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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考察报告

历史考察报告

历史考察报告范文第1篇

 

2010年5月6日至13日,我们台州市礼宾协会9名同志组团赴台湾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考察活动。整个行程环绕台湾岛一圈,经过台北、台南、高雄、台东、花莲等多个大中城市,重点考察了城乡建设、历史文化、文明礼仪等等,短短几日,我们收获很多,感触很深。

一、书香熏陶的社会文明

与大陆相比,台湾并没有太多宏伟建筑和壮丽山川,因此去之前,听许多去过的朋友将其评价为并不好玩的“乡下”。然而,当我们走过一个个城镇和乡村,目睹整洁的街道和绿色成阴的村寨时,却别有一番感受。

这种宁静、内敛、精致的城乡气质,源自对历史文化的尊重。国民党政权迁台后,并没有对原有的城市规划大修大改,而是在此基础上稳步改进。再加上台湾法律保障私人土地所有权和物业,客观上保护了台湾城镇的历史文化基因。而让人印象更深刻的是,在台湾各大城市的中心街道,座落着众多的大型书店,这些相互守望的书店招牌成了台湾城市的文化名片;在各大城市奢华的商场、百货公司里,也为书店保留了一席之地,向世人展示着台湾的书香气息并没有被商业社会所淹没。

浓郁的书香带来的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也是文明的养育。台湾普通民众给我的印象是安静有礼、遵守秩序、尊重规则。在餐厅、旅游景点等公共场所,很少听见台湾人大声喧哗甚至相互争吵。商家推销产品也是彬彬有礼、点到为止,绝无蒙骗强卖之虞。这一切,完全颠覆了曾在新闻报道中看到的台湾议会相互争斗、游行示威大打出手的暴烈形象,展示了台湾基层社会的文明程度。

    二、以传统文化为主的多元文化

    台湾的文化有其多元化的一面,原住民文化、近代西方海权文化、闽粤文化、日本殖民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欧美政治文化等,都是台湾文化的源头,都曾被接纳到台湾文化之中,成为台湾文化的重要元素。

    从政治文化上看,台湾有100多个政党,既有执政党又有在野党;从宗教文化上看,东方的道教、佛教、妈祖与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并存;从礼仪文化上看,台湾民众见面后互致问候、讲究人脉关系、强调孝敬父母、尊重师长,都是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真实反映,大饭店里大多摆有《圣经》,讲究西方民主法制的生活习惯,又有西方发达国家的礼仪文化痕迹。而日本人在台湾留下的深度弯腰鞠躬礼节也  仍有不少台湾人在使用。

    然而,在这些中西占今文化的大拼盘中,中国的传统文化仍是主色调。台湾的语言、文字、艺术、伦理、哲学、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宗教信仰、审美情趣等文化“深层结构”,以及饮食习惯、节日习俗、婚丧嫁娶、各种礼仪等“表层结构”,均沿袭了中国传统,并未因其他文化的浸染而出现质变。尤其是台湾岛上的漫天神佛,五步一宫,十步一庙,儒释道一应俱全,传达着中国传统文化从未断裂的强烈信  号。在台湾著名的中台禅寺,“对上以敬,对下以慈,对人以和,对事以真”的四箴行,已深入人心,成为台湾民众的礼仪要求和行为准则。

    三、赋予礼仪文化以现实生命力

    我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自古重视礼仪文化建设。“礼”起源于祭神祈福,之后融入原初的是非善恶、长幼尊卑等社会道德价值和伦理关系,礼仪也从一“种生活仪式,上升到伦理道德高度。

    孔子日:“克己功夫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制之于外,以安其内,克己复礼,久而诚矣。”可见礼仪的本质是指导个人通过不断的修身、反省、自律来实现内圣外王的道德理想人格。苟子曰:“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无礼则不宁。”则说明了礼仪不仅是构成社会文明的基本因素,还是法律法规的必要补充,是规范人的行为,调节人际关系的有效手段。

历史考察报告范文第2篇

近些年历史系在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想办法使教学实习在学生的专业学习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系党政联席会研究决定,从2000级开始,教学实习采取赴河西进行实地考察这样一种更加切合历史学本科生培养目标的实习模式,并且一定要把这种做法坚持下去。学校教务处也非常关注这次实习,在经费及其他方面提供了大力支持。作为长期规划的第一步,本次活动在各方面的经验都意义重大,鉴于此,对这次实习的全过程、实习的主要收获和意义以及存在的一些不足进行认真细致地总结是非常必要的。

这次实地考察历时8天,行程3500公里,参观考察了张掖、肃南、酒泉、嘉峪关、敦煌、安西、山丹、武威等市县的十几处历史文化名胜和相关的几个博物馆,同学们在教师的指导下做了详细的记录。国家重点研究所负责人郑炳林教授一路上在汽车行驶过程中随时给同学讲述沿途的历史和地理沿革以及到下一个目的地应关注的主要问题,使同学们对这次考察在时间和空间上能够产生立体的印象和概念,同时也使学生在参观每一处古迹时能够有的放矢,有效利用并不充裕的参观时间。但这8天只是本次实习的主体部分,而整个实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下面就分阶段回顾一下这次实习的全过程。

第一阶段:前期准备

在系里确定了目的地和出发时间以后,决定由历史系主管教学工作的乔健副主任担任这次实习的领队,全面负责实习各方面的工作。在乔健老师的部署下,准备工作开始紧张地进行。从四月中旬开始,在2000级本科四个专业中开展了多次动员,说明这次实习的目的和意义。随后在对这条线路相当熟悉的牟范书记和冯培红老师的帮助下制定了详细的行程表,确保在外期间每天都能够劳逸结合,使大家不因旅途劳累而影响参观考察的效率,同时也最大限度地节省时间,从而有效利用有限的经费。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充分的学术方面的准备工作,在出发前一个月,请在敦煌学及河西历史文化研究方面有相当造诣的杜斗诚教授给同学们做了专题学术报告,重点讲解此次实习参观的石窟寺的历史沿革、保存情况、研究现状及其主要的艺术特点和史学价值,使同学们对参观考察对象有了初步的、总体的认识。同时要求学生们根据各人的兴趣和长处自愿组合,三到五人组成一个实习小组,确定本小组在这次实习中的主要工作任务以及人员分工,结合老师们的讲解和自己平时的积累,制定本小组在各个参观考察地点主要关注的问题和研究主题,并围绕确定的主题进行扎实的资料搜集工作,为实地参观考察做充分的知识准备。在出发前一周确定了人员名单,根据人数和专业建立三个大组,每组选定一个组长,负责协调本组全体人员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准时、统一地行动,也确定了同学、组长和带队老师三个层次之间的双向联系方式,从制度上严格保证在外期间所有人员的安全。临行前几天,乔老师、牟范书记和办公室陈吉平主任订好了车,预订了所有日期的住宿床位,并且多方比较,尽可能找到既安全卫生又价格便宜的旅馆和招待所,使更多的经费用于同学们的参观考察。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临行前一天晚上,由郑炳林老师对各个参观考察对象做了整体讲解,指出同学们应关注的要点。乔健老师多次强调了安全注意事项,细致周到地布置了衣食住行方面的安排。

第二阶段:实地参观考察

2003年7月3日清晨7时,实习队伍整装待发。系党政领导一起来为大家送行,教务处处长张振国老师也亲自到场做了简短但却切中关键、寓意深长的讲话,这更使同学们振奋不已。

7月3日实习队伍到达的第一站是新河驿长城。在此之前已经看到了绵亘数十里的长城,汉长城在北,明长城在其里,两者相距10~80米之间。这些曾经起过重要作用的宏大建筑现在已变成了一段段矮墙。第二站是本次实习第一个重点考察对象——张掖大佛寺及山西会馆。大佛寺建于西夏永安元年,明清时期屡有修缮。该寺建筑布局基本上是常规的佛寺模式。殿外门东西两侧有青砖浮雕经变画两铺,分别描绘了释迦生前于其太子祗树给孤独园内精舍说法和阿弥陀佛及观音大势至菩萨所在西方净土的场景。作为经变画,这两铺同敦煌等河西石窟壁画有一脉相承的因素。有同学将其进行对照,对许多细节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如佛之禅定印与榜题“说法图”相违;灵鹫山说法同榜题“西方圣境”相悖;观音大势至的和尚装亦异于他品等等。大佛殿内卧佛一身,弟子十身,菩萨二身。卧佛是该寺最著名也最具研究价值的文物,较之犍陀罗佛教雕塑及河西其他佛涅槃像,其特殊之处在于:没有摩耶奔丧、迦叶抚足的表现;没有阿难昏于床前或沉思冥想之情景;没有世俗僧众痛苦流涕及拔发剖腹割耳等古印度习惯之刻画;也没有婆罗双树这一象征性植物之塑造。卧佛身后十弟子皆双目圆睁,表情木然。郑炳林老师给同学们详细讲述了涅槃经变所依托的经文及其表现形式,并着重指出卧佛手足处所立菩萨身上所着乃明朝服饰,这是辨别年代的一个重要方法。

自司马迁开创纪传体史书之先河后,历代皆依此为范本修史,构成所谓的正史系统,至清代则有二十四部之多。作为研究古代史的骨干材料,正史在史料中的地位和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正史的缺陷也多,其中最大的一点便是这样的修史体例主要将注意力放在社会上层,因而正史也曾一度被斥为帝王将相的家谱,这就相对限制了现在史学家们对古代社会进行全面的研究,对于普通民众的研究更多的要借助所谓的野史来进行。7月5日考察的魏晋壁画砖墓则是一种对这类研究有极其重要价值的史料,它以鲜活的方式弥补了文献资料的不足。首先这座墓向大家展示了

你正在浏览的实习报告是历史系教学实结报告 魏晋时期墓室的基本形制,对了解当时的丧葬习惯和古人的生死观有重要意义。其次,墓室室顶覆斗式结构的应用,对于理解佛教传入中国后我们的先人对其进行的创造性发挥,是一个明证。最后也最为重要的是这座墓室中的砖画,这些砖画描绘了一幅幅丰富多彩的社会场景,有农作、畜牧、蚕桑、狩猎、宴饮等。对于墓室室壁上多次出现的三或四个颜色不同的圆环以不同的方式组合成的图案,目前学界尚无定论,同学们对此进行了热烈地讨论和各种各样的推测。这些砖画的价值不仅在绘画方面,更重要的是它们可以成为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的极其珍贵的原始材料。参观结束后沈祯云老师对同学们说:对这类材料的分析解释必须建立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之上。历史的学习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没有对研究对象在整体上的深入把握,没有对其他相关学科如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及哲学等学科中有益因素的借鉴,我们的历史研究将永远停留在对表象的浮泛描述上,史学的认识功能将得不到很好的发挥,我们对历史的研究也难以焕发新的活力。

在结束了对魏晋壁画砖墓及博物馆的参观后,车行不久就到了嘉峪关。嘉峪关是明长城的西起点,也是长城全线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关隘,素称天下雄关。其关城由内城、瓮城、罗城、外城及城壕组成。其中西侧罗城向南有“明墙”延伸至祁连山下讨赖河畔;向北有“暗墙”隐伏至黑山半山腰,明墙暗壁相合,构成了关城西城墙。两边高山与峡谷相峙,关居其中,实可谓“天下第一雄关”。同学们全面参观了关城,认真聆听并记录了讲解员的详细讲解,许多东西都是大家平时在书上看不到的。对关城的参观主要是让大家详细了解它的形制以及各部分的功能。接下来参观了长城博物馆,这是中国第一座全面、系统地展示长城文化的专题性博物馆,同学们兴致极高,不停地向讲解员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以致不得不把下午的出发时间推迟一小时。大雨滂沱中,同学们恋恋不舍地上车,向敦煌进发,到达住地时已是繁星满天。

7月6日清晨,从敦煌市走了不多时间就看到了令人魂牵梦绕的莫高窟,同学们的兴奋之情难以言表,这一天是带给同学们太多收获、极大震撼却也不无遗憾的一天。莫高窟主体洞窟主要分布在南区,现今共保存492个洞窟,壁画逾45000平方米,圆塑2500尊,影塑1000余身,时间上跨越北凉至元等朝代。这里的作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代表了当时佛教艺术的顶尖水平,同时由于在时间上的连续性,清楚地再现了中国古代佛教艺术发展的基本脉络和时代特色。另外,藏经洞的发现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材料。我们这次主要考察了上启北魏下至宋、西夏时期的10个洞窟,每一窟都是那个时代的极具代表性的精品。

接下来参观北魏257窟,此窟价值非同一般。该窟保留了早期洞窟的一些风格。首先它是一个中心柱窟。此窟制乃由印度支提式洞窟发展而来,供僧众绕行礼拜讲经说法之用。然而古人对这种外来风格进行了不小的改造,以适应当地大众审美情趣。首先表现为中心柱前方为人字披,后方为平棋图案。人字披采用浮塑的方式显现木椽,外涂土红。中心柱呈方形,四周塑有佛的“四相”。其次,此窟内有著名的九色鹿本生故事和沙弥守戒因缘故事。在莫高窟,九色鹿本生故事仅此一例,价值颇高。同一题材,在古印度佛教雕刻作品和克孜尔石窟中有较多刻画。沙弥守戒因缘故事出自《贤愚因缘经》,内容广为人知,但对绘于南壁下方的用意还有待进一步探讨。通常观点认为,北魏时期,佛寺日盛,所剃度之僧尼甚众,然亦因管理不善等原因,僧尼中存在不守戒律的行为。沙弥守戒因缘故事的绘制主要作为一种典范,以教育启示僧尼。绘画对经文具有阐释作用,这对以往讨论激烈的佛经与经变画的关系的理解有一定帮助。

刚进入北周427、428窟,就让同学们着实惊喜。不仅因为那铺富有代表性的降魔变,也不仅因为东壁门南北两侧的萨埵太子饲虎图和须达拏本生故事,最重要的是在入窟一刹那看到了“小字脸”,这让许多对壁画感兴趣的同学对它的疑问释然而解。工匠们为了能够鲜活地表现人物的立体感,采用层层晕染的方法勾勒。为表现人物鼻高及眼睛清澈,往往在这两处涂白。而所用颜料经过千百年的氧化,脸部除鼻和双眼处皆变成了黑色,于是形成了现在所看到的特征鲜明的“小字脸”。另外此窟虽为中心柱窟,但前部人字披浮塑木椽已简化,直接采用平涂方式,椽间绘以人物及花卉装饰。427窟展示了北周及隋朝造像和选材的特点。在造像风格方面,这是一个由早期古朴向盛唐成熟转变过渡的阶段。造像身体比例不适,下身较短,头部较大(这不是为了特殊的视觉效果,如唐130窟和96窟),腹部及两股呈圆润的丫形,肉髻低平。这些特点在马蹄寺石窟千佛洞4号窟和宁夏须弥山51窟后壁造像均有体现。当然对“舍身饲虎图”的深刻理解对人文学科的大学生而言也十分重要和关键,乔健老师告诉大家,“舍身饲虎图”是以一种非常极端、非常令人震憾的方式来表达宗教的情绪和境界,因此我们不能把它理解得太“实在”,不能理解成号召人们把自己活生生的血肉之躯献给饥饿的老虎,它表达的只是一种佛教世界观而非现实世界本身。而本窟另一幅壁画所表达的宗教内涵相比舍身饲虎图就逊色许多,这幅壁画的基本内容是修炼佛教达到一定境界便可刀枪不入,这便把作为一种超功利、超世俗的信仰的佛教搞得过于“实在”和庸俗了,而且这种观念和期待本身还蕴含着巨大的危险因素,即一旦刻苦修炼却无法在现实中真正实现刀枪不入,“信仰”的大厦顷刻间将会轰然倒塌。

328窟和45窟为唐朝作品。窟制为单室,顶为覆斗式结构。一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的组合很具代表性。328窟马蹄形佛床末首原有一供养菩萨,颇具神韵,可惜为华尔纳掠走。45窟南壁通壁的出自《法华经》之《观音普门品》的观音经变更是极品,同学们在感叹之余,不仅感到敦煌历史地理位置之重要,更是感受到当时的人们渴求盛世太平的心情。

130窟和96窟为大像窟。前者虽屡次重修,但头部仍有原貌,亦可窥大唐风采之一斑。此窟的引人入胜之处,除佛像的伟岸高耸外,亦在于其甬道南壁的供养人王夫人画像。画中人物体态丰满,头梳高髻,描蚕眉,眉尾上挑,口若樱桃,着石榴裙,形态同《簪花仕女图》十分相似。这是受中原周家样影响所致。130窟北大像为武则天当政时所修,衣着华丽,体态丰腴,抹胸下拉,双乳外露,显示了

你正在浏览的实习报告是历史系教学实结报告 一位女性化极强的菩萨形象,此实乃僧众为邀上层之好而作。

从洞窟出来,同学们又参观了文物保护研究所。参观结束后,大家思绪万千,大有“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之感。看了莫高窟的这些精妙绝伦的作品,前几天参观给大家的带来的兴奋已经荡然无存。莫高窟所蕴藏的深厚的历史、文化、艺术内涵远远超出了同学们的想像,大家都感到莫高窟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永远是国人的骄傲,在深入研究的同时,保护工作更是我们对后代所做重要交待。遗憾的是,满怀着眷恋和数不清的问题,我们不得不离开。大家知道再看一天两天也没什么效果,因为一上午的参观所带给大家的巨大的信息量使所有的同学都感到有些无所适从,深感自己知识还缺欠很多,尚无足够的学力在短时间消化这么大量而复杂的信息。同学们纷纷表示,回去后一定要更加刻苦地学习专业知识,才能对得起先人们创造的如此伟大的文明。

当日下午,为了寻找玉门关、汉长城遗址和河仓古城,冒着高达40多度的酷暑高温,汽车在茫茫戈壁中就像一只缓缓爬行的蚂蚁。随处可见的海市蜃楼因为天气太热并没有使同学们兴奋异常,但当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跋涉之后,远远看到玉门关的轮廓时,车厢里沸腾了。这几处遗址在一般人眼里早已没什么看头,但对研究中国历史的人来说,“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春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这些断壁残垣背后所隐含的无穷的历史意蕴以及引起的无止境的怀古情愫,让人觉得历史的长河就如同这茫茫瀚海一样浩淼无边。

至此我们结束了对佛教石窟的考察。许多同学认为,要详究一窟,首先要熟悉历史典籍和佛经,了解典籍要义,还要对绘画比较熟悉,这样再来莫高榆林,就不致有入宝山却空手而回的遗憾了。

7月8日赶了一天路,7月9日山丹军马场一站,主要是让同学们稍事修整,同时也有机会整理和交流几日来绚丽多彩的考察记录,当然也有实地感受当年刀光剑影、金戈铁马的古战场的环境氛围以切实增强历史感的目的。当日晚到达此行最后一站——武威。7月10日首先参观了著名的铜奔马出土地雷台汉墓。由于墓室出土文物皆被移出,所以在武威收益最大的地方是文庙和武威市博物馆。在石刻室,同学们看到了著名的西夏碑。它刻于天璈民安五年,正反面西夏文和汉文对应,是研究西夏文的一部珍贵字典。在同一间陈列室,存有后凉、北凉时期的石经幢和石塔。有同学对此作了线描,并对七佛一思惟菩萨或一弥勒菩萨的组合模式提出疑问。对于复制的铜奔马队列,亦有同学细心地发现骑士无马镫的现象,并对马镫的渊源作了讨论。

7月10日晚回到兰州,此次实地考察结束,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完成实习报告并对这次实习进行认真细致地总结。

第三阶段:完成实习报告

考察归来已是暑假,在安排好下一步的工作后,同学们大部分回家了。9月份开学后,大家开始深入挖掘考察中发现的各种问题,各实习小组经过充分讨论后确定本小组认为有意义的且有能力进行研究的主题,在考察记录的基础上,而言也十分重要和关键,乔健老师告诉大家,“舍身饲虎图”是以一种非常极端、非常令人震憾的方式来表达宗教的情绪和境界,因此我们不能把它理解得太“实在”,不能理解成号召人们把自己活生生的血肉之躯献给饥饿的老虎,它表达的只是一种佛教世界观而非现实世界本身。而本窟另一幅壁画所表达的宗教内涵相比舍身饲虎图就逊色许多,这幅壁画的基本内容是修炼佛教达到一定境界便可刀枪不入,这便把作为一种超功利、超世俗的信仰的佛教搞得过于“实在”和庸俗了,而且这种观念和期待本身还蕴含着巨大的危险因素,即一旦刻苦修炼却无法在现实中真正实现刀枪不入,“信仰”的大厦顷刻间将会轰然倒塌。

328窟和45窟为唐朝作品。窟制为单室,顶为覆斗式结构。一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的组合很具代表性。328窟马蹄形佛床末首原有一供养菩萨,颇具神韵,可惜为华尔纳掠走。45窟南壁通壁的出自《法华经》之《观音普门品》的观音经变更是极品,同学们在感叹之余,不仅感到敦煌历史地理位置之重要,更是感受到当时的人们渴求盛世太平的心情。

130窟和96窟为大像窟。前者虽屡次重修,但头部仍有原貌,亦可窥大唐风采之一斑。此窟的引人入胜之处,除佛像的伟岸高耸外,亦在于其甬道南壁的供养人王夫人画像。画中人物体态丰满,头梳高髻,描蚕眉,眉尾上挑,口若樱桃,着石榴裙,形态同《簪花仕女图》十分相似。这是受中原周家样影响所致。130窟北大像为武则天当政时所修,衣着华丽,体态丰腴,抹胸下拉,双乳外露,显示了一位女性化极强的菩萨形象,此实乃僧众为邀上层之好而作。

从洞窟出来,同学们又参观了文物保护研究所。参观结束后,大家思绪万千,大有“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之感。看了莫高窟的这些精妙绝伦的作品,前几天参观给大家的带来的兴奋已经荡然无存。莫高窟所蕴藏的深厚的历史、文化、艺术内涵远远超出了同学们的想像,大家都感到莫高窟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永远是国人的骄傲,在深入研究的同时,保护工作更是我们对后代所做重要交待。遗憾的是,满怀着眷恋和数不清的问题,我们不得不离开。大家知道再看一天两天也没什么效果,因为一上午的参观所带给大家的巨大的信息量使所有的同学都感到有些无所适从,深感自己知识还缺欠很多,尚无足够的学力在短时间消化这么大量而复杂的信息。同学们

你正在浏览的实习报告是历史系教学实结报告 纷纷表示,回去后一定要更加刻苦地学习专业知识,才能对得起先人们创造的如此伟大的文明。

当日下午,为了寻找玉门关、汉长城遗址和河仓古城,冒着高达40多度的酷暑高温,汽车在茫茫戈壁中就像一只缓缓爬行的蚂蚁。随处可见的海市蜃楼因为天气太热并没有使同学们兴奋异常,但当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跋涉之后,远远看到玉门关的轮廓时,车厢里沸腾了。这几处遗址在一般人眼里早已没什么看头,但对研究中国历史的人来说,“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春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这些断壁残垣背后所隐含的无穷的历史意蕴以及引起的无止境的怀古情愫,让人觉得历史的长河就如同这茫茫瀚海一样浩淼无边。

至此我们结束了对佛教石窟的考察。许多同学认为,要详究一窟,首先要熟悉历史典籍和佛经,了解典籍要义,还要对绘画比较熟悉,这样再来莫高榆林,就不致有入宝山却空手而回的遗憾了。

7月8日赶了一天路,7月9日山丹军马场一站,主要是让同学们稍事修整,同时也有机会整理和交流几日来绚丽多彩的考察记录,当然也有实地感受当年刀光剑影、金戈铁马的古战场的环境氛围以切实增强历史感的目的。当日晚到达此行最后一站——武威。7月10日首先参观了著名的铜奔马出土地雷台汉墓。由于墓室出土文物皆被移出,所以在武威收益最大的地方是文庙和武威市博物馆。在石刻室,同学们看到了著名的西夏碑。它刻于天璈民安五年,正反面西夏文和汉文对应,是研究西夏文的一部珍贵字典。在同一间陈列室,存有后凉、北凉时期的石经幢和石塔。有同学对此作了线描,并对七佛一思惟菩萨或一弥勒菩萨的组合模式提出疑问。对于复制的铜奔马队列,亦有同学细心地发现骑士无马镫的现象,并对马镫的渊源作了讨论。

7月10日晚回到兰州,此次实地考察结束,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完成实习报告并对这次实习进行认真细致地总结。

第三阶段:完成实习报告

考察归来已是暑假,在安排好下一步的工作后,同学们大部分回家了。9月份开学后,大家开始深入挖掘考察中发现的各种问题,各实习小组经过充分讨论后确定本小组认为有意义的且有能力进行研究的主题,在考察记录的基础上,广泛搜集相关材料,请系里在相关方面有较深造诣的教师进行指导,于10月中旬完成实习报告,上交系里。系里把这些实习报告分类后,请专家评阅定等并提出改进意见,对达到发表水平的帮助同学联系发表事宜。

第四阶段:认真进行总结

11月份,乔健老师抽时间把参加实习的师生又召集在一起,开了一个座谈会,座谈会的主题就是要大家对这次实习进行认真细致地总结,为今后的实习提供有益经验。这份总结报告就是在这次座谈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这次座谈中,大家总结出了这次实习中许多非常重要的收获、值得今后借鉴的成功经验以及存在的一些不足,并对今后的实习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和设想,现扼要表述如下:

收获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学业上的收获。首先,通过对如此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的参观考察,大家增长了大量知识,而这些知识是平时在课堂上和书本中不易获得的。这种收获的直接表现就是大家合格完成的实习报告和整个过程中拍摄的照片和录像,这些不仅是对这次考察的记录,同时也是不错的影视人类学素材和旅游文化素材,尽管这次还没有民族学专业的同学参加。其次,通过这次实地考察,大大拓展了同学们对本专业研究理路、研究方法、研究范围的认识,强化了同学们的问题意识。这是此次实习最有意义、可以让同学们受益一生的收获。授人以鱼莫若授人以渔,可以说是同学们在这一点上的切实感受。发现问题,对于任何一个学科和学者都是最为重要的。但仅基于课堂和书本纸上谈兵,很难发现真正有价值的问题。同学们之所以在参观考察中发现了许多问题,主要原因是书本上课堂上不能提供直接的感觉刺激和全方位的信息。举例说明:同学们以前在课堂上和书本上也接触到不少壁画方面的内容,但听完看完感觉也就那么回事,并没有太深的印象,也没发现什么值得去研究的问题,但在这次考察中却发现了很多问题。这是因为身临其境的观察带给大家的强烈的感官刺激使其对看过的东西印象深刻,而在这样的状态下连续看了一系列的壁画后所产生的对比效应是相当明显的。看过莫高窟,就想起了马蹄寺同类壁画的异同之处,看过榆林窟,莫高的特色和榆林的特色也就在脑海不断提炼。有了这样的比较,问题自然就出现了。同时同学们也发现,在这次考察中发现的问题对自己来说好多都属于全新的领域,这在以前是没想到的:原来历史不仅仅是王侯将相的政治斗争史,还有许多贴近生活的内容值得我们去研究。另外,大家进一步认识到了历史研究所依据的材料不只是文献,研究的对象也不只是文献中的内容,它的范围是相当广阔的。再次,实地考察极大地增强了同学们的历史感,从而使大家对专业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对中华民族的伟大文明有了更深厚的感情。嘉峪关、玉门关、莫高窟、榆林窟等这些历史文化珍宝带来的情感上和思想上的强烈震撼对大家的一生的学术工作和生活都会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中之义太广阔了。最后,这次实地考察让许多同学坚定了将来做学术工作的志向,有些同学甚至连专业方向都确定了,这进一步证实了这次实习对同学们在学业方面影响巨大。

另一方面是社会生活经验的收获。很多同学都未曾经历这样长时间紧张地长途跋涉,在短短的8天里走这么多地方,做这么多事。天很热,路不熟,许多事情难以预料,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生活体验。在整个

你正在浏览的实习报告是历史系教学实结报告 过程中,同学们的感情贴近了,协作精神增强了。在生活上大家互相体贴,互相帮助,男生们一直坐在车厢后半部分,几千公里下来毫无怨言;女同学动听的歌喉消除大家旅途的疲劳;各小组成员分工合作,做详细的记录,让每一次参观机会都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在这次实习中渐渐深厚的同学情谊和合作经验对同学们来说是终生受益的,而同学们在实习过程中所产生的如此之强的团队精神,对历史系、对学校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资源。

除了上述收获,这次实习还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以后借鉴,其中最重要的有三点:其一,没有教务处的大力支持和系领导的关心,就不会有这次实习,更不用说成功实现实习的预期目标。其二,充分细致的准备工作是这次实习成功完成的重要保障。事前在路线、日程、衣食住行以及专业知识等方面的细致周到的安排和准备使这次实习得以顺利完成,带队老师的认真负责以及同学们的积极参与和认真配合也是相当重要的。其三,合理有效的管理措施和分工方式保证了这次实习的效率。老师、组长、组员之间明确的责任划分和有效的沟通方式使得在任何地方同学们都能统一行动,这不仅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每一个个体的人身安全,同时也保证了整个考察都能顺利地按计划完成,从而保证了时间和经费的有效利用。实习小组的分工合作使同学们在每个考察地点都能高效率地利用机会,得到尽可能多的收获。

这次实习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时间太紧、经费有限。比如,原打算为旅游文化专业的同学安排考察一些著名景区的旅游管理和开发状况,但由于上述原因,没能实现。另外原打算把同学们的实习报告出一个论文集,看来也难以实现。当然,这些不足在今后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应该可以逐渐解决。

历史考察报告范文第3篇

一、城市地理考察实践活动目的及意义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实践教育是当前素质教育发展的特点和优势,其中开展地理社会实践活动就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开展地理社会实践活动,可以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不断追求新知识的精神,初步树立正确的资源、环境、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观念,并且还有助于学生巩固、消化书本知识,使学生的书本知识与社会实践统一起来,加深对课堂上获得的间接经验的理解、检验和掌握,进一步丰富完善学生的地理知识结构,训练学生的地理技能以及学生对地理事物的观察力、动手操作能力、研究能力等。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主要场所。选择当地城市作为学生地理考察实践的主要对象具有三个方面明显的优势:一是内容的综合性。城市是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枢纽,它的形成和发展既有社会人文的因素,也有自然的因素。城市地理考察实践的内容不仅可以覆盖中学地理的大部分内容,还可以包括一些其他科目的内容,例如,历史、政治等。二是实践活动成本低,现实性强。现在大部分高中段学校集中在城市,学生每天都接触城市,具有城市的大量感性认识,通过实践活动,把这些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当地城市实践,比到远处的农村、山区成本低,对时间宝贵的高中段学生来说也更节约时间,效果也会更好些。三是有助于学生更多地了解自己的家乡。从目前我国教育的实际情况来看,实践活动要少而精,要有效果,对城市中学生而言,地理科目的城市地理考察活动应该是最佳的选择。

二、城市考察内容的拟定

1 城市的一般特征及其经济地位。

城市的规模及等级;城市与所在经济区及其他城市的联系,城市在经济区和城市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城市的辐射范围;城市具有代表性的产业部门;城市行政的作用及其辐射范围;具有全国意义的和表征城市特征的历史古迹。

2 城市的地理和历史因素。

城市名称的由来及城市产生的时间;城市形成的因素;对城市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例如,行政中心的转移,铁路和运河的修建,特区的开辟等);城市发展的主要历史阶段(通常我国城市历史分为:鸦片战争前,抗日战争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等阶段);城市职能的历史变化;在城市不同发展历史阶段上,城市内部中心的转移及转移的原因。

3 城市的现代职能。

(1)城市的工业职能。重要工业部门及其种类;城市主要企业布局的因素;原料、能源的来源;劳动力的数量、质量与劳动素养;工业发展的运输条件及主要运输线。城市拥有的特殊手工业部门及其种类。工业职能数目及其在全市职业人口中的地位。

(2)城市商业职能。在当地或者全国的地位;商业、贸易的类型;主要货源;商业中心区的等级、类别、阶层;主要商业中心区,各商业区的分工与协作;自由市场与定期市场的数目、种类;定期市场和自由市场对城市商业的调节作用;商业职业人口数目及其在全市职业人口构成中的比重。

(3)城市的运输职能。城市与天然通道(河流、湖泊、海洋、谷口等)的关系;通向城市的主要运输设施(铁路、公路、通航水路、航空、管道等);各种道路对城市发展的意义;高峰期城市运输问题及解决途径;主要运输干线的货源及其流向;运输业职业人口数目及其在职业人口构成中的比重。

(4)城市文化旅游职能。①城市的文化职能,包括研究机构与高等学校数量、规模和布局;中学与小学的数目与布局;文化设施(戏院、影院、图书馆、文化宫、书店等)的规模、数量与布局;城市拥有的特殊纪念物(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寺院、古墓、古碑等)的数量、规模以及其在全国和地区的意义。②城市的宗教职能,寺庙和种类及其职能,在宗教中的地位和影响。③城市的旅游、疗养职能,包括城市拥有的旅游、疗养职能形成的因素,旅游、疗养设施(古纪念物、古寺庙、自然风景区、疗养温泉等)在全国和地区的地位;旅游、疗养职能对城市形成和发展的作用;历年城市旅客数量,旅客的结构;发展旅游业需要改进的问题;从事文化旅游业的人数等。

(5)城市的行政及政治职能。城市中政府机构的级别、数量与布局;主要行政机构的影响范围;行政设置对城市发展的作用;行政机构的发展及其职能的扩大;城市内部行政区的划分;行政机构人数及其在职业人口中的比重。

4 城市的物质外貌。

城市物质外貌的基本特征及其形成因素;地理位置(靠海、河、湖、或者近山口,位于高原、低地等)对其外貌形成的作用;地形的主要特点及其对外貌的影响;矿产的状况及其对城市外貌的影响;城市气候特点对城市外貌的影响(例如,南方的遮阳、北方采暖设施等);雨量多少对房屋建设的影响;风向对企业、居住区及绿化带等的影响;城市的水文特点对城市外貌的影响;城市水源地对城市发展的意义;不利自然条件对城市发展和改变城市外貌的意义;城市的历史发展对其外貌的影响:城市的古迹对城市外貌的影响;城市的现代职能对城市物质外貌的影响;城市房屋建设的特点;城市职能小区的物质外貌的差异;城市街道的布局及其对物质外貌的影响;城市物质外貌的深化及其因素;不同历史时期城市物质外貌的基本特点。

5 城市的职能小区地理。

城市的职能小区的数量及其划分的依据;各区在全市的地位和作用;各区值得注意的对象(如博物馆、剧院、历史建筑物、寺庙、大商业中心等)及其对各职能区的影响。

6 城市的郊区。

郊区的范围及性质;郊区自然景观特征及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市郊与城市的主要联系及联系形式;城市化的进展与市郊的收缩和变化;市郊与城市间的物质、能源、信息、人口的流动形式与规模及其形成的因素。

总之,城市考察的内容,要与中学生的特点、地理教材的结合点、当地城市的具体情况、城市发展远景与规划等因素相结合。

三、城市地理考察实践的方法

由于考察实践目的和要求不同,城市地理实践有以下两种方法:

1 综合、整体地考察。

如果选择城市作为实习重点,时间又有保障,就可以把城市作为一个综合体,全面地、综合地进行考察。考察步骤如下:

(1)请专家作报告。请有关专家作报告,全面了解城市的情况。报告大体有两种。第一种是请政府有关部门,例如,计委、城建局等部门的有关专家报告。他们掌握的资料多,对城市规划、城市发展趋势等都能进行详细的介绍。但有些问题不一定

能满足我们经济地理考察的需要。第二种是请当地的地理学家作有关城市地理的报告。其内容多与专业结合密切,但是对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趋势,往往不如第一种报告深刻。所以可以把两种报告结合起来。

(2)鸟瞰。为了大致了解城市的地理位置、自然及社会经济环境,登高鸟瞰城市全景是十分必要的。制高点的位置要适中,登上制高点以后,应能了解城市全貌,在制高点观察全市面貌时,要随看随讲,组织讨论。要有详细的城市地图、望远镜、照像机等,对照城市地图进行观察并应将有典型意义的城市地段随时拍照。鸟瞰城市应注意观察如下问题:第一,城市的地理位置及自然环境。注意城市的自然位置,城市所处的地貌部位(平原、山地、盆地、台地等);城市是否有河流通过,是否依山傍水;城市植被与气候的特征;城市与相邻地区的关系与相互作用;城市的交通位置,与车站、码头、机场的关系等。第二,城市的物质外貌。从制高点上观察城市街道的宽窄,放射的状况,建筑的形式,建筑物的高低,等等。第三,城市的职能小区。从制高点上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城市职能小区的差别,尤其是物质外貌的差别。因此要注意观察职能小区之间的界线标志;各小区物质外貌特点的差别及其形成的原因(历史因素、社会因素与自然因素);注意各小区街道的放射状况、走向与宽窄的差别与对比;绿化率的差别。第四,城市规划。从制高点可以观察城市规划的主轴、街道与建筑物的布局等,并可以看到城市发展各阶段城市规划的差别。尽管鸟瞰一个城市,所看到的东西不可能很多,但是,对于从总体上、宏观上把握一个城市的特征,这种现象往往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鸟瞰是认识一个城市的好方法之一。

(3)实地考察。在请专家作报告和鸟瞰观察的基础上,要对城市进行全面的实地调查和研究,这是城市考察最重要的一环。因城市问题复杂,可以小组分工考察。每个小组既要分担一个总的、一般性的问题。也要分担一个小区的观察任务。各组考察的成果,最后要互相交流,使每个小组对城市都能有个全面的认识。这样可以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团-结协作精神,也可以让考察活动更有效果和意义。在城市实地考察中,将城市职能分区、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现状等问题作为重点。每个城市再以重点职能进行调查。例如,考察唐山市时,可以煤炭开采业及其有关职能作为重点;考察杭州市时可将其旅游商业、贸易职能作为中心;考察鞍山市时,可以’工业职能,尤其是钢铁工业作为重点,等等。

2 专题考察。

专题考察指只选择该城市的几个重点专题进行考察。例如,在上海可以选择以宝钢为首的钢铁工业布局,以金山石化总厂为首的石油化学工业布局两个专题进行考察;在桂林可以重点考察旅游资源;在唐山市,可以重点考察研究它的煤炭工业。专题考察,要注意选择考察对象最突出的问题,对已选定的问题考察要深入,同时应作出专题总结。

历史考察报告范文第4篇

官方举报的流程:御史大夫负责“举报”官员

“中国历史上的每个朝代都会想很多办法来监督官员的行为。御史监察制就是一种官方纠举、弹劾百官的制度。”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仁善说,从秦朝起就正式确立了御史制度,这成为监督官员的一个好办法。

中国古代政治上的监察,是以君主任用御史作耳目开始的。御史,最初是王室事务总管的属官,以后逐渐演变为中国专制社会监察官的通称。

到了秦朝,御史已经变为负责纠察弹劾官吏的御史大夫。秦朝在中央置丞相府、太尉府、御史大夫官署共同组成的朝廷机构。御史大夫为副丞相职,地位显赫,专司“纠察百官,辨明冤枉”,兼有监察、监督的职能。

汉代将全国划分为13个监察区域,每州部设刺史一人。汉朝规定,即使丞相有罪,也由御史大夫按察。西汉末年专门的监察机关御史台第一次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出现,标志着中国专制社会监察制度的基本形成。

张仁善说,唐代御史制度进一步扩大和完善,在御史台下设有台院、殿院和察院,掌管中央到地方官吏的纠察,参与大理寺审判活动,审理皇帝交办的贪赃枉法等案件。

元朝御史台和中书省、枢密院鼎立,不仅设置监察官员多,而且品级也高于历朝。明代改御史台为都察院,享有广泛的职权,专职弹劾百官,辨明冤枉。清朝都察院与刑部、大理寺组成“三法司”,成为国家最高司法机关。

总体说来,监察官上报弹劾的建议,经长官批准后,就正式提出弹劾,并公布于众,经过查证后进行惩处。这就是古代官方举报基本的流程。

御史大夫专职“举报”官员,那么,举报的信息是从何而来呢?张仁善说,除了御史主动查以外,官方也设立了很多征集渠道,当事人可以通过这些途径来进行举报。我们来认识几种举报所用的器具。

缿筒:最早的举报箱

最早的“举报”传说中是从尧舜开始就有了雏形。

据史籍记载,远在尧舜之时,就有了让百姓议政的“进善之族、诽谤之木”,舜继位后,在朝廷前设立木牌,名“诽谤木”,让百姓把批评意见写在木牌上,也叫做“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那时候诽谤的意思,并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诬陷,而是“责过失、论是非”。后来,汉代君主又将谤木改成了“桓木”。

“汉朝时,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举报箱。”张仁善说。

据史籍记载,这是由汉宣帝时的名臣赵广汉创立的。他到颍川任郡守时,发现颍川土豪结党营私,鱼肉百姓,而民众敢怒不敢言,不敢直接到官府进行举报,赵广汉决定彻底治理。他令人制成了一个接受信件的器具,叫做“缿筒”(缿音xiàng),形状像瓶子,上面有个小孔,可入不可出,就像我们熟知的存钱罐。

举报箱设立以后,赵广汉便令部下拿到各地悬挂,并张贴告示,鼓励民众投书举报,保证为他们保密。官吏和群众纷纷写信反映土豪劣绅的不法行为,赵广汉根据举报的线索,组织力量进行调查,掌握真凭实据后进行了严厉打击,使奸党散落,稳定了社会,赵广汉也因此名声大振。

登闻鼓:击鼓升堂是包拯所定

我们常在影视剧中看到,冤屈的百姓在衙门口击鼓鸣冤的场面,所击的大鼓就是登闻鼓。登闻鼓也是举报的一种器具。

追溯登闻鼓的源头,有一种说法是西周时期的路鼓,是申诉者打击官府门外所设的鼓,由专门受理路鼓的人先倾听申诉,再告知于周王,学界一般认为,路鼓是后来登闻鼓制度的前身。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相传尧舜禹时代时,就已经有了“登闻鼓”的雏形,当时曾设立给要直言谏诤或申诉冤枉者使用的“谏鼓”。宋人认为这是登闻鼓的始源。

登闻鼓正式出现是在晋朝。晋武帝时在朝堂之外或都城内设登闻鼓,百姓可以击鼓鸣冤,有人负责记录状子上奏,以后各朝代都有登闻鼓。像宋代不但有登闻鼓,还有管理登闻鼓的机构。

据陈建邦的《我国古代肃贪倡廉机制考》一文介绍,原来,登闻鼓还与包拯包大人有段故事:“北宋时老百姓到衙门告状,先得托人写状子,通过衙门小吏传递给知县。一些讼师恶棍乘机敲诈勒索。包拯破了这条规矩,老百姓要诉冤告状,可以到府衙前击鼓。鼓声一响,府衙就要大开正门,让百姓直接上堂控告。”

到清朝顺治年间,设登闻鼓于都察院门首,每日轮流由御史一员监值。

铜匦:武则天设的“四扇门”

今天,意见箱随处可见,可在唐代时这可是个稀罕物。公元683年,唐高宗死后,武则天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之一是由朝廷置匦(音guǐ),接受臣民的投书。

张仁善介绍,铜匦是一个方形铜匣,与今天的意见箱相似。在东南西北各置门,可进不可出,4个门各有作用。据冯铁金《古代的举报制度》一文介绍,东面名曰延恩匦,青色,喻仁义,有赋颂及希望得到官爵的信件投此门;南面名曰招谏匦,丹色,喻忠信,有言时政得失直言谏诤的信投此门;西面曰申冤匦,白色,喻公平,鸣冤叫屈的信件投此门;北面曰通玄匦,黑色,喻聪智,有玄象灾变及军谋秘策的信件投此门。臣民有举报,都可以根据内容放入不同的匦内。为了能及时看到“举报信”,武则天还下令设置“匦使院”,隶属中央三省之一的中书省。

武则天也对举报人给予奖励和特殊保护政策——谁是举报人不得询问,对不实者不加追究,还提拔告密者做官。这就给那些善于狐假虎威、见风使舵的小奸吏提供了迫害异己的机会,这些人多无赖出身,性情残忍,善于罗织罪名,造成了新的危机。来俊臣写过一部《告密罗织经》,是专讲罗织罪名、角谋斗智的书籍,此时,举报就已经变了味。

各朝举报制度

除了各朝出现了不同的举报“工具”,各朝代举报的制度也有所不同——

唐朝:知而不报会获刑

“唐代的律法已经比较完善了,此后历代均以唐朝为楷模,律法上多为沿袭。”张仁善介绍说。唐朝的举报叫“举劾”。举劾是指唐朝监察机关、各级官吏代表国家纠举犯罪的诉讼。

在唐律里,不举报是犯罪的。如果知道一个人谋反且有辱皇家威严,犯下大逆不道罪责时,却不去举报,那么不告发的人将被处以绞刑;知道一个人有谋反罪责却不举报时,将被流放两千里。此外,如果知道有人盗窃、杀人,或者知道邻居有人犯罪了,主管官知道下属犯罪了,都要去举报,否则都会处以各种刑法。

但是,也别以为在唐代,举报制度就如此严明,在唐代有些人你是不能举报的,即便有理,你举报了也要获刑。唐代有“同居相为隐”的原则,就是说亲属之间,除了谋反等严重犯罪,你是要替他隐瞒,不能举报的。唐律规定卑幼者告尊长,即便你说的都是事实,被告视同自首,而告者有罪。

至于告祖父母、父母,以及奴才告主子的都要处以绞刑。还有那些80岁以上、10岁以下的人,以及身体有残疾的人,他们基本也都没有举报的权利了。在押囚犯一般也不许举报别人,除了监狱官吏虐待囚徒,或者知道他人有谋反等严重犯罪。

匿名举报挨50大板

“唐朝举报一定要实事求是,否则诬告反坐,就是依照所诬他人罪的性质与轻重,反坐诬告者罪。”张仁善说道。

除了禁止诬告外,唐朝还严禁投匿名信举报,违者打50大板,或者流放两千里。替人写诉状添油加醋,与事实不符的,也要打50大板。另外,唐律还禁止越级诉讼,特殊情况下允许直诉。按照规定必须自下而上,由县到州,再到中央举报。对于越级上诉,以及官府受理者,各打40大板。但对于“谋反逆叛”等严重犯罪,不受此限。

对于案情较重,又有冤屈不能申诉者,可以不按流程,径直向中央有关部门甚至皇帝告状。因此唐律规定三种直诉的形式有:邀车架、上表陈情、击打登闻鼓。

“但是,邀车架可是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的,因为冲突皇帝仪仗也是要治重罪的,除非那些冤屈特别重的人,已经豁出去了,一般人还是不敢通过拦皇帝的轿来告御状的。”张仁善告诉记者。

唐朝为了避免诬告案件的发生,还推行一种特殊的慎告制度——“三审”,即司法机关要求告发人经过三次慎重的考虑,然后才受理。司法官在接受告发之初,都向告发者交代清楚诬告反坐的责任,令其回家考虑,如此三次,如果还是坚决要告发的,这才受理。

明朝:民众可将贪官污吏“绑缚赴京治罪”

明朝,朱元璋认为元末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就是统治者在政治上过于宽纵、姑息,造成政权衰亡、天下大乱,明朝时,朱元璋对举报十分重视,他赋予民众将贪官污吏“绑缚赴京治罪”的权利。

据史籍记载,有常熟县陈寿六等人把贪财害民的官吏顾英绑缚至京面奏,朱元璋当即就对他们进行了封赏,还免除了他们3年的杂泛差役,并警告当地官员,谁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一律族诛。

当然,明朝的举报制度也十分严格。明朝时,对诬告的处罚比唐宋两代还要重,不但要反坐,而且还要加等处罚。不过,明朝不提倡民间举报,采用了不少“息讼”制度,像诬告连坐还加等处罚就是其中一种手段;此外还推行半官方性质的调解制度,很多事情先请本地里甲、乡老人调解,如果调解不成,才可向官府。

明朝:举报要选有三、六、九的日子

为了少举报,明朝还限制时间。明朝中期地方官府有“放告日”制度,规定民事案件仅在特定的“放告日”才能,一般为每月的初三、十三、二十三,初六、十六、二十六,初九、十九、二十九。

明朝举报还要经过严格的逐级复审。从基层开始,在搞清事实、拟定应给予的处罚后,无论当事人的意思如何,案件须一级级复审,直到有权作出终审判决的机关为止。在审理案件中,州县只能自行审结杖一百以下的案件。

明律中还进一步明确地域管辖和身份管辖。如同一案件被告在几个地方时,由其中罪名最重的被告所在地的官府管辖;同一罪名的被告分散在几处,由被告人数最多的地方的官府管辖;若罪名相同、各地被告人数相同,则应由最先受理案件的官府管辖。

清朝:一年只有几十天可以举报

清朝对举报限制更严了,不仅在时间上有所限制,在诉讼形式上也有许多限制。

比明朝更甚,清朝可以举报的时间更短,凡是农忙季节,一般都禁止诉讼,清朝律例规定,每年四月初一至七月三十,为“农忙止讼”期,除谋反、大逆、盗贼、人命等重大案件外,官府一律不受理诉讼。在其余8个月中,也尽量限制。清朝各地方官府一般都规定“词讼日”或“放告日”,清初多为每月的逢三、六、九日,清中后期多为每月逢三、八日,实际上,一年可举报的日子也不过几十天。

此外在诉讼形式上也有各种限制。程序烦琐,清朝规定必须以书面形式,诉状必须由官府制定的“代书”书写,并要盖上官府发给的印戳才有效。对诉状的格式、字数也有严格要求,稍有不符要求就不准状。除了妇女、老幼病残,原告必须亲自到衙门。严格限制讼师参与诉讼。

举报背后

“举报既是法律赋予百姓的一种权利,又是一种义务,但在历史上有些牵扯到名人的举报并非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简单,它的背后还藏着鲜为人知的力量。”张仁善说。

经典案例之官告官:苏轼被关乌台4个月

乌台诗案,是北宋年间的一场文字狱,结果苏轼被抓进乌台,被关4个月。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乌台”就是御史台,所以此案叫作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事不便民者以待托讽”。

句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

“古时皇帝为了控制官员,鼓励一种互相的告密制度,让官员之间互相牵制、监督,人人自危。苏轼的案例本来是因主张变法与守旧两派之间的政见不同,而引发的争论,结果衍化为派系倾轧,可以归入这种政敌之间的举报,未必全是官员存在不法行为,而是从政治立场出发,采用的一种排除异己的手段。苏轼的乌台诗案,可以说是政治斗争的结果。”张仁善说。

经典案例之皇帝的耳目:曹寅是康熙的“密探”

曹雪芹祖上三代四人出任江宁织造,“其实,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是康熙的‘密探’,他在江宁织造府为皇帝搜集各种信息,如果别的朝臣有什么叛逆之心,他就会在奏折中举报给康熙。”张仁善指出。著名汉学家史景迁就曾在专文中谈论过这个问题。康熙推出了“奏折”体制,“奏折”直呈皇帝,且只有他一个人能看到。

曹寅呈递给康熙的奏折,都是由“家人”或者“家仆”递送往返的,这些家人可不是家中的普通仆人,他们都是官员属下的注册人员。不仅是曹寅,康熙和雍正朝的织造们很多都不依循地方省份官员上奏时的规程,直接递送信息给皇帝。他们就是皇帝的耳目,地方官员的一举一动都被他们所掌握,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举报给皇帝。

和这差不多,明朝的“东厂”、“西厂”之类的特务机构也是皇帝派往各地的耳目,东厂监视文武百官日常活动和应酬交往,刺探社会各阶层的动态,不分昼夜地将获得的情况送入宫中向皇帝汇报。

“但是,这种方式已经偏离了举报的范畴,更多的可能是党同伐异,对于贪官污吏的监督、举报来说,没什么意义。”

经典案例之民告官:昆山三徐被康熙指责

“古时民告官的成功率很低,老百姓一般能忍则忍,不到家破人亡的时候,一般不会走告官这条路。”张仁善说。

但是清代有一个例子很特别,主角是著名的昆山三徐——徐乾学、徐元文、徐秉义弟兄三人,史学家顾炎武的外甥。三人因“一门三进士”红极一时。当时,朝廷接到百姓的举报,说徐家兄弟三人的家人和家人的奴仆在江南一带占田,欺行霸市,有一本档案留存了下来,记载了百姓所有的“举报信”。

历史考察报告范文第5篇

【关键词】历史的报刊;报刊的历史;范式;文化转向

对中国近代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而言,报刊无疑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材料。“一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几乎同时也是一部近代主要‘报人’的思想言论史。”[1]然而,对于报刊的研究和利用却并不尽如人意,现有研究呈现出“谈报纸则只言《申报》、《大公报》,论刊物则只看《新青年》、《东方杂志》”的景况,同时表现出强烈的“符号化”、“脸谱化”倾向,对报刊解读往往被时局左右,戴上“革命”、“进步”、“反动”、“落后”等帽子,大而化之地讨论。

自戈公振出版《中国报学史》[2]以来,对于中国近代报刊的研究已汗牛充栋,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除戈氏与方汉奇的著述之外,对于报刊的研究较之于近代报刊在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来说,是无法匹配的。上世纪90年代,中国近代报刊史研究出现了一股热潮,新闻史的著作与论文常见诸学术期刊,也有一批关于中国近代报刊的通史和断代史著作问世,[3]但这仍难以让学界满意。

尽管某些报刊个案,如《大公报》、《申报》、《万国公报》,其研究成果值得我们关注。或许这正应了潘光哲所言,“开展之道,实应奉朱熹‘小作课程,大施工力’为典则,进行精细的个案研究工作”。[4]然而,这些讨论仍是将中国近代报刊作为史料,即使标题中将某个报刊作为了“对象”,实质仍摆脱不了以报纸来窥探当时政局、思想、文化、生活、社会及性别状况等的目的,多的是“历史上的报刊”,缺少的是“报刊的历史”。

中国近代报刊除了一些具有代表性或影响力大的报纸如《万国公报》、《申报》等之外,其他的报纸基本被“脸谱化”了,成为“西方传教士宣扬教义的工具”、“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工具”而“为殖民服务”。被“脸谱化”的不仅仅是外报,即便是一些曾经在历史进程中扮演过主流角色的报刊,同样也难逃被忽略的命运。如1916年孙中山创办的《民国日报》,长期为中国国民党的机关刊物,主持人为邵力子、叶楚伧,主要作者有戴季陶、沈定一等,反倒其副刊《觉悟》常被提起。

大报尚且如此,近代小报境遇不佳似乎已是意料之中了。小报有自己的生存空间与方式,且因为数量庞大、旨趣不一,①对于小报的任何一概统称都不免陷入片面的泥淖。近年来,学术界对于小报尤其是数量最多且具有典型性的上海小报予以了颇多关注,除了对“四大金刚”②的讨论外,还先后出版了几部以小报为中心的专著,如《晚清民国时期的上海小报研究——一种综合的文化、文学考察》、《中国近代小报史》、《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等。[5]这些研究都希望对小报的作用、地位进行重新的评估,但总体上来说仍旧未能摆脱传统的观念束缚,将小报视为品位过低的低俗文化的呈现方式。

有学者“通过对《大公报》研究轨迹及其变迁的分析,可以看出体现于其中的三种主导性范式,一是‘革命’范式,二是‘现代化’范式,三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范式”。[6]这种表述是否合理,暂不去讨论,毋庸置疑的是,这些所谓的“范式”研究的是“历史上的报刊”而非“报刊的历史”,但就目前研究来看,除去第一种革命范式外,其余两种范式还鲜有精彩的呈现。

在研究尚未足够深入的情况下,多探讨一些“在近现代中国历史研究中的理论适用”[7]问题似乎是有必要的。受西方学界理论热潮的影响,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理论、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及“市民社会”理论等“国家-社会”研究模式,也在中国近代报刊研究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尽管中国学者对于理论的滥用心有余悸,但在各种理论热潮的侵袭之下,历史学家已不得不借用理论去捍卫历史学科。[8]在一些学者看来,“理论之所以对我有用,并不是因为它昭示了一个被囿于逝去情境的隐蔽的真理。理论之所以昭示客体是因为它迫使历史学家成为主体”。[9]就“公共空间”或“市民社会”理论来说,其是否适用于中国近代历史研究,本身便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10]

正如魏斐德所指出,“作为证明存在着公共领域,特别是在19世纪意义上那种明智且具批判性的公共舆论中存在着公共领域的证据,也是非常可疑的”。[11]虽然如此,中国学界对于近代报刊的研究仍旧热衷于采用这一模式。在李楠、洪煜等对于上海小报的研究中,仍旧把讨论小报对于上海“公共空间”、“市民社会”和“市民文化”等的形成作为其研究的特色与创新之处。[5]在季家珍1996年出版的《印刷与政治:〈时报〉与清末改革文化》[12]一书中,对《时报》与以之为中心所形成的“中间地带”进行了讨论。季家珍认为,这一地带不仅是知识分子自由论政的空间,更是一个磋商场所。“在这个场所里,民众是一方,政府是另一方,磋商主题是宪政,协调人是报人知识分子。”[12]可见,这种“中间地带”的构成至少包括三方面,即报纸、围绕在报纸周围的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沟通清政府与民众的话语。

以往对报刊影响的探讨中,大多有一种夸大事实的倾向。较为普遍的分析方式是,将报刊所刊载的报道、广告等视为当时社会图景的真实写照,并认为这些报道或广告对于读者群体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或者至少是有影响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才有众多从报刊广告等出发来分析报刊对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潮的形成及推动作用。

随着“文化转向”的兴起,阅读史等开始受到关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书籍史、报刊史以及相关研究在欧美汉学界非常流行。西方汉学界的研究有着自己的关怀,他们的着力点在于寻求中国内生的近代化起点,因此多将目光投向宋明及清代早期,希望通过对书籍等印刷品的出版、传播、消费等的考察,来讨论前近代化中国的近代因素,“侧重从社会史、经济史等角度来进行”。尽管如此,新文化史所提供的广阔视野和讨论问题的方法,对于研究中国近代报刊史,仍具有重要的价值。

报刊作为一种消费方式,近年来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作为一种知识传播的载体,报刊在其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的背后,隐藏着的是长久以来没有被充分讨论的、以报刊为中心运转的社会组织与知识传播。以往的研究对于报刊的经济来源、组织状况、传播效果,以及中国报纸受西方尤其是与日本报刊的影响等缺少充分的讨论。[4]事实上,要搞清楚报刊对于社会历史进程起到了怎样的影响,首先就要把报刊的生产、发行、流通与消费状况弄清楚,否则,单凭是否有人阅读、销量多少等来断言报刊的言论对于多少受众产生了怎样影响,无论如何都是有悖于历史逻辑的。

“开辟市场、保证报刊销量最基本的要求是必须具备能够实行规模生产的先进生产技术和设备。”[13]芮哲菲在其《古登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一书中从印刷技术的视角切入进行较为详细的考察,以西方印刷技术在中国的发展为例,对印刷技术引起的新式出版业发展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同时,图像作为史料及研究对象,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在研究报刊史的学者那里,图像是直接的史料和对象,不再是文本的附庸,它们通过自己的形式、内容等来表达过去的世界。通过图像解读历史,与艺术史的研究方式不同,更多地侧重于图像的生产、表达及传播过程中所透露的社会风貌,以及图像的生产者及阅读者蕴涵于其中的思想观念和感受。对于图像史的研究目前尚未有系统而深刻的著作问世,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报刊图像,这无疑是有益的探索。

消费习惯的养成与消费品的市场开拓与引导关系密切,中国近代报刊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营造出了怎样的市场空间,也值得讨论。据记载,1876年,上海的“报纸发行量现已上升到每天6000份,价格是10个铜板”,而且“经营者正努力使报纸印得更小些,力图把价格再降低一些,以使下层的人民也能够读到”。

考察近代报刊的传播与影响,还应考虑当时的交通与邮政状况,“交通和邮政的便利与否会影响到书刊的价格,而书刊价格也会对士人的阅读产生影响”。[14]自晚清初步建立起邮政系统并为民众所用之后,邮政的价格和速度都大为提高,这对于报刊和各种消息的流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有学者对辛亥时期上海的报刊市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从报刊生产及市场的形成、经营特点、销售网络等各个层面加以考察,并指出“上海出版的书籍、报刊,一开始就面向全国,源源不断地发散到全国各地,这与它便利的水陆交通分不开”,而主要的流通途径有三种,“一是《申报》、《新闻报》等大报自己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分销点,通常这些分销点就是一个小书店,除了销售《申报》等外,也销售其他报刊。二是教会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分支机构,他们卖教会出版品,也兼卖其他出版物。三是人员流动带来的报刊流通。”[13]这一讨论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报刊市场有一定的帮助。

结 语

此前诸多研究著述虽然卷帙浩繁,但终不识“庐山真面目”,报刊呈现出的形象,与报刊自身实在相去甚远。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国家-社会范式等研究思路,都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报刊史研究不断向前。但真正完成由报刊的历史向历史的报刊研究范式转变的,还是随着报刊研究成为研究对象,成为真正的研究主题,让报刊有了声言自身的机会,文本、图像、生产与生产者、消费与受众等都成为新闻史家的研究对象,报刊的形象也正借助这些研究而显现轮廓,“报刊的历史”也因此逐渐清晰,而不仅仅停留和局限在“历史上的报刊”。另外,强调作为对象的报刊研究,并非是要否定报刊的史料价值,而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对报刊价值的重新估量。报刊之于人、之于社会、之于国家的价值,不单纯在于记录或反映正在发生或发生过的事情,同样在于制造并传播知识,对人群及社会产生某种观念冲击,进而影响历史的进程。

注 释:

①以晚清民国时期(1897-1952)为例,单上海地区的小报种类就至少有365种。

②晶报、金刚钻报、福尔摩斯报和罗宾汉报。

参考文献:

[1]刘兰肖.晚清报刊与近代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1:3.

[2]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11.

[3]喻春梅.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报刊史研究回顾[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58-63.

[4]潘光哲.研究近代东亚报刊史的一些初步想法[j].社会科学评论,西安,2008.2:59.

[5]李楠.晚清民国时期的上海小报研究——一种综合的文化、文学考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9.

[6]李彬,杨芳.试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范式演变——以《大公报》研究为例[c].中国传媒报告.2005(4).

[7]黄宗智.导论[m]//.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

[8]杜赞奇.为什么历史是反理论的?[m]//.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9]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域”[m]//邓正来,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10]魏斐德.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论争[m]//.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58.

[11]joan judge: print and politics,'shibao'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dford,california,1996.

[12]张敏.略论辛亥时期的上海报刊市场[j].史林,2003(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