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论文范文第1篇

农业经济论文2500字(一)：电商时代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探究论文

摘要：电商时代农业经济管理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要想提升农业经济管理的有效性，必须要结合时展开展农业经济管理工作，提升农业经济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基于此，本文就针对于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与探究，找出电商时代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一系列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策略。

关键词：电商时代；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策略

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我们逐渐进入到了电子商务时代，这一时代为很多行业带来了发展机遇，缩短了买家与卖家之间的距离，将信息化手段运用到多个行业中，提升了各行各业管理的有效性。农业是我国发展的基础产业，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农业管理模式己经不符合时展，迫切需要对农业管理模式进行创新，提升农业经济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当前我国很多地区己经开始开展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来看，在实际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导致管理效果不理想，迫切需要对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模式进行创新。

一、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含义

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指的是采用经济学、管理学以及信息化等手段对农业生产发展进行科学分配与管理的过程，目的在于推动农业经济管理水平的提升，增强农业经济管理的有效性。

在传统模式下，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的手段较为落后，基本上都是采用面对面、手动等形式来开展管理的，对信息的获取也较为困难，需要对各类信息进行手动对比、统计等，以了解农业经济管理的效果。并且在销售农产品的过程中，也需要采用面对面销售等形式，整体管理效率低下。而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则可以借助于信息设备来开展农业经济管理，比如借助于相关的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等对农业发展的相关信息进行统计和对比，深入了解农业经济管理的效果、过程等。还可以借助于相关的平台农业信息，对农产品进行销售等，这有助于提升农业经济管理的效果，推动农业产业的稳定持续发展。

二、电商时代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一）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意识低下

电商时代虽然能够为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带来诸多有利条件，提升农业经济管理的有效性，但是当前我国很多地区人员对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认识都不足，在实际发展中不注重信息化手段的运用，导致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效果不理想。因为很多农村地区的农业经济管理都缺乏系统、科学的管理模式，整体管理制度较为单一，而且大部分都是农户自家管理，以一家一户为基本单位，农业产业化水平较低，不注重信息化技术的运用，所以整体信息化管理效果十分不理想，亟待对这一问题进行改善。

（二）缺乏专业技术人员

电商时代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开展离不开专业化的技术人员，由于农业生产的主体大部分都是农民，他们的信息化技术通常较低，如果不注重对其进行培训，无法提升其技术水平，那么就难以提升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效果。当前我国很多地区都缺乏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技术人员，且不注重对农民开展信息化培训，整体农村信息服务队伍建设滞后，无法满足时展需求，影响了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工作的效果。

（三）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資源开发力度较低

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其涉及到的内容较多，包含很多细节性的内容，只有做好每一个方面的工作，才能够真正提升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水平。但是当前由于农业经济管理缺乏专业技术人员，以及人们对其认识缺失，导致其信息化资源开发的力度较低，各个方面的信息难以共享，影响了整体工作的开展。

三、电商时代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策略

（一）提升相关人员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意识

要想提升电商时代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水平，必须要提升相关人员对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认识，强化这方面的意识，如此才能够更好地将信息化手段运用到农业生产和管理中，才能够推动整体管理效果的提升。这就要求个地区政府要加强这方面的宜传，为农民普及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方面的知识，并加大资金投入，引进对应的设备或者系统等，为信息化管理工作的更好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为了确保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顺利开展，政府还可以成立专门的资金管理小组，对所拨的资金进行系统管理，确保每一笔资金都可以运用在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方面。

（二）加强人才培养

第一，做好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人才培养。人才是行业发展的关键，在电商时代，各地政府应当做好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人才培养工作，可以从外部引进专业化技能水平高的人员，也可以结合自身情况将本地区信息化水平高的人员送往专业机构参加培训，使其更好地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有效服务于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中。只有培养出来一批既懂得农村经营管理、有农业生产知识又有高科技信息技术的综合性人才，才能够为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开展提供充足的保障。第二，要对农民进行培训，建立农业农村信息化服务队伍。要重视农民培训，积极为农民灌输信息化知识，提升农民的整体素质，使其有更高的信息认知能力，在农业发展中更好地引入信息化技术。同时，还要充分发挥农业推广学校学生以及农业科学技术推广站的作用，多鼓励其开展公益农业技术讲座或者开展相关的培训等，采用各种形式为农民传递技术知识，促进农民技术水平的提升。

（三）科学整合资源，提升合作力度，促进信息服务水平的提升

第一，要构建适应农业经济发展的机制，颁布相关政策，逐步推进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并对各方面的数据和信息进行整合，推动农业相关资源的共享和兼容。并且还要结合农民、农村、农亚的不同需求收集对应的数据和资料，确保农民对信息的需求。并提升农业信息源以及信息渠道的发觉、开拓等工作，对信息源进行全面把控，做好信息加工，去伪存真，确保所搜集的信息准确和完整。第二，要加强与社会的联系，比如与相关媒体以及通信企业等进行合作，将农民在这方面的压力降低，确保农民能够在各方面得到帮助，提升信息化建设的效果。

农业经济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乡村振兴视域下农业经济管理的优化策略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传统的乡村农业发展模式已经不适合现在新时代的要求，但是在我们国家进行乡村振兴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困境，这些困境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我们国家新时期乡村发展的脚步。本文结合了现如今乡村状况的分析，对如何更好地运用乡村振兴策略推动农业经济发展进行了探究与分析。

关键词：乡村；振兴策略；优化措施

一、我国现如今农业经济管理现状

我们国家现实性农亚经济也随着时展在不断的改善与完善，但是我们国家农业经济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们国家农业经济境界的转变[1]。

第一个问题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大部分农业经济管理体制较为落后。农业是我们国家基础性产业，同时在我们国家经济中农业占的比额也是较大的，但是也正是因为如此，对农业进行改革的工作是十分巨大且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完成的。虽然我们国家的农业经济管理体制在不断地进行改革，但是现如今我们国家的经济管理体制与欧美国家相比还是较为落后的。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们国家部分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速度较快，这些地区逐渐了适应现代化农业的要求，同时他们的生产劳作方式也在不断的按现代化的要求在逐渐转变。但是在其余地区仍然采用较为传统的小农经济模式，在这种经济模式下，虽然所带来的生产产值能够给农业劳作家庭带来温饱，但是这种模式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发展。在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中，他们缺乏支柱性产业，大多数的农户都是按着他们过去传统的经验对产物进行种植，他们种植的方向也只是根据现如今他们的需求进行种植，同时，在部分地区人口流失十分严重，大多数人选择进城务工以获取更高的经济收益，这就导致了在农村地区进行农业工作的工作者严重不足或者是劳动力老年化现象十分严重[2]。

其次，在部分地区进行农业生产的时候，当地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基础设施的不完善，就会导致大多数农业生产过程中需要人力去进行大量的劳作，这种劳作方式既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同时也没有办法带来较高的经济收益。而且仅仅依赖人力去进行工作，很大程度上对农产品的质量提高带来了一定的组织。在人力的条件下，是没有办法给农作物带来更好的生长条件，没有办法调控室外气温，没有办法对播种的时间以及浇水量进行精准控制。但是在完善基础设施后能够采用温室种植等科技手段去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以及节约人力资源成本，同时完善基础设施后也能够对农作物的质量进行一定的提高与保障。在我们国家部分地区，虽然己经率先接触了高兴去农业，同时也对农业技术进行了一定的实践与发展，但是在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仍然没有办法采用高科技农业产业，不仅如此有些地区连农业工作的基础设施也较为老套落后，连正常的农业工作都没有办法保障。

最后是在我们国家进行农业生产的过程中，部分管理者管理理念相对落后，同时在他们所进行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对信息化运用水平也较低。在我们国家部分地区进行农业生产的过程中，仍然是采用传统的管理方法，在农业生产中没有设立合适的竞争机制，也没有对从事农业的工作人员进行一定素质上的筛选和能力的培养。所以在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中大多数都是靠天吃饭，不仅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同时生产产值也没有办法得到提高。在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过程中，没有办法对信息化进行很好的应用。对一些农业生产的方式与方法没有通过网络等途径进行及时的推广与宜传，造成部分地区农业生产时节滞后，造成后期农产品滞销的情况[3]。

二、乡村振兴策略对农业发展的展望

为了推动我们国家农业经济的发展，提出了乡村振兴策略。这一策略对我们国家农业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新目标以及新任务。因为农业是我们国家的支柱性产业之一，所以推动农业的发展，对推动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提升我们国家综合实力有着莫大的帮助。在乡村振兴策略中，首先坚持的一点就是要对农业的发展进行优先的推动，这种推动需要运用现代化的技术科技对农村中的农业生产进行不断的完善与提高。其次，在乡村振兴发展战略中，要大量引进高素质农业生产人员回村，提高当地乡村农业的生产质量与水平。鼓励和推动农业工作者创新创业，着力对农民的收入进行提高，吸引城里务工的人员返乡创业，同时，坚持把创新创业放在农业发展的第一位置，对农业的经营机制逐步的完善，并且打破过去传统农业的局限性推动农业朝多方面发展。最后是在我们国家进行农业经济转变与发展的过程中，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可持续发展同时促进我们国家农业健康长久的发展。推动我们国家农业发展，并不是要求我们国家农业在短时间内所产生的经济产值快速提高，而是要们国家的农业以一种绿色的，可持续的方式去逐步发展。同时，在我们国家农业生产方式的发展与转变过程中，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而不是为了经济产值而透支土壤的生产能力。

三、乡村振兴策略应用概述

如何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对农业经济管理进行更好的优化，首先，我们要做到的一点就是对农业经济管理体系上的法律法规进行健全与规范。法律从来都是一个国家的立根之本，完善农村经济管理体系中的法律法规，从一个侧面来说是为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帮助。同时，在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之下，对农业经济管理体系进行建立与完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农业工作者的根本利益，同时也能够在农业工作中出现问题时候，能够按照一定的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在这些法律法规完善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立足于乡村振兴的理念，并且根据当地所属的环境与条件对法律法规进行完善与推广。在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传统方式不同，所以在进行法律法规制定的过程中，要避免出现一套法规应用在所有地区上面。在完善法律法规之后，要对国家提出的农业经济发展策略进行有效的推进与落实，优化乡村中的生产管理模式，推动农业工作者创新创亚，并且对农业工作者给予一定的规范，以及对非法劳作的农业主作者进行一定的惩处。

其次，需要对我们国家现如今的农业科学技术水平进行推广与创新。我们可以看到，在其他欧美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是进行科技化种植的，合理的科学农业耕作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业工作的质量以及节约了在农业工作過程中的人力投入。同时，国家在进行农业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的过程中，对部分地区也要完善他们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他们在进行农业生产的过程中所需要的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能够正常运行。

最后是要加强团队建设以及开展信息化的管理。在现代化农业生产的过程中，不是仅仅依靠个人就能够完成整个农业系统的操作，农业系统的操作是要依靠一个团队去完善和推进的。可以吸收各种方面的人才去进行团队的构筑，在从事农业工作的人员中，部分人员擅长信息技术管理，部分人员擅长机械方面的应用，在团队中，应该根据每个人擅长方向的不同而进行工作任务的分配，同时在团队中也要设立合适的强惩机制，避免部分人员在团队中消极怠工，从而导致整个团队工作的进程落后。提升农业经济管理水平的关键就在于提升管理团队的素质，在管理团队中要注重提高农业经济管理人员的素质。同时在这个团队中，要强化农业经济管理人员的自我提升意识，让他们主动吸收新实现技术同时将信息新技术教授给现如今的基层农业工作者。在从事农业经济管理过程中，善于运用信息化管理是农业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这也是农业发农业发展符合现代化的要求之一。运用信息化技术，能够将新的生产技术及生产资料在同一平台上面进行发放，同时农业工作者也能够通过这一平台了解到更多的信息。不仅如此运用信息化的管理能够对我们国家农业经济发展的整体效率进行提升，同时也能够将我们国家农业经济的信息进行一定的整合，加强我们国家对农业的管理。并且信息化的平台也能够使各地农业工作者之间进行沟通与交流，同时也能够使他们之间产生一定的竞争意识，推动各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

农业论文范文第2篇

（1）特色农业发展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这一科学论断的具体体现，它代表着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农村经济可持续健康增长的必然选择。首先，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资源贫乏、农村人口相对较多的发展中国家。要想不断解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当前的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决定了我们必须进行深层次的农业产业改革，而发展与各区域自然地理、风土人情、传统文化相适应的特色农业则是众多方案中的较好选择。农民收入水平的高低与持续健康的发展直接关系到我国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和谐、稳定和持续健康的发展。近年来局部地区大面积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呈塌方式、地陷式下降，农民生活水平起伏波动较大，引发农民心态的巨大波动，已引起了中央及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为了建设一个和谐、稳定、繁荣的新时期的农村社会政府也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当前农村工作，甚至整个经济工作的重点。农业仍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它关系到国家的稳定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特色农业是实施新一轮提升农村经济大发展的重要举措。通过发展特色农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综合生产能力，可以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步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条件。其次，我国虽然土地资源类型丰富，但适合传统农业的土地并不多。在相对贫瘠的土地上发展与之相适应的特色农业，不仅可以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还可以改善土地生态环境，恢复生态平衡，做到一举两得。例如：黄土丘陵沟壑区，是我国北方生态脆弱、产业单一、广种薄收、乡村贫困的特殊问题区域。“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土地利用方式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键“瓶颈”。通过相关研究结合当地地形地貌特点与水土流失所独有的自然规律，最后通过采用旱作农业与节水灌溉技术、推广造林护耕技术、生态农业技术的创新与应用等典型农村特色生态经济模式，使该区经济水平得到了大幅的提高。在我国由于地域辽阔，各地自然资源条件千差万别、各不相同。要站在国家层面上科学地统筹规划，合理建议每一片区域适宜什么样的特色农业的发展。再次，通过特色农业的发展，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可以提高广大农民自觉自愿地学习科学技术的热情，从而促进我国农村农民文化水平的整体提升，为提升我国农村在全国乃至世界的整体地位打下坚实的基础。

（2）发展特色农业能有效实现农业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一定区域内存在着各种自然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松散的农业资源要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要因地制宜合理统筹配置有限的农业资源要素，敢为人先大力支持发展与本地条件相适应的特色农业。形成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少我多的绝对优势，保持我国农村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

（3）特色农业发展有利于农村经济的持续增长

特色农业发展壮大起来了，可以带动周边一系列的相关行业，如农作物深加工、农产品储藏、运输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区域性的产业链条，把独特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开辟新的就业渠道，增加就业机会，实现农民增收目标。

（4）发展特色农业能有效地保护自然生态环境

特色农业对于资源和生态环境有着特殊的要求，它不以破环、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它是在有限的前提下对自然资源的合理有效充分的利用。发展特色农业必须自觉遵守自然规律，坚决按自然规律作出合理的安排，兼顾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既能够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资源，又有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调动农民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实现对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2特色农业发展需注意的问题

（1）特色农业不一定是高产量农业

有些从业人员由于存在急于求富的心理，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恶意扩大生产规模，丝毫不顾自然资源的有限承载额度，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一现象的出现极大地破坏了自然资源的持续利用，打破了自然生态的脆弱平衡。因而特色农业既要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市场需求为出发点，又要不能一味地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违背其自身发展的规律。

（2）特色农业与常规农业共生并存

常规农业解决吃饱，特色农业解决吃好。不能为了特色而特色，只做或做足表面文章，一味迎合上级领导、一味满足填报数据的需求。特别是有些地方在行政命令的干扰下，不切实际地好大喜功。用适合常规农业的资源条件做特色农业的大文章，好看不中用，最终出现喜人的开头、悲惨的结局。我们应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在可行的条件下适宜发展什么农业就发展什么农业，不因人为的因素而发生改变，做到有始有终、错位发展、相得益彰。

（3）特色农业与现代科技的运用

特色农业的发展要立足于当地的自然资源条件，不能简单地利用现有科技没有底线地仿制扩大化生产。科学技术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促进的作用，但不是彻底改变农业生产方式。母鸡下蛋和人造鸡蛋一样都是蛋，虽然表面上差不多，但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从事特色农业的生产要立足现实，在不改变本质的可行的前提下，根据市场需求合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加快特色农业的发展。

（4）特色农业与产业化生产

在传统农业中，历史上传统特色农业由于受到自然资源和人类因素的影响，以个体家庭为承载主体的生产缺乏产业化生产的社会分工、协作。这是一个传统农业的遗留问题，农民往往以户为单位，自给自足。在当前我们在不改变特色农业本质的前提下应建立完善的产业化生产，产业化生产的社会分工、协作要从制度开始健全，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挂钩，将每个农民按照其特长放在最需要他的岗位上，从而最有效地提高特色农业的社会、经济效益。

（5）特色农业与配套生产

农业论文范文第3篇

内部经济理论是阿弗里德·马歇尔（A.Marschall）在他的代表作《经济学原理》（1890年）中提出来的概念。“内部性是指由交易者所经受的但没有在交易条款中说明的交易的成本和效益”。②内部经济是指一个厂商由于市场需求增加而扩大经营规模，通过充分利用生产设备，加强生产过程专业化和经营管理而获得的经济利益。与之相对应的内部不经济指的是一个厂商由于生产规模过大、生产效率低而蒙受的经济损失。而外部经济是指一个厂商因相关的其他厂商的经营活动而获得的经济利益。与之相对应的是外部不经济，是指一个厂商因其他厂商的经营活动而蒙受的经济损失。农业产业化在发展过程中，龙头企业要注意自身的规模，实现内部经济，推动农业产业化良性发展。

二、帕累托最优理论

帕累托最优（ParetoOptimality），也称为帕累托效率，这一概念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博弈论以及相关社会学科。而帕累托改进是与帕累托最优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是资源分配与利用的一种理想状态。二者区分可以理解为，帕累托改进强调的是资源分配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变化过程中，在没有任何参与者境况变差的条件下，使得至少一个参与者境况变好；而帕累托最优强调没有任何一个参与者可以在不损害其他参与者利益的前提下，获得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最优理论告诉我们，在农业产业化过程，要注意各方利益关系，努力实现双赢，甚至多赢状态。

三、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强调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交易各方对商品信息的了解具有不对等性，即交易各方中存在掌握商品信息较为充分的主体，也同时存在信息较为匮乏的主体，其分别处于市场交易中的有利地位和不利地位。该理论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乔治·阿克尔洛夫和迈克尔·斯彭斯三位美国经济学家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市场交易中卖方相比较买方而言掌握更多交易商品的相关信息，处于有利地位；信息拥有者可以通过向信息匮乏者交易信息而获益；买方总是通过各种方法试图获得交易商品的更多信息；信息不对称是“看不见的手”指挥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弊病，可以通过提升除买卖双方之外第三方（如相关政府部门）的监督和规制来减少其负面效应。这一理论为诸如股市波动、择业失业、商品促销、劣质品驱逐优质品等市场现象提供了经济学解释，被广泛应用到从传统的农产品市场到现代金融市场等多个领域。在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过程中，政府要积极出台各项规章制度，规范龙头企业与合作企业之间、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农户与农户之间的交易行为，使交易各方风险共担，利益共享③。

四、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理论是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Coase）于1937年《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次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企业和市场在市场经济中是具有相互替代性的，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与不确定性是市场交易费用高昂的重要原因。企业存在的必然性就在于大大节约了交易费用，企业通过统筹生产要素所有者和产品所有者的行为，减少交易各方的数目从而降低摩擦与风险，降低交易成本，而另一方面节约交易费用也是企业采取各种不同的组织形式的终极目标。企业取代市场的原因也在于企业能够通过统筹组织获得低于市场交易的交易费用。在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以农企合作为核心的产业化发展可以灵活采取多种形式组织经营，在市场交易的过程中寻找适合本地区农业经济发展、节约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的发展方式。

五、专业化人力资本理论

专业化人力资本是20世纪80年代新经济增长理论在解释经济持续增长问题时首次提出的，指劳动者通过边学边干、正规教育和专业培训等途径获得的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存量。该理论与专门职业技能的掌握紧密相连。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提出的以物质资本和同质性劳动为基本生产要素的产出增长模型，强调市场竞争中资本和同质性劳动的投入和产出的替代作用，这种替代作用只可能得出规模报酬递减的结论，无法解释经济现实中的规模效应，因而就不可能解释经济的持续和快速增长。这种理论的增长的均衡条件就是人口的自然增长大于零，即经济增长以人口增长为前提，这与现实经济状况是相违背的。于是，新经济增长理论模型极力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其中，R.E.卢卡斯(R.E.Lucas（)1988年）提出了一个用专业化人力资本内生化技术进步因素的增长模型，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运用更微观的、个量的分析方法，将T.W.舒尔茨（T.W.Schultz）的人力资本和索洛（Solow）的“技术进步”的另一种增长动力形式，视人力资本积累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使之内生化，具体化为个人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导出了不依赖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经济均衡增长的约束条件，不仅解决了新古典增长模型的“不愉快的结果”问题，而且为长久困扰着经济增长理论的规模效应和市场竞争的矛盾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工具。专业化人力资本能说明现代社会专业分工导致生产率提高的内在原因。农业产业化进程，迫切需要农业科技推广队伍进行科普推广，需要专业人才的科学指导和合理建议。

六、非均衡发展理论

发展经济学认为，均衡和不均衡是农村经济发展以及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两种固有选择。纳克斯（RagnarNurkse）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哈罗德（R.F.Harrod）—多马（E.D.Domar）模型、P.N.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构成了产业均衡发展理论的核心内容，这是农村经济及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均衡选择。即强调在经济发展区域中全面布局以工业为核心的生产力，通过全局发展实现地区经济和产业的均衡发展。这种战略的出发点虽好，但却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贫困不发达地区不可能拥有推动本地区所有区域、所有产业全面发展的丰裕的资金。农村经济及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另一个选择是各部门各地区的非均衡发展理论。该理论以A.D.赫希曼·佩尔鲁克斯等为代表，认为由于缺乏全面均衡增长的资本资源等先决条件，不发达地区无法实现各部门的全面投资，只能通过利用产业的前后旁侧带动效应和地区发展的增长极辐射效应而实现梯度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综合认为非均衡发展优于均衡发展。而这种观点忽略了产业之间、部门之间的协作与分工，其所形成的产业、空间二元结构会导致城市发展增长点单一、地区差异扩大等问题，无法形成以点带面的发展目标。所以，农村经济发展与农业产业化发展，应根据自身发展条件找寻均衡发展理论和非均衡发展的融合点，充分认识到非均衡发展以点带面增长的必然性，允许农业产业化发展中部分产业、部门实现非均衡发展。同时，在推动非均衡发展的过程中注意产业和地区之间的协同合作，先发展的企业、地区带动后发展的企业、地区，先进的行业带动后进的行业，在非均衡发展中实现经济产业化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

七、制度创新理论

农业论文范文第4篇

农业是商代先民的社会经济基础部门，也是构成当时社会经济的主体，是人们衣食的主要来源。吴城文化是一支以经营农业为主业的商代文化，吴城先民的农业生产技术已达到了相当发达的水平，在农业生产工具方面颇有创造，发明了一批适合于南方水田稻作农业生产的农具，并在当时率先使用青铜农具，对当时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作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本文试从农业生态环境、农业起源、生产工具、农作物种类、农业经济模式与文明进程等几个方面加以分析，试图找出江西古代文明起源的社会经济基础。

一、农业生产的生态环境

农业生态环境是指植物新陈代谢所依赖的气温、日照、雨量、地貌、土壤等气候、地理条件。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历史上，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比较差，对自然力的依赖比较强，所以，生态环境的优劣，对农业起源的发展起着相当重要乃至决定性的制约作用。

鄱赣地区地处长江中下游交接部的长江南岸，位于北纬24°29′14″-30°4′41″，东经113°34′36″-118°28′58″之间，现在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平均年降雨量在1000-1200毫米左右，湿度大，气温高，无霜期长，一月份气温在0℃上下，七月可高达30℃以上，平均气温高于15℃的持续日为175天左右(2)，丰富的热量资源和水资源为水稻等喜暖作物的栽培提供了优越的气候条件。

关于这一地区商周时期的气候状况，史书缺如。竺可桢对我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化进行研究后指出，夏、商时期，华北地区的气候跟现代有差别，年平均气温比现在略高2℃(3)。近年来，自然科学家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华北地区出土的动物骨骼种类鉴定和对植物及其花粉孢子的分析测试，其结果正好与竺可桢先生的研究成果相一致(4)。这一成果同样适用于赣鄱地区的古气候研究，也就是说，这一地区在商周时期，年平均气温比现在约高2℃。自然科学工作者认为，某一区域年平均气温下降2℃，就等于将该地向北推移200-300公里，相反，若上升2℃就等于将该地向南推移200-300公里(5)。据此，在商周时期，

华北地区的气候应该与今天的长江中游地区差不多，属亚热带气候；依此类推，赣鄱地区商代的气候就大致与现在珠江流域相近。新中国的考古资料印证了这一推断：地处长江下游、杭州弯附近的距今七千年的河姆渡遗址中的出土物，经孢粉分析推测，这里曾"生长着茂密的亚热带绿叶阔叶林"，主要树种有樟树、枫香、木考、青岗、山毛榉等，林下地被层发育，蕨类植物繁盛，有石松、卷柏、水犀骨、瓶尔小草，树上缠绕着狭叶海金沙。海金沙现在只分布于广东、台湾、马来西亚群岛、泰国、印度、缅甸等地"(6)。根据对上海崧泽遗址的孢粉分析研究，在公元前三千纪时，长江下游的气温比现在高1-2℃(7)，这种湿热的气候条件适宜于南方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生产。

赣鄱地区地理条件优越，三面环山，北靠长江，形成了一个向北开口的巨大盆地，发源于周围山地赣、信、抚、修、袁等五大水系穿过盆地，汇入鄱阳湖，流入长江，在盆地中部构成了一个发达的向心式水系，河流众多，水网密布，湖沼星罗棋布。鄱阳湖在当时称彭蠡泽，在都昌松门山以北，松门山以南的湖区地势低缓，河沼湖泊密布，是一望无际的平原。盆地的中部、北部、地势平缓，土地为黄壤或红壤，有机质含量可达5%-10%，天然肥力较高，灌溉便利，是理想的农耕之地。《尚书·禹贡》在评述九州土壤条件中，把荆州的土地列为下下等，扬州为下中等，皆为涂泥之地。其实，这种划分并不科学，是其作者对南方的土壤缺乏认识的偏见。因为当时南方气候温暖湿润，种植水稻，一年之中，有很长一段时间田中蓄水，这就是所谓的"涂泥之地"，对种植旱地作物来说，确实不宜，将其归为下下等。南方的耕作方式与北方通行的旱地耕作方式不同，南方的耕作方式是"火耕水耨"，所谓"火耕水耨"，据《史记·平准书》应诏注："烧草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独稻长，所谓火耕水耨也。"水稻生长期间，田间蓄水，杂草踩入泥中自然腐烂，作物收获后，秸秆还田，放火焚烧，又是极好的有机肥，北方人不懂得"火耕水耨"是对南方水田耕作方式的描述，错误地理解为生产力和耕作方式落后的一种表现形式。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南方的这一生产方式作了公允一些评价："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赣鄱地区优越的农业生态环境，为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这一地区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是以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为先决条件。

二、农业起源

农业起源是一个全球性的研究课题，一般来说，农业起源是与新石器时代的出现同步的，新石器时代革命实质上是农业革命。

人类的原始农业，起源于人类对野生植物的驯化。赣鄱地区正好在中国稻作农业区，因而这一地区农业的起源自然就与水稻的起源联系在一志。关于水稻的起源，至目前为止，学术界已基本取得一致意见，认为起源于中国本土，至于起源于什么地方，则有云贵高原说(8)、华南说(9)、长江下游说(10)、黄河下游说(11)等4种不同的意见。黄河下游说主要是依据文字训诂，缺乏考古学、生物学方面的证据，赞成者极少；云贵高原说，主要是从生态学的角度，根据云南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以及丰富的野生稻资源来论证，但缺乏考古学方面的证据；长江下游说则更多地依靠考古学的材料以及文献记载中野生稻存在的史实来论证，应该是有说服力的，但也有人提出，考古学有一定的偶然性；华南说主要依据的也是生态学方面的证据和野生稻广泛分布的现状，但缺乏考古学方面的证据。总体上说，后三说的地点都集中在适合水稻生长的中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来寻找中国稻作的起源地，争论各方都有其立论依据，但都还不够充分，以至形成鼎立局面。严文明先生在综合各家意见的基础上，从考古学、历史地理学、古生物学和文化人类学等方面作全面考察，提出水稻起源多元论学说："既然适于栽培的野生稻在中国、印度和东南亚等许多地方都有分布，那么栽培稻也就可能在许多地方较早地独立发生。中国的水稻固然不必到外国去找根源，而中国本身也不必只有一个栽培稻起源的中心"(12)。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很有见地，切中要害。

赣鄱地区气候、地理条件优越，适宜野生稻生长。东乡县至今仍有野生稻，经鉴定，系现代栽培稻的祖本(13)，说明在比现在气温略高的新石器时代，这一带很可能生长着成片的野生稻，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原始先民们很有可能在渔猎经济时代，已熟悉、认识并开始采集、食用野生稻，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长期采集野生稻的过程中经过仔细观察，逐步发现、认识了野生稻的生长规律，经长期的经验积累，将分散的野生稻移栽到住地附近，集中管理，掌握了驯化、栽培它们的简单知识，开始有意识地照料住地附近某一片野生稻。从简单地采集野生稻穗、到有意识地照料、再发展到人工移栽，很可能是赣鄱地区先民稻作农业革命的三步曲。

赣东北的万年县离东乡县不远，境内有一处属于旧石器、新石器时代之交的仙人洞遗址和吊桶环遗址，1993-1995年北京大学、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安多沃考古基金会组成中美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二个年度的发掘，出土了大量文物标本，采集了一批供科学研究的样品。对该遗址采集样品进行孢粉分析，结果表明，禾本科花粉在仙人洞遗址普遍存在，自下而上数量明显增加；对吊桶环遗址进行植物硅酸体细胞分析结果表明，早在12000多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末期，这里的居民已开始采集附近的天然野生稻，到新石器时代初期，已出现了栽培稻，对野生稻的驯化从距今10000年一直持续到7500年前后，此后，栽培稻完全取代野生稻。这一系列考古遗迹、遗物，充分证明江西是中国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之一(14)。遗址中还出土了石斧、石斫、骨铲、石磨盘、磨棒等与农业生产、谷物加工有关的生产工具及一定数量的原始陶片，可以辩明器型的有作为炊器的陶罐(15)，也从一个侧面支持这一鉴定结论。一般都认为陶器是与原始农业差不多同时产生的，农业产生后，由于农产品的丰收，人类需要缸、瓮、罐等器具来贮藏粮食，由于粮食产品的剩余，人类开始酿出了醇香的美酒，从而推动了壶、觚等酒器的制造，这一切都表明，陶器的发明、发展与原始农业息息相关。安志敏先生认为："陶器的产生是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一般是先有农业，然后再发明陶器"(16)。

三、农具

生产工具是一个社会在一定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物化形态，是认识该社会经济形态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农业生产工具在农业生产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工具改进和革新，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重要前提。吴城文化诸遗址出土了大批农具，按质料来分，有铜、石、骨、木、陶5类，按器种来分，有起土、中耕、收割、3类12种：

1、起土农具，有犁铧、耒、耜、锸、铲、锛、7种。

1）青铜犁铧2件，新干大洋州出土，三角形宽体式，两则薄刃微弧，三角形銎，銎部正中有一穿对通，以系钉固定犁铧，两面饰三角形云纹。标本342，长10.7，肩阔13.7，銎高1.9厘米，两刃夹角65°，犁面与犁背夹角10°；标本343，长9.7、肩阔2.7、銎高1.6厘米，两刃夹角65°，犁面与犁背夹角10°(17)。这种犁与新石器晚期以来江南地区流行的三角形石质破土器相类似，它的出土，说明过去人们把三角形石质破土器推定为石犁的推论是正确的(18)；李学勤先生还据此推定1973年山东济南拣选出的1件青铜犁铧是商代遗物(19)。

据季署行先生研究结果，像新干出土的这种犁面与犁背夹角为10°的犁铧在南方水稻田中耕作，所需牵引力约为2.6-7.8公斤(20)，在一个人正常的拉力范围内，也就是说这种犁的出土，并不能说明当时已产生了牛耕，只能作为产生了犁耕的证据，而且这种犁耕也是很原始的，因为它还没有与之配套的犁壁，只能松土、破土，不能翻土，不能有效提高精耕细作的程度，因而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犁耕。不过，这种犁的发明和使用，还是农具技术史上的一项重大革新，因为铲、耒、锛等农具对土地的作用力是垂直力，利用杠杆原理将土翻起；犁对土地的作用力是水平力，是后世犁耕技术发明的技术基础，其工作效率远比耒、铲要高："一人聀耒而耕，不过十亩"（《淮南子·主术训》）。"亩五顷，用耦犁，二牛三人"（《汉书·食货志》）。

由此可知，汉代牛耕是耒耕效率的16.5倍。贵州黎平县侗族有木牛，即人拉犁耕作，据调查，木牛的工作效率是锄耕的2倍(21)，这种效率可能比较接近商代的实际。2）青铜耒1件（标本346），新干大洋州出土，背面无纹，椭圆銎，銎口有箍，双扁齿，其中一齿在使用中已残损约1厘米，通长12.7，齿距8厘米。耒是一种起土农具，有单齿、双齿之别。《周礼·考工记》云："车人为耒，?长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缘其外，以至于首，以弦其内，六尺有六寸，与步相中也"，"坚地欲直?，柔地欲句?，直?则利推，句?则利发"。

3）青铜耜、木耜各一件。青铜耜1件（标本347），新干大洋州出土，三角形宽体式，平面呈梯形，平肩，刃微弧，正面中部拱起，背面平齐，形成纯三角形銎，有一穿对通，正、背两面饰三角形云纹组成的简体兽面纹，长11.5、肩阔15.2、刃宽9.1厘米。《周礼·考工记》云："匠人为沟洫，耜广五寸，三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谓之圳"。该书成于战国，当时的尺度，据传于1931年在河南省洛阳金村古墓中出土一铜尺，现藏南京大学，铜尺长23.1厘米，五寸正好是11.5厘米(21)，与新干出土实物相印证。樟树市吴城商代遗址出土1方较为完整的石耜范，标本75T8②：821，长17.5厘米，宽13厘米，柄长4厘米，灰白色粉砂岩质，身近梯形，微弧刃，中脊凸出，柄呈扁椭圆，近刃部一端，一侧有浅凹槽，近柄端两侧也有斜形凹槽，型制与新干青铜耜完全一样(22)。木耜1件，九江县神墩商周遗址商代水井中出土，长88厘米，有直柄，前端呈方形(23)。这些实物的出土，说明耜这类农具在赣鄱地区有着比较广泛的使用。

《易·系辞》云："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东汉的许慎把耒、耜说成是同一种农具："耒，手耕曲木也。"；"耜，耒端木也"(24)，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后世注家多沿用其说。徐中舒先生在《耒耜考》一文中，力辨众谬，指出"耒与耜为两种不同的农具，耒下歧头，耜下一刃，耒为仿效树枝式的农具，耜为仿效木棒式的农具"(25)。这是很精辟的见解，新干所出青铜耒、耜以实物证明这一推论的正确性。在商代，耒、耜的确是两种不同的农具，而且也是两种主要的起土农具：

"修耒耜，具田器"（《礼记·月令》）。

"古者剡耜而耕"（《淮南子·汜论训》）。

"以六尺之耜所以成亩也"（《吕氏春秋·任地篇》）。

4）青铜锸2件，新干大洋洲出土，分两式。I式（标本345），正方形扁平体，圆角平刃，口薄，正面拱起，背面平齐，銎口正中一孔，长13.1、肩阔14、刃宽11厘米。这是湖北盘龙城二里岗期长方体锸到晚商U形锸之间的过渡形制。II式（标本344），平面呈U形，双肩稍耸，弧刃，正面拱起成弧形，背面平齐，銎口正中处有一圈云纹，长11.5、肩阔14.8、刃宽11厘米。这种凹口锸是西周乃至春秋战国时期锸的基本形制。新干大洋洲同时出土两种型制的青铜锸，说明锸这种农具在商代的吴城地区已有一定程度的使用，其形制在使用中得到了改进、发展。锸，到汉代仍然是一种广为使用的起土农具，《汉书·沟洫志》云："举锸为云，决渠为雨"，描绘的是人们用锸兴修水利的劳动场面。

5）铲，有青铜、石、木三种质地。青铜铲12件，分三式。

I式，方銎方肩铲，南昌市郊出土，銎部饰一周凹弦纹，呈梯形，刃部宽于肩部，刃微弧，通长6、刃宽4厘米(26)。II式，方銎溜肩铲，新干大洋洲出土（标本360），溜肩方体，方銎，銎口有箍，銎直通铲体近刃部，刃微弧，略有残损，素面无纹，残长14、刃宽10厘米，这是中原地区比较常见的铲式样，是中原地区主要的挖土工具之一，比较流行。

III式，圆銎溜肩铲，共10件，铲体呈圆形，椭圆銎，銎口有箍，饰一周带纹，銎伸入铲体中部，平刃微弧。

6）青铜钁1件，新干大洋州出土（标本377），方銎长体，銎口有箍，双面饰索状燕尾纹一周，銎长与体长相等，双斜肩，平刃，通长14.8、肩阔5.7、刃宽2.6厘米。它基本上具备了的主要特征：长身、窄刃，长宽之比约为三比一，侧视为等腹三角形（楔形），平口刃，顶中空，銎口长方形。据陈振中先生研究，商周时期的青铜主要有长矩形、凹形、横銎三种形体，均作长方体(27)。标本377为分段有肩式，是类器的另一种形制，它很有可能是吴城地区有段石锛的变体。是一种起土和松土农具，《说文解字·金部》云"，大锄也"。《论衡·须颂篇》云"以耯凿地"，"或以耯平而夷之"。

7）锛，分青铜、石两种质地，青铜锛12件，吴城(28)、都昌、新干大洋洲等地均有出土，大洋洲标本357，作长方体，断面为梯形，微束腰，宽刃，正面呈弧形，背面平直，正背面近銎部饰简体兽面纹，长9、刃宽3.5厘米。吴城、大洋洲、德安石灰山(30)等商代遗址中还出土过数方石质、泥质锛范，说明青铜锛是吴城文化中一种广为使用的农具。有段石锛是赣鄱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广为使用的一种农具，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遗址，必定有石锛出土，是本区富有地方特色的器种。

2、中耕锄草农具

中耕锄草农具有铲和锄2种。

1）铲，有青铜、石两种质地，石铲在各遗址中均有出土。青铜兽面纹铲，1件，新干大洋洲出土，椭圆銎，銎部饰双目纹组成的简体兽面纹，溜肩平刃，铲面近方形，通长17.8、刃宽13.4厘米，这种铲体薄质轻，不宜作起土工具，可能也是一种中耕草农具。

2）石锄1件，德安石灰山出土，呈上窄下宽的扁平梯形，宽弧双面刃，长13、刃宽8厘米。

3、收割工具

收割工具有镰、铚和刀3种。

1）镰，有青铜、石、陶三种质地。青铜镰5件，新干大洋洲出土，标本371，薄体平勾，前锋下勾，近内端有一圆穿，正面近背部有脊，背面无纹，刃部有明显的使用痕迹。石镰，各遗址均有出土，大致可分为长条形、新月形二种，有双面刃、单面刃之别，多数为青石质，打磨光滑，微弧，中部起脊。

陶镰，吴城遗址第六次发掘时出土2件，模制，形体与石镰相近。模制陶镰的出现，值得注意，因为模制的目的在于批量生产，虽然仅仅发现2件，可以肯定的是，当时一定比较流行，是当地广为使用的一种收割工具。

2）青铜铚1件，新干大洋洲出土，长方体，素面，体甚薄，两边直，刃微弧，近背脊部有并排的长条形穿3个，脊部有明显的柄、把挟持痕迹。是收割农具，《说文·金部》云："铚，获禾短铁也"；《释名·释器用》云："铚，获禾铁也。"陈振中先生认为，铚的使用方法类同于现在的爪镰，即在铚体上铺垫几层纺织物，再在双孔上穿上一个布制或皮制的套环，使用时，将右手姆指伸入套环，用左手握住禾穗，再由右手用铚的刃部把它割断(31)。3）吴城文化有一种穿孔刀，有青铜、石、玉、陶等几种不同质地，长条形、马鞍形、长方形三种型制。青铜带柄长条形刀是手工工具或武器，不适宜作农具，可以排除在外。

马鞍形、长方形刀一般说来是农具，安志敏先生认为它们是农具："大体说来，直刃的是农具，也可兼作切割用；凹刃的是专作农具；凸刃的则作切割用。"两侧有缺口和穿孔的，可能是在背部缠以皮革或绳索，系成套环，便于插入手指以增加使用的方便，它们主要是作农具用的"。马鞍形玉刃出土1件，马鞍形陶刀，吴城文化各遗址均有出土，总数在150件以上，一般是肩宽大于刃宽，单面刃，器身中部近肩处有两圆穿。

石刀则更多，可以分为马鞍形、长方形、半月形和梳形4种型制：

I式，马鞍形，是最为常见的型制，吴城各期文化中均有此类刀出土，它们的区别在于二期的刀束腰。吴城标本93HT：1，砂岩质，残长3.5、宽4.6、厚0.4厘米，脊部弧度不大，单面刃，肩宽大于刃宽，器身有双孔，通体磨光。II式，长方形，肩部、刃部宽度大致相等，体近长方形，单面刃，器身中部近肩处有两圆穿。

III式，半月形，德安县陈家墩标本94陈采：18，青石质，双孔，残长5.7、宽4.4、厚0.4厘米(32)。

IV式，梳形，陈家墩标本94陈采：17，青石质，残存双孔，表面精磨，残长4、宽3.7厘米。吴城文化的青铜农具种类繁多，包括开荒起土（犁、耒、耜、锸、铲、、锛）、中耕除草（铲、锄）、收割（镰、铚）等农业生产全过程所必须的农具，像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青铜铲、锸还可分为二式或三式，说明青铜农具在社会生产需要的推动下，改进得很快；吴城遗址中还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农具范，很可能是当时重要的青铜农具铸造地点。考虑到商代已对瑞昌铜岭的铜矿进行了大量开采，有了高超的冶铸技术，也就是说，这一地区在商代大量使用青铜农具具备了物质技术保障。另一方面，也具有社会生产需要推动的外部动力，中原地区，土地肥沃，土壤中含有丰富的腐殖质，土质疏松，易于耕作，木、石、骨、蚌质农具也可以胜任，相对说来，对青铜农具的需求就不是那么强烈；江南地区，"涂泥多草秽，而山出金锡，冶铸之业，田器尤多"(33)，耕作难度大，使用木、石、骨、蚌质农具，劳动生效率比较低，人们为了获取更多的生活资料，自然会利用便利的铜矿资源来铸造青铜农具以提高生产率，也就是说，吴城地区已具备了大量使用青铜农具的物质技术条件，也有了社会生产需要的推动力。新干大洋洲大批商代青铜农具的出土，尤其是耒、铲等农具均在使用中被严重磨损，以实物证明这一地区在商代确实已经大量使用了青铜农具。

四、农作物种类

商代江西先民的主要农作物是水稻，同时也兼种花生、葫芦、菱角等经济作物，以满足他们生活多方面的需要。

1、水稻

水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经人类长期栽培，现在已传播到各大洲。在亚洲，稻谷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占世界的90%以上，而亚洲的大国中国和印度又是世界上最大的稻谷生产国、种植国。其中，中国的稻谷产量占全球的40%，为世界之冠。我国南方的赣、浙、苏、沪等15省、市，气候条件优越，适宜水稻生长，是水稻的主要种植区域。水稻对水源和光照的要求非常高，每棵稻每日需要水份5.6-20.4毫升，一般要求气温在25-33℃，在扬花至成熟阶段，理想的太阳辐射强度是每平方厘米250-500卡，是一种既受地理气候条件限制又需要精耕细作的农作物。

赣鄱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地势低平，河网稠密，湖港众多，灌溉便利，种植水稻，历史悠久。赵志军在对万年吊桶环遗址采集标本进行植物硅酸体细胞分析后指出，当地先民在距今7500年前后已完成了对野生稻的驯化，开始了真正意义的栽培稻种植。据笔者粗略统计，已在修水县山背(34)、永丰县尹家坪(35)、樟树市樊城堆(36)、新余市拾年山(37)等9处江西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稻谷及稻秆遗迹。也就是说，从新石器时代以来，江西地区就已形成了以水稻为主要作物的农业传统，商代先民已普遍种植水稻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2、花生

花生在我国种植的历史比较早。新石器时期的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中就曾出土过炭化的花生种子(38)，与该遗址年代大致相当的修水县山背跑马岭遗址中也出土了4粒炭化的花生种子，表皮及心呈黑色，椭圆体，其中较大的一粒长11、宽8、厚6厘米，最小的一粒长9、宽6、厚5厘米。吴城文化诸遗址中虽然未见出土，但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产生的传统种植业必定被继承下来，时至今日，江西仍然是我国花生的重要产区之一。

3、葫芦

葫芦遍布世界各地，是一种很早就被认识和食用并被人工栽培的作物(39)，老葫芦的木质外壳可以用作容器或鱼网的游子(40)，野生葫芦的果肉味多苦涩难尝，一般需经人工栽培后才逐渐成为蔬食之物。葫芦在江南史前遗址中出土较多，河姆渡、属马家浜文化的浙江罗家角遗址、属良渚文化的浙江杭州水田畈遗址、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和江苏吴江龙南遗址中均有发现。九江县神墩商周遗址中出土了炭化的菱角和葫芦，德安县陈家墩遗址中出土了炭化菱角，表明商代赣鄱地区已种植了葫芦、菱角两种经济作物。

五、农业经济模式与文明进程

一定的文明水平总是与一定的生产条件和人口规模适应，吴城文化时期的生产水平已进入人力犁耕阶段或通常所说的耜耕阶段。据民族学家对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种植调查，人力挽犁的收获量为播种量的15倍左右，如遇到病虫害和天灾，则达不到这种水平(41)。江西商代农业产量当去此不远。在这种生产力水平下，缓慢地扩充耕地，可以导致粮食总产量的持续增加，从而养活更多的可以脱离农业生产的上层统治者和从事兵役、劳役、制陶、冶铜、琢玉、编织、商业、宗教等活动的非农业人口，加之青铜农具在一定范围内的普及和推广，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率，为吴城文化在二期迅速崛起奠定了物质基础。但是，我们对吴城文化的社会发展水平要有一个客观的估计。江西属于稻作农业区，水稻对水源和光照的要求都非常高，生长期间，田间蓄水时间要延续三至四个月，当水源不足或森林稠密时，就无法种植。这样一来，在采用人工灌溉以前，其产地就不能无限制地扩大，只能集中在河湖溪旁低洼之地、河流下游的冲积平原或沼泽周围，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中描述南方土地利用的状况时说："深广旷土弥望，田家之耕，百之一尔，必水泉冬夏常注之地，然后为田。苟肤寸高仰，共弃而不顾"。耕作状况是："其耕也，仅求破块，不复深易，乃就田点种，更不移秧。即种之后，旱不求水，涝不疏决；既无粪壤，又不耕耘，一任于天。"江西大部分地方是山地、丘陵，多为酸性淋余土，适耕性差，山多林密，水面广，洼地多，也给大规模开发带来许多困难和问题，缺乏华北那样广袤的平原，农田灌溉设施成为当地农业发展的重要的或先决的条件，大面积地砍伐森林，为水稻田清除荫蔽，兴修灌溉工程，保障稻田供水，这些都是青铜时代的木、石和骨质农具所无法胜任的，青铜农具的作用也非常有限，这就决定了该地区农业虽然出现很早，但要达到大规模开发阶段则远比黄河流域困难，需要有一个更长的发展过程，直到汉代南方铁器的广泛使用和牛耕推广后才由可能变为现实。

江西地区的自然地理特点和农业耕作方式决定了这里的人们在铁器推广之前的商周时期只能在赣江中下游的河谷或湖泊周围的平原上发展自己的文化，也就是说，吴城文化被限制在赣江及其支流两岸的河谷和中下游冲积平原这一不大的范围内，众多的族群分散在山林溪谷、河湖沼泽之间，交通不便，自然的障碍将古代的文化分割在一个一个小的区域中，各小区因面积不大，所能供养的人口和社会剩余产品也很有限，相互之间虽然存在互相影响，但往来不便，交往不多。对于统治者来说，传达政令、征集赋税和遥役均极为不方便，也就是说，这一地区要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发展到文明社会比较困难。童恩正先生从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中国南北方文明发展轨迹进行比较后指出，稻作农业是一种分散性的经济模式，经济上的分散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分离，居民缺乏协作意识，满足于以家庭为中心的原始社会，南方地区在先秦时期最多只能独立发展到酋邦(42)。

吴城文化二期的突然繁荣，当是外部条件刺激的结果，直接原因是与中原商王朝以铜为中心的边境贸易。当地统治者通过以铜为中心的贸易活动大量积聚财富，在商业交往的过程中，接受了商人的礼仪制度和先进文化(43)。吴城文化二期城墙修筑的规划者、组织者，新干大洋洲商代器物群的所有者，瑞昌铜岭商代铜矿采矿的组织、管理者，就是吴城文化的主人或统治者，那些筑城的劳动大军、采矿工人和其它手工业劳动者及为他们提供给养与物资的农民便是被统治者，两者构成了吴城文化的两个对立的阶段，吴城与赣江流域其它聚落也有明显的差别，吴城是这一地区的中心聚落；作为文明诸要素的青铜礼器、文字、城墙、贫富分化等在吴城二期均已产生，从而步入文明社会，出现了以吴城为中心的强大的政治集团，与中原商王朝抗衡，成为一支与中原王朝并行发展的南土青铜文明(44)，这一文明是在中原商文明启发下产生的，或者说是受到殷商青铜文明的直接影响而形成的，两者在主要青铜礼器的类别、纹饰和造型诸方面都保持了较多的相似性；陶文也属于中原象形文字系统。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王权、神权、军权地位，兴建高大的城墙，大规模开采赣北瑞昌铜岭铜矿以供应与中原商王朝的铜矿贸易需要，铸造青铜器以满足祀与戎的需要，促进了社会追求青铜冶铸业的畸形发展，另一方面，青铜手工业的畸形发展，也加重了人力、物力的非生产性浪费和负担，无助于全社会成员生活水平的提高，反而给农业生产加上愈益沉重的负担，阻碍了生产力继续发展。由于农业大规模普及受到很大限制，农业单产不高，社会剩余产品也不够丰富，要长期支持更大范围的城市和国家，难度比较大，再加上商代晚期殷商王朝国力衰落，吴城与中原之间以青铜为中心的贸易中断，吴城文化经历吴城二期短暂的兴盛之后便迅速衰落，退回到原始的状态，西周、东周时期仍很落后，至一千年以后的西汉初年，江西的总人口才35万，不到全国的6‰，且大部分集中在赣江中下游平原。

注释：



（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中译本。

（2）《中国农业全书·江西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年。

（3）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1期。

（4）参照周叔昆等：《对北京市附近两个埋藏泥炭沼的调查及其孢粉分析》，《中国第四

纪研究》1965年1期；贾兰坡等：《桑干河阳原县丁家堡水库全新纪中的动物化石》，《古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0年4期；叶祥奎：《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的龟甲》，《藁城台西商

代遗址》192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陈报章：《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八千年前稻作遗存的

发现及古文化生态学研究》，《农业考古》1998年1期。

（5）参照程洪：《新史学一年来来自自然科学的挑战》，《晋阳学刊》1982年6期。

（6）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姆渡遗址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研究》，《考古学报》1978

年1期。

（7）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崧泽》，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35页。

（8）刘子明：《中国栽培稻的起源及其发展》，《遗传学报》1975年第二卷第1期；汪宁生

：《远古时期的云南稻谷栽培》，《思想战线》1977年1期。

（9）丁颖：《中国稻作之起源》，中山大学农学院《农艺专刊》1949年第七号；童恩正：

《略述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农业起源的若干问题》，《农业考古》1984年2期。

（10）闵宗殿：《我国栽培稻起源的探讨》，《江苏农业科学》1979年1期；杨式挺：《从

考古发现试探我国水稻的起源演变及其传播》，《农史研究》第二辑，农业出版社，1982年

。

（11）李江浙：《大费育稻考》，《农业考古》1986年2期。

（12）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2年1-2期；《再论中国稻作农

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9年2期。

（13）陈活龙：《东乡野生稻情况初报》，《农业考古》1990年2期。

（14）彭适凡：《东亚水稻农耕摇篮地之探索》，赵志军：《稻谷起源的新证据—对江

西万年吊桶环遗址出土的稻属植硅石的研究》，均见《农业考古》1998年1期。

（15）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试掘》，《考古学报》1963

年1期。

（16）安志敏：《略论三十年来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考古》1976年1期。

（17）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干县博物馆：《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

》1991年10期，下文中提到新干大洋洲的文物，均见此。

（18）余振危、叶万松：《试论我国犁耕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1年1期。

（19）李学勤：《新干大洋洲商墓的若干问题》，《文物》1991年10期。

（20）季署行：《“石犁”辨析》，《农业考古》1987年2期。

（21）宋兆麟：《木牛挽犁考》，《农业考古》1984年1期。

（22）江西省博物馆等：《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7期。原报

告称之为钺范，1989年新干大洋洲青铜耜出土后，这一错误认识才得以纠正。

（23）江西省文物考古工作队、九江县文物管理所：《九江神墩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

古》1987年4期。

（24）《说文解字·耒部》。

（25）徐中舒：《耒耜考》，《农业考古》1981年1期。

（26）江西省博物馆、清江县博物馆：《近年江西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文物》1977年9

期。

（27）陈振中：《殷周青铜》，《农业考古》1986年1期。

（28）江西省博物馆等：《江西清江吴城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7期；江西省文

物考古工作队、清江县博物馆：《清江吴城遗址第六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江西历史文物

》1987年2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树市博物馆：《樟树吴城遗址第七次发掘简报》

，《文物》1993年7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树市博物馆：《江西樟树吴城商代遗址

第八次发掘简报》，《南方文物》1995年1期，下文中提到吴城遗址的遗物、遗迹均见此。



（29）唐昌朴：《都昌出土商代铜》，《考古》1976年4期。

（30）江西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德安县博物馆：《德安石灰山商代遗址试掘》，《东南文化

》1989年4期。

（31）陈振中：《殷周的铚艾——兼论殷周大量使用青

铜农具》，《农业考古》1981年1期。

（32）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安县博物馆：《江西德安陈家墩遗址发掘简报》，《南方

文物》1995年2期。

（33）《周礼·考工记》。

（34）江西省博物馆：《江西修水山背地区考古调查与试掘》，《考古》1962年7期。

（35）江西省博物馆等：《永丰县尹家坪遗址试掘简报》，《江西历史文物》1986年2期

。

（36）清江县博物馆：《江西清江樊城堆遗址试掘记》，《考古学集刊》第二辑，社会科学

出版社，1981年。

（37）江西省文物考古工作队、新余市博物馆：《江西新余拾年山遗址农业遗存》，《农业

考古》1989年2期。

（38）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

60年2期。

（39）俞为洁：《良渚文化植物遗存的研究》，《良渚文化论坛》1999年第一辑。

（40）游修龄：《葫芦的家世-从河姆渡出土的种子谈起》，《文物》1977年8期；《青浦福

泉山遗址出土的种子的鉴定》，《考古学报》1990年3期。

（41）李根蟠、卢勋：《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农业出版社，1987年。

（42）童恩正：《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5

期。

（43）彭明瀚：《铜与中原王朝南侵》，《江汉考古》1992年2期；彭明瀚：《试论铜对商

文化南传赣鄱流域的影响》，《夏商文明研究-1991年洛阳“夏商文化国际研讨会”专辑》

农业论文范文第5篇

农业技术效率是技术效率概念在农业领域的应用，是指在一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要素投入的条件下农业实际产出达到理论最大产出的程度。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众多，农业生产技术的可得性、对技术的接受能力无疑是技术效率提高最关键的影响因素。而农业信息化正是信息技术（IT）在农业企业、农业产业、农业经济和社会扩散和渗透的过程，该过程将提高农业生产技术的可得性以及农户对技术的接受能力，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效率。

1.1提高农业市场信息的传播范围和速度

农业市场信息包括农产品市场信息和农业生产资料信息。通过及时了解各类农产品信息，农产品生产者不但可以清楚地知道市场的实际需求，而且还能使潜在的需求明朗化。根据市场需求组织农业生产，避免盲目生产销售，在投入一定的情况下增加了农业产值，即提高了农业生产技术效率。通过及时了解各类农业生产资料的市场信息，农户和农业企业能在“信息对称”的生产资料市场上选择质量可靠、价格合适的农资产品，节约了农业生产成本，在农业产值一定的情况下减少了投入，也意味着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提高。

1.2提高政府政策信息的传播范围和速度

传统上我国农户只能通过村广播或村干部召集开会的形式了解国家的政策，信息传播速度相对较慢，甚至还会产生“信息失真”。电视、无线电话、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及时准确的将国家最新的农业政策传递到广大农村和农户中，使得农业生产者能在有关政策的指引下合理调整农业生产方式与结构，科学安排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效率。

1.3提高农业技术信息的传播范围和速度

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如科学防治病虫害、精准灌溉等，本身就是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技术手段。但是由于以往信息手段落后，不能有效的推广和应用。“十一五”期间，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4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现代信息技术可以将现代农业技术信息迅速传递到农村，加快了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速度，从而提高我国整体的农业生产技术效率。

1.4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效率

农田信息管理系统、遥感系统、墒情监测系统等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数字农业技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对农作物、土壤从宏观到微观的实时监测，以实现对农作物生长、发育状况、病虫害、水肥状况以及相应的环境进行定期信息获取，生成动态空间信息系统，对农业生产中的现象、过程进行模拟，达到合理利用农业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改善生态环境，提供农作物产品和质量的目的。数字农业技术是在资源约束条件下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实现集约化农业生产的必要手段。

1.5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科技文化水平

劳动力是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投入要素，农业部门工作人员和农民素质高低直接决定了农业生产技术效率水平。现代信息技术加快科技文化知识的普及度，使农民能较快地学习到更多有用的知识，促使其技能和素质的提升。农民素质越高，观念就转变得越快，越能接受新生事物和信息意识，对信息和市场的把握能力和运用新技术能力越强，从而劳动生产率越高，对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效率促进作用越大。

2省际农业信息化水平测定

实证研究农业信息化对于农业技术效率问题首先面临的就是农业信息化水平的评价。我国多位学者根据对农业信息化的理解及数据的可得性建立了相应的农业信息化指标体系。如卢丽娜（2010）参照国家信息化六要素构建农业信息化指标体系，对我国农业信息化水平进行实际测度。结果表明，2000~2004年间我国农业信息化发展水平增长了2.3倍。刘利永、李道亮（2013）基于层次分析法对我国农业信息化发展水平指数进行了计算，测度结果显示我国农业信息化2001~2005年为起步发展期，2005~2010年为快速发展期。我国农业信息化理论和实践都还处于起步阶段，有关农业信息化的评价指标尚没有统一标准。在指标体系的构建上，具体指标的选择也有待商榷。本文在综合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和参考国家信息化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4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构建农业信息化指标体系。4个一级指标分别为：“农业信息技术应用”、“农业信息化人才和人口素质”、“农业信息化效用”、“农业信息化发展政策”。其中“农业信息技术应用”主要反映农村居民占有信息设备和网络建设的情况，四项指标分别反映计算机、电视、电话等的基础建设状况和在农村地区的普及状况；“农业信息化人才和人口素质”主要关注农村的信息化人才培养状况；“农业信息化效用”反映的是农业信息化的投入产出基本情况，其中，农业专利的批准数量反映的是农业科技的进步水平；“农业信息消费指数”指的是个人消费中出去衣食住、杂费外的比率，反映的是信息消费的能力；“农业信息化发展政策”主要反映的是政府对农业信息化建设的投入情况。以上数据分别在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科技进步统计监测》中获得。由于各个指标的计量单位不同，需要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本文首先对农业信息化水平的11个具体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采用加权平均的方法计算出农业信息化各分类的指数值。四个一级指标的权重则通过变异系数法来进行确定。得到相应的权重系数分别为：农业信息技术应用0.384，农业信息化人才和人口素质0.277，农业信息化效用0.183，农业信息化发展政策0.156。依据上述权重指标体系，本文计算出我国31个省份（直辖市）2002~2012年的农业信息化指数。截止2012年农业信息化指数得分最高的前三名分别是北京、上海、天津，得分最低的后三位分别是、云南、青海。在2002~2012年间农业信息化指数增幅最快的地区是（95%），最慢的地区是北京（28%）。2012年东部11个省份、中部8个省份、西部12个省份的农业信息化指数均值分别为0.7652、0.653、0.6236，总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局面。但是西部与中部地区的农业信息化指数相差并不大，反映出农业信息化正呈现各地区同步协调发展的趋势。东中西部在2002~2012年间的农业信息化指数增幅分别为44%、45%、47%。由此可见，在过去的十年间我国农业信息化取得明显进步，西部增长速度超过东、中部地区，中部增长速度又超过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农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使得东中西部发展差距缩小，这主要是因为：①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使得西部地区发展速度加快；②部分农业信息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因起点低、基数低，因而发展速度比较快，最典型的就是地区。

3农业信息化促进农业技术效率实证研究

3.1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考察我国农业信息化对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同时了解各地区效率水平的高低。据此，本文采用Battese和Coelli(1995)提出的技术效率外生性模型（B-C模型）。简单的C-D生产函数里没有要素的交互项，也就没有考虑要素之间的替代效应，生产函数的技术结构是线性齐次形式，没有考虑技术的变化的非线性特征。对于我国农业生产而言，农业投入要素可能存在替代效应，如农业机械的使用大量替代了人力劳动。同时，农业中的技术进步会渗透到生产要素中，从而呈现技术非中性特点。如我国不断加大对从事农业生产人员的培训以及农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说明农业人才也是技术的源泉。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将模型的函数形式设为超对数生产函数。

3.2参数估计结果及分析

本文采用全国31个省市2002~2012年的数据对模型通过FRONTIER4.1软件进行了参数估计。σ2项表示组合误差项vit和uit的变异数之和，其值在1％置信水平是显著的。一方面说明使用技术效率模型估计是可靠的，我国农业生产存在显著的技术效率损失；另一方面说明我国农业生产中复合误差项的变异主要来源于技术效率损失，随机误差项的影响仅有4.33%。由表2可见，随机前沿生产模型中二次项的参数估计值显著为正，表明了我国农业生产在2002~2012年间存在着技术进步，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时间与要素的交互项的参数估计值显著为正，表明我国农业生产的技术进步呈现非中性特征。由此可知，本文使用超对数生产函数形式是可行的。本文主要关注技术效率估计模型的参数估计值。δ1的参数估计值在1%的显著水平为负，其值为-0.7731，表明在西部地区农业信息化对农业生产技术效率提高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δ3、δ5的参数估计值在1%的显著水平为负，说明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农业信息化对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显著异于西部地区，其中东部的系数为-1.9993，中部的系数为-0.9819。实证结果表明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业信息化均对农业生产技术效率提高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借助Mastromarco和Woitek(2006)提出衡量影响因素对技术效率边际影响的公式：dTE=-TE*δi/(dzi/zi)，取我国2002~2012年间全国的平均效率值0.7937，可求得当我国东中西部农业信息化指数每上升1%，可分别导致我国东中西部的农业技术效率提高1.58%、0.78%、0.61%。可见，农业信息化对我国农业生产技术效率边际影响最大的地区是东部，其次为中部，最小的为西部。注意到δ2的参数估计值在1%的显著水平下为正，δ4的参数估计值虽然为负但并不显著，δ6的参数估计值为正也不显著，说明在我国农业生产的技术效率并没有表现出随时间逐步提高的趋势。随机前沿模型估计出来的技术效率值也证明了此点结论。考察期间全国农业生产的平均技术效率值0.7937，东中西部的平均效率值分别为0.9331、0.7662、0.6859。东部11省份（直辖市）的农业技术效率明显高于中西部，而中西部的农业技术效率相差不大。2002~2012年间我国的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提高，呈现出“先低后高再低”变动轨迹。结合农业信息化促进农业技术效率提高，而与此同时农业技术效率不升反降的实证结果，推断：在我国还有制约农业技术效率提高的深层次原因存在，有待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4结论与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