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论文范文第1篇

1灰色关联度的概念与计算规则

灰色关联分析（GreyCorrelativeAnalysis）是一种多因素分析方法，它是以各因素的样本数据为依据，用灰色关联度来描述因素间关系的强弱、大小和次序的。灰色关联度是两个系统或系统内的各因素随时间变化时，其变化方向和速度的关联程度，在系统发展过程中，哪些因素是主要影响因子，可以用关联度的排序来分析。如果样本数据反映出两因素变化的发展态势基本一致，则它们之间的关联度就大，表明该因素是影响系统发展主要影响因子；反之，关联度就小，说明系统发展不受或少受此因素的影响。通过关联度分析，便于分清主导因素和潜在因素，分清优势和劣势，为分析评价系统发展提供相关的信息。

2汇率变动影响因素指标建立

在现实情况中有诸多因素会对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动产生影响，本文仅根据张黎（2010）在理解汇率变动的影响因素一文中认为影响汇率变动的因素主要有：国际收支；通货膨胀；利率；经济增长率；外汇储备。除此之外，本文将引入居民消费支出、财政赤字、货币供应量等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相关重要指标来构建以下主要指标体系来探讨，下节将解释这些指标的变动在理论上分别会对汇率的变动产生什么影响。各指标对汇率变动的理论影响机制（1）经济增长率与汇率变动关系：从理论上来说经济增长率上升较快，会使该国增加对外国商品和劳务的需求，结果会使该国对外汇的需求相对于其可得到的外汇供给来说趋于增加，导致该国货币汇率下跌。然而要注意对于出口导向型国家来说，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出口增加而推动的，那么经济较快增长伴随着出口的高速增长，此时出口增加往往超过进口增加，其汇率将不跌反而上升。（2）通货膨胀率对汇率的影响往往是通过两条途径达到的。一方面，通胀率表现在物价的变化会影响一国商品劳务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胀率还会通过影响实际利率而影响外汇市场的供求和汇率。（3）国际收支情况：本文仅选取中美贸易差额来反映中国国际收支中经常账户的顺逆差情况，以中美投资差额来反映中国国际收支中资本账户的顺逆差情况。国际收支顺差就意味着外汇的供给暂时大于外汇的需求，即外汇的供大于求，那么外汇汇率就相应下跌，而与其相对的本币汇率就应上升；而当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就必然使本币汇率下降。(4)利率是影响汇率变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它不仅是反映一国经济金融状况的基本指标，同时体现一国筹资成本和投资利润。当一国的利率高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国际利率水平时，往往会引起大规模短期资本的流入，使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暂时出现外汇汇率下降而本币汇率上涨的压力。从长期来看，一国较高的利率会使外国投资者的筹资成本升高，影响了外资的流入，从而使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相对出现外汇供小于求而本币供大于求的压力。(5)外汇储备：一国中央银行所持有外汇储备充足与否反映了该国干预外汇市场和维持汇价稳定的能力大小，因而外汇储备的高低对该国货币稳定起主要作用。外汇储备太少，往往会影响外汇市场对该国货币稳定的信心，从而引发贬值；相反外汇储备充足，往往该国货币汇率也较坚挺。另外一国居民消费支出是否扩大、财政赤字的情况以及一国货币发行量情况也将对汇率变动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本文仅选取以上指标来研究这些因素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动之间的关联度，从而分析哪些是主要因素在影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动。

3样本数据

以下所有数据均由中国统计局的统计年鉴与世界银行整理所得。以人民币对美元的年均值作为参考序列，经济增长率为年增长率，通货膨胀水平为年均水平，中美投资差额以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于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为计算标准。

4关联度分析

由于所获取的数据均为正值数据，所以不必进行将负值变化为正值的变换，为计算方便，对所有序列进行初值变换，进行无量纲化，减少随机因素的干扰，即将该序列所有数据分别除以第一个数据。

5总结

人民币汇率论文范文第2篇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美国汇率政策

1944年诞生的布雷顿森林协定作为美元霸权的起点，开启了以可调整固定汇率制为特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尽管该协定早在1945年就已经生效，但由该协定确立的货币规则真正被主要西方国家所贯彻，则是在1958年底［3］。美国作为该体系的“中心国家”，出于对全球范围内综合战略的考量，承担了确保自由的国际货币秩序稳定运行的义务，其汇率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维持美元汇率水平的平稳［4］。虽然美国从该体系中获得了利益，但却由于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兑换承诺而比其他国家更加脆弱［5］。这是因为，当西欧国家完成了经济复兴以后，美元与黄金之间的自由兑换成为这些盈余国家获得政治权力的一种重要来源［5］。由于当时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规模的急剧扩大，流动性比以往更加重要，同时也使得国际收支失衡进一步加剧。由于国际收支失衡是固定汇率制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为此，各国货币当局需要更多的储备资产以维护其汇率的稳定。在1956年之前，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主要通过流动的美元进行融资（而通过出售黄金进行融资的比重还不到逆差总额的25%）；而在1958~1960年这一时期的逆差则以出售黄金为主（这种融资约占逆差总额的50%），从而导致美国的黄金大量外流。此后（直至1971年），美国一直出现巨额国际收支逆差。为此，当时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找到一种途径去控制其国际收支逆差，并遏制其国库的黄金流失［5］。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在面临“特里芬两难”和持续的国际收支逆差的困境下，仍然忠实地履行维持美元固定平价的义务［6］。这是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固定平价得到美国国会的立法保障。事实上，在1968年以前，美国的货币政策是以本国目标服从于国际目标为原则的。为此，在该体系的固定汇率制下，基于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汇率下行的压力，美国政府一直在人为地维持“强势美元”政策。其中美元在1945~1958年这一期间的强势和“马歇尔计划”的实施，赢得了美国的跨国公司和劳工组织这两个利益集团的拥护。即使美国的产品在1958年以后面临主要西欧国家的激烈竞争，美国国内的相关利益集团也没有积极地游说国会或政府调整汇率政策，而由于种种原因保持“集体沉默”和“失声”［4］。自1968年起，随着约翰逊政府对《对外直接投资计划》（FDIP）强化了管制措施［4］，那些受冲击的利益集团开始发起有组织的抗议活动，特别是许多中小企业通过所属的行业协会积极游说国会。此后，尼克松政府运用“善意忽视”（benignneglect）这一战略，先后通过美元的两次大幅贬值，自动终结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即完成了其汇率政策从美元固定平价和维系固定汇率制向美元贬值和浮动汇率制的重大转变［5］。而美元的两次大幅贬值则满足了那些在国会中最有代表性的利益集团、特别是可贸易部门的生产者，所以国会几乎没有在汇率问题上采取行动的必要。

（二）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国汇率政治的发展

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国在处理国际之间的经济关系时，只需考虑如何调整美元的汇率水平以实现其利益诉求，而无须承担捍卫美元平价的国际义务；美元作为唯一的霸权货币，享有自主贬值的自由（而其他国家由于对美国的单边依赖，则不得不接受美元间歇性贬值的“隐秘法则”）［1］。美国的汇率政策出现了两个重大变化：第一，美元汇率水平的高低成为美国货币当局关注的重点，由此决定了推行强势美元或弱势美元政策是美国货币当局考虑的重点。第二，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资本账户区国家和贸易账户区国家）进入由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特别是当其中的资本账户区国家（如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对美国经济及其国际地位构成某种冲击的时候，汇率保护主义便成为美国汇率政策的一个重要导向。尽管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国国会失去了对美元汇率的决定权，同时也失去了对汇率政策的直接掌控（即国会将该权力让渡给财政部和美联储），但是国会依然拥有对汇率政策的监督权。作为行政机构的财政部和作为独立部门的美联储之间的非对称合作，成为美国汇率政策决策过程中最主要的组织动力［4］；而国内外相关利益集团的活动也成为影响美国汇率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这种影响既包括对作为汇率政策制定者的财政部和美联储的直接游说，也包括通过对国会议员的游说而对汇率政策制定者施加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其中国内的利益集团主要包括受汇率政策影响的实体经济部门中的工商企业、劳工组织、农业以及金融NORTHEASTASIAFORUM东北亚论坛2015年第2期机构；而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相关的国外利益集团（主要是以“资本账户区”国家和“贸易账户区”国家政府为代表的利益集团）也积极寻求参与到美国汇率政策的制定与调整的博弈过程之中。汇率政治由此成为影响美国汇率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基于当时国内高通胀、高利率以及高失业的经济形势，里根入主白宫后推出了美国金融史上前所未有的强势美元政策［7］。这一持续了四年之久（1981~1984）的强势美元政策对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即导致进口迅速增加；而受进口产品迅速增加冲击最大的则是美国的制造业。制造业由此成为美国国内最为积极反对强势美元政策、要求美元汇率走弱的利益集团。然而，该集团在游说政府改变强势美元政策时存在着“集体行动”的困境。为此，该集团在遭到财政部的断然拒绝以后便转向游说国会参众两院的部分议员。而国会一方面试图通过立法手段压迫政府干预美元汇率的走势；另一方面则运用其对贸易政策的控制权，逼迫政府在汇率政策上做出让步。面对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特别是来自国会的保护主义压力，贝克在1985年初出任财政部长后做出了对美国汇率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即实施弱势美元政策的决定［8］（此轮弱势美元政策实施至1992年）。基于日本对美贸易存在巨额顺差，美国于1985年9月22日在纽约与日、德、英、法四国财长和央行行长达成“广场饭店协议”，实现了美元对这四国货币的有秩序的贬值。但是，该协议也引发了美国与这些国家之间长达一年多的经济冲突。1987年2月21~22日，贝克在“卢浮宫会议”上提议停止美元的进一步贬值。尽管此后美国国内的相关利益集团要求美元进一步贬值的呼声开始消退，但是财政部在国会的压力之下，开始对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地区（以后还包括马来西亚）等以制造业为主且对美贸易均处于顺差的东亚新兴经济体的汇率政策中是否存在“汇率操纵”行为进行“识别”。基于当时美国创纪录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以及由1990~1991年经济衰退所造成的经济疲弱，克林顿入主白宫后试图通过美元贬值增强出口竞争力和解决外部失衡。其首任财政部长本特森认为，弱势美元政策对解决贸易赤字问题有潜在的帮助；美国贸易代表坎特也认为，弱势美元政策可以让他在谈判中占有优势［9］。在克林顿执政的前两年，作为美元汇率走向的风向标，美元对日元的汇率从1∶125下降到1∶80左右。由于和共和党在参议院势均力敌，克林顿面对疲弱的经济难以在刺激需求上有所作为。为此，克林顿背弃了其在竞选时许下的承诺，实施了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从而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留下了空间；与此同时，推行强势美元政策［10］。克林顿政府最终转向强势美元政策的重要原因是：第一，担心“J-曲线效应”对贸易逆差的负面影响；［11］第二，担心助长通货膨胀（而对通胀的担忧则引发了人们对利率上升的恐惧）；第三，美元汇率的下跌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这一政策转变使极力倡导强势美元政策的财政部的地位大大提高［10］。具有华尔街背景的鲁宾在1995年初接替本特森出任财政部长后，始终不遗余力地支持和维持强势美元政策［9］。在同年4月25日举行的七国集团（G7）财政部长会议上，鲁宾打破常规，声称扭转美元对日元的颓势更为可取。此后，美国和日本在德国以及其他七国集团（G7）成员国的合作下，联手干预外汇市场即拉升美元，这标志着强势美元政策的地位最终得以确定。到1996年11月，美元对日元的汇率达到1∶120左右，为42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1999年7月，萨默斯出任财政部长后也继续推行这一政策。当然，克林顿推行的强势美元政策，作为整个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对美国的一些劳工组织和制造业利益集团的利益构成了冲击。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克林顿在其第一任期的前两年里实施了“自杜鲁门总统以来最为雄心勃勃的贸易自由化政策”［9］，但在其连任之后也并不能完全实施其理想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即他也需要兼顾和调和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小布什入主白宫以后，美国正处于由互联网泡沫破灭所导致的经济衰退。为此，美联储将短期利率从2001年1月的6.5%下调至2003年7月的1.0%。美联储的这一低利率政策刺激了国内需求，而中国和日本等国对本币升值的抵制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美国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小布什的首任财政部长奥尼尔由于继续推行强势美元政策于2002年12月被迫辞职，而具有制造业背景的斯诺在2003年初出任财政部长，则意味着延续十年之久的强势美元政策的终结和美国汇率政策的重大转变①。财政部基于由美国贸易逆差激增而导致的国际收支严重失衡，从过度关注金融业利益转向制造业和劳工组织的利益。弱势美元政策的回潮，使美元的名义汇率在2002~2007年这一期间对主要国家货币全面下跌。从理论上说，这种弱势美元政策应该有助于美国缩减其贸易逆差，即对美国的制造业产品出口有利，但事实上美元在这一时期的贬值并没有改变美国贸易逆差逐年攀升的趋势，特别是缓解美中双边贸易的失衡。如图1所示，在2003~2013年这一期间，美元指数除了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有所反弹外，一直呈下降之势；而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则急剧增长。在弱势美元政策的背景下，相对于针对性更强、但也容易造成两败俱伤的其他贸易报复手段而言，指责其他国家、特别是指责自2000年起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的中国进行“汇率操纵”，所针对的范围广且不易被指责为贸易保护。美国的汇率政治由此成为影响中美双边经济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如何认识人民币汇率之争背后的美国汇率政治？

（一）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缘起

中国的汇率政策开始受到美国政府的关注，始于1990年12月财政部依据《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向国会提交的《国际经济与汇率政策报告》。该报告指责中国操纵汇率以获得不公平的贸易优势，并在1992年5月、1992年12月、1993年5月、1993年11月以及1994年7月的连续5次报告中，都将中国定性为“汇率操纵国”［12］。然而，该法并没有明确定义“汇率操纵”的条款。美国财政部的所谓“依据”主要是当时中国实行的是双重汇率制度和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开始增长①。东亚金融危机发生后，由于中国坚持人民币汇率不贬值的政策避免了本地区货币竞争性贬值的危机，美国政府不再指责中国。此后直至2002年，人民币汇率不是美国政府对华经济政策中的核心问题［13］。美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态度发生根本的转变始于其财政部长斯诺在2003年6月16日发表的讲话。而在此前，日本已开始在人民币升值这一问题上向中国发难②。同年9月初，斯诺为此专程访华。2005年11月，斯诺又派特使来华与中方就人民币汇率和金融市场改革问题直接接触，要求人民币对美元升值10~15个百分点。2006年12月15日，具有华尔街背景的新任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在第一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要求中国政府在人民币已经升值5%的基础上继续升值3~5个百分点，并声称人民币汇率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核心问题。2009年1月即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访华时要求中国政府继续购买美国国债（中国自2008年9月起成为美国国债的海外第一大持有者）；而同年4月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伦敦峰会也要求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继续购买美国国债。中国在此后至同年7月（除4月外）也一直增持美国国债。为此，小布什政府和以后的奥巴马政府明显减弱了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中国的施压。随着美国经济逐渐走出危机的阴影，奥巴马政府继续在这一问题上对中国施压。

（二）人民币汇率问题背后的美国汇率政治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在美国国内，汇率政策是国会即汇率政策的监督者、相关利益集团即汇率政策的影响者以及拥有特定政治经济政策目标的政府即汇率政策的制定者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在汇率政策制定的整个政治过程中，其监督者、影响者以及制定者在既定的法律架构和政治制度的约束下，根据自身的利益需求，相互作用和互相影响；并由此决定了彼此之间存在着极其微妙的关系。在美国的民主政治中，利益集团通过国会议员对政府的汇率政策的制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现象。但利益集团不是、而且也不可能从整个国家的利益来考虑问题，而是首先考虑其自身利益即局部利益；而美国的政治体制则保障并鼓励利益集团在汇率政策的决策过程中的诉求权利。如美国部分制造业企业早在90年代初就利用国会反对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MFN）的大环境，游说美国政府向中国施压，以减缓中国对美出口的增长。“全国制造商协会”（NAM）在2001年领导组建了代表美国最大的制造业和农业贸易团体利益的“健全美元联盟”（CoalitionforaSoundDollar），要求中国停止使用通过“货币操纵”扩大出口的做法［14］。“劳联—产联”（AFL-CIO）这一老牌利益集团的代表也分别在同年9月25日和10月21日在国会“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和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作证，指责中国低估人民币的做法违反了WTO的规则，要求中国停止人民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并敦促美国政府采取包括诉讼在内的一切手段，向中国政府发出明确的信号，不再忍受其在人民币汇率方面的行为［15］。2004年1月29日，由美国制造业、农业以及劳工团体等约40个团体组成的“公平货币联盟”（TheFairCurrencyAlliance）宣布，已聘请一家律师事务所对中国的“货币操纵”政策提起“301条款”，并将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式提出诉状。由“劳联—产联”发起、并由50多家美国企业、劳工和农业团体组成的“中国货币联盟”（ChinaCurrencyCoalition，CCC）在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改以后，仍然认为中国的汇率调整幅度过小，远不能对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流失起到任何作用［16］。这三个“货币联盟”实质上都是代表美国传统制造业、贸易和劳工团体的利益集团，而国会中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活跃的议员也大多来自这些行业比较集中的州。尽管这些“货币联盟”推动了国会议员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立法，但是从总体上看，它们在施压美国政府将中国定性为“汇率操纵国”上并未如愿。在美国国会，保护主义和强硬的立场最容易得到选民的支持。国会议员的地位决定了他们要对选民负责，即争取选民的支持不仅是其目标，而且也是其“生存”的基础。为此，部分国会议员早在1993年就对人民币汇率提出异议。如有议员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表示，如果中国不停止对人民币汇率的“操纵”，国会就应当阻止政府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但由于最惠国待遇问题的争论焦点是人权问题而不是汇率问题，因此当时这种声音并不成为主流。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迅速增长，部分国会议员开始成为相关利益集团的人。如2003年7月31日，以纽约州参议员舒默和众议院小企业委员会主席、伊利诺伊州共和党议员曼佐罗为首的16名两党议员致信布什总统采取行动，迫使人民币自由浮动，并要求财政部、国务院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采取更多强有力的步骤纠正人民币汇率［17］。同年9月5日，舒默基于此前斯诺访华未能迫使中国在汇率问题上让步，向国会提交了第一个针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S.1586号提案；而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格雷厄姆与其他7名两党议员提出的要求中国政府“纠正”人民币被低估的提案也于当月26日在参议院一致通过［18］。同年10月30日，资深议员、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成员瑞吉尔和莱文再次致信美国政府，要求政府采取进一步的行动。2005年4月6日，参议院以67票∶33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舒默和格雷厄姆的联合提案，要求中国政府必须在6个月内将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升值27.5%，否则将对中国输美的商品加征27.5%的进口关税［19］。2009年6月11日，舒默和格雷厄姆又联合向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提交了《2009年汇率监管改革法案》S.1254（该法案曾于2007年由格拉斯利、鲍卡斯、舒默和格雷厄姆共同提交，并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以20票∶1票的表决结果通过；而时任伊利诺伊州参议员的奥巴马和特拉华州参议员的拜登也都是该法案的提案人）。2010年3月15日，130名国会议员联合上书财政部长和商务部长，指责中国的汇率操纵行为对美国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要求财政部在上半年的《国际经济与汇率政策报告》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并根据其反补贴法采取应对措施。2011年10月11日，在议员的主导下，参议院又以63票∶35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主要针对中国即旨在迫使人民币升值的《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再次将人民币汇率问题推上中美经济关系的风口浪尖［20］。与此同时，共和党中的极端保守派议员也强烈支持该议案。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自2003年9月5日国会议员提交第一个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议案以来，相关议案的数量已经超过60个，但迄今还没有一个议案在参众两院都获得通过。对此，连美国经济学家戈德斯坦（MorrisGoldstein）和拉迪（NicholasR.lardy）也认为：在汇率问题上，“国会既不客观也不专业，他们也不想做出公正的判断，他们所做的这一切的真正目的在于所有关于汇率的立法议案都成为其推行保护主义的有力工具”［21］。而这种保护主义和强硬的立场最容易得到选民的支持。国会议员的这些行为，给美国政府制造了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施压。美国政府在制定汇率政策时，既要考虑国家的整体利益，也要考虑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并尽可能获得选民的支持。在许多情况下，政府作为各方冲突的平衡者，必须在“得罪中国或得罪国会中做出选择”［22］。如布什总统受“健全美元联盟”的压力，在2003年9月4日发表声明称：“我希望我们的贸易伙伴公平地对待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工人、农民以及制造商。在政府操纵货币的情况下，他们没有受到公平对待”［23］。同样，在2004年总统大选的前夕，布什最终同意纺织品制造商和纺织工人联盟有关限制部分中国纺织品进口的要求。从总体上看，在2003~2008年这一期间，斯诺和保尔森这两任财长对人民币汇率的施压较为温和。如保尔森在2006年7月出任财长后，面对美国国内日益高涨的保护主义压力，试图将国会及公众的注意力从狭义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引向中美双边更长远、更广阔的战略经济对话；而这一对话也推动了全球金融危机后中美两国在金融领域里的合作①。在保尔森的影响下，七国集团（G7）在2006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上没有把矛头指向中国，而是呼吁亚洲国家的货币更有灵活性［8］。而候任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在2009年1月参议院批准其任命的听证会上，则明确指控中国在“操纵其货币”［24］。但此后白宫发言人立即对此言加以澄清，声称美国政府尚未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做出最后的裁决。当月30日，奥巴马亲自打电话给中国国家主席，希望平息由盖特纳的言论所引起的风波。从总体上看，财政部作为政府机构，既要对国内利益集团提出的迫使人民币升值的要求做出适当的回应，同时也要避免将中国定性为“汇率操纵国”，以防激怒中国［25］。这就是为什么财政部自2003年以来面对国会的巨大压力，没有在向国会提交的半年度报告中将中国定性为“汇率操纵国”，①甚至在2010年4月还推迟了向国会提交关于中国汇率政策的报告［26］。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更是在2004年9月9日“中国货币联盟”向美国政府提出对中国操纵货币的申述的4个小时之后，就断然驳回了这一申述［27］。同样，当舒默和格雷厄姆在2005年4月初再次就《2005年对外事务授权法案》提出修正案后，也立即遭到布什政府的强烈反对。2010年3月15日，130名国会议员联合向财政部和商务部上书，要求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而财政部却不仅推迟了本应在4月15日向国会提交的上半年《国际经济与汇率政策报告》，而且也没有在此后提交的报告中将中国定性为“汇率操纵国”。此外，美国利益集团中的“院外援华集团”的联合抵制行动，使财政部和总统在评价中国是否操纵货币和汇率时极为谨慎（除了在极个别场合如在国会做任职听证和奥巴马在大选期间外），很少将中国界定为“汇率操纵国”，而代之以“人民币被低估或严重低估”这一表述［13］。其主要原因在于日趋紧密的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特别是中国持有近1.3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使美国财政部在这一问题上投鼠忌器［13］。当然，美国政府也利用国会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关注和压力这一砝码，达到促使中国对美国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的目的。从国际经济学的角度看，汇率问题可能是一个货币金融问题，但也可能是一个贸易问题。但是最近十多年来的中美人民币汇率之争，不是一个货币金融问题，而是一个汇率政治问题；这一问题也不应该是一个贸易问题，但是被美国国内的相关利益集团认为是一个贸易问题。这一观点由于相关利益集团的游说，并通过美国的政党政治，由政府落实成为具体的汇率政策，最终造成了“屁股指挥脑袋”和全局利益服从局部利益这一结果。这种局部的利益诉求，在美中两国的多维政策交锋中最终演变为一个具有政治色彩的问题［28］，中国因此成为最近十多年来最受美国汇率政治关注的国家。然而，实证研究表明，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中，中国政府都无法依靠人民币低估以扩大净出口，即不可能“操纵人民币汇率。［29］由于中美经济失衡、特别是双边贸易失衡的状况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在中国外汇储备居高不下的背景下，这一汇率之争将继续存在，由此决定了中美双边经济关系在短期内将难以摆脱美国汇率政治的“阴影”。

三、对人民币汇率之争的反思

人民币汇率论文范文第3篇

（一）人民币升值论的导火索

表面上看，人民币升值论是由去年10月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的文章<中国因素）而起，但实际上是与特定的国际背景密切相关。这一波人民币升值论的直接背景是，去年以来由于美元对西方和亚洲主要货币贬值，而人民币钉住美元，也随美元出现了相对贬值，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我出口价格竞争力的提高。一些人忘记了自1997年以来人民币跟随美元对全世界绝大多数货币持续升值的历史以及中国为此付出的代价，而抓住人民币短期内的相对贬值大作文章。

（二）人民币升值论是“中国”升温的新表现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经济稳定快速增长，“中国经济”不断发展。最新一波的“中国”，是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复苏面临重重难题，而中国经济贸易表现良好的背景下出现的。近两年来，一些国家经济陷入衰退，而且复苏遥遥无期。为了转移矛盾，一些国家的决策者和企业经营者极力喧染或随声附和“中国”；更多的人则出于心理不平衡，对中国经济的良好表现患上了“红眼病”。正如罗奇所说的，西方一直错怪中国，在全球经济疲软的环境下西方急于寻找一个替罪羊，于是将矛头指向中国。

（三）日本是制造人民币升值论的急先锋

除了媒体和经济界大肆鼓噪外，日本政界人物直接跳到前台，制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去年12月，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在内阁金融会议上率先发难，声称日本通缩长期难以克服，是因自中国进口大量低价商品缘故，人民币应该升值。这一声明得到了日本执政党和在野党的一致附和。日本财务次相黑田东彦也四处兜售人民币应该升值的种种论调。特别是日本企图与其他发达国家联手通过类似“广场协议”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是一个重大阴谋。

日本制造人民币升值压力，与其国内经济深陷泥潭有一定关系。由于日本对外贸易长期失衡，受到了美国的不断敲打。来自美国的持续高压，引发了日元的长期升值或升值预期，出现了日元升值综合症，诱发了泡沫经济。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从90年代初开始陷入衰落，进入所谓“失去的十年”，进入新世纪以后仍无起色。而且大量银行坏帐和旷日持久的通货紧缩，使日本经济进入山穷水尽的地步。日本从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优等生跌落，严重挫伤了其国民民族自尊心，导致国民情绪急剧右转。一般国民对中国经济的良好表现在心理上感到很不平衡、很不舒服，一些政治家和右翼人士更是借此大做文章，企图转移国内视线。再加上历史矛盾，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更是对中国的发展如坐针毡，恨不得搞垮中国经济而后快。

人民币汇率升值论的演变趋势分析

（一）人民币汇率正面临类似日元曾经遭遇的升值压力

在一些西方人土看来，中国对外经济与日本七、八十年代有很大相似之处：对外贸易顺差日益增加，外汇储备日趋庞大，并认为中国与日本一样都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和市场保护，经济都高度依赖出口。而且，中国还实行固定汇制和资本管制。中国出口扩张十分迅猛，正在步日本成为世界工厂的后尘，成为世界工业制成品日益重要的制造基地。一大批轻纺和机电产品出口在世界名列前茅，市场份额达到较高水平，特别是在某些目标市场上占有率日益提高；新兴IT产品迅速崛起，竞争力大幅提高。目前，中国已成为日本第一大进口国；按美方统计，已成为美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地；按照欧盟统计，已成为欧盟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与许多发展中国家贸易都存在顺差。这与七十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在世界贸易中地位迅速提高的情形十分类似。随着我国贸易地位的进一步上升和对外竞争一面的凸现，日本和其他国家很可能会像当初美国借贸易不平衡打压日本一样，寻找种种借口对人民币汇率施加压力，将人民币汇率问题国际化和多边化的企图不仅不会罢休，反而可能掀起更大波澜，使事态不断升级。

（二）人民币汇率问题国际化、多边化的可能性

美国逼迫日本签订广场协议的前车之鉴值得记取。事后很多分析认为，广场协议是美国搞垮日本经济以减轻对自身威胁的重大阴谋。日本将人民币汇率问题国际化、多边化已昭然若揭，其不达目的是不会罢休的。日本在中国缺席情况下将人民币汇率问题提交西方七国财长会议，已经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

目前美国对人民币汇率的压力也在增加。尽管日本提议没有得到美国的支持，但这并不表明美国未来态度不会改变。借贸易逆差问题对外施压是美国的一贯伎俩，现在日本这个对手的威胁减小了，中国将逐步成为其打压的目标。美国一些团体和企业一向对人民币汇率问题颇有微辞，美国某些政界人士也攻击我现行汇制。美国现在的主要目标是反恐，为了取得中国的支持或减少中国的反对，自然不便附和日本的提议。随着伊拉克战争的结束和全球恐怖主义势力的削弱，一旦时机合适，美国附和日本主张直至带头向我施压的可能性不能排除。美国政府已受到美国产业界和国会的压力，如美制造商协会认为人民币低估约40%，建议美政府采取措施，说服中国将人民币汇率提升至由市场决定的水平，并使货币定价市场化。如果美国跳到前台，国际社会力量对比会发生很大变化，一些与我有贸易摩擦的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很可能会加入到美国的阵营。

另外，虽然欧盟与美国近来有矛盾上升的一面，但由于欧盟与中国贸易也存在较大逆差，加上其经济复苏受欧元升值拖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欧盟也不见得会反对美、日的主张。因此，搞得不好，未来几年美、日、欧联手将人民币汇率问题纳入国际金融协调框架的可能性将会增加，对此我们不能不做好足够的准备，并早谋对策。

人民币汇率升值论的风险和选择

（一）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的危害

人民币升值论一旦多边化并被纳入国际金融协调框架，必将使人民币升值或升值预期成为长期困扰国民经济的一个外生变量，带来重大风险。在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一旦人民币持续大幅升值，将会对我国对外经济和国内经济两方面带来重大危害。

第一，阻碍我国对外经济的良好发展势头，使我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发生逆转。人民币持续升值会使我国长期国际竞争力受到重大损害，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的比较优势会不断削弱，我国在机电和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初步积累的竞争优势会受到重大损害。在我国目前出口主要依靠价格竞争力，而产业结构重大调整和非价格竞争力提高仍需假以时日的情况下，人民币持续升值的结果必然是出口严重受阻，国外产业转移的步伐大大减慢，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减缓，我国作为全球制造业重要基地的地位将会受到削弱。这将会大大延迟我国实现新型工业化和产业升级的步伐，加重就业压力，使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进一步突出。日元升值使日本出口从战后年均增长10%以上跌落为1990～1995年年均增长0.4%，就说明本币持续升值会对出口带来重大打击。当前，加入世贸组织和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使我国具备建成全球先进制造中心的战略机遇。我们必须防止因为人民币持续升值而使这一进程发生逆转。

第二，加重通货紧缩，使宏观调控面临种种陷阱。在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作用下，世界工业制成品价格一直呈现持续走低的趋势，特别是90年代下半期以来出现了全球性通货紧缩的态势。本来，世界性价格下降就会通过进出口渠道等对国内价格产生重大下行压力，而人民币持续升值更使国内物价雪上加霜。一是人民币升值会导致出口产品成本走低，进而对国内价格产生一种比价效应，使关联产品价格下跌；二是人民币升值使进口成本下降，会形成输入性通货紧缩，助长使用进口投入品部门及相竞争部门的价格下跌；三是人民币汇率持续的升值预期，会对市场价格产生超前的和赶浪头式的下行压力，造成市场运行的扭曲和紊乱，使通缩压力加倍放大；四是持续强劲的本币升值压力和预期，还会通过金融和投资渠道对国内物价产生间接的、有时是非常强烈的紧缩冲击，如日本在日元升值诱发的泡沫经济破灭后，金融体系背负天文数字的呆坏账，出现了持续的信贷收缩，明显加重了日本的通缩。

持续的本币升值和升值预期一旦固化，还会对消费、投资和其他经济行为带来一系列干扰，形成不良的心理预期，搞得不好会使宏观调控陷入困境。一是在我国面临有效社会需求不足这一突出矛盾情况下，使民间投资和消费更加疲软；二是使经济增长对积极财政政策的依赖日益加重，不仅政策效应会逐步降低，而且财政风险日益加大；三是伴随本币升值与通货紧缩的循环，货币政策面临陷入流动性陷阱的风险。这些都会使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空间日益缩小，调控的余地愈加有限。加上，本币持续升值还会带来人们收人的虚涨和资产的虚增，极易诱发泡沫经济，刺激虚拟经济的非理性膨胀，最终给宏观经济带来更大的冲击。

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本国货币汇率持续大幅贬值乃至货币危机固然会对一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同样，本币持续大幅升值或者旷日持久的升值预期，也会给一国经济带来灾难性影响。如果说以本币持续大幅贬值为标志的货币危机是一枚重磅炸弹，那么本币持续大幅升值毫无疑问就是一副慢性毒药。前者虽危害剧烈，但容易引起内外高度重视和防范；后者虽短期影响不显，甚至还会出现一时由“升值泡沫”支撑的虚假繁荣，在这种氛围下人们会不知不觉地慢性中毒，反而会毫无警惕地陷入不可救药的地步。日本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慢性中毒的病例。所以，我们对人民币汇率面临的长期升值压力或预期必须高度警惕。

（二）高度重视应对人民币汇率可能持续升值问题

我国1994年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总体上呈现温和升值的走势，虽然给宏观经济特别是物价也带来一定压力，一段时间还曾对我国出口和吸收外资造成冲击，但由于升值幅度有限，这种负面影响还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加上我国及时实施扩大内需的政策，一定程度上抵销了来自内外部的通缩压力，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势头。这说明，目前阶段的应对总的看是成功的，但潜在的问题也不可小视。

未来我们有可能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应对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和难度可能将显著加大。一是随着我国市场开放的扩大，我国可能进一步面临许多发展中国家、地区同样的难题，即大规模资本流人加大本币升值压力，给宏观经济管理带来更大麻烦；二是随着对外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我国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将大大降低，一旦宏观经济不稳定，资本外逃的风险也大大增加；三是加入WTO以后，我国双顺差格局可能进一步加强，从而引发更加严重的外部贸易摩擦乃至金融汇率摩擦，外部对我汇率及宏观经济政策的挤压日益升级；四是在上述外部压力下，我国现行汇制和汇率政策有可能束缚宏观调控的手脚，降低宏观政策的效率，并易诱发各种宏观陷阱。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一些国家较为成功地化解了外部贸易金融摩擦，避免了本币升值对宏观经济的重大冲击。如原西德名列第二贸易大国、马克同样面临来自美国的升值压力，但由于其贸易结构以欧盟为主、对美依赖程度低，加上其奉行自由贸易政策，市场较为开放，进出口基本平衡，最后能安然化解升值压力，还保证了宏观政策的自主性。亚洲“四小龙”也经历了持续的本币升值过程，虽付出一定代价，但最终也基本完成了经济的调整任务。近年来，我国积累了在人民币小幅升值条件下加强宏观调控、治理通货紧缩、刺激内需、扩大出口和引资等方面的操作经验，总体上保持了宏观经济和对外经济的良好势头；未来只要我们更好地发挥我国固有的政治经济优势，牢牢把握宏观调控的主动权，坚持货币汇率政策的自主性，适时推进相关改革和调整，就有可能化解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人民币汇率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人民币;均衡汇率;基本经济因素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汇率水平是否适当,对一国经济的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汇率失调不仅会影响一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会导致国际经济失衡,损害一国的国际形象。那么,应当如何正确地估计和评价一国的汇率水平呢?实践得出,均衡汇率方法比较适合于对发展中国家汇率的估计和评价。

我国的经济发展对出口依赖很大,而人民币汇率对出口的影响显得更为重要。人民币汇率均衡水平,对我国经济增长有着明显正相关的促进作用。由于现阶段中国正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因此,可以借鉴均衡汇率方法来估计和评价人民币汇率。均衡汇率理论的核心是分析基本经济因素变化对均衡汇率的影响,并利用它们之间存在着的系统联系估计均衡汇率。

一、我国学者对人民币均衡汇率的研究

(一)购买力平价理论

最早的均衡汇率理论是购买力平价理论。购买力平价理论的核心是:名义汇率的变动应与同一时期两国物价水平的变动成比例,以保持实际汇率的稳定。也就是说,实际汇率(均衡汇率)是不变的,物价的波动可以通过名义汇率的波动抵消。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各国的实际汇率都在经常变动,这与购买力平价理论所宣称的实际汇率不变恰恰相反。后来一些经济学家逐渐意识到,均衡汇率可能是一种动态的均衡,它会随着本国劳动生产率、贸易条件、FDI、经济开放程度等基本经济要素的变化而变化,按购买力平价理论进行汇率评估,可能会导致错误。

(二)基本要素均衡汇率理论(FEER)

基本要素均衡汇率理论(FEER)最早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JohnWilliamson于1983年提出,这一理论为80年代以来的美元、日元、马克等货币之间的汇率协调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首先宏观经济均衡的核心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均衡:CA=-KA而经常项目(恒等式的左边)主要包括国内总产出(或总需求)Yd·国外总产出(或总需求)Yt、实际有效汇率q等。

FEER主要对基本经济要素进行了分析,但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这些理想的均衡经济条件很难达到其理想状态,因此FEER测算的是标准化的汇率。FEER作为标准化汇率的特点并非是对该方法的否定,因为这仅仅反映了在优良经济条件组合时对汇率进行校正的目标。

(三)自然均衡汇率理论(NaturalRealExchangeRate)

自然均衡汇率理论(NaturalRealExchangeRate,简记为NATREX)由JeromeL.Stein在1994年系统提出,其均衡状态可以描述为:I-S+CA=0

其中,I表示投资,S表示储蓄,CA表示经常项目差额。模型假设经常项目受汇率变动的影响,而(I-S)是独立于汇率的,即实际汇率不影响(I-S)。只有当经济达到长期均衡状态即基本经济要素Z和实际资产的存量保持不变时,NATREX才能恒定不变。由此得到均衡汇率由投资I、储蓄s、净资本流动(I-s)的存量以及基本经济要素Z来决定。在现实中,基本经济要素会不断发生变化,结果导致NATREX不断趋向新的均衡点。具体方程形式为:

(四)发展中国家均衡汇率理论(ERER)

SebastianEdwards(1989)提出了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均衡汇率模型。他的均衡汇率模型充分考虑了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中最显著的特征,例如,外汇管、贸易壁垒、平行汇率(通常指黑市汇率)等因素。Edwards(1989)第一个提出了可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均衡汇率理论(ERER),并对巴西、哥伦比亚、印度、马来西亚、泰国等发展中国家货币汇率进行了实证研究。借助计量经济学的发展,Elbadawi(1994)提出了更为科学的发展中国家均衡汇率理论(ERER),该模型在应用上更具合理性,得到的结果一般也更精确。

二、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的构建原则

人民币汇率模型的建立,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确定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因素,其次是模型的可检验性和可操作性问题。因此,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应确定如下的建模原则:

(一)系统性原则

宏观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汇率作为一个宏观经济变量,它与许多宏观经济变量有着各种复杂的联系。因此,运用汇率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系统分析方法,选择人民币汇率决定的主要因素。

(二)客观性原则

汇率决定模型中变量的选择,应以经济运行中的客观存在为基础,预期变量的选择不仅要符合严格的逻辑验证,还必须经过实证检验。(三)可操作性原则

模型的复杂程度主要取决于模型的表达形式和变量个数,显然,变量越多,变量之间的关系越复杂,反之则简单。从宏观经济管理的角度来看,为便于金融监管,人民币汇率模型中的变量不宜过多,汇率模型基本能反映汇率与其他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即可。

(四)实用性原则

建立人民币均衡汇率的目的是为了管理汇率,便于汇率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因此,无论在变量的选择、定量分析,还是在技术处理上,模型都应具有高度的可操作性。

三、Edwards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的改进

Edwards(1989)和Elbadawi(1994)提出的针对发展中国家均衡汇率问题的ERER模型,发展中国家研究均衡汇率的基石,充分考虑了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特征,例如实行外汇管制,存在贸易壁垒,存在平行汇率等。虽然它未能很好地解决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问题,但是它的理论意义远大于此,它所蕴涵的思想是我们构建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的重要理论基础。现实条件往往更加复杂,如存在贸易壁垒(出口退税、进口征税)、资本项目实行管制等,因此需要建立人民币均衡汇率的ERER改进模型。

该模型基于ERER模型,并根据中国情况进行改进:

1.中国市场上存在三类商品:出口品(X)、进口品(M)和非贸易品(N)。本国生产出口品和非贸易品,同时消费进口品和非贸易品。

2.本国国民既持有本币资产(C),也持有外币资产(F)。私人部门积累着一定数量的外币。

3.存在双重汇率,固定的名义汇率E适用于商品交易,τ用于金融交易(受国际汇率影响)

5.政府和私人均不能向国外借债。

8.起初假定资本管制完全有效,不存在国际资本流动;最后该假定被放松:存在有限的资本流动。

基于以上假设条件下,可以推导模型。

国内资产组合:

人民币均衡汇率研究对于完善我国汇率理论,指导汇率调整和汇率制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人民币连续升值的背景下尤为重要。对Edwards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的不断改进可以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铺垫,期待建立和完善一个更富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韩晓亚.汇率决定理论研究[J].商情教育经济研究,2008,(10).

[2]Samuelson,Paul.“Theoreticalnotesontradeproblems.”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1964,46(2):145-154.

[3]EdwardsS.RealExchangeRates,DevaluationandAdjustment:ExchangeRatePolicyinDevelopingCountries[M].Cambridge,MA:MITPress,1989:15-82.

人民币汇率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人民币升值

2005年7月21日19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告：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次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标志是从单一汇率制度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根据对汇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测算，人民币对美元即日升值2％，即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

一、汇率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

汇率，汇率又称汇价，是一个国家的货币折算成另一个国家货币的比率。即在两国货币之间，用一国货币所表示的另一国货币的比率。作为开放经济中影响广泛的宏观经济信号汇率，其变动将对国家整个国民经济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因而成为世界各国政府以及金融市场共同关注的焦点。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到今，我国的汇率制度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1949年－1952年建国初期的汇率制度。其特点是实行外汇集中管理制度，通过扶植出口、沟通侨汇、以收定支等方式积聚外汇，支持国家经济恢复和发展。

2．1953－1978年计划经济体制的外汇管理体制。其特点是对外贸易由国营对外贸易公司专管，外汇业务由中国银行统一经营，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计划控制的外汇管理体制。

3．1979年－1993年经济转型时期外汇管理体制。其主要特点是由买卖双方根据外汇供求状况议定，中国人民银行适度进行市场干预。

4．1994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的外汇管理体制。其特点是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虽然名义上是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但其实质上却近似固定汇率制度。由于汇率形成机制、金融体制改革与市场等方面存在的种种不足，目前的汇率水映的是一种扭曲的外汇供求关系，外汇资源得不到有效合理的配置，无法形成均衡、合理的汇率水平。

从一般经济理论来理解，衡量货币汇率是否合理主要有两个角度：一是国内是否存在通货膨胀；二是外汇储备。我国当前没有发生通胀，货币政策上不存在汇率升值的条件；但另一方面，在近几年来，我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持续扩大，加剧了国际收支失衡。至2005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达到创记录的7l1O亿美元．比年初增加1011亿美元，且仍有增长的可能，预测到2005年末国家外汇储备将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储备国，这势必将被推到国际经济金融错综复杂矛盾的第一线，各种贸易摩擦将进一步加剧。持续增高的外汇储备，给当前金融调控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外汇巨额占款压力越来越大。这是客观事实。不得不慎重思考与研究。货币理论认为，外汇储备并非越多越好。这是因为：(1)外汇储备增加，要相应扩大货币供给量。如果外汇储备量过大，则会增加对货币流通和市场的压力。(2)外汇储备表现为持有一种以外币表示的金融债权，相应资金存在国外，并未投入国内生产使用。外汇储备过大，等于相应的资金“溢出”，对于资金短缺的我国来说是不利的。（3）外汇储备还可能由于外币汇率贬低而在一夜之间蒙受巨大损失。

正是鉴于上述内在因素，中国提出了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这对于缓解对外贸易不平衡、扩大内需以及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次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内容是，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按照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选择若干种主要货币，赋予相应的权重。组成一个货币篮子。同时，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计算人民币多边汇率指数的变化，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管理和调节，维护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参考一篮子表明外币之间的汇率变化会影响人民币汇率。但参考一篮子不等于盯住一篮子货币。它还需要将市场供求关系作为另一重要依据，据此形成有管理的浮动汇率。

二、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与人民币升值

根据对汇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测算，此次人民币汇率改革体现为人民币汇率被主动重估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即人民币体现为升值2％。这一调整幅度主要是根据我国贸易顺差程度和结构调整的需要来确定的，同时也考虑到了国内企业进行结构调整的适应能力。在总体上，确保了人民币汇率不会因改革而出现大幅波动，否则，对我国经济金融稳定会造成较大的冲击，不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

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今后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变化，将取决于实体经济的变化，取决于国内外经济的发展水平，而不是理论模型的高估或低估。这也预示着今后的人民币汇率水平可能会有向上或向下的浮动，并非人民币仅是升值。

目前阶段，新的汇率机制必然导致人民币一定程度的升值，其主要原因在于高贸易顺差以及外资对国内投资的增加带来的大量资金涌入。由于人民币与美元汇率挂钩，使得人民币相对于世界主要货币实际上也间接地贬值，虽然这样增强了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优势，但也加剧了与主要贸易国家间的贸易摩擦，引发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但是，目前人民币升值幅度不宜过大，其主要原因在于：（1）国有银行体制改革尚未全部完成。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境外上市工作正在进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制改革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如果这时允许人民币升值过大，将对银行境外上市产生不利影响，且上述银行均持有较大规模美元资产净头寸，如果人民币升值将使银行现较大的汇兑亏损，影响银行的利润和所有者权益。（2）引发“热钱”大规模进出会影响我国金融的稳定。2002年以来，人民币升值的投机活动一直非常活跃。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经验表明，境外投机性资金大规模注入和集中流出一国，会对经济和金融稳定造成大冲击。（3）不利于我国引进境外直接投资，加大国内就业压力。如果人民币升值幅度过大，对即将前来我同投资的外商产生不利影响，因为这会使他们投资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企业和境外投资的影响降低了经济增长率，最终体现在同内就业问题上，加大国内就业的压力。（4）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缩水的威胁。目前我同外汇储备已高达7000多亿美元，且60％以美元资产形式存在。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我国外汇储备会大幅度缩水，这也要求有一定时间采用一篮子货币储备形式。

三、人民币升值的影响

一些专家认为，本次人民币小幅升值，在短期内会对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总体上利大于弊。

1、人民币升值的积极影响

（1）人民币小幅升值，在一定程度上会平衡国内物价，方便百姓生活，购买进口商品可能也会便宜。尤其是对出国旅游人员，购买起物品来可能显得更为低廉，更加方便，显现出其国际购买力，也有利于人才出国学习和培训。

(2)人民币小幅升值，可以减少外汇占款，外债还本付息压力减轻，有利于偿还外债。同时，随着我国GDP国际地位提高，国内企业对外投资能力增强；资产出卖更合算，人民币可以直接交易面扩大，包括用人民币购买境外股票，变相的举债功能等，这相当于人民币将成为国际上不付利息的债券，增强了本国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

（3）人民币小幅升值，有利于进口贸易，尤其对原材料进口依赖型厂商成本下降，对工业化所需的石油、矿石、钢材等关键性原材料进口起到平衡作用．减轻价格压力。这也是应对资源涨价的重要手段。

(4)人民币小幅升值，能有效解决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压力。近几年来，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一直处于顺差状态。长期的贸易顺差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改变中国对外经济、对外均衡的问题。所以，人民币小幅升值，不仅可以改变对外均衡的问题，而且还能降低贸易纠纷、高额成本、征税等方面的成本，更加注重国外对我国产品附加值的提高，改变以低廉价格水平参与竞争的局面，不独立地脱离世界，而是更好地融入全球一体化。

2．人民币升值的负面影响

(1)人民币小幅升值，会抑制出口，增加进口。因为人民币升值后，我国出口企业成本相应提高，会削弱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利于出口的持续扩大，从而降低国内大量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竞争力，这对我国的外贸出口将造成伤害。由于人民币的升值直接抑制或打击出口．则会导致不可贸易品(诸如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从而减弱国内需求，进而对就业市场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人民币的升值，也会导致进口增加．从而可能出现贸易逆差，影响国内企业竞争力。

(2)人民币小幅升值，不利于引进外资，并加速资本外流。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导致对外资吸引力的下降，减少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加速资本外流。

(3)人民币小幅升值，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每一个国家的外汇汇率在通常情况下是基本稳定的，但一旦遇到升值压力，就迫使央行在外汇市场上大量买进外汇，从而使以外汇占款形式投放的基础货币相应增加，造成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财政赤字将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而增加。同时影响货币政策的稳定。另外，人民币的升值，会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尤其是对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大量短期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人资本市场的逐利行为。容易引发货币和金融危机，会给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这对于依赖外国资本而繁荣的中国来说，其可能造成的打击不该忽视。

(4)人民币小幅升值，对股市的影响。从理论上讲，外汇汇率的变动与股票价格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来说，如果一国的货币是实行升值的基本方针．股价便会上涨，一旦其货币贬值，股价随之下跌。所以，汇率的变动会给股市带来影响。

综上所述，在未来的几年内，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人民币继续升值是一个必然趋势。此次2％的升值幅度更多的是一个信号和姿态，是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开始。中国政府应该坚定不移地保持汇率基本稳定，并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来调节人民币的供求，释放升值压力，同时要加快推进汇率制度的改革，并且制定和实施具有可操作性的应对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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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钥，任超.人民币汇率变动趋势及影响分析.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1（5）：77－79

3．陈宁，李旭辉，孙兴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特色、利弊、前景．财政监督，2005，9：3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