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网络文学 文学批评 传统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学批评一直以来都是文学活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漫长的文学史中，文学批评从来没有缺席，它伴随着整个文学史的发展，直至今日。但当前互联网的发展完全颠覆了文学发展的土壤，网络文学在兴起的初期就受到了众多的质疑，特别是传统的文学批评似乎在网络文学环境中并不具备话语权，也导致了文学批评当前的发展极为艰难。当然，我们不能够一味地为了批评而批评，批评的目的是进步，而不是吹毛求疵。当前网络文学发展如此蓬勃，一定有其深刻的原因，所以我们就要剖析网络文学与文学批评理论的关系，图探索出二者的平衡点，使二者能够相互促进，为中国文学事业乃至文化事业的发展贡献重要的力量。

1文学批评和网络文学的概念

文学批评是文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字面上我们很容易理解，指的就是通过批评的方式对文学的发展方向、内容和思想等要素进行正确的引导，使文学的发展不致偏离方向。文学批评对于文学的发展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的，首先，对于作家来说，文学批评能够有效地规范作家的写作行为，能够引导文学创作的正确方向；其次，对于读者来说，通过批评的角度能够让读者更为深刻地理解文学作品的内涵，也有助于提升读者的文学审美水平；最后，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文学批评代表的是主流的价值观，之所以会出现公认的批评，是因为其不符合社会大多数人的想法和观念，这对于弘扬社会正能量，促进社会发展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网络文学顾名思义指的就是在互联网上创作、发表、供读者阅读的文学作品。网络文学的范围非常广泛，其作品的水平也参差不齐，这恰恰是因为网络的开放性激励着“草根”一族开始走上文学创作的舞台，文学不再是作家独享的瑰宝，而成为了每个人都可以接触并实践的平民化的产物。

2网络文学对文学批评理论的挑战

当前文学批评家担忧的并不是在网络文学环境中没有文学批评，恰恰相反，网络世界绝对不缺少“批评者”，网络的开放性使得任何人都可以对网络文学进行评价，而很多观点非常浅显，仅仅是自身的直观感受，并不具有代表性，也不具有客观性。这才是文学批评家们最害怕见到的事情---不怕没有批评，但是怕没有逻辑的批评。在网络文学蓬勃发展的当前，文学批评越来越大众化，却又越来越低俗化。当然，这也是一个文学批评发展的“阵痛”，传统文学批评话语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现在话语权回归大众，势必要经过一定时期的混乱和无序，最终终究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也是文学批评领域的“精英”和“平民”之争，是文学批评在当前时代必然要经过的过程。

3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如何应对网络文学的挑战

在当前网络文学迅猛发展的情况下，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应当适时地进行调整，以应对网络文学的挑战，如此才能够不负文学批评之名，充分发挥文学批评对于文学发展的作用。

首先，文学批评理论应当走进大众。数千年来的文学批评理论话语权都掌握在极少数人口中，这种自诩为“雅”，却无法容忍“俗”的文学批评状态其实并不是一个正确的状态，精英化并不是文学和文学批评发展的正确道路。文学和文学批评是服务大众的，大众都不认同，文学批评就完全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了。

其次，应当坚守文学批评理论的原则、精神和价值。文学批评是要对文学的发展起到促进和引导作用的，无脑地批判并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所以文学批评对于当前文学环境的适应还是应当坚守一些原则、精神和核心价值的。例如人文主义精神、歌颂真善美、批判假恶丑这都是文学批评恒久不变的精神和价值，无论文学批评理论如何发展都不应当有所改变。

最后，要转变批评的方式。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太过于艰涩，让大多数读者都无法理解，那么文学批评难道就只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吗？当前的时代中，人们在各个领域的选择都更多了，人们更愿意去选择自己能够理解和适应的事物，文学批评理论亦是如此。通俗化是文学批评理论应有的发展方向，沉重的说教已经不适合当前的时代了，注定要被淘汰掉。

4结语

网络文学的发展的确给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是网络文学之所以能够在这数十年内极为蓬勃的发展，一方面是因为当前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的发展巨大变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社会意识随着社会物质的变化已经发展根本性的变革。很多文学批评家都在感叹和惋惜，因为文学批评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但却在只有数十年历史的网络文学面前捉襟见肘。笔者认为，文学批评是伴随着文学的发展而诞生的，只要有其价值，就不会消亡，只是面临着当前文学结构发生巨大变革的背景，传统的文学批评应当进行合理的改变，一切从实际出发才是文学批评真正应当遵循的原则，才是能够继续发挥其引导作用的唯一出路。

参考文献

[1] 赵李梅，傅宗洪.传统文学批评如何应对网络文学的挑战[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29（7）.

文学批评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

体育学学术批评对象的界定独立建构体育学学术批评体系，其次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必须弄清什么是“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关于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问题，时下呈现出两种不同主张。第一种主张认为，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是体育学学术成果，即把体育学学术成果当作批评的对象，主要对体育学学术成果进行评判，持这种主张的人为数不少，也具有比较广泛的影响。第二种主张是以整个体育学术活动体系（体育学学术实践主体和体育学学术实践的成果）作为批评的对象，它不但对体育学学术成果展开评判，还对体育学学术观念、品格、环境、思潮、流派以及学术批评自身进行判析。我们比较赞同第二种主张，并倾向对“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作如下的界定：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包括学术主体、成果、理念、风格、思潮、流派、运动以及学术批评本身，即包括一切体育学学术活动系统。比如李力研“科学研究必须老老实实——因杨杰、周游两作者而说的话”以作者（学术主体）为批评对象，卢元镇“中国体育社会学科进展报告”以中国体育社会学学术成果为评判对象，赵山成“试论茅鹏的学术思想”以茅鹏及其学术思想为对象，黄卓“关于体育科研中的责任与道德问题”以学术责任和学术道德理念为对象，陆一帆“体育生物科学研究方法置疑与推敲”以学术方法为对象，张力为“研究报告评价标准的界定与联想”以学术成果报告标准为对象，杨正云、王颖“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学校体育思潮的历史变迁”以学校体育思潮为对象，王新、钟明宝“刍论体育批评的含义及其形态”以体育学学术批评自身为对象等等。可见，体育学学术批评，是对体育学术活动系统中各种具体学术现象，从科学的观点出发，作出思想性、理论性及价值性诸方面的评价。从表面上看，我们对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范围如此界定，似乎与体育理论的研究对象基本同等。事实上，它们有较大的区别，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具有其自身显著的特点。具象性所谓具象性特点，是指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是各种“具体的体育学术现象”，或者是一项成果，或者是一个或几个学术成果主体，或者是一种学术思潮，或者是一种学术研究方法，或者是一种批评方法，或者是批评的主体等等。体育学学术批评正是对这些具体要素有针对性地予以研究。毫无疑问，体育学学术批评这种具体的局部研究当然也要联系其它部分甚至体育学整体，但是，它是由具体而整体，其研究的中心始终是具体的体育学学术现象，也可以说，体育学学术批评是局部微观研究。这是体育学学术批评对象的一个基本特点。集中性所谓集中性，是指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学术成果”这个基本要素上，也就是说，体育学学术批评是以“学术成果”作为体育学学术批评最基本的对象，其它各种体育学学术批评活动，如“体育学学术主体”批评、“体育学学术理念”批评、“体育学学术风格”批评、“体育学学术思潮”批评等，只不过是“学术成果批评”的延伸，或者说是在此基础之上的批评对象的转变。之所以如此立论，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体育学学术成果”是体育学学术批评系统各要素的核心，是体育学学术意识形态最常见、最基本、最直接、最活跃的形体和存在方式。体育学学术领域里的一切学术现象一旦离开了“体育学学术成果”这一具象形体，就无法存在，也就不称其为体育学学术现象了。所以，体育学学术批评对象的第二个特点是极具集中性。现代性所谓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具有现代性特征，是指体育学学术批评主要是以现实的、最新的多种多样的体育学术现象为主要对象。尽管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偶尔会投射聚焦在过去某个历史时期的一个点上，但这种偶尔的投射聚焦往往也是为了评介该对象的现实意义与价值。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体育学学术批评是对当代现实体育学的研究，属于一种共时性研究。体育学学术批评对象的这种现实性特征，一是来自体育学理论发展的宏观驱动，二是来自体育学学术批评价值的内在要求。因为体育学要发展，体育学学术批评要前进，都需要以新理论、新实践、新成果为研究对象，也只有通过对开创新领域和出现新论断的批评与评价，才能实现真义上的进步。所以说，“现实性”特征直接决定着体育学学术批评的意义、价值和生命。由此，可以说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就是体育学术活动中各种具有一定新质的具体的体育学术现象。其中，最新的体育学术成果是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基本对象［3］。学科性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与体育学学科内涵和外延紧密相关，体育学学科内涵和外延的所有成果部分都应该是体育学术批评的对象，如果其内涵与外延超出体育学学科领域，则不应成为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因此，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具有学科性特点。这是体育学学术批评区别于其他批评的最显著特征，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需要指出的是，在研究确立体育学学术批评对象的时候，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第一，我们必须客观、公正地面对各种体育学学术批评实践，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而是主观主义、片面主义当头，偏于一隅，就可能使体育学术批评有失公允。第二，我们的研究必须是对体育学学术批评对象的全面整体的研究。如前所述，尽管我们对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作了简单、静止、孤立的解说。但在体育实践中，这些对象并不是简单的、静止的、孤立的，而是复杂的、运动的、庞大的、有机统一的系统整体，体育学学术批评必须把它作为一个系统整体予以全面的而不是局部的、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系统的而不是孤立的研究。只有尽可能的全面真正地占有体育学学术批评的研究对象，才可能保障独立建构体育学学术批评体系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体育学学术批评的性质

体育学学术批评的性质，是独立建构体育学学术批评体系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重要基本问题。搞清这个问题，有利于体育学学术批评在体育学中的合理定位，有利于体育学学术批评的自身建设，更有利于体育学学术批评的科学化发展。首先，体育学学术批评是体育学中的一门独立的应用性理论。诚如杨黎明所指出：“如果按传统的方法将体育学划分为体育学实践和体育学理论的话，我们认为对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合理定位应该放在‘它是体育学实践与体育学理论之间得以连接的纽带和桥梁’这样一个认识层面上。因为体育学学术批评源自体育学实践，而体育学实践通过体育学学术批评上升为体育学理论，体育学理论又反过来指导体育学学术批评，并通过批评促进体育学实践的进步。如此周而复始，就构成了体育学的运动发展历程。”［2］体育学学术批评，一方面联结着体育学实践，另一方面联结着体育学理论，是体育学发展过程中具有独立性质的中心环节，更是体育学各分支学科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共同发展的重要枢纽。正是由于体育学学术批评的这种特殊地位，决定了体育学学术批评是一门具有独立性和实践性的“应用理论”，而不像体育学理论属于“基础理论”。其次，体育学学术批评是一门科学，是一种创造性的科研活动。体育学学术批评使用逻辑推理方法、历史方法、数理统计方法、比较方法等科学方法，去进行概念、判断、归纳、演绎、推理，从而对体育学学术批评对象进行证伪、辩驳、争论、分析、综合、评价，从根本上讲，这个过程就是“获得或者接近真实真理”的科学过程。体育学学术批评也因此而就具有了科学的一般属性。从思维的方式上看，体育学学术批评在对体育学术现象进行评价时，与科学研究主要运用抽象思维而基本不用形象思维一样。在进行归纳、比较、分析、综合之后，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再深入到体育学术批评对象的本质，揭示错误的理论，总结客观的规律，以更科学的理性认识形成真实的体育理论，这就使体育学学术批评具有了科学的性质。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上来看，体育学学术批评与科学研究一样，都是一种自觉的理性思考和假设验证活动，它们都以一种冷静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研究对象，都以一种客观公正的标准追求真理。从这个意义上讲，体育学学术批评具有科学的属性，又可以称之为“科学批评”。总体上讲，体育学学术批评的性质具有科学的因素，但不是科学的附庸；是体育学中一门独立的应用性理论。

文学批评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五四”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引起了划时代的变革，也开始了文学理论批评的新阶段。虽然比起创作，理论主张的阐述和文学批评的运用，显得不够活跃、充分，成就也有所不如；但文学革命却发韧于理论的倡导，然后才有创作的实践，在以后的一次又一次的革新和变动中，理论批评也经常起着开拓道路的作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理论的开拓性

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中，胡适率先提出文学改良的倡议；陈独秀明确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周作人倡导“人的文学”的主张，主张的“平民文学”、“民众文学”；鲁迅、李大钊、周作人等认为必须从文学语言、形式的改革，进入到作家思想和作品内容的革新，将文学革命推向深入；李大钊还从社会经济的变动说明文化思想的变动，给这场革命的发生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解本文由收集整理释，揭示了它的社会本质和历史必然性。此外，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等人也纷纷提出革新文学的看法。这些主张，就政治态度、思想体系、文学观点而言，互有差异和分歧；但总的说来，都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学，提倡民主主义的新文学，他们共同掀起了一场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变革。这些倡导者还就建设怎样的新文学，作了多方面的理论上的探讨。这些理论批评文章本身，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的第一批文献。

现代的文学批评是随着新的文学创作的出现而逐步开展起来的，以新的理论主张为依据，促进新的文学成长。如在关于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和汪静之的诗作《蕙的风》的辩论中，周作人、鲁迅等人以个性解放、现代爱情的观点，批驳了指责这些作品“诲淫”的非难。闻一多关于郭沫若《女神》的评论，发现并肯定它的时代精神，同时批评了它缺乏地方色彩（民族性）的倾向，进而指出“诗同一切的艺术应是时代的经线，同地方纬线所编织成的一匹锦”（《〈女神〉之地方色彩》），同时强调了文学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在各家（比如沈雁冰、成仿吾、冯文炳、张定璜等人）关于鲁迅和《呐喊》的褒贬取舍中，鲜明地表现出持有各种理论观点的批评家对于同一个作家作品截然不同的理解和评价。“五四”过后不久，新文学家还开始了系统整理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工作。他们高度评价小说创作、白话作品在文学历史上的地位，突出古典文学中抗争叛逆的声音等，都是对于传统的文学观念的挑战，与文学革命的精神相一致的。结合时代、社会等客观条件，考察评价文学演变的轨迹，较之过去就文学论文学的“评点”式、“诗话”式的分析，是方法论上的一大进步，并从整体上打破了古典文学研究的格局。

二、理论的先导性

为了让文学彻底摆脱封建主义的羁绊，赶上

世界的新潮，不少倡导者一面严厉批判贬斥中国的旧文学，一面热诚地向近代以来的欧美、日本各国的文学寻求蓝本和依据。这种决裂和借鉴，以及贯穿其中的创新的精神，都是创建中国现代文学所必须的，对在很短时期内迅速创作出崭新的现代作品，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现代文学阶段，这些作家们都有很高的理论自觉性，尽管西方理论和作品几乎是同步输入，但由于文艺创作毕竟不能照葫芦画瓢，而必须依据作家自己对生活的体验重起炉灶，所以不如理论的输入来得便捷、迅速。现代文学阶段，往往先出现某种理论，然后才有作品问世。比如胡适根据“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进化观，提出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等“八不主义”，主张建设“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率先本文由收集整理提出文学改良的倡议；随后才出现了鲁迅等人的白话小说，胡适、郭沫若的“白话诗”；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的文学才出现了“问题小说”的创作高潮；20年代末期，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文化思想领域广泛地传播，兴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产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较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评，提出“革命文学”的口号，随后才出现瞿秋白、蒋光赤等人的创作。

三、理论的多向性

由于社会背景和文学自身的原因，每一时代总有一种文学倾向和文学潮流占据主导地位，而其他的文学倾向受到排挤和压制。但在现代文学初创阶段，西方的各种文艺思潮都被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引入中国，对于中国反封建的思想启蒙都具有借鉴和参考的价值，出现十分活跃复杂的思想局面，这种种思潮又与中国独特的思想和文化相融合、改造、变形，形成新的理论，这种思想的开放性和复杂性，使中国作家在众多的选择面前感到彷徨和困惑，但也使他们有了更多的自主性。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创造社追求艺术的“全”和“美”。他们主张“为艺术”的、浪漫主义的文学。浅草（沉钟）社、弥洒社、新月社，也程度不同地持有类似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的文学观。作为新文学的初期开拓者，他们几乎都表现出广泛的艺术兴趣和热烈的求索精神；虽然在理论主张上各有着重的方面，却并不因此为特定的文学思潮学说所囿。文学研究会同时还宣传过自然主义、新浪漫主义以及泰纳的理论，有人也有过“作者无所为而作，读者也无所为而读”的看法（郑振铎）。创造社的部分成员又接近过表现主义，也并不完全否认“文艺之社会的使命”（郭沫若）和“艺术之社会的意见”（成仿吾）。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共同寻求新文学的发展道路，使新文学理论呈现出多向性的特点。

四、理论的流派性

文学批评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第一,真实性问题。真实性是现实主义文学艺术遵循的基本原则,求真实也是文学的根本命脉。但一个时期,我国片面地追求文学的政治性、党性原则与革命性,似乎文学的生命不在于真实,而存在于“革命的”倾向性之中,从而过分夸大倾向性作用。表现在创作上作家成为政治、政策、道德的化身,创作观念上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沼,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被割裂开来。1981年1月13日,笔耕文学研究组第一次在西安举办学术研究活动,就文艺真实性和倾向性进行讨论。笔耕文学研究组首先梳理真实性与倾向性的概念,王愚认为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把握,而思想倾向是对生活真实的追求而不是作家主观注入到生活[3]。王愚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生活真实是艺术真实的基础,片面强调倾向性容易滑向公式化、概念化的路径;其次,大会厘清真实性与倾向性的依存关系,“作品的倾向性,即包含渗透在文学的真实性之中”。作家的倾向性是通过艺术作品流露出来的思想观念与情感态度,这种观念与情感判断本身源自生活,并经作家心灵化诉诸作品。因此,倾向性不可能离开真实性,寓于真实性中。费秉勋的艺术真实观颇有见地,他认为讨论真实性要注重艺术本身的规律,指出我国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的研究存在严重问题,远离艺术规律谈真实,这对“文学真实性的讨论,对于我国文学的发展,并没有根本性的意义”[3]。建国以来,文艺一直提倡现实主义真实性原则,实践中却游离艺术本体谈真实,驻留于政治性、党性原则等环节。实际上,当我们以为抵达真实内核时,真实本身却隐匿起来、逃之夭夭,艺术真实性在不间断的追问中显得玄妙虚空、难以捉摸。这次真实性问题的讨论,首次展示了8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队伍的阵容。批评者根据创作发展需求深入思考,批评品格具有实践的针对性,不少观点不乏真知灼见。

费秉勋回归艺术本体论,具有向内转的研究视角,这对长期囿于外部的文学研究来说具有反拨作用,虽则文学内在自律规律的研究在80年代初期的陕西文学研究界还未充分展开,限于研讨会的倡导,然而透露出研究者力图走出庸俗社会学批评的迷津,逼近艺术本体的价值诉求。以上从真实性和倾向性的关系进行讨论,蒙万夫从理论层面重提“写真实”。他认为“写真实”“首先要紧的是作家、评论家在生活和艺术面前的胆识和勇气”,作家应该“敢于把生活的全部音响坦陈在读者面前”,“敢于揭示重大的尖锐的生活题材的真谛”,“敢于为人民群众的历史命运挑担子”;反对那种“回避现实矛盾冲突,编造不合情理故事,粉饰生活的创作现象”[4]。这显示了批评者直面现实的勇气,其认识直逼文学本质。蒙万夫批评视野中的艺术真实是什么呢?他从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阐述:“就是事物表现特征的真实和事物内在规律真实的统一。前者属于现象范畴,包括细节真实,是客观社会以具体感性形式呈现出来的‘本来’样子。后者属于本质范畴,是生活逻辑的真实,矛盾冲突发展趋势的真实,现实关系的真实。后者通过前者体现出来,或者说同时就包含、隐藏在前者中。”[4]这种认识立于现实基础,“写真实!让作家在生活中学习吧!”斯大林的真实观是抵达艺术更高意义的必经之路,蒙万夫呼唤作家和评论家对待生活的态度要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这种文学评论渗透着浓郁的民本意识和敢于担当的社会情怀,反观今天日益疲软的文学批评,不无警示意义。

第二,典型性问题。典型性问题是现实主义理论范畴中又一重要问题。恩格斯曾在别林斯基“熟悉的陌生人”的观点上提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性外,还要求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5]462恩格斯的典型性着眼于戏剧文学以及叙事类文学创作,通过生动的个性形象反映普遍的社会意义典型性的这一特征,几乎适用于所有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1981年,徐俊西认为典型论观点是“一种必须破除的公式”[6],一石激起千层浪,典型论争再度展开。经过讨论重新肯定了恩格斯的典型论观点。第一,“典型环境应该看作是总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具体人物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环境的统一,既不能只讲社会历史环境,也不能只看到具体人物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环境”[7]。第二,艺术形象是多样化的;第三,这次讨论厘清了理论上模糊不清的问题,如“一个时代一种典型环境”、“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甚至于“每个阶段只有一种典型人物”、“典型就是英雄,非英雄也就非典型”的僵化模式。在全国典型论谈论的语境下,笔耕文学研究组着眼于实现典型化途径的探索。1983年《延河》文学月刊开辟专栏“小说提高与突破的讨论”进行长达一年的讨论,李星认为进入艺术创造境界的标志就是实现典型化,京夫就是这样的作家。李星提倡作家“从更高的意义上把握了生活,再现了生活的本质规律”[8],他反感“逼似生活”机械式的写作,看好作家极大的概括能力和无边的想象能力。李星号中了陕西文学创作症结,作家胶着于生活,描摹生活太实。在文学创作的起步阶段,他敏锐指出艺术升腾力的重要性,呼吁作家注重艺术概括力与想象力的培养与提高,这种见地对胶着生活的陕西文学创作意义重大。如何实现典型化?肖云儒针对作家重视描写人物而忽视典型环境营造的现象,《在生活环境的典型化上下更多功夫》设计出实现环境典型的三个途径。其一“捕捉典型的冲突”,要求作家将隐藏在生活素材中的冲突,经过艺术的重组和虚构,焊接、铸造到震撼人心的程度;其二“设置典型的人物关系”;其三“贯注典型的感情和情绪”[9],如果作品的生活画面和人物形象浸染上时代的诗情意绪,作品的典型环境蕴藉的意趣由此得以显现。典型化途径提供了创作操作的具体方法,尤其“贯注典型的感情和情绪”对克服陕西及全国文学创作过“实”而缺乏艺术升腾力的状况有指导性。

第三,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我国流行了近20年。1958年3月,在谈到诗歌创作问题时说:“形式是民歌,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周扬认为:“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提出来的一项十分正确的主张,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10]郭沫若认为:“古往今来伟大的文艺作家,有时你实在难于判定他到底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茅盾觉得“两结合”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从作家进步的世界观来强调“两结合”。但是,有人认为“两结合”是远远高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第三种创作方法”。王愚在《现实主义的厄运及其教训》中

指出“两结合”并非最好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这两种创作方法在反映生活上,“各有侧重,途径迥异”,一个依照生活本来面目反映生活真实,一个通过夸大、变形反映生活;其次,两者并非水火不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非缺乏理想,恰恰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如《红楼梦》闪耀着理想之光;最后,正是不恰当地夸大浪漫主义,导致50年代后期虚假浪漫主义的泛滥,其恶果“不是推动文学更接近生活,而是助长了瞒和骗的文学”[11]。王愚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结合陕西文艺实际,希望陕西文艺研究能走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尊重艺术规律”的良性路径。陕西文学批评有关两结合创作方法的讨论也涉及到“歌颂与暴露”问题的论争,1978年9月16日至23日,《延河》文学月刊编辑部就社会主义文学要不要揭示生活矛盾、暴露生活阴暗面组织展开讨论[12];1982年2月10日至13日,笔耕文学研究组召开贾平凹近作座谈会[13],也涉及到歌颂与暴露的问题。 当代文学为什么会出现“两结合”的怪胎呢?回到“两结合”提出的历史背景答案自明,1958年“浮夸风”盛行,政治上我国与苏联分裂,虽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与苏联修正主义路线无关,但文艺上依然沿袭苏联口号总不如自己的口号更贴近形势。其二,像王愚提及的《红楼梦》这类优秀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闪耀着理想之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因素完全可以一体并存,把“两结合”作为一种生硬的创作方法倡导是没有道理可言的。其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在“两结合”中看起来并驾齐驱、不偏不倚,实质是“抽空了现实主义也萎缩了浪漫主义”[14]181。在当代文学史上,一边独尊现实主义,一边却极力反对写真实,文学一旦触及到真实,难免要揭示社会阴暗,而暴露阴暗就可能与为政治服务的原则背道而驰,讲现实主义就可能演变为反革命的代名词;浪漫主义在当代文学中基本是被排斥的,浪漫主义本身具有的主观随意性、感伤颓废的意绪向来为无产阶级文学所不齿。然则浪漫主义的想象、理想色彩又是革命文学所需要的,也为政治政策的制定者、阐释者青睐不已。“两结合”创作方法既回避了现实主义“写真实”倾向的偏移,又保留了浪漫主义理想的崇高品质。揭开“两结合”真面目,术语背后暗藏的政治目的就很清楚。

文学批评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基本功能核心价值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17）11-0-01

引言

几十年来，人们对于文学的教诲功能以及伦理价值的问题就有各不相同的看法，也起过不少次的争议。有的人认为文学的基本功能就是审美，因此其基本价值就是审美价值，还有些人认为文学的伦理价值就是利用伦理道德对文学进行审视和评定，认为文学作品中的伦理道德妨碍了文学作品的自由创作。因此，对文学的价值和功能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文学的基本功能——教诲功能

所谓教诲，指的就是展开积极的、正面的道德教育以及知识学习，在二者的关系中，教诲功能实现的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学习知识。所以有的人认为，教诲功能在文学作品的所有功能中最为重要，因为具有教诲功能，文学作品才能体现出其社会实际意义。

之所以说文学的基本功能是教诲功能，这主要是由文学的性质决定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观点就是文学是在伦理的发展中逐渐发展的，持有这种观点的研究者认为文学与伦理是相伴产生的，文学的作用就是为社会提供伦理指南[1]。从二者的关系来看，文学与伦理是密切相关的，文学的功能主要通过教诲功能来实现。人们通过阅读文学作品，逐渐形成自己的伦理判断，这些判断的形成与教诲是息息相关的。教诲功能体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在文学中，我们对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的文明成果进行总结，能够发现人类主要是从榜样或者一些道德实践中获得教诲。而文学正是如此：通过对道德事件或者一些榜样人物的描写，描述作者本身的观点而带动人们的情感，这都是文学的教诲功能在发挥作用。教诲功能的实现方式可以有很多种，但是最终目的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帮助人们成为一个善良、对社会有价值、有道德的人。

纵观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过程可以发现，文字被发明之后人类从被动接受的时代转化到了可以自主选择的时代。人类社会发明文字的主要目的是将历史经验记录下来，以供后人学习和参考，并逐渐演变为一种不成文的规定。文字被发明出来，原先口耳相传的道德规范就逐渐转变为由文字形式来进行记载，比如寓言、诗歌、小说等等，而构成这些文字的文本，我们就称之为文学[2]。这些文学通常记载人类在生存以及发展的过程中所积累的道德经验或者感悟体会，因此，他们的价值就在于对人类进行教诲。

经过了自然长期的演变和选择，人类社会需要对伦理道德进行选择，以体现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的地方，这时候就需要对人类进行说教以及榜样，这就是所谓的教诲。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能够作为人们道德榜样的任务并不是经常出现，因此文学创作者就需要进行虚构，将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有关道德榜样的故事进行提炼和总结，并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以供大家学习或者效仿。比如我们所读的《三国演义》，其中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情操广为流传，还有岳飞赤胆忠心、精忠报国的故事也值得我们赞颂或者弘扬。因此，不论是古代文学还是现代文学，不论是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它们对于我们来说都具有一定的教诲功能。只要有文学存在，其教诲功能就不会消失。

二、文学的核心价值——伦理价值

文学之所以具备一定的价值，主要来源于文学所具有的作用，这句话也就是说，文学通过发挥其作用体现其功能。文学的作用是多样化的，文学的功能也具有多樣化。例如，文学可以对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详实记录，因此文学具有社会价值；文学可以带给人们一种精神上的审美享受，因此文学具有审美价值；文学能够向人们传播实用的生活技巧，因此就赋予了其学习价值；文学还可以作为书籍在商店售卖，因此就赋予其商品价值[3]。尽管文学有各种各样的价值，但是其最核心的价值只有一个，那就是伦理价值。

有的学者认为文学作品中最重要的价值是审美价值，将审美价值放在其他价值之上。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种说法是片面的。我们已经了解到审美和文学本身并不存在联系，所以也就不是文学的基本功能。并且审美价值是就审美主体来说的，而不是文学本身的价值。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的基本功能是教诲功能，这就决定了文学的核心价值应该是伦理价值。文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各种各样的作用，具备多种价值，然而不论其有多少种价值，都应该以伦理价值为前提。

为什么说伦理价值是文学最核心、最重要的价值呢？这是因为伦理价值能够充分展现文学作品的社会本质。尽管文学具有其他种价值，但是这些价值都从不同程度上与伦理价值联系在一起。在文学所具备价值体系中，审美是其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读者能够从李清照的诗歌、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徒生的童话中感受到这些作品的美，陶冶情操。这些都是美的体现，审美价值是其表现形式之一，但并不是其核心价值，因此审美价值不能对伦理价值的地位形成撼动。读者在阅读这些文章时，虽然获得了审美的享受，但是文学作品的最终价值并不仅仅于此，读者需要在品读过程中体味作品的伦理内涵。比如我们在欣赏《麦克白》时，我们不仅仅看到麦克白的伦理失误造成了故事悲剧的性质，，还要将自身的情感逐渐转变为一种道德情感，即从这个人物的身上有所感悟和收获。可见，这种从欣赏到最终的伦理这一转化过程，就足以表明文学审美的形成过程包含在伦理价值的形成过程中，审美仅仅是伦理价值在形成时的一个必经阶段。

文学作品可以用来阅读赏析，并且在赏析的这一过程中，我们还能进一步升华我们的情感，使我们的心灵得到净化。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文学充分地发挥其自身的阅读作用。阅读作品能够净化人的情感，说明文学发挥了其审美作用，升华了人们的情感体验，提高了人们的道德自我约束能力，这是文学的教育功能在社会中的体现，而这一功能最终展现的价值就是伦理价值。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了解到文学的功能其实就是文学作品所具备的特点对读者的生活以及身心发展所带来的影响，而文学的价值则是由文学的功能承载并实现的。我们对文学功能的研究就是对文学价值的研究。尽管文学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就是教诲功能，而其价值主要是通过功能所体现出来的，所以核心价值自然是伦理价值。

作者：李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