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理论论文
新闻传播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马克思说：“战争比和平发达的早”(1)。由此追溯，战争至少已有5000年历史。虽然新闻事业的产生不过是近几百年的事情，但是在战争发端之时，新闻传播活动就已存在并且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在：1.“战争是一种人类交往行为”(2)，而人的交往是传播的基础。2.“兵之情主速”(3)，而时效是新闻传播的生命力所在。3.战争具有暴烈性，相关的仇恨和敌忾心理与情感需要通过媒介去激发和强化。4.战争具有或然性和概然性，种种不确定性需要通过媒介传递的信息来消除。5.传播技术往往在战争中首先得到运用。
古代战争：“经常的交往形式”
战争的历史从远古就拉开序幕。当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之际，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体现统治集团意志的国家机器逐渐成形，战争登上了人类历史舞台。
在古代社会，战争连绵不绝；历史上各个文明发源地是古代战争集中发生的区域，这是文明扩散与辐射的一种基本形式。
据英国军事历史学家约翰·富勒研究，从远古时代一直到勒班陀之战(1581年)为止的战争，多数都是在地中海地区和西南亚进行的。(4)地中海这根纽带，把爱琴海、尼罗海、两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以至恒河等除中国以外所有文明发源地的战争历史，融合在包括欧洲全部、非洲北部以及亚洲大部的一个巨大的历史舞台上。特洛伊和斯巴达之间的特洛伊战争(约公元前1100年)，联系了爱琴海和小亚细亚；埃及法老和赫梯国王争夺叙利亚的卡迭什之战(约公元前1294年)，开始了尼罗河与西亚的联系；以两河流域为中心战场的亚述战争(约公元前1200—前1032年)，连结了中亚和欧洲；希腊波斯(公元前500—前448年)，开始了中亚和爱琴海的交往；亚历山大大帝征战亚洲(公元前329—前327年)，将以地中海为中心的战争舞台扩展到恒河流域；3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前241年、公元前218—前202年、公元前149—前146年)，几乎席卷了整个欧洲和北非。此后，公元6世纪的拜占庭波斯战争、7至11世纪的拜占庭穆斯林战争、11至12世纪的拜占庭塞尔突厥战争、11至13世纪的9次、14至15世纪的拜占庭奥斯曼土耳其战争，以及其后奥斯曼帝国向欧洲的扩张，等等，无不在以地中海为中心的战争舞台上展开厮杀。
而在中国，战争的世界影响受到相对狭小的舞台和民族战争频度不高诸因素的限制。有学者将这两种不同的战争格局作如下比较：
1.在地域关系上，一个连结了欧、亚、非三大洲的广大地区；另一个仅限于黄河、长江流域。
2.在两方战争舞台上，民族众多，交替主宰，谁也不能长期称霸；中国则一直以华夏民族为主体，战争史即华夏民族合史。
3.在西方战争舞台上，海战是重要特征；而在中国，海战很少进行。(5)
从文化学和社会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古代战争可分为以下四类：民族战争；王朝战争；奴隶、农民起义战争；宗教战争。
从传播的角度而论，民族战争和宗教战争最具文明扩散功能。在这两类战争中，文明的交往以冲突、碰撞的形式发生，同种同教、异种同教、异种异教的民族之间在残酷厮杀的同时，不自觉地传播着各自优秀的文明成果。尽管通常并非出自战争发动者的初衷，战争往往是以恶的形式推进科学技术的传播。
加拿大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和他的老师科幻作家哈罗德·英尼斯都是技术决定论者。英尼斯认为，近代以前，媒介可以分为以时间为重点的媒介和以空间为重点的媒介，由此决定社会流通知识的数量、性质和社会形态。时间性媒介有石头、粘土和羊皮纸，虽有耐久性，但不适合携带流转；空间性媒介有纸莎草纸和纸，便于携带而没有持久性。时间性媒介制造地方割据的等级制社会组织，空间性媒介产生中央集权制的大帝国。(6)工具是生产力水平的基本标志之一，从作为传播工具的媒介入手，研讨制定社会的结构是有相当意义的。
帝国是“以君主、君主皇帝为元首的国家”，(7)它通常都占有殖民地。以幅员辽阔、征战连绵为特征的帝国，为保障政令、军令的畅通与及时传递，总是优先完善其信息传播系统。许多古代帝国的传播系统上都有独创。公元前6世纪，波斯人建立了西自地中海、东至印度洋、北至黑海、南达波斯湾的大帝国。波斯人是最早将快速传递信息作为科学范畴的民族之一。在希波战争中，波斯人不但以烽火传信，还建立了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驿使制度。希罗多德写道：“在人世里面也没有人比这些使者传信得更快了，原来波斯人是这样巧妙地想出了办法的。据说，在全程当中要走多少天，大道上便设置一匹马和一个人；雪、雨、暑热、黑夜都不能阻止他们及时地全速到达他们指定的目的地。”(8)这条传信干线全长2500公里，每25公里为一站，共有100名驿使，驿使传信实现了远距离速报，是人类开发信息资源的一大创举。“是最庞大和延续最久的帝国。”(9)在由秦到唐的千余年中，各种各样的入侵、内乱和王朝战争都未曾侵蚀这一帝国。附和英尼斯观点的日本学者认为，简、帛以及汉时发明的造纸术维系了帝国的政治统一。(10)而早在秦以前，烽火就是北方边关示警的主要手段。秦统一后，实行“书同文，车同轨”，修筑了贯通帝国、规格统一的交通干线驰道和栈道，并建立了中国最早的管邮制度。纸张不仅能复制符号，而且扩大了信息载体的空间移动性和散布性。尽管印刷业发展缓慢，公文书和手抄报纸经常传递着战争新闻，惟其读者限于上流社会。
在罗马帝国，由于《罗马公报》和《每日纪闻》的出现，战时新闻传播具有一定的公开性和持续性。尽管《每日纪闻》是否逐日值得怀疑，它前后存在500多年就是一段不可忽视的传播史。“罗马人建立了一个广泛的信差服务叫做‘公共邮路’。(11)”《每日纪闻》经过誊抄，(12)发行到帝国各行省。据认为，罗马帝国之所以能统治辽阔疆域，起码有部分原因在于它有一个包括《罗马公报》在内的传播系统，西罗马帝国之灭亡，与它扩张过甚、传播系统跟不上有关。(13)
就早期新闻传播技术而言，中国纸张的西传和古登堡活字印刷术的早期发展与普及同战争直接相关。
公元105年，中国的蔡伦(后受封龙亭侯)将其造纸发明献给东汉和帝。“蔡侯纸”造纸术的早期普及范围仅限于中华文化圈的朝鲜、日本和越南。异质文明的冲突改变了造纸术的流传方向。日本学者井上清说：“唐朝文化是印度、阿拉伯和以此为媒介甚至和西欧的文化都有交往的世界性文化。”(14)在中国古代为数不多的民族战争中，有一次发生在唐朝。唐时，阿拉伯人建立起地跨亚欧非的大帝国，玄宗天宝十年(751年)，镇西节度使高仙芝与阿拉伯人在恒罗斯(今吉尔斯坦境内)交战，唐军大败。阿拉伯人的俘虏中有数名中国印刷工匠，同年，他们在撒马尔罕(今属乌兹别克斯坦)为阿拉伯人建立中国境外第一纸厂。(15)794年，巴格达建厂造纸。但造纸术在阿拉伯帝国发展不快，其原因之一就是它陷于长期的内战，在前很少与其他民族交汇。1150年，阿拉伯人在其统治的西班牙南部建立了欧洲境内第一个造纸厂。就在此前后，他们不断遭受基督教武装的侵袭。造纸术经过西班牙这个通道传至欧洲基督教世界。1189年，基督教国家的第一个造纸厂在法国耶罗建立。这样，造纸术西传历时400余年之久，但在民族和宗教战争的推动下，最初和最后的流传进程是十分迅速的。
马克思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16)
同火药和指南针一样，活字印刷术在欧洲的传播是以战争为媒介的。15至17世纪，欧洲是一个战场，“这些战争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印刷术向其他地区的扩散”。(17)1450年，德国人古登堡在美因茨完成了活字印刷术的发明，美因茨因而成为欧洲印刷业中心。1462年，伊森贝格的迪特尔和拿骚的阿道夫这两个王公为争夺美因茨大主教职位而开战，美因茨遭到阿道夫军队的洗劫，一大批印刷工人被迫逃亡，活字印刷术因之很快传到下列国际商贸中心市场：科隆(1464年)、罗马(1467年)、威尼斯(1467年)和斯德哥尔摩(1483年)。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古代战争与历史演进的关系时指出：“暴力、战争、掠夺、抢劫等等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古老文明被蛮族破坏，接着就重新形成另一种社会结构(罗马人和野蛮人，封建主义和高卢人，东罗马帝国和土耳其人)。对野蛮的征服者民族说来，正如以上所指出的，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战争造成的民族交往，也为印刷媒介的诞生奠定了物质技术和精神基础。
媒介参与：早期报业与战争
传播媒介的发展程度及其传播能力反映了人类开发利用新闻信息资源的水平。从古至今的媒介演变过程如下图：
原始媒介——书写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
中国春秋时代周幽王(公元前782—前771年在位)“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是早期的战时新闻传播活动中为人熟知的一个实例。而在西洋，烽火作为信号媒介的使用并不晚于此时。古希腊诗人埃斯库罗斯的剧作《阿伽门农》以守望人观察告知特洛伊城陷落(约公元前1100年)的信号火炬开场。据“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记载，在希波战争中，双方都使用烽火传递军情。波斯将领马多尼厄斯在公元前480年的萨拉米斯海战中“想用在各个岛屿上点起一列烽火来通告在撒尔迪斯的国王他已经占领了雅典”。(18)
在造纸术发明和西传之前，书写材料在中国是竹、木简和帛，在西方主要是源于埃及的纸莎草纸和羊皮纸。但是它们都难于用之于连续出版物。世人公认，公元前1世纪由罗马帝国执政官下令创办的“每日纪闻”是第一种报纸，它大概是抄写在公共场所布告板上的“板报”。然而无可争议的是，其公告内容中战争新闻占有重要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报业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
金属活字印刷术在欧洲普及后，新闻书、新闻信、单面或双面报纸一类新闻性出版物(包括部分手抄报纸)迅速兴起。它们的早期历史表明，报业与战争有一种天然的亲合关系。
从14世纪中叶起，土耳其人向欧洲扩张。他们先攻进巴尔干半岛，继而占领东南欧，项链海军战般直抵意大利海港；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灭亡了东罗马帝国；又在1529年和1683年两度兵临维也纳城下，令全欧洲震骇不已。土耳其战争遂成为报刊新闻记事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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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意大利和德国为欧洲报业中心。(19)在保存下来的早期报刊中，有一份意大利报纸以诗文体描写1470年对土耳其的故事。另一份大约刊行于1475年的意大利报纸记述了土耳其人攻占克里米亚汗国和热那亚共和国属地。这些战事亦曾由德国奥格斯堡印刷的报纸多次报道，1482年印行的两种报纸题为：“土耳其如何攻击基督教堂之历史”。(20)1502年德国第一次出现了使用zeitung(“新闻”、“报纸”之意，后广泛用于报名)一词的新闻报道“东方新闻”(“NeueZeitungvonOrient”)，它记述了对土耳其人的一场胜仗。(21)其时最勇敢的新闻工作者是维也纳的印刷工，他们冒着危险接收匈牙利军队在1526年莫哈奇之战中败于土耳其人和1529年维也纳保卫战胜利的新颖消息。威尼斯的印刷工曾印出来自西西里岛拉古萨的一封信，内载土耳其新闻，其可靠性为12天后来自土耳其首都的人所证实。
从欧洲各国通用报名Gazetta的起源，我们也可看出反土耳其战争新闻在报纸上的地位。在16世纪的威尼斯，人们用一枚叫Gazzetta的硬币买一份报纸，后来就用它称呼报纸，当时这种报纸通常刊有抗击土耳其人的消息。
欧洲各国的民族战争和王朝战争，也在早期新闻性出版物上得到反映。15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报纸不时报道各城市共和国间的战争。从1494年起，法王查理八世出征意大利，意大利报纸曾报道法军进入罗马、攻打那不勒斯等地的情形。荷兰独立战争(1568—1648年)期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与独立派进行了安特卫普之战(1576年)，安特卫普的报纸几乎每周予以报道。英国现存最早的新闻书“真实遭遇战”印行于1513年，它共有10页，主要记述了当年9月的弗洛登之战：(22)接着发生新近之真实遭遇战，或曰英格兰与苏格兰之战，苏格兰国王毙命。
16世纪法境内的9次宗教战争，不但有法国的天主教和新教武装参加，英国和西班牙也出兵干涉。英国公众从国内的出版物上可以了解战争的进程。在第九次宗教战争(1589—1598年)期间，伦敦出版了报纸“法国喜讯”(1591年)，据认为是法国驻英使馆发行的，内容是法王亨利四世在一次战斗中奏捷。(23)1591—1594年间，经英国政府批准出版的新闻中记载了126则时事新闻，其内容构成如下表：(24)
在126则新闻中，关于法国战事的有53则，占42%；沃尔特·李普曼引用20世纪初的一项调查统计显示，战争新闻占全部新闻的32.4%。(25)
1580—1610年间，在德国等地相继出现半年、每月和每周出版的定期报刊。它们第一次向读者提供一种“出版物的规律性”，(26)而不再是被动地事后追记重大事件，因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战争为欧洲报业由不定期到定期出版的转变提供了强大动力。从17世纪初起，新兴的定期报刊则借助战争的东风迅速成长，“本世纪的宗教战争提供了刺激新闻需求的高潮”。(27)
17世纪初，荷兰成为新的报业中心，1626年以前有140种以上的报刊。安特卫普的《新闻报》(NieuweTydinghe)创办于1605年，它报道了当年拿骚的莫里斯亲王(新教派)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取安特卫普的战斗。《新闻报》后改为周报，以3种语言文字出版。
1618—1648年，欧洲发生了由宗教冲突引起、以德意志为主战场的“三十年战争”。这场大战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另一方面刺激了卷入战争的德、奥、荷、英、法、丹、波、瑞典等国家和地区的新闻传播事业，其中大多数国家的报从此诞生，以中西欧为中心的新闻传播网逐渐形成，新闻信息从德国和荷兰向有关国家大规模扩散。
1620年，第一种英文报纸在阿姆斯特丹问世。首批运到英国的一期上报道了当年11月8日的布拉格之战。由此不难看出这篇报道的时效性，以及荷兰往国外出口报纸的效率和速度：(28)
纽伦堡来信言及，从波希米亚边境获悉：国王和巴伐利亚公爵大战于布拉格，双方各有1000人阵亡，惟巴伐利亚公爵是否与部下进入布拉格尚不得而知。
第二年英国和西班牙以荷兰报纸为模式，出版了这两国标明日期的最早报纸。前者名为“意大利、匈牙利和法国新闻”，后者名为“法国、佛兰德和德国新闻”。英国出版了第一种编号和标明日期的报纸“意大利、德国、匈牙利、波希米亚、莱茵河西岸地区和低地国家每周新闻”。
瑞典人是利用报纸开展战时宣传的先驱之一。在荷兰影响下，瑞典早期报纸《哥特竞技神》于1634年在斯特兰奈斯创刊，它是支持国王古斯塔夫二世参加“三十年战争”的宣传工具。
在“三十年战争”中，各方都经常向德国众多的印刷所透露为公众关切而又有利于己方的消息。为争取舆论支持，谴责哈布斯堡王朝，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和波希米亚政府分别用德文和捷克文出版报纸。1631年9月，在具有决定意义的莱比锡之战中，古斯塔夫战胜了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其后在莱比锡设立邮局，发行《日常邮报》等多种德文报。在瑞典丹麦战争(1643—1645年)的最后一年，瑞典陆军元帅霍恩发行了《日常邮报》。
“三十年战争”中诞生的最重要报纸是法国的《公报》，其创办人泰奥弗拉斯特·勒诺多在1631年5月30日的创刊号上写道：“每位读者将从提供的信息中受益；商人不会贸然将货物运往遭围困或已成废墟的城镇，士兵不会被调往没有战事的地方部署。”(29)法王路易十三时亲自为这份准官司报提供战争新闻。《公报》一直出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战争催生报业，报业自诞生日起就积极参与战事。诚如英国学者斯坦利·莫里森和布赖恩·莱克所言：“在报业中，战争居于头等地位。”“战争提供了比人类任何其他活动更多的标题。”(30)当然，报业产生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人类社会演进到商品经济时代，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以及随之而来对新闻传播日益增长的需求和期待。但不可否认的是，战争往往直接促进早期新闻传播方式的变革。笔者之所以用两节的篇幅不厌其详地论述战争与古代新闻传播和早期报业的关系，是因为这段鲜见于各种新闻学和传播学著作的重要历史能够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重要结论：如果称社会生产力为早期报业之父，那么，战争乃是新闻传播之母。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6卷，第47页。
(2)［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35页。
(3)《孙子兵法》。
(4)［英］约翰·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5)张俊波主编：《中西军事哲学比较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6)［日］竹内郁郎主编：《大众传播社会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页。
(7)《苏联百科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295页。
(8)［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764页。
(9)［以色列］S·N·艾森斯塔德：《帝国的政治体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中文版导言”，第1页。
(10)前引《大众传播社会学》，第21页。
(11)［美］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78页。
(12)是否抄于纸莎草纸，待考。一说抄于羊皮纸上。
(13)见张隆栋、傅显明：《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14)引自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58页。
(15)［英］斯蒂芬·F·梅森：《自然科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88页。
(16)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67页。
(17)ZhouHe,“DiffusionofMovableTypeinChinaandEurope：WhyWereThereTwoFates?”
(18)［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第704页。
(19)当时的意大利和德国都只是地理概念而非政治实体。意大利境内有威尼斯、热那亚、米兰、佛罗伦萨、卢加等城市共和国和教皇国，其中威尼斯为西方第一大国际商贸中心和新闻集散地，也是手抄新闻信的发祥地。德意志地区则有上百个公侯属国，由于拥有最先进的印刷技术，德国成为最重要的报刊印行中心。
(20)［法］淮尔：《日报期刊史》，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14页。
(21)BrianLake,BritishNewspapers(London:SheppardPerss,1984),p.19.
(22)BritishNewspapers,p.19.
(23)BritishNewspapers,p.104-107.
(24)G.B.Harrison,AnElizabethanJournal(London:Routledge&KeganPaul,1974),p.394.
(25)［美］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学》，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9页。
(26)AnthonySmith,theNewspaper:AnInternationalHistory(London:ThamesandHudsonLtd,1979),p.7.
(27)TheNewspaper,p.7.
(28)TheNewspaper,p.17.
新闻传播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一）新闻传播的内涵
新闻传播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推动着人与社会的互动发展。作为个体，人通过新闻传播不断完成与他人、环境的交流，掌握社会语言和生存技能，了解人类世代积累的文明，从而演变为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等，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角色。另一方面，新闻传播与社会的延续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任何个人、组织、团体都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小组成部分，每个组成部分之间都按照特定的规则进行着思想、认识上的交流，实现了庞杂的社会系统中的新闻传播活动。正是这种新闻传播活动，使得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影响、共同进步，从而促进了社会的长远发展。同时，新闻传播也起到了协调组织之间以及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的重要作用。组织想要做出正确决策就需要充分了解外部环境信息，健康、有序的新闻传播能够给组织带来准确、高效的信息，但是当新闻传播活动变成了混乱而无序的，效果就会适得其反。
（二）伦理道德的功能
伦理道德是指依靠人们内心的信念、社会舆论等方式来维持的特定道德规范体系，包括个人和社会两方面的功能。对个人而言，能够提高自我修养、实现全面发展。对社会而言，道德调控是软调控，能够对社会群体起到批评监督作用，从而稳定社会秩序，是社会调控的特殊方式。
二、新闻传播中的伦理道德
（一）传播主体的伦理道德
新闻传播主体在信息采集、编辑和传播的过程中出现的新闻腐败、敲诈、歧视、侵权都属于失范行为。这些行为会对社会造成危害：第一，践踏了社会的公平公正。作为新闻工作者，无论是真善美还是假恶丑都应该如实报道，维护社会大众的知情权，提高社会媒体的公信力。第二，误导社会大众的正常生活。当新闻传播者不能确保新闻的真实性而随意传播信息时，社会大众的正常生活就得不到保障，甚至造成精神上的伤害和财产上的损失。第三，败坏社会风气，影响社会凝聚力。新闻传播主体在制造了大量假大空新闻后，不但没有履行其引导舆论、有效监督的职能，反而会对社会造成恶劣的影响，造成社会的信任危机。为了规范传播主体的伦理道德，应做到如下几点：第一，树立服务意识，尊重大众、保护其合法权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新闻传播行业的发展的基石，能够提高其公信力，同时要提供能够满足大众需求的真实信息，勇于揭露、批评侵犯其权益的行为。第二，客观真实的报道。客观公正的报道要求新闻传播者要还原事情的真相，在传播过程中保持中立、不带任何偏见。第三，诚实正直善良，维护新闻传播工作的本质。诚信正直是任何行业健康发展的基本法则，而新闻工作还要求传播主体充分考虑被报道者的感受，秉承善意，保护其隐私，避免其以后的生活受到不良影响。
（二）传播媒介的伦理道德
近年来，新闻传播媒介接二连三的失德事件深深的影响了其在大众心中的公信力，传播暴力、丧失人为关怀等行为不断上演。例如，三鹿奶粉于2008年被查出添加严重损害人体健康的三聚氰胺后，投放巨款与百度公司达成交易，在百度搜索中屏蔽一切相关信息，致使百度搜索中相关新闻只有十几条，而谷歌的报道却数以万篇。为了规范传播媒介的伦理道德，应做到如下几点：第一，要遵守社会伦理道德规范。新闻传播媒介是支撑起整个新闻活动的关键主体，要自觉维护社会正义、揭露假恶丑现象、保守国家机密，推动社会健康有序的发展。第二，要为社会大众的利益服务。满足社会大众对新闻信息的需求，提供真实、客观、有价值的信息，是新闻传播媒体的安生立命的根本。第三，满足自身利益要求。新闻传播媒介是传播工具也是经济实体，只有满足了自身的利益才能更好的为大众服务，但是这并不代表能够歪曲新闻信息、制造空大假的新闻。
（三）传播受众的伦理道德
传播受众在对新闻信息的处理中，存在自身的需要和意志。受众的需要主要包括求真与求善两个方面，正当的需要能够提高人们的修养和文化水平。但也存在不正当的需要，会使人们产生消极的情绪，影响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受众的意志是一个选择和接受的过程，在如今鱼龙混杂的信息时代，受众需要有克服外界的干扰、辨别信息真伪的能力，选择并接受客观真实的新闻信息。为了规范传播受众的伦理道德，应做到如下几点：第一，受众对新闻信息的理解要符合伦理道德的要求。受众在解析新闻信息时，要怀有积极向上、健康正当的心态，正确理解新闻信息，这与受众的文化修养、道德观念是紧密相关的。第二，对新闻的解析要保持客观。受众是独立的个体，有自主选择权，且判断能力良莠不齐，所以他们往往根据自己的主观经验来解析新闻信息，这就要求受众不能任凭自身的经验歪曲、误读信息。第三，对受众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对受众进行伦理道德教育有助于促进新闻传播健康发展，同时有助于实现新闻传播的目的，主要通过提高自身修养、组织社会教育来实现。
三、结论
新闻传播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文化帝国主义?摇 中国?摇 阴谋论与依附论
文化帝国主义与媒体帝国主义
在传播学领域，可能没有哪个理论能像文化帝国主义理论那样被冠以如此多的称号。翻阅一下国际传播学领域的相关学术文献，我们可以发现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曾经被称为“文化同质论”、“电子殖民主义论”、“媒体帝国主义论”、“结构性帝国主义论”等。尽管称谓不尽相同，但却涵盖了文化帝国主义论的要旨。
但Tomlinson的研究发现，大多数与文化帝国主义相关的研究把电视、电影、报纸和广告等传播媒体置于研究的中心地位。①于是有学者把文化帝国主义等同于媒体帝国主义。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文化帝国主义与媒体帝国主义是不是同一概念？文化帝国主义的创始人Schiller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定义被广泛地批评缺乏精确性。英国学者Boyd-Barrett把媒体帝国主义定义为“一个国家对其媒体的拥有，控制并且向其他国家传递其信息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一个单向式的行为”②。这个定义又被广泛地解读为内涵过于狭窄，忽略了对文化这一变量的考虑。而非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当前的国际传播不存在文化控制的问题，他们更愿意从媒体帝国主义的角度来分析问题。③在研究方法上，非马克思主义学派倾向于运用量化的方法来考察媒体的效果。
美国的大众传播学界更倾向于用数量统计的方法研究国际传播领域信息流动的不平等性，更多的学者否认文化帝国主义现象的存在。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欧洲更具有影响。笔者认为，虽然媒体可以从文化中被萃取出来进行单独的分析，但媒体本身并不存在于一个真空环境里，媒体的所有权、经营权和媒体产品的内容制作等无一不被打上文化的烙印。尽管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在美国传播学界遭到批判，但笔者仍然认为这个理论有其合理性。本文拟从新闻传播的角度来论证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内在的合理性。
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与争论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是一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理论，它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日益引起世人的关注。当时关注这个理论的学者主要来自拉丁美洲国家。他们认为文化帝国主义理论非常适合解释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文化入侵。文化帝国主义理论还为正在联合国激辩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争论提供了理论基础。当时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建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阵营都认为公民对信息的使用与经济增长成正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多种声音，一个世界》文件表达了发展中国家希望建立公平合理的世界传播秩序的强烈愿望。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创始人是Herbert Schiller。Schiller在1976年出版的《传播与文化控制》一书中给文化帝国主义下了一个内涵非常模糊的定义。Schiller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一个社会被卷入现代世界体系，并且这个社会的上层被这个现代世界体系所吸引、或者被压迫并且有时被贿赂来改变自己的社会体系以便使自己的社会体系符合世界上占主流的世界体系观念的需要”④。Schiller的定义由于内涵模糊并且广泛而被学者赋予许多不同的解读，并受到众多学者的批判。相比之下，Beltran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界定更加简单与明晰。他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一个国家把自己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或者生活方式强加给其他国家的一个可以证实的过程。⑤Beltran给文化帝国主义所下的定义对推崇用量化手段研究文化帝国主义论的学者有很大的吸引力。
文化帝国主义的三个范式
美国巨型的媒体公司如美国广播公司等本身已是美国重要国防产品生产与制造的承包商。Schiller相信，正是美国富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政策才促使美国衍生了这些垄断性的传媒财团，并且把触角伸向世界。这些传媒财团的海外扩张导致了全球广播体系的商业化。Schiller在1976年的著作中更加强调，美国所有的传播方式，从电视节目到媒体科技以至于教育类方案都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具体体现。Schiller后来又把文化帝国主义的内涵扩充，认为美国出口到全世界的主题公园、购物商场、快餐文化等都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Schiller认为，美国的传媒集团以及媒体政策正在阴谋实行对世界的文化控制，并使欠发达国家依附于美国垄断财团。因此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实质是“阴谋论”，从目的上看是使第三世界国家依附于发达国家。
Schiller的“阴谋论”受到自由市场学派的挑战。信奉自由市场机制的学者们认为，世界上文化产品的流动不平等更多的是市场规律的结果，而非Schiller所宣称的“阴谋论”。自由市场派强调，媒体产品如果要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赢得受众的青睐，其内容需要在最大程度上迎合受众的需求，而美国的媒体产品恰恰做到了这一点。这一论断的潜在逻辑是美国向全世界输出的媒体产品的内容属于中性，并且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倾向性。就其效果而言，自由市场学派认为，行销全球的美国媒体产品与全球的受众各得其所，实际上是一种双赢的结局。如Read所言：“通过市场机制，美国的传媒集团与世界消费美国媒体产品的消费者进行有效的沟通，双方分别得到了不同的益处。”⑥
而特别强调受众能动性的学者认为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根本不存在。这一学派的思想逻辑以传播学的使用与满足理论为基础，认为受众是一个能动性很强的群体。在欣赏媒体产品内容的同时，受众也在根据自身的实际经验对媒体的内容做出不同的解读，这源于受众内部巨大的差异性。能动受众论学者热衷于利用量化统计的方法来考察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是否存在。而众多的量化研究也证明，美国的影视产品对海外受众的价值观影响极小，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是不存在的。
如前所述，媒体产品的生产并不存在于一个文化真空里，任何一种媒介产品的内容最终一定会反映一个社会、阶级或者阶层的价值观念。McQuail认为：“尽管通过媒介所表现的文化貌似没有价值观的倾向，但西方的媒体产品均体现了许多西方资本主义所代表的价值观念，包括个人主义与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以及商业主义。”⑦而能动的受众论也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如果过分地强调受众的能动性，则会使我们对此问题的认识引入一个极端，即媒体不会对受众产生任何效果。能动的受众论的研究从研究方法上来说也存在缺陷。因为媒体对受众价值观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能动的受众学派仅仅从一次调查获取的数据来研究媒体对受众的影响显然不能反映问题的全貌。Schiller认为：“我们几乎不能从无所不在的媒体环境中抽取一个电视节目、一部电影或者一本书来考察这个（或者这些）媒体产品对受众的影响。”⑧
从新闻传播的角度看文化帝国主义
“新闻就是一种文化。”⑨二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国家文化控制的强烈抨击也与新闻的流动相关。但把新闻作为一种文化并纳入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却少之又少。Meyer是一位从新闻的流动视角来考察文化帝国主义现象的学者。Meyer采用量化分析的方法考察了若干非洲国家与拉美国家的日报对国际时事的报道。Meyer发现这些非洲与拉美国家依然大量依赖西方的通讯机构提供的新闻信息作为各自媒体主要的信息来源。重要的是，Meyer发现这些非洲与拉美国家因为严重依赖西方通讯社提供的新闻信息而开始采用西方的新闻价值观来对国内事件进行报道。但是Meyer的研究也有问题。Meyer做了一个比较研究发现，这些国家采用的不结盟国家通讯社提供的新闻则是更多地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因此，Meyer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正在大规模地复制但并非完全采用西方的新闻价值观，而且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通讯社的媒体依赖并未导致文化帝国主义现象的出现。⑩
Meyer的研究有两个方面的缺陷。其一，Meyer的研究并未涉及西方传媒大国的传播政策层面，而恰恰是这些建立在政策基础上的新闻流动政策可以最好地体现文化帝国主义“阴谋论”的实质；其二，Meyer所得出的结论过于简单，因为他未考察第三世界国家过分依赖西方的新闻信息源而造成的“依附性”的后果，而这也恰恰是量化分析所难以进行实证的问题。本文在以下部分对这两个问题做一个补充性的探讨。
信息自由流动政策――“阴谋论”的体现。国际传播领域的新闻贸易不可避免地与信息自由流动理论牵扯到一起。信息自由流动主义的鼻祖是现代自由民主理论的创始人米尔顿与密尔。自由民主理论认为对真理的追求只有在舆论市场中充分竞争才可以实现。因此，不受任何人为阻碍的信息流动以及言论自由是每个公民实现对真理的追求不可或缺的前提，而媒体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尽管自由民主理论是米尔顿与密尔针对当时英国国内的现实而提出的一种理论，但它的追随者执著地认为这个理论可以推广到国际传播领域。他们认为，国际间的信息自由流动可以促使许多国家建立民主并且有效地消弭国家间的争端。而战后新的通信技术的发展也使这个理论的追随者认为任何旨在妨碍信息自由流动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战后着力推广这一理论的始作俑者是美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推行这一理念的现实原因并非仅限于推广民主与消除国际争端，而是为自己的媒体巨头获取超额的利润。时任国务次卿Benton宣称：“美国国务院将尽其所能，用政治与外交途径打破其他国家阻止美国的新闻通讯社、杂志、电影以及其他传播媒体在国际市场上的扩张……促进信息自由是我们外交政策有机的一部分。”???
然而英美等传媒大国的媒体与各自政府之间的关系远非各自彼此独立的关系。在一战期间，英国的路透社就与英国当局签署了某种形式的协议，路透社承诺在战时提供有利于盟军的新闻。美联社与美国政府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Jean-Luc Renaud的研究发现，美国政府与立法机构一直在以各种方式支持美国的媒体产业出口，这些支持包括各种各样的立法与政府给予的商业与外交政策支持。???而美国的广电媒体也一直与势力庞大的军事工业联合体有密切的关系。这些事实说明，美国政府出于战略上的考量，对媒体是不会采取一种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政策的。Schiller坚称的“阴谋论”的确有很大的道理。
新闻制造的依附――“中国”。新闻对社会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或者集团拥有的权力与资源的多寡。Altschull把“资源”分为“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信息与进行信息传播的能力属于一个国家或者集团的无形资源。Altschull同时认为尽管媒体产品的生产是公开的，但它的控制者却隐藏在幕后。无论权力是以何种方式存在，政府、政党或者财团都想掩盖这种控制性的关系。???
“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经典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所认定的“阴谋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是权力与媒体互动的产物。“中国”的产生不可避免地与美国国会中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有密切的关系。这些组织松散的成员虽多隐藏在幕后，但却极力鼓动政府与军方对华采取严厉的政策。而在公开场合，一些在政府中担任要职的人物极力附和这一论调。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群势力的发声成功地设定了美国主流媒体的议事日程，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世界舆论。这是因为美国的主流媒体主要依赖这些为美国精英集团服务的公关人员提供新闻信息来源。有研究发现，尽管像《华盛顿邮报》与《纽约时报》这样久负盛名的媒体各自维持着强大的人力资源进行调查性的新闻报道，但它们依然依靠精英集团的公关人员提供50%左右的新闻。???这一现实充分证明了文化帝国主义的“阴谋论”的存在。
“中国”的确产生了文化帝国主义论所宣称的依附性的效果。“中国”严重地挑战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并且抹黑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而良好的国家形象日益被认为是一个国家重要的战略资产。国家形象有两个貌似对立的特点：其一，国家形象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一旦形成，则很难改变；其二，良好的国家形象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也极易遭受破坏。为了扭转这一局面，中国政府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来进行国际公关。另外，中国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的外交资源与经济资源来游说对中国心存不安的国家以使这些国家理解中国的行为。
结语
本文着重分析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内涵，并区分了文化帝国主义与媒体帝国主义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本文还提出了与文化帝国主义相对立的两种论点。笔者认为，虽然经典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存在理论上的缺陷，但依然具有解释一些当前国际传播现象的力量。为了更好地论证笔者的观点，笔者用美国支持信息自由流动的相关政策来印证文化帝国主义“阴谋论”的实质，用美国媒体炮制的“中国”来证实文化帝国主义对中国造成的依附性的影响。笔者认为，二战后虽然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都已经摆脱了西方的殖民统治，但国际传播新秩序一直没有建立起来。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仍然具有相当效力。
注释：
①Tomlinson， J.(1991). Cultural Imperialism：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②Boyd-Barrett， O.(1998). The Globalization of News. Sage Publications
③Lee， C.C.(1980). Media Imperialism Reconsidered： The Homogenizing of Television Culture. Beverly Hills：Sage
④Schiller，H.I.(1976).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 NY：International Arts & Sciences Press
⑤转引自Elasmar， M.G.(2003).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Television： A Paradigm Shift.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⑥转引自Tomlinson， J. (1991)
⑦McQuail，D.(2000).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4th edition， Thousand Oaks： Sage
⑧Schiller， H. I. (1991). “Not yet the post-imperialist era”.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8， p13-28
⑨Schudson， M. (1997). The sociology of news production revisited. In J. Curran.， & M. Gurevitch(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p141~159). New York， Arnold
⑩Meyer， W. H. (1989). “Global news flow： Dependency and neo-imperialism.”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2(3)， p243~264
???转引自Schiller， H. I.(1976)
???Jean-Luc Renaud.(1985，Spring). US government assistance to AP's world-wide expansion. Journalism Quarterly， p10～16
???Altschull， H.(1995). Agents of Power： The Media and Public Policy (2nd Edition). NY： Longman
???Sigal， L.(1973). Reporters and Officials： The Organization and Politics of News-Making. Lexington， MA： D.C.Heath
新闻传播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科学在我国大陆兴起的时间并不长，直到现在也还没有真正独立，还是一个二级学科。没有独立，说明它还稚嫩，还有很好的发展前景。然而，最不凑巧的是，在它还十分稚嫩的时候，碰上新中国历史上尚未出现过的大学生http://就业难的时期。本文将对传播学教育的若干问题与学科的发展作一阐述。
1997年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
30多个，博士点4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对照美国的传播学教育来看，美国教授范围最广的传播学内容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四个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应用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家庭传播、社会性别传播、健康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语言与社会互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表现行为研究、政治传播、公共讲演、公共关系、修辞批评、符号学、小群体传播、视觉传播、法律传播、言语传播等。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从日本的传播教育来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有关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台湾地区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传播相关院系成立，且以传播新科技类、视觉传播类、管理类、艺术类为主，其基础课程的设置趋向专业性、技术性。从传播学核心课程“传播理论”的课程内容来看，主要仍以介绍西方国家传播理论为主，迄今还很少有以本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传播学科的发展有广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但受到传播科技的影响更大。从以上三个地区传播教育来看，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传播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二是传播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假如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不断被拓宽的话，传播教育自然而然也就向广义社会学的方向靠拢；同时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将作为传播研究的要求，成为传播教育的任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传播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沦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专题分类来看，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影视研究等大众传媒、新闻学方面的内
新闻传播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围绕这个主题，我讲四个内容：1、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2、未来的发展趋势；3、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发展方向；4、传播学与就业。
一、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
传播学七十年代传入我国大陆。那个时候，除了少数学者，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传播学。进入80年代，更多的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对传播学发生兴趣。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有上海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及《新闻战线》等单位共20多人参加。由于政治因素，在1983年，传播学被批评为“精神污染”，1989年以后，被批判为“不讲阶级斗争”，有人说，中国只能有宣传学，不能有传播学。
1992年邓小平南巡，引发了新一轮改革浪潮，促成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改革，使传播学再度受到关注。从1993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相关新闻院系、研究单位合办的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成为每两年一次的全国会议，至今已开办了第八次。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来看，历经20多年，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可以说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八十年代是传播学的登陆期，两次都差点被赶下海。之后，仅十来年的时间，就召开了多次全国性会议，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人越来越多，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广泛深入。第一次研讨会有点像搞地下工作，门口还要有人“把关”。现在开会已是大张旗鼓，堂而皇之了。
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不仅有大陆的大多数著名的新闻传播学专家，港台学者，还有不少外国专家，如日、韩、新加坡、美、英等国的专家莅临。不仅参加人数多，一共220多位，还有不少北京各大学前来旁听的硕士、博士生。地点则选择了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担任会议主席。
这次传播学研讨会，无论从学术影响还是从社会影响来看，都是空前的。这次研讨会有十多个专题：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影视研究等。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了我国现阶段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我认为这次研讨会是全国传播学研究现状的一种浓缩，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了大陆传播学跨越式发展的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从上述专题来看，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引进到发展的初期过渡，并进入把传播理论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深化、丰富与力求创新的阶段。这就是大陆传播学发展的现状。
二、未来的发展趋势
研究传播学在我国大陆的发展史可以知道，大陆的传播学是依附于新闻学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引进得力于新闻研究工作者、高校新闻学者，特别是高校的新闻院系的发展，为它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提供了必须的人文环境与充实的物质基础。
直到今天，传播学都还归属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可见其与新闻学的密切关系。然而，随着传播学不断发展壮大，其独立性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上述专题也可以看出，它正在自成体系。新闻与传播这样的框架已经无法适应传播学日益壮硕的身躯。
从美国的传播学来看，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众所周知，美国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或者说完善者施拉姆，从1943年起就是美国衣阿华新闻学院的院长。在美国，传播学依附于新闻学有近半个世纪，在90年代出现了一场大讨论。
大讨论的主题是：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这场讨论的背景是：“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施拉姆成功开设第一个大众传播学的博士课程后，不到十年时间,施拉姆式的大众传播博士课程即风行全美国，在不少院校，是否是大众传播博士成为美国新闻院系任聘教师的标准。”[1]]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
在1995年召开的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ssociationforEducationin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简称AEJMC)年会上，有人主张把新闻学融入传播学，把新闻学的课程和项目与传播学合并。
北达科他大学传播学院(Schoolof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NorthDakota)院长兰娜·拉考(LanaR.Rakow)说：“我们的学生都是未来的传播者。”[2]当然，他们的观点也受到不同意见的质疑。理论上的分歧在教育实践上则表现为教师之间的摩擦与矛盾。
具有新闻实践经验背景的新闻教育者被称为“绿眼罩”，因为来授课的报纸编辑们头上常常戴着工作时用以摭挡眩光的赛璐珞绿色眼罩。
那些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们则被称之为(Chi-Squares)。“凯平方”。所谓“凯平方”，又称“卡方”，是在传统定量调查中进行交互分析的最常用的检验方法。
“绿眼罩”们认为博士们的教学与研究过分依赖于统计数据和数据分析，因而用“凯平方”的戏称回敬他们的同事。著名的罗杰斯教授是站在“凯平方”一边的，“他认为，施拉姆的梦想是新闻教育不仅应该是传播学者人才荟萃或独处的地方，而且应该排除新闻学者。他甚至希望这些课程的名字应该改‘新闻学’为‘传播学’”。[3]总的说来，传播学者——“凯平方”们占了上风，“如今，美国大部分大学都有一个传播学院或传播系，传播学研究与教学机构成为了美国高校内发展最为迅速的院系或学科点之一。”[4]
在美国开展的这场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大讨论，一方面反映了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适应信息时代，必然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大趋势；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关系的重大问题。
在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也重点讨论了这样的问题。讨论的激烈程度不像美国的学术界。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也没有“绿眼罩”和“凯平方”之分。但是，可以看出，传播学在中国的革命正在进行，大陆的传播学正在缩短与国际的差距，只不过这种变化是以东方的中庸、平和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
三、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学科发展
1997年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
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30多个，博士点4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
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
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5]
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6]：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7]。这种现状导致了传播学教育与传统的新闻学教育相类似：在课程设置上，以大众传播学相关课程为主要内容；在专业设置上，以媒体的性质区分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做法非常普遍。“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8]，而同时，传播教育的新闻学化，又加剧和加固了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化。
传播教育的新闻化和大众传播化使“传播学自身的学理教育”也走向新闻传播专才教育和大众传播技能教育，不能满足学生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全面学习传播知识的要求。
对照美国的传播学教育来看，美国教授范围最广的传播学内容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四个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应用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家庭传播、社会性别传播、健康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语言与社会互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表现行为研究、政治传播、公共讲演、公共关系、修辞批评、符号学、小群体传播、视觉传播、法律传播、言语传播等。
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
从日本的传播教育来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有关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
台湾地区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传播相关院系成立，且以传播新科技类、视觉传播类、管理类、艺术类为主，其基础课程的设置趋向专业性、技术性。从传播学核心课程“传播理论”的课程内容来看，主要仍以介绍西方国家传播理论为主，迄今还很少有以本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传播学科的发展有广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但受到传播科技的影响更大。
从以上三个地区传播教育来看，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传播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二是传播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假如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不断被拓宽的话，传播教育自然而然也就向广义社会学的方向靠拢；同时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将作为传播研究的要求，成为传播教育的任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传播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专题分类来看，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影视研究等大众传媒、新闻学方面的内容很显然仍占很大比重，但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国际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等社会学角度、传播新科技类的传播学研究也占到了相当比重。在新闻传播教育的专题讨论会上，不少学者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传播学学科建设思想，对于传播学科的规范、内涵、传播教育的理念及教学，传播基础课程的设置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从新闻与传播学教育角度来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是融合论。有学者认为，在现在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中，新闻学、传播学是分开的，因而“新闻理论”仍然还是单独的课程，传播学理论则是另一门课程。
而现实的大众传播业，早已从传统的印刷媒介扩大到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和其他新型传播科技手段了。传统的“新闻理论”，理论色彩较弱，难以容纳现实情境。传播学被引入我国新闻教学领域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
传播学的经验主义量化分析方法，也无形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普通方法之一，不再显得新鲜了。实际研究中，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的融合已经成为现实，很难区别二者了。
与传播活动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法学、当代文论、经济学等等，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理论的研究中。因此，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现在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不再让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截然分开，而是有机地融合为一种新的能够说明实际的理论体系。
另外的一种我把它概括为“一级发展论”。即传播学包容新闻学，发展为一级学科的主张、言论。持这类看法的学者认为传播学融入新闻学，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学科体系来说，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信息传播行为与现象的大系统，而新闻学严格来说，只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此外还有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等子系统。传统的新闻学与新闻教育表现出职业训练的色彩较浓，而理论色彩淡薄。传统的西方新闻理论除了新闻价值理论、新闻自由理论之外，几乎无理论可言；我国的传统新闻理论仅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喉舌理论、党报理论等，但是总体上仍显得十分单薄。
而传播学中关于传播者的研究、关于媒介的研究、关于受众的理论、关于传播效果的研究等，大大扩展了传统新闻学的关照视野、提高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高度、丰富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观点。
传统新闻学的研究方法也十分有限，主要是文献研究法、阶级分析法等；而传播学中有关抽样调查法、内容分析法、受众调查等科学研究方法，大大增强了传统新闻学的科学研究手段。因此，只能是新闻理论借助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研究方法，结合新闻实践的实际，构建新的新闻传播理论，形成传播学体系中的一个新的子系统；而不可能是传播学与新闻学揉合到一起，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这就像大系统不可能融入到子系统去，形成一个新的系统一样。总之，是传播学指导、充实、丰富并改造传统新闻学，使之成为一个适应时代需要的子学科，而传播学则应该发展成为一门“一级学科”。
传播学研讨会，顾名思义，当然是以传播学者为主的大会。从事新闻编辑出版工作的“绿眼罩”们不多，虽然大陆的“凯平方”队伍并不十分纯粹，他们中的博士帽并不是很多，也有从新闻业进入传播学课堂的。但是，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中，“一级发展论”肯定是占上风。
因而，传播学未来发展的两极趋势观受到研讨会的重视。这种两极观认为，大陆未来的传播学有可能向“基础传播学和专业传播学”“两极同时发展”：
一极是发展成基础学科、甚至包括基础教育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统称为“基础传播学”。主要课程将包括《传播概论》，内容涉及传播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规律等；《传媒概论》，内容涉及人们如何正确地认识传媒、运用传媒等；《传播技能》内容涉及口头传播、文字传播、电视传播、电脑操作和网络传播等现代基本传播技能。
另一极则是发展成专门学科，不仅在新闻传播、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网络传播、公共关系和广告等领域深入发展，还将开辟诸多专业领域，其中主要有：政治传播、经济传播、科技传播、文艺传播、卫生传播、体育传播、宗教传播等。[9]
四、传播学与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就业
传播学的发展趋势和传播学教育的学科发展问题直接关系到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将来，更直接点说，关系着今后的就业问题。预计2005年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可能不太好。据有关资料，明年将有340万大学生毕业，乐观一点估计，一次就业率可能达到7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30%，即约有102万人可能落实不了工作。在这部分人中，考研的大概占30%，就还有70来万人找不到着落。
从新闻传播专业来看，形势可能要好一点，但就业压力也很大。之所以压力大，因素有两个，一是我们前面讲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科研与教学上的胶着状态，决定了我们新闻传播专业的培养目标还仅仅停留在培养大量的新闻专业毕业生上；二是我们的体制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转变，大众传媒仍然在社会中处于较特殊的地位，学生大都把将来工作定位于报刊社，广播、电视台，出版社等新闻出版单位。
实际上，这些单位容纳不了这么多人。有六成多点的毕业生能够如愿就很不错。随着新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大多数的新闻传媒都将走文化产业的道路，在对新闻人才的需求上存在较大的变数。
如果我们还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奉行通才教育理念的日本的情况可以参考。据一份调查显示：日本高校新闻传播专业870名希望进入媒体工作的学生中，进入媒体工作的只有196名；以报社为例，虽然有89名学生选择希望去报社工作，但是实际进入报社工作的学生只有27人。
传媒为什么不能接受更多的人，因为它们还有其它的需求。以日本五大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为例，每年招收的从业人员中，有不到20%来自于在校期间学过或接触过新闻传播方面知识的高校毕业生，其余的则来自于不同学科，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的毕业生。从中国的电视行业来看，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中期以前，活跃在中国屏幕上的著名主持人、播音员多为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生，此后的若干年来，各个电视台广泛吸收其他学校其他专业的毕业生，甚至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的办法，在民间广泛地选拔主持人，经过几年的实践，它们中许多人表现不俗，甚至有些人还认为他们比起新闻与传播类专业毕业生来，成绩更为突出。上述这些情况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在新闻学与传播学胶着的状态下，新闻传播教育更多的倾向教授陈旧的、僵化的理念和呆板的新闻表现手段与形式；而新闻传播的内容，无论是人文的，还是科技的都无力很好地提供给学生。因此，这样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是先天不足的。
这种不足的表现首先是对诸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知识缺乏基本了解，有的甚至是无知；其次，是不懂针对不同知识与信息的特点或者说特性进行传播的方式与技艺。
而来自于不同学科的毕业生在新闻传播实践活动中，不仅能够很快地掌握工作需要的某种新闻传播手段，而且能够在专业方面很快成为行家。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选拔人才的办法，更是为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民间传播人才开辟了通道，使他们能够越过新闻专业的壁垒登上令学子们羡慕的传播舞台。
这类现象随着传媒产业化，人才市场化将会越来越突出。如果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还仍然固守老一套的教育模式，我们的学子仍然以学校教授的“新闻学概论”、“广播电视概论”“报刊编辑学”、“新闻写作”、“新闻采访技巧”、“编辑学通论”之类教材为满足的话，一些人被排除在新闻传播领域之外是不难想见的。
如果这些人再不学一些基本的传播沟通知识，习得一些社会传播的技能，更无法适应社会的选择。北京大学的学生卖肉，学非所用，从某种角度而言，反映了社会对人才的关注度不够；从另一种角度来看，是学人欠缺与社会沟通的能力：让社会认识自己的能力，把自己推介到能够发挥专长的工作岗位上的能力。现在的新闻传播专业，特别是本科专业，很有可能培养出一批“高不能低不就”的“特殊人才”，传媒业进不了，机关单位进不去，到企业去吧，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干个体吧，不知道做什么，怎么做。
传播学“一级发展论”的出现，预示着我国大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胶着状态将发生改变，传播学将在更广阔的领域发展，从依附于新闻学到发展为一门包容新闻传播在内的系统的学科体系。这一体系对于新闻学来说，不仅能够提供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基础理论，而且能够丰富新闻学的社会传播手段，使学生习得专业传播技艺。在他们面对社会选择的时候，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在进入传媒业时，能够以传播学为底蕴，奠定自己高于其它专业的竞争基础，同时又能参与选拔竞争，以专业传播者的角色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民间传播人”角逐。退一步说，即使不进入传媒，在其它领域，如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可以大胆地从传播的角度切入。如在政治传播、经济传播、文化传播、教育传播、艺术传播、科技传播、公关传播等领域都可以以传播为桥梁，进入之后逐渐成为相应领域的行家。
从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来看，就展示了这样的前景。2004年复旦大学调整了课程设置。
专业必修课程20门(48学分)，有：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新闻业务通论、中外传媒发展史、传媒法规与政策、传媒伦理与道德、传媒英语、媒介与社会、跨文化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公共关系学、传播学研究方法、当代国际传播、新媒体传播与发展、媒介经济理论、媒介经营与管理、网络新闻传播原理与应用、计算机辅助新闻业务、网络媒体内容制作。
专业选修课程20多门(16学分)，有：舆论学、社会学导论、社会心理学、视觉传播、政治传播、危机传播管理、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管理学导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报刊发行管理、收视率分析、期刊编辑与出版、媒介市场策略、媒介娱乐产业、动漫产业、高等数学D、统计学、市场调查方法、网络基础技术与应用、网络安全与法制、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学、整合营销传播等。
从上述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出，除了传播学基础理论(含研究方法)的教学以外，学校把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放到了突出地位。传播学教育的定位更有利于高瞻远瞩，面对社会的广泛需求培养人才。
复旦大学的设想是：今后传播学系毕业的学生除了能够从事与新闻传播业务(含传媒新科技技能)有关的工作以外，还要具备良好的传播素质、丰富的社会协调和人际沟通能力、宽泛的知识结构和国际(跨文化)视野、以及高超的信息分析和媒介(含公司)管理能力。传播系学生不仅要适合大众传播行业，网络，新兴传播媒体、广告公关公司、跨国传媒集团、媒介产品制作公司、政府机构以及大中型国有、民营、跨国公司都应该是他们展示才华的领域。
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教材改革已开始，计划先期推出12本，内容包括传播学导论、大众传播通论、跨文化传播、传播学研究方法、公共传播、说服传播、人际传播、商务传播、倾听、电子传播导论、采访与传播。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从构想来看，是宏大的，要达到预想的目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我国大陆来看，在传播学研究与教学上，复旦是走在前面的，很多院校的研究与教学还处在20世纪末的状态。
这种状态是不会持久的，站在潮头的复旦，在传播着排除“不确定性”的明确信息：变革是必然的。对于我们学习传播学的学生来说，适应这种变化也是必然的。
如何适应，不是坐着等待传播教育的改革，期盼全能老师的出现，期待“葵花宝典”式的教材问世。如果在这样的状态下毕业，在毕业的那一天，也就宣告自己退出在传播行业的竞争了。
第一，你没有面对市场，适应市场的能力；第二，你也没有和师弟师妹们在一个锅里“搅马勺”的资本。处在改革时期的学子，很难享受到完整的改革成果，却必需在改革之后的环境中参与竞争。怎么办？唯一的、积极的办法就是与改革同步，以改革的理念指导自己的学习，把本科生的学业按研究生的方式来完成。
说明白点，就是要改变惯用的高中时期的思维方式，不要坐等老师来填鸭，要善于从改革的大趋势中，找准方向，为自己的学习定位，在完成基本学业的同时，围绕自己的定位，寻找知识，学习知识，积累知识。在积累知识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把学习和研究问题结合起来，做出成果，力争在毕业时就成为一个适应新形势的传播学人，一个无论是继续深造，还是在各项社会工作中从事实际传播工作都能够表现卓越的优秀人才。
在座的传播专业的同学们，你们选择了一个尚不完全成熟的专业学科，但这个学科是信息化社会中发展前途、就业前景最为光明的学科之一。
它的不成熟，为你们提供了机遇，作为新兴学科由不成熟到成熟，你们是第一批见证者，作为信息社会大陆传播专业真正专业化的毕业生，你们是幸运者，也是专业传播者大军的先行者。
为此，你们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20世纪八十年代进入大学的“老三届”中，多数是“不足月”的中学生，恢复高考以后的大学，无论是在“软件”还是在“硬件”上也都不能和今天相比。就是在自身条件和教育环境都存在一定问题的情况下，他们通过学校教学与在校自学，成为了的新中国历史上最为优秀的一批学子，成为了医治社会创伤的主力军。如果你们能够像他们那样，更主动地学习。到时候你们的辛劳换来的将是社会的拥抱与赞赏。
预祝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此文由作者在西南交通大学传播系和成都体育学院体育新闻系的演讲稿整理而成)
注释：
[1][2][3][9]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7]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5]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转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6]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所作的主题演讲，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8]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2、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3、朱光烈《开倒车：我的教育改革理念和设想》，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2003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暨CAC/CCA。
5、童兵、高金萍：《21世纪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趋势初探》，《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5卷第1期。
6、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
7、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中华传媒网。
8、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云南丽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