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行政论文范文第1篇

一、前言

保险投资在保险公司的经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目前我国保险公司资金运作现状并不尽如人意，保险公司作为一个商业企业，其根本目的在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保险公司利润已不能单纯依靠收取的保险费与一定概率下的保险赔付差额，而是越来越倚重于保险投资的有效运营。因为保险与给付之差，其利润率是一定的，而且还有减少的趋势，而保险投资的运营，其预期的利润率却是无限大的，所以只有安全有效地进行各种投资运营才能使保险资金获得长期稳定的增长，使保险公司获得较高的利润。可见有效的资本运营是现代保险业的支柱，是保险经营发展的生命线。

二、我国保险投资的历史和现状

（一）我国保险投资的历史沿革

建国初期，我国保险企业的资金按规定只能存入银行，所得利息全部上缴国家财政，无任何保险投资可言。经过20年的停办以后，我国保险业随着改革开放而获得新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1980年开始恢复办理国内保险业务，并积极发展国外保险业务。

1984年11月，国务院批转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关于加快发展我国保险事业的报告》中指出：“总、分公司收入的保险费扣除赔款、赔偿准备金、费用开支和纳税金后，余下的可以自己运用”。1985年3月国务院颁布的《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又从法规的角度明确了保险企业可以自主运用保险资金。这不仅是我国保险体制改革的一次重大突破，也是增强我国保险业活力的一项战略性措施，对加快我国保险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保险企业投资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初步发展阶段：1984年至1988年底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取得投资权后，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总公司在北京、江苏等地尝试性地开展投资（包括贷款）业务，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城市分公司也相继开展保险投资业务。

在这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对保险企业的投资活动实行严格管理，一是对资金运用规模实行计划控制，例如1986年人行对人保下达2亿元投资额度。二是对资金运用的方式与方向作了严格规定。1986年人保的资金运用被限定为投资地方自筹的固定资产项目。1987年批准试办流动资金贷款业务和购买金融债券。这一阶段的经营效益不大理想，资产运用率和投资收益水平都比较低。以1986年为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国内业务汇总的资产运用率只有9.23%，投资收益率仅为0.83%。

2、调整整顿阶段：1988年底至1990年底

由于面临治理整顿的经济环境和紧缩信贷规模的局面，加之保险业本身经营效益不佳，我国保险投资业务于1988年底进入调整整顿阶段。其内容和措施有：总结前几年资金运用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严格执行信贷计划，严肃利率政策，把资金转投到流动资金贷款方面，坚持“十不贷”和注意“重点倾斜”并采取了担保和银行承兑汇票抵押等手段，努力提高资金运用的安全性与收益性。在这一阶段，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工作除办理流动资金贷款业务外，大部分工作放在对原有投资贷款项目的清理的催收上。资金运用的范围被限定为流动资金贷款、企业技术改造贷款、购买金融债券和银行同业拆借。

3、进一步发展阶段：1991年至1995年

经过两年多的调整整顿，加之宏观经济形势的好转，保险投资业务于1991年开始进行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保险投资在保险界得到了普遍认同和重视。两家新成立的全国性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先后加入了保险资金运用的行列。保险投资规模不断扩大，1992年底。人保、平保、太保三家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余额达109.46亿元。保险投资的范围有所拓宽，证券投资得到较大发展，保险投资收益得到提高。

4、规范发展阶段：1995年至今

随着1995年《保险法》的出台和实施，各保险公司遵照《保险法》调整业务，以符合《保险法》的要求。《保险法》的实施，为我国保险投资业务的规范与健康发展奠定的基础。

（二）我国保险公司保险投资现状

1、决策机制薄弱

目前许多保险公司尚未建立一套规范有效的决策机制，人保财险公司直到2003年下半年才成立了专门的保险投资公司。决策的盲目性、被动性、随意性十分突出，在仅能投资债券的时期，这类决策机制不会体现任何危机，对于资产规模迅速壮大的保险公司来说，更是掩盖了其决策的弊端：决策机制落后，决策反馈机制尚未建立，在保险公司进入基金市场后会充分暴露出来。

2、保险投资渠道狭窄

1998年以前，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渠道限于：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2000年3月1日起实行的《保险公司管理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限于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买卖中国保监会指定的中央企业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而西方国家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的法定渠道则较广泛。如美国、日本就规定保险公司可进行政府债券、公司债券、股票、抵押贷款、不动产、保单放贷等业务。

3、保险资金利用率低

保险资金的利用率，在国外基本上达到90%，而在我国还不到50%。有限的保险资金主要用于银行存款。据统计，1998年人保、平保和太保三大保险公司保险资金的40%—60%局限于现金和银行存款，保险资金基本上无“运用”可言。截止到1999年底，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率还不到20%。为了保证保险资金的安全，保险公司将大量资金存于银行，由银行进行专业的资金运用，而保险公司只能获得固定的较低的存款利息，银行存款的利息已经远远不能使保险资金保值、增值了，保险公司必须开拓出投资新领域来保证其资金的收益性、安全性。

4、保险投资缺乏相应人才

保险投资涉及到存款、国债、证券等多个领域，因此保险投资人才必须对国家经济发展有远见，对各行业发展有底数，才能有胆略，有灵活性，善于捕获商机，在资本市场上获得丰厚的回报。而我国保险公司由于历史原因，现有员工基本上由干部、金融机构及政府部门调入和正规大学毕业生三部分组成，且前两部分约占公司员工的70%，年龄大都在40周岁以上。这样的人力资源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弊端，即知识结构老化，缺乏创造力。保险公司要想从保险投资中获益，就必须引进相应人才，同时注重公司内部年轻人才的培养。版权所有

5、保险公司管理水平落后，影响保险投资收益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管理体制落后，投资缺乏科学决策，许多公司在科学决策、内部约束机制方面比较薄弱。由此出现了许多领导项目贷款、人情贷款等。这些项目贷款很多无法收回投资本息，甚至成为呆账、坏账。管理水平的落后，影响了投资收益。

中国的保险公司要生存，保险事业要发展，客观上要求保险资金实现有效运用，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马上就完全放开对保险资金运用的限制，还有一些地方需要去完善，还有一些制度需要制定，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三、建立我国保险投资体制的构想

（一）保险投资客观上需要建立有效投资体制

所谓保险投资体制是指保险投资活动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的总称。保险投资机制建立的目的在于提高保险投资的收益，降低投资风险。

保险公司的承保业务与投资业务是现代保险业的两个重要特征，其中保险投资业务已经成为现代保险公司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一方面，保险投资业务的发展，将扩大保险公司的盈利，增加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和经营和稳定性。同时，保险公司收入的增加，将使保险公司有能力降低保险费率，减轻被保险人的负担，提高保险公司的竞争能力。我国保险业如果没有投资收益作为基础，加入WTO后，在承保业务上很难与国外保险公司进行价格（费率）竞争。另一方面，保险投资业务的发展和获利可以弥补业务上亏损，维持保险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如1987年英国两大保险公司保险业务亏损分别为0.64亿英镑和1.08亿英镑，而投资利润为2.04亿英镑和2.49英镑，盈亏相抵后，还有不小的综合盈利。从近期国际保险业的发展特点来看，保险公司的主要收益已经从传统的承保收益逐步转移为投资收益，如美国产险业务自1978年以来连续21年出现承保亏损，主要收益来自于投资收益。

由于保险经营是一种负债经营，因而保险资金的运用除了考虑投资的收益外，还必须保证投资的安全性。因此，市场的开放，投资工具的增加和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客观上需要保险公司进一步加强投资机制的建设，提高化解风险的能力，保证保险资金实现安全性和投资收益的协调。

（二）保险业应尽快建立、健全保险企业的制度和规范

建立和完善中国保险投资体制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保险公司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加强经营管理，才可能为高水平、高效益的保险投资提供根本制度保证。如何加强经营管理，我个人认为可以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加大公司运作的透明度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运用法律武器，严惩那些损害股东权益的行为，有效地维护股东的权益。

第二、建立和完善对经理层的约束和激励机制，彻底改变旧的用人机制，让市场和竞争来决定经理的选拔，使经理的报酬与公司的业绩直接挂钩。

第三、加强管理创新，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摒弃旧的、传统的管理模式及其相应的管理方工和方法，创建新的管理模式及其相应的方式和方法。

（三）进一步拓宽资金运用渠道

保险资金运用是保险公司稳健经营的基础，是关系到保险公司经营状况的重要因素。

由于我国保险业起步较晚,加之其它种种原因,目前我国保险资金运用存在的问题是证券投资基金规模太小；保险公司无法控制入市资金的风险；在目前封闭式基金占据主流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只能被动的分红，其变现很难实现；保险资金的运用渠道过窄；保险资金中短期严重。

针对这些问题，必须进一步拓宽保险资金的运用渠道，加快资金入市步伐，使我国保险业能够持续快速发展。

1、保险资金入市

（1）保险资金入市可以增强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如果运用得当，还可有效解决保险公司所面临的“利差损”问题。在《保险法》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投资，仅每年的利差损就有3至6个百分点，这为保险公司的长期发展埋下了巨大隐患。在银行存款的利率为2.25%，国债的买卖收益最多不过6%-7%，在同业拆借市场上，因资金量有限，所以收益率微乎其微。而在2000年保险公司投资证券基金的平均收益达12%。因此，保险资金入市，从长远来看，对保险公司增加盈利能力、解决“利差损”具有重要的意义。

（2）保险资金入市可以有效改善保险公司资产结构。如果允许保险资金按严格的比例进入证券市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金闲置的压力。因为保险资金进入证券市场是进行股权的交易，在证券市场机制作用下，根据保险资金运用原则，保险公司必然将资金投入到效益好、有成长性的企业中去，这样客观上就使保险资产得到了相应的改善。

（3）从长期来看，保险资金入市对于启动保险消费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保险资金入市无疑使国家找到一种对资金更有效的配置方法，从而使部分社会资金与证券市场之间形成纽带。在这个纽带的连接过程中，不但可以改变整个社

资金的结构，还可以使经济发展得到更大的保障，以便使国家、企业、个人以及保险公司更好的发展。

（4）保险资金入市，可以增强我国保险公司的国际竞争力。随着我国加入WTO，保险业面临着更大的冲击，承受着更大的压力。保险公司除了用提高服务质量来争取保单，扩大客户群外，其所得到的保费收入如何获取最大的安全收益是关键问题。在发达国家，保险资金的投资渠道较我国畅通的多，除了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外，还可涉足证券市场甚至房地产业。所以，保险资金入市，可以增强我国保险公司与国外保险公司的竞争实力，更好地奠定加入WTO后的经济基础。

（5）保险资金入市可有效缓解证券市场中资金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有助于稳定证券市场。随着保险业的不断发展，可入市的保险资金的规模将越来越大，必将会改善证券市场的资金结构，它对证券市场的长期发展所起的作用也会越来越明显。

2、保险资金进入短期拆借市场。

尽管保险公司都有较高的信誉，但上前还不能以信用方式进入短期拆借市场，而须有抵押。如果能直接以信用方式进入短期拆借市场，可以为保险公司提高资金运用效率提供方便。

3、扩大可投资的企业债券范围。

目前保险资金只可购买铁路债券、电力债券和三峡债券，应扩大到其他的企业债券。尽管企业债券质地有好有坏，或者说存在风险，但应相信保险公司有一定的鉴别能力。

4、进行资产委托管理。版权所有

资产委托就是保险公司以合同的形式把资金委托给专业的资产管理公司进行运作。它的最大好处是保险公司省心省力，不必事事躬亲，同时由专业公司进行操作，也可确保较高回报。

公司行政论文范文第2篇

第一条为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推进部门工作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保证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国务院工作规则》、《*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和《*区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结合*市*区司法局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区司法局组成人员和区司法局各科处室要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严格依法行政，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在各自职权范围内，独立负责地做好工作；要进一步转变职能、管理方式和工作作风，实行规范化服务，推动电子政务，提高行政质量和效率。

第二章组成人员职责

第三条区司法局由下列人员组成：局长、副局长、区司法局各科处室科长（主任）。

第四条区司法局实行局长负责制。局长组织领导区司法局的全面工作；副局长协助局长工作。

第五条局长或局长委托副局长召集和主持区司法局局长办公会议和局务会议。区司法局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和重大决策，必须经区司法局局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对紧急和突发性重大事件，来不及召开会议而又必须及时处理的，经分管副局长协调处理后，

及时向局长报告。

第六条受区政府委托，局长或局长委托副局长代表区政府向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报告全区司法行政工作。局长担任区司法局新闻发言人。

第七条副局长按分工负责处理分管工作。受局长委托，负责其他方面的工作或专项任务，并可代表区司法局进行对外活动。

第八条局长外出期间，由副局长代行局长职责。

第九条局办公室主任在局长领导下，负责协调全局日常工作，对重大问题向局长提出建议，领导区司法局办公室的工作。

第十条区司法局各科处室科长（主任）负责本科处室的工作。各科处室根据法律、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和地方性法规、司法部、省政府、市政府的规章、决定、命令及区司法局制定的各项制度，在本科处室的职责范围内行使职权。

第三章决策程序

第十一条区司法局要建立健全领导、专家、群众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

第十二条全区司法行政发展规划、服务改革开放和全区经济发展的重大法律服务措施、维护全区社会稳定及其他重要事项等重大决策，由区司法局局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

第十三条区司法局在作出重大决策前，根据需要通过召开座谈会、上门征求意见、网上公示等形式，听取相关部门、群众团体、专家学者、被服务对象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第十四条各科处室必须坚决贯彻区司法局的各项决策和工作部署，重大决策应及时跟踪和反馈执行情况，并加强督促检查。

第四章行政要求

第十五条区司法局及各科处室要坚持依法行政，严格依照法定权限、程序行使行政权，强化行政责任，规范行政行为，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

第十六条区司法局起草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必须合法并遵循国家的方针政策。涉及两个以上部门职权范围的事务，与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范性文件。区司法局规范性文件要报区政府备案，接受区政府法制办的审查。

第十七条严格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切实做到依法办事、严格执法。

第五章工作部署

第十八条区司法局要加强工作的计划性、系统性和预见性，搞好年度工作安排部署，并依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及时作出调整。

第十九条区司法局年度工作安排部署以及年度重点工作目标等事项，应及时分解下达各科处室执行。

第二十条各科处室必须认真落实区司法局年度工作安排部署，并在年中和年末向区司法局报告执行情况。区司法局办公室负责催办、督查，并适时作出通报。

第六章行政监督

第二十一条加强对行政权利的监督，提高行政效能，促进廉政建设，确保政令畅通。

第二十二条区司法局自觉接受区委、区政府的领导和市司法局的工作指导，同时自觉接受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受区政府的委托，代表区政府向其报告司法行政工作，接受质询，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认真办理人大代表议案和政协委员提案。

第二十三条区司法局要按照行政诉讼法及有关法律法规，接受司法监督；同时要自觉接受监察、审计等部门的专项监督，对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查处和整改并向区政府报告。

第二十四条加强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内部监督，严格执行行政许可法、行政复议法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制度，及时发现并纠正违反法律、法规、政府规章的规范性文件以及司法行政机关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

第二十五条区司法局要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进一步完善制度，坚持领导接待的制度，确保渠道畅通；区司法局局长或副局长要亲自阅批重要的群众来信。

第二十六条区司法局要实行政务公开，接受舆论和群众的监督，对发现的重大问题，要积极主动地查处和整改并向区政府报告。加强电子政务建设，及时、准确司法行政政务信息，方便群众知情、参与和监督。

第七章会议制度

第二十七条区司法局实行局长办公会议制度和局务会议制度。

第二十八条局长办公会议由局长、副局长组成。

局办公室主任列席局长办公会议。根据会议内容需要，主持人可确定有关科处室负责人列席局长办公会议。

局长办公会议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由局长或局长委托副局长召集和主持，议题由局长确定，或由副局长提交，报局长审定。会议的组织工作由区司法局办公室负责，会务、秘书工作由办公室主任承担。

局长办公会议的主要任务：

（一）传达上级党委、政府和主管业务部门的重要会议精神、指示和决定。

（二）研究决定全局一个时期的工作任务。

（三）研究处理局机关日常工作中的重要事项。

（四）听取有关科处室的工作汇报，审查批准有关业务工作事项。

（五）讨论决定局机关重大经费支出以及重大审计事项。

（六）讨论通过局制定的行政制度、重大行政措施和行政处理决定。

（七）讨论决定局机关建设、有关经费预算和职工生活福利待遇等方面的重大问题。

（八）局长、副局长通报有关工作情况。

（九）讨论通过其他需要局长办公会议决定的重要事项。

第二十九条局务会议由局长、副局长和机关各科处室科长（主任）组成。

局务会议每月初召开一次，如有需要可临时召开，由局长或局长委托副局长召集和主持。议题由分管副局长协调或审核后提出，报局长确定。会议的组织由区司法局办公室负责。

局务会议的主要任务：

（一）传达上级党委、政府和主管业务部门的重要会议精神、指示和决定。

（二）研究讨论局规范性文件及行政工作制度草案。

（三）督查上月业务、行政、党建工作、队伍、廉政建设执行制度等工作完成情况，研究部署当月工作任务。

（四）讨论其他需要由局务会议审议、决定的事项。

第三十条区司法局组成人员不能出席局长办公会议、局务会议的，应向局长或召集会议的副局长请假；如对议题有意见或建议，可在会前提出。

第三十一条局长办公会议、局务会议的会议纪要由主持会议的局领导签发。

第三十二条区司法局召开会议要贯彻精简、高效、节约的原则。

各科处室召开的有关业务工作会议，需要以区司法局名义召开的，由局长或分管副局长审批。局长、副局长指示召开的全区性工作会议，按指示办理。

区司法局召开的全区性工作会议，一般不邀请区级各部门和各乡镇（街道）负责同志出席，确需要邀请的，需报区政府批准。

第八章公文审批

第三十三条区司法局的公文处理按照《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省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实施细则》、《*市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实施细则》和《*区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组织和实施。公文处理要坚持精简、及时、程序、质量等原则。

第三十四条报送区委、区政府和上级司法行政机关的公文，除领导同志专项交办事项和必须直接报送的重要事项外，一律送区司法局办公室统一按规定程序办理，不得直接向区委、区政府和市局领导同志个人报送公文。除突发事件或紧急重大事项外，不得越级上报。

第三十五条报送区司法局审批的公文，由区司法局办公室按照区司法局领导同志分工呈批，重大事项报局长审批。

第三十六条区司法局一般不得向乡镇（街道）正式行文。确有需要的，应当报经分管区长或政府办主任审批，方可在公文中注明“经区政府同意”字样。

第三十七条以区司法局名义发出的文件，按照规定的职责权限，送有关局领导签发。区司法局文件签发的权限是：

（一）属于全局性、综合性的文件以及报送区政府、上级主管业务部门审批的公文，由局长或局长委托副局长签发。

（二）属于既定的方针政策及局领导分工范围内的文件，由分管副局长签发。

第三十八条区司法局报送区委的文件以局党组的名义行文，由局党组负责人签发。

第三十九条对区司法局文件，局办公室主任应按程序负责审批，把好质量关。

第四十条区司法局发出的文件，除涉及国家秘密外，局办公室应及时在区政府网上。

第四十一条区司法局要进一步精简公文，加快办公自动化进程，提高公文办理效率。口头或电话答复等方式可以处理的问题，一律不发文件。

第九章工作纪律

第四十二条区司法局领导同志要做学习的表率，密切关注经济、社会、科技等方面发展的新趋势，不断充实新知识，丰富新经验。区司法局组成人员应积极认真地参加市、区司法局组织的各类学习活动。

第四十三条区司法局领导同志和各科处室负责同志要坚持深入基层，考察调研，了解情况，指导工作，解决实际问题。带头执行廉政规定，不吃请，不收礼。下基层要减少陪同和随从人员，简化接待，轻车从简。

第四十四条区司法局领导同志不为会议活动等发贺信、贺电，不题词。不得以区司法局名义进行商业广告性祝贺活动。

第四十五条区司法局组成人员应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遵守中央和省、市、区有关廉政建设的规定，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得利用特殊身份拉关系，谋私利。

第四十六条区司法局组成人员必须坚决执行区司法局的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在区司法局内部提出。区司法局没有重新作出决定前，不得有任何与区司法局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和行为。区司法局组成人员代表区司法局发表讲话或文章，以及以个人名义发表未经区司法局研究决定的重大问题及事项的讲话或文章，事先须经区司法局同意。

第四十七条区司法局组成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报告和请假制度。各科处室科长（主任）外出，应将出发时间、地点及主要任务向局长报告。局长、副局长、各科处室科长（主任）外出活动的安排和在外地的活动情况，应及时告之本局办公室。区司法局主要负责人外出，应事先向区政府办公室报告。对区司法局召开的会议，机关各科处室应按本局通知要求出席；因故不能出席的，应提前向局长请假，未经同意不得由他人代替出席。

公司行政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股利支付 政策持续 行业 非参数统计

引言

2012年5月9日，证监会正式了《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该通知强调采取措施提升上市公司对股东的回报，将现金分红作为实现投资回报的重要形式，以培育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理念，增强资本市场活力和吸引力。证监会数据显示：2011年度共有1613家上市公司提出现金分红方案，占全部上市公司家数的67.12%。预计现金分红金额为6067.64亿元，比上年增长21.21%，占全部上市公司2011年实现净利润的31.35%。

上市公司分红与否、分红多少都切实关系到管理目标的实现和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然而影响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最重要因素是公司因素，此外还有宏观因素、政策因素等。2008年9月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国货币政策经历了宽松到从紧的转变，尤其2011年多次上调准备金和加息，必然在宏观方面影响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加之欧美经济下滑也会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获利能力。上海地区作为我国产业科技聚集地和经济转型前沿地带，有必要重点分析其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现状与影响因素。

股利政策理论与国内文献评论

（一）现金股利分配理论

西方股利政策理论有基于完美假定的MM股利无关论和基于放松假定条件下的股利相关理论，而股利相关论更接近实际。关于股利相关论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投资者角度出发来分析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选择，主要有“在手之鸟”理论、狭义税收差异理论、追随者效应理论、非理性股利政策理论以及成本理论；二是侧重从公司自身角度出发考虑选择股利分配政策，主要有信号传递理论、股权结构理论、股利生命周期理论。

上述理论表明公司对股东支付现金股利是必要的，但股利分配政策由公司自主决策，除了公司财务状况以外，公司的股利政策持续性、股权结构、所处发展阶段、行业乃至宏观政策因素等都可能不同程度影响当期分红行为，为此进一步研究现金股利分配政策的影响因素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国内文献评论

董奕（2011）基于2007-2009年数据采用相关与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出：我国上市公司每年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有显著不同，财务风险、管理层可支配现金流对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有重要影响，股权集中度对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姜琪（2012）基于1998-2008年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实证支持了股利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资产规模、盈利能力、现金流量、留存收益比率高，则公司每股现金股利高，但股利支付率却低。严太华（2012）基于2005-2010年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认为股利政策连续性是影响股利分配行为的突出因素，强调优化股权结构。

鉴于国内文献在研究方法上往往采用跨期动态分析以及回归分析等参数统计方法，且侧重财务因素，而实际上各地区各行业间的差异以及经济环境变化和股利政策波动等因素，参数统计分析方法的一些假定很难满足，从而影响分析效果。本文搜集2011年度上海地区上市公司的最新数据，引入公司行业指标、股利政策的连续性时间指标、第一控股股东性质指标、股利支付等级、现金股利支付能力与净资产收益等级指标等，采用非参数统计分析方法描述当前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现状与影响因素有重要意义。

上海地区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非参数统计分析

（一） 样本选取与指标设计

在对上海地区A股主板上市公司初选样本基础上，进行了相应的数据处理，具体原则为：由于金融行业经营业务特殊，删除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删除样本期间内标示为 ST 和*ST的公司数据；删除上市未满三年的公司数据。最终选定上海地区119家A股主板上市的成熟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时间上选择能反映现状的2011年度数据，相关原始数据来源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年报。

在指标设计上，关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政策的持续性指标，如果现金分红政策从2009-2011年度持续三年不变，则认为具有政策持续性。公司行业指标按SSE行业划分标准分为工业、商业、地产、公共事业、综合五类；将第一控股股东性质分为国有法人与非国有法人。此外，对净资产收益率、股利支付率、现金支付能力指标进行离散化等级分类处理分别是：无收益及亏、低收益（0-6%）、中等收益（6%-12%）、较高收益（12%-18%）、高收益（18%以上）五个等级；不支付、低支付（0-15%）、中等支付（15%-30%）、较高支付（30%-45%）、高支付（45%以上）五个等级；不支付、高支付能力（0-25%）、中支付能力（25%-50%）、低支付能力（50%-75%）、差支付能力（75%以上）五个等级。股利支付率是用每股现金股利与每股净收益原始数据相除计算得到；现金支付能力（现金股利支付率越高，则支付能力越差）是用每股现金股利与每股经营净现金流量原始数据相除得到，反映了现金股利的保障能力。

公司行政论文范文第4篇

（邯郸市临漳县人民检察院，河北邯郸056600）

摘要：对行政诉权的保护是衡量一个国家行政法治水平的重要尺度。如果行政相对人或相关人的诉权得不到救济和保障，行政诉权不能顺畅进入“法律之门”，仅从司法体制和司法程序构筑上着手，这样的努力显然是徒劳的。在我国目前的宪政条件下，受国外“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及中国传统文化、现实司法体制多重影响的行政诉权，应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扩大的增量改革为突破口，寻求规模效益递增，并逐步培育出法治力量，最终推进行政诉讼司法体制的存量改革。行政诉权的发展必将为政府公权和社会公众私权博弈提供明确的行为预期，也为司法权监督行政权开启“法律之门”，激励各方由对抗走向合作。

关键词 ：行政诉权；特别权力关系；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原告资格：法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D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f 2015）02 -0191 -10

收稿日期：2014 -09 -16 该文已由“中国知网”(www．cnki．net) 2014年12月29日数字出版，全球发行

作者简介：孙洪涛（1968 -），男，河北大名人，邯郸市临漳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院党组书记，研究方向：诉讼法、刑法；鲍俊红（1985 -），女，河北石家庄人，邯郸市临漳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研究方向：诉讼法、刑法。

行政诉权，是指行政法律关系当事人在不能自行解决因行政职权的存在和行使而引起的行政争议时，依法请求法院提供司法保护和帮助的权利，包括起诉权、对不予受理裁定的上诉权、要求合法裁判的权利。行政诉权是行政诉讼法学的基础理论，但遗憾的是，与对民事诉权理论的关注相比，行政诉权在我国的发展，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制度设计上，都与我国积极推行依法行政的理念不相适应。在立法领域，很多争议没有纳入到司法审查范围；在司法领域，在现有的审查范围内，法院通常以不具有实体上的法律利害关系为由否定原告的主体资格。我国虽然不存在“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但受此理论影响，在行政诉讼中客观上存在对公民诉权从严把握这一事实。

对行政诉权的保护是衡量一个国家行政法治水平的重要尺度。对当前的中国法治和司法改革而言，研究行政诉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即使我们现今进行的司法改革把我们的司法体制和司法程序构筑和搭建得再好，如果行政相对人或相关人的诉权得不到满足和保障，不能进入卡夫卡《审判》第九章中所寓意的“法律之门”，那么再多的努力都是徒劳的。现实中行政诉权不尽如人意的表现既有“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阴影影响，也有立法及司法中的弊端影响。面对现实中学生、公务员、抽象行政法律行为、公益侵害进入不了司法渠道的现象，笔者欲以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为视角，对我国行政诉权的发展变迁的路径选择进行法经济学考证，以期理论界、实务界对此问题予以更多关注。

一、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传统文化对我国行政诉权发展的负面影响

（一）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对行政诉权的负面影响

我国的行政法理论基本沿袭大陆法系的观点。其中对行政诉权影响最深的莫过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起源于德国，在中世纪的德意志各邦国，封建领主对家臣的控制非常严格，领主对家臣有广泛的人身、财产支配权，家臣对领主有较强的人身依附性，领主的这种特权逐步得到法律的承认，成为“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滥觞。而明确提出特别权力关系概念，并以此说明官吏对国家的勤务关系的，是德国19世纪后半叶著名的公法学家拉班德。在1876年出版的《德意志帝国之国家法》一书中，拉班德认为，官吏与国家之间是基于双方合意而形成的一种具有公法性质的契约：国家必须表明愿意接受特定之人为其服务，而官吏也应当有表明同意加入这种勤务关系的表示。根据这一契约，官吏产生特别的服从、忠诚等义务，国家则负有保护和支付所约定的薪俸的义务。他最后的结论是国家方和相对方自愿加入，便构成了特别权力关系的基本要素和特征。随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被誉为“德国行政法学之父”的奥托·迈耶超越拉班德仅仅着眼于官吏与国家的关系来说明，并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加以论述。他认为，特别权力关系是“经由行政权之单方措施，国家可合法地要求负担特别之义务”，“为有利于行政上特殊目的之达成，使加入特别关系的个人，处于更加附属的地位。”特别权力关系可以基于法律、行政处分或因利用公共设施而当然发生，其主要类型有公法上的勤务义务关系、公法上的营造物利用关系以及公法上的特别监督关系等①。在这些关系中，人民负有特别的服从义务，而其自由则受到某种限制②。迈耶还指出，在特别权力关系中，依法行政、法律保留等原则并不适用，行政主体可以在没有个别或具体的法律依据的情况下限制行政相对人的自由。同时，对特别权力关系内部的权力行为也不得成为行政争诉的对象。迈耶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对德国的行政法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行政部门公务员、学生、强制措施中服刑人员等相对人的诉权受到相当的限制，直至1972年其才被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判决确定违宪③。长期以来，我国行政法学上虽然没有引进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但通过对我国公务员、军人、学生、社团成员诉权的实证考察得出结论，其对我国大陆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产生了持久而全面的影响。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现行审理体制对行政诉权的消极影响

行政诉讼是民主政治的产物，其实施同样也受到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法律意识和政治体制等多方面的影响。限于篇幅，本文认为，我国行政诉讼没有刑民之诉那样发达的主要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方面，我国的传统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有“和谐”的政治理念以及“集体本位”的法律传统，并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追求和谐的政治理念。和谐乃文化的最高价值，也是统治者的最高职责。和谐以秩序的稳定为前提，而维护以宗法家族为基础的秩序决定了“集体本位”。“集体本位”与“个人本位”相对应，即法律从维护社会团体的整体利益和秩序出发，来考虑个人的地位、责任、权利和义务，而不是从确认和维护个人的权利出发，并进而维护有利于实现个人权利的社会秩序。在这里，个人的独立人格没有得到足够的确立，个人的独立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个人往往是作为手段而不是作为目的存在。个人的权利、自由被忽视，个人的主动精神被淹没。在这种以社会秩序为核心，忽略个人独立价值存在的文化传统中，更多的是强调秩序和所谓的共同利益，自然不会重视个人的权利，从而也就不会产生具有民主意义的行政诉权。而现代意义上的行政诉权更加强调个人的独立价值；强调个人私权与国家公权之间的博弈，强调公民与公民、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平等，最终强调以理性的方式解决行政纠纷。另一方面，现行政治体制内，作为诉讼裁判机关的独立性欠缺，司法不足以抗衡行政权的现实状态，让行政之诉难以发达。虽然历经前两轮司法改革，地方各级党委对司法机关的领导方式①，使得多数国家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的司法独立原则无法确立，社会公众对司法权抗衡行政权的有效救济信任不足。因此，在行政诉权发展变迁的问题上，传统文化与现行审理体制在较大程度上阻碍了行政诉权的正当保护。

二、行政诉权改革发展的经济机理：降低公权和私权博弈的交易成本

如前所述，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对我国行政诉权的发展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直接表现便是一些行政纠纷未能进入司法程序，致使相对人上访、信访，造成社会成本的更大消耗；深层次影响则是在公权和私权的博弈中未能形成有效的利益沟通和协调机制，加剧了双方的紧张关系，陷入了类似于纳什构造的“囚徒困境”②。“囚徒困境”反复告诫政府公权和社会公众私权博弈中有两个均衡：一个在有效的利益沟通和协调机制下，双方都选择合作；另一个是在缺乏有效的利益沟通和协调机制的情况下，双方都选择不合作。前者是帕累托最优，后者是纳什均衡。行政诉讼制度是公权和私权的共同博弈规则。那么除了从上述所述构建公权和私权之和谐关系政治稳定考量出发，其经济机理何在呢？贝勒斯道出了其中的玄机：“法律体系和程序存在的理由在于它是一种较轻的，用法律来解决争执胜于血亲复仇、野蛮的犯罪与暴力。”行政争议，实质上是公权和私权之间的争端，行政诉讼的经济机理，就是遵循理性的司法程序，以低于市场决定的成本，或者低于民间化解纠纷的成本，通过司法判断来化解行政纠纷。而关于法律的成本分析，大致有两个进路。一是波斯纳的经济成本理论。他认为，司法活动的价值目标就是实现诉讼直接成本(DC)③与司法错误成本( EC)之和的最小化④。二是德沃金的道德成本理论。德沃金提出了“多元价值工具主义”的道德成本理论，他认为在评价和设计一项法律程序时，应当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律实施中的道德错误成本(MC)⑤，实现(DC +EC +MC)总额的最小化⑥。胡肖华教授认为，行政诉讼制度的基本伦理原则就是使国家行政道德成本最低化。错误的行政行为一方面使得执行的公务员受到道德的谴责；另一方面也使得公务员所代表的政府付出了高昂的道德成本。行政诉讼救济不仅使受害人获得了物质上的补偿，同时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抚慰，并使政府因错误行政行为所可能造成的道义上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即道德错误成本最小化。由此可见，推动行政诉权积极发展，将更多的行政争议纳入司法审查程序，无论是从降低社会交易成本，还是从维护公权和私权之和谐共处，行政相对人、政府、司法机关（在办案经费及人员能得到保证的前提下）都乐见其成。

三、法经济学视角下行政诉权的现实表现及改革的路径选择

（一）法经济学视角下行政诉权的现实表现

在考证行政诉权发展变迁的路径选择之前，笔者先对行政诉权与行政诉讼制度的关系予以论述。行政诉权与行政诉讼是一种目的和手段的关系。行政诉权是目的，而行政诉讼制度则是行政诉权得以实现的手段。行政诉权作为一种法权，只有通过法院的审判才能得以实现。而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则是以行政诉权为基础，是对行政诉权的肯定与保障，可见行政诉权与行政诉讼制度相互依存，关系密切。

1990年《行政诉讼法》的实施，“第一次以可操作的法律宣布‘内无分权制衡，外无人民监督控制’的局面从此成为历史，结束了自秦汉以来儒法两家关于“人治”与“法治”的虚妄之争”[6]，开启了“民”告“官”法治新时代的到来。至此，公权与私权的博弈中引入了第三方——司法权，司法权的介入更好地衡平了博弈双方的力量对比，也推动了我国民主法治的进一步发展。二十多年间，伴随着行政诉讼制度不断发展变迁的同时，行政诉权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制度设计上都展现了其时代的活力。然而，由于法的滞后性，行政诉权的发展变迁未能与市场经济发展同步，没有满足现实的司法需求，从而造成一些行政争议只能寻求诉讼外的途径，例如信访、上访等非司法途径解决，一来造成了社会成本的更大消耗；二来造成部分人信访不信法，司法权威受到损害。从每年的行政诉讼案件总数和上访人次的巨大反差表明，以行政诉权为核心的行政诉讼制度设计上存在供给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救济不足，即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限制过于严格；二是有效救济不足，表现为相对人胜诉率不高，与此同时撤诉率过高。而公民要“走向和接近救济”就涉及到救济的成本问题，如果制度的安排使公民权利被侵犯时由于诉讼成本过高而无法接近司法权，那这样的制度安排是非正义的。笔者通过对近三年全国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数据进行分析，试图从经济分析的视角研究诉讼权，以期蠡测出既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又使公民能更好地走向和接近正义，对现行的政治、司法体制又冲击较小，即具有现实可行性的行政诉权发展变迁的可选择路径。对近三年的司法数据进行分析结论如下①：

3．原告的胜诉率低。原告的胜诉率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有效救济的多少。在行政审判中，从形式上体现原告胜诉的判决有撤销判决、变更判决、履行判决、确认违法判决再加上行政赔偿。上述图表显示，这几类判决的适用率较低，并且呈进一步下降趋势。2009年至2011年间，上述几种判决适用的总和分别为11. 21%、9.10%和8.00%。

4．判决适用率较低，相当一部分未能进入实体审查。法院审理案件适用判决，至少说明案件已经进入了实体审查，行政诉权从形式上得到了司法保障。上述图表显示2009年至201 1年，各类判决的适用率总和都不超过30%。也就是说，很多案件没有进入实体审查，这其中除了法院在立案标准上的从严把握主观原因外，应当还有立法不明确而造成的司法介入部分行政争议存在障碍的客观原因。

（二）法经济学视角下行政诉权改革的路径选择

从上文的图表、数据分析结果来看，行政诉权的制度建设可从两个方面进行设计，一是从质上进行突破，即提高相对人的胜诉率；二是从量拓展上，即扩大受案范围，将更多的行政争议纳入司法审查轨道；借用经济学上的术语，前者称之为“存量改革”，后者称之为“增量改革”。那么在现行宪政、司法体制下，究竟选择何种路径才能获得相对更大的经济效益呢？按照理论界通说，提高行政诉讼中相对人的胜诉率的重要途径是司法独立和提高法官素质，而这两个因素均涉及宪政体制、司法体制、法官的法律素质和道德水平等“慢变量”。即使把相对人的胜诉率从10%左右提高到15%也实属不易①，如以目前每年12万余件的一审案件受理数进行测算，相对人胜诉率提高5%，即意味着相对人因得到司法救济从而降低的社会总成本，包括执政党的道德成本为0.6万个单位。相比较之下，因现行的《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过窄，很多行政争议排除在司法救济之外，要把年均行政诉讼一审案件总数提高到30万件并非难事②，即便保持相对人10%的胜诉率不变，社会总收益也将增加1.8万个单位，可达前面方案的3倍。权衡司法救济“质”、“量”两个途径的收益比较，增加行政诉讼的制度供给，即进行增量改革，尽可能为社会公众提供合理的诉求表达机会，应当成为当前《行政诉讼法》修改的突破口。有观点认为，当前行政诉讼法中所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类型，列举了行政强制、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不作为、行政命令、发放抚恤金等。但是，按照律精神，经过法院的不懈努力，可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受案范围有了一些外延上的扩展，实践虽有歧见，但以下几种行政行为渐渐进入争诉视野：“行政确认、行政证明、行政合同、行政奖励、如刑事侦查、协助执行法院判决的行为的部分司法行为、推定的行政拆迁行为”，但受现行宪政体制、司法体制之现状影响，笔者认为，扩大受案范围的增量改革不应该、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应追溯至行政诉权理论发展的中外历史、文化根源，并结合现阶段我国推动依法行政、行政诉权发展的实然状况，寻求理论突破，并以消耗最小的社会改革成本来指导制度设计。

鉴于此，笔者认为，现阶段我国行政诉权发展的“增量改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选择性的突破：

1．学生的行政诉权保护。被传统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视为重要领域的学生和学校关系上，在该理论修正发展后最先受到影响。而我国在这一领域，司法实践走到了立法前头，或者说司法实践促进了立法的跟进和发展。近年来产生较大影响的案件有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两案都引起了行政法理论与实务界的高度关注。在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中，二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表述：高等学校作为公共教育机构，虽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行政机关，但是，其对受教育者颁发学业证书与学位证书等的权力是国家法律所赋予的。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的管理行为，是单方面作出的，无需受教育者同意。教育者享有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力，同时有义务保护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并依法接受监督。这种监督当然也包括司法监督。虽然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判例不具有先在的约束力，但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可以视为在校学生行政诉权的实践突破，同时也正因为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这些典型案件没有广泛的约束力，所以造成各地对此类问题在司法操作上的不一致，有些法院认可了学生的行政诉权，而有些法院却未认可学生的行政诉权。鉴于此，笔者建议将此类行为纳入到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从立法上对学生的行政诉权予以明确，从而为学生的行政诉权获得司法保障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当然，对于学校为实现管理学生、实现学校之正常运转而对学生实行的一些内部管理措施，例如作息制度、住宿管理等，即著名公法学家乌勒提出的“管理关系”①，司法不应介入。

2．公务员的行政诉权保护。在公务员行政诉权保护上，我国受传统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影响较深，但随着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修正发展，完全排除法律保留原则在该领域正逐步遭到摒弃。我国的公务员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公开招考或聘任的公务人员；另一类是通过选举方式产生的公务人员。这两类公务员的产生方式不同，决定了他们的法律地位也不同，对他们并不适合同样的救济方式，但近年来“重要性理论”的观点在这一领域的运用逐渐被学理界和实务界认可，该理论认为，特别权力关系可分为重要性关系和非重要性关系，只要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事项，例如公务员身份的取得、消灭等必须由立法机关以立法的方式予以明确，这种法律予以明确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当然可以寻求法律救济。对此笔者认为，“重要性理论”在指引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发展变迁中具有重要的导向价值，但由于我国公务员有着前述两种分类，所以不宜完全照搬适用，对第一类公务员，即通过公开招考或聘任制的公务员，我们可以借鉴“重要性理论”，对此类公务员之身份取得、撤销等重要权力受到侵害时可以允许其寻求司法救济；而对第二类公务员来说，例如国家领导人的选举、罢免都有特定的宪法、组织法上的程序，他们所承担的也往往是政治责任，而不是司法上的责任，为其提供司法救济没有实际意义，所以现阶段我国在公务员行政诉权保护上应予以区分，司法救济应既不缺位，也不越位。

公司行政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受教育权 司法救济 普通法律救济 宪法救济

一、受教育权司法救济途径的研究意义

包括受教育权在内的基本权利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表明权利主体在权利体系中重要地位的一种权利，是最重要的人权，理应获得可靠、有效的保障，甚至比其他一般权利更应获得完善的司法保障和司法救济，否则，就不能称其为”宪法基本权利”。另外，”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不能得到救济的受教育权也不能称其为基本权利。而司法救济作为各种救济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救济，又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其一，司祛救济是由利益关系人自己启动的救济，利益关系人对于启动救济有比任何其他人更大的积极性;其二，司法救济是具有严格法律程序的救济，当事人一旦启动，法院或任何其他组织、个人没有法定理由不得终止这种救济;其三，法律为司法救济预设了一套公开、公正、公平的机制，从而能保证提供比其他救济更佳的救济效果。但我国目前受教育权的司法保护现状并不乐观，鉴于此，笔者努力在本文中对受教育权的司法救济既有途径进行梳理，对可行性的途径进行探索，希望对我国的受教育权司法救济制度的建立健全有所帮助。

二、普通法律层面上的司法救济

一般地，当受教育权受到侵害的公民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法院要审理公民的受教育权侵害案件对其实施司法救济，都得首先明确该受教育权案件牵涉的的法律关系一是私人间的侵权纠纷还是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对相对人产生侵害的纠纷，据以确定司法救济是诉诸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一般不会到刑事层面)。

在这里我们可以先排除既有的法院判决，以’，齐玉等案件”本身为例，并假设在侵害事实发生时我国的《教育法》等相关法律业已实施，那么我们不难知道，被告陈晓琪及其父侵犯齐玉等受教育权致其合法权益的损害属处于平等地位的公民私人间的民事纠纷，完全可以在民法的框架内通过民事诉讼的形式解决。这时法院对受教育权实施司法救济很容易即可进行。但实践中更多的受教育权侵害来自于受教育者与行政机关之间尤其是受教育者与作为管理者的学校之间，那么从服务现实需要的原则出发，我们有必要对公权侵犯私权的受教育权纠纷作深入的分析。

面对近年来学生维护自身受教育权的频发案例，我们应该全面审视，举一反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所余雅风博士指出，2004年8月，最高法院开始制定新的司法解释，把高校招生、学历发放、教师资格、学生退学等方面的教育纠纷首次纳入行政诉讼的范畴，不再只由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内部处理，限制学校的自由裁量权，为学生提供司法救济;新出台的《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也提出依法治校，强调学生的权利。这并不说明保障受教育权的相关立法已完备，相关救济途径已完善，问题的存在仍不容忽视。受教育者与院校之间的纠纷一般由学生的受教育权与院校的管理权(集中表现在授予学位、退学权等权力的实施)之间的矛盾冲突造成，用以调和该矛盾的制度立法并不完备甚至混乱的现状导致冲突不断、侵害不断。有关人士统计指出，现有的规范高等学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权力的具体法律法规由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各高更院校进行，并非国家立法机关专门立法，也缺少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规范，任意性大，权威性不足，体系混乱甚至自相矛盾，更不具备对受教育者程序性权利如知情权、申辩权、申诉权的相关保障，这样的法律法规的实施不仅不能对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进行有效保障相反却容易对其造成侵害，有违现代教育理念之初衷，甚至导致对受教育权进行司法救济的难度增加。

在现有法律的框架内我们如何有效的救济受教育权免于学校管理者的侵害是个紧迫的问题，就争议双方非平等的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法院依据现有的《教育法》、《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等规定可在行政法框架内、行政诉讼的层面上解决部分纠纷，规治那些违反现有法律的高等院校的侵权行为。但并不完备的立法使得实践中仍有相当多的受教育权侵害案件无法被法院受理，或者法院有心受理无力审判或者其审判结果承受相当压力，被否定被质疑。那么首先从理论上寻求立法缺失时受教育权司法救济有效途径就显得尤为重要。这种探索无疑得依托根本大法一宪法进行。

三、涉及到宪法层面上的司法救济

当侵害公民受教育权的是国家的相关立法时，在某些国家的法院能够通过司法审查途径予以救济，但在我国目前的制度框架中让法院针对立法机关的违宪行为对受教育权予以司法救济似乎并不可行。另外鉴于我国相关立法虽然不完备但也并未发现违宪嫌疑，所以本文对违宪审查制度暂不论述。那么，在立法滞后的情况下，当受教育权遭受侵害无具体法律可依时，我们的法院该如何立足宪法实施有效司法救济?笔者认为当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针对公权力(行政权力)侵害的宪法司法救济

政府或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都可能对公民的受教育权造成侵害，此侵害如果不属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即行政法、行政诉讼法无相关规定时法院就不能以行政诉讼予以救济，当造成侵害的是抽象行政行为时，当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了公民的受教育权但也无法在现有的普通法律框架内予以救济时，司法该作何救济?

一方面，造成侵害的是抽象行政行为。如果法院在审理受教育权案件的过程中认为侵害受教育权的抽象行政行为违法，即行政机关制定的某些制度规章等与上位法冲突，这时候，我国既有的法院司法实践中无法直接判决该抽象行政行为无效或将其撤销。不过法院己开始对行政行为的效力进行间接审查，即法院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时有权决定是否使用规章，这实际己是对规章有效性的一种认定，只不过这种有效性的认定仅限于特定案件，不具有普遍性，对于受到抽象行政行为侵害的其他人不能给与救济，但在我国的司法实务中亦算得上进步了。或者我国行政立法一行政诉讼法也可以将抽象行政行为吸收进入可塑行政行为的行列，笔者认为以此可实现更有效的司法监督。

另一方面，造成受教育权侵害的是具体行政行为又无普通法律规范时。因为宪法主要防范政府公权力对公民的侵害，在公民受教育权的基本权利遭受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且无具体法律实施救济时，宪法再袖手无疑将陷公民权利于水深火热中，陷己身于虚无之境。在有些国家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可以直接适用宪法对遭侵害的公民的受教育权实施救济，这就涉及到宪法界颇有争议的宪法司法适用制度。

(二)私权侵害之宪法司法救济

因为依传统的公法理论，宪法的主要功能在于限制”国家不得为非”，并不涉及私人间的关系，私人间的关系由”契约”予以调整，宪法权力不能侵入私人领域，即发生在私人间的纠纷时宪法是不应该介入的。但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宪法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宪法理论的进一步演化，”宪法私法化”已不再是口号性的虚置，越来越得到宪法理论和实务界的思考关注，如果宪法私法化，公民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再受到其他公民的侵害需要司法救济时，法院就可以依据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给予其司法保护。

有观点认为”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一齐玉荃案就可视为‘，宪法私法化”案例进行讨论。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作出《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害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法释[2001]25号)，认定”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荃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该案二审法院接到《批复》后结合案件事实，依照《宪法》第46条、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和《民事诉讼法》第152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于2001年8月23日作出终审判决，判决陈晓琪等被告赔偿齐玉荃经济损失、精神损失费等人民币近十万元，从而完成了对齐受教育权的司法救济。应该说，陈晓琪与其父(在此其他非私人被告的责任暂不讨论)对齐玉荃受教育权的侵害确属私人间的侵权纠纷，本该依民法等具体法律法规行以救济，但鉴于侵害发生时具体法律缺位，这时法院有心适用宪法受教育权条款给与司法救济的实践意义非凡，但也颇遭指摘，因为我国宪法私法化理论远未成形，所以现有的讨论多在他国理论基础上进行。其中代表性的当属德国的”第三者效力”理论和美国的“国家行为(state action)”理论。

笔者支持由法院根据基本权利受侵害事实在诉讼中将宪法条文直接适用的做法，但也认同，法院直接适用宪法的前提是符合”穷尽法律救济”的原则，即只有在相关的法律没有给予基本权利相当程度的保障时才可直接适用宪法，避免宪法的过度适用涉入了普通法律的调整领地，从而破坏了普通法律的权威;而且需注意的问题还很多，如提高法官的整体素质以避免主观性错误、保证必要时适用宪法的客观公正性，适用宪法程序的正当性、合理性，诸如此类，都有必要进行细致规划，本文暂不详细展开论述。

四、结论

应该说，本文立足点在于对宪法受教育权实施司法救济的普通救济途径与宪法救济途径的讨论。而多数情况下，公民的受教育权受到侵害可得到普通诉讼的覆盖救济;也不排除会出现有关法律法规关于公民受教育权的规定与宪法规定并不一致甚至有违宪法规定的情况，更可能存在相关普通立法的具体规定不完备使受教育权受侵害难得有效救济的状况，当诉诸于普通法律救济是不可能或者说不可行时，加上力求具体法律的完善短期内难以实现，公民受教育权侵害的状况时有发生又不能置之不理，直接给与宪法的司法救济无疑是雪中送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