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成本论文范文第1篇

（一）一战前美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孕育与雏形

自殖民地时期建立学院直至一战之前，美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一直处于混乱无序状态。受“政教分离”原则和新教慈善捐赠思想影响，国家与社会分离发展。在早期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中，政府责任严重缺失，私人主导了学院的资金来源，导致学院的收入不稳定、来源复杂。这种混乱无序，孕育了美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雏形。1862年美国颁布《莫里尔法案》，联邦政府开始通过赠地形式首次介入高等教育财政事务。之后又陆续颁布了一系列职业教育资助法案，通过工农业技术教育资助，分担了一部分教育成本。这便形成了早期美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雏形。从统计数据来看，直至1909—1910年度，美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的私人主导性仍然非常明显（约占分担份额的65％）［2］95。从分担渠道来看，家庭、社会、学院等非政府渠道都履行了各自的分担责任。但政府分担程度依旧很低，特别是联邦政府方面，直到20世纪初期的统计公报都无法提供具体的成本分担数据［2］95。政府（特别是联邦政府）成本分担乏力，加之立法的不健全，造成了这一时期美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系统表现为“孕育雏形”状态，分担机制和分担内容亟需完善。

（二）一战—二战期间美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基本定型

一战的爆发刺激了政府加强成本分担的责任，彻底改变了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大萧条与二战的爆发使得凯恩思国家干预主义和罗斯福新政主导了这一时期美国公共政策的制定。联邦政府教育成本分担责任的加强，弥补了早期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渠道的缺失与不足。二战中通过军事人员培训资助和军事科学研究资助，联邦政府大规模承担了高等教育成本，改变了早期教育成本分担体系的单一、不完整结构。从成本分担结构来看，二战结束时，美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体系已经基本定形，各种分担渠道已经陆续登上历史舞台，特别是政府分担份额已经明显提升（约占40％），扭转了战前私人分担占主导地位的局面。由于政府分担责任的递补和加强，加之相关财政立法陆续出台，成本分担生态趋于良好，一个构成要素完备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体系基本定型。

（三）二战后—20世纪6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拓展与行政加强

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末期，受冷战、第三次科技革命、人力资本理论，以及“伟大社会”运动等一系列复杂社会背景的影响，联邦政府分担责任持续增强，分担项目进一步丰富与拓展。由于政府，特别是联邦政府的强大财政支持和立法规范，分担了更多的高等教育成本（表2），这一时期的美国大学被史学家称为“联邦拨款大学”。表2的数据显示，战后二十余年间，政府分担份额有所增强，分担结构趋于合理。巨额政府科研拨款涌入大学，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国防教育法案》和《高等教育法案》进一步完善了美国大学生资助体系，推进了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这一时期成为美国大学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4］。但不可否认，巨额政府资金的注入和大量立法的保障，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和干扰了大学传统精神。教育成本分担生态由于政府（特别是联邦政府）的一支独大，形成了畸形发展的事实形态。

（四）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修正与调整

联邦政府成本分担份额的凸显与霸权，随着1968年美国大学“黄金时代”的结束而告终。1968—1978年，被描绘成美国大学“调整”的时代［5］。受越战和新经济危机的影响，美国深陷财政危机。大学校园运动和反战活动加深了政府与大学的矛盾。公共选择理论和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强烈批判了政府干预的弊端，提倡发挥市场的选择功能。这些社会因素都影响了美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形态。随着里根紧缩教育财政支出政策和教育成本分担理论的提出，联邦政府的分担责任分别向州政府和市场进行了行政纵向分解和社会横向分解。分权化改革成为这一时期美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主要特征。经过分权改革后，州、企业、家庭的成本分担份额提升，联邦政府的分担比重下降。表3的数据经过统计学处理后显示，联邦政府的分担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仅占13％左右），州和市场分担力量崛起。学杂费、州政府资助和大学获得的捐赠与销售收入等构成了教育成本分担的主要形式。大学依赖学费弥补财政困顿，成为这一时期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主要特征。教育成本分担的权力分解，突出了市场力量在高等教育财政系统中的影响。公立大学私营化，营利性大学的迅速发展成为了这一时期的普遍现象。在市场利益面前，大学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坚忍，而是扮演了企业资金的附庸，市场化资金对大学传统精神造成了严重干扰。教育成本分担系统刚刚经历了行政的强制干预，又遭遇了市场的侵蚀。教育成本分担生态仍然需要调整。

（五）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合作与超越

20世纪80年代末，连续的经济低迷，让美国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捉襟见肘。克林顿上台后，执行了较为折中的“第三条道路”，美国出现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增长期，这便使政府提高公共支出成为可能。新公共管理理论指导了这一时期美国的公共财政政策。这一理论超越了传统的行政强制干预、机械规范和市场过度放任，强调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共同管理公共事务。受此影响，美国联邦政府成本分担责任逐渐升温，平衡了曾经过度的市场力量。在构建合作超越形态的教育成本分担过程中，政府不但鼓励市场力量广泛参与，还在政府分担项目中引入市场规则，形成了政府与市场的合作机制，创建出一个更加完善的生态化的成本分担系统。在这一生态型的分担系统中，政府继续通过立法规范市场行为。比如，80年代初期颁布的《贝杜法案》（Bayh－DoleAct），授权大学负责技术转让。到了90年代以后，这一法案为大学创造了大量的专利收入。该法案制定了一种被称为“间接产业”的政策，促使联邦政府通过大学间接地影响公司企业，从而建立起了“政府—大学—企业”模式下的成本分担机制。在学生资助领域，政府与市场紧密合作，向大学生提供更广泛的成本补偿：通过《高等教育法》修订案，形成了国家贷款与商业贷款共存的竞争机制；通过国家服务计划，以服务代替还款，解决学生贷款拖欠问题；通过税收调节机制，建立为学生筹集终身学习费用的税收贷款项目等。政府的这些行为，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政府与市场合作分担教育成本的稳固模式，超越了传统的政府强制干预型、市场过度放纵型的非生态分担形态。因此，这一时期成为美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生态型合作超越时期。

二、美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启示

从高等教育健康存在和运行的客观要求角度看，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还存在诸多问题，可完整集中地概括为“财政资金管理体制不规范、教育成本分担结构不完备、财政资源配置机制职能不明确、财政法律法规不健全”等。透视美国的历史经验，为我们国家实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提供了批判性的、有价值借鉴。政府和全社会应不断完善成本分担模式，合理配置财政资源，健全成本分担法律法规，努力创建和优化生态型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体系，推进和实现由生态财政主导和保障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

（一）优化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结构

美国经过历史的演进与调整，联邦政府最终确立以科研拨款和大学生资助两种方式为主的高等教育财政资助体系，通过这一体系向高等教育实施成本分担。这一资助体系不但保障了高等教育良性发展，也满足了国家发展目标需要，从而促进了高等教育财政的生态性公平与效率。以美国经验为启示，我们国家也应逐渐建立起以科研拨款和大学生资助为主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体系。在大学科研拨款方面，政府应该在国家层面建立科研拨款统一协调管理机制，保证各部门的科研费用有效使用，避免重复浪费。另外，政府应增加对基础性研究的经费投入，并且不断加大对非竞争性科研经费投入，保证基础研究在整个国家科研体系中的合理地位。在大学生资助领域，政府应主动承担分担责任，优化高等教育资助结构，摆正助学贷款与助学金的关系。政府应鼓励社会力量助学，鼓励各种社会和民间资金流向高等教育资助领域。高校应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充分利用企业丰富的资源为教育资助体系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和有效的方向引导。另外，政府还应倡导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建立健全个人信用管理体系，从而有效防范失信行为的发生。银行和高校要加强对贷款学生的追缴力度，同时也要加强对拖欠者的惩罚力度，从而有效降低国家担保学生贷款的拖欠率。

（二）完善教育成本分担模式

尽管世界各国在教育成本分担体制上都不尽相同，但实际上在初等教育办学体制和财政体制方面的差异并不大，导致彼此差异的主要方面是在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担模式和发展路径上。根据国际经验，依赖非公共资金的教育发展模式最终将会导致整体民众的私人教育支出增加，此类政策对社会弱势群体影响非常大。因此，我国必须进一步明确中央财政对高等教育主导的原则，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教育成本分担制度。在保障高等教育公共财政对成本分担的优先权前提下，应逐步实施更加重视产出和结果的科学分担机制。有研究指出，我们国家应该首先在加大财政分担的前提下，建立和健全逐年提高生均财政性经费拨款标准的制度，逐步实施更加重视产出和结果因素的规范化的拨款机制［6］。该设想按照高等学校的三大社会功能，把财政拨款（分担）体系划分为教学经费、科研经费和社会服务激励经费三部分，再把每一类功能的经费细分为基本保障经费、绩效经费和专项经费三类。其中在实施基本保障经费制度方面，将根据专业分类，更加综合和全面地考虑教育成本、办学层次、教学质量、国家战略需要和历史因素等；绩效经费制度旨在从微观层面有效执行公共政策的目标，提高学校对教育教学产出的重视；而专项经费则是学校通过竞争和评议方式获得的特殊性资助。同时，按照大学的基本分类进行分类支持，对于研究型大学，主要加大科研投入，而对应用型高校的财政支持则主要针对其教学功能。

（三）明确政府与市场机制的职能分工

在完备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过程中，政府应主要运用行政手段加强宏观调控，积极培育成熟的教育财政市场。成熟的教育财政市场需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是要打破公共教育服务的政府垄断，建立教育服务的“生产者市场”，鼓励多元竞争者提供教育服务，打破政府单方提供教育服务的长期垄断，形成教育类型和风格多样化的局面。二是赋予学生和家长选择学校的权力，确立教育受众的“消费者主权”。解决这两个基本问题需要打破高校内外的各种分割关系，比如央属和地方属院校的区分、本科和专科的区分、各类办学体制的区分。在高等教育财政资源配置过程中，政府要在立法、税收等方面提供政策保障，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捐资助学的税收优惠政策，通过税前抵扣或税收减免，鼓励社会各界踊跃捐资办学。同时高校也要制定相应的配套措施，维护捐赠者的合理权益，使社会捐资成为高等教育分担的一项重要、稳定的来源渠道。对设立高等教育银行、发行高等教育债券和的可行性进行分析论证，以开辟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新的来源。政府要逐渐放权给市场，让价格与竞争机制充分发挥其选择功效。特别是在学费标准定价方面，充分引入市场因素。在合理核算教育成本，确定适度的补偿率基础上，实现收费标准差异化，按不同学校的性质、声誉、学科专业、校址等差异，区别收费。根据学生的培养成本和未来收益，要体现收费的差别。

（四）健全教育成本分担法律法规

目前我们国家已经具备了实施专门教育成本分担立法的可能性。学者们认为，教育成本分担与教育财政立法内容的基本框架应涵盖立法依据、教育财政投入的来源、教育财政投入的分配和使用原则、教育财政投入的管理与审计、教育财政投入的执法和监督机制、违反教育财政投入法的法律责任等方面内容［7］。这些理论构想为国家加强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立法提供了经验借鉴。如果说政府出台专门成本分担立法的困难较大，尚需时日的话，国家可以先行考虑在专项立法，或者辅助立法方面多做完善性工作。比如有关鼓励社会捐赠的法制完善方面。此外，我们还应建立有效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监督制度，不仅要有官方的监督，更要有地方性监督组织或各类民间监督机构的存在。使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法规的执行和高等教育财政资源的使用受到各方面的监督，这样对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将会有重要的保障作用。

三、结语

教育成本论文范文第2篇

1.1人本管理模式人本管理模式的生成和发展包括前期和后期两方面。前期的人本管理模式主要是人际交往关系的管理，产生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成长于五六十年代，主要是人力资源的管理。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主要在普通高校成人教育管理中体现人本管理，从普通高校成人教育学生的特点出发，重视学生的个人品格、创新能力、专业学识，人格健全和自身素质的发展，以满足学生在学习上的要求，首先体现在人本管理的思维模式上，着重强调把学生作为普通高校成人教育中的教学目标，以学生为中心目标，把学生作为主要代表。普通高校成人教育管理中的应用中的人本管理，侧重发展学生的综合素质。最后，体现在人本管理的价值观上，即重视普通高校成人教育学生个性和共性之间的关系、院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差异等各方面因素。人本管理在普通高校成人教育管理中的应用，主要是保持以学生为中心目标，可以组成整体的、具备凝聚力的成人教育气氛，还要重视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学生价值的满足。普通高校成人教育管理过程中要善于激励学生在学习上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以满足学生的学习要求。

1.2普通高校成人教育学生的学习特征首先，普通高校成人教育的学生有强烈的求学意识，可是由于大多数的成人教育学生都是就业工作者，而且大多数是基层的工作人员，大多数在工作中有许多的困惑，很多感觉到自已本身的知识不充足，就会形成强烈的求学意识。其次，普通高校成人教育的学生社会实践经验都十分丰富的，可是文化理论知识匮乏，这些学生来自各个行业，很难保证上课的时间，而且大多数成人教育学生已经成婚，为生活所困，很少有时间去学习新知识，学习压力也是非常大的。最后，普通高校成人教育的学生的思考能力虽然比普通的学生强，相反他们记忆力却较差，尽管他们具备很强的分析能力与思考能力，但是由于年龄大多偏大，记忆力又比普通的学生差，学到的知识内容也会很快忘记。

2人本管理在普通高校成人教育管理应用中所存在的问题

2.1不注重人本管理一些普通高校不注重人本管理，现实教育工作中还是注重经济效益而不重视社会效益。一些普通高校忽视了教学质量，大多数的高校都是只注重普通的高校学生而忽略了成人教育学生，对成人教育投放的教育资源非常少，只是简单地敷衍日常的教育教学。

2.2成人教学模式单一化大部分担任成人教育工作的教职工，多数是普通的专业教师，他们没有多余的时间与精力去深入琢磨成人教育的规律和特征，而且也不会创新地参加成人教育的教学工作，大部分都是以照本宣科的方式来进行教学活动，从而忽略了普通高等成人教育的特征和个性。成人教学模式单一化，会伤害到学生在学习上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对他们的学习要求很难满足，使得教学模式倾向于僵化。

3人本管理在普通高校成人教育管理中的应用策略

3.1设立以学生为教育中心的管理体系在我国教育体系中，以学历为主的教育方式已经成为普通高校成人教育的一种新模式，让学生最后能取得学历是高校成人教育学生和学校的最终目标，在某些程度上成人教育模式已经远离了教育自身的宗旨。因而人本管理在普通高校成人教育管理的应用中应当设立以学生为教育中心的管理体系，进一步使教育管理体系在教学中不断创新。不管是哪一门学科的教学模式，它的教学模式仍然以教学为主要核心，教学方式的变革对普通高校成人教育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教学管理体系创新的重要课程应当确立以学生为教育中心的教学模式。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中的传统教育定义“教育是有组织和接连不断地传授知识的工作”修正为“教育被认为是造就学习有组织的和接连不断的交流活动”。依据这个定义，教职工作为学习活动中的咨询者、引导者和交流者逐步替代传统的知识传授者、教学组织工作者和领导者。这个角色的转化体现了人本管理在普通高校成人教育管理中的应用的变化。

3.2灵活设立专业课程和招生体系满足考试要求是普通高校成人教育工作的基本准则，延伸学生的学习周期，并学习国外的“进去容易，出来难”的教学模式，给予想要寻求深层面学习的学生鼓励。此外依据社会市场的就业要求来灵活设立专业课程，在各方面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对那些求学欲望较强的青少年，成人管理部门以及相关的教育部门要恰当地放宽学习制度，改变教育政策和模式。比如招生的规范化、科学化、标准化以及废除年龄的限制。通过灵活变换普通高校成人教育来促使高校成人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保障成人学生的最基本的权利；经过普通高校成人教育管理体系的改善使得教育模式更具开放性与综合性，让学生有充足的时间随意选择适合自已的成人教育模式。灵活设立专业课程和招生体系，可以增加普通高校成人教育学生的学习活力和动力。

3.3增强学生自我学习能力的管理普通高校成人教育学校要生成以学生为教育中心的管理体系，营造师生之间的平等、共同发展和完善的教育氛围，加强学生必要的知情权、决定权以及参与权。在教学活动过程中设立以学生为教育中心管理体系和注重个性化的教育模式，以此扩展教育模式和学习的范围，促进老师与学生之间的民主化，进一步促使师生之间相互学习、自由探讨、平等对话、共同进步。这样一来就可以让学生与教师之间共同构建与完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管理体系。根据国家和学院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不管是哪一类教育管理模式，都应当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学生的个人品格、创新能力、专业学识，人格健全和自身素质的发展，尤其要加强创造能力以及创新意识方面的培育，将学生培育成复合应用型的人才。

3.4推进普通高校成人教育课程的改革根据相关的普通高校成人教育调查中发现，造成学生上课出勤率降低的根本成因是传统的教育题材和课程模式。促进普通高校成人教育变革是学习者以及学习化社会需求的重要准则。首先，普通高校成人教育的变革要以全力培育整体发展的终身学习者为目的。普通高校成人教育课程不需要再继续遵循以知识和能力为本位的陈旧思想模式，要重新建设学生个人品格、创新能力、专业学识。其次，普通高校的成人教育课堂变革的内容应当重视教学方式的综合性和开放性。普通高校成人教育的知识内容应该与社会相适应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因素的变化相结合，加强教学科目知识的现代化气息，不断扩大学生在学习上的范畴和视野，并培育学生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创新能力和随机应变的能力。普通高校成人教育的教学内容的取舍撇开社会生活经验以及专业知识外，还要让成人学生和普通大学生的不同的生活经验与学习相结合，以建设学习方式为基础模式，提升成人学生的学习兴趣。为了能够随时随地满足成人学生在学习上的要求，要求普通高校成人教育活动要进一步网络化、立体化，具备持续性和开放性的教学特点。促进普通高校成人教育成为一个能够接受所有人的并且具有弹性的、可以自由进入的学习系统。为了使普通高校成人教育迈向更高的阶梯，需要教育工作者和学生付出不懈的努力。普通高校成人教育目前还存在各种各样的不足，因此作为普通高校成人教育的创建者，首先要对这些不足加以关注，不要一味地重视创收，而不尽力提升教学质量，这样只会使学生在教学活动中所学到的知识缺乏实用性。同样也要号召国家对这些不足加以关注，监督每个地区的普通成人高校进行教育变革，普通高校成人教育不但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复合应用型的人才，更重要的是培育学生的就业技能和思维能力。

4结束语

教育成本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成本核算；现状；对策

随着中国职业教育的迅速发展以及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全面实行，核算高职院校教育成本既是满足社会和学生对教育成本知情权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高职院校提升自身办学效益和实力的客观需要。然而，由于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把高等学校(包括高等职业院校)归属于非营利的事业单位，目前高职院校在进行成本核算中还存在诸多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障碍，还没有形成一套科学的成本核算体系，高职院校很有必要借鉴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原理和方法，在与高校现行会计制度相协调的基础上，建立适合高职教育的教育成本核算体系。

一、高职院校成本核算的现状

1．现行高职院校会计制度的核算基础不科学，影响高职院校成本核算的真实性。按照中国现行高校会计制度规定，“高等学校会计核算一般采用收付实现制，经营性收支业务的核算采用权责发生制”，但是，现行的收付实现制基础给高职院校教育成本核算造成了很大障碍。高职院校要实行教育成本核算首先必须解决教育成本的确认和计量问题，成本是对象化了的费用，也就是说成本必须是和一定的对象相联系的。高职院校必须将为提供教育服务而发生的耗费，根据配比原则，按照一定的程序归集和分配到相应的对象之后才能形成高职院校教育成本。根据成本核算的配比原则和费用发生的时间来看，要核算教育成本就必然涉及的费用的预提和待摊问题。而收付实现制是以款项的实际收付为标准来处理经济业务，确定本期收入和费用的，反映的是高职院校现实的收支情况，不存在费用预提或待摊的慨念，这样势必会影响教育成本信息核算的准确性。因此，现行高职院校会计制度的核算基础问题是高职院校要进行教育成本核算必须重点解决的问题。

2．高职院校定资产的折旧方法不合理，影响高职院校会计核算的完整性。按照现行高校会计制度规定，高校当年购置的固定资产直接计入当年的设备购置支出，在使用的收益年限内不计提折旧，因此，高职院校现有的会计数据中都无法反映固定资产新旧程度和已耗损价值。在办学过程中，房屋、建筑物、图书、教学仪器设备等固定资产购置支出在高职院校经费支出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是高职院校为改善办学条件，提高办学水平进行的重要投入，与学校的教学活动密切相关，因此，高职院校固定资产的损耗成本应是高职院校教育成本的一项重要内容。现行高职院校会计制度不反映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逐渐损耗的价值，这样得出的教育成本信息就不完整。

3．现行高职院校会计科目的设置单一，弱化了高职院校会计核算的目标，不利于实行成本核算。现行的高职院校会计制度中会计科目体系的设置，主要考虑的是政府部门预算管理的需要，重点反映学校教育经费的收支情况，没有考虑到高职院校进行成本核算的需要。如现行高职院校会计制度对于高职院校支出是按支出性质分类而不是按支出功能分类，主要有以下两种分类：第一，按照支出用途将事业支出分为教学支出、科研支出、业务辅助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后勤支出、学生事物支出、离退休人员保障支出和其他支出等八类支出，反映了一定分类核算意识但比较粗糙，难以满足教育成本核算的需要；第二种是按照支出内容分为基本工资、补助工资、其他工资、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障费、助学金、公务费、业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其他费用和业务招待费等，这给高职院校实行教育成本核算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高职院校如果要进行教育成本核算，就必须按支出功能对现有支出数据进行归类和重组。中国理论工作者曾对此做过两种尝试：一是根据支出原始凭证，按功能分类重新核算成本；二是利用会计科目细目数据按功能进行大致归类来核算教育成本，但均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第一种方法的缺陷在于工作量过大，很难推广；第二种方法缺点在于比较粗略，难以提供准确的教育成本信息，所以，高职院校如果要进行教育成本核算就必须对现有的会计科目体系进行改革。

4．高职院校经费使用效益考核评价的片面性，软化了高职院校教育成本核算体制。长期以来，由于认识上的片面性，对高职院校投资只注重其消费性，忽视其投资性，导致对高职院校经费使用效益考核评价的片面性，往往只侧重评价经费使用后体现出的事业效果和社会效益，而对社会效益考核评价又缺乏科学的定量指标体系，结果造成高职院校经费运行中投入产出相脱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脱节。由于缺乏对高职院校教育成本方面的考核评价，国家、主管部门以及学校自身对会计信息的需求仅仅停留在财务信息方面，而缺乏对衡量高职院校综合办学水平和办学效益的高职院校教育成本指标的需求拉动，导致高职院校现行的会计核算体系中高职院校教育成本核算机制的软化。

二、构建高职院校教育成本核算体系的途径与对策

高职院校会计环境的诸多变化，已使现行高职院校会计制度已难以适应高职院校发展的需要，其制度性缺陷和缺失成为成本核算无法回避的问题。要想走出困境，科学实施高职院校会计成本核算，必须借鉴企业会计的成熟做法，弥补和完善高职院校会计制度，进而针对高职院校会计成本的特点，构建高职院校教育成本核算体系，从而为各方利益相关者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推动高等职业教育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1．确定高职院校教育的本核算的对象和会计期间。由于高职院校不招本科生和研究生，不存在不同层次间学生数的转换，因此可以认为，高职教育成本核算的对象就是按专业分类的全日制高职生。成本核算周期应以一学年为一个计算期，起止时间从公历9月1日至次年的8月31日。

2．明确高职院校教育成本核算原则。高职教育成本核算主要应遵循：(1)权责发生制原则，指确认本期的收入和费用是以其归属期为标准。即根据收入和费用之间的权责关系确定。(2)配比原则，指成本费用与其相关的收益相配合．即将某一会计期内的费用成本或归集于某些对象上的费用成本与有关的收人或产出相配合、相比较。(3)划分收益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原则。指将与当期收益相关的支出计入当期的损益，将与当期以及以后多个期间的收益相关的支出计人资产的价值。超级秘书网

3．设置高职院校教育成本核算的具体项目。为满足高校教育成本核算和控制的需要，根据高校教育活动的特点和高校教育成本的内涵，可将教育成本项目设置为：人员工资、公务费、业务费、助学金、折旧费、间接教育成本等六项，各个成本项目归集的费用内容如下：

人员工资，这是教育成本项目中最主要的项目，此处的工资是广义的工资，是指高校支付给教师以及为教学服务的教辅、行政等部门的职工的薪金报酬、职工福利及社会保障支出。主要包括高校发放给教职工的工资、津贴、奖金，计提的职工福利赞、工会费以及学校为教职工负担的公费医疗、养老金、失业金、住房公积金等内容，但不包括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金和补助支出以及高校后勤社会化剥离出来的人员的薪酬支出。

公务费，指高校用于教学和管理方面的日常公务活动支出，包括办公费、邮电费、水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租赁费、招待费、维修费等。业务费，指高校为完成教学业务活动所发生的费用和购置教学耗用品的开支，包括教学差旅费、资料印刷费、生产实习费、军训费、招生费、教学(实验)材料费、资料讲义费等。

助学金，指高校按照规定给在校学生发放的各类奖学金、助学金、贷学金、勤工助学酬金、困难补助、学生公费医疗、生活补助等学生事务的支出。折旧费，是高校教学所用的固定资产耗费的价值，是教育成本的重要内容。

按照现行的会计制度，学校的固定资产不计提折旧，现有的账簿记录不能反映固定资产的新旧程度及已经损耗的价值。为了进行教育成本核算，需要对现有的固定资产进行评估，确定各项固定资产的剩余使用寿命或折旧年限，按期计提折旧费计入教育成本。

间接教育成本，用于归集与学校提供教育服务间接相关，但需要通过一定成本分配的方法才能分配到各个教育成本对象的成本，如学校管理、教辅、后勤等部门的各项支出及学校开支的公共费用等。

教育成本论文范文第4篇

一、引言

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外文献中养老保险被直接称为社会保障(Socialse-curitySystem)。按筹资方式的不同，养老保险可分为现收现付制(Pay-as-you-goSystem或UnfundedSystem)和基金制(FundedSystem)两种类型。现收现付制是从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以来至今大多数国家采纳的一种养老保险制度模式；而基金制是自20世纪80年代人口老龄化及养老保险面临的财政支付危机以来，一些国家开始试行并逐渐实施的一种养老保险模式。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Samuelson(1958)和Diamond(1965)的世代交叠模型(OLG)的基础上，多数研究通过对个人储蓄、收入分配、劳动力流动之间关系的认识，对养老保险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例如Barro(1974)从遗产动机的角度、Romer(1986)从个人储蓄、劳动供给的增长模型讨论了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等。不过这类研究通常不考虑技术、人力资本、制度等要素。

自Lucas(1988)和Rome(1990)等的新增长理论形成以来，经济增长更加强调技术和人力资本等要素的重要作用，于是人力资本积累与物质资本一样也被看作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此后，许多研究借助于人力资本积累这一桥梁来研究养老保险制度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在人力资本的新增长模型中，教育投入成为衡量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教育投入量、受教育时间与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三者之间是成正比的，延长受教育时间意味着教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育投资越多，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就越高；反之，受教育时间少则教育投资则相对会减少，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也较低。人力资本投资主体可分为政府和非政府两类，其中政府对人力资本投资一般表现为财政性教育投入，而非政府的人力资本投资主体则包括企业、社会其他经济组织、学生家庭以及学生本人等。但从新近的文献研究来看，各类研究主要针对养老金制度与政府或者学生家庭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而进行，一般不涉及其他非政府主体的人力资本投资(如企业和社会团体对教育的资助)的内容，且研究路径也各有差异。

二、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的理论研究

通过世代交叠模型假定年青期和年老期人力资本和养老保险效用存在代际间相互转化，是研究养老保险制度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基本理论框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属于公共支出，需要符合公共服务效用最大化的公共决策原则；而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则需要符合个人终身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这样，通过2期或3期的世代交叠模型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就可以针对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这两种不同的养老保险制度对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分类研究，约束条件为市场均衡条件下的微观主体效用最大化和经济稳定增长。

(一)养老保险与家庭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在世代交叠模型中，基金制条件下的强制性储蓄或社会保障税使父母在年老时获得的养老保险与子女未来承担的赋税无关，也无法产生遗产效应，这可能造成生育率上升和人均人力资本水平下降，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Stuart，1998等)；反之，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则能通过对年青期个体强制征收养老保险或社会保障税并转移给当期的老年期个体(或者父母)，以保证年老期个体(或者父母)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也有利于鼓励父母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有利于经济增长。

Kemnitz&Wigger(2000)等则认为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实际上是人力资本积累存在外部性时政府矫正市场失灵的政策手段，它可以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促成人力资本积累达到最优水平，而基金模式的养老保险制度则与没有社会保障的自由放任经济一样会造成人力资本积累的不足。其原因是，每一代人的人力资本积累总是建立在上一代平均基础之上的。如果每个人都增加学习时间，不仅可以提高其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还可以提高下一代人的人力资本水平及劳动生产力。在具有基金制社会保障制度的自由经济中，个人并不能获取人力资本积累所产生的全部收益，也不可能为了提高下一代人力资本水平而增加学习时间，因此个人投人学习的时间往往少于最优配置的学习时间。

在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条件下，养老金的数量往往与个人的工作年限和工资收入有关，而工资收入通常是与教育程度正相关的，这相当于将养老金数量直接与年轻时积累的人力资本挂钩，使得延长学习时间的人能够在年老时获得更多养老金，这种更高的回报是来自于下一代人的人力资本增加而带来的整个社会生产水平的提高。所以从理论上讲，只有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才能体现出人力资本积累在代际之间的正向溢出效应，刺激各代人为了提高下一代的生产能力而积累更多的自身人力资本。

(二)养老保险与政府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由于人力资本投资离不开政府对公共教育领域的资助，许多研究还将政府人力资本投入引人理论模型分析之中。政府支出包括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其中，非生产性支出中包括政府用于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投入。由于一国政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府每年预算的约束，增加一方面的公共支出比重则必然会导致另一个公共支出领域预算的减少。

在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模式中，当期工资与养老金数量挂钩，这利，养老保险计划不影响当年的财政收支平衡，政府可将更多的公共资源用于教育和基础设施等公共支出领域，优化公共资源配置以提高全社会生产效率。而在基金制的养老保险模式下，个体的养老金数量或者说未来的福利是由他本人过去的储蓄和基金运作表现决定的，与下一代人力资本水平提高而带来的教育收益率的提高没有关系，他们希望政府能将更多预算投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来，这将会减少政府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公共支出，从而不利于政府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因此从养老保险与政府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结果来看，这些结论也大都偏向于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对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在一个3期的世代交叠模型中，Buiter&Kletzer(1995)考虑了现收现付养老保险的代际转移再分配政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发现当年轻个体不能够从资本市场上进行借贷以支付他们的教育费用时，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尽管会降低物质资本的积累，但却有利于公共资源偏向于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而Kaganovich&Zilcha(1999)的研究表明，假定在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下存在市场均衡，那么政府会将大量预算开支用于教育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社会保障的转移支付，这时养老金计划也许没有存在的必要。而在子女的福利状况是由人力资本水平决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定的前提下，父母的效用函数由其自身消费大小和子女当期的人力资本回报来决定，因此，父母考虑到今后的退休福利水平，就必然会加大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这时政府给予家庭的教育补贴也会起到积极作用。此外，Bellettini&Ceroni(1999)还将公共支出和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并引入理论分析，指出只有现收现付社会保障才会增强公众赞成提高生产效率政策的意愿，从而对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投资方面产生积极作用…。。

也有一些研究如Starketa1.(1997)、Panu&Poutvaara(2007)等从跨国之间劳动力流动或者技术转移的角度考察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的影响。结论是跨国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能够促进欠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投资并通过技术人员的双向流动提高欠发达国家的人均人力资本，但现收现付制社会保障形式下，比例工资制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和固定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费用制养老保险制度国家间的劳动力流动会导致前者人力资本投资的减少和后者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并由此带来帕累托改进。

三、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应用研究

与理论研究不同的是，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应用分析并不关注养老保险制度的唯一合理性问题，而是围绕着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这些主题，对不同经济体中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与受教育年限、退休年限、社会福利及生育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Rojas(2004)的研究配合了内生生育率选择来量化1985年以来西班牙的高等教育资助(政策)的成本和收益，结果显示：西班牙的政府教育补助的增加改变了人口教育程度的分布并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受教育人群中低人口出生率和高人均寿命改变了总人口的年龄结构，使得政府必须增加社会保障税率以平衡养老金预算，因此这一机制实际上降低了教育投入政策的社会福利。

在充分考虑了美国劳动者工作期内缴费形成的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这些参数的条件下，CruzAEchevarria.AmaiaIza(2006)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美国，由工作期内劳动者缴费的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支付制度会促使人们考虑提前退休，但随着未来社会保障费用负担人口的减少，预期寿命的提高也能够促进单位资产GDP增长速度的提高。现收现付的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养老保险制度能够促使个人延长受教育时间，增加家庭或个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但随着社会保障负担率的提高会带来单位资产GDP增长速度的降低，使政府面临着预算平衡等问题。

我国的养老保险模式是现收现付型还是混合型模式目前还存在许多争议，不过从目前养老保险资金账户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现阶段中国仍然处于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模式中。针对这种情形，近来国内也有一些关于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研究。例如，于凌云等(2008)针对中国社会保障改革过程中养老保险和人力资本公共支出的增长效应进行了分析，并通过人力资本这一指标来体现它们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从公共支出角度来看，政府对养老保险的转移支付与人力资本和长期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一种负相关关系；公共教育投入对于长期人力资本及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很明显，而对短期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却不明显。超级秘书网

针对中国长期的城乡分割的现实情况，赖得胜等(2004)、田永坡等(2006)等的文献根据当前中国“统账结合”的社会保障模式，对我国城乡人力资本投资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由于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缺位，造成了基层政府和农村家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庭在教育投资领域的沉重负担，因此需要尽快建立覆盖全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提高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比重，从而有利于人力资本投资。

四、结论与展望

教育成本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远程教育是提高全民素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手段,是进入学习化社会的重要途径。成本控制在远程教育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从远程教育成本构成、目前远程教育成本控制中存在的问题、远程教育成本控制策略三方面,以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成本控制在远程教育领域中的应用问题。

【关键词】远程教育;成本构成;成本控制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以及网络技术的进步,远程教育在世界各地迅速兴起。它突破时空限制、实现资源共享,为追求高质量、快节奏和个性发展的现代人提供了便利的学习条件。远程教育是提高全民素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手段,是进入学习化社会的重要途径。因此成本控制在远程教育领域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国家,如果不能正确地、科学地把握远程教育成本信息,就无法在科学预测的基础上确定国家和地区远程教育投入量;对于政策制定者,在开发新的教育项目时,面对不同的教育模式选择,不探讨教育成本问题,就不能做出明智的、合理的决策;对于远程教育的办学机构,如果不了解远程教育的成本结构特点,不了解远程教育投入、产出的数量关系,势必不会有较好的成本效益。本文从财务管理的视角来分析成本控制在远程教育领域中的应用。

一、远程教育成本构成

远程教育成本的定义,目前有多种表述,但具体含义基本一致。郝源、张华(2007)提出远程教育成本是按照教育经济学对教育成本的一般性定义,是指在网络环境中,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多种媒体资源进行教学和提供学习支持服务或接受该种形式教育服务时所消耗的资源的价值量。简言之,远程教育成本即提供或接受远程教育服务时所耗费的资源价值量。

根据不同的划分方式,远程教育成本的构成可分为以下几类:①根据远程教育成本支出的时间,可分为资本成本和经常成本;②根据远程教育总成本中各项投入资金按其与教育产出数量的关系性质,可分为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③根据远程教育成本的系统管理要求,其管理的涵盖面将涉及教育产品的信息来源成本、市场拓展成本、课程资源开发成本、技术成本、人力资源成本、质量控制评价成本、教学过程管理成本、学习材料的发送以及学习支持服务成本。本文主要根据远程教育成本支出用途来进行详细阐述:

(一)教学资源开发成本

教学开发成本指远程教育活动中用于教学资源开发方面的成本,又分为自制成本和外购成本。自制教学资源成本主要包括教学设计人员、内容开发人员、程序设计人员、多媒体素材制作人员、内容整合人员、测试评估人员等人力成本;服务器、计算机及外设、网络、网络课程材料的印刷复制等材料成本;日常耗材、差旅费、公务费的维护及修订成本。外购成本主要指版权费、使用购买的教学资源的相关培训费、购买教学资源的维护与升级成本。

(二)教学资源传送成本

教学传送成本主要包括以下三大方面:①教学资源传送过程中涉及的全部人力资源成本。②培训费用、邮寄费用、电话传真费、租用卫星信道费、接入Internet费、其他通信联络费等构成的维护成本。③卫星传送及相关设备、计算机及外设、有线电视传送设备及配套硬件、传送的相关软件的设备成本。

(三)教学与支持成本

主要包括教学人员(主讲教师及助教、辅导教师等)和支持人员(教学过程中技术、服务、资源环节,实验室人员,图书、电子资源工作人员等)的人力成本;教学支持设备成本(服务器、计算机及设备、教学支持平台、视频会议系统、电话机和传真机等硬件设备,支持教学的电子图书和相关资源购买、收集、整理费用,实验室及相关设备);其他教学支持成本(电话费、传真费、联网费等通讯费用,面授环节教学集中辅导的场地费、组织费等)。

(四)日常管理和基础设施成本

主要包括网络平台成本、日常管理成本、办公所用建筑及配套设施成本、办公局域网成本四项内容。①网络平台成本。主要是参与平台开发的所有人力资源成本,购买计算机,相关设备,服务器,相关软件的版权购买及升级费用,站点运行费用,域名申请费用及联网费用,站点内容的编辑、维护、修订、更新所需费用。②日常管理成本。主要是教务人员,市场宣传人员,财务人员等人力成本;市场宣传费用;公务费,修缮费,业务费等日常运行费用;其他日常办公耗材费用等。③办公所用建筑及配套设施成本。主要包括自己筹资建造、购买已建成或租赁建筑物的费用,办公桌等相应设备的费用,以及维持建筑物及配套设施日常运营的水、电、暖等能源支出费用及房屋修缮费用、物业管理费用等。④办公局域网成本。主要包括设计咨询费、室内布线费、技术支持费、初始培训费等初始人力资本费用,技术维护人员、后续培训人员等持续投入的人力资本;计算机、服务器、各种应用软件等局域网硬软件成本;局域网的升级、联网费用等其他各种费用。

二、目前远程教育成本控制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远程教育成本控制手段,成本控制观念有待深入

远程教育本身具有市场属性,自20世纪末我国大力开办远程教育以来,大多远程教育机构在经济上都是独立核算的。但是很多远程教育机构在成本控制中往往只注重技术、课程开发成本的管理,而忽视了其他远程教育成本的内容,忽视其成本控制的系统性,成本控制手段较少,成本控制观念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二)重复建设远程教育硬件和软件资源,造成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

目前各远程教育机构是各自为政,各远程教育机构所开发出来的平台系统,功能大同小异,但各平台、支持系统之间互不兼容,远程教育的优势也无法发挥。同时各远程教育机构开设的专业、课程中,他们并不是每门课程都擅长,因而常常出现课堂搬家、传统教案网页化等做法,使得大部分远程教育机构建设的网络课程耗费大量有限的资源,教学资源建设重复且没有任何特色。

(三)片面强调“低成本”,导致远程教育教学质量降低

目前有些远程教育机构为了追求经济效益,片面强调低成本的管理。例如片面减少教育资源开发费用而使教育产品创新难以实现、片面节约管理费用而使工作效率得不到提高等现象。一方面会挫伤为使远程教育持续发展所必需的不断投入的积极性,以至于加大本已存在的教育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的矛盾,同时会影响远程教育技术创新和远程教育产品的更新;另一方面还会因过分顾及局部利益而损害整体利益。

三、远程教育成本控制策略

(一)正确认识成本投入的必要性,处理好成本增减的关系

远程教育成本控制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向教育市场提供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和尽可能完善的教育服务,力求使远程教育事业获取尽可能多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在远程教育成本控制中,应从投入产出的对比分析来看待成本投入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应在现有的基础上引进国际先进的远程教育理念、课程开发及教育服务经验,开展教学咨询、学术交流和课程引进等方面加大投入,因为这种投入将会使远程教育服务品质大幅度的提高,尽管为提高远程教育质量在短期内需增加一部分成本,只要这部分成本的增加能提高教育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力,最终会为远程教育的发展带来更大的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