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子“启发式教学”的具体方法

1．双向交流孔子讲授仁义礼智，不是板着面孔正襟危坐地侃侃而谈，弟子循规蹈矩洗耳恭听，而是师生敞开心扉，双向交流，引导学生发问，启迪学生思考。所以遍观《论语》全书，大体记载的都是孔子及其弟子的对话。孔子鼓励学生发问，很多问题的解答都是出于学生的发问。《论语•颜渊》篇记载：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在这段对话中，弟子子张向孔子请教“士要怎么做才能称得上达”，孔子并没有立刻进行解答，而是反问子张对于“达”的理解，让子张先经过一番思考，孔子从中了解到弟子认识上的偏差，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纠正，引导弟子思考“达”的真谛。而如果是古怪刁钻的提问，孔子也来者不拒。孔子有个弟子名叫子贡，言语功夫非常了得，时常爱问一些刁钻的问题。有一次，他向孔子询问为政之道（《论语•颜渊》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不满足，又问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还不死心，继续问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试想，如果没有子贡这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二人的讨论又怎会如此深入？除了鼓励弟子发问，孔子也乐于与弟子聊天，在平等的沟通中给弟子以循循善诱的引导。《论语》中曾两次记载孔子与弟子关于志向问题的讨论。在这两次讨论中，孔子就像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友人，倾听着弟子们的志向与抱负，引导他们挖掘内心所求，树立美好志向。一句经典的“吾与点也”（《论语•先进》），更是引起了师生思想间的共鸣。通过平等讨论，既帮助孔子了解了弟子，也帮助弟子了解了孔子，促进了师生关系的亲密融洽。孔子与弟子间的双向交流，有时甚至还会采用辩论的方式。在《论语•宪问》中，孔子就与子路、子贡对“管仲是否具有仁德”这一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试想，如果孔子没有给弟子发表观点的机会，而是直接给出他对于管仲的评价，很可能他就不能了解弟子内心对于仁的看法存在哪些偏差，不能有针对性的进行指正。正是因为孔子给予了弟子发表观点的机会，使得课堂上不再只是师傅一家之言，而是你来我往的辩论互动，使教师能更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指导，引导学生通过对比两种观点找到更合理的答案。

2．“叩竭法”《论语•子罕》中对“叩竭法”有明确的记载：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四书章句集注》中解释“叩，发动也”，“两端，犹言两头”［。凡事必有两端，譬如终始本末上下正反。孔子就鄙夫所疑之事的始末、正反等两端去叩问推敲，直到问到穷竭处，这正是《中庸》所说的“执其两端，用中于民”———执两用中的意思。这种“叩竭法”，实际上颇类似于今日之辩证法。辩证法讲矛盾，矛盾双方对应而生，彼此之间没有绝对的对立，而是相依相存、相互转化。通过辩证矛盾着的两端的对比，受教之人必能从中得到启发，在两端的对比中找到正解。孔子正是用这样的方式，启迪受教者辩证地思考问题。《论语•先进》篇中记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子贡让孔子评价子张（师）和子夏（商）谁更贤，孔子认为“子张才高意广，所失常在于过之”，而“子夏笃信谨守，所失常在于不及”。子贡听了这个评价，进一步认为子张的“过”比起子夏的“不及”要好些，但孔子却教导他过犹不及，惟有达到中道才为最佳。在这个例子中，孔子正是在“过”与“不及”两端之间启发子贡去寻求德性的中道。

3．因材施教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法更令人称道的，是他所坚持的因材施教精神。孔子的弟子“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他们的家庭背景、身份、物质条件、才性气质等大有不同，但不少弟子都在不同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弟子们之所以能有不同的成就，与孔子坚持因材施教的理念是分不开的。正是出于对弟子的深入了解，孔子才能就弟子本身的缺陷入手，对不同的弟子进行不同的引导教育，让他们朝着不同的修养方向发展。坚持因材施教，孔子的启发式教育已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大众化的启发引导，而是体现了教育中以人为本的精神，使得孔子的启发式教育带上了个性化教育的色彩。因材施教的精神在孔子的教学过程中随处可见，《论语•先进》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型的事例。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同样是问“闻斯行诸”，可是孔子对子路和冉有的回答却恰恰相反，原因何在？我们且看孔子自己的答案：“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求，即为冉有，冉有这个人，平日做事谨慎畏缩，所以孔子鼓励冉有“闻斯行之”，听到了就去做。由，就是子路，子路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好勇刚强鲁莽，行动果决，只要听到了，就一定要去做。为此，孔子曾评价“由也喭”，并认为子路这种性格最后会害了他，“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论语•先进》）。果不其然，子路最后就死于卫国之乱，可见孔子对其弟子的了解多么透彻。因此，为了规劝子路，孔子让他行动之前应参考父兄的意见，不要鲁莽行事。这正是针对弟子的不同弱点实施了因材施教的引导，防止学生在品性修养上出现“过”或“不及”的毛病。又譬如，“仁”是孔子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有很多弟子相继问起“仁”的涵义，但奇怪的是孔子每次的回答都不一样，也没有一次很明确地为“仁”下过定义。究其原因，就在于“仁”是诸德圆融的最高境界，有很多具体的表现，而每个人的才性气质不同，成就仁德的路径也不一样。所以孔子只是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很具体地从各种角度去启发弟子思考自身存在的道德缺陷，从不同方向完成自我的道德修为。如果孔子对于每个人的教导都毫无区别，那么就不能针对每个人的长短加以引导，道德教育的效果也不会发挥到极致。

二、启发式教学法在“基础”课教学中的运用

1．启发式教学法在“基础”课教学中运用的必要性“基础”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与法律知识教育的重要课程。就思想道德教育这部分内容来说，道德观、价值观等并不像数学、物理等科学性知识那样只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不是对就是错。在思想道德领域，只要把握住主流取向，那么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更多的是程度上的差别。因此，启发式教学法在“基础”课教学中的运用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门课不是要教师简单地判断对错，给出惟一答案，而是要在与学生的双向交流、讨论争辩中发现学生在道德修养上的弱点，然后加以引导和规劝。如果不运用启发式教学法，不给学生说话的机会，只搞一言堂，教师就无法了解学生的思想道德状况，自然无法让道德教育落到实处。此外，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大学生突出的个性特点之一就在于自我意识非常强烈。大学生强烈关心自身发展，具有较高的自我评价能力，并且非常相信自己，笃定自己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就是正确的，讨厌被灌输。可是，由于大学生正值青年时期，不够理性，容易冲动，再加上自身社会阅历还不够，容易被一些不良价值观所腐蚀而不自知。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教师，如果不给学生思考、发言的机会，只是让学生被动接受课本或自己的观点，那么学生就有可能不服教师所说。只有给予学生思考、发言的机会，然后再针对其弱点因材施教地加以启发引导，才能够让学生感受到不同价值观的优劣，从而接受教师的教育。由此可见，启发式教学对于“基础”课来说意义重大。

2．启发式教学法在“基础”课教学中的具体运用把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法运用到“基础”课教学中，可以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问题导入。教材上的内容，主要是知识点的陈述，要想在教学中启发学生思考，可以采取问题导入的形式，把平铺直叙的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师的教学体系，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让学生进入“愤”和“悱”的状态。例如在“学习道德理论注重道德实践”一章中，有一个关于道德起源的知识点。笔者在讲述这个内容时，就采取了问题导入法，设置如下几个问题“道德是上帝赋予的吗”“道德是人天生就有的吗”“人的道德跟动物的本能情感反应是一样的吗”，让学生在思考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得出“生产实践劳动才是道德起源最重要的条件”这一结论。这样的教学效果，就比直接说出答案要好得多。第二，随时发问。孔子重视与学生的讨论交流，鼓励学生发问，在“基础”课教学中若也能允许学生随时发问，这有助于学生勤于思考，对于及时抓住学生的思维、了解学生的课堂反应也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三，课堂辩论。孔子的“叩竭法”强调就问题的两端进行研究，最终得出最合适的答案。这种方法在“基础”课教学中也可以广泛运用，通过在课堂上进行课堂辩论，启发学生在激烈辩论中理解彼此观点的利弊，找到正确的结合点。例如，在讲授“法律和道德的作用”这一知识点时，就可以设置“维护社会秩序主要依靠法律／道德”这样的辩题，让学生通过辩论体会到法律和道德的作用各有优劣，认识到最恰当的约束自身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方式还是要做到二者结合。第四，主题发言。按照教学内容，让学生去搜寻相关案例，并对案例加以评析，最后在班上进行主题发言。这项实践活动既可锻炼学生的道德评价能力，又可帮助教师了解学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为因材施教做好准备。同时，师生共享案例资源，实现教学相长。第五，小组研究性学习。为每个学习小组布置一个研究主题，如“大一新生对大学生活的期望值与幸福指数研究”“大学生信仰缺失状况调查”“当代大学生的恋爱观”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启发其对社会道德现象进行独立思考与探究，引导学生自己去树立起科学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法，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对于道德教育工作都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值得广大“基础”课教师和道德教育工作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如能把启发式教学所提倡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精神落到实处，一定能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出突出贡献。

作者：廖丹琪单位：广西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