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哲学论文范文第1篇

中国哲学典籍指的是先秦时期形成的原典文本、汉代以及以后的经学著作，同时也包括道家和墨家等其他流派及禅宗典籍。其中儒家主要有《i一三经》、《荀子》和宋明理学等著作;道家的《老子》、《庄子》、《列子》等;佛家的《六祖坛经》;其他诸子百家著作—包括法家的《韩非子》、《申不害》;兵家的《孙子兵法》和《孙腆兵法》以及墨家的《墨子》等。哲学是民族文化的核心部分，承载着民族文化的哲学典籍，是各民族得以安身立命的根基，中国哲学典籍是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内容，因而哲学典籍英译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民族文化身份维护者的角色，对中国典籍英译的发生、发展及其传播和影响的历史进行系统研究是当前翻译史研究的前沿课题，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中国哲学典籍翻译史研究的意义及价值

全球化时代，涵盖一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科技、教育、人力资源等领域的综合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文化实力是一国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而文化“软实力”的传播是一个国家走向强大必不可少的阶段，在21世纪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中国哲学典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基本要素和发展源泉，在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大力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译介中国哲学典籍，撰写中国哲学典籍翻译史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中国哲学典籍翻译最重要的就是把有鲜明中国特色和中国个性的文化介绍到世界上去，这是增强文化“软实力”最重要的资源和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探寻中国文化传播规律，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树立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

二、国内外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研究现状

哲学典籍翻译与中西文化交流活动紧密相连，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中国的传统文化借助哲学典籍翻译走向世界。历史上一共发生三次中西文化交流活动，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派人向中国布道传教，开始将中国哲学典籍译成西方文字，介绍中国文化，构成了中西文化第一次交流，此次交流由于“礼仪之争”的爆发而结束。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始于19世纪末，新教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进入中国，中国哲学典籍被大量翻译成英语在海外传播，汉学研究诞生，然而由于中国经济实力的落后，译文中充斥着“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国文化的抨击与贬斥，“二战”之前，中国先秦的重要哲学著作都有了英语译本，宋明理学的著作英译也有了进展，“冷战”造成的东西方对峙，使这次学术交流再度中断。第三次中外文化交流始于20世纪70年代，这是中国主动融入世界，向世界敞开大门，全方位、多层次的文化交流，西方的汉学家、哲学家和海外华人以及本土的译者成为这项翻译活动的主体，中国古代哲学典籍主要著作都有英语译本。

典籍英译史属于翻译史研究的范畴，当下国内外的翻译史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然而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仍较为薄弱。考察中西方的翻译史研究发现，当前翻译史研究长于对具体译史和译论的梳理与总结、编年体例的资料汇编和译家、译事或译作的个案研究，缺少从史学的角度、运用史学研究的方法深入研究翻译史的力作，更缺乏书写翻译史的系统理论研究，正如许钧等学者所言，我国翻译史研究 “缺少从史学的角度、运用史学研究的方法去深入研究翻译史的力作，更缺乏书写翻译史的系统理论研究”(许钧、穆雷， 2009:85）。

西方学者如利玛窦、柏应理、柯大卫、理雅各、卫立贤很早就有意识地、大规模地、系统译介了中国的哲学典籍，翻译学者如H ohn es, V enuti, Chesterm二及P ym等在翻译史理论方面各有建树，然而由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或者研究范式的不同，西方学者更多注重从中西比较哲学、汉学及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研究中国哲学，如安田朴的《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与《中国之欧洲》、维吉尔·毕诺的《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韦利的《中国古代三大思维方式》，修中诚的《中国古代哲学》，美国汉学家顾利雅的《中国思想:从孔子到毛泽东》，陈荣捷的《中国哲学纲要及注释书目》，葛瑞汉的《中国哲学及哲学文献研究》，艾文贺、万白安的《中国哲学经典读本》。归结起来，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研究在国外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其中既有西方对中国哲学的偏见和误解因素，还有专业方面的原因，因为哲学典籍英译史的撰写不仅需要熟悉中国哲学思想，还要掌握翻译理论并能够熟练运用，国外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多为汉学家或哲学家，思想上的优越使他们对来自中国的哲学典籍翻译史不予重视;中国哲学内涵深刻、含义丰富，从事翻译史研究的翻译学者对中国哲学专业生疏、知识欠缺，而这方面的知识积累远非一朝一夕之功;同时，西方的翻译史理论仍在发展，有待丰满和完善，因而国外目前借助翻译史理论撰写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几近空白。

国内的典籍英译史研究已经起步，直接书写中国典籍外译史的论著有马祖毅、任荣珍主编的《汉籍外译史》与方汉文的《20世纪中国翻译史》，这两部著作对中国哲学典籍翻译史都有所涉及，但仅限于罗列翻译史实和译者介绍，对哲学典籍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策略、译本在域外造成的影响缺乏分析和探讨。其他最为常见的是对某类哲学典籍的译本或某位译者的专题研究，这些著作主要选取代表性译者的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或对某位翻译家的生平进行传记写作，但多从语言层面进行译本的比对，或者对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进行评价或者借助某种翻译理论对于翻译现象进行点评，疏于对中国哲学做源流上的考证，缺乏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宏观上的关照，未能将哲学典籍英译的整体状况有效地呈现出来。

郭尚兴教授借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哲学典籍英译》C200'7}《中国哲学术语英译研究》C2014}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论中国典籍英译的几个基本问题)) (2010)《论中国哲学典籍英译认知的多重历史视域融合》(2010)《论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目的与性质》(2013)《试论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原则》(2013)《中国传统哲学典籍英译范式初论》(2014)宏观相契与微观相切:中国传统哲学典籍英译的方法论研究》(2014)《论中国传统哲学整体性观照下术语英译的意义相契性》(2015) ,《中国传统哲学术语英译方法研究》(2015)，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有专门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杨静的博士论文《二十一世纪美国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论》作为国别专题断代史对20世纪儒学在美国的翻译与传播进行梳理，并提出了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两种范式。白玉杰的博士论文《中国哲学典籍英译语境本体性研究》探讨了语境在中国哲学典籍英译过程中对意义认知的本体性。杨平的《论中国哲学的翻译》（2012） ,提出中国哲学的研究应该从“以西释中”转向“以中释中”，以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和历史文化背景诊释中国哲学，在翻译中应“避免基督教化、西方哲学化或文化利用型的翻译途径，采取文化还原式的翻译如音译、创译和综合翻译彰显中国哲学的特质和财富”(杨平，2012:77) , "翻译中国哲学典籍应该彰显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和独特性，确立中国译者的主体地位，保留中国文化特色并注重异化的翻译策略，还要建立研究型学者型翻译模式”(杨平，2011:57)。国内另有其他学者岳峰、李玉良、邓联健、李新德对哲学典籍英译提出了独到的看法。

国家对哲学典籍翻译史的研究给予了较大重视，先后启动了“大中华文库”和“熊猫丛书”出版工程，并于2006年起开始实施“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10年还启动了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并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上对哲学典籍翻译史提供了大力支持，2016年新批准的相关项目有李正栓的《藏族格言诗翻译史研究》、土治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下少数民族活态史诗域外传播与翻译转换研究》、黄碧蓉的《辜鸿铭儒家经典翻译与域外传播研究》、邓联健的《来华新教传教士百年汉籍英译史研究》、刘立壹的《}一九世纪英文汉学期刊对中国文化典籍的译介研究》。典籍英译的学者还定期举办典籍英译研讨会，并有专门的会刊《典籍翻译研究》，将典籍英译史研究作为主题之一，《中国翻译》、《上海翻译》、《燕山大学学报 (社科版)》专门为典籍翻译开设了板块，为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提供了平台支持。国内相关翻译史理论的研究为哲学典籍英译史提供了方法论支持，为深刻认识典籍英译史的本质和撰写哲学典籍英译史提供了理论指导，此处作者有专门论文论述，不再赘述。这方面的学者有土宏志、孔慧怡、许钧、文军、蓝红军、穆雷、邵璐、夏天、易经、黄焰结等，他们取得的成果将翻译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英国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撰写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学术层面来讲，英国是中国的哲学典籍英译的大国，从1691年从拉J一文译本转译《论语》的译本开始，英国对中国的哲学典籍英译事业已经走过了300余年，较之欧洲大陆国家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等国，英国的典籍翻译事业起步较晚，但是英国是英语世界最早和最大规模译介中国哲学典籍的国家，也是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主要国家，英国的新教传教士对译介中国哲学典籍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将中国的《四书》《五经》以及佛、道两家的主要著作全部译成英文出版，英国的第一代汉学家理雅各基本将先秦的儒道典籍译成了英文，成为世界汉学家的楷模，并将英国推向世界汉学的中心，英国第二代汉学家亚瑟·韦利和第三代汉学家阂福德投身中国哲学典籍英译事业，再次将中国的哲学典籍事业推向高潮。而目前尚无专门的研究对中国哲学典籍在英国的英译史进行研究，为《英国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写作提供了契机。

从历史和现实层面来讲，英国是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19世纪最为强大的西方国家，中英关系是19世纪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随着两国经济实力的变化，经历两次鸦片战争与世界大战的洗礼，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与中英两国综合国力的变化，中英关系经历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演变过程。2015年10月，应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土国女土伊丽莎白二世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为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绘制蓝图，开启了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哲学典籍英译事业作为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大国的英国，目前尚无专门的论著对中国哲学典籍在英国的翻译史进行研究，《英国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撰写有利于填补这块研究空白，具有开创性意义。

通过对英国的中国哲学典籍翻译史研究的现状分析，可以看到目前存在以下不足:

1.从研究成果的类别来看，当前英国的中国哲学典籍翻译史研究缺乏系统性，尚无针对中国哲学典籍在英国翻译的综合性研究，有限的研究成果仅见于汉学、比较文学或比较哲学著作，张弘的《英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对《四书》、《五经》的翻译情况有所提及，姜智芹的《文化想象与文化利用—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以及葛瑞汉的《论道者:中国哲学论辩》都是截取了某个历史阶段中国文化或者哲学在英国的传播情况，对于哲学典籍在英国的介绍还很不够。

2.从研究的广度来看，英国的中国哲学典籍翻译史的研究不够全面，有限的研究基本集中于几位名气较大的翻译家如理雅各、韦利、苏慧廉的研究，对鸦片战争前的译者如马世曼、马礼逊、柯大卫和二战后的译者如葛瑞汉、雷蒙·道森与阂福德的研究很少，另外，现有的研究大多围绕先秦著作《论语》、《道德经》等展开研究，对诸子著作研究较少，宋明理学的研究几近空白。

3.从史实关注的层面看，大量的翻译活动史实还没有得到重视。二战后虽然英国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进入短暂的衰退期，但是英国还是出了不少典籍英译大家，如葛瑞汉、霍克斯和阂福德等，他们的翻译活动目前研究得还很少，同时与二战前相比，中国的典籍英译活动为何突然陷入衰退，除了美国汉学的崛起和英国经济的衰退，为何文学典籍翻译依然兴盛，哲学典籍翻译却陷入低谷，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思考的。

4.从研究方法上来看，缺乏系统的研究方法和系统的翻译理论指导。以上提到的大部分相关文献停留在单纯的对史料的梳理上，未能对英国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整体特征进行探讨，也没有借鉴相关学科如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学科的理论对史料进行深入分析，更没有自觉运用翻译学这一所属学科常用的基本方法如定性定量研究、描述性研究、语料库翻译研究对中国的哲学典籍英译进行深入系统的科学研究。

综上所述，《英国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撰写极为必要而且非常迫切。

四、《英国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撰写设想

国内学者土克非曾经提出翻译史与文化史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指出“研究者可以采取历史梳理与理论分析相结合、案例分析与宏观思辨相结合、突出理论与实践并重、细描与逻辑推演并举的研究思路”(刘杰辉，2016:124)。皮姆在《翻译史方法论》中提到的“翻译考古学”、“历史批评”“解释”的翻译史的撰写原则，即“解释翻译为什么会在特定时空背景下发生;翻译史知识的核心对象不是翻译文本，或文本上下文关系及语言特征;翻译史应围绕译者工作和生活的社会环境建立”(转引自蓝红军，2016:9)。本研究在借鉴两者研究的基础上，将在《英国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撰写中综合运用如下方法。

 (一)文献法

文献梳理是研究翻译史的基础和前提，可靠的史料来源是写好翻译史的保证，如果缺乏第一手的史料来源，就需要通过多种渠道对材料进行佐证以确保其真实性和可靠性，以免造成对学术的损害和历史的扭曲，同时，资料的整理和分析也要有明确的逻辑分析意识和科学的翻译理论指导，以免陷入单纯的史料罗列而出现“史料汇编”现象。

 (二)文本细读法

文本细读法就是在尊重社会历史的前提下，对译本中的语言予以特别关注，考察同一原文、不同译本、不同译者或者相同译者，揭示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到了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和运用，并揭示不同的译本在历史中起到了哪些作用。

 (三)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借用文献目录学方法手段，通过归纳、演绎等定性研究，结合总量与类别的量化统计和对比统计等定量研究”(刘杰辉，2016:124)，展示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哲学典籍在英国翻译的具体面貌、主要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全方位地揭示英国的中国哲学典籍翻译史背后的文化传播规律。

 (四)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

蓝红军提出，“史学要以对过去的研究实现对现实问题的反思，而翻译学也必须关注当前社会的需要。因此，翻译史研究的价值在于提供现实教益，让译者和译学研究者理解翻译本身，对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某些翻译现象做出历史语境化的阐释，并为翻译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提供借鉴”(蓝红军， 2014:67)。我们研究英国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也要做到史论结合，有的放矢，史论结合的最终目的是加深我们对翻译及其社会功能的认识，我们可将其视为对翻译理论扩展的一次有益尝试，通过考察历史译事得失，探讨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通过翻译传播民族文化和塑造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

基于上述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英国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可从以下几方面展开专题研究:

1.英国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总览。在描述翻译学理论的指导下，勾画英国的中国哲学典籍概貌，并根据翻译主体、翻译活动特征及其产生的影响将英国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分为四个时期:发韧期(19世纪之前)、发展期(18001840)繁荣期(18411911)，多元化时期(1912年一21世纪)。主要针对以下问题进行探讨:“谁在译”(译者身份)、“哪些文本被翻译出去”(译本类别及数量)、“如何翻译”(翻译策略)、“翻译效果如何”(在英接受、传播状况，对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中西文化交流影响)。

2.社会翻译学理论对哲学典籍英译史研究的适切性。借助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及国内的社会翻译学理论对中国哲学典籍在英国的翻译和传播进行分析，探讨译本的诞生、特点以及译者是如何与社会发生互动以及译本产生了哪些影响。布迪厄的社会实践模式可以用公式“「(惯习)(资本十场域=实践”表示。人的社会实践是人的性情倾向(惯习)与人在场域中的地位(取决于其资本或经济、文化、社会和象征资本各自所占的比例)的互动，以及场域当前状态的结果。“场域”指的是在各种位置之问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充满了斗争，而斗争的实质就是争夺场域中的地位，主要取决于拥有资本的数量和质量。“翻译场域”指翻译的生产、传播和接受、具体翻译策略运用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问，其中充满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博弈，隐含着行为主体及各种机构相互问的权力关系状态和对文化资本的争夺。 “翻译场域”中的行为主体译者有属于自身的思维习惯即“惯习”，它总是与特定的“翻译场域”相关。译者的意识和翻译行为均受到“翻译场域”中生成的“惯习”的规范和约束，译者的实践目的、价值取向、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都无法超越译入语社会场域内特定的社会历史的权力话语。

以鸦片战争前的新教传教士翻译中国哲学典籍为例，当时西方社会“场域”对中国文化充满敌意与蔑视，基督教是他们共同的信仰，传教士作为其中的行为主体自然无法超越本土社会价值体系，处于社会文化生产场中翻译“子场域”的传教士译者，长期以来对本土文化、社会经济条件就有一定的依赖性，“西方中心论”的“惯习”在他们的实践历史中形成、稳定化并发生建构性功能，传教士肩负基督化中国的使命，他们在翻译中国典籍时往往贯彻有利于本土文化和价值倾向的策略，在此“惯习”结构的引导下，他们的翻译实践大量地渗入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批判，渗透着明显的种族和文化优越感，包含着西方对东方文化的认识论暴力，其译文深深地烙上了基督教意识形态的印记。

3.中国哲学典籍翻译的翻译模式研究。皮姆强调翻译史研究要以人为本，而且注重翻译的交互文化性。翻译家是翻译活动的主体，探讨主体在时代语境中的选择和决策的动态过程，但是翻译家研究一般离不开译本研究，包括文本选择和文本翻译策略选择，这就是我们的“翻译家模式研究”，翻译模式指的是“基于一定理论指导的有关翻译学研究和实践的稳定性结构框架和活动程序。作为结构框架，模式包括理论依据、活动目标、操作程序、适用条件等要素;作为活动程序，模式具有稳定性、可操作性、有序性和有效性的特点”(蓝红军，2015: 75)。本书主要选取以柯大卫为代表的“西方中心主义翻译模式”、理雅各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经学翻译模式”以及“回归原典性模式研究”，“回归原典性模式研究”含韦利的实证性翻译以及刘殿爵注重中国哲学特质的翻译，通过选取各个译者的代表性译本，以点带面地对译本体现的不同翻译模式、译者的文化观和翻译观对翻译的制约作用进行分析，并对不同翻译模式下的译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的功能进行定位。(柯大卫的翻译体现了西方阐释学中“以读者为中心的”阐释进路，显示基督教文化对儒家文化的优越性;理雅各的翻译体现“以注疏文本为中心”的诊释进路，向读者呈现中国的儒家文化发展的轨迹;韦利与刘殿爵的翻译体现了“以原典为中心的进路”，韦利重在呈现历史上“真正”的孔子，刘殿爵注重呈现中国哲学的特质，他们的译文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都对中国文化在英国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目前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的条件下，“回归原典性模式研究”对推动中国文化在域外传播是最为有利的，这种模式旨在呈现中国哲学特质，有利于维持民族文化身份，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满足了中国文化战略和塑造中国形象的诉求。

结语

英文哲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安乐哲；罗思文；《论语》；哲学诠释；文化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8-0172-02

《论语》是一部承载了厚重文化积淀的传统经典。它对中国社会、文化乃至民族心理结构等方面都产生了非常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而随着近代以来中外交流的日益密切，《论语》更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经典，集中代表了东方儒家文化的思想智慧，对世界思想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论语》的英文全译本自20世纪中叶就出现了，其后，又有多种译本问世。西方传教士、汉学家、哲学家、中西方学者以及翻译家都曾投身于《论语》的英译之中。由于他们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致使众多译作风格迥异，褒贬不一。但总地来说，为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选取安乐哲和罗思文在1998年合译的《论语》The Analectsof Confucius：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该英译本为20世纪中后期比较权威的《论语》英译本。

一、《论语》英译本及其作者简介

安乐哲，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和汉学家，1987年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任教于夏威夷大学哲学系，亦是《东西方哲学》和《国际中国书评》的主编。安乐哲教授的学术研究范围主要是中西比较哲学。曾出版了一系列蜚声国际的中国哲学专著。

罗思文，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和汉学家，华盛顿大学哲学博士，马里兰大学圣玛丽学院人文科杰出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宗教、伦理和政治理论、宗教哲学、语言哲学。主编或翻译了《莱布尼茨：中国书简》等6本书。现任“亚洲社会与比较哲学论丛”主编。

1998年，安乐哲与罗思文合译了《论语》，英文译本名为The Analectsof Confucius：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该译本包括前言、导论、译文和附录。在前言中，作者相信翻译对文化的交流和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西方思想家多用一种非历史、非文化的方式进行哲学化的探讨；但是，孔子与之相反，他深切地关注身边的现实问题。两位教授深蕴中国哲学的特点，用自己的理解和英译方法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态度，也越来越深刻地理解了中国经典；他们的比较研究论著纠正了西方人对中国哲学思想长时间以来的深深误解，清除了西方学界对“中国没有哲学”的成见，开辟了中西哲学和文化深层对话的新路。（贺翠香，中国儒家的民主与宗教，2002：34）

二、哲学思维下的《论语》英译

安乐哲、罗思文致力于从中国哲学本源的角度来诠释《论语》，反对用西方哲学来剪裁中国思想的“文化化约主义”翻译方式，这是其译本的最大特色。安乐哲和罗思文认为，西方学界对于中国哲学的理解极其有限，一直以来中国哲学经受着非常严重的误解。最初传教士们对儒家学作神学化诠释，用基督教神学附会儒学，他们翻译《论语》是为了突出原儒文化的宗教成分，强调基督教与儒家思想的相同之处。其次，西方汉学家在“东方主义”的理念影响下，多从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角度阐释《论语》。因此，安乐哲、罗思文所以致力于《论语》的哲学诠释，是给西方读者以启迪，让他们能够尽可能多地理解儒家哲学思想，而不是根据自己的文化教育背景，思维方式，兴趣爱好和是非标准随意夸大、弱化或剪裁中国哲学；“只有当我们注意到积淀与中国人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中的那些非同寻常的观念时，我们才能抵御文化化约主义的强烈引力”。（安乐哲、罗思文，1998：preface）安乐哲、罗思文从哲学和语言学背景来考察翻译，认为古汉语是一种“过程性”、“事件性”的语言。与西方的思想家不同，中国早期的思想家们并不着力探寻事物的本质，他们认为唯一永恒的就是变化本身。这种哲学思维反映在《论语》翻译中就体现为尽量不用实体性的词汇来诠释《论语》，而使用过程性的词汇来翻译。

例如，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学而·十一》）以下是不同译者对这段话后半部分的不同翻译，通过比较，可以很明确地证明上述观点。

理雅各：If for three years he does not altar from the way of his father， he may be called filial.

亚瑟·韦利：If for the whole three years of mourning he manages to carry on the household exactly as in his father's day，then he is a good son indeed.

刘殿爵：If，for three years，he makes no changes to his father's ways，he can be said to be a good son.

安乐哲、罗思文：A person who for three years refrains from reforming the ways of his late father can be called a filial son.

安乐哲、罗思文指出，前三种名家译文都认为，如果儿子能够在父亲去世后三年内仍然遵循父亲的“道”，他会终生不渝，始终坚持这样一种“道”。但是，关键应该是在充分领会并践行其“父之道”后，用自己的方式将其道发展完善。他们的译文暗示，子辈在遵循先辈的礼仪传统的基础上，定要消化吸收，再加以利用，使之与自己的独特环境相协调。（安乐哲和罗思文，1998：280-281）

对中西方思维和语言差异的独特理解促使安乐哲、罗思文在英语中寻找新的儒学关键词译名。看看他们有关“仁”的翻译，一改以往译者benevolence，goodness，humanity等译法，安乐哲、罗思文把“为仁”视为一种行动或者状态，根据过程性和关联性思维，译成authoritativeconduct，强调“成仁”的过程性。同样的思维过程也体现在他们把“为仁由己”中的“由己”译成self-originating。史嘉伯（DavidSchaberg）这样评价，这种翻译显得冗长而且加上一些自造的术语，有人可能不喜欢，但有人会觉得雅致，能够作为东西哲学对话的一种新尝试。（David Schaberg，Recent Translations of Lunyu，2001）

安乐哲和罗思文没有把“道”译成常见的theWay，而只是译成way，前者对绝对真理和权威的形而上学式的崇拜，而后者则强调在得“道”过程中对自身内在修养的不断追求，是儒家思想过程性的考量。两位教授还摈弃了对于“德”这一核心概念的诸如virtue和power这样的传统译法，主要是由于virtue容易使人联想到autonomy，individual，freedom这样典型的西方哲学类概念；此外power一词又太强势，与儒家提倡的“以德治国”理念相左。他们用excellence来译“德”，意在传达儒家道德的实践性与过程性，做到“以善德施之他人，以善念存诸心中”。

“神”和“心”的常见英译是humans pirituality，divinity，heart或mind。这种译法导致了含糊其辞和文化偏见。安乐哲和罗思文翻译“心”这个概念时，通过在英语中创造了一个新的概念，来尽可能多地展示中文原文的几种内涵。例如heart-and-mind和pneuma（精神、灵魂）。正是这些陌生的新词提醒我们，已经进入一个迥异的哲学世界，给读者以足够的想象空间来解释新词。这种方法对读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却极大地减少了译文和注释评鉴中出现问题的几率。

三、结论

20世纪以来，有些西方汉学家和哲学家出于“东方主义”角色和“西方文化化约主义”倾向，总试图用西方熟悉的哲学词汇来翻译中国哲学作品，在他们的译作中，我们只能看到一种西方形而上学式的哲学范式，他们的解读中，没有任何中国哲学的特色突显，因而他们没能够以端正的态度去接受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安乐哲和罗思文尖锐地批评了这种倾向，并在自己的《论语》英译中从中国哲学本源的角度出发，对《论语》中的中国儒学核心词汇做出了新的哲学阐释。安乐哲和罗思文《论语》译本向西方世界彰显了中国传统和中国哲学的独特性和有效性，同时也证明了孔子对西方哲学反思重构的价值。

参考文献：

[1]Roger T.Awes & Henry Rosemout，Jr.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M].New York：The Ballantine Publishing Group，1998.

[2]安乐哲，罗思文.论语的哲学诠释[M].余瑾，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陈国兴.论安乐哲《论语》翻译的哲学思想[J].中国比较文学，2010，（1）.

英文哲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翻译转换理论；《中国哲学简史》汉译；应用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315（2021）2-119-002

1917年，约翰·坎尼森·卡特福德（JohnC·Catford）出生在爱丁堡，是英国有名的语言学家和翻译学家。卡特福德（JohnC·Catford）先后就读于爱丁堡大学、巴黎大学、伦敦大学，学习过法国语言文学、语音学、俄语等专业。1965年，卡特福德出版《翻译的语言学理论》（ALinguisticTheoryofTranslation），该书为卡特福德的代表作，从语言学视角出发开辟了翻译研究的新途径。“翻译转换”这一理论即是在该书中提出，该理论基于语言学视角，对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语言形式差异进行比较，并详细阐述两种语言在词汇与句法层面应该采用怎样的转换策略。

《中国哲学简史》的作者系冯友兰老先生。1947年冯友兰老先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受聘担任讲座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其英文讲稿后经整理写成《中国哲学简史》，于1948年由美国麦克米兰公司出版。此书一出，立即成为西方人了解和学习中国哲学的首选入门书。多年来，这部专著一直在世界各大学作为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使用，在西方影响很大。2015年，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复三老先生的汉语译本出版发行。本文选取的语料即为赵老英译本。

一、翻译转换理论及其内容

卡特福德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一书中指出翻译转换包含两个模式：层次转换和范畴转换。其中层次转换指目标文本和原文本所使用的词语处于不同的语言层次上，即在语法层次和词汇层次之间的相互转换。范畴转换，指的是翻译偏离两种语言的形式对应，范畴转换又可以分为结构转换、类别转换、单位转换以及系统内部转换。卡特福德的分析绝大部分是针对范畴转换进行的。本论文分析主要以范畴转换英汉翻译为主。其基本转换理论如下：

1.层次转换

由于英语与汉语分属不同的语系，英语中的一些语法形式并不能在汉语中找到完全的对等形式，通常情况下，会改变英语的语法形式，在汉语中用词汇的形式将英语中的语法形式表达出来，如，英语中的单复数及时态，通常通过增词或减词的形式在汉语中加以转换。

例1：itissaidthatKingWeiofChu，havingheardhisname，oncesentmessengerswithgiftstoinvitehimtohisstate，promisingtomakehimchiefminister.ChuangTzu，however，merelylaughedandsaidtothem：“...Goaway，donotdefileme...Iprefertheenjoymentofmyownfreewill.”

译文：据所记，楚威王曾慕庄周名，遣使者携带礼物往谒庄周，聘请他出任楚国宰相。庄周笑答说“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上文提到层次转换通常表现为单复数变化及时态的表达两个方面。源语文本中“sent”、“laughed”以及“said”三个词体现为过去时態，译文中时态表达并非通过词汇的变化而完成，首句的“据所记”三个字即已从时间上交代清楚为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可见，英汉两种语言的在语法表达上的差异。英语往往通过词汇的屈折变化体现其语法关系，如时态及复数关系，而汉语中的语法关系往往通过虚词及时间状语等符号具体体现。

2.结构转换

卡特福德认为结构转换是所有转换中最为常见的转换，绝大多数涉及语法结构的转换。

例2：Thiskindofthinkingiscalledreflectivebecauseittakeslifeasitsobject.

译文：这种思考，我们称之为反思，因为它把人生作为思考的对象。

例3：Sometimes，whenthechildrenwerejustbeginningtolearnthecharacters，theyweregivenasortoftextbooktoread.

译文：孩子刚学认字，通常所用的课本《三字经》。

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源语多为被动语态，而目的语却多为主动语态，其源语句子结构可表现为“物主语+bedone+宾语”而目的语翻译为“人称主语+动词+宾语”形式。这是因为英汉两种语言分属于不同语系，英语中被动语态反映出西方人更看重客观事物，汉语中主动语态使用反映出中国人更看重做事的人的作用。

3.类别转换

类别转换包括将一种词性转换为另一种词性。

例4：AccordingtothetraditionofChinesephilosophy，itsfunctionisnottheincreaseofpositiveknowledge（bypositiveknowledgeImeaninformationregardingmattersoffact），buttheelevationofthemind—areachingoutforwhatisbeyondthepresentactualworld…

译文：根据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我所说的正面知识是指对客观事物的信息），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

例5：This，however，isonlyasurfaceviewofthematter.

译文：不过，这只是从表面上看问题。

例6：AWesternerstudentbeginningthestudyofChinesephilosophyisinstantlyconfrontedwithtwoobstacles.

译文：一个开始学习中国哲学的西方学生，首先遇到的困难是语言的障碍，其次是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

类别转换的例子在《中国哲学简史》汉译中可谓比比皆是。由于中英文分属不同的语系，英文中善用名词、而中文善用动词，上述三个例子清晰地揭示了这一语言规律。“Increase”、“elevation”以及“surface”分别译成“增进”、“提高”以及“从表面上”，实现了由名词到动词的转换。类别转换可以折射出语言是作为一个无限生成的系统而存在的，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词性转换可以说是千变万化的，无论如何变化，其总的原则为不违背原文意思，有助于译文的通顺流畅。赵老在《中国哲学简史》汉译过程中使用的类别转换即体现了这一点。

4.单位转换

单位转换指的是目标语中等值翻译与源语不在同一个层级上进行的转换。此处“级”指不同等级的语言学单位，如句子、从句、词群、单词和词素。为符合目标语的表达方式，通常情况下，英语中的一些句子可以翻译成汉语中的短语、或者将短语翻译成单词。

例7：ItisquitecommontoseebothBuddhistmonksandTaoistmonkssimultaneouslyparticipatinginChinesefuneral.

译文：在中国传统的丧事仪式中，僧人和道士同时参加，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例8：This-worldlinessandother-worldlinessstandincontrasttoeachotherasdorealismandidealism.

译文：入世和出世是对立的，正如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是对立的一样。

例7与例8中的“itisquitecommon”、“asdo”在译文中分别翻译为“并不令人感到奇怪”，“正如……一样”。将源语中的固定词组以短句的形式表达出来，符合汉语多使用短句的习惯。而将“asdo”两个词汇翻译为“正如……一样”又体现出目标语中等值翻译与源语不在同一个层级上进行的转换。

5.系统内部转换

这类转换指源语和目标语拥有近似对应的体系，但是翻译时涉及对目标语体系中不对应的词语进行选择。即在目标语中选用一个与源语不对应的形式。

例9：Menciusalsomeans：“Allthingsarecompletewithinus.Thereisnogreaterdelightthantorealizethisthroughself-cultivation.Andthereisnobetterwaytohuman-heartednessthanthepracticeoftheprincipleofShu.”

译文：孟子还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誠，乐莫大焉。强怒而行，求仁莫近焉。”

例10：Menciusalsosays：“thepeoplearethemostimportantelement[inastate]；thespiritsofthelandandthegrainaresecondary；andthesovereignistheleast.”

译文：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英文哲学论文范文第4篇

葛瑞汉教授( angus charles graham，1919-1991 )是当代英国汉学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权威。1946年他就读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1949年以优异的成绩取得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留校担任古汉语讲师。1953年葛瑞汉以研究程明道与程伊川的博士论文自伦敦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葛瑞汉热心于漫步讲学，周游世界。他曾以访问学者、客座教授身份讲学于世界多所著名大学，如：香港大学(1954─1955年)、耶鲁大学(1966─1967年)、密歇根大学(1970年)、康耐尔人文学会(1972─1973年)、 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1984─1986年)、台湾清华大学(1987年)、布朗大学(1988年)和夏威夷大学(1989─1990年)。1971年葛瑞汉取得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古汉语教授职位后在该位置任教十三年，成为当时伦敦大学最富盛名的中国学研究专家。1981年葛瑞汉当选为英国（文史哲）研究院院士。

葛瑞汉的中国学研究主要涉及对宋学家程氏二兄弟的哲学思想和对中国古代先秦哲学思想的研究。他在该领域的主要代表作有《中国两位哲学家：程明道与程伊川》（1958）、《理性与自然》（1985）、《中国哲学与哲学文献研究》（1986）、《阴阳与关联思维的本质》（1986）、《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1989）、《理性中的非理性》（1992）。wWw.133229.COm除对古代中国哲学的精湛研究外，葛瑞汉还热心于翻译中国古代哲学名著与古典诗词，出版了大量高质量的译作，最具代表性的有《庄子·内七篇和外篇选》（1981）、《列子译注》（1960）、《晚唐诗》（1965）、《西湖诗选》（1987）。

葛瑞汉对宋学家程颢（程明道）、程本文由http://收集整理颐（程伊川）的哲学思想很有研究。他在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开始对这两位著名哲学家的思想产生浓厚兴趣，后对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系统研究。葛瑞汉1953年6月向伦敦大学提交其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两位哲学家：程明道与程伊川》，后又得到亚非学院的资助于1954-1955年在香港和日本游学一年。获得新资料后，葛瑞汉重新对博士论文初稿进行了修改，所成专著于1958年在英国正式出版。这本书为那些初次遇到中国十一世纪哲学思想挑战的学子们标明了起点，成为致力于这一思想研究领域的东西方学者的必读文献。该书以西方学者特有的视角，对二程的理学思想作了精湛研究。其特点有三：一是分疏了程明道与程伊川的理学范畴体系，阐明了这些范畴的意蕴；二是考究了程明道与程伊川哲学的源流，揭示了两种哲学的特质；三是比较了中国与欧洲哲学之异同，突出了二者之“异”。这部书不仅对新儒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和变化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作为研究北宋时期程明道、程伊川两位哲学家思想的最清晰、最全面的英文文献，至今仍然保持着其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

葛瑞汉最为重要的汉学名著是《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该书从西方学者的视野出发，全面诠释了从孔子到荀子中国古代各家学派的哲学思想。中国学者李学勤在《论道者》中文版代序中指出的：在此之前，英国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生主要从卜德教授的英译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得到有关中国哲学研究的材料，《论道者》的出版改变了这一窘迫状况。《论道者》共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天命秩序的崩溃”，葛瑞汉论述了孔子、墨子、杨朱学派、惠施与公孙龙等中国古代各家学派的思想；第二部分为“从社会危机到形而上学危机：天人相分”，葛瑞汉首先论述了从孔子到孟子时期的政府、人性问题和儒家两部经典《大学》与《中庸》，其次论述了从墨子到后墨：理性功利原则的道德再锤炼；最后论述了从杨朱学派到道家庄子返归自然以顺天的哲学思想。第三部分名为“天人分途”，分别论述了道家老子、儒家荀子和法家不同的治国理念，并对世袭君主制进行了批判，对中国无政府主义问题和道家《庄子》的原始主义等问题进行了评述。第四部分“帝国与天人的再统一”，论述了中国阴阳五行学说以及周易等中国古代宇宙论，分析了杂家学说及其儒学的胜利。

英文哲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论语》；视域融合；英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2-0121-02

《论语》是儒家经典著作，流传至今经久不衰，可以说《论语》就是中国的圣经。16世纪末以来，《论语》开始被译为西方语言。《论语》的英译始于西方传教士，之后也有西方汉学家、中国学者参与《论语》英译。从《论语》第一个译本出现至今，已确认《论语》原创译本共有57个。本文主要选择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雅各译本、庞德译本、辜鸿铭译本和安乐哲译本对核心词“仁”和“天”的不同英译进行比较。

一、“视域融合”的提出及基本观点

在传统翻译观中，翻译活动只有“文本”一个中心，译者的职责是将原文本意义用目的语准确表达出来。时至今日，“忠实标准”仍然有强大生命力。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进步，人们逐渐认识到，文本是开放的，对其意义的阐发是一个永无止尽的动态过程。“翻译不可能有定本”，因此翻译活动也就由“文本为中心”转变成“译者与原文本之间的对话”。在译者与原文本的对话中，译者不再隐身，而是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者。翻译学者开始用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为理论支撑研究翻译过程，提出了翻译过程中的“视域融合”。

视域融合是由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提出的阐释学三大原则之一。依照阐释学观点，译者处于特殊历史背景下，对任何文本的理解和翻译都建立在“前理解”的基础上，这就是译者的视域。译者的视域是在目的语文本最终形成之前译者在特殊的生活经历、教育背景和时代背景下所具有的一切知识、观点、认识和态度的总和，它不仅包括译者在阅读原文本之前所拥有的全部“前见”，而且还包括译者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采取各种途径（如查阅文献资料或者向他人咨询）所获取的全部信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努力做到两次视域融合：与原文本的视域融合和与译文读者的视域融合。在与原文本的视域融合过程中，译者要考虑原作者身份和原作创作年代、目的、文字和句式结构特点，原作所处的历史背景、主流思想、意识形态；与译文读者的视域融合，则要考虑到其语言水平和需要，选择恰当翻译策略和方法，从而创作出优秀的译作。译者作为视域融合直接参与者和实现者，要经历不同视域的冲突、排斥、达成一致最终融合的过程，最后产生新的视域。所以译者要想办法优化自己的视域，这样才能更好的与原文本和读者进行视域融合。

二、《论语》核心词的英译

《论语》核心词包括“仁”、“君子”、“礼”、“道”、“天”、“德”等，这些核心词在原文不同字句中有着相通但并不相同的意义，即使用现代汉语词汇通译都非常困难，更不说用同一个英语词汇来翻译。本文选取其中“仁”和“天”的英译进行讨论。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和精髓，寓意极其丰富，在《论语》中一共出现了109次。“仁”包括了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礼、悌等内容。在英文中找不到一个与之完全对应的单词，所以英g十分困难。理雅各根据“仁”在《论语》中出现的位置不同、语境含义不同，分别把“仁”翻译成了不同的英语单词，如“virtue， true virtue， the good， benevolent actions， perfect virtues， the excellence等。总体来讲，理雅各还是把“仁”译为“virtue”。这样将“仁”译为“virtue”，使得“仁”和“德”的区别在英译本中变得不那么明显，可能会使读者产生困惑，并且也没有忠实地反映出“仁”是要靠后天努力形成的儒家思想。庞德在翻译《论语》核心词时使用的是他独创的“意象析字法”，即通过分析汉字构造，找出所指向事物之间的关系，从而发掘汉字的“真实”意义。故庞德把“仁”理解为“Humanitas， humanity， in the full sense of the world， real people， the real man， manhood， the man and his full contents等，这样的英译更多的是西方人道主义解读。事实上，儒家思想中的“仁”远远比西方人道主义提倡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更加深刻，庞德的译法没有展现“仁”的丰富含义。辜鸿铭则把“仁”统一翻译为“moral life”和“moral character”，这样就保留了中国文化特色，提高了中国文化影响力，较统一的翻译又让译本读者容易理解，接触原汁原味中国文化，达到了“中西和谐”。安乐哲把“仁”翻译为“authoritative person”，他认为“仁”是人在社会给予他的人际关系中体现出来的，是通过礼仪活动体现在他身上的文化传统价值和习俗，强调“仁”的过程性。

在《论语》中，“天”的含义也十分宽泛，共出现了26次，包括了“自然的天”、“主宰之天”和“义理之天”。其中“自然之天”含义较为简单，即浩瀚宇宙；“主宰之天”有独立人格和意志，主宰天地万物之命运，宗教色彩较强烈；“义理之天”即道德之天，其宗教色彩相对较弱，更多是一种道义与纲常。理雅各将“天”翻译为“Heaven”，为了与西方宗教里的“上帝”有所区别，他以Heaven”首字母大写来表示中国的神。但是当西方读者读到“Heaven”时，浮现在脑海里的一定是超越现世的造物主形象，以及罪孽、灵魂和来世这些基督教概念，很难体会到中国文化中的“天”。辜鸿铭采取“归化”翻译策略直接将“天”翻译为“God”，让人联想到西方宗教里的“上帝”，有着深深的基督教意识形态印记，但是容易被西方读者接受。安乐哲将“天”创造性地翻译为“T’ien”，并用汉字和注释加以解释。这种译法给读者一种陌生感，属异化翻译策略，目的在于构建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挑战西方文化霸权，传播中华文化。

三、“仁”“天”英译中的视域融合

理雅各《论语》英译本是第一本英语全译本，1861年首版于香港，问世100多年来，一直被奉为经典译本。理雅各是英国伦敦教会传教士，翻译《论语》的目的就是为基督教传教服务，帮助传教士了解中国文化，找到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之间的相似之处，化解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敌意，达到“调和耶儒、以耶补儒”的传教目的，这是理雅各的视域。理雅各在翻译《论语》时查阅了众多注疏，参考数个前人译作，努力忠实传达原作内容，达到与原文的视域融合。但由于受传教士的身份和翻译目的影响，使其“仁”和“天”的翻译中带有较大局限性。同时，理雅各更多考虑的是译本读者视域，更多地采用他们较为熟悉的英语语言。庞德作为汉学家，对中国文化十分推崇。庞德所经历的时代，正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庞德渴望从中国儒家文化中找到救赎西方世界的良药，儒家的智慧正是西方社会所需要的。此外，庞德是诗人，在翻译《论语》时更加重视翻译的创造性，常常直接把自己的理解和领悟加入翻译之中，在他的《论语》英译本中可以看到许多类似于意象派诗歌的意象和行文风格，这是他与原文本独特的视域融合。庞德的“意象析字法”使得他翻译的《论语》充满了文学和文化的想象，给予中国文化诗意的诠释，为孔子思想的传播注入了新的活力，让读者有了全新的认识和体会，是与读者视域独特的融合。辜鸿铭所处年代，西方文化占中心地位，中国文化处劣势地位，他翻译《论语》主要目的是反击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为中国文化争得一席之地，让西方读者了解真正的中国和儒家文化。他批判理雅各的译本，“所展现的中国人的智慧和道德品质，对西方人来说显得力气怪异。他要“使英国人改变他们头脑中以往形成的对中国人的先入之见，并由此改变他们对中国人和中国民族的态度”，这是他的视域。辜鸿铭在翻译《论语》时总结前人翻译得失，首创“以西释中”翻译策略，借用大量英语读者熟悉的文学和文化内容，用西方思想家和作家如歌德、爱默生、莎士比亚、华兹华斯等的话语来对原文进行解释，这是他与原文文本的视域融合。辜鸿铭的归化翻译策略使得他的译本接受度很高，流传度很广，可以说辜鸿铭在与读者视域融合方面做的非常成功。安乐哲是著名中国学学者，当代西方汉学界和哲学界的领军人物，所处时代以及跨中西文化的教育和生活背景赋予他跨文化视野和“去中心主义”文化观。安乐哲英译《论语》的主要目的是想要融汇中西文化，改变西方人认为“中国没有哲学”的错误观念，构建中国哲学体系，让西方人了解真正的中国哲学，这是安乐哲的视域。安乐哲为了传播中国文化，十分重视译本注释，旁征博引，直接引用了《庄子》、《孟子》、《荀子》、《礼记》、《左氏春秋》、《诗经》、《说文》等经典，最长的注释长达大半页，这是他努力与原文本域融合的证据。同时译者不断提醒读者中西文化和哲学的差异，帮助西方读者重视儒家思想的独特意义，努力与读者视域进行融合。其《论语》英译本更加凸显了儒家思想的社会性和修养的过程性。安乐哲创造性地将“天”译为“T’ien”正是体现了经典的意义不是封闭的，而是等待着不同读者来解读和诠释，体现了译者对读者视域的重视。

综上所述，不同译者因为生活经历和教育背景不同，有着不同翻译目的和目标读者，因此不同译者有着不同的译者视域。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既要考虑原文本视域，又要考虑译文读者的视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翻译的目的，产生合格的译本。《论语》核心词“仁”和“天”在不同英译本中的不同译法，正是译者视域与原文本和读者视域两度融合的结果。

参考文献：

〔1〕许钧.翻译不可能有定本[J].博览群书，1996，（8）：13-14.

〔2〕朱建平.翻译：跨文化解释――哲学诠释学与接受美学模式[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

〔3〕雷原.论语：中国人的圣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徐志刚.论语通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