国家，消费者会根据碳标签提供的信息，考虑所消费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温室气体”⑥这些，都将使中国出口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必须尽快与“低碳”挂钩，其不疑不利于中国以后的出口贸易和经济的整体发展。其次，中国的能源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等的调整转型都尚在进行中，无法在短期内完全迅速地接纳和启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此时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和要求强行实施“低碳经济”，则恰恰可能激化中国现代化内在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难以预料的风险。从能源结构上看，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中国转向或应对“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长期制约性因素。“富煤、少气、缺油”的自然禀赋和资源条件，决定了中国的能源结构以煤为主。在传统经济形态中，以煤为主可能具有成本优势，成为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但在“低碳经济”中却变成了比较劣势。如何改变这一局面，一个基本的出路就是进行“低碳”的技术创新和技术变革。然而，正如有的学者所分析的那样⑦，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由“高碳”向“低碳”转变的最大制约，恰恰是整体科技水平落后，技术研发能力有限。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然而实际进展却与预期相去甚远。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存在距离，自己的研发能力有限，而发达国家又不积极行动转让先进技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得不依靠商业渠道引进技术，不得不接受西方知识产权转让的苛刻条件。

即便如此，由于中国作为一个与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存有差异的大国，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技术出口始终抱有敌意和警惕，这使得商业化的技术转让也会受到种种不确定因素的限制与阻碍。而依靠中国自己独立研发，则完全形成产业化和大规模发展尚需一定时间。这些无疑都制约着中国低碳技术水平的提高，使中国在“低碳经济”大潮面前面临着更多的冲击和问题。此外，虽经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调整，中国的产业结构仍不合理。目前，“我国一、二、三产业之间的比重仍然停留在1：5：4的状态，中国经济的主体是第二产业，决定了能源消费的主要部门是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比重偏高，低能耗的第三产业和服务业比重偏低，发展滞后。”③适应“低碳经济”发展要求，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不仅需要提高技术水平，而且需要发展观念和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整体转变与提升，这些在中国当下显然都不具备，而且短期内实现的难度也比较大。

而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区域间和不同社会阶层间经济发展与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与不平衡一直存在。由这些差异和不平衡也导致了对“低碳经济”在国内不同人群中认知、感受、支持或者接受的差异。“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渗入，将有可能使国内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加速向西部内陆地区转移“高碳”行业和产业，而西部的自然禀赋和发展水平也确实比较适合承接和发展“高碳”行业和产业，但是，长期来看，这可能恰恰意味着东部与中西部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从而影响中国区域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低碳经济”新的发展观念和发展价值的渗入，也使中国不同阶层的人群可能会产生进一步的分化，不仅在经济地位，而且在环境伦理、文化价值观上产生差异与对立，从而必然会在社会舆论和发展决策上对中国未来发展产生多维掣肘和各种难以预料和把控的影响。再次，“低碳经济”的兴起意味着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重新“洗牌”，增大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外部风险与压力。“低碳经济”的提出，不仅是一个技术和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突出的国际政治问题，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围绕发展权的重新博弈与角逐，是发达国家利用自身优势技术地位和先进发展水平，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关注人类整体命运为“噱头”，抢占道义和舆论制高点，操纵话题，设定规则，既打击限制新兴发展中国家，又为自己在“后金融海啸”时代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国际贸易优势的“全球共谋”。

同时，“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提出，也加速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问题上的内部分化。在2009年12月7日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77国集团的分裂公开化，源于发展中国家这顶帽子，已经掩盖不住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的利益分歧。而且，气候变化对各国的危险程度不一，首当其冲面临亡国的岛国如图瓦卢和马尔代夫，当然是热锅上的蚂蚁，深受冰川融化威胁的高山国家，如拉美的玻利维亚，则对排放大国日益怨愤。”⑦再加上美国等发达国家利用其娴熟的外交手腕和媒体操控技术，利用世界各地环保组织对“碳减排”的热切期望，而故意制造矛盾，升级冲突，这些，无疑都会为当前的碳排放大国同时也是新兴发展中国家代表的中国强加上更多的“碳枷锁”和超出其自身承受能力的“碳责任”，这既不利于中国大国形象的塑造，更不利于中国现代化的持续健康发展。

三

“生态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对‘环境’的关心。‘环境’听起来似乎是人类行动的外部情境，但生态问题之所以走向前台是因为‘环境’实际上已不再外在于人类社会生活，而是受到了人类生活的彻底渗透和重新整理。如果说人类曾经知道‘自然’是什么，那么现在则不然。‘自然’之物与‘生活’之物完全搅在一起，对此已不能再想当然。与受传统统治的生活的许多其他方面一样，在人类必须进行实践决策和道德决策之处，‘自然’便转化为行动之域。”⑩现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环境技术问题，而是更意味着人类对传统工业化发展理念和发展思维的整体反思，以及以此为中心而展开的全球范围内的新一轮发展博弈和竞争。在此背景下，应对“低碳经济”挑战，就不仅要求中国在未来发展中要切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⑩，以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同时，更要提升向“向世界说明中国”的能力和技巧，尽早整合自身的优势资源和理念，尽快向世界清晰准确地阐发我们的发展思路和目标，以抢占世界发展“话语权”的制高点，从而在国际舆论和道义上获得更广泛的支持与理解。今天，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模式”、“中国特色”、“中国道路”越来越引起世界的关注，与此同时，有关“中国责任”、“中国气度”、“中国形象”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特别是在全球气候变化这一关乎人类整体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上，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态度和走向，这更需要我们要及时有效地阐明自己的发展理念，向世界清晰地描绘出自己的发展蓝图和思路，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特别是要在世界舆论面前消除某些国家对我们的不实指责、“诋毁”和有意的“混淆视听”。具体而言，中国一贯提倡世界多样化、包容性的发展思维，在面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既强调要有全球整体的协同行动，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合理分配各国责任，也强调必须尊重各国实际，允许各国探索和开创适合自己的“低碳”发展模式。

为此，需要我们特别要在以下两个问题上尽快予以明确并尽早向世界做出有效说明和阐释：一是要对“低碳经济”的内涵给予准确界定，在对内对外宣传和解释上要坚持统一的尺度和口径。发达国家提出“低碳经济”概念，其本意是在经济发展中减少和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提高能效比，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核心指标是在经济发展中“降碳”和“去碳”。但是，“人类经济活动引起地球大气温室效应增强的问题症结是碳失衡，一方面大量消耗煤炭和石油等能源，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另一方面大量砍伐森林，毁坏植被，引起碳汇显著下降。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双管齐下，即从降耗减排和增加碳汇两个方向做出努力。后一个方面的作用不亚于前一个方面，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应当有所侧重。‘低碳’只反映了前一个方面，而未能反映后一个方面。虽然通过对低碳经济内涵的宽泛解释可以把后一个方面包括进来，但概念本身的构造方法毕竟是有缺陷的。”因此，中国在关注和强调“低碳”时，应特别注意不能只考虑减少碳排放，也应强调将增加碳吸收直接加到降低碳排放的计算中(这不是发达国家主张的碳汇交易，而是本国发展碳成本的重新计算)，这样才更符合中国目前“低碳”发展的客观现状。这是在舆论宣传中必须抓紧澄清的问题。此外，当前国内研究中还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即背离发达国家的原意而对“低碳经济”做任意扩大解释，认为“低碳经济”是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者认为其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绿色生态经济，甚至认为它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方式、能源利用方式和人类生活方式等。

在这里，首先我们必须明确，发达国家提出“低碳经济”是有其特定目的和意图的，而且，“低碳”本身只是针对大气变化的“温室效应”，不能解决甚至刻意忽视了人类发展面临的整体生态问题的其他环节和领域；其次，对“低碳经济”的扩大解释并没有超出我们已经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建设以及“循环经济”等概念、理路的范畴，反而有可能在舆论和公众视野中“替换”这些已有的成熟理念，从而遮蔽中国现代化发展中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自觉协调发展的基本特色。二是中国可以审时度势，加快升级生态文明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体发展战略。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在现代化发展战略中相继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建设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现结合的发展理路，特别是2007年党的十七大，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体系中明确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⑩这表明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重视生态环境问题，在发展思路和应对举措上不断成熟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的公报中，则更明确强调“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这已经明确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不是仅仅从“碳排放”的狭隘视角出发，而是更强调从有别于西方工业文明的新型现代化战略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全方位思维和视角出发来思考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在对待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中，不仅是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中去保护生态环境，当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冲突时予以合理适度解决，而是更要强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以自然生态环境的有效利用为重点去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战略和模式。具体而言，当今中国在“低碳经济”的冲击下应该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加快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中加速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整体战略和总体目标层次，形成以科学发展为基调，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总体战略和具体发展模式，以构建和谐社会为基本导向，涵有经济、政治、文化、公共社会生活、节能环保等在内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战略。以此，才能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所开创的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理路的新的现代文明的发展模式，彰显中国的大国形象和大国责任，从而更能获得世界舆论和公众的广泛支持与理解，降低中国现代化的风险，更好地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大发展大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