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首先，中西方饮食文化之间最大差异是对于营养和美味观念的不同。中国传统美食在烹饪过程中一般会经过长时间的油炸或炖煮，这样使得食材当中的营养成分遭到破坏，造成营养流失。这样的烹饪方法会造就中国传统美食丰富的口感、多样的色泽、已经变化多端的香味，但不可忽视的是营养的流失。西方饮食文化注重食材营养搭配，西方饮食最大原则就是营养。西方饮食将蛋白质、维生素、脂肪等营养合理搭配，使得这些营养成分能够充分吸收。但是西方饮食文化对于菜的色、香、味等考虑较少，口感变化单一。总的来说西方饮食文化注重饮食营养，但轻口感、色泽等。

其次，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请客吃放时，菜的数量越多、质量越好、食材越珍贵，才能体现主人的慷慨与热情，至于客人能够吃完这些饭菜确不会考虑。相反，如果饭菜恰好够吃，主人将被视作为小气。因此，在传统中国饭桌上普遍存在铺张浪费情况。这也从侧面反映中国的民俗民情，我们在饮食方面是需要努力改进的，特别是中国人的爱面子、讲排场这种不好的习惯，但这种不好的习惯似乎是很难改变的。

然而，在西方饮食文化当中则十分重视节俭，在盛大的宴会当中也就五六道菜而已，其中上菜也就二三道而已，其他则是陪衬。在平时请客吃饭更是讲究够吃就好。因此，可以看出在西方饮食文化十分重视节俭，不讲排场。这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优秀文化传统。再有，中西方饮食文化上别一个大区别在于就餐方式的不同。在中国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喜欢坐在一起吃饭，这样才能体现团结、友好的用餐气氛。但是在西方，无论是宴请还是平时一般都采用分餐纸，一人一份，各吃各的。文化的差异造成了这一区别。在中国文化当中认为共餐制能够营造一种和谐的就餐氛围，人们通过敬酒等方式，沟通情感、增进友谊，因此，在中国共餐制已经成为中国饮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方饮食文化则讲究分餐制，各自点菜，各自享受，能够很好的体现节俭用餐的特点，保证了每餐都吃完，而且还有益于身体健康。

2结束语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开放的中国已经融入到了全球经济和文化当中，不同的饮食文化已经成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因素，随着中西方饮食文化的碰撞，中西方饮食文化一直被人们广泛关注。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悠久和多元的民族文化以及地域风情养成中我国丰富多样的饮食文化及其特点，中国饮食具有较强的季节特点，不同的季节做不同特色的菜品，中国饮食上讲究医食结合。西方饮食文化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演化形成很多不同地域和文化特点的饮食文化，其中有意大利菜、俄罗斯菜、法国菜、美国菜等几个主流菜系。

中西方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1.文化的定义

对于文化的定义，似乎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给文化的定义是：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获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

2.中国文化定义

中国文化一般指中国传统文化，是各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经过历史沉淀积累下来的精华，是民族未来发展的根基。“文化”在中国古代典籍里是“文”和“化”的复合。“文”字又通“纹”字，可引申为文、文章、文采、条文等。化，则有变、改、生、造化等义。如《礼记?乐记》中说：“和，故百物皆化。”这里的“化”指化生。

3.西方文化定义

西方的“文化（Cultur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原意是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在物质活动方面，“文化”意味着耕作，而在精神修养方面则涉及等，这是西方的文化概念中最原始、最基础性的涵义。西方文化一般是指发源于古希腊、罗马，秉承了中世纪的基督教传统，传承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时期，经启蒙运动发展而最终确立，并且几百年来兴盛于西欧、北美地区的文化系统。

二、中西方建筑文化的比较

建筑文化是人类生活与自然环境不断作用的产物，是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靓丽风景，是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产生的物质财富，也是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域，建筑文化的内涵和风格是不同的。由于中西方社会发展的差异以及地理、自然环境的不同，它们所呈现的建筑文化也是有差异的。

1.中国建筑文化

中国建筑伴随着中华大地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而产生，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建筑以其独特的构思、丰富的美学价值而成为无价之宝，它能陶冶国人的情操，提升国人的审美情趣，丰富国人的视野。传统建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如北京四合院、闽南的圆楼、云南的一颗印住宅、河南和陕西的窑洞等，以及都城的规划，宫殿的布局，皇室贵胄、达官显贵的陵寝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结果。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史孕育了灿烂的文化，构筑了精美的建筑体系。中国建筑作为中国文化的物质载体和中华民族精神的物质化表现，必然有着与西方建筑不同的风格和特点。中国建筑以其独特的形质格局、超拔的内容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大放异彩，为世人所瞩目。从建筑理念上看，传统中国建筑有着浓厚的天人合一的时空观念及和谐精神，在建筑布局上则有着浓厚的中心观念。可以说，中国的建筑渗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作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黎族文化的发展对于其自身的建筑有着深刻的影响。自远古时代以来，黎族人民就生息繁衍在美丽富饶的海南岛上，创造出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作为黎族民族文化一部分的民居住宅建筑艺术同样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黎族人民根据地形环境、气候条件、建筑材料等，因地制宜地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茅草屋。黎族人民居住的传统房屋是以格木、竹子、红白藤和茅草为建筑材料，房屋的顶部是以茅草搭建的，屋子的骨架用竹木构成，属于中国传统的竹木结构建筑。由于房子低矮，外形像船篷，内部布置像船舱，被人们称为“船形屋”，它是黎族人民传统智慧的结晶。黎族传统的建筑文化展现了中国古代人民无与伦比的智慧和独树一帜的风采，也展现了中华传统建筑的强烈个性和艺术魅力。

2.西方建筑文化

中西方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方东美指出：具有道家精神的中国文化讲究“和”，道家的和谐精神通过“有” “无” 双回运行体现，并对儒家和佛教的和谐文化思想产生积极影响；西方文化重视“分”，这种价值观源于柏拉图的“理念” 说，形成于中世纪的神人“恶性二分法”，发展于近代的知、情分离价值观实践。

关键词 方东美；和；分；道家精神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5）02－0117－06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 规划2013年度学科共建项目（GD13XMK06）、广东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重点资助项目（2013ZZ017）、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项目（13KYKT1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施保国，安徽合肥人，哲学博士，（梅州514015）嘉应学院社会科学部副教授。

以比较为研究方法来审视哲学和文化，是现代哲学家方东美哲学的特征。为了全面把握东西哲学和文化的精髓，方东美提出两个注意：一为“空袋子本身是站不起来的”①，东方哲学首先当有内在精神。对于东方哲学，方东美主张应从内在精神方面入手，“东方哲学首先当有内在精神。如果只在外面兜圈子，就根本不是内行”②。二为不要以为“外国的月亮比自己的圆”，要树立文化的自信，善于发掘和探究文化的精华。“中国学者自己不少人忘本，使得中国青年由文字起到思想习惯，都有一种内在贫乏症。”③方东美认为，有了这两点认识，才能更加客观地了解具有道家精神的中国传统和谐文化和偏重于分离的西方文化。

一、和：论具有道家精神的中国文化

中国传统哲学追求“圆融和谐” 的精神境界。方东美认为，老子、庄子的道家和谐价值观以及采取的双回运行手段，为和谐文化有机体的建构和捍卫找到新途径。儒家《易经》中的“地元广生”、“乾元大生” 所说的“广生” “大生”即“广大” 和谐，代表了宇宙万物生命不息的本性，但后来的儒家文化主要是通过以子解经的方式，吸收了道家的双回运行模式才达到和谐精神。佛教文化亦如此，以“去除遮蔽”的方式方法对人类心灵的和谐起到重要作用，佛教文化因道家精神的导引以不断的“格义”方式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生根。

（一）“有无”双回运行与道家的和谐精神

老子指出万物衍生模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老子》第42章） 从道生万物看，万物是齐同的，人们应当“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 （《庄子·秋水》），即不要用人为去排除天性、用世事去排除天命。从本体论看，道家总是要追求真象，总是要一切存在最终“归根复命”；而那个本体，亦即儒家所谓的“至善”、道家所谓的“上善”④。也就是说，在向上追求的时候，在美的价值里面得着至美，在道德的价值里面得着至善，在真理里面也能够从相对真理中找出至高的真理。假使能够这样子，以老子的眼光看来，才可以谓之圣人⑤。

方东美幼年时即对道家很青睐。“吾人一旦论及道家，便觉得兀自进入另一崭新天地，如历太虚神奇幻境。”① 他认为老子哲学以道体、道用、道相、道征等视域展露特性，将“玄之又玄”的奥秘运用、践行在人间凡事，化解了所有因为偏差知见所造成的烦恼与痛苦，将向上的探究“究竟” 与向下的“肉身” 实践结合起来，实现了和谐。庄子哲学以“后设哲学”继承、发展了老子的哲学精神，以开阔的心胸气魄把握寓言、卮言、重言背后的真理。庄子高度赞同老子的“空虚以不毁万物为实”观点，即在接受万物现实情况的同时，又能在空虚中不受万物的干扰。方东美赞许庄子这种“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秋水》）的思想。就万物作为个体来说，肯定其价值表现为人的自我展现，以“坐飞机” “放风筝”等手段，在“寥天一” 的高处俯看人间，使得“有无” 双回运行、自由自在，达到与道为友而同游的玄览境界。

儒家因过于人间化、囿于道德价值，精神逐渐变得收缩。方东美认为，道家抛弃一切无谓争论的道德德目，解除了儒家的危机。在文化衰退时，儒家首先要在精神上振作，再借助道家汪洋恣肆的精神力量，呈现自由精神的高超，即所谓的上回向，然后面向现实界，使高度的精神境界逐步落实践行于人世间的各个层面。

道家思想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精神内核的形成具有特殊的意义。方东美指出，文化精神的内核是哲学。在艺术、哲学、宗教三大因素构成的形上境界，哲学起着核心的作用，所谓“哲学是民族生活的中枢”②。不同于形下文化的中立，形上文化是价值系统，必须有价值评估。“哲学问题之中心便集中于人类精神工作之意义的探讨。”③ 就东西文化比较来看， “各主要文化的决定因素，在希腊是哲学，在印度是宗教与哲学，在中国是艺术与哲学”④。中国文化的决定因素是艺术与哲学，或者说，中国人的哲学智慧，不在科学的理性里面，也不在热诚的宗教情绪里，而是在超脱解放的艺术才情中。中国文化的共性，对儒道墨三家都适应，都是通过艺术的才情来点化宇宙。但儒家侧重于道德理性，在艺术精神方面缺乏高度；墨家受到宗教功利主义影响，美感大为冲淡，艺术倾向性最少；只有道家，富有特别的超脱解放的艺术精神，可铲除各种阻碍，通过上下双向运行，将现实世界变作理想世界的化身。可见，不论在中国文化抑或哲学中，道家精神都堪称代表。

（二）道家和谐精神与儒家的和谐文化思想

方东美指出，儒家和谐文化思想源于《尚书·洪范》和《周易》，以九大范畴建立人间道德秩序，其关键在于“皇极” 或“大中” 本体，代表绝对正义的和谐思想。然而，人类的永恒理想面对变迁不已的世界时，需要《周易》的变化哲学作为补充。“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易传·说卦》），说的是以仁义的方式，参赞天地的化育。然而，儒家的这两个思想传统，一为永恒的哲学系统，一为变易的哲学系统⑤，二者的和谐机体很难结合起来，自春秋战国时代分道扬镳后，至汉末仍未能合流。此时，儒家的经学由官学变为私学，与南方楚文化合流，引出了道家在学术史上的重要性，即出现了以子学解释经学的情况。王弼、何晏们对于《周易》的诠释，表现出结合二者的企图。王弼对《周易》的论述，不是以乾卦为本，也不是以坤卦为着力点，而是选择以复卦为本，主要就是利用了老子思想中所谓自无而至有、归根复命的演变逻辑。王弼援儒入道，将时间生灭变化的过程转向到永恒的一面，再从永恒根源处引导出世间的各种生灭变化。

新儒家是继原始儒家、道家、佛教之后中国文化精神发展的再一次高潮，但方东美指出，道家的和谐文化精神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新儒家“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仁” 的主张需要道家“府天地，备万物”⑥ 的博大精神。新儒家指出， 如仅仅以“仁”为宇宙中心，难以发挥宇宙的真精神真价值，必须将“仁” 的精神扩大推广，再回转向内，把宇宙万物摄取回来，此精神恰恰是继承并吸收了道家“府天地，备万物”的精神气息。所以，新儒家以道家精神为导向，才能构成新儒家一体之仁的思想体系。第二，时代困扰使然。新儒家所承接的时代是五代衰世，在现实中难以实现儒家“天人合德”的精神，在理论与现实方面遇到很大困难，不得不求救于道家思想。新儒家借助道家的超脱精神，透过审美的眼光审视现实社会的黑暗，做到以“天人不二”的心态来包容尘世的种种烦恼。第三，宋儒在哲学上坚持理性，但在情感方面却难以得到排解。于是，他们建立的道德理性必须要融合道家的艺术精神，从而在价值上最终确立了文学艺术的高境界。所以，方东美说，哲学家在这个世界，只要心中怀有道德价值的理想，就能够同艺术上美的境界连贯为一。这是北宋理学能够在政治上衰弱时振兴的主要原因。方东美认为，道家精神与儒家思想结合的过程，实际也就是把儒家思想落到道家思想的过程。正是在“天人合一”的广大和谐有机体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的人格理想才能得到实现。可见，此新儒家的机体主义和谐观主要源于对道家和谐价值观的继承与创造。

（三）道家精神与佛教的和谐文化思想

隋唐佛教追求“心”和的价值观。禅宗讲究相信自己，每个人都有佛性，“即心即佛”。佛就在每个人的心里，这是“众生平等” 的理论基础。佛教达到“心” 和价值观，遵循的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的理念，以“五戒十善”为准则，追求自我心灵的完善。华严宗在吸收道家的和谐思想后，创立了“理事无碍”的思维模式，以双回向使哲学与宗教融合为一，把普贤之伟大愿行与文殊之超越智慧结合起来。“悲智双运”，由极高的精神修养产生一个极高尚的创造。在自己的精神获得超脱解放的同时，还要使众生共登彼岸，“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圆融不碍行布，令一切众生投入到一真法界之内、圆融自在，达到中国佛教和谐的精神之巅。

在业惑缘起、阿赖耶缘起和佛性缘起三种缘起说中，华严宗的旨趣是佛性缘起，以“真空妙有”来描述佛性与宇宙万象的关系。流动变迁中的万物本为空，但又非断灭空。方东美认为，需无限扩大人的思议范围，将认识本真的十玄门依次展开，最终达到不可思议的境界。人在养成极高的解脱智慧的同时，又不能无视人间的痛苦、烦恼与罪恶，应回向人间，发挥普遍的同情，分享智慧于众人。

应该说，以上所说的佛家的心灵等和谐思想与所受道家精神的影响是不无关系的。方东美说，在佛教传入初期，面对外来文化的挑战，儒家已无暇应付，难以发挥拯救中国文化危机的作用。因为自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提出并变成封建官方哲学推广后，儒家哲学已“坠入利禄之途”①，收敛了开放民主的博大精神，所以当外来的佛教冲击时，儒生们并不把维护学术生命和国计民生放在心上。此时，反倒是寇谦之等道士竭力维护中国文化危机，以道家的精神力量立足于人间世，解救中国文化的危机。

方东美认为，道家精神在三个方面影响着佛教的文化思想。一是道家的语言典雅纯净，以此诠释佛经，深得佛家青睐，不仅使得中国文字能长期保存，而且传播了佛教思想。在北方鲜卑人统治期间，他们让汉人使用鲜卑语为通用语，而此时佛教的艰深难懂使鲜卑语一筹莫展，鲜卑统治者只能借汉语来翻译和表达。大量佛经通过汉语而翻译，解除了中国文化上的重大危机。当时翻译佛经使用的语言，是道家典雅的文言文，而不是儒家的白话文语言。二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们靠道家包容精神成功地消化了佛教思想。方东美认为，印度佛教能够植入中华文化的根本原因，还是道家精神的作用。不论是当时的传播者还是接受者，都以道家精神为连接纽带来接受佛教。假设无道家哲学来发挥作用，佛教的思想便难以输入。以道家术语对接佛家名相、以道家思想“格义”佛家教义的目的，在于以道家的玄旨来了解佛教的神秘玄境。三是道家超越又付诸实际的现实精神深刻而长远地影响着佛教思想，所谓“中国佛学之形上思想，所取资于道家精神之激扬与充援者实多”②。方东美指出，老子的本无思想成为道安本无宗等六家七宗的主要要素；僧肇以庄子之学成就了丰富的“玄言妙义”，出现了般若肇兴的现象；道生以庄子亦道亦儒的精神，既建立了玄学，与道家玄风深相接纳，又与庄子的下回向立足于现实的精神相结合，建立起佛性论。

二、分：偏向二分的西方文化

与中国文化重视“和”的价值观不同，方东美认为，西方文化重视“分”的价值观。方东美在肯定“分”的价值观对于科学发展、物本主义建构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的同时，着重分析了西方“分”的价值观对人性堕落不可推卸的责任，分为依次恶化的三个阶段：肇始于柏拉图时期，恶化于中世纪，彻底堕落于近代。

（一）西方文化的二分价值观始于柏拉图的“理念”

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源头，习惯于以经验所及的水、气、火等物质来解释宇宙万物的起源，形成“物格化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侧重于物质而忽视人的精神，必然引起两种反动：一是人本主义，如辩士学派标举“人是万事万物的权衡”来作为对抗，可是“个人” 的感觉尺度又难以把握；一是苏格拉底提倡“目的的唯神论”，认为世上各物象在价值“神” 的保障下拥有合理的结构以及至善的归宿，但他总是透过二分法的逻辑去看人类的一切生命活动，认为生命是“以死为生”，同时在价值上又“以生为死”①。于是，柏拉图提出理念是现象界的起源和归宿，是人们至善至美的统会。但这些思想或易陷入机械论的纲网，或易陷入上层与下层世界分离的状态，呈现为二元对峙。

方东美认为，早在希腊悲剧时代，悲剧主角都是顶天立地的人物，是全民族崇拜的英雄，是神人合一的典范。但自柏拉图开始了一个转折，他一方面认为人类的灵魂来自于神圣的精神家园，另一方面又认为人类的肉体是堕落腐朽的象征。灵魂要返乡，而肉体却始终羁绊着灵魂的返乡之路。于是柏拉图制造了形上与形下、灵魂与肉体、理念与现象的二元对立，人类开始与自然、与自身疏离。健全的人性由此被割裂，因而“‘无常生灭的变化’与‘万劫不变的永恒’ 在希腊哲学上面，始终是二元对立而无从解决”②。正是这种形上与形下、人性与神性的疏离，为基督教的确立打下了铺垫。

二元论的本质是不从全体看世界，而是将完整的世界看成两面，一边是绝对存有、充满价值，一边是绝对虚无、虚妄假象。方东美列举古希腊奥菲宗教中人由善恶二神合成的故事来说明西方宗教人性二元对立的传统③：善神狄奥尼索斯是酒神，有超凡的创造力，倍受人们的崇拜；恶神迪挺嫉妒酒神，把酒神吞进了肚里；天父劈碎迪挺后，将狄奥尼索斯的良心与迪挺的残骸混在一起，捏成人形，成为人类的初祖。于是，人类自生成之日起就具有善恶两重的矛盾性，方东美称之为“人性的二分法”或“神魔同在”。

（二）中世纪的神人“恶性二分法”

欧洲进入中世纪以后，哲学退化为神学的“奴婢”，认为永恒存在的上帝是超验的存在物，是全知全能的。方东美指出，基督教属于他力宗教，认为人要摆脱与生俱来的“原罪”，只有靠上帝来解救，因为“天国是庄严神圣、戛戛独造的，是与现世完全相异的‘另外一种’ ‘高天之上’境界”④。所以，上帝具有最高的价值，是一切价值的源泉。作为总体的世界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说明上帝自身的主宰地位。在上帝那里，人的价值缺乏自足性，如老鼠被创造出来是为了成为猫的食物一样。欧洲近十个世纪的这种充满统治者偏私意图的禁欲主义道德和神学价值观，偏离了现实的世俗的人的需求。

方东美指出，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中包括创世说、原罪说、救赎说等等，都极度夸大了上帝的权威，贬低了人类的尊严，它与柏拉图的二元论思维深相契合，进一步恶化了人与世界、人与神的疏离。基督教中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的故事，提醒人们人类的先祖由于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而殃及后代。在西方强大的二元论和性恶论传统下，人性内在的疏离也就在所难免。在谈到西方的超绝形上学对人性的影响时，方东美认为人作为一个体而言被划成灵肉两截。灵魂为理性所止之地，所以是善；而肉体是欲望冲动之源，所以是恶。那些随肉体躯壳指引而超意动念的人，必遭到天谴的惩罚①。“所以人不只是一种矛盾，更是一种内在的自我矛盾，此世的肉身纯为罪恶，而善良的灵魂却属于他世”②，造成了人与神、人与他人及人与自我的疏离。

（三）近代的知、情分离价值观实践

西方近代科学发展以来，自笛卡尔开始，古代的二分法思想被应用于科学研究。在自然科学的强大功势下，人性情感经历了一系列的打击，方东美称之为生物学的打击、天文学的打击和近代心理分析学的打击。生物学的打击自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开始。达尔文依据科学考察和遗传学原理，提出人类的祖先是猿猴的说法，打破了上帝创世说，有助于缓解长期以来压抑在人们心头的“被造物意识”，但同时把人类降低到动物的水平，原来人类的祖先是畜生，不是万物的灵长！

天文学的打击来自于哥白尼的日心说。自古以来人们就确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人是地球上一种高尚的精神存在，但是哥白尼提出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而地球只不过是围绕着太阳运行的一颗小行星。后来在开普勒等人的进一步研究下，发现太阳也只不过是宇宙星云里的一粒微尘，至于人更是渺小到微不足道。人类过去以宇宙的中心、地球的灵长自诩，不过是无知的狂妄罢了。这是近代天文学给人类带来的打击。

人类的另一种打击来自于近代心理分析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弗洛依德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他打破了“理性支配人类行为”的一贯信念，提出人的心理结构由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构成，在人类心灵的最深处，是人的理性所无法控制的本能，尤其是性的本能。在弗洛依德的“深度心理学”看来，人类不再是可以自我控制、知情意、和谐统一的个体，人性的本质是一团黑暗及无休止的性的欲望和冲动。于是， “由于天文学的打击，生物学的打击，近代心理分析的打击，人的重要性，从墙脚一齐被挖倒了”③。方东美主张从中国人的“高度心理学”即“立体观” 看待人类心灵，所看到的就“不是平面的表层，也不是黑暗的深度”④，而是人类的崇高价值、人性的完美性和人性的潜能。

近代欧洲人的思想成了一个孤绝的存在，在以上所说的“三大打击”之下，其知、情分离价值观占据主导地位后，历史失去了持续性，也无法处理价值问题。因此，近代的科学兴起后，要求道德的中立、美学的中立以及宗教的中立，实际结果却是道德、美感、宗教等价值一概不要，导致宗教和哲学的死亡，甚至“连讲伦理学也只成了一个玩弄伦理名词的，只是讲概念，而真正的道德精神，真正的价值却丧失了”⑤。

三、和、分价值观的当代启示

西方文化重视细理分析，中国文化重视整体圆融。古希腊文化以实智照理，起如实慧，要在正理与豪情分离；近代欧洲文化运方便机巧，成方便慧⑥，要在情理相违，整体为凌空系统，呈现多端敌对、内在矛盾之系统。中国传统文化以道家为代表，文化慧体为充量和谐，呈现为广大和谐之系统。从方东美对中西文化的不同分析中可知，中西价值观都具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

中国传统和谐文化价值观的优势是：以建立在上下回向、哲学与艺术等基础上的整体联系与动态发展的综合性思维方式来理解，形成一种人与宇宙、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的内心的融通与和谐关系，利于形成稳定和谐局面，使人文精神得到较好的发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老子》第25章），“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 （《周易大传·文言》），指出人性是天或道予以的内在价值，能与外界存在相和谐。这种内在性表现在实践中，就是人生的义务感强烈、道德教化的使命感较为突出、具有恒久的人生抱负等。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和谐价值观也有不足：在物质分析、机械物质活动的探究方面有欠缺，注重精神性、道德性和艺术性的价值领域，易导致科学理性在现实中发挥作用的缺位；很多时候忽略了内在矛盾的细致分析，从而使得问题难以得到真正解决；有扼杀人的物质需求和个性发展的倾向，生命的实现方式由于脱离人的生命实现而强调精神超越，易滑入虚幻；人们的价值取向突出个人的种种义务———服从家庭、家族和国家等集体利益，而在一定程度忽视了个人的权利和发展。

可以说，这种“和” 的价值观崇尚整体利益，在今天能带来像“社会主义办大事” 的效益，信奉“个人服从集体” 原则，显然是正确的；然而当“集体利益”被抬到至高无上、个人利益被严重损失时，个性发展的积极性必然受到损害，官僚主义腐败等现象必然产生。这些问题的产生是由过分突出“和” 的价值观而淡化“分”的价值观所导致的后果。因此，中国的文化传统应该在继承和发掘自身原有智慧的同时，努力地进行外在学习和“充电”，积极吸取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想。

西方重视“分” 的价值观在当代的优势是：追求超越现象世界的纯粹客观知识，重视主客分立、情理分立、智理分析，强调在对世界的客观认识中把握世界运动发展的规律，征服并改造自然，使科学精神得到一定的发展，比如近代以来基因工程、生物工程、电子技术等的很大成就。相应的，西方“分”的价值观的不足，表现在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方面，重视金钱标准和利益最大化，将市场经济理念扩展到非交换领域，导致一定程度的精神分裂。这种“分”的价值观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畸形膨胀，从而阻碍了人类生命的自由实现。

总体而言，具有道家精神的中国文化“和”的价值观体现一种整体性、融贯性的思维方式，人与神明、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是交融互彻、和谐统一的关系。因此，方东美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案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和”的价值观和圆融思维，重新恢复人与世界的关系。他批判西方的二元论，认为西方哲学由于执着于二分法，使上下二分、内外二分，但他从不反对西方的形上学。方东美解决问题的另一个方案是在重视科学精神、发展科技的同时，恢复人的神性，从而把人从负罪文化的救赎角色中解放出来，靠自身的神性疏通人与神、形上与形下的关系。他说应做一个现代意义的超人，需“超希腊人之弱点而为理想欧洲人与中国人，超欧洲人之缺陷而为优美中国人与希腊人，超中国人之瑕疵而为卓越希腊人与欧洲人，合德完人方是超人”。①

中西方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徐志摩；文学作品；西方文化

徐志摩是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名噪一时，有着独特文学个性、独特生活经历的文学家。他的新诗、散文在中国新文学历史进程中留下了一席之地。

徐志摩从小受“诗书礼”教育，长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短暂的人生经历却非常丰富，曾留学美英，有双重留学经历，回国后又两次游历西欧，到过很多西方国度。徐志摩虽然创作时间不长，但其创作的作品体裁十分广泛，涉猎过多种文体；写作与自由体诗不同的格律诗、创制“跑野马”的散文、抒写“完全的抒情诗”式的小说与童话、与陆小曼合撰唯美风格的悲剧，并留下了大量精美的书信和日记。除了创作，徐志摩还译介了大量的作家与作品，他的译作涵盖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39位作家，涉及多种文体和流派。徐志摩在东西文化之间来去自如，他丰富的人生经历与阅历使其能对不同的西方文化进行批判和取舍，他横贯东西的痕迹决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独特位置。

徐志摩留学欧美时期，广泛涉猎过外国文学各个时代、各种文学思潮的作品，包括现代主义诗歌、小说、戏剧等，受西方浪漫派、唯美派、悲观派以及象征派诗人多方面的影响。他的诗有拜伦傲藐一切的反抗性格，有雪莱的理想与热情，也有济慈的唯美情绪；有华兹华斯的清脱高远，也有哈代的悲观厌世；有泰戈尔式的沉思、流丽，也有波德莱尔式的直面丑恶人生。从文化角度来看，西方文化的分支中影响徐志摩文学创造最多的是贵族精英文化、个人主义文化和基督文化。

1.贵族精英文化

英国文化是以希腊罗马文化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这一文化带有浓厚的贵族色彩，偏于保守、讲求渐进、厌恶竞争、追求高雅、崇尚自由独立。隶属于它的康桥文化，更富有精英气息。康桥文化是以剑桥大学为中心形成的，蕴涵了强大的贵族气、保守性与独立性。1921年，徐志摩只身飘洋过海，来到康桥河畔，加入康桥社团，康桥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他全身心地沉浸在了英美诗歌的气质和氛围中。正如他所说：“我的眼睛是康桥教我睁开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

徐志摩的诗歌创作最先受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影响。华兹华斯是英国湖畔派诗人，他的诗不崇尚奇幻，以其宁静的沉思和富于想象力的风格写得真挚自然、亲切质朴，笔调清淡朴素，具有“天然去雕饰”之美。华兹华斯息影田园，寄情山水，全身心去拥抱大自然，这种浪漫主义情思在徐志摩心中激起了共鸣。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但我只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再看华兹华斯的《我有过阵阵奇怪的的悲痛》诗：“我一面不住把月亮凝视，一面在草原上前进；马蹄儿轻疾，那些亲切的小径儿已越来越近。”亲切质朴的盛情，整齐的句式，abab的韵律结构，这便是徐志摩与华兹华斯的共同之处。如果说华兹华斯等湖畔派诗人给了徐志摩清新洒脱、高远的一面的话，那么，拜伦和雪莱的影响则使他的诗充满反抗的力量的追求的热情这一面。除上述诗人外，徐自摩还受到济慈、白朗宁夫人、惠特曼等诗人的影响，对这些诗人的诗歌，他都有翻译。这些诗人所代表的英国贵族精英文化，对徐志摩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并深入到了他的灵魂深处。

2.个人主义文化

欧洲的文明，名流的思想，雪莱、拜伦的风流与浪漫如同一道道洪流，不时冲击着徐志摩，使他走上了爱、美、自由的理想主义道路。他期待着“馨香婴儿”的出生，这一理想使他对生活有着积极向上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折射到思想上便演变成一种不可一世的个人主义。他的个人主义，不愿受任何束缚，崇尚自我、真我的精神追求。他在《列宁忌日—谈革命》里说：“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我信德漠克拉西的意义只是普遍的个人主义；……我要求每一朵花实现它可能的色香，我也要求各个人实现他可能的色香。”

以徐志摩诗歌受雪莱的影响为例，反叛社会是他们共同的个性。雪莱特立独行，为世之所不容而又钟爱人生。雪莱的诗作丰富了徐志摩的精神世界和诗歌领域，徐志摩与雪莱在个性气质、审美心理倾向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相似。他们的作品里都浮动着飞扬的情思和丰富的想象，充满动感，崇尚变化，追求真善美。雪莱的作品在思想上给了徐志摩极大的启发和鼓舞，使得本性柔弱的徐志摩在《谁知道》、《火车擒住轨》、《庐山石工歌》等诗歌中发出了自己的最强音。追求自由是他们理想的精灵。雪莱的《致云雀》借对小鸟的赞美倾诉了自己对人类美好前途的向往和憧憬。徐志摩通过对雪莱的接受，用自己的想象力对作品加以改造。通过释放雪莱作品中蕴藏的潜能服务于自身。在1924年《黄鹊》里，就再现了雪莱的云雀精灵。“一掠颜色飞上了树……艳异照亮了浓密——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热情……但它一展翅，冲破浓密，化一朵彩云。”徐志摩的黄鹊与雪莱的健康向上边飞边唱的云雀联系得十分紧密。他们诗中的鸟都已不是鸟，而是一种自由的精灵，象征着诗人对幸福自由的讴歌与向往。

3.基督文化

徐志摩在国内就曾接受教会学校——上海浸信会学院的教育，而几度在欧美流转，更直接了解了西方社会和文化里的宗教，亲身经历了圣诞节仪式、宗教建筑、宗教绘画和宗教音乐。西方的人文科学与基督教文化精神水融，徐志摩在学习西方文学艺术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接受了基督教文化精神的影响。

在基督教的伦理价值观念中，其核心有这样一条威力巨大的律令：“你应当全心全意地爱上帝，爱你的邻人，犹如爱你自己。”这条律令清楚地说明基督教是一种爱的宗教。在徐志摩那里，“爱”是无价的，他说，“暴露在最后审判的威灵中/一切的虚伪与虚荣与虚空；/裸的灵魂们甸甸在主的跟前；/我爱，那时间你我不必张惶，/更不须申诉、辩冤，在不必隐藏，你我的心，像一朵雪白的并蒂莲，/在爱的青梗上秀挺、欢欣、鲜妍；在主的跟前，爱是惟一的荣光。”“我爱”成为徐志摩生命全部价值的追求，或者说成为一种神秘。他的诗作中流露出的“主”的意识犹如在基督教国度一样自然，传递出的“爱”的真情与基督教所表达的一脉相承。在《最后的那一天》中，徐志摩借用了《圣经》中关于“末日审判”的典故，用诗的语言和形式创设一个理想化的，想象出来的情境，寄托并表达自己对纯洁美好而自由的爱情的向往和赞美：“在春风不再回来的那一年/在枯枝不再青条的那一天/那时间天空再没有光照/只黑蒙蒙的妖氛弥漫着/太阳，月亮，星光死去了的空间//在一切标准的那一天/在一切价值重估的那时间/暴露在最后审判的威灵中/一切的虚伪与虚荣与虚空/裸的灵魂们甸旬在主的跟前。”诗人着力描绘那一天的不同寻常，这自然是为了对比出两类人在这一情景面前的不同心境，坏人只能惶惶然，好人却能坦坦然。在那一天，一切现实中习以为常甚或神圣不可动摇的价值标准都必须重新估价甚至完全。

徐志摩在新旧历史矛盾和东西文化碰撞中，扮演的是双重角色：一方面，他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要求在思想上、生活上等各个方面实现民主、自由；另一方面，“五四”以后封建势力回潮，军阀混战的黑暗现实，根本不可能为实现民主、自由提供最起码的条件。一方面，他受欧美人生观影响，有着积极的入世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他却不断陶醉于传统文化闲适隐逸的情调。一方面，他受英国各流派诗人影响甚深；另一方面，传统的审美情趣却又时时体现于他的作品中。这是新旧交替的夹缝时代特有的文化现象，是历史给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特殊的遗赠，也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精神宝库。

透过徐志摩短暂的一生及其文学创作，我们会发现，他的思想无论从哪个方面去分析，都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园地。他的思想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他以他的纯情与明丽诉说着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感悟与认识，表达着自己的爱与恨。他多重思想就像一棵树一样，虽然每个枝干都奔向不同的方向，每一片叶子都展示着各异的光彩，但它们本是同根生，血脉相连，意气相通。他思想的各个层面都源于一个“爱”字，源于他对生命，对生活有着强烈的热爱与渴望。他的人道主义、个人主义、自然主义以及他对爱情的体悟都是他生性本底的真纯、善美、率性的生发与展示。这种种思想成分是相依相生、相得益彰、相映成趣的。这就他的多重思想成为一个矛盾复杂的统一体，使得他的思想之树生机盎然，虽经历史沧桑而仍具独特魅力。

参考文献

[1]陈从周编.徐志摩年谱[m].上海书店,1981.

[2]顾永棣编.徐志摩日记书信精选[m].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

[3]韩石山.徐志摩传[m].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

[4]王亚民编.徐志摩诗全集[m].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

中西方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中西方文化存在许多差异：整体性和个体性的差异；中西方礼仪文化的差异；中西方饮食文化的差异以及教育文化的差异等。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是极其必要的。本文就是从多个角度浅析中西方文化差异，从而将其应用于英语教学中，让学生得到更加全备的知识。

一、社会礼仪

中国人见面喜欢问对方姓名、年龄、单位及收人等。而西方人很讨厌人家问及年龄与收入等个人私事。中国人路遇熟人总爱寒暄道，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有礼貌的打招呼用语，而若你跟西方人这样打招呼，他们则会认为你想请他吃饭或者干涉其私事，会引起误解。对于别人的赞扬，中国人通常表示谦虚，并有一套谦虚之词，像“惭愧”、“哪里”、“寒舍’，、“拙文’，等。而西方人总是高兴地回答“thank you(谢谢)”以表接受。中国人用“谢谢”的场合较西方人少，尤其是非常亲近的朋友和家庭成员之间不常说“谢谢。”而西方人整天把“thank you"挂在嘴边，即使是亲朋好友和家庭成员之间也常如此。中国人收到礼物时往往放在一边，看也不看(生怕人家说贪心)。而西方人收到礼物时要当着客人的面马上打开并连声称好。中国人殷勤好客，一杯杯地斟酒，一遍遍地上菜，客人不吃不行，不喝也不行，使西方人觉得难以对付。而西方人的习惯是:Help yourself,Please(请随便用)!中国人送客人时，主人与客人常说:“慢走!”“小心点!”等。而西方人只说:"Bye bye(再见)!""See you next time(下次见)!""Good night(晚安)!”

二、服饰礼仪

西方男士在正式社交场合通常穿保守式样的西装，内穿白衬衫，打领带。西方女士在正式场合要穿礼服套装。另外女士外出有戴耳环的习俗。

中国人穿着打扮日趋西化，传统的中山装、旗袍等已退出历史舞台。正式场合男女着装已与西方并无二异。

国际社交场合，服装大致分为礼服和便装。正式的、隆重的、严肃的场合着深色礼服滩尾服或西装)，一般场合则可着便装。

我国服装无礼服、便服的严格划分。一般地讲，在正式场合，男同志着上下同质同色的中山装，或着上下同质同色的深色西服并系领带，配穿同服装颜色相宜的皮鞋;非正式场合(如参观、游览等)，可穿各式便装、民族服装、两用衫，配额色相宜的皮鞋或布质鞋。

三、饮食方式的不同

中西方的饮食方式有很大不同，这种差异对民族性格也有影响。在中国，任何一个宴席，不管是什么目的，都只会有一种形式，就是大家团团围坐，共享一席。筵席要用圆桌，这就从形式上造成了一种团结、礼貌、共趣的气氛。美味佳肴放在一桌人的中心，它既是一桌人欣赏、品尝的对象，又是一桌人感情交流的媒介物。人们相互敬酒、相互让菜、劝菜，在美好的事物面前，体现了人们之间相互尊重、礼让的美德。虽然从卫生的角度看，这种饮食方式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但它符合我们民族“大团圆”的普遍心态，反映了中国古典哲学中“和”这个范畴对后代思想的影响，便于集体的情感交流，因而至今难以改革。"

西式饮宴上，食品和酒尽管非常重要，但实际上那是作为陪衬。宴会的核心在于交谊，通过与邻座客人之间的交谈，达到交谊的目的。如果将宴会的交谊性与舞蹈相类比，那么可以说，中式宴席好比是集体舞，而西式宴会好比是男女的交谊舞。由此可见，中式宴会和西式宴会交谊的目的都很明显，只不过中式宴会更多地体现在全席的交谊，而西式宴会多体现于相邻宾客之间的交谊。与中国饮食方式的差异更为明显的是西方流行的自助餐。此法是:将所有食物一一陈列出来，大家各取所需，不必固定在位子上吃，走动自由，这种方式便于个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不必将所有的话摆在桌面上，也表现了西方人对个性、对自我的尊重。但各吃各的，互不相扰，缺少了一些中国人聊欢共乐的情调。

四、中西方教育形式的差异

中国传统教育强调知识的传授，美国教育强调学生能力的培养，二者需要交流和互补。通过查阅有关书籍，我们也意识到:中美教育在各个教育层次上都存在着差异，并以不同的表现形式体现出在美国，年轻人大多很有主见，这种独立意识是从小培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