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救济制度范文第1篇

关键词：刑事被害人 司法救济 司法和谐

一、我国司法救济制度的现状

1、司法救济在现行法律中的体现

目前我国有关司法救助的比较全面和系统的规定是2000年7月1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该规定第二条是这样定义司法救助的：本规定所称司法救助，是指人民法院对于民事、行政案件中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但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实行诉讼费用的缓交、减交、免交。第三条：当事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

（一）当事人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的；

（二）当事人追索养老金、社会保险金、劳动报酬而生活确实困难的；

（三）当事人为交通事故、医疗事故、工伤事故或者其他人身伤害事故的受害人，追索医疗费用和物质赔偿，本人确实生活困难的；

（四）当事人为生活困难的孤寡老人、孤儿或者农村“五保户”的；

（五）当事人为没有固定生活来源的残疾人的；

（六）当事人为国家规定的优抚对象，生活困难的；

（七）当事人正在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或者领取失业救济金，无其他收入，生活困难的；

（八）当事人因自然灾害或者其他不可抗力造成生活困难，正在接受国家救济或者家庭生产经营难以为继的；

（九）当事人起诉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农民履行义务，生活困难的；

（十）当事人正在接受有关部门法律援助的；

（十一）当事人为福利院、孤儿院、敬老院、优抚医院、精神病院、SOS儿童村等社会公共福利事业单位和民政部门主管的社会福利企业的。

第四条规定：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司法救助的，应当提交书面申请和足以证明确有经济困难的证据材料。其中因生活困难或者追索基本生活费用申请司法救助的，应当提供本人及其家庭经济状况符合当地政府有关部门规定的公民经济困难标准的证明。「1

另外，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了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应当为当事人指定辩护人的三种情况：⑴被告人是盲、聋、哑；⑵被告人是未成年人；⑶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最高院刑诉法司法解释的第三十六条对其进行了补充，第三十七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可以为其指定辩护人的七种情况：⑴符合当地政府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的；⑵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庭经济状况无法查明的；⑶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属经多次劝说仍不愿为其承担辩护律师费用的；⑷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被告人已委托辩护人的；⑸具有外国国籍的；⑹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⑺人民法院认为起诉意见和移送的案件证据材料可能影响正确定罪量刑的。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2

2、司法救济制度的局限性

（1）受案范围的限制性。从理论上讲，只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国家就应当提供司法救济。但在实践中，由于各种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和法律调整范围的确定性，司法机关受理案件总是限制在法律明确规定的受案范围内。对不属于受案范围内的案件，司法机关一律不予立案，当事人坚持起诉的，司法机关裁定驳回起诉。如我国行政诉讼法对人民法院受理一审行政案件作了严格的规定，特别对不受理案件的范围也作了规定。

（2）诉讼时效的机械性。我国三大诉讼法都对诉讼时效作了严格的规定，即行为人的行为超过一定期限就不再承担法律责任。相对而言，权利人的权利受到侵害超过一定期限法律也不予保护。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超过两年未通过法定程序主张权力的，法律不予保护，当事人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实践中，许多当事人就是由于超过诉讼时效失去司法救济的机会。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是要求当事人在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后应当及时寻求司法救济，以便司法机关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但从社会意义上讲，规定诉讼时效就相对剥夺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力，使其合法权利得不到法律保护。但是，司法机关只能依法办事。

（3）诉讼活动的有偿性。由于民事、经济、行政案件支出的诉讼成本较高，国家规定司法机关在受理这类案件时必须向当事人收取一定费用。主要包括诉讼费、执行费、再审费、法院认为应当由当事人支出其它诉讼费用和实际支出费用。这些费用原则上由承担法律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但在裁判和执行前必须由原告或申请人预交。各种费用对有些当事人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尽管法律有规定，当事人经济特别困难的上述费用可以实行减、缓、免，但实际操作程序复杂。因此，司法实践中，还是有许多当事人由于交不起各种费用而打不起官司。明明自己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但因为经济困难而失去司法救济的机会。

（4）诉讼程序的复杂性。国家为了保证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对诉讼程序作了严格而又繁琐的规定。仅以民事诉讼为例：当事人起诉后必须经过立案审查，预交诉讼费，通知当事人答辩，庭前交换证据或举行听证会，通知开庭，开庭，调解，宣判，送达，上诉或申诉，申请执行等。如果案件需要再审、重审、审计、评估、鉴定或法院内部请示等，其过程更复杂。因此，往往一个案件中，当事人要耗费大量财力精力，有时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终结。由于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未能得到及时保护，即使最终裁判是公正的，权利人仍感到不满意。但从司法程序上看，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5）裁判公正的相对性。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先后制定和颁布了许多法律法规，司法机关也采取了许多措施，提高审判质量，这为司法机关公正裁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任何裁判公正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这是因为司法裁判公正仅是法律意义上的公正，它与社会意义上的公正有很大的距离。

（6）权利实现的有限性。公正的裁判并不能最终保证权利人的合法权利绝对得到实现。这是因为权利的实现需要相对权利人的自动履行和其有无实际履行能力。司法实践中，许多负有法定义务的当事人法律意识较差，不能自动履行生效判决。案件进入强制执行阶段后，有的当事人还逃避执行，长期下落不明；有的当事人隐藏、转移财产，而申请人又提供不出被执行人的下落和财产线索，人民法院采取相关措施后，仍查找不到被执行人和其财产，案件不得不依法中止终结，这样，权利人的合法权利就得不到实现。同时，也有相当多的当事人确实没有履行能力，如刑事犯罪中的杀人案件，一般被告都比较困难，被判死刑后，对民事赔偿义务根本没有履行能力。「3

3、我国司法救济制度的缺陷

我国司法救济制度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缺乏统一完整的立法。仅限于民事、行政诉讼，应将刑事诉讼中的相关内容囊括到司法救助制度中来，制定统一的司法救助法。司法救助制度内容牵涉三大诉讼法，故不可能将其列入哪一部诉讼法的内容；虽为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非实体法的权利内容规定，而是诉讼程序中的方式方法、操作程序方面的规定，针对目前的情况单独立法较为合适，待我国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逐步建立起来后可纳入该体系。第二，司法救助的规定救助范围过于狭窄，采取的是列举式，很难穷尽。还有相当一部分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打不起官司却又无法依法得到救助。第三，司法救助的具体方式还仅限于诉讼费用方面，需要予以扩展。

让我们来看看刑事案件被害人在被告人无力赔偿时的痛苦和无奈：1998年9月的一天，某省一村庄，兄妹二人吃了家里的剩饭，即出现呕吐、昏迷现象。经抢救，妹妹脱离危险，哥哥死亡。后在他人提醒下，死者父亲携带剩饭到省公安厅检验，并报案。经鉴定，剩饭中含毒鼠强成分。遂立案侦查。同村一男性村民（46岁）有重大犯罪嫌疑，被刑事拘留。侦查终结后，以涉嫌故意杀人罪移送审查起诉。但是，指控犯罪嫌疑人故意杀人的证据不足，经两次退回补充侦查，仍未调取到足够证据。最终，该案作不起诉处理。相似的案例揭示了这样的现实：刑事诉讼是靠证据来推进的，但是，由于受客观条件和办案能力等方面的限制，证据的搜集有时十分困难，这也直接导致在不同的诉讼阶段，案件无法侦破，或者被作不起诉处理，或者被撤销，或者被告人被判决无罪等情况难免时有发生。那么，在这些情况下，被害人的利益该如何保障？比如，上述两起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家属不仅承受着巨大悲痛，由于没有明确刑事责任人，理应从加害方得到的民事赔偿也无从谈起，生活陷入艰难。而且，实践中，被害人及其家属因为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而上访申诉的案件，已经占到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中的相当大比例，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4

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孙谦说：“虽然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刑事诉讼中对人权保障问题予以高度重视，特别是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人权保障的立法理念，但是，在对被害人实体性权利保障方面，无论是认识上、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被害人被犯罪侵犯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全面、真正、有效的保护，尤其是对因遭受犯罪侵害而由于种种原因不能从加害方得到损害赔偿，又没有其他社会救济的情况下，由于国家补偿制度的缺失，导致被害人生存或正常生活出现危机，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所以，进一步加强被害人的人权保障，是完整地实现刑事诉讼原则和目的的根本要求，是完善国家救济制度的迫切需要。近代被害人补偿制度由边沁提出，经过加罗法洛、菲利等为代表的实证学派的发展，逐步得以确立。新西兰在1963年建立了刑事损害补偿法庭，开始对刑事被害人进行补偿，成为第一个对被害人进行补偿的国家。此后，英格兰、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通过立法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陆续开始对暴力犯罪的被害人实行国家补偿。1985年联合国通过了《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明确规定了缔约国对刑事及滥用权力的被害人的补偿制度。注重刑事程序中对被害人的保障，已成为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程序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

二、完善我国刑事被害人司法救济制度的必要性

1、适应弱势群体希望得到社会帮助的实际需要。

司法的宗旨在于保障人权，因为“没有救济的权利就不是权利”（A right without is not a right.）「5。朱鎔基总理在200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公开提出了弱势群体的概念，他是就经济地位而言的。在司法地位方面，面对强大的司法职权和庞大的司法机制，弱势群体也同样存在。1991年公布施行的民事诉讼法作出“主持起诉原则”的规定，其精神内核完全符合司法救济的思想；1994年初，国家司法部提出建立和实施法律援助制度的设想，并在后来相继出台的《刑事诉讼法》（第34条）、《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39条）里得以确认，它为保障公民权提供了具体的救济手段；200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近日获息，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要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出司法救助的新举措。上述事实充分证明，中国政府历来重视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也预示着司法救济理论大有发展前景。

2、适应惩治司法腐败、推进司法改革的实际需要。

腐败现象已经渗透到司法领域，司法权未能得到有效监督、内部人事权管理混乱、政法干部队伍的素质参差不齐、司法三权的设置不尽合理等问题的客观存在，是产生司法腐败的重要原因。先贤早有预言，不受约制的权力不是倒向专制，就是倒向腐败，唯以权制权才是硬道理。按照权力均衡理论，当某一方的权力过分强大的时候，不妨适当提高权力相对方的权利，使之趋于均衡，它符合现代法治理论提出“以权利约制权力”的论断；或者为权力设立专职“看门人”，实施有效的权力监督。均衡论的观点正是司法救济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辩护律师被无理地驱逐出法庭、行政诉讼原告在开庭前后遭到被告人拘捕、法官违背自愿原则强行调解，等等。在这些司法现象的背后，相伴随的往往就是司法腐败。以司法救济理论指导司法改革，首要的一条就是要在政法干警的头脑中正确树立为弱者仗义执法的思想。只有消除政法队伍中的一部分败类，把好进人关与用人关，理顺公安司法机关之间的权义关系及监督机制，提高诉讼参与人的具体诉权，加大司法办案的透明度，才能真正把司法改革引向深入。「6

3、完善我国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济制度是贯彻我国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必然要求。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出自亚里士多德的名言：“稳定的国家是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基础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当今世界各国公认的法律原则。人类最早的平等观念产生于古希腊，公元前6世纪梭伦曾说：“制订法律，无贵无贱，一视同仁，直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公元前5世纪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在《雅典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中，第一次提出了“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口号，并论述了雅典民主制与法律的关系：“这种民主制的特点在于政权是在公民手中，每个人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在私人生活中是自由而宽恕的，但在公共事务中则遵守法律”。在当代，平等观主要是基于分配正义而主张的事实平等，亦即主张基于基本人权同等之上的存在合理差别的平等。平等的实质是基于政治结构与社会制度之上的权利与义务的分配问题，在公法上则体现为国家权力对社会资源再分配的干预问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从宪法诞生那天起，就成为宪法的灵魂，深入人心。宪法平等权原则，即公民在法律面前要一视同仁地受到平等对待，不分性别、种族、职务、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财产状况，都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义务。不允许有任何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不允许有任何凌驾法律之上的特权。宪法平等权所蕴涵的法制理念深邃、高远。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精神得以光照民众，正是人民法院以“公正与效率”为主题进行的各项司法审判活动。宪法的平等权基本精神在我国刑事、民事、行政三大审判体系中，得到充分体现，并通过确保程序公正得以全面实施。对弱势群体实行司法救助，减、免、缓交诉讼费用，使孤老残幼平等行使诉权成为可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向社会郑重承诺：让那些合法权益受到侵犯但因经济困难交不起诉讼费的群众，打得起官司；要让那些确有冤情但正义难以伸张的群众，打得赢官司。「7

据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介绍，目前，人民法院的司法救助有诉前救助和诉讼中救助。已经有部分法院在探索建立诉讼终结后的司法救助，比如建立执行救助基金，对部分申请执行人进行经济救助或救急资助等。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指出，“如果没有对困难群众、困难群体特殊的制度保护，法庭就容易变成诉讼技巧的竞技场，强者和弱者在形式正义面前会很难获得实质正义的平衡，这绝对有违我们的初衷，我们要提倡更耐心一点地倾听弱势一方的声音。”

4、完善我国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济制度与司法和谐密不可分。

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在部署2007年人民法院工作时提出，要完善司法救助制度，彰显司法人文关怀。其中，“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成为一项重要任务。为此，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指出，“如果没有对困难群众、困难群体特殊的制度保护，法庭就容易变成诉讼技巧的竞技场，强者和弱者在形式正义面前会很难获得实质正义的平衡，这绝对有违我们的初衷”。

与此对应的是，在1月6日的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肖扬曾首次提出“司法和谐”理念，并要求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努力创建和谐的诉讼秩序，着力维护和谐的司法环境。显而易见，这种司法和谐，并不只适用于民事司法，同样也适用于刑事司法。在笔者看来，“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提出，正是对这样一种司法理念的具体彰显和生动诠释。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在刑事司法实践过程中，由于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阙如，被害人因犯罪而遭受到的人身、财产损失，要想得到补偿，途径一般只能是：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由犯罪人来进行赔偿。而这样一种赔偿途径的缺陷无疑十分明显：其一，如果刑事案件由于种种原因不能侦破，无法确定犯罪人，那么受害人则难以落实具体的索赔对象；其二，即使案件破获、犯罪人被确定，如果犯罪人缺乏足够的赔偿能力，“附带民事诉讼”也会因无法得到执行而成为一纸“法律白条”。比如“邱兴华案”，就是这方面一个典型的案例——由于邱兴华家庭贫寒，根本没有赔偿能力，11个被害家庭不得不在人身伤害后再次陷入极大的经济困顿之中。这种情况下，显然只有通过国家、政府出面建立专门的救助制度，给予刑事受害人必要和适当的补偿，才能最大程度上救济他们的生活困境和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从而最大程度上维护基于利益平衡的司法和谐。

“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从更深层次上，所预示的实际上也是国家在司法、法治责任承担上的和谐。为什么明明是犯罪人造成的受害人损失，却需要国家进行补偿？显然，在这里，并不仅仅是因为国家对受害人具有一种抽象的人道救护责任，而根本在于，这是一种国家必须承担、责无旁贷的司法、法治责任——毫无疑问，从法治角度看，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打击犯罪，保障公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不受非法侵害，任何时候都是国家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如果公民因犯罪而受到各种非法伤害，就不能只看做是具体犯罪人的过错，在很大程度上也应视为国家的过失，即国家未能充分履行自己有效保护公民的法治责任。这种背景下，一旦找不到犯罪人或者犯罪人无法进行赔偿，国家出面予以补偿，为受害人的损失承担起责任，自然就成为司法、法治和谐的必然之义。

只有通过国家、政府出面建立专门的救助制度，给予刑事受害人必要和适当的补偿，才能最大程度上救济他们的生活困境和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从而最大程度上维护基于利益平衡的司法和谐。「8

三、如何完善我国的刑事被害人司法救济制度

据统计，我国近八成的刑事赔偿难以兑现，多数受害人的家庭因此陷入了人财两空的艰难境地。对于受害人而言，因被告人的行为导致疾病、残障甚至失去亲人，经济上又得不到补偿，生产和生活上往往陷入困境，这无异于对他们的第二次伤害。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对近5年来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执行情况作过调研。结果显示，5年来，有2300余件以判决方式结案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80%以上的案件民事部分执行不了，成为“空判”。尤其是部分犯罪后果严重，受害人及其家庭损失大，且得不到任何赔偿的案件，受害人往往以“人财两空”为由，大闹法院，长期上访，严重干扰了法院办案，影响了社会稳定。

众多的法学学者和机构提出了“犯罪被害人是被刑事司法遗忘的人”、“在犯罪研究中最被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对被害人的保护”。专家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我国传统的“打了不罚，罚了不打”的旧观念制约了刑事案件附带的民事赔偿难以到位；另一方面，这与目前我国刑事案件受害人国家赔偿制度的缺位有关。著名刑法学专家、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克昌说，当许多国家都已进入“被害人时代”时，如果我们还是空白，甚至判决时不考虑被告的承受能力，就会造成像现在这样，表面看起来是法律给当事人主持了公正，但实在的“胜利”他什么都没感受到，只能陷入“无期的等待”。虽然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如果施害方无钱可执行或案子进入漫长的司法程序，这些受害人就无法及时得到赔偿。

对于刑事被害人国家赔偿制度的建立，人们充满了期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张志铭教授说：“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将来必定要建立刑事受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这是不容置疑的。而当务之急则是探究一条建立国家补偿制度的法律途径。”据报道，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已经有人大代表提出“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的议案。这次最高人民法院对刑事被害人救助的工作部署，也是对备受关注的这一问题的回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说：“司法救助是社会主义救助制度的组成部分，是人民法院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重要方式，对司法活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这段话的最好注脚，就是在一些地区已经开始对刑事被害人救助的有益尝试。

山东青岛某高校学生王某两年前遭到抢劫，头部受重伤，成了植物人，家人为其救治花费了50多万元。案件很快侦破审结，但两名被告人均系未成年人，都来自农村，无任何赔偿能力，加上家庭贫困，根本无法支付高额赔偿。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随即启动了刑事受害人救助程序，将2万元救助金送到了王某家里。「9目前，刑事案件受害人救济制度正在青岛市各基层法院逐步推广。“这项制度运行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多，但实践证明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是满意的。下一步我们要进一步完善这一利国利民的好事。”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邹川宁对这项制度的前景很有信心。「10

马克昌介绍，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助和救济制度早在二战以后，就被新西兰和欧美等国迅速采纳，日本甚至成立了专门的国家赔偿委员会。并设立了《犯罪被害者等给付金支付法》。而这项制度的宗旨就是不管采用政府拨款还是慈善募捐等何种形式，都要设立一种公共基金，对暴力犯罪的人身被害者进行救济。即由国家代那些确实拿不出钱的刑事被告给受害人以应得的补偿；既让受害人切切实实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也维护了国家法律的尊严。

我国现在一些地方法院已经开始了大胆的探索。在福州，遭到犯罪行为侵害但又无法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赔偿、生活困难的刑事案件被害人及其家属，可以向法院申请经济救济。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为此制定了《关于对刑事案件被害人实施司法救助的若干规定》，救助一般情况下限于人民币2万元以内，救助基金由市财政拨款，收入和支出实行专项管理，专项核算。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宝成认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立法模式，可以归结为两种：一是制定一个单独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二是制定一个刑事被害人保护法或救助法。在后一种立法模式当中，除了要规定被害人国家补偿这方面的制度内容以外，还要规定被害赔偿、被害援助等内容。这种立法模式，相对于前者来讲是一个大立法。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以后一种模式更加适宜。因为，如果只考虑到被害人的国家补偿，而对其他与被害人保护相关的制度没有设计或者没有通盘考虑，那么保护和救济被害人的初衷就很难达到。所以，只有以成文法形式规定我国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济制度，才能真正达到保障公民和法人的法定权利与合法权益的目的。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教授刘仁文认为，对被害人的救助决不能靠法院自己创收来解决，而是要靠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皇粮”来保证。可由最高人民法院向财政部申请专项拨款，并要求各地方政府实行配套拨款。

笔者认为，如果刑事被害人国家救济制度最终得以成文，那么，这必将是中国司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表现。但是它又面临重重陷阱，既包括制度陷阱，又包括实施程序陷阱，更有法理的陷阱。所以，司法救济尚任重而道远，更需要不断试验。司法救涉及到很多方面，表现在：第一，这一制度的贯彻落实需要政府财政支持，需要地方人力与物力支持，还需要防止可能出现的资金截留。第二，就目前来看，可能的司法救济范围主要是针对贫困人口的。那如何认定谁需要国家救助谁不需要国家救助？如果这个问题不辨别清楚，势必引起未受救助家庭的反弹，从而使得本来造就和谐的好事情变成引发不和谐的导火索。所以公平的实现也需要合情合理公正透明的程序。第三，从法理上来讲，国家责任应该是不分贫富不分地位的，不能由受害人的财产多寡来决定国家责任的多寡。无论富人穷人，在享受法律救济的权利方面，应无大小之分，否则，新的不公平又将出现「11，势必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背道而弛。

综上所述，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既是匡扶社会正义、实现社会公平之必需，亦是关乎社会和谐之必要，但又面临重重陷阱，既包括制度陷阱，又包括实施程序陷阱，更有法理的陷阱。所以，司法救济尚任重而道远，更需要不断试验，期望有关方面担负起更大的国家责任，勇于实现制度进步，以为民谋生存、与民造安康。司法救济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利的重要救济方式。但司法救济具有相对性，不能绝对的保护当事人的一切合法权利。国家应当加强司法救济有限性的宣传教育，教育公民、法人、有关组织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法律意识，减少经营风险和安全风险，力争自己的合法权利不被侵犯，当自己的合法权利受到侵犯时，要通过各种合法途径来解决。只有其它途径无法解决时，再启动司法救济程序，但要考虑到司法救济的固有属性，预测司法救济可能得到的结果，积极配合司法机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司法机关也应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最大限度地及时保护权利人各种合法权益，以充分发挥司法救济在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中的积极作用。

笔者以为，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一方面需要国家通过立法对他们进行司法救济，另一方面也需要被害人自己加强法律知识的学习，学会保护自己的法定权利。只有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与法定权利才能真正得到保障！

注释：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

「2唐芹《完善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思考和建议》，载于《中国法院网》。

「3张日才《试述司法救济的有限性》，2006年10月2日。

「4张建升、周文英《尽快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载于《检察日报》。

「5转引齐树洁主编：《民事司法改革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5页。

「6张光宇《司法救济理论与人权保障》，载于《福建法学》。

「7崔丽《中国青年报》，2001年12月3日。

「8张贵峰《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彰显司法和谐》，载于《燕赵都市报》，2007年1月9日。

「9申爱山《完善司法救助·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有望出台》，2007年1月14日。

司法救济制度范文第2篇

关键词:政府信息 知情权 救济

《条例》实施后，湖南省汝城县黄由俭、邓柏松等5人向县政府递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请求公布有关原县自来水公司改制的调查报告时，却遭遇障碍。之后，黄由俭等人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这是《条例》正视实施以来，全国首例“政府信息不公开”的行政诉讼案。但汝城县政府坚持认为调查报告只是供领导参考使用，不属信息公开的范围。法院认为5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报告也没有对其权益造成损害，并以本案“涉及企业改制问题，不属于行政诉讼范围”为由不予受理。①

以上案例中体现出：

首先，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界定不清，《条例》的第二章对应该公开的信息类型进行了列举。然而《条例》对此规定却表述非常含糊。实际上，各级政府经办的事多不胜数与之相比，《条例》中规定的信息公开类型表述笼统，公民在申请公开某个具体信息时，往往不能找到与之精确对应的条款，给政府部门留下了过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所以本案就出现县政府拒绝公开的理由是调查报告不能代表政府意见，只是供领导参考使用，政府调查报告不属信息公开的范围。②

其次，政府信息公开的法理基础是公民的知情权。但是，权利的实现必须要依赖相应的制度保障。如果没有救济制度，那么无论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设计得如何严密，它也难逃被束之高阁的命运。

一、政府信息公开的司法救济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政府信息公开的救济制度。而且根据该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信息公开行政诉讼针对的是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其次，从侵害的权益的种类来看，仅宽泛地限定为“合法权益”。

根据案例分析救济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一）受案范围问题

根据《行政诉讼法》，我国确定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的标准：以具体行政行为和对相对人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侵犯为标准。也就是说人民法院只受理对具体行政为提起的诉讼，还有对侵犯相对人人身权、财产权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但是，本案中县政府认为作出的调查报告的行为是抽象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而黄由俭、邓松柏等5人提起行政诉讼针对的是汝城县政府不依法公开政府信息的行为，该行为应是具体行政行为，而不是如县政府所说的那样认为调查报告为抽象行政行为而不予受理。法院不立案的理由是“涉及企业改制问题，不属于行政诉讼范围”，本案针对的是县政府侵害了黄由俭等人对政府信息的知情权。只要县政府确实有拒绝公开政府信息的行为，法院无需判断该政府信息的性质。

（二）原告的诉讼资格问题

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是指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根据法律的规定，能够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资格。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在确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方面采用的是“合法利益”的标准；而根据《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同样对原告提出了具有“合法权益”的要求。但在政府应该公开的事项中，有很多是诸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这样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相关的信息，这些信息与每一个公民都有关系，但是却很难说某个个体对其具有“合法利益”或“合法权益”关系，因此，公民在对此类政府信息公开提起诉讼时就容易遭遇原告不适格的尴尬。

二、完善司法救济途径

基于现实中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意见稿提出，向行政机关申请获取政府信息，行政机关拒绝提供或者逾期不予答复的，公民依法提起诉讼，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③

《意见稿》第一条，直接列举了六款属于受案范围的情形，对于以前法院以各种理由不受理的情形会得到改善，该条第二款向行政机关申请获取政府信息，行政机关拒绝提供或者逾期不予答复的，可以提起诉讼。

第三条规定“认为主动公开或者应当主动公开而未公开政府信息的行为对其产生不利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司法解释，如果相关政府信息该公开没有公开，或者认为应当公开，又有利害关系，就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公开这方面的信息，人民法院就可以判决限期公开。④

当然，该《意见稿》也存在着不足之处，仍然需要加以完善，有许多学者也对此提供了许多的修改建议。虽然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刚起步，但是我们从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

司法救济制度范文第3篇

关键词：行政不作为 行政复议 司法审查 行政赔偿

一、概述

世界各国在长期的司法审查实践中，针对违法的行政不作为形成了风格各异的监督制度。概括而言，大陆法系国家有固定的针对行政不作为诉讼类型；英美法系国家则主要是围绕着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而涉及到不作为的监督问题。

应强迫执行不合法拒绝的或不合理迟延的行政行为，法律没有规定期间的，应在合理的期间内采取行动，而不是无限制迟延。由于事实上的困难不能采取行动，行政机关的迟延必须和困难的程度相当，否则为不合理的迟延。而我国虽称之为社会主义法系，但很多法律都借鉴了大陆法系法律的东西，所认一些法律规定体现了大陆法系的特点。况且我国属成文法国家，不能无视现有的法律规定，某一制度的完善应该考虑其连续性，还要与相关的制度相衔接，考虑政治、法律制度的统一性，故大陆法系国家对于违法行政不作为的权利救济制度，应为我国借鉴之重点。且原因还在于，我国有关行政法律规定的明显不足。这样问题就出来了，要么，行政机关对法院的履行判决作违法的决定，要么继续不作为，缺乏相应的救济制度，当然这方面涉及到了执行问题。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为我所用，使我国的行政立法力求完美。[1]

二、行政不作为的可诉性

可诉性不作为具有以下特征：

1、可诉性不作为是被认为违反作为义务的行为。

2、与可诉性不作为相对应的作为必须具有可诉性。

3、可诉性不作为须涉及公民的财产权和人身权，涉及政治权利的不作为，如无法律法规特别规定，不具有可诉性。

4、可诉性不作为是超过法定期间或合理期间内不实施法定职责的行为。

我国《行政诉讼法》对行政不作为的受理范围作了明文规定，其中第十一条第（四）项：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不予答复的；第（五）项：申请行政机关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不予答复的；第（六）项：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

三、举证责任

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是指对应该确认的案件事实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主要是解决谁来证明以及相应的法律后果承担问题。[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7条第（2）项对此有明确规定，即原告“在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但此项规定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针对诉被告依申请的行为而规定的。在诉被告依职权行为的案件中，原告无需对提出申请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例如，某公民在受到不法侵害的时候，某警察视而不见，不依职权主动保护该公民的合法权益。在该公民诉该警察所属的公安机关的行政案件中，该公民无需对曾经申请公安机关保护其人身权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因此，在行政机关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只需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即在原告是否提出申请这一争议点上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而在案件的核心争议点上，既被告是否存在不作为的情况，该不作为是否合法，则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行政不作为行政不作为是具体行政行为的一种，且在行政不作为行为中，行政机关既没有给相对人设定义务，也没有处罚任何人，也就是说，行政机关并没有提出积极的事实主张，因而不应要求行政机关对不作为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相反，由于诉行政机关不作为的案件，原告实际上是要求行政机关履行职责，而在行政程序中行政相对方要求行政机关履行职责往往也必须首先履行一些程序上的义务，而且法律上被要求履行的职责还应归属被诉行政机关，行政相对方的实际上等于首先提出积级的事实主张，所以他应当对其是否履行了特定的程序义务，行政机关是否违法拒绝履行的职责等事实履行说服责任，而被告承担诸如相对方未履行申请义务等事实的推进责任。

四、审查的内容

审查行政不作为案件，应紧紧围绕被诉行政主体的作为义务履行这个中心内容，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合法性审查：

1、被诉行政主体作为义务的存在

如果行政主体对一件事项没有作为的义务或职责也就说不上不作为的责任或违法。因此，探讨行政主体作为义务的存在界定行政不作为是否违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2、行政作为的可能性

构成行政不作为，不仅须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有作为义务，而且还须有履行该义务的可能性，即具有履行该义务之作为的主观意志能力。[1]因为，行政不作为违法必须基于行政主体的主观过错才能成立，如行政主体能够证明不作为是因不可抗力或无法预见的原因所致，则不作为不存在违法的问题。例如，商标申请人向商标管理部门通过邮寄申请商标权。如果因为邮政部门的原因致使商标局无法按时收到申请而使审请人丧失优先权的，商标管理部门将不承担行政不作为而带来的法律责任。

3、义务履行的期限

行政不作为的情形一般表现为不予答复或拖延不办，因此，正确认定作为义务的期限是行政不作为的关键所在。[3]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9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此规定，行政机关作出积极的、明示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行为作出之日就是相对人期限的起算之日。而不作为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消极地不作为，即对相对人的请示即不肯定也不否定，或者无期限的拖延时日，而不做出处理，对此类情况，不能确定相对人知道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时间，行政机关告知诉权和期限更是无从谈起，故笔者认为行政机关不作为案件的期限也就无法套用《行政诉讼法》39条对期限的确定方式。

行政诉讼法解释第39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60日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由此便可得知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机关收到申请之日起60日内不履行的，就有权提起不作为的行政诉讼。为此作出法律保障的是《行政诉讼法》的若干问题解释的第22条，其规定如下：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间内不作复议决定，当事人对原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讼的，应当以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当事人对复议机关的不作为提讼的，应当以复议机关为被告。

五、行政不作为的救济方式

在司法审查活动中，只有法院才有权判定行政不作为的违法与否，并相应的根据事实和法律，以国家审判机关的名义，就行政案件作出处理决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等54条的规定，行政裁判分为维持判决、撤销判决，履行判决和变更判决四种形式。其适用条件也各不相同，与行政不作为的救济方式密切的仅仅是有履行判决，即责令行政机关履行其法定的义务。但对行政不作为违法的案件，仅适用履行判决是不够的，还须“确认判决”“行政赔偿判决”予以辅助，以来维护行政相对方的权益。

参考文献：

[1]罗豪才.行政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司法救济制度范文第4篇

一、刑附民执行案件的现状分析

笔者不甚了解全国各地法院刑附民执行案件的基本现状，但在与外地法院分管执行工作领导的交流中，普遍反映刑附民案件执行到位率很低，“司法实践中，能够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获得赔偿的被害人极少”，⑴我院刑附民案件的执行亦是如此。据统计，2002年以来，我院执行庭共承办刑附民执行案件36件，执行标的达159.26万元。我院为维护法律尊严，实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把此类执行案件作为攻尖目标，采取多种执行措施，穷尽一切之手段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至目前，执行到位标的只有16.22万元，执行到位率仅有10％，大部分案件均以被执行人正在服刑，无财产可供执行为由而裁定中止执行或发放债权凭证。此举虽然是法律允许的做法，但实际上造成了刑附民案件执行的“法律白条“，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损害了人民法院应有的司法公信力。

形成这种局面或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初层面地分析大致有：一是人民法院审理刑附民案件对民事部分的处理，一般考虑被告人的民事责任而坚持全面赔偿原则，很少考虑其赔偿能力；加之人民法院内部“审执分离”的制衡机制的施行，致使本来可以通过审判环节的某些措施实现被害人获赔的机遇和条件丧失。二是由于“重刑轻民”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以及现行刑诉法制度立法上的缺陷，侦察机关在刑事案件侦察中，只注重犯罪人刑事责任部分的证据收集和处理（如追账），而忽视犯罪人因犯罪行为致使被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和物质损失可以获得赔偿条件的有效控制，当被害人（含其近亲属）或公诉机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后，往往只是“讨了一个说法”；三是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即犯罪人越来越趋于低龄化，许多犯罪人在经济上并不独立，而又无财产可供执行，在农村“越穷越熊”的人犯罪更无赔偿能力；加之人民法院在执行此类案件中必须坚持“罪责自负”的原则，只能执行被执行人所有的财产，申请执行人（受害人）的实际赔偿不能到位。

上述分析既是客观原因，又客观现象。我院除免收刑附民案件申请执行人相关费用外，还采取了一些特别措施确保特困当事人的现实权益。如张金绪等申请执行黄清海刑附民赔偿一案，因张金绪失去丈夫后还要扶老携幼，家庭困难极重，执行中不得不反复做好被执行人黄清海亲属的工作，由其代为偿付；又如张义申请执行杜成山等刑附民赔偿一案，张义之母失子痛切，四处奔走，“进驻”法院强烈要赔偿执行到位，被执行（犯罪）人一无所有且在服刑，不得已法院领导商请其辩护律师退出费3000元以弥补损失方才安宁。再如肖新发申请执行邓献体刑附民赔偿一案，申请执行人肖新发为此四处上访，敲锣鸣鼓奔走呼叫，要求赔偿，在此情况下，该院从其财政拨付的业务经费中垫付5000元，才使其略得安慰。这些举措可谓用心良苦，真是“公正司法，一心为民”。但老百姓仍然怨声连天指责声声，法官只能洗耳恭听忍气吞声。事实证明，人民法院的慈悲之举并非长期有效之计。笔者设想：国家可以设置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设想建立这一制度已不是新鲜话题，许多学者专家出书撰文呼吁，国外继新西兰之后，英美法德等国均建立了类似制度。但由于我国的国情，这一制度尚在讨论之中，在这种背景下作为担负审理和执行刑附民案件的人民法院，可否探索设立刑附民执行案件司法救济金制度？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二、设立刑附民执行案件救济金制度的必要性

设立刑附民执行案件救济金制度是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客观要求。基于社会正义的考虑，减轻刑事被害人的痛苦和损失是社会应负的人道主义责任，社会帮助无端被犯罪侵害的人是正义的要求。法律规定被害人因犯罪人的犯罪行为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法院根据犯罪人的犯罪行为致其损害的事实作出赔偿的判决，这是法律公正与社会正义的体现。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能够获得赔偿，合法的权益能够得到实现，才是法律公正与社会正义的真正实现。前文所列举的客观现实无情地告诉人们，大多数被害人合法权益只是实现一张“法律白条”，便不断的在痛苦中呻吟与呐喊，人道主义的责任自然成为一种社会应负之责。犯罪人无财产可供执行而使受害人获得赔偿，也不可能用劳动收获去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在我国犯罪人依法服刑劳动改造所创取的利益理所当然地被国家占有，从这个角度讲，实行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也是应有之义。在国家补偿制度不能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探索设立刑附民执行案件司法救济金制度，无疑是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客观要求。

设立刑附民执行案件司法救济金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刑附民执行案件中的申请执行（受害）人一般均为社会弱势群体，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要最大限度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对弱势阶层，无论是在法律适用，还是制度设计上应予充分保护。设立刑附民司法救济金制度，旨在通过人民法院在执行此类案件中转变执行理念，改进执行方式，摈弃“就案办案，孤立办案，机械办案”的传统做法，对那些穷尽执行措施后仍不能执行的案件，对于特困当事人的一种救济，这是“亲民、爱民、为民”的具体表现，也是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最佳结合。

设立刑附民执行案件司法救济金制度，不仅有利于实现控制犯罪的价值目标，而且是保障人权的需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发展与巩固，法制建设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健全与完善，犯罪受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也将得到深入地研究与发展。在当前，人民法院探索设立刑附民司法救济金制度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好处：第一，可以抑制或减少被害人转化为犯罪人。被害人转化为犯罪人，许多是在遭受不法侵害后没有得到公正的待遇而对正义失去信心，走上犯罪道路。特别是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得不到赔偿，发生生活困难时，会对犯罪致害人及其家属和社会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或绝望心理，在“打的还打”、“以牙还牙”心理驱使下，极易施行报复等行为，直至成为犯罪人。第二，可以减少被害人的顾虑，积极报案，提高对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有调查表明，受到犯罪侵害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犯罪现象，但只有部分被公安机关侦破起诉，或当事人自诉而进入刑事诉讼程序。这主要是由于被害人不向公安机关报案，或在司法机关立案后持不合作态度，影响了刑事诉讼功能的发挥，从而影响到刑事诉讼所追求的控制犯罪价值目标的实现。被害人担心一旦犯罪人被判入狱，自己的损失将难于挽回，“公了还不如私了”，设立此类执行案件司法救济金制度可以消除被害人的顾虑，提高其报案主动性，增强其与国家司法机关的合作，实现控制犯罪的价值目标。第三，能够增加社会稳定因素。像危害公共安全罪（投毒、放火等）一旦发生，受害人数往往是非常多的，对其损失犯罪人也是无法赔偿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如果不进行救济（此类情况往往也是得到社会民政救济的）就会影响社会稳定，所以探索设定刑附民执行案件司法救济金制度可以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

三、设立刑附民执行案件司法救济金制度的设想

1、资金来源。人民法院探索设立这一救济金制度，首先遇到的就是资金来源如何确立，既不可能从国家对人民法院预算内拨款中考虑，也不可能从其有限的诉讼费中列支，更不可能由人民法院组织社会捐资，就其执行刑附民案件的“执行环节”思考，一是可以考虑提存人民法院执行民事案件“执行暂存款”的利息（因为人民法院执行当事人的债权在帐上有一个合法的周转过程）。我院2004年为例，该院存入银行的执行暂存款的周转流量达2.2亿元，可获利息在10-20万元之间，此利息系当事人所有的财产变现或存款孽息，理应由当事人所得，但法律又没有规定，且实际亦不可能处分给若干个当事人，提存此孽息也无碍财政收入和人民法院的利益。二是可以考虑从人民法院对外委托拍卖标的物依法应由拍卖机构收取的佣金中提存适当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拍卖成交的，拍卖机构可以按照下列比例向买受人收取佣金：拍卖成交价200万元以下的，收取佣金的比例不得超过5％；超过200万元至1000万元的部分，不得超过3％；超过1000万元至5000万元的部分，不得超过2％；超过5000万元至1亿元的部分，不得超过1％；超过1亿元的部分，不得超过0．5％。”上述规定实行累计计算，收取佣金的比例只规定收取上限，上限以下都在人民法院自由确定（裁量）的范围内，如果在规定的范围内确定一个固定下降的比例委托拍卖机构，然后确定该下降的比例提存作为司法救济金，从道理上讲此为既不增加当事人的负担，也未减少拍卖机构的佣金，实际上是人民法院在对外委托拍卖过程中应予收取的“劳务费”。我院自2002年至2004年对外委托拍卖成交标的额达15324万元，均算每年就有5000多万元的拍卖成交额。如果按下降0.5%的比例以每年拍卖成交额5000万元计算，可以提存基金25万元。以上两种资金来源渠道，我院每年可提存10-40万元基金。

2、适用司法救济金的构成要件。一是犯罪人实施了触犯刑法的行为，公诉机关或受害人附带民事诉讼，且经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书确认了赔偿数额，并进入了执行程序的案件；二是被害人无法从犯罪人处或以其他方式获得赔偿，且经人民法院查实犯罪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三是申请执行人的生活出现严重困难且有证据证实的。“三要件”成为一体方可适用司法救金制度。

3、司法救济对象。在上述适用司法救济构成要件的前提下，司法救济对象仅限于自然人由于犯罪人的犯罪行为所引起的生命健康及财产的侵害，一般来讲，当事人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申请司法救济：

（1）当事人为生活困难的孤寡老人、孤儿或者农村“五保户”的；

（2）当事人为没有固定生活来源的残疾人的；

（3）当事人为国家规定的优抚对象，生活困难的；

（4）当事人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或者领取失业救济金，无其他收入，生活困难的；

（5）当事人因自然灾害或者其他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生活困难的；

（6）当事人为正在接受有关部门法律援助的。

司法救济制度范文第5篇

1985年联合国通过了《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根据该条约第12条之规定，刑事被害人无法从罪犯或其他来源获得充分补偿时，国家应向符合特定条件的被害人提供补偿。至此，刑事被害人的补偿问题在我国开始真正引起广泛的重视与研究。

法律的秩序因犯罪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公民的法益因犯罪遭受到恶意的践踏，因此，针对惩治犯罪行为的刑事审判就注定要背负修复被破坏的法律秩序和恢复被践踏的公民法益的双重任务。一次公正的刑事司法救济的实现既要求依照刑法对犯罪行为予以定罪量刑，又要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迫使犯罪人对刑事被害人的损失作出赔偿。然而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这样的目标目前并没有能够完全转化为现实，尤其是被害人权益得不到有效和完全的救济保护。

刑事案件未侦破致使被害人失去司法救济渠道。刑事案件得不到侦破时，刑事被害人的权利无任何法律保护。依照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只有犯罪人在案才能够通过司法程序对其进行定罪量刑，刑事被害人也才可能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获得赔偿。因此，当刑事案件短时间内得不到侦破时，刑事被害人受损害权利就完全丧失了恢复的法律渠道。

不起诉刑事案件致使被害人权利很难得到保护。部分刑事案件因为检察机关的酌定不起诉而无法进入刑事审判程序。刑事案件未进入刑事审判程序就意味着刑事被害人无法启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而从犯罪人处获得赔偿。虽然从理论上而言，被害人可以另行启动民事诉讼程序要求赔偿，但是由本来依靠国家权力主导的刑事诉讼程序完全转变到双方主体地位完全平等的民事诉讼程序，被害人获得赔偿的难度明显加大。

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执行难致使被害人权益无法实现。理论上完美、法律上适当的刑事司法判决在很多案件中却并没有真正取得保护刑事被害人的法律效果。据统计，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执结率平均不到10%，许多犯罪案件的被害人因为各种原因无法从犯罪人处获得充分的赔偿，致使刑事被害人的法益受损状态并没有因为获得公正的司法裁判而得到修复，轰动一时的马加爵杀人案就是典型事例。可以说，司法判决中的刑事附带民事部分的执行难问题，已经越来越影响着刑事司法判决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刑事被害人之所以难以从犯罪人处获得充分的赔偿，一方面是因为犯罪人不履行、逃避执行，另一方面是许多犯罪人欠缺相应的经济赔偿能力，导致许多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判决成为一张永远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正是因为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上述的境遇和现实，刑事被害人的权利缺乏必要的保护机制，以国家为主体的司法再救济制度亟待形成和确立。

司法再救济是指司法救济的再救济，即当司法救济程序终结之后，由于犯罪人原因导致的生效刑事司法裁判中认定的民事义务赔偿得不到实现，以及刑事被害人因为其他原因而没有通过司法救济程序得到应有的赔偿，此时由代表国家的专门机构给予刑事被害人直接的物质补偿和救济的制度。建立司法的再救济制度，对于完善整个司法救济体制，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和社会意义。

建立司法再救济制度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现有司法实践中，如果被告人确实没有能力履行司法判决上的赔偿义务，也只能不了了之。针对解决被害人补偿问题的法律规则的缺失，使得司法判决中的“法律白条”频频出现，被害人往往在经历了一次侵权行为的伤害后，又要经历一次“法律白条”的心理、经济双重伤害。建立司法再救济制度，使被害人权益不仅从法律形式上(判决上)得到体现，更重要的是在实质上(物质上)得到补偿和恢复，司法正义能够得到全面实现。

建立司法再救济制度有利于增强公民对法律的信仰。被害人能否获得赔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告人的经济能力。当被害人及其亲属的权益通过司法程序还未能得到救济时，容易使人们对法律、正义产生质疑，动摇社会主义法制赖以生存的基础。建立给予被害人国家补偿的司法再救济制度，为通过司法救济程序仍然难以弥补自己的受侵害权利的公民提供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上的补偿帮助，有助于赢得社会对司法的积极评价，增强法治的权威。同时，通过司法再救济制度，对司法判决“执行难”的问题进行救济，这也维护了司法判决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从而进一步增强了法律的权威。

建立司法再救济制度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侵权行为双方的法律关系的处理涉及到侵害方和受害人的切身利益关系，也关系到国家司法体制的合理有效性和公正性的客观评价，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如果被害人的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与尊重，损失得不到应有的补偿，不仅会恶化被害人与侵权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会导致被害人对国家司法的不信任，激化被害人对国家和社会的不满，增加社会不和谐的因素。建立司法再救济制度，对被害人给予国家补偿金，可以保证刑事被害人的损失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得到补偿，避免将被害人推向社会的对立面，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司法再救济制度是司法救济终结之后的再度救济。司法救济和司法再救济保持先后次序的关系，只有刑事司法救济程序结束之后，并且刑事被害人没有通过此救济程序获得相应的赔偿时，才可能启动再救济程序。如果刑事被害人通过司法审判程序，其权益已经得到完全救济，就没有必要再发动司法再救济程序。被害人通过司法程序已经获得救济的部分不得成为再救济的内容，再救济只是针对依据判决裁定未能实现的那一部分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