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诗世界
散文诗世界范文第1篇
关键词：散文诗；难题；抒情性；精神性
中图分类号：I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2)01005804
收稿日期：2011-12-18
基金项目：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散文文体观念与文体演变研究（11BZW098）”资助
作者简介：黄雪敏（1978-），女，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与中国诗学。
散文诗是文学园地中颇受诘难的一种文体。它虽和自由诗几乎同时诞生，却得到比自由诗少得多的关注和欣赏；它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引发了几次争议，时至今日却仍不时面临读者关于其“合法性”地位的质疑。散文诗在文体上的“大”“小”之辩、在抒情性和精神性上的难题，是我们理解散文诗的关键。
一、散文诗的“大”“小”之难题
在围绕散文诗展开的诸多争议当中，“大”和“小”的辩证关系成了散文诗的讨论基石，几乎所有正面和负面的评论都绕不开这组范畴。学术界基本认同散文诗是以“小感触”表现“大世界”，散文诗的“小”不是“易碎品”，不等于“小摆设”［1］，强调散文诗要“以小见大，通过‘小感触’调动读者的情绪和想象，让有限的描写获得无限的暗示能力”［2］77。这种倾心于一时感兴、一时印象、一时领悟又期盼能于单纯中见出丰富、于浓缩精炼之余追求意在言外的吁求，其实和自由诗当中的一个门类、曾经在20世纪20年代盛极一时的“小诗”的创作吁求有颇多相似之处。彼时正值散文诗的草创阶段，时人多有将散文诗和小诗混为一谈的。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份诗歌专刊，《诗》上面就曾混杂地登载过不少散文诗和小诗，如徐玉诺的大部分“小诗”，其实都是散文诗。正是因为这两者在形态上颇显相似，而在寻求“小”诗形的突破上又不谋而合。
周作人早就指出，小诗“颇适于抒写刹那的印象”，表现的是“在忙碌的生活之中浮到心头又复随即消失的刹那的感觉之心”，是要“将切迫地感到的对于平凡事物之特殊的感兴，迸跃地倾吐出来”［3］。在多数情况下，“小诗”代表的是诗形的“短”和表达内容的“小”，小而巧，巧而精，如电光火石，忽然而起，忽然而灭，却能紧紧抓住并即兴抒发刹那间涌上心头的、“瞬间”的感兴和领悟，是带有“随感”性质和哲理趣味的单纯而紧凑的自由诗体。周作人强调这种“小”，并且对这一小诗体所能负载的信息和容量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曾清晰地指出当时中国诗坛的错误，“是在于分工太专，诗歌俳句，都当作专门的事业，想把人生的复杂反应装在一定某种诗形内，于是不免生出许多勉强的事情来了。……做长诗的人轻视短诗，做短诗的又想用他包括一切……其实这都是不自然的……这含蓄的一两行的诗形也足备新诗之一体，去装某种轻妙的诗思，未始终无用。”［4］周作人的这番话其实是在斟酌、掂量小诗的覆盖面和内含量。小诗体在诗形和诗质上是互相对应的，它有自身的表达范围，有所能也有所不能，这是其长处，也是其短处，更是它诗体的内在规定性。小诗的容量既小，想用它来包罗一切错综复杂的感情，则往往负载过重。这种思考，或许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相比而言，散文诗传达的不仅仅是诗人瞬间的感悟，更进一步，它传达的是诗人的心灵或情绪的波动，在散文诗同样短小灵活的形态中，有情绪的延续性的变化，有一种内在的心绪结构。它所呈现的心灵的世界无疑比小诗更显丰富和多彩，它为作者提供了展现“灵魂抒情性的动荡、梦幻的波动和意识的惊跳”的更大的舞台，也因此更倚重作家的构思和立意。概括地说，散文诗应该能够比小诗表现更多、更丰富的内容，但经过“美丽而寂寞的90年”，散文诗作家却仍然苦恼于“时代感不强”。作家们努力拓展自己的视野，努力地把广阔的社会现实内容纳入散文诗的表现领域，提倡“现实生活的介入”，却似乎收效甚微。散文诗的这种艺术瓶颈，是不是也与散文诗这种艺术形式本身的某种文体的规定性有关？换言之，散文诗长期以来无法在“大”“小”方寸间取得“生活”和“艺术”的平衡，是不是应该成为我们重新考量散文诗的文体特征，重新探索语言和世界在散文诗中的特殊状态的出发点？
显然，在二十世纪散文诗发展的历程中，要解决“大”与“小”的体式难题，需要作家从构思阶段，就要沟通“小宇宙”与“大社会”的审美契合，联结个人内在心理体验和时代脉动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将散文诗的主题从病态的、庸俗的个人主题中解脱出来，关注当下的社会主题、文化的消解与重构。这样，散文诗才能在行文中摒弃那些片面的个体直观，抛弃恶俗的无病，代之以具有通感的、具有“全称判断”而非“单称判断”的文辞骊句，更为深入、贴切、微妙地传达我们这个时代的审美情思和价值召唤。
二、散文诗的抒情性难题
散文诗世界范文第2篇
中国古典诗歌是世界文学中的璀璨明珠。宋代以其光辉灿烂的文化开创豪放与婉约两大诗歌派别，其中婉约词派名篇辈出，以艺术之美见长，在文学界以及艺术界都格外受到关注。李清照是我国宋代著名的女作家，以词著称于世，堪称抒写相思怀人的高手，她将自己的人生感悟凝聚笔端，用蘸着血泪的文字展示了封建社会才女的孤寂悲凉的感情世界，以及理想生活难以实现的怅惘。由于广受欢迎，婉约词翻译开始较早。许多外国译者将婉约词诗歌元素带到了自己的文化中。因此为了更好地交流，将中国诗歌译为英文非常必要。
直至今天仍有译者致力于婉约派诗歌英译。婉约词英译能否成功需要考虑其独特本质，关键取决于诗歌的精髓部分是否得以准确传达，并且译文应达到作者的预期效果，让所有读者产生情感共鸣。而诗歌精髓部分在于其深远的意境。意境美是其精神之所在，是情和景的完美结合而创造出的诗意空间。因此，意境在诗词的创作和鉴赏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也是中国文学评论界的核心审美概念。在中诗英译过程中，对意境美的传达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翻译的价值。总之，意境是诗歌中所呈现的一种审美空间，是艺术作品的客观情景和诗人主体意念的统一。而意境的载体是意象，它是构成意境美的有效手段。诗歌创作离不开意象，意象的选择是诗歌创作的基础，而对意象进行组合创造出美的意境则是其目的。因此，对一首诗歌的解读往往是从意象开始。
在翻译过程中对原著意象的解读也直接影响到译著的表达效果。一般而言，中国古诗词都是景中有情，情中带景；在情感表达上不如英诗直白，往往借助于其它事物来借题发挥，间接抒感，给人一种韵味无穷的朦胧感。朱光潜指出：“西诗以直白胜，中诗以婉约胜；西诗以深刻胜，中诗以微妙胜；西诗以铺陈胜，中诗以简隽胜。”许渊冲认为，“中国古诗词言外有意，英诗却是言止意穷。即中诗意胜于言，英诗意等于言。中国诗人通过描写客观世界来映射人物的主观世界，西方诗人直白地、深刻地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换言之，中诗往往借景抒情，英诗则直抒情怀。”因此，在中诗英译中，译者需同时考虑到它们之间由于东西方民族文化积淀、思维方式和审美隋趣的不同所显现的差异。
国内李清照词英译共有22位译者。根据译者采取的不同的翻译方法，可明确地分为三类：韵体翻译法、散文体翻译法及自由体翻译法。我们以为，不论是韵体译者、散文体译者，还是自由体译者，中国译者总体上倾向于遵循“忠实性”翻译原则。我们所说的“忠实性”概念远比一般所谓的“忠实性”在外延上要宽泛得多，它主要针对忠实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作为中国译者，长期受到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民族感情的培养，内心都怀有一份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情结，在李清照词英译中，形成了译者的强烈的“忠实性”情结：以杨宪益为代表的自由体译诗派主张译诗忠实于李清照词内容上的传达：翁显良的散体译法强调译诗在“不违原文本旨”（即忠实于原文内容）的前提上更注重诗歌意象和节奏的表达；以许渊冲为代表的韵体译诗派在忠实内容的基础上侧重强调译诗在诗歌韵式上的忠实追求。
文学翻译是艺术，主要表现在灵活运用译文语言，在不违原文本旨的限度内进行再创作，力求取得与原文相似的效果。既然是再创作，就要重新构思；既然原意不可违，就必须深入探索，反复揣摩：既然以趣不乖本为限，就不受原文表层结构的约束：既然要求效果近似原文，就必须因译文语言之宜，用译文语言之长，充分发挥译文语言的优势。”“形似的是内容，是思想感情，是境界气象；不形似的是形式，是表层结构，是文词句法。”为了更好地表达原诗的精神，译诗“押韵不押韵，分行不分行，一概无所谓。他用散体翻译过李清照《渔家傲・雪里已知春信至》词一首。
散文诗世界范文第3篇
泰戈尔与他的创作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于1861年5月7日出生在印度加尔各答一个富裕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印度教宗教改革领袖，他是父亲的第十四个孩子，也是最小的孩子。他8岁就写诗，并展露出非凡的天赋，13岁即能创作长诗和颂歌体诗集。1913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
泰戈尔兼有诗人、小说家、剧作家、音乐家、画家、哲学家等多重身份。他一生共写了50多部诗集，被称为“诗圣”。他还写了12部中长篇小说、100多篇短篇小说、20多部剧本，并创作了1500多幅画，谱写了众多的歌曲。他的作品反映了印度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种姓制度压迫下。要求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描写了他们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充满了鲜明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同时又富有民族风格，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他的诗在印度享有史诗般的地位，他本人被许多印度教徒看做一个圣人。
泰戈尔重要的诗集有《吉檀迦利》《新月集》《园丁集》《飞鸟集》等，重要短篇小说有《还债》《摩诃摩耶》《太阳与乌云》等，重要的长篇小说有《沉船》《戈拉》等。早在1915年，泰戈尔的作品就由陈独秀翻译介绍到中国，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文坛上的“泰戈尔热”盛况空前。此后的几十年，泰戈尔的作品在中国保持了长盛不衰的魅力。现行的初中语文教材，大多选有泰戈尔的作品。
泰戈尔在世界上具有巨大的影响。1941年8月7日，80岁的文学巨星陨落了。
泰戈尔的散文诗
泰戈尔说：“诗人的创造领域宛如星空。浩渺朦胧的星空中不时迸发出成形的恬静的创造。那就是诗。是我全部作品中的宠儿。”他以一颗赤子之心，像一个辛勤的园丁，用勤劳的双手，浇灌着一朵朵美丽的诗之花。他的诗闪耀着深邃的哲理之光，不仅唤起人们对自然、人类和一切美好事物的爱心。而且也启示着人们如何执著于现实人生的理想追求。让整个世界充满欢乐与光明。
第一，泰戈尔歌唱大自然的变化多姿与美好。大自然中，有变幻无穷的云雾：“雾，像爱情一样，在山峰的心上游戏，生出种种美丽的变幻”：有静悄悄母亲般的黑夜：“静悄悄的黑夜具有母亲的美丽，而吵闹的白天具有孩子的美”：有奉献光明给天空的月亮：“月儿把她的光明遍照在天上。却留着她的黑斑给她自己”；有脚步虽小，却拥有无限大地的小草：“小草呀。你的足步虽小，但是你拥有你足下的土地”(《飞鸟集》)。
第二，泰戈尔崇尚美妙纯洁的爱情。他把男女之间初恋的羞怯，相思的苦闷，期待的焦急，幽会的颤栗，新婚的快乐，生死离别的痛苦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尤其是他毫不吝惜地运用了大量比喻来赞美爱情的伟大与永恒：“生命因为付出了爱情。而更为富足。”在对待爱情问题上。泰戈尔告诫人们：“不要因为峭壁是高的，而让你的爱情坐在峭壁上。”对待爱情，必须忠贞，只有双方用爱来交换，才会获得真正的爱情。如果玩弄爱情，人为地制造种种的爱情悬念，那势必是让爱情悬在峭壁之上，随时都有粉身碎骨的可能。
第三，泰戈尔倾心于母爱与童真。泰戈尔怀着一颗的童心，回到了闪着琥珀色奇光的童真世界，去歌唱母爱：“孩子，你真是快活呀，一早晨坐在泥土里，耍着折下来的小树枝儿。我微笑地看你在那里耍着那根折下来的小树枝儿。”孩子无忧无虑地坐在树下的泥土里玩耍，并天真地询问自己是从哪里来到人间――“我是从哪儿来的，你，在哪儿把我捡起来的?孩子问他的妈妈说。她半哭半笑地把孩子紧搂在胸前说：你曾是我藏在心里的愿望，我的宝贝。”(《新月集・玩具》)母亲微笑地看着玩耍的孩子，没有责备，只有欣赏。
第四，泰戈尔赞美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爱”。泰戈尔对“爱”的思索，是深切、执著的。不仅男女间有纯真的爱情，母子问有温馨的亲情，而且人与自然间也有微妙的感情……一切人类可以体会的情愫，都被他原原本本地极其含蓄地表达出来。因为有“爱”，世界才会充满幸福与快乐。他说：“我们爱生命，实在就是为了维护我们同这个大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爱的关系。……一切存在的矛盾都在爱中融化、消逝。”爱是人生的基础，爱是人生的全部。
第五，泰戈尔积极探求人生的真理。他倡导一种为创造美好生活而默默献身的精神。“果实的事业是尊贵的，花的事业是甜美的，但是让我做叶的事业罢，叶是谦逊地专心地垂着绿荫的。”那小小的绿叶，没有花的事业的美丽，也没有果实事业的尊贵，可是，它的价值不就体现在为果实、为花朵做陪衬和制造绿荫吗?这种“叶事业”，是一种献身的事业。泰戈尔还倡导不断奋斗的精神：“如果错过了太阳时你流了泪，那末你也要错过群星了。”人。不要因为错过了太阳而去流泪，错过了今天的太阳，只要你能正视黑夜，并执著地追求，那么，闪烁在夜空中的群星，仍然会给你力量，给你信心，去追逐明天的太阳。正因为人有了默默奉献的精神，有了不断进取奋斗的拼搏精神，人活在世界上才能“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吉檀迦利》片段欣赏
下面的片段摘自《吉檀迦利》的第10、11首诗歌，描写的是泰戈尔心中的“神”的所在：
这是你的脚凳，你在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群中歇足。
我想向你鞠躬，我的敬礼不能达到你歇足地方的深处――那最贫最贱最
失所的人群中。
你穿着破敝的衣服，在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群中行走，骄傲永远不能走近这个地方。
你和那最没有朋友的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们作伴，我的心永远找不到那个地方。
他是在锄着枯地的农夫那里，在敲石的造路工人那里。太阳下，阴雨里，他和他们同在，衣袍上蒙着尘土。
泰戈尔心中的“神”，是万物化成一体的泛神，是自由、平等、博爱的象征，是诗人追求的最高目标――“神我合一”。神“在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群中歇足”，在“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群中行走”，“在锄着枯地的农夫那里，在敲石的造路工人那里”，也就说明诗人在最贫最贱不断干着苦力的劳动者那里，关心他们，爱护他们。这充分表现了诗人的泛爱思想。
相关链接
散文诗，是兼有诗与散文特点的一种现代抒情文学体裁。它融合了诗的表现性和散文的描写性。从本质上看，它属于诗，有诗的情绪和幻想，给读者以美和想象，但内容上保留了有诗意的散文性细节；从形式上看，它有散文的外观，不像诗歌那样分行和押韵，但不乏内在的音乐美和节奏感。散文诗一般表现作者基于社会和人生背景的小感触，注意描写客观生活触发下思想情感的波动和片段。这些特点，决定了它题材上的丰富性，也决定了它的形式短小灵活。
散文诗最早出现在法国。中国的散文诗出现在前后，刘半农是中国散文诗的开拓者。印度散文诗的开拓者是泰戈尔。
泰戈尔作品的中译本：
《泰戈尔散文诗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
散文诗世界范文第4篇
【关键词】散文创作；诗意表达；《五味巷》
在古典文学里，散文与韵文和骈文相对，指那些韵律不正，句法不齐的文章。在现代文学中，散文依旧是一种形式松散，内容轻便的文体。现代散文在取材、手法、形式上几乎都没有什么严格的限制，它们不需要学究式的高谈宏论，而更加接近于一种闲谈式的漫话家常。因而在散文的写作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陷入一种困境：散文易学，似乎凡能执笔为文者，皆能作散文；然而散文却难工，看似自由的文字背后又蕴含着自然的精致与优美。“唯其容易写，所以不容易写好。唯其很自由，所以结果往往变成不自由。”不如小说有完整的结构和跌宕的情节；不像诗歌有强烈的情感和均齐的节奏；不比戏剧有激烈的冲突和丰满的人物，平淡如水的散文想要拥有随物赋形的魅力和别样生辉的光彩就需要在创作的过程中注重情感与内容的表达。
“作诗如作文”的口号为新诗的创作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原本呆板滞重的诗体在散文的无拘无束中得到了最大的释放，从而开创一代诗风。新诗能在散文中解放形式，那么散文是否能在诗歌中凝练表达？散文虽以“散”字当头，却要求形散而神聚。想要“形神合一”，就需要在绝对的自由中多几分“约束”。现代散文大家杨朔，他虽不是诗人却有如下的见解：“我在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我向来爱诗，特别是那些久经岁月磨练的古典诗章。这些诗差不多每篇都有自己新的意境、思想、感情，耐人寻味，而结构的严密，选词用字的精炼，也不容忽视。我就想：写小说散文不能也这样么？于是就往这方面学，常常在寻求诗的意境。”将散文“当诗一样写”，在写作中“寻求诗的意境”，这似乎就是散文在诗歌中找到的凝练表达的答案。
当然，“当诗一样写”并不就是写诗。在散文的写作过程中，我们会本能地拒绝太过工丽的修饰，而留下它天生的纯厚与自然。此处我们所讲的“当诗一样写”其实是提倡要有一种写诗的态度：要用诗人的眼光去打量生活；要用诗歌的语言去锤炼文笔；要用诗歌的意境去提升境界；要用诗意的情感去贯穿创作。散文的文字容易在自由的流淌中找不到方向，然而经过了诗意的凝练，文字自会在浑然天成间演奏出美妙的交响。
在当代的散文名篇当中，有很多都是“当诗一样写”，也正因如此，我们才能从纸上的生活见出人生的诗意。在古城西安有一条默默无闻的巷子，虽然每天都演绎着平凡的生活片段，但在作家的笔下就是一幅诗意的画卷。下面就用贾平凹的散文《五味巷》来具体分析如何将散文当诗一样来写。
文章描写的是古城西安的一条短巷，以及巷子里人们的生活情景。作者并没有将视角聚焦到一个人物，一个家庭的生活故事，而是发散到巷子的每一个角落去捕捉自然事物的变化，去描绘一幅生活的群像。在这里，春天看柳，夏夜纳凉，秋日湿潮，寒冬喜雪。每家每户家长里短，虽各有矛盾但又都能和谐统一。平凡的生活图景融入自然的四季交替，体味出别样的人间冷暖。作者在这种舍弃个别而关注一般的过程中，发现到的竟是生活的甜和人生的美。诗歌的创作是一个凝练的过程，那些“浓得化不开”的诗句折射的是诗人所发现的生活真实。散文的写作虽不需要如诗歌般精炼，但也需历经一番淘洗。做到所谓“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就需要作家用诗人的眼光去发现那些最具生活真实的片段。五味巷里自然的变换和生活的吵闹在繁杂之中却创生了一种勃勃的生机，而这一种永恒而稳定的生命状态需要作家用诗人的眼光去透视那些飞扬的个体找寻到沉淀在日常生活中的搏动与安稳。
散文的语言清淡自然，有别于诗歌而自有一番韵味。但是这一层韵味的悠长又需要犹如做诗一般的锤炼，寻求一种浓与淡，文与质之间的平衡。《五味巷》的文字出脱于一种口语化的淳朴，在文字自有的节奏中排列出自然的韵律，如珠落玉盘，流转自如。文章句式或参差，或对仗，“一句连一句，一节跟一节，而又句中无余字，篇中无剩言。”“描绘自然，写人状物又都采取的是传统艺术的那种流通的，充盈着主观艺术气韵的传神写照的方法，撷取作者感受到的事物精髓，运以写意传神的笔致，给以迁想妙得的表现。”因此，作品中虽没有出现具体生动的人物和景象，但是在作者语言的声色点染中栩栩如生，历历若绘。正如写小巷的春天，远远的望去一巷的黄绿，但近看那柳枝，却又不见一片绿叶。随着一声“春来了”，黄绿的色彩又弥漫在巷中。若隐若现的春意在朴素的文字中显示出惊人的优美，字里行间，语言竟流动起来，流淌过自然的春秋冬夏，也倒影下世间的人生百态。诗歌的语言空灵跳荡，散文的语言鲜活灵动，而其中的灵气与动感就需要一种诗意的锤炼。
散文的境界也是一种人生的境界。虽然如《易经》所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但散文家对日常生活的品味和感悟，也是一种对于人生境界的诗意提升。由品味生活到悟道人生，作家从生活的点滴入手把握人生的真谛，表现诗意的人生境界，这就是一个诗化生活的过程。“一叶落知天下秋”，诗人能以一片落叶写天下黄花，散文家也能在秋风萧瑟的景象中体味春去秋来，二者共同的指向都是年华易逝的人生感慨。诗歌以“意”画“象”，境界全出；散文以“象”写“意”，相隔一层。因此，对于人生的意境表达，散文就需要一种提炼与升华。五味巷的生活简单而平凡，没有高干入住，也缺少车马的喧嚣，但一年四季的景色堪称古城一景。不如高楼现代，也没有大院的繁华，在狭小的木楼里却能“香甜一个家庭”。经济上困难，生活上艰辛，但邻里和睦，夫妻和谐。看似平淡的生活却五昧杂成，就像是分部在小巷两头的五间小店，品尝了巷口的酸咸苦辣，才能回味巷尾的甜味悠长。一路走来，已是品尝了人生五味。贾平凹对五味巷生活的描写，渗透了他对人生的悟道。小巷中的人情风物无不透露出一种凡俗的人生情态，但正是这种平凡才散发着一种宁静淡薄，返璞归真的人生境界：无论生活有多少艰难困苦，长留于心的依旧是人生的美好与甘甜。它不同于《秦腔》里所表现出的大悲大喜，大苦大乐的人生情态，但却殊途同归于天地间消逝后的宁静与那一丝一缕的永恒。
散文诗世界范文第5篇
一
符·维·阿格诺索夫在谈到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时曾说道：“20世纪的俄罗斯承传了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文学则形象地反映出俄罗斯复杂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们考察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基础。”[1](p3)实际上也是我们考察苏联电影的基础。上个世纪苏联文学的巨大成就是俄罗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在世界文坛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就苏联电影来说它和苏联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苏联电影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其深厚的文学基础，可以说它是在俄罗斯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浸淫下成长发展起来的。苏联电影从内容到形式上处处都闪现着俄罗斯文学的浑厚、深沉、辽阔的艺术底蕴和壮丽而忧郁的抒情现实主义特色，总能引起人们无比的向往和思考。苏联电影以其鲜明的文学性特征区别于娱乐电影等其他不同类型的电影。特别是“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创作与发展，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电影创作，使苏联电影形成了鲜明独特的文学性诗意风格。
电影的文学性实质上是指电影作品从整体上所体现出来的浓浓的文学精神和韵味，它有别于纯粹的商业电影和戏剧式电影。在电影诞生初期，苏联的电影大师们就反复研究学习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和创作经验，并从文学创造的角度着力探索电影如何运用电影的影像和视觉表现力来地描绘生活。在默片时代的高潮期，以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库里肖夫、杜甫仁科等一批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在批判法国“先锋派电影”的基础上，富于创造性地实验和发明了电影的镜头剪辑，并揭示了这种剪辑技巧在艺术创作中听显示出来的隐喻、对比、以及理性揭示的巨大艺术表现力，他们把这种关于电影镜头的剪辑组接技术称为蒙太奇。电影蒙太奇可以象文学那样具有艺术典型化的创造作用、对形象内涵的理性揭示和表现功能。客观地讲当时爱森斯坦和普多大金等人对蒙太奇的努力探索实际上是想找到电影艺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的表现能力，并创造一种艺术性的电影，为此他们创立了以社会主义美学思想为基础的“诗的电影”学派，并奠定了苏联电影的文学风格。对此，米·罗姆认为爱森斯坦等人是充分地继承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的创作精神，“对于我国文学的这些宝贵经验，我们研究得还不够深入，而爱森斯坦是深入研究过的。他所以提出‘杂耍蒙太奇’，正是根据原始艺术、古典悲剧、托尔斯泰的经验以至世界艺术的全部经验概括出这种手法的。”[2](P95)也正是由于此，在他们的电影中都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文学色彩。象爱森斯坦拍摄的《战舰波奖金号》和普多夫金拍摄的《母亲》等影片则标志着“诗的电影”的诞生。《战舰波将金号》很好地处理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并注意了诗的隐喻与电影叙事的密切结合，显示出了影片的大气和场面的惨烈，此片赢得世界影坛的广泛赞赏。
为了使电影能够象诗那样去表现出浓郁的情绪性和鲜明的“俄罗斯忧郁”：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爱森斯坦就拍出了《白静草原》，尽管这部影片在当时遭受到了极左思想的批判，但它仍表现出爱森斯坦对电影的诗意情绪化进行的深入不懈探索。影片内容是少先队员巴甫立克·莫洛卓夫因向苏维埃政权告发了富农父亲及其同伙的罪恶阴谋，而被其父亲手杀死的故事。这部影片并没有完全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而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样的本质，特别是父亲杀子的场面写得极富人情味。此外这还是一部具有屠格涅夫式的诗意片名的影片，影片并没有详细具体叙述一个故事，而是运用多样化的电影语言手段去表达和挖掘影片的内涵。本片按照爱森斯坦的说法就是影片的“绝大部分材料都是采用非现实主义手法处理的”，这里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隐喻、借喻、假定性等手法，这些丰富多样的表现技巧使影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影片还特别突出了影像造型的电影元素作用，环境、布景、自然景色、道具、照明、明暗对比等成为超越演员表演和对白的重要的剧作手段，较好地完成了对人物的塑造和对影片内容的表现。影片正象科瓦洛夫所分析到的，在影片中“爱森斯坦没有把大自然意识形态化，而是赋予它以灵性。他的仁慈厚道的俄罗斯中部地带并不是冷漠无情的，他发怒、欢乐、和悲伤。在那里整个人类世界都是自由自在的。在永恒、回声隆隆的苍穹下，杀子本身就具有奉献牺牲的语言的特征。”(3)(p137)这类“诗电影”对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影响很大，以至后来出现一大批优秀的诗电影，象《伊万的童年》、《跟随太阳走的人》、《雁南飞》、《士兵之歌》、《恋人曲》等影片。因为这些影片都非常好地运用了诗的语言表现方式：譬喻、寓意、象征、主观情感性等艺术手法，使影片比较完美地体现了作为文学主要形式——诗歌的艺术韵味。
“散文电影”是苏联另一种极具文学色彩的电影体裁形式。散文电影是通过人物的形成过程去体现主题思想，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其表现手法体现了散文创作的“形散神凝”的基本特点。就这一点而言，这也是戏剧与小说的共同美学要求。戏剧有其时空局限，强调对话，视点固定等特性；小说也有其时空跳跃，结构灵活，重视抒情和描写以及插叙等特性：散文电影也就是借鉴了小说与戏剧的艺术表现特点，并以更加纪实的方式使影片能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的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其中早期影片有：罗姆的《列宁在十月》、《夏伯阳》；艾尔姆列尔的《伟大的公民》，以及格拉西莫夫的《七勇士》、《教师》等影片，这些都是富有代表性的散文电影。其中，格拉西莫夫的电影最具散文的特征。格拉西莫夫非常喜欢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作品，他从契诃夫的作品中汲取了大量文学和美学的营养，力图像契诃夫那样，深入地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在影片中体现出“平凡中的诗意”和“平凡中的美”。在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有非常好的散文电影的出现，如舒克申的《红莓》、舍皮奇科的《升华》和罗斯托茨基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影片。特别是最后这部影片以散文诗的方式展示了二战时期苏联女战士的魅力与悲壮。正像卡拉甘诺夫所谈到的：“姑娘们在远离前线和部队的卡累利阿地区森林里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了，但是他们在牵制了敌人、阻止敌人伞兵窜向白海运河的战斗中立下了功劳，……每个姑娘都像他们的指挥员瓦斯科夫准尉一样，在影片的进行中展示出自己的个性。因此，他们建立功勋的诗学形象表现得更加突出，对胜利的价值的思考也通过银幕动作、气氛和语调得到更加清晰地刻画。”[4](p110)影片以充满诗意的艺术意境，描绘了影片的典型环境：幽静的山林、漂浮着轻纱一样的雾的湖面，古老的乡野小教堂，远近传来的鸟的叫声，安宁而又富有生气的村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发生了一场卓绝的生死较量。六个美丽的姑娘为祖国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象爱神一样的女战士在这样美的环境里为国捐躯，使人充满了痛惜和崇敬。影片的诗化散文特点还表现在它的结构上，在影片中以残酷的战斗为发展主线，然后根据主题表现的需要，构筑了三个不同时空的画面形式，并从空间的情绪色彩上创造了这种结构所必需的意境。黑白颜色的镜头表现的是阴森残酷的战争，高光色彩镜头表现的是姑娘们对战前爱情与家庭的回忆，而真实还原的色彩则是对现实安宁幸福生活的再现。正是这样的彩色蒙太奇的结构形式，使严峻的战争、梦一般的回忆和绚丽的现实既形成鲜明的对比，又有着密切联系。高调彩色而提纯了的回忆场面是现实女战士的信念和力量的源泉，而现实那美丽灿烂的山林，又是女英雄们的崇高精神的折光。影片以凝炼的笔触、抒情的意境和新颖的结构形式，从多方面塑造出了极富启迪意义的银幕形象，并深刻地揭示了战争实质。
综上所述，苏联电影中所表现出来强烈诗意和散文色彩，实际上是其所追求的文学风格的多种表现方式，并折射着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的文化色彩。电影的这种风格也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新颖的欣赏喜悦和美的艺术享受。正是由于此，苏联电影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并对我国的电影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苏联电影浓郁的文学特性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然而这种艺术上的影响由于社会政治方面的极左思想的制约，有时候显得顺利，有时候也呈现出曲折和困难。这是因为当时我国的政治大环境决定了电影所关注的首先是电影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说中国电影对于苏联电影的接受首先注重的是其革命的思想内容。我们从众多的苏联电影作品中认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看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与巩固政权的复杂性与艰苦性，并鼓舞了我们的胜利信心。此外，我们更多的还是提倡从前苏联电影中获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感染，如所放映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乡村女教师》等等。这一些电影在当时确实给了正在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以极大的鼓舞和教益，也对年轻的新中国电影给予极大地影响。正象夏衍同志所描述的：“以苏联电影为榜样，并制成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影片。”[5](P8)而这一切在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作品中可以看出来，象《钢铁战士》、《红日》、《红旗谱》、《南征北战》、《地道战》等影片。可以说苏联不但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而且，也整整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思想和电影审美观念。但是此时我们的失误也是严重的，那就是我们在关注苏联电影的革命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苏联电影在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文学诗意的美学特性。特别是当五十年代苏联电影出现解冻迹象时，不少的富有探索精神的苏联电影艺术家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努力从多方面开拓电影表现生活的领域，并且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大胆的试验，拍出了很多富有强烈文学性的“诗电影”和“散文电影”。象《雁南飞》、《海之歌》、《士兵之歌》、《七面风》、《伊万的童年》、《恋人曲》等为人们所瞩目的优秀影片。这些影片虽然也能很快通过不同渠道输入到中国，但那时国内对待这些影片的态度很是令人费解的。当时的情况是，这些影片大都是作为反面教材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放映，人们不但对这些影片思想内容的变化和艺术形式的创新视而不见反而以极“左”的态度对其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活动，把这些富有艺术探索价值的影片看作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样板，是政治上的修正主义，是艺术上的形式主义。当然也有一些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敏锐的注意到这些苏联影片的审美意识上的创新性，并对这些影片的诗学特点做出了深入的分析。郑雪莱先生对此曾说道：“我们有些同志囿守于三四十年代：‘戏剧电影’的概念，认为‘诗电影’、‘散文电影’等等仿佛都属于旁门左道，甚至将其斥为‘现代派’，殊不知爱森斯坦、杜甫仁科、早已是‘诗电影’的代表人物，尤特凯维奇、格拉西莫夫、赫依费茨迄今仍是以散文电影风格的成熟运用而著称。……采用戏剧或诗、散文的风格则属于诗学的范畴。其实、散文化或散文电影在现代电影中已成为相当普遍的风格，它更接近于叙事文学，及艺术散文的诗学特点，因而使电影与文学更加靠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倒可以说，现代电影中的文学形式大为加强了。”接着在谈到苏联电影《海之歌》时，他又说道：“这个电影剧本既有散文、诗(抒情诗)、史诗(叙事诗)的因素，又有戏剧的因素，它既具有较高的电影艺术综合性及电影性，又具有不可置疑的文学魅力或文学性。”[6](下卷p64)显然在真正的电影艺术家那里，他们还是在默默地关注和研究着苏联电影。苏联文学诗意电影对我国的影响在以后年代的电影创作中逐渐显示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电影诞生以后的几十年间都是影戏和戏剧电影的天下，只有极个别的影片如《小城之恋》表现出一定的文学色彩。我国电影真正地向艺术、向文学靠拢是在“文革”以后开始的。此时电影的风格、样式、结构开始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一大批极富文学性的电影相继出现。随着电影美学观念的进一步确立，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在叙事结构上演化为一种更加随意自由、更加生活化叙事方式，于是出现了散文式电影。如《城南旧事》、《都市里的村庄》、《小街》、《逆光》、《巴山夜雨》、《如意》等。这些影片都力求从电影艺术的本体、现实生活的本源与流程上来进行艺术的变革。《都市里的村庄》采用了多层次、多侧面穿插并进的手法，虽然它以丁小亚受冷漠与孤立的故事为主线，但其他的情节纠葛并不是它的必然有机延伸，而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对主题有着自己的意义。《城南旧事》则是以小主人公英子童年的目光，关注着发生在老北京的几个故事，这几个事件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又是时代的折光，影片的格调朴实清新、含蓄隽永，叙事随意自然，有着极强的艺术真实感。这些影片在结构上都力求避免人物的戏剧化，尽量按照生活的自然流程和真实的时间关系来结构影片。影片还注重细节的运用，注重场面的积累，注重光影造型，强调视觉形象的象征意味，使影片透露出浓浓的诗意。此外这些散文式影片都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新颖的文学式结构形式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在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获得荣誉。
新时期中国电影美学观念最突出的变化则是文学诗意影片的崛起，这是由一批年轻的“学院派”电影艺术家们带来的。这些艺术家大都是科班出身，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扎实的电影理论知识，并受过严格的电影制作训练。他们观摩了大量的外国影片，其中包括苏联的一些经典影片，并从中汲取有益的艺术元素。他们在对中国传统电影冷静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从电影本体论出发，向文学靠拢，大胆实践，终于以自己别具一格的富于诗意美的电影给世人一个惊喜。《红高梁》、《黄土地》、《海滩》、《晚钟》、《菊豆》、《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在世界影坛上相继获得大奖，这标志着中国文学诗意派电影美学的诞生。这些影片充满了强烈的探索精神和造型意识，注重向文学吸取营养。影片中大都通过精心的空间造型和叙事以展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并以此来揭示审美对象的深刻内涵。影片中那些高度写真又混然整体的空间处理，质朴逼真又达到高度的象征概括化的画面构图、以及精心独到的光影造型等不但给人以新颖的诗的意境感受，而且还传达着丰富多义的历史文化意蕴。
这种诗意美电影还打破了叙事电影中情节是塑造人物、展示内涵的唯一的手段。在传统的电影中叙事性占统治地位，影片要叙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或曲折、或惊险，总是要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这种电影的情节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线性的封闭性电影结构表现方式。而诗意电影强调的象诗一样是意象而不只是故事，它刻意追求的是通过比喻、象征、拟人的手法，以及色彩、光影等空间影像的造型以达到作品思想内涵的目的，并希求运用形象的含蓄性给接受者以思考、回味的广阔空间，让接受主体自己去体悟影像造型的思想意义。所以说诗意电影是意象体系，是开放性的结构。由于诗意电影重视影片的造型性，这就必然带来影像思想意念的多义性，一个画面、一缕光影、一抹色彩都可以引起观众多种多样的联想和思索，每个人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看出，这种“以形写神”、“写意传神”既有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特征，也有苏联“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艺术韵味。如《海滩》中老鳗鲤等人奔向咆哮的海潮，人和自然合为一体，显示出无穷的意味性。《黄土地》结尾处，憨憨穿着红兜肚在求雨的人群中呼喊着，逆向奔行，画面采用的是高速摄影，缓慢的奔跑动作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它所创造的意念也是耐人寻味，富有意义的，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更是一部情节简单、纯净的电影。有的人把这部影片描述为“散文诗”，也有人称之为“抒情电影”，实际上都无不可。的确，《我的父亲母亲》不同于张艺谋以往的风格，他不是着意在影片中讲述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而更多地是一种对意境和画面的塑造。这部影片虽然淡化了故事情节，然而却通过优美出众的音画造型传递给观众一种诗情画意的美感，一种心灵的抚慰，表现的是艺术家对美、对真挚爱情的理解和追求。另外，创作者在这类影片中都不是通过画面把现成的结论和观念奉送给观众，而是运用精心营造的富有诗意美的画面引导观众去想象和思考，进而感悟人生，理解世界。总起来看，在文学诗意美字观念下创作的电影作品具有新颖独立的意义，由于这类影片是以新的结构形式和造型语言来表现当代人的意识和观念，所以它不仅是一种直感的艺术，同时也是一种理解思考的艺术，它同当代人多层次、多视点、多极性的思维方式是相一致的。诗意电影及其美学观念正是通过电影的特殊造型手段，向世界电影美学的哲理化、内心化和生活化健步迈进，终于以其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独树一帜。电影的这种发展趋势，实际上也是电影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确实汲取了各种艺术的营养，但我认为它主要还是从文学和戏剧获得了更多的自身发展的基质。到现在为止，不管电影的自身视听造型手段有多么长足的发展，他仍然摆脱不了文学的强大支持，或者说他仍然需要向文学那样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表现力和对人、对世界深刻认识来赢得自身生存的价值。如果说苏联电影一开始就注意到文学元素的重要性，并进而在电影艺术实践中实现了电影的文学诗意性，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学习借鉴的前提下，也终于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意性电影，这对于我国电影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当前，电影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力，在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下，电影文化出现了新的转型，出现了内容风格和艺术形式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令人担忧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影片出现了“浅”、“俗”、“丑”的不良倾向，缺乏艺术的魅力，当然也就不能吸引观众。电影的创作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一味地闹剧化和粗俗化，而应遵循电影的艺术的创作规律，着眼于提高影片的艺术晶位。所以说我们的电影还是应该多借鉴一些外国电影的创作经验，特别是苏联电影的文学诗意性特点，要提高我们的电影的艺术品位，使电影在给人娱乐的同时，更能给人强烈的富有诗意的审美感受，这样电影的发展才会多样化，才会受到观众的喜爱，也才会更有前途。
收稿日期：2002-02-06
【参考文献】
[1][俄]符·维·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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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苏]奥·科瓦洛夫.时代的象征[J].世界电影，19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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