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一级辩护总结范文第1篇

内容提要： 英国律师产生伊始就分为法律辩护人和法律人两部分。后来，辩护人演变为出庭律师，垄断了出庭辩护权，人则与16世纪新兴的事务律师融合一起，组成了事务律师分支，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二元律师结构。20世纪末，英国政府出台了几项立法，对两类律师的相互隔绝状态做了部分调整，但二元并立的总体格局至今仍未根本改变。

英国律师制度的突出特点是二元制，即律师队伍划分为出庭律师和事务律师两大部分，在组织上和业务上彼此分立，互不统属。这种制度已在英国实行了数百年之久，尽管自19世纪以来不时有人对其提出批评，要求将两类律师合而为一，但始终没有成功。最近十几年，要求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迫使英国政府出台了几项立法，对两类律师的相互隔绝状态做了部分调整，但二元并立的总体格局仍然保持未变。本文拟对英国二元律师制度的起因、形成与演变过程以及未来发展走向作一简要评述。

一、两类律师的最初萌芽

12-13世纪，英国开始出现职业律师。从一开始，英国就存在着法律辩护人（narratores）和法律人（attorneys）两种不同的法律职业者。所谓法律辩护人，是指协助当事人进行法庭陈述和辩论的法律职业者。对于辩护人在法庭上的所言所行，当事人可以承认代表自己，也可加以纠正或补充，甚至予以否认。所谓法律人，是代表当事人完成整个诉讼过程的全权法律“代表”，人在法庭上所说所做的一切，均代表着当事人的意志，具有充分的法律效力。由于人一旦在诉讼中出现失误往往导致败诉，而辩护人出现失误时当事人还有补救的机会，所以辩护人受到当事人的普遍欢迎，由此推动辩护人职业更早、更快地发展起来，与此同时，他们与人职业间的距离也一步步拉大。

14世纪时，随着法庭辩护权越来越集中于辩护人手中，一套专门培养法庭辩护人才的法律教育制度开始成型，伦敦建立了4大律师会馆。 会馆学员称作“法律学徒”（apprentices of the law），由称作主管委员（benchers）的开业资深律师负责管理和教学。至少学习7年后，经主管委员批准，学徒才能获得出庭辩护资格，成为出庭律师（barrister）。不过，普通出庭律师只能代表普通当事人在巡回法庭、各郡季会法庭或城市法庭提讼和出庭辩护，三大中央法庭的出庭辩护权垄断在御用状师（serjeant-at-law）手中。御用状师是律师界的精英和法官的后备力量，其人数极少，常年保持在十人上下。他们由国王从执业满10年以上的优秀出庭律师中封授，大约10年左右封授一次，每次约封授6-8人，以补充因死亡或有人晋升为法官造成的空缺。

相对而言，人的发展较为缓慢。随着各级各类法庭的出庭辩护权逐渐被辩护人所垄断，人只能从事庭审之外的某些事务性工作，如申请司法令状、收集证据、制作法律文件等。这种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经常与法庭职员打交道，因此人与法庭的关系较为密切。此外，人必须在某一特定法庭上经法官认可后，遵照规定的程序和仪式由当事人正式任命，而且只能在授予其权资格的法庭上开业，所以，从很早的时候起，普通诉讼法庭和王座法庭就各有自己的一批固定的人。人不受律师会馆管辖，法庭直接负责对他们的管理。中世纪后期，三大中央法庭不时命令，规范人的资格申请条件和职业行为。由于人对法庭和法官的依附性较大，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人是一种“准法庭官职”。最后，由于工作性质的差异，人和辩护人的教育内容和方式也有所不同。人主要就学于大法官庭法律学校（inns of chancery） ，重点学习实用性技术和诉讼操作技能，如各种不同诉讼的程序步骤、法律文书的不同样式和制作方法、收费标准等。

早期法律辩护人和法律人是后来英国出庭律师和事务律师的最初萌芽。

二、二元制律师结构的形成

从16世纪起，英国开始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社会经济出现划时代的变化。封建制度急剧衰落，资本主义长足发展，许多新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不断涌现。在社会关系上，该时期正处于梅因所说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型时期，人口流动和社会两级分化空前加剧。这一切都导致诉讼争端大幅度上升，促使律师职业进入了一个大分化、大改组、大发展的历史时期。

第一，出庭律师突飞猛进。中世纪时，普通出庭律师的数量一直十分有限，因为每年被授予出庭权的法律学徒寥寥无几。例如，林肯会馆在1510-1559年间平均每年只有2名学徒获得出庭律师资格。 然而，自16世纪60年代起，林肯会馆每年授予出庭律师资格的人数持续增长，60-70年代每年为6人左右，进入80年代后每年达到10-12人。 据普莱斯特统计，从1590年到1640年的半个世纪内，四大律师会馆共授予2293人以出庭律师资格，其中格雷会馆590人，内殿学院522人，中殿会馆553人，林肯会馆628人。 与队伍急剧扩大的同时，出庭律师打破了御用状师对高级法庭辩护权的垄断，取得了出席中央法庭辩护的权力。这样，一个在人数上百倍于御用状师的新兴出庭律师群体出现于英国法律界。在很长时期内，出庭律师分别隶属于四大律师会馆管理，直到1895年，四大律师会馆联合成立出庭律师总会（the bar council），才建立起自己统一的职业组织。

第二，御用状师迅速衰落。随着普通出庭律师获得中央法庭的出庭辩护权，御用状师丧失了在司法诉讼中的垄断性权威。同时，他们作为律师界最高领导层的地位也为新兴起的总检察长（ attorney-general）、副总检察长（solicitor-general）和国王法律顾问（king‘s counsel）所取代。总检察长出现于15世纪，其前身是14世纪时专门为国王提供法律事务的“王室人”（attornati regis）。最初，王室人不止一个，分别承担不同的法律职责。后来，王室法律权逐渐集中于一个享有广泛权力的综合人手中，总检察长一职由此产生。1461年8月，爱德华四世颁发特许状，任命约翰？哈伯特为王室综合人，“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所有法庭中享有全部法律权”。 学术界普遍认为，哈伯特是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任总检察长。从一开始，总检察长就有一位副总检察长作为事务律师助理，而且他们身边还有一组“皇家法律顾问”，协助完成繁重的王室法律工作。开始时，总检察长、副总检察长和国王法律顾问全都出身普通的出庭律师，其资历、声望和在法律界的实际地位都比御用状师略逊一筹。但是，在16-17世纪期间，他们的法律地位迅速上升，垄断了国王法律咨询权和王室诉讼的启动权，成为律师界公认的最高权威和领导核心。于是，几百年来高高在上、傲气十足的御用状师失去了往日的风采，降为律师界的二流角色，他们只能秉承总检察长的指示行事，实际上已降格为一般的出庭律师。

御用状师的衰落是时代变化的必然结果。16-17世纪是英国政治法律制度的转型时期，议会和王权之间的斗争一浪高过一浪，普通法法庭和特权法庭之间的冲突接连不断，政治、法律、宗教等各种各样的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在这种形势下，国王迫切需要的是既熟谙法律又精通政治的复合型人才，御用状师显然不能满足国王的需要，因为他们都是在准修道院式的律师会馆中，用封闭式的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普通法专家，知识结构单一，视野狭窄，除了普通法之外，对其他知识了解甚少，故有“无知的博学阶层”之称。对于政治事务，他们或者因一窍不通而不敢涉足，或者因自视清高而不屑一顾。这些特点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继续像中世纪那样受到国王政府的重用。加之他们是法律界的佼佼者，素来以“绅士职业”、“荣耀阶级”而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尊崇。事业的成功、优越的地位使他们养成了一种志得意满、孤傲不群而又迂腐僵化、古板保守的文化心态。在一个继往开来的历史大变革时代，这种心态显然是阻碍他们与时俱进、重新自我定位的沉重包袱。在16-17世纪，许多御用状师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仍然停留在中世纪。既然自身不能适时应变，那么就只能论为历史的落伍者。1873年，御用状师称号被正式废除，这个曾经风光数百年之久的高级律师等级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三，人与出庭律师分道扬镳。在中世纪时，出庭律师和人一样，可以直接与当事人联系。到16-17世纪，只有人可以直接接触当事人。因为这时英国已采用书面诉讼形式，与当事人直接交谈、了解案情、收集证据、起草状或辩护状以及其他庭审前的一切准备工作，都由人负责，出庭律师只是到开庭时根据书面诉状进行法庭辩论，因而无须直接接触当事人。通常的做法是，人接受某件诉讼并准备好必要的文件后，再代表当事人聘请出庭律师出庭辩护。而且他们的报酬分别用两个不同的英文词来表达，出庭律师的报酬称作“酬金”（honorarium），人的报酬称作“讼费”（fee），前者不能直接向当事人收取，而由人代为收取和支付。所以，霍兹沃斯说：“出庭律师的委托人与其说是当事人，不如说是人。” 这种新式的出庭律师、人和当事人“三角”关系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已基本成型。17世纪初，出庭律师不得直接案件和收取讼费，不得接触当事人，作为一条律师法规则固定下来。由于两类律师的区别越来越明显，四大律师会馆不再接受开业人为会馆成员，也禁止授予人以出庭律师资格。这种排挤政策得到法官和政府的支持。17世纪上期，法庭和枢密院多次这类命令。结果，到17世纪末，人普遍被排斥于律师会馆和法庭辩护席之外。

第四，事务律师异军突起。事务律师在中世纪的英国就已出现，但那时他们不属于法律职业者范畴。solicitor一词在英语中的最初含义指的是鼓动别人去干某件事的怂恿者、教唆者，原本与法律无关。到15世纪时，该词才专指那些既不是出庭律师又不是人而只是协助当事人或人完成某些辅诉讼工作的低级法律职业者，他们是当事人或人的助手、仆人。1452年约克郡的一份遗嘱曾责成遗嘱执行人在给予人必要报酬之外，还应支付给事务律师部分服务费，这意味着事务律师开始被人们视为是正式的法律职业者。到16世纪中叶，事务律师队伍日益壮大，发展为堪与人相提并论的一个新兴律师集团，尽管其法律地位低于人：只有从业5年以上的事务律师才能取得法律人资格。所以，1557年内殿会馆的一项命令规定，“人和事务律师”不得成为该学院的成员；1574年法官和枢密院同样内容的命令，要求将“开业事务律师和开业人”排除于律师会馆之外。

促使事务律师集团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打赢官司是当事人和人的根本目的。为此，他们除了要充分准备好有利于自己的各种证据、资料外，还需要了解诉讼对手的主张、打算及其与陪审团、证人的关系等信息，以便能及时发现和利用对方的漏洞和失误，以求做到“知己知彼”，确保胜诉。按照法律规定，了解诉讼对手的有关信息不属于人的合法业务范围，如果人亲自从事这类调查，有可能受到“非法助讼罪”的指控，因此，当事人或人往往雇用某个粗通法律者来完成这一工作，于是，一个专门提供这种服务的律师分支就产生了。有资料证明，自12世纪起，英国就有少数人专门提供此类法律服务。 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法律的发展和诉讼复杂性的增长，对这种专门服务的需求有增无减，是为事务律师发展的内在原因。第二，法律人的业务范围受到太多的限制，以至于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无法适应诉讼迅速增长的现实需要，是为事务律师发展的技术性原因。前已述及，人类似于一种法庭官职，他们只能在授予其资格的普通法法庭上诉讼，这种封闭性规则无疑是束缚人扩展业务、增加收入的障碍。于是，不同法庭的人便通过互聘为助手的形式以摆脱上述规则的束缚，例如，普通诉讼法庭的人往往聘用王座法庭的人为自己的事务律师助手，反之亦然。这样，法庭界限被打破，人的诉讼业务扩大了，收入也增加了，事务律师职业也随之发展了。第三，15-16世纪大法官法庭和星室法庭、恳请法庭等特权法庭的建立为事务律师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由于人只能在普通法法庭上开业，因此，投诉于大法官法庭或特权法庭的当事人最初只能从这些法庭的职员中聘请诉讼人，来完成必要的事务性工作。于是，大法官法庭有6名职员、星室法庭有4名职员、恳请法庭有3名职员先后获得诉讼人资格。随着大法官法庭和特权法庭诉讼量的迅猛增长，单纯依靠法庭职员兼任人已不能满足实际需要，这就为事务律师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在16世纪时，有大量事务律师活跃在大法官法庭和特权法庭上。数量的增多和作用的加强，令社会不可能继续漠视他们的存在，不得不承认他们是法律职业者的一部分。由此可见，事务律师虽然最初萌芽于普通法法庭，但发展为一个新的律师集团却是在16世纪的大法官法庭和特权法庭中完成的。

第五，人与事务律师融为一体。早期的法律人和事务律师尽管在法律地位上略有差别，但因他们都被排斥于律师会馆之外，都是以事务性工作为业得低级法律职业者，所以，从17世纪起，国家法律和社会民众都把他们作为同一类律师看待。1605年的一项议会法规，要求“事务律师和人应遵守同样的职业纪律”。 进入18世纪后，二者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融合过程进一步加快。1729年的一个议会法案规定，人或事务律师的资格认定权均属于法官，但业务范围不受所属法庭的局限，就是说，他们可以在任何法庭从事法律实务工作。该法案还统一了人和事务律师的任职条件、资格认定程序、讼费收取标准、对冒名顶替擅自开业者的惩罚办法等。1750年的一项议会法案透露出，事务律师资格和人资格可以相互通用，已不分彼此了 .至此，二者彻底融为一体，构成了英国现代律师的第二大分支，即事务律师，俗称“沙律师”。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事务律师没有自己的职业组织，这种无组织状态既不利于自身利益的保护，也不利于同行间的联系和职业纪律的维持，从而为少数自私之徒欺骗当事人和“黑羊”非法从业提供了方便。为此，他们在1739年建立了自己的职业组织，即“在普通法庭和衡平法庭开业绅士协会”（society of gentlemen practisers in the court of law and eguity）。协会每两年召开一次会员大会，平时工作由24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负责。18世纪时会员人数可能从未超过200人，但他们都是最优秀的事务律师，出庭律师、法官和议会对他们的意见都十分尊重。该组织的建立是英国近代二元律师结构框架形成的主要标志之一。

1823年，以布赖恩？霍姆为首的一批普通事务律师另成立了“伦敦法律协会”（london law institution），并迅速从会员中募集到一笔捐款，在查色里街区购得一块地皮，建起协会办公大楼。1831年，新协会通过皇家特许状获得法人资格。第二年，新、旧两个协会合并，旧协会名称保留下来，简称“事务律师协会” （the law society）。

通过两个世纪的分化与改组，一种独特的二元律师制度出现于英国。出庭律师和事务律师在知识结构、教育方式、任职条件、资格授予和业务范围上各不相同，在组织上彼此分立，二者之间不能自由流动，更不能兼而为之。比较而言，出庭律师的资质条件和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组织性较强。他们可以在任何法院出庭辩护，而且有资格出任法官，但他们不能与当事人直接接触。事务律师无权在中央法庭出庭辩护，只能从事诉讼前的一般性法律事务，如提供法律咨询、制作法律文书、准备诉讼材料等。有关材料准备完毕后，便交由出庭律师继续完成以后的庭审辩护工作。从一定意义上说，事务律师是出庭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三、19世纪的合并建议及其失败

19世纪时，事务律师为提高自身地位，强化了内部管理，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加强了职业教育。1833年，事务律师协会开办了培训学校，为低级事务律师讲授普通法、衡平法和财产转让法等。二是规范了资格授予条件。1843年，议会通过法案，规定事务律师必须具有5年“受雇秘书”（articled clerk）经验和通过资格考试后方能开业。考官由法官任命，共5人，每年更换一次。三是严格了纪律管理。1843年议会法案规定，由法庭任命专人定期对事务律师的职业行为进行调查，提出报告，对于违规违纪者法庭有权给予必要的惩罚。1868年，调查惩戒权转交事务律师协会下属的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

通过以上措施，事务律师的教育程度和专业素质大为改善，业务范围随之扩大。他们先后把财产转让公证和罗马民法监护人的业务吸纳进自己的权限范围之内。从1848年到1859年，他们先后取得在季会法庭、遗嘱和离婚法庭、海事法庭和教会法庭上的开业权。1871年，又获得担任治安法官的资格。

以上发展使事务律师的社会声望有所提高，但仍没有根本改变其“低级律师”的地位。特别是在出庭律师的心目中，事务律师总是被视为“下等人” （inferior men）。1846年，事务律师乔治？斯提芬抱怨说，尽管他和许多出庭律师是亲朋好友，但因职业偏见造成的无形隔阂使他丧失了许多与出庭律师聚会交流的机会，他透露，在其从业的32年中，只有一位出庭律师邀请他吃过饭。 对于这种不平等地位，出庭律师自然心存不满。因此，从19世纪中叶起，不时有人建议改革二元体制，将两类律师合而为一。1846年，法律改革家费尔德呼吁效法美国，取消对事务律师的歧视性限制规则，给予他们和出庭律师平等的出庭辩护权，以便更合理地配置法律人才资源，让诉讼当事人享有更大的自由选择空间。 这个建议得到广大事务律师的积极支持。然而，由于以出庭律师为主体的反改革势力的阻挠，费尔德等人的改革努力最后以失败告终。

许多人对这次合并改革的失败深感惋惜，但英国法律史专家霍兹沃斯却不以为然。他认为，二元律师制度虽有弊端，但也有优越性，合并后的益处未必能够弥补由此带来的损失。首先，在二元制下，出庭律师通过律师会馆实行行业自治，除犯有蔑视法庭罪法官可以惩罚他们外，其他一切均不受法庭和法官管辖，从而保证了出庭律师在法律活动中享有较大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无疑有利于英国自由与法治的发展。其次，在二元制下，出庭律师不得直接接触当事人，由此可以避免辩护律师过分“当事人化”，防止个人感情因素影响司法过程，保证出庭律师以相对超脱客观的态度陈述和分析案情，这有利于法庭准确认定事实和正确地适用法律，作出合理公正的判决。最后，在二元制下，两类律师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出庭律师只管法庭辩论，事务律师负责一般性事务，这种分工有助于提高律师的专业化水准，并进而提高司法审判质量。霍氏认为，几个世纪以来，英国的司法一直以其高质量和公正性而受到世界各国的赞扬，毫无疑问是与律师的专业分工及其高素质分不开的。

四、最近的改革与发展走向

最近几十年，要求改革二元律师制度的呼声再起。改革要求者认为，二元制造成了诉讼费用昂贵，因为一个当事人必须同时负担一名事务律师和一名出庭律师的费用，从而加重当事人的经济负担；其次，二元制导致诉讼时间的浪费。因为同一个案件需要两类律师参加，事务律师首先要仔细了解案情、核实证据、掌握法律要点，然后再交给出庭律师，出庭律师仍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熟悉案情，由此造成工作上不必要的重复。最后，二元制带来择业机会的不平等和社会不公。出庭律师职业的垄断性，把事务律师永远排除在法庭辩护席之外，使许多具有辩护才能的事务律师找不到施展才华的舞台，这既是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也不利于培养律师的竞争意识和进取精神。总之，在改革要求者看来，二元制不符合当今追求低成本、高效率和社会公正性的司法改革趋势。

改革派的力量源泉主要来自事务律师团体。1969年，事务律师协会在一份报告中要求大法官授予事务律师在皇家刑事法院出庭辩护的权利，这一要求在1972年得到大法官的部分同意。此后，事务律师获得了有限范围内的出庭辩护权，即：如果案件是由治安法院预审、皇家刑事法院判决的话，事务律师可以在皇家刑事法院出庭辩护。在以后的近20年内，事务律师协会为打破二元分立制继续努力，但在出庭律师公会的抵制下成效甚微。1979年，一个皇家委员会在对律师制度进行了为期3年的调查后，虽然承认旧制度存在弊端，但最终结论还是维持现状，理由是二元制有利于保证法庭辩护和审判质量。

1990年，英国律师制度改革终于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这一年，议会颁布了《法院和法律服务法》（the court and legal services act）。它规定，①出庭律师可以直接接触某些当事人，可以与当事人直接订立法律服务合同；②合格的事务律师可以被任命为高级法院的法官；③允许一切“合格者”在所有法院出庭辩护，而不一定非是出庭律师不可；④允许出庭律师和事务律师之间建立合伙关系（不过，迄今为止，出庭律师公会和事务律师协会都未放松其行业规则，这类合伙实际上仍被禁止）。《法院和法律服务法》初步打破了两类律师在业务分工上的隔绝状态，但仅此而已，在行为规范、职业培训、资格审查等管理事务上，两类律师仍然分别由各自的行业组织负责。

1999年英国议会又颁布《接近正义法》（access to justice act）， 将改革又推进了一步。该法案规定，大法官在取得议会同意的条件下，可以改变那些不恰当地限制出庭辩护权的规则，这就简化了出庭辩护资格的批准程序。另外，该法案授予出庭律师以完全的庭审前诉讼准备权利，包括会见当事人、证人和核实证据等，但前提是必须经过必要的培训，并已经在事务律师协会注册。

律师一级辩护总结范文第2篇

死刑是重要的社会防卫手段，它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最严厉的刑罚，具有不可复还性。当今世界各国对死刑事都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一些国家废除了死刑，在保留死刑的国家，也都在诉讼程序上采取了有别于其他自由刑案件的特殊保障，以加强死刑判决可靠性和减少对死刑的适用。在死刑的程序控制中，加强对被告人辩护权的保障是限制死刑适用的重要方法之一。律师在死刑案件中的辩护是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辩护律师在死刑案件中的有效参与，有助于保障死刑判决的公正性、可靠性，并能有效地推进刑罚制度向轻刑化方向发展。上述旨在提高我国死刑案件辩护质量的若干建议有待纳入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总体规划，以顺应限制和减少死刑适用的世界性潮流.在本文中，笔者拟从比较法的角度，对死刑案件中的辩护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完善我国相关制度、提高我国死刑案件中的辩护质量有所裨益。

关键词:死刑案件,辩护权,律师

一、死刑案件中对被告人辩护权保障之概况

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1984年5月25日通过的《关于保护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措施》第4、5、6条作了以下规定：（1）只有在对被告的罪行根据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而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的情况下，才能判处死刑；（2）只有在经过法律程序提供确保审判公正的各种可能的保障，至少相当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所载的各项措施，包括任何被怀疑或者被控告犯了可判处死刑罪的人有权在诉讼过程中的每一阶段取得适当法律协助后，才可根据主管法庭的终审执行死刑；（3）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有权向较高级的法院上诉，并应采取步骤确保必须提出这种上诉。

与联合国文件的规定相一致，在保留死刑的国家，在刑事诉讼中对被告人辩护权的行使主要提供了以下两方面的特殊保障：

1、对死刑案件采取指定辩护和强制辩护方式。美国是保留死刑的国家之一，在美国的50个州中，有38个州和联邦保留了死型。根据《美国联邦刑事诉讼条例》第3505条的规定，在刑事诉讼中，“凡被控告为叛国罪或者其他死罪者，应允许精通法律的辩护人为其进行充分的辩护。审判被告的法庭或者审判被告的某些法官，应立即按其要求为其指定辩护人”。《日本刑事诉讼法》把辩护分为必要的国选辩护与任意的国选辩护，审理死刑案件是作为必要的辩护来规定的。该法第289条规定：“（1）在审理适用死刑或无期或最高刑期超过三年惩役或监禁的案件时，如果没有辩护人到场不得开庭。（2）在没有辩护人到场不得开庭的情形下，辩护人不到场时或者没有辩护人时，审判官应依职权提出辩护人”。《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51条在“辩护人必须参加诉讼”的标题下，规定了7项必须由辩护人参加的案件，其中第五项规定了“被告人被指控实施了可能判处死刑的犯罪”。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2、上诉讼、复核权的特别规定。《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59条规定：“检察官、被告人或者第352条规定的人，可以放弃上诉或撤回上诉”，第360条之二规定：“对于处死刑或无期惩役及无期监禁判决的上诉，虽有前二条的规定，仍不得放弃。”这一特别限制能使死刑案件必须经过二次审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在第二审程序中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意见，争取能够减轻处罚。在美国，对于死刑判决，被告人首先可以进行直接上诉，直接上诉失败后一年之内可以提出进一步的上诉请求；在州法院定罪之后，被告人可以提出任何宪法范围内的申诉并提供任何可以对死刑有帮助的证据；如果被告人没能在州法院定罪后的上诉中取得，他还可以向联邦法院提出上诉；所有上诉权都使用完以后，被告人还可请求陪审团或州长宽恕他，将其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这些程序是为了确保死刑不被以武断或任意方式施加。我国《刑事诉讼法》设立了专门死刑复核程序，对死刑案件采取二审终审加复核的方式，以进一步在程序上把关。死刑案件中的被告人相对开其他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增加了上诉或复核的保障，为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提供了机会。

对死刑案件中被告人的辩护权进行特殊保障，对于减少死刑的适用，保障死刑判决的可靠性，保护公民的生命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死刑案件中律师辩护的特殊性

辩护律师在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功能是独特的。律师在所在的刑事案件中都起着关键的作用。然而，由于死刑案件的复杂性和死刑作为刑罚的特殊性，律师在死刑案件中具有不同于在其他刑事案件中的更为重要的责任。

首先死刑案件诉讼程序的复杂性决定了律师辩护的特殊性。如在美国，“死刑案件的审判在每个阶段都不同于普通刑事案件——从陪审团的选择、终结辩论、法官辩论、法官对陪审团的指导到案件的审查比例”。因此，死刑案件的辩护一直被称为“对美国法律制度来说技术上最困难的诉讼形式”。在我国，对于死刑案件，除了适用普通程序之处，还适用专门的死刑复核程序，这就对律师的辩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证明标准方面，对于死刑案件，应当适用最高的证明标准，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在法庭判断控诉方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是否达到了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时，辩护律师的质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定罪方面，它往往决定着对被告人作有罪认定还是无罪处理（疑罪从无）；在量刑方面，它决定着对被告人判处死刑、死缓还是无期徒刑。从我国的司法实践看，在不少死刑案件中，被告人面临着被判处死刑或者无罪释放两种绝然相反的命运。这就要求辩护律师在收集证据、利用专家的帮助、精通法律和司法实践、充分运用辩护技巧等方面下更大的功夫。

其次，死刑判决的严重性决定了律师辩护的特殊性。死刑与其他种类的刑罚相比，有两点不同：其一是它的严厉性——涉及到对生命的最终剥夺；其二是它的终结性——错误的裁判无法为负责审查的法院所纠正。在司法实践中，死刑案件中的辩护律师有时可能坚持认为被告人没有犯被指控的罪行或指控不能证实是他所为，为被告人作无罪辩护。如提出不在犯罪现场、人身证明有误以及可以归入这一范畴的合理怀疑或者承认被告人犯了所控罪行，但指出被告缺乏为所指控罪行负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如出于自卫、精神病患者、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岁、审判时怀孕的妇女等。但大多数时候，死刑案件诉讼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尽管被告人有罪，但是否还应该继续活下去？因为在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案件中，往往有大量目击者的证言、被告人的供述以及其他详尽的证据证明被告人犯下了所控一种或多种罪行。死刑案件诉讼中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对生命的审判，辩护律师的作用是为保存生命而辩护。在许多死刑案件中，“对生命的审判”往往成为“审判程序中真正的焦点”。这就要求律师进行深入的调查以反驳控诉方提出的加重处罚的证据，提出关于被告人家庭背景、个人经历、精神状态的有关材料，并且常常要利用专家证人的帮助，以完成“为生命而辩护”的任务。为了对被告人生命的存在价值予以充分说明，辩护律师必须和被告人建立特殊的关系，必须在诉讼过程中进行彻底的调查。在死刑案件中，与被告人建立有效的关系可能是辩护律师最困难的任务，它要求作特殊的努力。被告人往往犯下了可怕的引起社会公愤的罪行，他们经常是反常的，难以接近的；有的被告人明确表示不合作，他们宁愿去死也不愿在监狱中度过余生；还有一些被告人面对国家的强大威力，以敌视的目光对待公众的辱骂和憎恨，对国家剥夺他们的生命的惩罚表示满不在乎。辩护律师应当对被告人作说服工作，使其产生对自己生命的兴趣，促进他们在挽救自己生命的过程中起积极作用。辩护律师有责任调查被告人的过去、教养、青少年时期、与别人的关系、性格构成和创伤的经历、个人的心理及目前的感情。没有这种生活经历的调查，就不可能提出有价值的减轻被告人罪责的事实。如果辩护律师不理解被告人及其犯罪行为背后的原因，他就不能向法院解释被告人的行为，就不能为被告人提供有效的辩护，以争取轻于死刑的惩罚。因此，律师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消极答辩，而是要提出有利于减轻被告人罪责的一切事实。

再次，为死刑案件的被告人进行辩护的律师往往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因为人们认为他在为那些罪大恶极的社会渣滓说话，“人们会怀疑他们的动机，人们会认为他们忠实于委托人的利益甚于忠诚于社会正义；社会舆论会把他们委托人的不良行为和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会被人当作唯恐天下不乱的肖小之徒，是滋事的牛虻。”在司法实践中，那些为死刑案件的被告人进行辩护的律师往往面临着触犯众怒的职业风险。

相对于普通刑事案件而言，为死刑案件的被告人作辩护的复杂性、重要性以及所面临着的社会压力对于辩护律师的职业素质提出了列高的要求。

三、我国死刑案件辩护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死刑案件的辩护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律师辩护的立法和司法环境问题。

从实体法方面看，我国1979年的《刑法》中有28个死刑罪名，而1997年的《刑法》中有68个死刑罪名，这至少从形式上反应了我国的死刑政策从限制到放宽这样一种趋向。《刑法》第48条规定了死刑的适用条件，即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这是《刑法》对死刑适用条件的总则性规定。“罪行极其严重”是一个十分概括的概念。在什么情况下属于“罪行极其严重”，法官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在我国的刑法分则中，关于死刑的适用条件，也使用了一些极其概括的用语，如情节特别严重、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的损失等等。对这些概念的判断，均在一定程序上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根据《刑法》的规定，适用死缓的条件是：如果不是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可以适用死缓。这一规定弹性很大。这种弹性很大的规定在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的同时，也给律师的辩护留下了余地。但是，我国关于死刑的刑事政策使得立法的规定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向不利于被告人的方向发展的趋向。各地司法机关在死刑适用上存在唯后果论、唯数额论、过于重视“民愤”等问题。这些问题从客观上制约了律师在死刑案件中辩护功能的发挥。

从程序法方面看，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死刑案件特别增加了有别于普通案件的死刑复核程序，体现出限制死刑适用的立法倾向。目前，死刑复核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两大问题，大大抑制了律师辩护功能的发挥。其一，死刑的核准权问题。原《刑事诉讼法》第144条规定：“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的决定》中将上述规定修改为：“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杀人、、抢却、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得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这样修改起到了提高办案效率，及时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作用。但一些问题随之而生，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死刑复核程序与二审程序合二为一，法定的死刑复核程序对大多数案件来说实际上已被取消。因为按照《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的规定，死刑案件通常由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对中级人民法院的死刑判决不服，被告人上诉或者检察院抗诉至高级人民法院。这样，高级人民法院对于同一个死刑案件，既是二审机关，又是死刑复核机关。为了提高办案效率，高级人民法院在维持一审死刑判决后，不再进行死刑复核，直接以二审程序代替死刑复核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形同虚设，导致被告人失去行使辩护权的程序保障。其二，现行死刑复核程序基本上是封闭式程序。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只在法院内部进行，辩护律师难以介入，因而也就无法有效地发挥辩护功能。

此外，死刑案件的诉讼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一审程序中的“突袭性裁判”、二审程序“虚置”、律师正确的辩护意见得不到采纳等问题。在一审程序中，由于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不分，有时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在法庭上律师将辩护的重点放在被告人有无罪上，但法院却对被告人作出了死刑判决，这种死刑决对于被告而言属一种“突袭性裁判”，因为它是在未经律师对量刑问题进行了充分辩护的基础上产生的。我国实行两审终审制。《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上诉的案件，第二审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可以不开庭采用调查询问式审理。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程序不同地存在着二审程序“虚置”问题。如在董伟案件中，辩护律师向省高院递交了辩护词之后，曾多次到法院询问案件进展情况。但是2002年4月27日，他突然得知了二审裁定维持一审判决的消息，从而上演了“枪下留人”的惊险一幕。显然该案二审没有开庭审理，律师对二审裁定是如何作出的毫不知情。在二审程序中，辩护律师未能实质性地参与庭审活动，也未及时得到关于二审裁定的通知，他甚至不知道被告人即将被执行死刑，律师在二审程序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般，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你辩你的、我判我的”之现象，辩护律师正确的辩护意见得不到法院的采纳。

我国目前的立法和司法环境问题限制了律师在死刑案件中辩护作用的正常发挥。由于正当资源不足，有的律师采取了向高层反映意见、让法学家出具专家意见书等特殊的辩护方式，从而引发了社会公众对辩护律师职业道德的质疑。因为辩护律师通过施展自己的“个人魅力”，能够保障被告人的权利在个别意义上获得一种完满的救济。但是，它却无法保障同样情况下的当事人在一般意义上能够获得同样充分的救济。

在我国死刑案件的辩护中，辩护律师的素质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为可能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仅限于法院审判阶段。2003年9月1日开始施行的《法律援助条例》增加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从而为死刑案件中贫穷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侦查阶段就能获得国家的法律援助提供了可能。在法律援助的案件中，辩护律师的素质如何、所提供的服务质量如何，直接关系到对社会中贫弱群体的保护。在我国，从保证给死刑案件中的被告人指定律师到保证给死刑案件中的被告人指定高水平、高素质的律师，死刑案件中的律师辩护有待经历这样的过渡。

四、提高我国死刑案件辩护质量的建议

如前所述，我国死刑案件中的辩护存在的首要问题是律师辩护的立法和司法环境问题。“律师辩护难”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要完成他的职业使命，必须给予他能够与公、检、法机关相交涉的资源，如保障律师与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的权利、赋予律师的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在场权、保障律师不会因履行辩护职责而受到控诉方的不当追究等等，这些问题是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在发展过程中需解决的整体性问题。

单就死刑案件中的辩护而言，律师辩护的立法和司法环境亟待予以改善。刑事实体法上关于死刑适用的“弹性”规定具有两面性，它一方面赋予了法官居死刑适用上的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也为律师的辩护留下了空间。由于司法实践中这种“弹性”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扩大死刑适用的角色。因此，一些学者提出了在实体法上细化死刑适用条件，以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建议。笔者认为，细化死刑适用的条件，固然可以起到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捆住了律师的手脚，缩小了其辩护的空间。因此，在死刑的适用上，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严格奉行“可杀可不杀的绝对不杀”的刑事政策，通过司法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充分发挥律师的辩护功能，以减少对死刑的适用。

比如，辩护律师可以运用事实来说明，被告人具有一些好的品质并做过一些善事，而不是公诉书中所描述的“被告人是一个邪恶和残忍的人”，使法官相信被告人有可挽救的一面；辩护律师还可以通过分析被告人的历史和其性格形成和发展的特殊环境，揭示他所犯罪行从人情角度来看是可以理解的，他的犯罪不仅仅是他自身的责任，也有家庭和社会的责任，他的犯罪至少在部分上是可以宽大的；辩护律师也可以提出一系列案件在适用刑罚上差别，并举出同样严重的案件没有被判处死刑的例子，来说明该案中的死刑适用是值得怀疑的，如果将适用死刑的条件绝对化，有时不利于律师通过辩护将部分被告人从死刑裁判的危险中解救出来。

从刑事程序法方面看，可以考虑的改革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在一审程序中，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辩护律师如作无罪辩护，可以将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适当分离，如果法庭作出有罪认定，辩护律师可就量刑问题进一步发表自己的辩护意见。其次，对于一审判处死刑的案件，二审必须进行开庭审理，以利于律师在公开的法庭上充分发表自己的辩护意见，有效影响二审法院的司法裁判。其三，将死刑的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维护死刑复核程序的独立性，将死刑复核程序从封闭性程序变为开放性程序。被告人要求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委托辩护律师的，应当允许；没有委托辩护律师的，应由负责复核的法院为其指派辩护律师。死刑复核合议庭应当直接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不能满足于一审或二审的书面辩护词。其四，严格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改变目前部分死刑案件在证据不足时对被告人作死缓处理的司法现状，严格执行“疑罪从无”的立法规定。

随着我国刑事法制的完善、律师制度以及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死刑案件中如何更加充分地保障被告人获得律师的有效辩护问题应当提上议事日程。在死刑案件的审判中，有能力的律师能够对方所提出的证据进行充分的检验；能够针对案件中的争议焦点，进行充分的辩护。能够收集必要的证据材料以反驳方的指控；能够在审判中与控诉方进行真正的平等对抗。为了加强死刑案件中的辩护，我国可以考虑借鉴美国的相关经验，如确立死刑案件中律师有效辩护的标准、对死刑案件的辩护律师进行指导和培训、将死刑案件中的法律援助律师限定为有经验的律师、规定合理的死刑案件收费标准、呼吁律师加入律师协会、死刑案件计划、建立专项基金以为死刑案件中辩护律师进行调查和聘请专家证人提供费用等等。

律师在死刑案件中的辩护是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辩护律师在死刑案件中的有效参与，有助于保障死刑判决的公正性、可靠性，并能有效地推进刑罚制度向轻刑化方向发展。上述旨在提高我国死刑案件辩护质量的若干建议有待纳入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总体规划，以顺应限制和减少死刑适用的世界性潮流。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律师一级辩护总结范文第3篇

西元2006年福建籍男子念斌被指控使用有毒物质，其中包括毒杀了一对幼童，之后念斌蒙冤八年，在这八年间证据不足的情况之下念斌被判了四次死刑，而八年来辩护律师努力奔走奋斗为念斌伸冤，西元2014年8月22日福建省高级法院终于判决念斌无罪，这对于我国的司法来说是一种划时代的进步，因为本案正式确立了证据不足就该判决无罪的典范，意义非凡。正义虽然迟来，但是对于念斌来说辩护律师的努力已经为他换取自由的阳光。

各位，所谓辩护律师就是专门从事刑事案件为被告人辩护的律师，而这些律师呢基本上是我们律师界公认较为心酸而且也引人争议的一群律师，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被告人是辩护律师的客户，通常绝对不会是受大家欢迎或者是喜爱的角色，甚至是大伙义愤填膺人人喊打欲除之而后快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各位一定听过以下的批评，你这个辩护律师在找什么茬，强词夺理虚情假意嘛，会帮这种坏蛋辩护依我看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为什么会有这些批评呢，理由很简单因为大家都厌恶犯罪，所以当犯罪疑凶一旦出现的时候，大多都希望疑凶能够尽快地经由速审速决的方式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于是被告人的答辩很容易就被大家认为是什么，是狡辩、是抗拒、是刁民、是强词夺理，因此虽然今天我们已经有了明文的诉讼制度，而且其中也给予了被告以及辩护律师攻击防御的权利，但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想法仍然深深地印在许多人的灵魂深处，那就是主观上往往排斥被告人的答辩，并且鄙视辩护律师的据理力争。

影响所及我们最近看到了一些明显的副作用，什么副作用呢就是在一些震惊社会的重大案件的时候，我们很遗憾地看到有些时候辩护律师会退缩，屈服于社会压力之下辩护律师不敢或者是不愿意为他的当事人主张无罪。各位发现了吗，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给辩护律师更大的宽容跟理解，不断地施加压力的结果就是最后往往辩护律师有些时候会退缩，没有办法正确有效地去保护他的当事人，我们必须要准确地了解一件事情，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相，并且做成公正的裁判，然而法官是人不是神，不可能总是准确无误、万无一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需要一套比较相对而且比较合理，并且比较可能找出真相的制度，而这样的制度辩护律师就是其中最为关键的要素之一。

辩护律师所做的最重要的观念就是让无罪的被告人不至于得到有罪的判决，让有罪的被告人不至于去承受他所不应该承受的刑罚，我们发现我们必须准确地去了解一项最重要最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每一个人都可能因为任何一种原因而成为被告人，此时辩护律师对你我而言将极为重要，各位在法律之前只有真相才拥有最高的权威，面对倾盆大雨一般的控诉，辩护律师可能是你我手上唯一的伞。所以各位在嘲讽或者是批评，辩护律师为什么要帮所谓的坏人去进行辩护的时候请给予辩护律师更大的宽容跟理解，因为坏人未必真坏更未必全坏，而真相是需要经过推敲才能够获得的，透过辩护律师的努力诉讼机能的制度才能够得到发挥，那就是质疑一切挑战权威，追求合理、争取权益、尽力而为。

律师一级辩护总结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 律师伪证罪 调查取证 言论豁免

我国《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辩护人、诉讼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

一、持反对态度者的声音

强烈呼吁废除或修改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的主流观点的原因为：

第一，主体规定不当。在我国现行刑事立法中存在着基本理念是，针对某种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只有特殊的主体才能去实施，这属于特殊身份犯，其他主体是不构成该罪的，但可以构成该罪的共犯。《刑法》第三百零六条只有将律师作为该罪的主体，完全是对律师的一种歧视或是不信任。

第二，用语模糊和不确定。“引诱”一词属于模糊用词，从字面来看，引诱就是引导和诱惑。难道辩护人、诉讼人的一个眼神也能算是引诱吗？在刑事辩护中，律师以一种正常的引导，正常的运作辩护技巧来引导证人，是很正常的行为，但是这种正常的诉讼活动，却被司法部门就认为是帮助作伪证而抓起来。事实上关于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是相当复杂的情况，律师询问证人本来就可以通过这一手段进行，刑法第三百零六条对律师妨害作证罪的规定不太清楚明确，如果因为不确切就把刑辩律师列入刑罚，就使得律师难以正常履行其职能。

第三，弱化辩护律师职业。我国《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的规定，主要是从各个方面对律师辩护权进行不同程度的限制，由此可见该条对律师是相当具有歧视意义的。我国目前司法环境下主张注入更多的和谐因素，主张“以人为本”这一基本的治国方略。可是在律师代表当事人与国家机关来辩论时，律师处于弱势的地位，国家是不会把自己的权力让与老百姓，更不会让与涉嫌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

第四，立法技术存在缺陷。该条规定的刑辩律师的行为在《刑事诉讼法》以及《刑法》的其他条款中也有类似规定。与《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和《刑法》第三百零七条的规定重复了。因此，不管从立法模式还是立法技术上来说，第三百零六条的规定确实没有存在的必要。

第五，社会效果不堪。《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自引入刑法以来被司法机关滥用现象层出不穷，尤其是针对引诱证人改变证言这一现象，目前已经成为司法机关对律师进行报复的有效手段，致使律师蒙受冤狱之灾，控辩双方的关系恶化。刑辩律师大部分是通过同样的方式被司法机关予以追究责任的，但是最后大多数律师被判无罪或者被撤诉。关于《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的颁布及其在法律实践中的应用，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自信心与积极性，已经成为律师在刑事辩护过程中的拦路虎。

总而言之，《刑法》第三百零六条存在着缺陷，也存在着严重的危害性，不管从何种角度上讲，都应该被迅速废除，并建立良好而正常的刑事辩护环境和氛围，以更大的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刑辩律师的的合法权利。

二、持拥护态度者的声音

提出刑法第三百零六条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的原因为：

第一，时机尚未成熟。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法律体系还不完善，需要进一步去借鉴其他国家完善的法律体系。中国目前的法律国情决定《刑法》第三百零六条存在的合理性。刑法所确立的罪名是在实践中经过缜密的考察总结出来的，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转型期，人们的道德观念等尚不成熟，诚信度低，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对辩护律师免除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相应的刑事责任也是不合理的和不负责任的。律师也是个牟利的团体，其有可能为了谋取私利而做些不符合法律的事情，国家制定相应的处罚手段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不容置疑，因为当前社会经济处于发展不平衡时期，以及不公平的社会分配，这就使得就业困难，而且各种腐败现象丛生，也导致了我国社会矛盾逐渐加剧，这也就使得刑法成为了打击犯罪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方式。律师在执业中为了当事人的利益而进行各种不正当的言论，如果一概废除该条，那么约束和规制律师的砝码就降低了，律师环境也会变得嚣张起来，从而不敬畏法律的权威。

第二，司法实践中律师伪证罪运用偏差。有学者主张要通过完善相关的法律，以及相应的法律程序，改善律师的从业环境，不可以由于一个律师受到处罚就将该制度废除。目前的司法环境下法律能否允许，是否应当追究律师的相关的法律责任呢？假使答案是肯定的，也就可以认定了该法条是不存在自身问题的，相反只能认定在实践中出现的该罪的滥用是和法条宗旨不相符合的，也只有通过不断地改变司法观念，使司法水平不断提高和纠正立法技术等手段，来解决期间遇到的冲突。

再者目前我国对律师追究责任的方式有所不同，要不同对待，也不要全部依赖于通过刑事责任来追究。刑事追究应当是法律的最后一道防线。辩护律师如果在其进行辩护或者在的诉讼活动中确实进行了律师伪证罪的有关行为，就应当根据其所犯情节轻重和带来的后果情况区别对待，比如可以采用经济、行政、教育等手段来进行约束，还可以通过律师协会的处置来约束。只有在通过其他手段不足以实现警示以及惩戒的效果，才可以谨慎地运用刑法手段来保证效果的实现。

三、完善刑法第三百零六条出现的问题

根据目前律师执业环境恶化的实际情况，《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的存在将成为律师执业中最大的障碍，它就像一把无形的利刃悬挂在律师头上，让律师步步维艰。从律师的角度看，如果废除该条必然会受到律师界的广泛好评，但是并不能从实际上改变律师界的辩护问题，我们应该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规范来进行约束和规制。

（一）取消模糊用词

取消模糊用词“威胁、引诱”，保留“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原则，国家在制定法律条文时应该具体和明确，不能含糊用词。只有立法具有明确性，对被告人定罪处罚的规定具体，才能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辩护人、诉讼人以当事人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寻找对当事人有利的证据是关系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命运的关键。案件发生后，证人可能受到外在各种因素的干扰，可能做出不符合事实的陈述，这就要求律师对证人进行引导，正是律师履行职责所必需的工作。如果立法不明确规定，律师就不知如何引导才是正确的，势必会造成律师对证人的引导无从谈起，工作无法顺利进行。

（二）明确责任标准

建议增加“情节严重”的用语，还要作为追究责任人相关的刑事责任的一个重要条件。在设置上刑法要维护社会的根本利益，如果某一行为没有必要用刑法来规制的话，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解决。确有必要科处刑法时才能动用刑法。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手段轻微，能够通过经济处罚，行政手段解决。只有达到了非要处以刑法的程度才能处以刑法。而不是律师一旦触犯就马上处罚，明确不同情节不同处罚标准，只有情节达到一定严重程度才能课以惩处。

（三）完善调查取证制度

从立法上根本解决律师取证难的问题，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及“最高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相关规定中都赋予了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然而，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难以保证，刑诉法所规定的律师取证的救济程序往往是有名无实，使得律师无法正常收集所必需的证据材料，更为可气的是司法机关还常常限制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有时错误地适用法律，以伪证罪将律师逮捕、判刑，使辩护律师行使辩护权时承担一定的职业风险。

所以我们认为，公安司法机关不能简简单单的把辩护律师所实施的过失行为，作为是对犯罪嫌疑人提供帮助的行为。实践中公安司法机关人员对《刑诉法》第三十八条和《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作扩大解释，对律师进行报复的丑恶现象应予以根除。司法及有关专门机关应该加强对律师调查取证的配合。

目前在刑诉法实施过程中应注意到以下几方面问题：

1．倡导单位向律师提供有关证据。律师在向公安、工商、税务等部门查询资料、收集有关证据时，通常会遭到上述国家管理和职能部门拒绝，而并不是站在维护国家法律正确实施的角度来考虑，积极配合律师的调查取证工作。

2．检察院、法院对律师向被害人收集证据方面应保持宽松态度，如果被害人为了维护法律程序，愿意积极的提供证据，那么检察机关就应该许可同意。

3．要切实保障律师申请法院、检察院调查取证的权利。律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收集证据的能力和手段有很大的局限性，有时检察院、法院即使根据律师申请收集了证据却不告知律师。

律师一级辩护总结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在我国建立辩诉交易制度的必要性，接着结合我国刑事诉讼实践阐述了辫诉交易刑事诉讼制度的可行性，最后提出了建立辫诉交易刑事制度的初步设想。

一、我国建立辩诉交易刑事诉讼制度的必要性

辩诉交易作为一种刑事诉讼制度，虽然在不同法系，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传统文化中具体内容不尽相同，详略各异，但其主要内容是一致的，就是刑事案件在法庭审判前，检察官和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就被告人自愿作有罪答辩，控方撤销或降格指控，或者建议从轻量刑达成一致妥协，并且，这种妥协协议对法庭具有约束力的刑事诉讼制度。联系我国 政治 、 经济 、文化和司法实践，我们不难发现，它至少具有如下四个方面益处:(1)节约诉讼成本。(2)完整人权保护制度。(3)有利于改造罪犯。(4)有利于完善我国的司法制度。

二、我国建立辩诉交易刑事诉讼制度的可行性

有人认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与辩诉交易刑事诉讼制度作用相同，何必更名?笔者尚持异议。其一，从形式上看，更名有利于与国际法制接轨，方便国际司法理论研究和实践交往，符合全球一体化大趋势要求。其二，虽然两者核心内容和目的相同，但前者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WwW.133229.cOM在一定程度上，人们甚至误将“坦白从宽”当做骗供的同义词，客观上已经削弱了这一刑事政策的功能发挥。而辩诉交易作为一种 法律 化、制度化的规定，有较完备的程序和保障机制，具体明确，可操作性强。并且被告人在辩诉交易过程中拥有一定的自主权，不是完全被动接受指控，诉讼程序处分权为控辩双方分享，充分体现了控辩双方对等的 现代 刑事诉讼理念，更容易增加被告人的可信程度，从而达到刑法目的。其实，简而言之，更名与否，集中为一句话，就是我们的刑事诉讼理念是否要与时俱进和怎样与时俱进问题。

另外，我们从被告人及其亲友方面分析，古人曾说过“两害相较取其轻，两利相较取其重”，面对被刑事的追究，无论是从人的本能反映看，或者是从过去大量的司法实践看，求生求轻是被告人及其亲友的最真实、最迫切希望，不管是坦白自首也好，翻供脱逃也罢，手段各异，其内心希望是一致的。被告人及其亲友的这种普遍的求生求轻希望，为我们建立辩诉交易刑事诉讼制度奠定了基础。试想，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处于物质利益的矛盾对立面，诉讼请求尖锐对立，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存在求生求轻希望，因此，根本不可能建立辩诉交易制度。刑事诉讼中辩诉交易制度的确立，为被告人及其亲友架起了一座拥有一定自主权可以通向从轻彼岸的桥梁，他们何乐而不为?与现在的法庭舌战，甚至请客送礼暗箱操作相比较，既要合法合理，又要简便可行，而且立竿见影。

三、对我国建立辩诉交易刑事制度的初步设想

1.主体。检察机关和被告人是辩诉交易的主体，其中检察官和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是具体经办人员。因为:其一，检察机关或检察官为辩诉交易一方主体，是国际通常做法，我国以不例外为好，便于司法交往和交流，其二，辩诉交易作为一种刑事诉讼制度，当然只能适用已立案的刑事案件，如果不立案，性质尚且无法确定，没有控辩双方，怎样交易?同时，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刑事追究的案件，应当有一定的指控证据，甚至要有必要的主要的直接指控证据，而对这些指控证据的评判，显然不能由侦查机关或侦查部门进行，因此，公安、部队保卫等侦查机关或侦查部门不能成为辩诉交易的一方主体。否则，会削弱“互相监督”力度。其三，如果在审判阶级进行辩诉交易，一方面收不到降低诉讼成本，减少诉讼环节效果，有使辩诉交易制度形同虚设之嫌。另一方面，由于诉讼时间较长，使被告人人身自由受限制较长，增加其心理、经济负担，难以体现出辩诉交易刑事诉讼制度的优越性。其四，我国检察机关处于刑事诉讼的中间环节，担负着对各类刑事案件的集中归口行使检察权职能、由其充当辩诉交易一方主体，既可进一步完善我国有关检察权的法律制度，又可在保证质量，不增加检察工作总量情况下，减轻整体刑事诉讼工作任务总量。

2.辩诉交易的提出:(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在刑事诉讼立案后至终审判决任何阶段提出，如果是在侦查或审判阶段提出，有关办案机关应在三日内通知同级有管辖权的人民检察院。(2)侦查、检察和审判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应依法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提出和进行辩诉交易的权利。其中，侦查机关拟以侦查终结前最后一次讯问告知为妥，检察、法院拟以受理移送起诉、受理起诉(以 法律 文书为准)三日内告知为妥。(3)检察机关可以主动提出进行辩诉交易。(4)被告人的亲属、辩护律师在被告人没有明确反对情况下，可以独立提出辩诉交易;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及其亲属受被告人委托，可以提出辩诉交易。

由于进行辩诉交易是一项十分严谨、法律性很强的工作，因此，建议对具休经办交易人员(即参加人)在法律中加以明确:(1)代表检察机关的应当是具有检察员或主诉检察官或几级以上检察官法律职称的检察官才能参加交易。(2)被告人本人参加。(3)被告人所聘请的1-2名辩护律师参加。(4)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监护人参加。(5)被害人及其聘请的人(应为律师)参加，被害人及其人不仅可以就附带民事部分发表意见，而且可以就被告人所应承担的刑事贵任发表意见。如果被害人及其诉讼人无故不参加，不影响辩诉交易进行。

3.限制进行辩诉交易的条件:由于辩诉交易的结果，对被告人极端有利，为了防止辩诉交易变成一些犯罪分子逃避打击的空档，削弱打击力度，影响社会稳定，我们建议卜列情形之一不能适用辩诉交易:(1)累犯。(2)数罪中只能交易一罪，其他各罪不能交易。(3)可能判处死刑的罪犯。(4)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5)被告人明确表示反对交易的案件，但共同犯罪中仅指反对交易的被告人，其他被告人仍可以进行交易。(6)有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明确反对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案件。(7)交易结果必然会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案件。

4.交易的监督:(1)辩诉交易结论应当制作法律文书，报上级检察机关备案审查，同时通报同级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以及本案被告人和被害人。10日内上级检察机关如不反对，即可生效。如反对，应以书面形式阐明理由及观点。10日内同级侦查、审判机关可以提出提请复核意见，双方当事人也可申请复核，或向上级检察机关申诉。(2)辩诉交易结论应当是进行交易的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决定，不能由检察官个人决定。(3)检察委员会的决定主要依据是案件事实、性质、情节、法律规定和辩诉交易会议协议。

5.辩诉交易的从宽幅度:如果符合辩诉交易条件，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最先分别在侦查、检察或审判阶段提出辩诉交易的，可分别在拟量刑期基础上减少刑期2/3,1/2和1/4，如其交易后刑期在二年以下，可以假释方式释放，或者撤销指控。如果交易后的刑期为二年以上有期徒刑，进行交易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降格指控，该降格指控对人民法院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如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人拒绝自供其罪，检察机关可以当庭撤销对其降格指控，作一般指控提起公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