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立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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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立法论文范文第1篇

水利经济的效益有一个很重要的难题，就是在水利工作的不同部门，收到的财政效益也不同。因此，对于不同的水利工程的管理部门国家要采取不同的扶持政策，维持社会稳定。让各部门加强联系，相互合作，共同促进水利水电事业的发展。部门不同带来的经济效益、质量结果都不同，因此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吸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因地制宜，相对应的制定不同的经济政策，扶持水利产业，从而使得水利经济达到良性发展。要制定适宜的能扩大水利社会效益的经济政策，首先我们要对各个部门所能给我们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进行估价，然后考虑到各个业主的家庭经济情况和享受到的服务大小不同，采取不一样的经济扶持政策，以达到逐步减少财政政策，扩大受益者应缴纳的费用。在经济条件不错的地方，政府就要回笼资金，因为投入资金也会增加，所以受益者承担的责任也增大；反之，若当地为经济较为困难的地区，政府就会加大扶持力度，加强宣传，扩大水利事业，尽量减小受益者应缴纳的费用。

（1）加强水利工程建设管理

水利建设的资金来自于人民，应造福于百姓。近年来，中央水利投入的大部分为国债资金，这是人民借国家的钱，政府部门必须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切实利用好这笔钱，使其发挥应有的效益。建设期间，政府要做好监督监测机制，防止的出现。一旦发现，立即上报组织和媒体。组织好施工队伍，并保护其生命财产安全，做好福利工作。并且做好移民工作的相关事项，书面和口头说服程序都要做好，真正的把水利经济的事情落到实处，发挥水利工程的社会效益，并且促进移民安置区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2）实现水利经济科学发展的有效方法

在水利工程的财务收益中，存在着各部门收益不均平衡的现象。针对此特点，政府就需要在水利工程建设的过程中综合考虑、统筹兼顾、多面思考，既要满足中国农业的发展所需，又要有意识地使各部门能够相互配合工作互相帮忙解决问题，共同促进水利水电科学发展。这样就使得水利的社会效益和财政效益共同体现，达到双赢的目的。统筹兼顾的作用不仅是使得水利经济能够科学地发展，而且能够提高人民对水资源的认识水平，从而能够更加合理地利用水资源，提高国民素质，目前我国对水利和水电不是统一管理，因此就需要加大科技力度投资，提高技术水平，让水利水电共同发展，使得水利部门的财务收益再上一个台阶。

（3）依法治水

政府要全面推行建设监督监察机制，规范工程项目建设，依法治水，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严格按照《行政许可法》，按要求清理河道维护水利工程和做好移民工作等，全面推进水利局各部门依法行政科学管理工作。做好《水法》的公布和宣传作用。深入普及水法知识，提高村民教育程度，各部门做好水利执法工作，做好因水利工程项目带来纠纷的预防和处理工作，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4）科学治水

注重水利创新，加快水利研究体制改革，加大水利科技管理，培养水利型人才、大力奖励水利科研技术开发，不断提高水利科技水平，把水利工作做到扎实，保证质量问题，防止出现不必要的伤害。大力推进水利系统电子政务建设，实行网民网上评价、网上监督，真正的把水利工程这件事落到实处，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让全社会都重视这件事。继续实行南水北调这一重大战略，做好沿途设施设备的安全维护，时时去检测和观察，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保护环境。促进水利经济科学发展。

（5）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

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水利工作顺利开展。加强党风廉政政策，做好党员分子带头领导作用，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爱护百姓，促进水利水电科学发展。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有好的口碑才有好的未来。而不仅仅在意部门的财务效益。各部门要实事求是、脚踏实地，不搞花架子；要顾全大局、统筹兼顾。把发展放在首位。要坚持科学防治、综合治理，注重从源头上预防和根治水利出现的问题，把水利工作做到实处。致力于解决因水利工程带来的一连串社会矛盾。加大对水利重点部门的监测力度，防止贪污事情发生和工作漏洞出现。严肃处理安逸无劳者，为水利改革和发展提供保障。加强学生在学校的节约和保护环境节约水资源的意识，在农村宣传水利水电的好处，提高百姓的科学文化素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不向河道乱扔垃圾、污染物不乱排乱放，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政府更应该带领全体人民奔小康，促进和谐社会。

2结语

科技立法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科学技术；生态伦理学；道德

1 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引发的生态问题

1.1 科学技术及其发展

1.1.1 科学与技术的含义

人类在创造科学之初，把它看成知识的同义语。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关于科学的定义。总体上将科学概括为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知识倾向，一个维度是活动倾向。然而在当今时代，人们已将两者联系起来。即科学是一种反映客观事实和规律的知识与知识体系及其相关的活动事业。

技术是指为了达到某一目的所采用的手段及方法。技术具有两个属性。第一个属性是它是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也可以说是知识、经验和技术同一定物质手段相结合的系统体现。第二个属性是它是一种现实的生产力，并且渗透于生产力的各个要素之中，实际上不过是技术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

1.1.2 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

在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就取得了卓越的成效，可以说我国的科学技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且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16世纪中期以前我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的科技舞台处于中心的位置。经过漫长的发展到了中国近代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遇到了阻碍。随着各大产业的发展，国民经济也迅速提高，但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生态问题。

1.2 科学技术发展产生的生态问题

科学时代的到来，使人们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得到了富足。与此同时，人们也对科学技术产生了十分强烈的依赖性，科学技术产生的负面效应也影响到人们的生存环境及生态环境。

1.2.1 水体污染严重，水质变得浑浊，人类在饮用此类水后，会引发各种疾病。

1.2.2 大气污染严重，空气质量下降，使人体吸入的有害物质增多，会引发各种疾病，人类的健康状况下降。除此之外，还会导致资源枯竭、酸雨形成、生物的种类逐渐减少，臭氧层破坏等。

2 生态伦理的探究

2.1 生态伦理及其基本内容

生态伦理是在人类的生存面临危机、人们对这种危机进行反思，进而批判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上，生态伦理把自然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在人类与社会的关系上，生态伦理是社会的一部分，并且与他人与社会是相互联系的。在人与自身的关系问题上，生态伦理强调要适度消费，注重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有机的统一起来，而生态伦理是把自然、社会与人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且相互依赖的。

2.2 生态伦理在建设生态文明中的作用及意义

摆脱旧的传统工业发展模式，寻找新的发展模式已成为一种新的趋势。生态伦理作为生态文明的价值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及意义。

2.2.1 生态伦理指引着文明的前进方向。一种新的文明的产生总是以一定的伦理价值观为其前提。工业文明的发展，一些弊端也随之而来，生态伦理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没有工业文明时代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的伦理思考，生态文明便无从谈起。

2.2.2 生态伦理有利于人们生态责任意识的形成。传统的伦理忽视了人类对于自然的伦理关怀，也忽视了对社会以及对于后一代的责任。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要不损害他人的利益，既要满足当代人发展的需要，又要注重后代人发展的需要，以实现人与自然、社会三者的和谐共处。

3 科学技术的发展引发的生态伦理问题的原因分析

现代科学技术高速发展，体现在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各种新兴的产业层出不穷，满足了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破坏了自然界的平衡，因此分析科学技术的发展引发的生态伦理问题的原因至关重要。

3.1 科学技术的过度应用

3.1.1 科学技术在工业上的过度应用

首先，一些工业应用科学技术实现高效率的生产。在生产过程中，盲目追求速度与效率，造成能源资源的浪费，不利于利益的最大化。其次，这些工业排放的废弃物，特别是放射性沉降物和致癌物质对空气、水和土地造成污染，使人类处于亚健康状态。最后，人口的急剧增长，导致了地球的承载能力下降，过度砍伐森林造成大面积水土流失，动植物的灭绝则会造成生态失衡，给人类造成重大的损失。

3.1.2 科学技术在农业上的过度应用

农业生产越来越趋向机械化。科学技术使大规模机械化耕种变为可能。因此，人们将大片森林砍伐，将林地变成耕地，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大量动植物失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导致了生态失衡，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3.2 盲目追求利益最大化

3.2.1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的生活质量日益提高，物质生活富足。当物质文化不能满足需求时，人类应用科学技术过度开采，无限制的向自然索取，而不懂得尊重自然、合理开发、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3.2.2 人类对科学技术进行操控，作为控制自然的工具。在意识上，人类认为自己是自然的主宰、是自然的主人，而自然则应该受制于人类。

4 针对科学技术发展引发的伦理问题提出的解决措施

4.1 增强生态伦理意识

4.1.1 加强生态伦理道德教育

加强生态伦理的道德教育，从而增强道德意识，改变人类的思想观念，是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虽然我国的生态教育有了一定的发展，公民的意识也有所提高。

4.1.2 处理好生产力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发展循环经济

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而经济的发展是我们从事一切事情的物质基础。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要处理好生产力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4.2 在各行各业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

4.2.1 退耕还林、改善西部生态环境

退耕还林可以有效地改善我国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促进了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在西部地区实行退耕还林是十分必要的，不仅可以改善其生态环境，还能使西部地区改善贫困的状况。

4.2.2 禁止围湖造田，保护湿地

湿地是处于水陆过渡地带的一种特殊的自然综合体，它主要包括水域、沼泽及周围的植被等。湿地可以控制大气污染，调节气候，还可以抵御洪水，维护生态的平衡。

5 总结

科学技术与生态伦理是相互作用的。当科学技术被合理应用到各个领域，可以促进各方面的可持续发展，促使生态平衡，反过来生态的平衡也会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参考文献】

[1]柳兰芳.当代生态文明视阈下的科技伦理探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

科技立法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药剂科是医院的重要职能部门，随着医疗卫生领域的不断发展及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医院以及药剂科管理模式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本文重点论述了在新形势下医院药剂科的地位，并对如何管理好药剂科提出了几点建议。

药剂科是医院的一个综合性的职能科室，是医院的重要组成部分，负责医院药品的供应并负责调剂、配制制剂、指导临床合理用药、监督检查药品质量，因而工作性质既具有很强的专业技术性，又具有很强的经营管理性。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药品的管理模式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为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药剂科必须从单纯的药品供应保障向药学服务的综合性多学科方向发展。本文将对药剂科在新形势下的战略地位及如何加强其管理及自身发展进行简要论述。

1新形势下药剂科的战略地位

1．1药品管理法赋予了药剂科重要的职责《药品管理法》、《医疗机构药事管理办法》赋予了药剂科以下重要职责:①要认真贯彻药品法规，根据医院临床与科研、教学需要购、销合格药品、把好质量关；②开发、研制新的制剂，加强制剂室建设；③承担新药临床研究，参加药品评价；④考察所用药品的质量、疗效积极开展药检工作，建立和健全药品监控和质量检查制度，防止不合格药品用于患者，开展药物不良反应监测，定期向卫生行政部门和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⑤严格特殊药品的供应与管理，防止滥用与流失；⑥开展临床药学研究，如血药浓度监测，与医师合作进行合理用药探讨，推广用药个体化，联合用药与药物相互作用，配伍禁忌，临床给药方案设计等；⑦协助医师处理药物中毒急救工作，通过对毒物的分析，加速诊断和合理选用药物，或为中毒急救提供有关资料和信息；⑧严格审核、评估、调配处方，认真执行处方点评制度促进合理用药等。因此，药剂科已由生产、供应、调配、管理型逐步扩展到药学研究、教学训练、药品质控、药品监督、情报信息、合理用药等多方位管理职能，并成为医院药政管理的职能机构。

1．2医院的转型要求药剂科有新的发展随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加上外资以及民营医院的产生，医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竞争，并因而正经历着重大的历史转型。作为医院重要职能部门的药剂科也必须顺应医院的发展要求，而不断调整和改善，否则的话，将阻碍医院的进一步发展。药剂人员应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业务水平，主动参与临床药物治疗活动，开展合理用药咨询，在为患者提供最全面的药学保健服务中，谋求自身发展；药剂科的服务模式也应转变为“以人为本的，以为患者提供全程化的药学服务为宗旨”的模式；同时药剂科还应加强科学管理，转变观念，树立市场意识引入竟争机制，推行优质、高效、低耗的管理，科主任和全科骨干要向技术经济管理型过度，以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加强药剂科质量管理的建议

如前述，药剂科在医院的发展中已经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药剂科科学规范的管理就显得尤其的重要，以下将就如何管理好药剂科提几点建议。

2．1重视药品质量提供好质量的药品是药剂科最基本的职责，因此药剂科应把对药品质量的管理放在首要的位置。对药品质量的把关包括采购、验收和保管这些过程。医院在卫生主管部门的领导下，建立药品采购监督委员会、药品遴选专家和药事委员会，对临床使用的药品从集中招标网上，以公开、公平、公正、诚信交易的原则，既要考虑满足临床用药需要，又要考虑到患者的经济承受能力，选择质优价廉的品种并选择有实力诚信、证照齐全的经销商，同时应与经销商签订质量保证协议书，明确经销商所承担的法律责任。药品入库时，还要对购进的药品进行质检验收，严把药品入库检验关。需检查药品的合格证、药品标签或说明书、药品外包装、批准文号、批号、有效期、注册商标、外观等，对没有批准文号、生产批号、有效期的药品及质量有疑问的药品，坚决不入库。已经入库的药品，要加强库房管理，为药品提供良好的库房储存条件，保证库房的温度、湿度、通风性能达标。要配置防潮、防火及冷冻设施，保障各种药品有与之相适应的储存环境，以保持质量稳定，保证药品安全、有效。品和的使用及储存应符合《品和管理条例》的要求。

2．2开展药品的电子化管理药品的电子化管理是实现医院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管理的必然趋势，是现代化医院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与技术支撑环境。实现药品的电子化管理，可以合理、全面、准确地以药品编码体系为基础，记录药品从入库到出库到各药房及各个科室的整个药品流通中各个环节所发生的事件，随时提供药库的库存、药品流向和消耗的全面管理，能根据现有库存，药品效期情况，提供采购计划或应暂停采购的信息。目前的多数药库管理系统还能提供全面的药品会计功能，包括药品采购申请、药品出入库、药库盘点、药品调拨、药库药品进销存账管理、药品报损出库以及药品调价预处理、有效期示警等。药品采用电子化管理，比以往的人工管理效率高很多，因此每个医院的药剂科均应加强这方面的建设，以提高工作效率，并适应医院发展的需要。

2．3开展临床药学研究临床药学是近年来医、药结合的新兴学科，它的主要任务是药师深入临床与医师密切合作，参与临床药物治疗方案设计与实施，协助临床医师选药与合理用药，维护患者不受或减少与用药有关的损害，提高临床药物治疗水平。随着医学的进步和医院的发展，医院药剂科已经不再只是单纯的管理药品的部门，药剂科还应该引进并培养高素质的药学人才，开展广泛的临床药学研究，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科学依据。就目前而言，应着重开展的临床药学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①合理使用抗生素的研究。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导致的最大危害就是细菌耐药性的产生，而新药开发的速度是远远赶不上细菌耐药性的产生速度，过多的耐药性细菌产生又会使人们重新面对病原微生物束手无策，传染性疾病再次会在人类病因谱中名列榜首。因此，药学人员应监测本院各科室抗生素使用率、使用种类、抗生素联用以及病原体送检等情况，根据监测的情况分析本医院抗生素应用是否合理，并及时向临床医生通报。②开展血药浓度监测。合理的给药方案与给药剂量是保证临床治疗安全有效的重要前提。用量不足便达不到治疗目的，而长期盲目用药不但会造成药品浪费而且会造成中毒。尤其是一些神经精神系统方面的药物，如抗癫痫药卡马西平等，安全剂量范围窄，个体对药物的耐受性及敏感性差别又较大，医师仅凭经验以常规剂量用药难以有效控制癫痫发作，有必要对其进行血药浓度监测，保证用药安全、合理、有效。而今后开展血药浓度监测的药品范围也应进一步加大，实现用药的个体化;③开展药物不良反应(adversedrugreaction，ADR)监测。ADR是指合格的药品在正常用法用量情况下出现与用药目的无关的或意外的有害反应。现代药物治疗学的发展，不仅要治好疾病，而且要防止可能或潜在的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要合理、安全、有效地用药，首先必须对某药可能发生的ADR谱有明确的认识。药品使用过程中药品不良反应的监测，是临床药学的一项重要工作。医院药剂科要结合临床开展临床药学研究，协助医生制定合理给药方案，力求达到提高疗效，降低毒副反应，确保用药安全有效。《药物不良反应监测管理办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的药物不良反应监测工作开始走向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医院药学工作人员应认真贯彻和执行该办法，并及时上报和分析监测数据。

2．4重视窗口服务当今医院之间面临的竞争不仅是医院技术的竞争，也是服务水平和服务特色的竞争。药剂科作为一个提供窗口服务的科室，应该以患者为中心，提供以人为本的服务。在窗口直接接触患者的药剂人员应规范服务语言，讲究服务的艺术性，注意自己的语气、语调及语速，要让患者感到亲切柔和及心情舒畅。目前，在广大人群中已经形成了“大病去医院，小病去药房”的局面，为适应这一已形成的形势，药剂科应成立咨询台，由执业药师负责接受患者的咨询，这样，患者可以直接从药房购买到一些自己需要的非处方药，以减少患者挂号、开处方排队等现象，在方便患者的同时也可以提高医院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3结语

伴随着社会进步，医药卫生领域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医院的药剂科也必须成为集医疗、科研、教学和管理一体化的重要职能部门。因此药剂科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在科学规范管理好药品的同时，更要开展临床药学研究，并为患者提供优质的服务，以适应医院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1潘廷玉.计算机网络在我院药剂科管理工作中的应用.中华临床医学杂志，2006,7(l0):104．106.

2刘卫卫,王爽,王小虹.我国医院药剂科发展方向.华临床医学研究杂志，2006,12(12):1695.

科技立法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学科

在现代知识体系中，学科已成为学术研究和学术发展的体制化保障。它一方面是学者们赖以界定自己学术活动范围和限度，以及专业活动合法性的依据，另一方面在学科内部对从事于该学科的研究者起着自我规范、自我约束的作用，从而使同一学科的学术活动具有某种共同性，形成某种“研究传统”或“学术共同体”，并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展开有效对话。[1]无论是高等院校的教学，还是通常的学术研究活动，都是以学科为基本的建制而展开的。可以说，学科已成为一幢幢分门别类的知识大厦的基石。

在近来的中国哲学界[2]，从《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开始至今所产生的汗牛充栋的“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丰富成果，都有失去学科保障，从而在该学科失去原有的价值和意义的危险。中国哲学学科基石是否稳固，成为学科内部令人担忧的重大问题。于是，中国哲学界的许多研究者纷纷就学科的合法性问题提出质疑，并试图化解目前存在的学科合法性危机。“中国有无哲学？”、“什么是中国哲学”，或者从中国哲学学界自身的立场来看，将问题置换为“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做？”诸如此类的疑问困扰着中国哲学界。如果我们不能对学科的合法性问题提出有力的回答和有说服力的说明，我们就无法对我们所从事的学术活动的意义做出合理解释，也无法说服我们自己继续开展这种学术活动的根据。因而，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同时也是学术活动的意义危机和从业者的信心危机。由于“中国哲学”又和民族精神、文化传统、中西文化的对话等一系列非常宏大的意义体系相关，所以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又是一个在人文领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局性问题。

本文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对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以及相关的讨论意见进行描述和分析，并探讨合法性危机出现的特点、意义以及可能的回应方式。

一、追源――历史性的错误

“中国哲学”的存在或许从根本上就是一个“错误”：中国本无“哲学”一词，自古也无“哲学”这样一个学科。中国人所使用的“哲学”一词是晚清时期的学者黄遵宪从日本引入中国的，而日本人对该词的使用又始于一位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西周用“哲学”这两个汉字对应西文的“philosophy”。可以说，在中国谈论“哲学”，完全是中西文化相遇所产生的一个后果，而且很可能是一个“错误性”的后果。

引入西方的学术，与中国固有学术或中国当代学术进行会通，并不一定就发生类似“中国哲学”的历史性“错误”。在黄遵宪的时代，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大家，他们常使用“学术”、“思想”等字眼，来进行中西哲学的会通。虽然他们中有人也表示反感“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认为“好依傍”与“名实混淆”是“中国思想之痼疾”（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但大都走的是一条“亦中亦西”、“不中不西”的融汇中西并发展中学的道路。中国人刚开始大规模接触和移译西学，存在着相当的困难，只好用中学来格西学之义，“缘附”之类的毛病是在所难免的。先生“开风气之先”地撰成《中国哲学史大纲（上）》，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的问题和中国到底能否建立一个“中国哲学”学科的问题就产生了，并开始发生本文所说的中西文化相遇所产生的错误性后果。

受过良好的美国实用哲学以及现代学术的训练，在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时，他是非常严谨的。他的严谨体现在明晰的定义、严谨的学科规范和广阔的学术视野三个方面。由以上三者，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虽然只写一了部上卷，但却成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经典范式。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直到现在为止，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都没有从根本上超越这个典范。由于这个典范是众所周知的，本文不再赘述。

所确立的这个经典范式本身或许即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中国有中国的传统学术和学术传统，西方有西方的传统学术和学术传统，为什么一定要用西方的传统学术和学术传统来重新规划（甚至取代）中国的传统学术和学术传统？从思想史上看，这个问题身后的背景是近代以降中西古今之辩的一个结果。从东西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在当时不如说是相遇）来看，是西方强势文化扩张的全球化，以及东方弱势文化主动接受西方文化的全球化的一个后果。从当时学术界的心态来说，这是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化救国、学术救国等民族自强的一种反映：对于别人有的，要么我们原本就有，要么我们现在也应该有，要么我们将来也一定要有。别人有哲学，我们也有哲学。别人有哲学史，我们也一定要有哲学史。正是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就应运诞生了，并从此就开始了以西方哲学来剪裁中国史料的学科史和学术史。这正如为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作序的先生所说的，编中国古代哲学史有两重困难，一是汉学的工夫，也就是国学的功底或材料的工夫，一是西洋哲学的训练，而先生是恰好二者兼治的。在这里，不再是过去的学者们所熟悉的“汉宋兼宗”，作为古论思维代表的义理之学已不再能和注重名物训诂的汉学相对，而是“汉学”、“西洋哲学”的“兼治”，西洋哲学已取代“宋学”成为指导思想和方法，因为“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3]

虽然说所树立的经典范式是一个历史性“错误”，但本人确实是大手笔，说得很是中肯，有着深厚的“汉学”工夫，因而他一方面更多地借鉴和仿照西方哲学的学科规范来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另一方面在对中国哲学史的讲述中，则更多地照顾到中国学术本身的特点和内容，较多地采用汉学的方法和方式加以说明。我们现在读他所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可以发觉其中非常平实的行文风格，他更多地是以当时人们所能理解的语言来讲解古代的学问，而较少生硬地套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或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史料，当然一些附会也是免不了的。在对中国哲学史料的解释上，紧随其后而且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也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冯友兰先生[4]，则有显著不同。冯友兰先生在依傍西方哲学的路上又向前走了一步，提出“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5]冯友兰的哲学史实践也是依照这个主张来操作的，例如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来解释朱熹的“理气关系”，用柏拉图的“理念说”来解释朱熹的“理一分殊”等[6]，这种解释是否有助于人们理解中国哲学，是很值得怀疑的。在港台学界中，牟宗三先生在融会以儒学、佛学为主的中学与以康德哲学为主的西学时，也创造了一套相当有影响的儒学话语系统和中国哲学范式，其影响之大，以至于今日在港台的一些治中国哲学的学者心目中，只有一种“西方哲学”，那就是康德的哲学，只有一种“中国哲学”，那就是经由牟宗三诠释的“陆王心学”。当这代学人饱读了西学，再把西学来格中学之义时，由此，又形成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一个新典范：以不断变化着的西方哲学来演绎中国哲学史料，于是，学者们开始谈论作为存在主义者的庄子，竟然讨论朱熹的“理”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诸如此类的可怪之论。“通过哲学家们对传统哲学的整理和诠释，传统不是愈来愈清晰、明白了，而是愈来愈令人不可理解了；哲学作为文化系统的一个功能部门，它使人们不是愈来愈亲近传统，而是愈来愈疏远它。”[7]在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中，我们面对和处理的无疑是中国的史料，然而对这些史料用西方的种种观念诠释时，我们所获得的所谓中国哲学史，究竟是西方哲学在中国哲学学科中的运用史，还是中国哲学自身的历史，我们是靠近了中国哲学的精神，是远离了她，这些都是需要讨论的[8]。

这些苦心经营中国哲学的前辈学者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所创立的范式的影响是深远的。被誉为韩国东洋哲学第一人的学界前辈柳承国教授在回忆牟宗三、冯友兰等人的学术影响时说：“他们的影响很大，是当时亚洲哲学研究的先驱。不管现在人们对他们的学术如何评价，但可以说，当时比他们更好的没有了。他们在国际上的影响也很大，他们在介绍亚细亚学术文化时所说的，人们是绝对信从。其中，冯友兰是名声最高的。”[9]当然，我们并不能指责前辈学者们走错了路，因为他们作为学科的领路人，同时也是探路者，在无现成的路可走的情况下，他们在摸索中往哪里走都是有可能的。这些前辈学者都有良好的中西学术背景，他们从跨文化的视野出发，来探讨所谓“中国哲学”问题，在今天看来，他们所苦心经营的“中国哲学”，可以说只是文化际的比较哲学而已。

二、辨惑――中国有无哲学

既然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西文化相遇的一个后果，那么就不免产生这样的问题：在依傍西方哲学而建立起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10]如果问得再直接一点，可以说，这个问题也就是“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史）呢？”对于这个问题，冯友兰的态度是，“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虽不如西洋哲学家；但实质上的系统，则同有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11]牟宗三先生在其以“中国有没有哲学”为题的演讲中认为，“中国学术思想既鲜与西方相合，自不能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定取舍。若以逻辑与知识论的观点看中国哲学，那么中国哲学根本没有这些，至少可以说贫乏极了。若以此断定中国没有哲学，那是自己太狭陋。中国有没有哲学，这问题甚易澄清。什么是哲学？凡是对人性的活动所及，以理智及观念加以反省说明的，便是哲学。”[12]根据这样的哲学定义，他认为“中国有数千年的文化史，当然有悠长的人性活动与创造，亦有理智及观念的反省说明，岂可说没有哲学？”[13]冯友兰与牟宗三各自的回答，代表了此后解决这个问题的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侧重于从哲学的普遍性出发，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或标尺，来“发现”中国的“哲学”；一种模式是侧重于从哲学的特殊性出发，（当然是以“哲学”作为通名来使用为前提的[14]），强调中国哲学相对于西方哲学的特性。这两种方式都属于“中国有哲学”的论证方式，但又不是截然对立的，只是各有所侧重而已。

在当前中国哲学史界，“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例如，张立文[15]、李宗桂[16]二教授近来都明确地发问并作了解答。“中国有无哲学”这一涉及学科存在合法性的问题，在中国哲学界需要重新加以“证明”，加以“澄清”，有其鲜明的时代背景。在当今的时代，虽然我们从传统虚无主义的极端中逐渐走出（当然，这种虚无主义仍然很令人感到担忧和可怕），但业已放松了“强国保种”的生存压力而可能保有一种平和的文化心态的文化人，则不能不对事实上已经断裂的文化传统发自肺腑的悲鸣。如果我们把这种文化情绪称作文化民族主义，那么它和中国哲学学科之所以发生关联，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哲学学科在传续中国文化传统的功能上的表现令人失望。对中国哲学学科内部的从业者们来说不无讽刺而又应当认真加以关注的是，这样的批评不仅来自于学科内部，而且越来越多地来自于学科的外部，尤其是来自于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人们已习惯将哲学作为文化的核心，习惯于通过对哲学的把握来理解整个文化的精神，而目前的中国哲学史未能提供给人们一种有效的通达传统的路径。

重提学科问题的第二个背景是中国哲学主体意识的觉醒。除了受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影响至深的一部分人对民族文化的断裂表现出麻木不仁和幸灾乐祸外，我们大多数人都深刻地经历了传统世界与现代世界那令人心痛的切割。中国哲学界的前辈们并不乏“传薪”之外还要“传火”的自觉。传薪，亦即传学；传火，亦即传道。无论是冯友兰的“阐旧邦以辅新命”[17]，还是牟宗三等人的“花果飘零”心态下主张的“返本开新”，都有着传道传火的自觉。然而世事毕竟不尽如人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把哲学等同于政治，并用政治的一元化来规范哲学创造与哲学活动的一元化。哲学的发展权成为政治权力的专利和特殊待遇。在当前的中国哲学界，自觉努力实现从哲学史家向哲学家转变的，逐渐成为中国哲学界一种日益多见的理论诉求。和合学、心灵哲学、中国经典解释学等，都已逐渐浮出水面。一个民族必须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理论思维，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已开始得到中国哲学界的确认，而这一点却对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重提中国哲学学科问题的第三个背景来自于西方哲学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变化对中国学界的影响。黑格尔曾经武断地断定中国人的思维是主体“沉陷在客观的实体里”，是主体与客体的直接合一，因而将中国人的思想排除在哲学史之外[18]。现代的海德格尔把“哲学”理解为西方传统上以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和“概念思维”为特征的“形而上学”，而将中国人以“非概念思维”或“诗性思维”为特征的论说系统称作“思想”。海氏本人很推崇东方的“思想”，企图借鉴东方的“思想”以克服西方“概念思维”的“形而上学”。2001年9月，德里达在他的中国之旅中与中国学者对话，明确地说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19]德里达的说法在许多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中国学人那里，得到了更多的理解和认同。如果说民族主义在哲学上的表现，我们可称之为“哲学民族主义”的话，那么从海德格尔到德里达的这种类似黑格尔的把哲学作为西方哲学的专名使用的方式，同样激起了中国哲学界的哲学民族主义，虽然德里达声明：他的说法“丝毫没有文化霸权主义的意味”[20]。这种哲学民族主义的产生同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是联系在一起的，人们期望着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至于中国有没有哲学，有哲学还是有思想，都需要从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来做出说明。中国哲学界已经厌烦了围绕着西方哲学的“指挥棒”来转。现代西方哲学具有活力的创造活动也给中国学人以很大的刺激，他们不仅想学习西方人的哲学或思想，还想进一步“奢望”一下，使中国哲学或思想也获得西方哲学或思想那样的生机和活力。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哲学界又开始就“中国有无哲学”问题进行“辨惑”工作。人们大体上仍是结合着普遍性证明和特殊性证明两种方式来证明中国有哲学的。从普遍性证明出发，人们或者力证中国哲学中有许多与西方哲学有许多共同的特征或元素，或者给出一个哲学的普遍性定义（这个定义显然是具有更宽泛的适用性和兼容性的），然后证明中国哲学也符合这个定义（这种证明实际上在给出定义时就已经暗含着了）。从特殊性出发，人们认为哲学具有不同的形态，中国哲学具有中国哲学的形态，不能用西方哲学的特殊形式来判定中国有无哲学[21]，而中国学人应当重视中国哲学的形态特殊性，不能照搬和套用西方哲学的语言和范式[22]。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起来，就意味着中西哲学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不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思想系统，但又各有其特殊性。例如从事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张士英教授[23]和从事于西方哲学研究的俞宣孟教授所作的解答[24]。他们的回答，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能否化解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呢？我个人认为，这些探索是必要的，而非是充要的。

三、危机――中国哲学是否可能

中国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危机，从表象上看，是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思索与解答着眼于过去，即中国“哲学”的“史”。我们向更深层的方向考察，并着眼于现在和未来的话，这个危机可以归结为中国哲学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存在、中国哲学能否发展、中国哲学如何存在和发展三个相互联结的问题。

首先，既然所谓的“中国哲学”只不过是一个“历史性错误”，我们本来有自己的传统学术以及传统的学科分类，那么我们现在还要不要延续这个“错误”？中国哲学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存在？对这个问题，学术界的答案是不同的。在此之前，冯友兰先生对这个问题曾提出两种方案供大家选择：一是坚持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严格地筛选中国义理学史料，而获得“中国哲学史”；一是不必理会西方哲学，中国义理学我行我素，而获得“中国义理学史”。[25]当然，能否以义理之学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或“思想”的统称也是成问题的。对于第一种选择，几乎成了中国哲学界相当普遍的一种选择；对于第二种选择，现今也有人赞同，认为中国没有“狭义的哲学”，不如称作“中学”或“中国的古学”。[26]也有学者不赞同此种态度，认为这种“自我放弃、退出、拒绝”“哲学”的做法，“既不合现代学科分类的时宜，亦迁就了西方哲学中心主义”。[27]实际上，当我们按照西方哲学家的指引，以“思想”来定义中国的理论思维时，又不免入“中国有无思想”的窠臼。“思想”在这里又有着特殊的含义，并非我们日常语言所说的“思想”一词的含义。海德格尔等人“发现”了东方的“思想”对于克治西方“哲学”或“形而上学”以及作为后果之一的“科学”或“科技主义”的弊病的意义，“是不是有朝一日一种‘思想’的一些古老传统将在俄国和中国醒来，帮助人能够对技术世界有一种自由的关系呢？我们之中有谁竟可对此作出断言吗？”[28]中国传统的复杂性就象西方传统的复杂性，而海德格尔将东方思想理想化，与我们惯常将西方思想理想化一样，都有着价值取向与解释维度上的一厢情愿。海德格尔虽然略通老庄，然而对于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发展的历史究竟又了解多少呢？恐怕真实的情况应该是，中国不仅有“思想”，而且有“哲学”。当然，张祥龙先生主张退出“哲学”，并不等于放弃“哲学”，因为在他看来，这里作为西方哲学专名使用的“哲学”，已经被置换为“思想”了。无论是主张“哲学”，还是主张“思想”，当然无损于中国理论思维的历史存在，但却能够影响到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的学科建制、范式和未来发展方向。

陈来教授认为，在冯友兰提供的两个选择之外，事实上人们在实践着第三个选择：即理论上认定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而事实上是以中国义理之学为范围。[29]俞宣孟则否定了冯友兰给出的两个选择，认为“唯一剩下的出路是迫使我们去重新思考哲学本身究竟是什么。”[30]张立文先生主张“根据中国哲学的特点，给（中国）哲学作出自己的规定。”他认为可以这样来表述中国哲学：“哲学是指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道的体贴和名字体系。”[31]这个定义可能受到朱熹的启发，《易传》讲：“一阴一阳之谓道”，朱熹认为，“一阴一阳”并不是“道”，而“所以一阴一阳者”才是“道”。这个定义与、牟宗三等更早的前辈学人对于哲学的定义有所不同，不再立足于哲学的普遍性，而是立足于哲学的特殊性，亦即“中国哲学”之为“哲学”的定义。

“生存还是毁灭”，面临这样一种选择的不可能是中国的理论思维，而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以及在这个学科下得到庇护的学术研究和丰富成果。面对这个问题，也许较为明智的选择是不必定于一尊，让所有人走一条路。我们仍处于探索阶段，不妨让人们各抒己见和各持己见，按自己认定的路走下去，使我们在整体上拥有着开放性和丰富性。鲁迅先生曾说过，世人本没有路，走得人多了，便成了路。也许我们在探索中，逐渐形成新的学术传统。这样的传统或许还不止一个。

其次，无论是用“哲学”还是用“思想”来界定中国人的理论思维，这种形上的思考传统即使从先秦诸子算起，也已二千余年了。中国哲学史作为一个学科，其历史也有将近一百年了，它已形成了自身的一个传统，虽然我们对这个传统有着许多不满意。这二千余年积累了丰富的精神财富的形上传统，能否流入现代之中，成为我们迈向未来的文化资源，取决于中国哲学是否能够发展，能否展现生命活力。冯友兰先生很发人深省地提出“照着讲”和“接着讲”，张立文先生又益之以“自己讲”。由“照着讲”和“接着讲”，出现了承续宋明理学的程（二程）朱（熹）道学（也称程朱理学）、陆（九渊）王（守仁）心学、张（载）王（夫之）气学三系的现代“三新学”：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由“自己讲”，出现了不限于承续诸子之一家的“和合学”，此外，“新仁学”、“境界哲学”、“心灵哲学”、“现代新墨学”等学派或新的哲学学说已在形成之中。

从中国哲学史学科内部的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照着讲”、“接着讲”和“自己讲”之间，并不是孤立的三种“讲法”。其中，“自己讲”是“照着讲”和“接着讲”的根本。如果不能“自己讲”，没有依据传统而又在回应当代的哲学课题中超越传统的现代哲学理论作支撑，我们就无法很好地“接着讲”和“照着讲”。一味向西方寻找理论工具，“接着讲”与“照着讲”的结果，却使我们陷于究竟是“接着谁讲”和“照着谁讲”的迷惑。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从实质上说，是当代中国哲学自身发展力和自身创造性的危机。

再次，中国哲学如何存在和发展，在学科上着重体现为方法论危机。这里所说的“方法论”，是指落实中国哲学存在和发展的具体操作方法。解决的途径可能有三条：一是向西方寻找，援西入东，“以夷治夏”。这是人们所惯用的一种方法。例如主张用现象学方法来会通中学的张祥龙很坦率地说出：“我自认还没有那样的能力，能够完全不求助于西方而让华夏的古文献自己说出新话语，获得当代的新生命。”[32]他努力尝试让“中国思想完全可能走一条既受到西方思想深刻影响，而又复兴自己的非形而上学思想的道路。”[33]二是从中国哲学自身的传统中寻找方法，例如张立文先生的《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继承和发展了朱熹的弟子陈淳《北溪字义》和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的范畴解释学方法，从范畴分析、范畴与范畴联结而成的逻辑结构分析入手，来解释中国传统哲学义蕴。[34]现在“逻辑结构分析法”已成为中国哲学界常用的一种方法。最近张立文先生又提出了“和合方法”。[35]一些学者也擅长用“汉学”的方法来从事中国哲学研究，走历史学与文献学的进路。只是对中国哲学史的史学研究应当与哲学研究结合起来，否则达不到哲学史应有的深度。[36]汤一介教授最近提出建立中国经典解释学，恢复经典解释传统，在“我注六经”中使“六经注我”，从而恢复经典的活力。三是在借鉴中西和会通中西中，可能出现的新的创新性的哲学方法。同样，我们对此三条路也应抱有一种多元开放的态度，分头探索。三种道路无疑都会各有短长，各有所蔽，但却可以为我们提更多的选择。

四、展望――中国哲学的生生之路

“危机”往往与“机遇”和“转机”相连。中国哲学能否通过在化解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的机遇中，出现某种好的转机呢？

首先，关于哲学还是思想。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究竟有无哲学，或者中国究竟是有哲学，还是有思想，不仅仅限于一个学术争论的话题，还是一个话语权力的问题。在西方哲学和文化居于全球优势地位或强势地位时，中国学者的声音往往湮没在西方哲学家的断言之中，西方哲学家的意见很快地全球化为普遍性的主张。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或许不必执著于哲学抑或思想的争论。就学科角度而言，既然哲学是在西方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与东方文化相遇而产生的一个“错误”，但“哲学”已成为世界文化体系中的一个“共名”，人们已经习惯于不仅用它来标示西方的哲学，而且来表示世界各文明体中的相应的内容。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现在东、西方哲学界所应做的，应该是自觉地从世界文化多元存在的事实出发，来重新界定“哲学”的内涵，以使“哲学”这一共名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宗教学界，“中国有无宗教”成了类似的学术讼案。一些西方学者坚持从基督教文化中的宗教概念出发，认定中国没有宗教，而只有哲学（这回倒是承认中国有哲学了）。西方宗教学家依据于基督教经验的宗教概念，无法涵盖诸如佛教这样的东方宗教，然而把诸如佛教等东方宗教排斥在宗教之外又显然是荒唐的，于是不少西方宗教学家积极修正他们的宗教概念，以期使它能够涵盖世界宗教。[37]那么西方的哲学界也应该积极地向西方宗教学界学习，改变自身的固执姿态，改变局限于西方文化经验的狭隘性。就中国哲学学科而言，我们一方面可以从哲学的普遍性出发来界定哲学的概念，另一方面可以从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出发，来确定中国哲学的概念。

其次，关于中学与西学。就学科范式、方法和话语系统方面来说，中国哲学学科先天地就与西方哲学有着不可或缺的关系，因而如何处理中西哲学的关系，就成了中国哲学学科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保持一种多元化的探索方式，我们可以继续用西方哲学来解读中国文本，也可以“在参照西方哲学和相对独立发展之间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38]，试图“找到一条比较靠近中学，借鉴而不依傍西学的理解之路，从而架起传统与现代的智慧桥梁”。[39]在这里，我们切忌范式的单一化。

同时，在我们着手以某种现成范式去从事中国哲学研究之前，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反思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反思这种范式能否兑现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当前中国哲学的研究已经可以完全抛开解答“中国有无哲学”的比较哲学研究方式，而是努力尝试确立中国哲学作为世界多元哲学之一元的独立性，使中国传统哲学作为一种有特性从而有价值的文化资源进入现代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哲学史家们的工作，就是用本民族的语言和思维，去向现代人吟唱本民族的哲学史诗，因此，探索主要依据中国哲学自身的资源来建立中国哲学的学科范式和话语系统，是更为基础性和本原性的工作。

在中西哲学之间，一些学者还强调中西哲学的“会通”。从目前学界的实践来看，这种会通带有强烈的单面性，即总体上是以西方哲学来辅助理解中国哲学，并且是让中国学界通过西方哲学来理解中国哲学，而不是使西方学界通过这种会通来更好地理解中国哲学。也许一些学者的本意在于为中西哲学找到一个具有共同点的对话平台，然而西方哲学界又有几人能够读懂汉语哲学界的文本，又有几个重视中国哲学界对西方哲学的论说？令中国哲学界尴尬的是，似乎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出发反而无法理解中国哲学的意蕴，要想理解中国哲学，反而要借助于西方哲学。在今后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或会通中，我们可以继续这种“以西解中”的事业，但不要轻易地、武断地否定“以中解中”的可能性。我们的确是无法回到古典文本的原语言和语境中去，但我们仍然可以用现代的中文语言和中国语境去重新解读古典文本。此外，在中国哲学的世界化问题上也不能一相情愿，用西方思想来诠释中国哲学只能是让西方学者初步了解中国哲学的“便宜法门”，但西方人真正要深入地了解中国哲学，那么他就必须学汉语，通古文，设身处地地试图用中国传统思维来进行思考，以图理解中国的古典文本。

再次，关于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海德格尔并不是一个汉学家或中国哲学史专家，但这并不妨碍他像叔本华一样对中国哲学进行解说以建立某种意义体系，也不妨碍他把中国哲学理想化而有所取用和有所发挥。关键之处在于无论是叔本华还是海德格尔，无论他们如何憧憬东方，都能“援东入西”，并能够“化东为西”，在借鉴和融会中继续西方哲学的传统或形成新的哲学传统。中国哲学界无疑有许多东西要向西方哲学界学习，但最根本也最首要的，还是努力培养西方哲学界那种活跃的创造力，相较而言，近几十年的中国哲学仿佛是犯了“贫血症”，自我更新和自我调节的功能非常孱弱。

中国哲学的继续发展，曾经是许多中国哲学大师对于未来的期望。例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的《结论》中都做过充满期待的展望。张岱年说：“西洋哲学及其方法已输入了中国，人们虽一时不免为西洋哲学所震炫，但需要新哲学的呼声已可以听到，我们可以期待着一个可以媲美先秦的哲学灿烂的情形之到来。”[40]这些话虽写于前一个世纪的上半叶，但对于今天的中国哲学来说，仍具有着昭示作用。从最近的情况来看，中国哲学界的情况似乎有了好的转机，一些主要依据于中国传统哲学资源的新的“中国哲学”开始渐渐由潜入显，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中国哲学界的努力，中国传统哲学必将获得她的当代形态，我们也许可以乐观地预告，一个中国本土哲学自主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41]或许哲学界将来从学科上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将是两个有联系但并不相同的学科。“中国哲学”指中国当代的哲学，它既包括当代的“中国的哲学”，也包括“哲学在中国”，而且是“哲学在当代中国”。“中国哲学史”则是关于从传统到现当代的中国哲学的历史。或许我们还应当意识到，将来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范式和传统具有相当重要影响的，很可能就来自于当代的“中国哲学”。只有这样，我们也才能把“哲学史”变成“当代史”，也只有在开发和利用中，使历史上的中国哲学由可能的文化资源，成为现实的文化资源。但是，令人担忧的是，从当前的整个中国学界来看，人们无论是从研究传统上还是从学术心态上都还未对中国传统哲学获得其当代形态而成为“中国哲学”做好准备。

注释：

[1]本文参阅了知识社会学的相关成果，如（美）华勒斯坦（Wallerstein，I．）等著，刘健芝等编译：《学科·知识·权利》，三联书店，1999年3月版；（美）华勒斯坦（Wallerstein，I．）等著：《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三联书店，1997年4月版。（英）巴里·巴恩斯（BarryBarnes）著，鲁旭东译：《局外人看科学》，东方出版社，2001年12月。

[2]本文在中国传统哲学以及中国传统哲学在当代的继续发展的意义使用“中国哲学”一词。

[3]：《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同上。

[4]关于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学科的典范意义，请参阅陈来著：《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版，其中的第13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贡献》，已有详论。

[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页。

[6]可参阅拙文：《理一分殊新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7]拙著：《朱陆之辩――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作者自序。

[8]参阅景海峰：《学科创制过程中的冯友兰――兼论“中国哲学史”的建构及其所面临的困境》，《开放时代》2001年第7期。

[9]彭永捷：《柳承国教授访谈录》，《原道》第7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另见《东亚文化研究》第1辑，东方出版社2001年12月。

[10]金岳霖：《审查报告二》，《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页。

[1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第14页。

[12]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3－4页。

[13]同上书，第4页。

[14]同上书，第1页。

[15]张立文：《朱陆之辩――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序。

[16]李锦全、冯达文主编：《中国哲学初步》，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2版。

[17]冯友兰先生于1988年2月写就并直到去逝一直挂在书房的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见陈来著：《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新理学与新心学》第十五章《〈中国哲学史新编〉与冯友兰的终极关怀》，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342页。

[18][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5～99页。

[19]《是哲学，还是思想――王元化谈与德里达对话》，《中国图书商报》2001年12月13日。

[20]同上。

[21]李宗桂：《中国哲学初步》导论。

[22]俞宣孟：《本体论研究》第三章“本体论与中国哲学的道”。

[23]张士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24]同上书，跋。

[25]请参阅陈来：《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附录《世纪末‘中国哲学’研究的挑战》。

[26]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第190页。

[27]张立文：《朱陆之辩――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序。

[28]M.Heidegger：《TheQuestionConcerningTechnology》，P.25。译文转引自俞宣孟：《本体论研究》，第526页。

[29]陈来：《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第355页。

[30]俞宣孟：《本体论研究》，第122页。

[31]张立文：《朱陆之辩――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序。

[32]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序。

[33]同上书，第307页。

[34]一些学者误以为范畴解释完全是模仿西方哲学，实质上是不了解中国的范畴解释传统。参见俞学孟：《本体论研究》，第123－124页。

[35]张立文：《和合方法的诠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36]拙文：《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哲学研究与史学研究》，《光明日报》理论版1997年7月31日。

[37]请参见刘述先：《论宗教的超越与内在》，收入《儒家思想意涵之现代阐释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波兰）柯拉柯夫斯基：《宗教：如果没有上帝》“写作缘起”，三联书店1997年4月版。

[38]洪修平、白欲晓：《在借鉴中深化对中国哲学的认识》，《光明日报》2002年5月21日。

[39]拙文：《朱陆之辩――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序。

科技立法论文范文第5篇

一、我国水资源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

1、水资源贫乏，供需矛盾加剧制约经济发展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人均水资源2200M3，人均水资源居世界第119位，世界人均水资源8800M3，是世界水平的四分之一，被列为世界上最缺水的十三个国家之一，据专家预言，2010年后我国将进入严重缺水期，2030年我国人口达16亿，水资源缺口400~500亿M3，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工业用水、城市用水量急剧增大，水资源供需之间的矛盾显现，造成工业生产停滞、城市供水限时、、、、、据统计：80年代全国缺水城市236座，缺水量1200万M3/d，90年代全国缺水城市300座，缺水量1600万M3/d，2000年代全国缺水城市450座，缺水量2000万M3/d。加之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农业人口约占70%，而在广大农村节约用水观念普遍不强，农业用水利用率相当低，造成了巨大的水资源浪费，供需矛盾进一步加剧，水资源型干旱导致广大农村农作物减产绝收、农村饮水困难、农民收入大幅度下降，严重影响人民的生产、生活，给工农业生产带来了无法估量的经济损失，是农村实现小康社会，工业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桎梏。

2、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衡

我国水资源与人口、土地、经济发展组合状况不理想，我国降雨在空间上分布不均衡，降雨量南方比较充沛，年平均降雨超过1000mm，而北方内陆地区降雨量少，年平均降雨量少于400mm，这种降雨分布的区域性差异导致水资源分布南北不均衡，北方资源性缺水严重。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国土面积占全国的36.5%，但水资源占全国的81%；而淮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国土面积占全国的63.5%，而水量仅占19%，其中西北内陆河地区资源性缺水更严重，这种南北水资源分布不均衡造成北方资源性缺水严重。

我国降雨受典型季风气候影响，全年降雨在年内时间分布极不平衡，降雨呈明显的季节性，其中70~80%降雨集中在汛期的6、7、8月内，汛期降雨强度大、雨量太过集中，往往地表径流汇聚而引发洪涝灾害，当降雨集中的汛期过后，工农业用水量依然巨大，因水量大部份都集中在了汛期，水资源集中期偏离农业用水集中期，水资源供需矛盾显现，季节性缺水严重，降雨的季节性造成灾害的季节性，大洪之后又遇大旱，汛期抗洪汛后抗旱，严重阻碍经济发展。

3、流域内、流域之间水资源利用分配不合理

我国目前水资源的开发极不合理，局部流域内上游不顾下游，左岸不顾右岸，拦河修坝截流，在上游对水资源进行过度的开发利用，导致水资源在上下游，左右岸分配利用不合理，严重影响居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在流域之间，水资源丰富的流域，用水浪费严重，水利用率低，而在水资源贫乏的流域却是河流断水，水库干涸，无水可用，连最基本的生态环境用水都无法保障，流域之间水资源利用分配不合理。建议国家加强对水资源进行统一管理、统一调度，保证水资源在流域内、流域之间的合理配置，综合考虑流域内、流域之间的用水需求，科学配置、合理调度，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4、污染严重形成水质性缺水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工农业污水排放量逐年加大，近年来全国污水排放量达600亿T，其中绝大部分未作处理直接排入江河湖泊，全国700多条河流中，有近50河段水域污染严重，水污染严重形成水质性缺水，生活水资源总量因河湖水源污染而不断减少。

5、各种用水需求不合理，导致生态破坏

我国北方的高纬度地区由于长时间的持续干旱，用水相当紧张，工业用水挤占农业用水，农业用水挤占生态环境用水，生态环境用水濒临枯绝，如果这样无休止的挤占生态环境用水，不合理的配置工业、农业、生态环境用水之间的比例，必然会对生态系统和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导致植被覆盖率减少、自然绿洲萎缩、草场退化、土地沙漠化严重，目前我国沙化面积已扩展到174.3万KM2，占全国面积的18.2%，而且年扩展速度呈增加的趋势，由20世纪70年代的1560KM2增加到90年代末的3436KM2。

目前我国有些缺水区，为了保证当地的生产、生活需要，对地下水开采过度，全国超采地下水约74亿M3，形成了160多个地下水超采区，导致地下水位降低海水倒灌，地面下沉，地下水盐碱化严重。

二、科学合理协调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1、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是基础

我国水资源贫乏，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用水总量也在不断加大，水资源供需矛盾曾加剧趋势，对水资源进行合理开发、科学利用势在必行，只有实现对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才能保证经济的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应与经济发展相协调，对于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应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即要服务于经济发展又不能开发过度，即要服从于经济又不能破坏生态环境，科学规划、统筹安排，在水资源的合理开发限度内促进经济发展。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而对水资源的开发应立足长远，不仅要为当前经济发展服务，还应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保障，不能对水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应充份考虑子孙后代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经济可持续发展是目的

我们对于水资源的合理开发、科学利用，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经济的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只有经济高度发展，物资产品才会不断丰富，人民生活水平才会不断提高，国家综合国力才会不断增强，因而我们应大力加快国家的经济发展，当然经济发展并非速度越快越好，应控制好这个度，经济发展速度不能超过水资源的的承载力，水资源开发过度必将导致生态系统造受破坏，经济发展会出大问题，经济发展会倒退，会出现回过头来搞治理，因而经济发展速度一定要合理，以实现经济的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

3、协调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诣发展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是基础，经济可持续发展是目的，我们应积极协调好这两个方面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育目发展，要做到人与自然和诣发展，经济发展一定不能超过资源、环境承载力，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应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内促进经济发展，相反如果超过了资源、环境承载力，必然会制约经济发展，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应大力促进经济发展，而不能制约经济发展，科学协调好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诣发展。

三、综合保障措施

我国对于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应科学规划、合理应用，采取综合措施充分缓解各种矛盾，协调各方面关系，实现经济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具体来讲有行政措施、法律措施、工程措施、技术措施、经济措施。

1、行政措施

国家应积极加强宏观调控，运用行政手段来合理引导，调整国家工农业产业结构及产业内部结构调整，经济发展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建立健全适合我国水资源现状的产业结构模式，我国目前单位产值工业耗水少于农业耗水，国家可以适当提高工业比重，在经济总量不减少的情况下，降低水资源需求总量，减轻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对于工业、农业结构内部进行产业转化，鼓励农民向节水型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大力发展渔业、林业、牧业等低耗水型农业，节约宝贵的水资源；对工业企业中高耗水低产出，强制进行技术改造，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对工业项目进行政审批时，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还应考虑环境生态效益，科学分析当地的水资源情况，对于超过水资源承载力的项目不充许上马，国家应积极加强宏观调控，实现水资源供需的总体平衡。

2、法律措施

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水法》、《水土保持法》《水污染防治法》宣传，提高全民节水意识，积极参予水土保持，水污染防治，依靠法制节水，节约宝贵的水资源，但目前我国对水资源管理法律体系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依法治水必须以法律为基础，这样才能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国家应加快这方面的立法建设，以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

3、工程措施

我国降雨因分的的区域性，致使地区之间水资源不平衡，相对而言南方水资源丰富北方贫泛，北方地区特别是黄淮地区水资源供需矛盾尖锐，农业干旱性缺水、河流断流、湖泊干涸，地下水超采，水资源环境恶化越来越严重，制约了当地经济发展，为了从根本上缓和我国区域性的干旱灾害，减轻水资源供需矛盾，兴建大型跨流域调水工程是必须的（如：南水北调工程），以缓和北方地区的资源性缺水，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保障南北地区经济同时协调、健康、快速发展。

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水资源比较丰富，但降雨在时间上分布上极不衡，呈明显的季节性，季节性缺水严重，在降雨集中期因降雨强度大，降雨太过集中往往引发洪涝灾害，降雨集中期过后由于雨量希少而引起旱灾，为缓解这种季节性旱灾，应在流域内兴建小型灌溉工程，在降雨集中期蓄水用于降雨集中期过后灌溉之用，除水害兴水利，同时还可以结合发电、养殖开展多种经营，活跃地方经济。

4、技术措施

我国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率低，一般只有30~40%，生产单位粮食用水量是发达国家的2~2.5倍，农业用水占全国用水总量的70%，水资源存在极大的浪费，因此应积极推广节水灌溉新技术，发展节水型农业，如滴灌、喷灌比传统的漫灌水资源利用率要提高约10~20%，可以大量节约宝贵的水资源；我国工业水资源利用率偏低，用水浪费严重，据统计资料，日本每增加一万美元GDP耗水208M3，美国为514M3，中国则高达5045M3，是美国的十倍、日本的24倍，如此大的差异主要差在科学技术，我们应依靠科技进步，大力进行工业部门的技术革新，发展节水型工业，充分发掘节水潜力，降低发展对水资源的消耗。依靠技术措施，发展节水型工业、节水型农业，为建设节水型社会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