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包风险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设备维护外包对企业的重要性，依据“委托—”理论，分析了设备维护外包的风险。通过外包的博弈分析，我们得到了影响方违规、委托方监督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了降低设备维护外包风险的措施。

【关键词】设备维护外包委托—博弈

一、引言

当前，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趋势加强。以业务外包为主要特征的供应链管理是企业由“纵向一体化”向“横向一体化”模式转变的重要体现。通过企业间的外包合作，各个供应链成员，在获取其他企业的优势资源的同时，可以降低企业的成本，集中精力从事企业的核心业务。

设备维护外包，是指企业为了节省设备维护的成本或者提高设备维护的质量，将企业的设备维护部分或者全部外包给实力更强的专业设备维护公司，使企业能够专心从事企业的核心业务，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在当前的设备维护体制下，企业仅仅依靠自身的资源，难以适应经济发展对企业设备维护的要求。企业要保证设备的高效运行，必须采用新的管理方式，综合利用社会的设备维护技术与资源，才能获得高质量的设备维护服务、低成本的设备维护费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细分，设备维护市场日趋成熟，设备维护外包必将成为企业未来设备维护管理的重要选择。

但是，设备维护外包双方之间的关系是基于“委托—”关系，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企业在设备维护外包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风险，需要对设备维护外包的风险进行分析。

二、设备维护外包中的“委托―”关系及风险分析

“委托―”关系是非对称信息的交易关系，占有私有信息的一方为方，缺乏私有信息的一方为委托方。只要当事人各方在拥有的信息中处于非均衡状态，就存在着“委托―”关系。

根据信息经济学原理，并结合设备维护外包的特点，在设备维护外包所体现的“委托―”关系中，设备维护外包企业尽管可以通过方的承诺、市场以及咨询公司对外包进行了解，但在外包实施之前并没有科学的方法对服务的质量、效果进行客观的评价。设备维护外包企业与设备维护企业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实施设备维护外包的企业就是委托方，提供服务的企业就是方。

（一）设备维护外包的逆向选择

总体来说，设备维护的方比委托方更加了解自己的资信、真实的服务水平和质量。为了能够签订对自己有利的契约，方会在不具备提供应有的服务质量或服务水平下，向委托方发出其适应外包的市场信号。方在签订合约之前，对真实的信息进行掩蔽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目的是为了诱使委托方作出错误的选择，以有利于获得自身本不具备的竞争优势。

（二）设备维护外包的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是指在执行契约的过程中，方根据自己的私有信息，选择不利于委托人的行为，而委托方既无法接触到这些信息，又不能作出事前的评价。在执行契约的过程中，方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可能采取不利于委托方的行为，如简化应有的部分服务流程、降低服务的标准，进而损害委托方的利益。而且，由于设备维护技术更新的速度很快，设备维护人缺乏来自委托方的激励，为赚取更多的利益反而会限制新技术的应用。这些行动都会导致道德风险。

在设备维护外包过程中，方违反了合同，如果不被发现，付出较小的成本就可能获得较高的收益；如果被发现，就会要付出一定的赔偿和罚金。同时，委托方如果实施强大的监督力度，就能及时发现方的违反合同的情况，改变方的违规行为，保证设备维护的质量。但是，监督的力度越大，监督的成本就越高。如果不实施监督，方违反合同的概率就会越大，就会给企业带来损失。设备维护的委托方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就会产生冲突,由于信息不对称，就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博弈关系。

三、企业降低外包风险的措施

（一）控制和降低企业的监督成本

为了降低设备维护外包的风险，委托方要降低外包业务中的监督成本。委托方应建立一套全面的外包考核评价体系，在实施设备维护外包前，要通过企业的信息系统了解设备维护外包的市场信息，以及通过咨询、评价机构对方的资质、服务的水平、服务的质量等有全面地了解，从而选出服务水平好、服务质量高、信誉好的企业，就可以一定程度的控制企业未来的监督成本。

当委托方把自己的设备维护交由方管理之后,就失去了对设备的直接控制能力。如果双方的权利、义务的界定不清时,就容易导致设备维护失控的风险。委托方应依据企业的实际情况,与方签定详细、合理的外包合同。通过详细、合理的外包合同,委托方就可以对方的行为进行约束,一方面有利于对设备维护外包的事后评价,另一方面又可以减少方在设备维护外包服务中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限制新技术的应用、降低服务的标准等“败德行为”，从而就降低了企业的监督成本。

同时，依据公式②，委托方通过详细、合理的外包合同，能降低方达到合同约定的服务需要付出的成本与实际的服务成本的差值，就可以降低监督的概率，从而降低监督的成本。

（二）通过价格补偿来加强对方的激励

在设备维护过程中，导致“道德风险”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方缺乏来自委托方的激励。根据上面的公式①，如果方按照合同的标准提供服务的收益与实际的服务中的收益差值很大时，方违反合同的概率就会减小。委托方要设计合理、有效的激励措施，在方按照合同的约定提供了服务时，要给予较高的激励，增大收益的差值，就可以减少方违反合同的概率。在设备维护过程中，委托方应通过各种价格补偿来增加方“败德行为

与方就建立了一种长期的战略协作关系。这种战略关系会增加方“败德行为”的机会成本，可以避免方的短期行为，促使方更加关注长期利益，从而为委托方提供高质量的设备维护。

2.对方的努力进行价格补偿。在设备维护外包过程中，当方按照委托方的要求进行了设备的维护，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时，委托方可以采取延长外包合同、企业利润的提成等激励措施，给方一定的价格补偿,调动方的积极性，从而降低设备维护外包的风险。

（三）建立基于过程的外包实时控制模式

在设备维护外包过程中，设备维护的质量、效率等难以量化。因此，委托方应建立基于过程的实时控制模式，进行外包全过程的动态管理。在外包实施过程中，委托方要制定外包的总目标和分阶段目标，建立相应的同步监督系统和信息反馈系统。通过基于过程的实时控制模式，委托方一方面可以获取来自方的更多的信息，改善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另一方面，企业可以跟踪、检查和分析方提供的服务的质量与企业计划目标的偏离程度，便于委托方的外包事后评价。

外包风险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IT外包； 国外； 风险管理； 研究成果； 综述

一、引言

应用服务提供商模式（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 ASP）是指提供商通过因特网或专用网，从其管理的中心服务器群，以一对多的方式，提供一组应用服务。它将“软件作为一种服务”（Software-as-a-Service， SaaS），用户以租用的方式，从一个或多个提供商取得软件应用的使用权。在ASP模式中，客户将IT应用服务外包给提供商，ASP模式是传统IT外包模式在电子商务时代自然演化与创新的结果。

虽然ASP在改善组织开发、运行和维护IT应用系统方面有着广阔的前景和巨大的潜力，但是采用ASP外包模式并不是没有风险并一定会取得成功的。尽管IT外包一开始就表现出很强的吸引力，但是IT外包决策本质上是复杂的。组织引入独立第三方管理关键资源时，经常会面临不能有效控制这些资源的风险。

ASP模式下IT外包中的风险对ASP提供商和ASP客户双方，特别是给ASP客户带来了很大的IT外包风险威胁，严重地影响了ASP客户采用ASP模式进行信息化的信心和积极性，也妨碍了ASP模式潜力的发挥和ASP模式的发展。因此，对ASP模式下IT服务外包中的风险进行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ASP市场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的重要课题[1-3]。本文主要对国外在IT外包风险研究的两个团队的成果进行综述。

二、Aubert和Bahli等组成的研究团队对IT外包风险的研究

Aubert和Bahli等组成的研究团队以IT外包风险为研究对象，对IT外包风险的定义、风险的存在形式、导致风险发生的风险因素等进行了较为系统、详细的探讨，并通过一些案例研究提出了降低风险的措施。Aubert等的研究成果为企业管理外包风险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和指导。

Aubert等（2004， 2005， 2006）首先对IT外包风险进行了定义，采用“预期损失”的概念，将IT外包风险定义为不利事件造成的损失与不利事件发生概率联合作用的结果，即风险暴露：。这种界定是从管理学观点对外包风险进行的定义，不仅能综合反应外包风险状况，而且较经济学观点的风险定义（将风险视为损失或收益发生的概率分布的变化）更客观合理。

Aubert等（2004， 2005， 2006）进一步以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对导致IT外包风险事件（不利事件）发生的风险因素、风险事件的表现形式、风险后果（风险事件发生导致的负面后果）以及相应的风险缓解措施进行了研究。他们还对已有的关于IT外包风险的认识进行了总结，将IT外包风险归纳为四类：隐藏成本、契约成本、服务质量下降和组织竞争力的丧失。他们还从人、委托人和交易三个方面研究了IT外包的风险因素，并由此提出了IT外包风险的管理战略，进行了相关的案例研究。

IT外包风险识别有两个重要的理论基础：一个是交易成本理论中的契约人行为假设（有限理性假设和机会主义假设）和交易过程的特性（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重复出现的频率）；另一个就是研究契约关系中委托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委托理论。对IT外包来说，理论是关于外包企业（委托人）选择外包商（人），激发外包商，并协调双方决策与行为的理论。该理论区分了三个重要的概年：逆向选择、败德行为和不完备契约。作为一种契约关系，外包合作涉及到专业化分工及各方的收益问题。而在委托中，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和私人信息，在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行为假设下，人很可能会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为自己谋取最大效用，甚至不惜牺牲委托人的利益，这就产生了中的“道德风险”问题，包括隐藏信息的道德风险和隐藏行为的道德风险。在隐藏信息的道德风险下会产生逆向选择，突出的表现就是企业最终选择了服务质量较差的外包商；而在隐藏行为的道德风险下就会产生败德行为，这主要表现在外包实施的整个过程中。外包中的资产专用性越高，外包锁定风险也会越大。另外，客户企业通常希望外包商完全按照其需要来执行外包任务。然而，由于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的存在，签订和实施一个完善的合约几乎不可能，这无疑也增加了企业外包的风险。Aubert和Bahli研究团队对IT外包风险的研究，为IT外包风险缓解机制的设计提供了理论指导。

三、Willcocks和Currie等组成的研究团队对IT外包风险的研究

国外Willcocks和Currie等组成的研究团队对IT外包风险的研究在通过对大量IT外包案例研究总结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IT外包风险分析框架（Willcocks等， 1998； Willcocks和Lacity， 1999； Currie， 1998； Currie和Willcocks，1998）。

Willcocks等（1999）通过案例研究的方法，总结出来自IT外包项目特有情景、签订外包合同过程和外包合同执行过程三个方面的十种风险因素，识别了隐藏的服务费用、法律争端与诉讼、契约协商的困难、服务成本的增长等风险事件，并针对每一种风险因素提出了相应的风险缓解策略，这些风险缓解策略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外包的类型和范围、提供商的选择标准和流程、外包合同（相容和激励机制）、客户保留的IT能力和管理流程以及提供商—客户伙伴关系。Willcocks和Lacity（1999）还进一步通过案例研究验证了激励性契约对于缓解IT外包风险的作用。

Currie和Willcocks（1998）根据IT外包规模和客户与提供商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提出了四种类型IT外包类型：整体外包、多提供商外包、合资/战略联盟性外包和内包，并通过与四类IT外包类型对应的四个IT外包案例分析了不同的IT服务外包类型会导致不同的相互依赖性，依赖性越高，给客户带来的潜在IT风险越大，客户应选择不同的IT外包类型以缓解IT外包风险。Currie（1998）通过两个案例进一步研究了采用多外包商策略来减少对单一外包商的依赖，从而达到缓解客户IT外包风险的目的。

四、结语

国外这两个研究团队针对IT外包风险管理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侧重点虽有不同，研究方法也有很大的差异，但他们的研究成果却是互补的，这为后续的研究和在IT外包实践中的应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者单位：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财经与贸易学院）

参考文献：

[1] 任怀飞， 张旭梅. ASP模式下关键业务应用服务外包中的激励契约研究[J]. 科研管理， 2012，33 （11）： 68-75.

外包风险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服务外包；决策；契约；风险

中图分类号：F2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4）05-0075-04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4.05.16

一、引言

“外包”（outsourcing）这个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Prahalard和英国学者Hamel于1990年在《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中正式提出，英文直译为“外部资源”。其核心思想是：企业在内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为取得更大的竞争优势，仅保留其最具竞争优势的业务，而将其他业务委托给比自己更具成本优势和专有知识的企业。服务外包则是发包商将原来在企业内部从事的非核心业务长期外包给专业的服务提供商，而自身则专注于核心业务和核心能力的培育，从而达到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目的。

由于服务外包产业具有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无污染、资源消耗低、吸纳就业能力强等特点，所以进入21世纪以来，服务外包以其不可替代的优势掀起了国际商务活动中的新浪潮。自2006年以来，中国政府积极利用服务外包这个经济发展的“绿色引擎”促进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移，先后分两批确定了21个具有聚集效应的“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商务部启动“千百十工程”并且正在成为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优化经济结构、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途径①。

本文从外包战略决策、协调管理、风险管理和绩效四个主要方面回顾了服务外包理论的研究成果，目的在于揭示服务外包理论进展、存在的问题以及进一步的研究趋势。

二、服务外包决策的研究

服务外包决策涉及到是否外包、在多大程度上外包以及采取何种形式外包等问题。

（一）是否外包的决策

早期的研究文献侧重于服务外包决策，其核心是回答企业是否外包、为什么外包、哪些业务外包等问题，其研究的理论基础多为交易成本理论、资源观和核心能力理论。例如，Teng等（1995）、Poppo and Zenger（1998）、Lei-blein and Miller（2003）、Aubert等（2004）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研究外包决策，指出外包关系中高度的资产专用性、外包活动和流程的高度不确定性、复杂性、难度量性等因素将导致企业更多选择内部提供而不是选择外包[1]。Grant（1991）基于企业的资源观理论提出外包是弥补企业资源和能力不足的重要方式，并且给出了包括“资源识别-能力识别-竞争力评价-战略选择-外包决策”五个环节的外包战略分析框架[2]。

我国研究者郭永辉和钱省三（2005）根据业务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贡献程度将企业的业务分为核心业务、潜在核心业务、重要性业务、支持性业务四个层次，又根据业务的重要程度将外包决策分为战略层次、战术层次和一般层次，在此基础上从核心竞争力、资产专用性和技术三个方面建立了三维外包战略决策模型来决策业务是自制还是外包[3]。

（二）外包程度的决策

在服务外包决策领域研究中，少数研究者开始关注与服务外包程度的研究。例如，Alpar和Saharia（1995）、Aubert等（1996）、Klepper和Jones（1998）从交易费用、资产专用性两个方面研究外包程度，认为交易费用高则选择内部化，交易费用低则可考虑不同层次的外包程度；资产专用性程度高则内部化程度高而外包程度较低[4]。

我国研究者纪志坚等（2007）从企业能力强度、企业规模、资产专用性三个维度构建了资源外包程度模型并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企业能力强度和资产专用性与资源外包程度有决定性关系，而企业规模与资源外包程度并无决定性关系[5]。

（三）外包模式的决策

徐姝（2006）基于对单一外包商和多外包商的外包决策问题的考虑，建立了两阶段的外包决策分析模型，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两种战略的交易成本分析总结出了各自战略的适用条件，为外包商的选择提供决策依据[6]。

董坚峰（2008）认为目前较为理想的外包模式是总体外包，即企业将业务只外包给一个服务供应商，然后由该外包商去分拆外包项目，这样既获得了选择单个外包商所带来的降低成本、改善质量，建立双方稳固关系的优势，又减少了分散外包可能会带来增加协调费用、管理费用的问题[7]。

三、服务供应商管理的研究

为了进一步明确服务外包的对象，研究者将研究视角转向服务供应商并且关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服务外包供应商评价与选择研究。例如，刘一君和李宜泓（2011）运用层次分析法对企业服务供应商的评估与选择进行了实证研究[8]。王梅源和鲁耀斌（20

05）分析了软件外包中供应商选择失误可能带来的风险，并且通过实证运算对供应商的能力进行实际评价[9]。

二是关于服务外包供应商激励研究。例如，Harter等（2000）的经验研究表明，服务供应商的过程成熟度可以缩短周期时间并且促进软件产品开发[10]。张旭辉（2007）在第三方物流服务供应商的资产能力、管理水平和努力水平三个因素均为非对称信息的基础上，建立了物流外包方与第三方物流服务供应商之间的合作博弈模型[11]。

四、关于服务外包运作管理的研究

首先是关于服务外包运作环境研究。Aundhe和Mathew（2009）研究了企业离岸外包所面对的宏观经济风险，这种风险产生于汇率波动和政府政策的改变。不同国家间的汇率会影响服务提供商的利润，因为服务供应商外包交易的收益主要基于劳动力套利，客户或服务供应商所在国经济政策的改变也会引发离岸外包风险[12]。

其次是关于服务外包契约设计的研究。研究者认为服务外包本质上是参与方之间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合作伙伴关系。例如，Jim and Riccardo（2007）在其研究论文中，运用契约理论研究外包协议中的契约控制和会计控制，给出了涵盖结构、行为、结果、价格四种关键控制方式的外包契约控制的概念模型，并且运用现实外包数据进行实证检验[13]。田宇（2007）比较随机结盟与战略联盟物流外包的本质区别，提出通过建立恰当的契约机制可以实现战略联盟的物流外包，并且运用博弈论构建了物流外包契约机制体系的理论模型[14]。

再次是服务外包运作过程的研究。Zviran等（2001）基于信任理论研究了UPS（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与Motorola公司委托外包服务的运作过程的关系协调问题，发现随着合作双方的信任逐渐加深，双方的合作从一开始以完成某个合同为目标逐渐转变成了战略联盟[15]。章宁和孙宝文（2009）分析了业务流程外包伙伴关系的风险管理，将业务流程外包伙伴关系划分为交易型、战略型和变革型三种类型，列出了业务流程外包伙伴关系的执行风险，并且根据盈利、责任和信任三个因素提出伙伴关系治理的建议[16]。

最后是关于服务外包运作的绩效研究。例如，Lilly等（2005）从顾客服务、人员关系、员工士气三个维度来考查人力资源外包的绩效，指出人力资源外包市场供应商的竞争对人力资源外包程度有直接影响，进而对人力资源的绩效产生作用[17]。

五、关于服务外包风险的研究

服务外包风险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风险成因、风险识别与评估、风险管理和控制。

（一）服务外包风险成因的研究

Gopal等（2003）研究了离岸软件开发外包风险及其契约设计问题，他们识别出项目类型、项目规模、不确定性、人力资源（培训）、客户信息管理系统经验、客户外包经验、项目重要性、客户声誉、未来业务、客户规模、买方竞争、卖方竞争、早期项目数量、合约类型等风险因素[18]。

陈斌彬（2007）指出，由于疏忽了对外包业务运行状况的追踪与评估，或者由于缺乏专业能力而无法对服务商提供的服务进行有效的专业检查，所以在银行服务外包过程中会形成“路径依赖”并带来系统失控风险。因此，监管部门要制定合理的外包监管标准，对于银行服务外包的监管着眼于整个银行系统性的安全与风险控制机制的保障上[19]。

（二）服务外包风险的识别与评估

Somnath等（2003）基于风险管理理论提出了信息系统外包（ISO）的风险识别与管理框架，该框架涵盖服务水平协议、财务绩效测度、保证和证实功能、第三方担保、组织间价值最大化等方面[20]。

Nicholson和Aman（2008）针对财务会计离岸外包中一些独特的风险和控制问题，研究了英国客户和印度供应商的多个案例，识别出剽窃、欺骗、再谈判和背信弃义等各种相关的风险，并从结果控制、行为控制和社会控制三个方面分析了具体的控制措施[21]。

我国研究者徐娟等（2008）运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来研究物流外包风险形成机理，建立了包括风险子系统、绩效子系统和利益子系统的物流外包风险系统动力学模型，并从系统的角度对模型的运行进行了阐述，为物流外包风险分析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法[22]。

（三）服务外包风险应对的研究

Goo和Huang（2008）把服务水平协议（SLA）作为正式控制的代表模式着重研究了正式控制机制如何影响外包关系治理，他们发现SLA中的11种契约要素与各方之间的信任和关系承诺正相关；相反，信任和承诺正向影响外包关系，这将有助于外包成功的实现[23]。

Jim and Riccardo（2007）运用契约理论研究外包协议中的契约控制和会计控制，给出了涵盖结构、行为、结果、价格四种关键控制方式的外包契约控制的概念模型，并且运用现实外包数据进行实证检验[24]。

国内研究者也对服务外包风险及其应对机制进行了较为深入研究。例如，王安宇等（2006）专门探讨了研发外包中的关系契约并构建了研发项目外包中的重复博弈模型，结果表明研发项目外包双方对称性关系契约只与技术成果价值的波动幅度有关，而与承包者的研发生产率系数及私人成本系数等特征参数无关[25]。

（四）服务外包的预警研究

近年来，国内少数研究者关注外包风险的预警研究。例如，刘联辉（2005）运用模糊综合因素评价法对物流业务外包的风险进行分析，确立了风险预警线，描述了物流外包风险预警评价的基本过程，表明了模糊综合因素评价法是物流外包风险预警评估的有效方法，并且以某国有企业物流外包的风险因素为例说明了风险因素的确定[26]。

柴永红和韩树荣（2008）提出来企业技术创新风险预警系统及指标体系，指出综合运用风险转移、风险回避等相关措施以规避有效控制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各种风险[27]。

六、研究评价

（一）对已有研究的简要评价

通过对国内外已有的服务外包研究成果的回顾不难看出，研究者对于服务外包的运作和管理领域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并且取得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为管理者有效地建立和管理外包活动提供了操作指南。然而，已有研究在以下方面存在不足：

1.研究主题方面。服务外包的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于企业实践。现有外包理论研究关注于外包作用、动因、方式等外包决策问题，特别是关注于为什么外包、外包什么以及外包给谁等问题，但是对于企业服务外包实践过程中面临的关系风险及其控制问题则关注不足。另外，现有关于服务外包风险的研究缺乏系统思考，特别是缺乏关于外包风险的应对机制和预警管理研究，而这些恰恰是服务外包实业界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理论基础方面。现有研究大多依据核心能力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来研究外包管理问题。然而服务外包本质上是接发包双方以契约为纽带而建立的利益共享、相互依存的战略协作关系，所以现代契约理论理（特别是委托-理论、关系契约理论）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研究服务外包的理论基础。遗憾的是，现有服务外包的理论研究未能很好地揭示服务外包的契约关系属性。

3.研究方法方面。当前国内外关于服务外包的研究方法过于单一。国外的服务外包理论研究以案例分析和基于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为主，通过观察外包业务中的许多现象并对这些现象进行理论上的解释；国内的服务外包研究大多采用逻辑推理和定性描述方法，由于缺乏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所以无法揭示我国服务外包的现实问题，也无法有效地指导企业外包管理实践。因此，服务外包研究的思路应该从质性研究转为必要的定量研究，特别是将数理分析与实证性研究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更为清晰和一致性的研究结论。

4.研究视角方面。现有服务外包研究领域大多关注于特定产业（如IT产业、金融服务业等），这种聚焦单一产业视角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深入理解特定产业外包情景，但是其结论的普适性则受到质疑。因此，未来研究需要关注更加广泛的产业背景以提高理论研究的有效性。

（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服务外包研究者需要不断吸取现代经济管理理论的前沿成果，同时紧密联系产业发展实际，着力解决企业服务外包实践中面临的协调管理和风险控制等问题。在进一步的服务外包研究中，研究者需要特别关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服务外包研究应该突破传统理论的局限，组合运用管理学、经济学和系统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来构建系统的研究框架。二是需要改进服务外包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借助于数学建模方法来刻画服务外包关系协调和风险管理的机理，使得服务外包研究得以规范化、科学化；另一方面，引入实证研究方法对中国经济背景下服务外包的调查数据进行模型拟合和实证性检验，这不仅有助于提高理论研究的有效性，而且还可以为服务外包产业的协调管理和风险控制决策提供理论上的参考。

参考文献：

[1]Teng JTC， Cheon MJ， Grover V. Decisions to outsource information systems functions testing a strategy-theorietic discrepany model [J]. Decision Science. 1995， 26（1）：75-103.

[2]Grant， R.M. The resource-based theory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implications for strategy formulation [J].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1991， 33： 114-135.

[3]郭永辉和钱省三.企业外包战略的决策模型研究[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0（1）：93-97.

[4]Alpar， P & A.Saharia， Outsourcing Information System Functions： An Organization Economics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Computing， 1995， 5（3）： 197-217.

Aubert， B.A.， Rivard， S. & Patry， M. A transaction cost approach to outsourcing behavior：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J].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1996， 30： 51-64.

Klepper R， Jones W. Outsourc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J] Systems and Services， Prentice-Hall， Engle-wood Cliffs， NJ， 1998： 20-22.

[5]纪志坚，苏敬勤，孙大鹏，蔡俊杰.企业资源外包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科研管理，2007，28（1）：78-83.

[6]徐姝， 胡明铭， 李自如.论“单一外包商”与“多外包商”两种外包战略的选择[J].管理工程学报，2006（2）：120-122.

[7]董坚峰， 肖丽艳（a）. IT外包商选择和管理中的风险及其管理策略[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2）.

[8]刘一君，李宜泓，企业物流服务外包供应商的评估体系[J].统计与决策，2011（13）：183-185。

[9]王梅源，鲁耀斌.软件项目外包风险管理中的承包方评价与选择[J].统计与决策，2005（4）（下）：59-62.

[10]Harter，D.E.，Krishnan，M.S.and Slaughter，S.A. Effects of process maturity on quality，cycle time，and effort in software product development. Management Science，2000，46：4.

[11]张旭辉.基于三维变量的物流外包合作博弈分析[J].重庆建筑大学学报，2007， 29（ 6）：132-135.

[12]Madhuchhanda Das Aundhe， Saji K.Mathew. Risks in offshore IT outsourcing： A service provider perspective .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2009， 4： 1-11.

[13]Jim R， Riccardo S. Examining outsourcing agreements： The Role of contractual and accounting controls，working paper，2006.

[14]田宇. 物流外包： 从随机结盟到战略联盟[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47（1）： 99-104.

[15]Zviran， M.， Ahituv， N.，Armoni， A.Building outsourcing relationships across the global community： the UPS-Motorola experience [J].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 2001， 10（4）：313-333.

[16]章宁，孙宝文. 业务流程外包伙伴关系的风险管理，经济管理[J]，2009，3：133-138.

[17]Lilly， J.D.， Gray， D.A. &Virick， M. Outsoureing the

human resource function environmental and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that affect HR Performance [J]. Joumal of Business Strategics， 2005， 22（1）： 55-73.

[18]Gopal，A.，Sivaramakrishnan，K.，Krishnan，M.S.and

Mukopadhyaya，T. Contracts in offshore software development：an empirical study.Management Science，2003，49，12.

[19]陈斌彬.银行服务外包风险监管的国际比较及借鉴[J].南方金融，2007（12）： 38-39.

（下转第88页）

（上接第78页）

[20]Somnath B， Ravi SB， David EG. Business risk perspectives on information systems outsourcing [J].Internation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Systems， 2003（4）： 75-93.

[21]Brian Nicholson，Aini Aman， Control of Relational

Risk in Offshore Accounting and Finance Outsourcing： Case Evidence from UK and India. Manchester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 No.534， January， 2008.

[22]徐娟，刘志学，洪亮.物流外包风险的系统动力学分析[J].统计与决策， 2008（8）：17-19.

[23]Jahyun Goo*， C. Derrick Huang，Decision Support

Systems，2008，46：216232

[24]Jim R， Riccardo S. Examining outsourcing agreements： The Role of contractual and accounting controls，working paper，2006.

[25]王安宇，司春林.骆品亮.研发外包中的关系契约[J].科研管理，2006， 27（6）：103-108.

外包风险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IT外包;知识转移;风险分析

引言

IT外包服务是知识型服务，IT外包服务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知识转移过程。在外包过程中存在大量的知识转移，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知识转移风险。本文基于发包方视角，在前人构建模型的基础上对知识转移的模型加以改进形成IT外包中的知识转移模型，并试图基于此模型找到知识转移的关键风险因素，为规避IT外包中存在知识转移风险提供依据和参考。

1.IT外包中知识转移风险影响因素的识别

本文对模型加以改进，形成针对于IT外包服务的知识转移模型。见图1

图1 IT外包知识转移模型

这个模型融合了知识转移的过程和知识转移的要素。本文主要是在过程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的要素识别关键风险因素。基于此模型的分析，本文从发包方视角，提出了三大知识转移风险，并根据不同的要素来识别发包方的知识转移风险的影响因素。根据分析，对本文假设进行总结，如表1所示：

表1 IT外包中知识转移风险因素识别假设

知识转移

风险因素 相关假设

转移主体风险

H1：知识转移意愿不强烈可能产生知识转移风险，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H2：知识转移能力低可能产生知识转移风险，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H3：知识吸收能力低可能产生知识转移风险，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转移客体风险

H4：转移知识的内隐性高可能产生知识转移风险，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H5：转移知识的复杂性高可能产生知识转移风险，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转移情境风险

H6：知识转移平台构建不完善可能产生知识转移风险，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H7：知识转移渠道选择不恰当可能产生知识转移风险，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H8：知识转移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可能产生知识转移风险，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2.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2.1问卷设计

本文从两个方面来测度IT外包知识转移发包方的企业创新绩效：第一，基于外包产品的应用导致的企业管理创新绩效与预期目标的差异;第二，基于外包产品的应用导致的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与预期目标的差异。

本文主要采用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同时结合实地走访IT外包发包方企业的方式。通过这两种方式共发放问卷130分，回收106分，问卷回收率为81.5G，数据可信性较高，可以进行统计分析。

3.数据分析

3.1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文使用Cronbach's Alpha 系数（a系数）对供应链企业间知识转移的风险因素构成量表的可靠性进行信度检验。运用SPSS 12.0统计分析，得到知识转移风险因素测量量表的信度检验Cronbach a值均大于0.7，指标的内部一致性较好，问卷信度比较高。

从问卷设计过程可知，本问卷是在文献分析和专家访谈的基础上形成的，量表概括了主要的知识转移风险因素，在问题设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内容效度上符合要求。

3.2相关分析

3.2.1知识转移风险与企业管理创新绩效相关分析

知识转移风险与企业管理创新绩效的相关性分析见表2。

表2 知识转移风险与企业管理创新绩效的相关性

知识吸

收能力 知识转

移意愿 知识转

移能力 转移知识

的内隐性 转移知识

的复杂性 知识转移平

台的构建 知识转移渠

道的选择 知识转移方面

的法律法规

企业管理

创新绩效

Pearson 相关性 .378** .170* .295** -.223* -.196* .332** .145* .122

显著性（双侧） .589 .344 .407 .157 .352 .490 .103 .083

N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在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由表2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所有的风险因素均与企业管理创新绩效相关。比较皮尔逊系数的大小可以发现，知识吸收能力、知识转移平台的构建是影响企业管理创新绩效最关键的因素， 剩余风险因素的排序是知识转移能力、转移知识的内隐性、转移知识的复杂性、知识转移意愿。

3.2.2知识转移风险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相关分析

知识转移风险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相关性分析见表3。

表3 知识转移风险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相关性

知识吸

收能力 知识转

移意愿 知识转

移能力 转移知识

的内隐性 转移知识

的复杂性 知识转移平

台的构建 知识转移渠

道的选择 知识转移方面

的法律法规

企业管理

创新绩效

Pearson 相关性 .273 .155* .396** -.171* -.314** .226** .137 .097

显著性（双侧） .098 .748 .624 .203 .410 .328 .043 .075

N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在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由表8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所有的风险因素均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相关。比较皮尔逊系数的大小可以发现，知识转移能力、转移知识的复杂性是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最关键的因素，剩余风险因素的排序是知识吸收能力、知识转移平台的构建、转移知识的内隐性、知识转移意愿。

本文所提出的假设H1、H2、H3、H4、H5、H6、H7、H8都得到了验证。

4.结论

由于IT外包的整个过程即为知识转移的过程，其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知识转移风险。首先，产生知识转移风险的影响因素很多，本文总结出三大风险因素，八个风险指标即知识转移意愿、知识转移能力、知识吸收能力、转移知识的内隐性、转移知识的复杂性、知识转移平台的构建、知识转移渠道的选择和知识转移方面的法律法规。其次，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及统计分析，得出影响知识转移风险与企业创新绩效的相关关系，以及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程度的大小。为知识转移风险的规避提供一定的建议与支持。（作者单位：西安财经学院）

参考文献：

[1] Szulanski，G.Exploring internal stickiness： Impediments to the transfer of best practice with in the firm[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6（17）：27-44.

外包风险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股权结构；风险偏好；外包；纵向一体化

一、引言

日美制造业企业的纵向一体化程度截然不同，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如威廉森和克斯特等学者所关注的，美国的制造业公司向来倾向于利用高度的纵向一体化来应对专用性资产投资的风险；而日本制造业企业则广泛依赖外包合同来获取原材料等中间产品的供应，其外包程度要比美国高得多。

学界常用日美文化差异来解释日美制造业企业组织模式的差异。在他们看来，许多日本企业的管理实践似乎太特殊，以至于非用企业忠诚、工作伦理、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民族文化和精神才能解释。而把日美形成鲜明对比的股权结构模式与其截然不同的企业组织模式之间的关系理解为没有内在因果联系的巧合。本文并不否认文化的作用，诸如企业忠诚、工作伦理、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民族文化和精神可能大量存在于日本，可能有助于解释其制造业企业广泛采用分包体系获取零部件的做法。但是由于文化因素很难量化，用文化解释 经济 现象容易发生纯逻辑的推理问题。本文指出公司股权结构与企业组织模式之间的因果联系，用可以客观度量的股权结构来解释日美分包体系的差异，这更符合实证 科学 的精神。

日美股权结构模式与企业组织模式之间这种因果联系被学界忽略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公司治理理论关注公司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及企业风险的影响，却往往忽视了股权结构对企业纵向边界影响的研究；另一方面，研究企业边界的交易成本理论也很少把股权结构作为影响企业纵向边界的一个因素。本文认为，公司股权结构与企业边界决定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联系，这种联系是通过决策者的风险偏好因素这个中间变量建立起来的。具体来说，日本以企业法人和银行持股为主、交叉持股比重高的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提高了对公司高管的有效监督和激励，使高管目标与股东目标趋同，降低了风险规避度，决策时较少采用一体化的组织方式，而更多采用外包的专业化分工方式来实现更多的利益。美国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下，由于股东缺乏监督动力，致使高管目标与股东目标偏离，高管决策时更注重安全性而不是股东的经济利益，风险规避程度更高，从而较多采用一体化的组织方式规避风险。

二、股权结构对企业组织形式的影响机制分析

本文利用决策理论的研究范式来解释日美企业组织形式的差异。认为企业对自制与分包模式的选择既受决策环境因素的制约，也受决策者风险偏好因素的影响。由于理论的经验研究表明，做“自制”或“外包”决策的主体是公司高层管理者，因而本文的决策者指的是公司高管。具体来说，本文的基本分析框架是：公司股权结构的差异和变化将会引起高管风险偏好的差异和变化，而高管风险偏好的差异和变化又会影响企业的自制或分包选择，从而影响纵向边界的范围。

(一)股权结构差异对公司高管风险偏好的影响

公司治理理论一直关注着股权结构对公司高管风险偏好的影响问题。如根据bede和means等学者的观点，在公司控制权和所有权分离的股权结构下，职业经理和股东之间会产生直接的利益冲突及风险偏好的差异。股东追求公司价值最大化，而经理经营企业的目标不只包括个人财富最大化，还关注职位安全和声望。这种目标的差异使经理比股东更规避风险。青木昌彦也认为，“即使股东不考虑风险，管理者的职业生涯和收入却是与企业经营业绩密切相关的，他在制定决策时会更注重安全性。”

根据公司治理理论的观点，问题最严重的股权结构是股权集中度很低且高管完全不持股的极端状况。因为一方面股权集中度很低，每个股东都把自己的资金分散投资于很多公司，这就容易产生股东之间的搭便车问题，而缺乏对某单个公司高管的监督动力。另一方面，高管完全不持股，领取固定工资的话，追求的必然只是自己的职位安全，而不会为股东追求公司价值最大化的考虑而承担任何可能影响到职位安全的风险行为，哪怕只需承担极小的风险就可能换取巨大的收益。这种股权结构在现实中是不能在竞争中生存的，本文以其为分析的基准类别主要是为了理论分析的方便。

公司治理理论认为要解决问题就要改善公司股权结构，基本思路有两条：一是强调通过提高股权集中度加强对经理监控的办法。其理由是既然在股权相对分散的情况下，股东出于“理性的无知”而采取“搭便车”行为，那么依照这样的逻辑，提高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使股权相对集中，就可以提高股东的监控动力，降低经理的经营行为对股东目标的偏离。二是提高经理持股比重，赋予其股东身份来使职业经理和股东的目标一致，降低经理的风险规避行为。当然，采用终身雇佣制之类方法提供职位安全，免除高管的职位安全考虑，同样能使职业经理和股东的目标一致，降低经理的风险规避行为。此思路主要关注激励机制的作用。

股权结构对高管风险偏好的影响可概括为：股权集中度、银行持股或交叉持股比重越高的公司，管理者越难以偏离股东的目标，风险规避程度就越低；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或受终身雇佣制的保护，其风险规避程度也越低。相反，股权集中度越低或管理层职位越缺乏保障，管理层风险规避程度就越高。

(二)高层管理层风险偏好的差异对企业组织形式的影响

管理层风险偏好的差异会对企业纵向边界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为了更好地说明引入决策者风险偏好差异因素后对企业有效边界的影响，我们把它与风险中性假设下企业有效边界决定理论作一对比。

在科斯提出的企业有效边界位于市场组织交易的边际成本等于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边际成本之处的假说基础上。威廉姆森在风险中性的假设下，认为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及不确定性是决定采用何种组织模式来组织交易时所需考虑的主要因素。他在这三个因素中又着重强调资产专用性对市场交易成本和企业治理成本的不对称影响，从而影响企业有效边界的位置。如下图所示，用表示资产专用性的程度，c表示企业内部治理成本或市场交易成本的大小，表示企业内部治理成本减去市场交易成本之差。则资产专用性企业边界的影响可由向下倾斜的gm曲线来说明。当资产专用性为0时，由于采用市场来治理能得到高能激励的好处又不存在机会主义风险的困扰，而采用企业治理则只会徒增官僚成本，因此此时ag>0，企业应选择外购。但是，随着资产专用性提高，会下降。这是因为，虽然资产专用性提高会使得企业治理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都上升，但威廉姆森(1991)认为，后者上升得更快，最终赶上了企业治理成本，即ag=0。此时，无论企业是决定自制还是购买都一样有效率，这就是纵向一体化的边界点。资产专用性大于此临界值，选择自制；小于临界值，则外购。

上述推理是建立在决策者的风险中性这一同质性假设基础上的，只要资产专用性程度相同，任何决策者都会作出同样的组织模式选择。但是，按照决策理论的分析框架，无论是市场交易成本还是企业治理成本的高低，都跟决策者的风险偏好有关，因此ag可进一步细分为ag、ag和ag三种与决策者风险偏好相关的成本曲线(ra、m和rs分别表示风险规避、风险中性以及风险爱好)。图中agm、ag。和ag与横坐标轴的交点k…kk点，即为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决策者决定的企业纵向边界点。

在面临同等资产专用性程度时，若决策者为风险规避者，则他会给市场治理受到机会主义行为攻击造成的损失赋予更大的权重，因此他所估计的市场治理成本高于风险中性者，更可能采用企业来组织交易而不是通过市场。如当资产专用性处于(k，k)区间时，由于其位于风险规避者的企业纵向边界点右边，风险规避者会选择自制；但它仍位于风险中性者的企业纵向边界点左边，因此风险中性的高管会选择外购。相反，一个风险爱好者面临更高的资产专用性程度时才可能采用企业来组织交易(k>k)。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可知，股权结构高度集中的公司倾向于分包，而股权结构高度分散的公司则更倾向于一体化。本文的思路为理解日美股权结构与其组织模式之间的因果联系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日本以股权高度集中、法人及交叉持股比重高为主要特征的股权结构增强了股东对高管的监督动力和能力，使高管难以偏离股东目标，风险规避度下降，从而在面临同样高的资产专用性时，较少采用一体化的组织方式，而更多采用外包的专业化分工方式来得到更多的利益。而美国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下，由于分散的股东缺乏监督动力，而使高管决策时风险规避程度更高，从而较多采用一体化的组织方式规避风险。

(三)日美不同股权结构模式决定企业不同组织模式

1．日本股权结构特征与分包模式

(1)股权高度集中对分包选择的影响

从股权结构及其相关特征的角度出发，公司治理体制分为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盎格鲁撒克森(anglo—saxon)治理体制和以日本为主要代表的治理体制。美国治理体制的最明显特征是股权分散，而日本等国的公司总的看来是股权集中，两种体制下公司股权集中度差异很大。如表所示。

从表可知，日本企业的股权集中度平均水平为33.1％，明显高于美国。尽管近十几年以来，日本和美国相互借鉴了对方公司治理的经验和做法，但总的说来，日本的公司股权集中度仍然较高，交叉持股、主银行制度等的影响仍然存在。美国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则仍然较低。

而在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下，一方面，大股东参与有效监管后带来的财富增量，往往高过监督成本，因而具有足够的动力去收集信息并积极地监督管理层，从而克服了股权高度分散情况下的“搭便车”问题；此外，大股东在某些情况下直接参与经营管理，从而解决了外部股东和内部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控股股东既有动机去追求公司价值最大化，又有能力对企业管理层进行足够的监督，使高管目标难以偏离股东目标，从而使高管风险规避度下降，在面临同样高的资产专用性时，较少采用一体化的组织方式来规避风险，而是更多采用非一体化的专业化分工来得到更多的利益。

(2)法人持股为主与分包选择

日本公司中法人持股比率高，个人持股比率低。虽然从20世纪8、90年代开始这种格局有所变化，但到2003年时， 金融 机构和证券公司及产业公司合计的法人持股比重仍高达71.5％。由于法人股东主要是以获取公司支配权为主要目的，因而往往与被持股企业之间建立了长期稳定和相互依赖的交易关系，这会增强股权结构的稳定性。稳定股东比例虽然也从20世纪8、90年代开始下降，到2003年，日本企业的稳定股东比例仍高达27.1％。根据调查研究，日本的这种法人相互持股结构仍将持续，日本劳动政策研究机构2005年的调查显示，66.4％的公司在未来5年内将继续保持稳定股东的持股比例。而稳定股东与公司高管之间这种长期稳定和相互依赖的交易关系，使股东监督高管更容易，从而使高管难以与股东目标偏离，高管决策时更多地选择外包来获取专业化分工的利益。

另外，日本法人股东在股份公司的股权结构中占绝对优势，也防止了因股份分散化而被人恶意收购的状况，更大程度上免除了高管的职位安全考虑，也会降低其风险规避倾向，使高管更倾向于选择外包方式组织交易。

(3)银行持股与分包选择

日本的法人持股主要包括 企业 法人和银行，而其银行持股比重与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003年，日本上市公司中商业银行和信托银行持股比重合计高达29.1％。

在银行持股为主的公司中，银行通常既是公司间接融资的主要提供者，又是公司股份的主要持有者，这样银行就有很强的激励去监督经营者，同时银行也拥有公司经营状况的充分信息，因而银行也有能力治理企业。在既有监督动力又有监督能力的银行监督下，高管风险偏好与股东偏好越趋同。正如aoki et a1．(1994)等学者的分析，日本高银行持股降低了成本并使股东可以比在美国更有效地监督经理们。因此，日本公司高管风险规避程度普遍较低，他们在面临同样资产专用性时，采用外购的倾向更大，这也是日本人依赖分包合同的程度要比美国大得多的原因之一。

(4)交叉持股对分包选择的影响

交叉持股是日本企业中非常普遍的一种独特的企业股权结构。而在美国，即使有企业之间的相互持股，也只是单向持股。

日本企业交叉持股的股权结构促进分包选择的途径是多方面的。一是通过为相互持股股东提供更多信息、降低监督成本，从而促进分包。kaplan和minton等学者认为，日本企业的交叉持股制度使得内幕信息通过相互持股 网络 和直接交易，在经理与相互持股股东之间分享，使日本企业的监督更容易。这样就提高了股东对高管的监管力度，使高管难以偏离股东目标，从而更多地选择外包来获取专用化分工的利益。二是通过提高对经理的激励，促进分包。sheard等学者认为，日本企业的交叉持股制度提高了经理对于企业利润分享的参与程度，而且通过将经理的薪酬与企业业绩相联系，提高了对经理的激励。这样就会使高管的风险偏好与股东趋于一致，从而更多地选择外包来获取专用化分工的利益。三是由于法人相互持股使相互避免风险成为可能，当一个公司业绩不良或经营遇到困难时，常常会得到其他持股公司的救助，从而提高了抗风险能力。这样就降低了高管职位安全的考虑，降低了高管风险规避度，决策时更多地选择外包。

(5)高管持股和终身雇佣制对分包的影响

与美国不同，日本企业的劳动用工制度以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制为特点，终身雇佣的承诺在很大程度上免除了公司高管的职位安全考虑，从而降低高管风险规避度，使高管决策时更多地选择分包。但另 一方面，日本企业高管人员持股比重却明显低于美国，比美国低1／4至1／2。这又不利于分包。日本高管的低 经济 激励高职位安全的制度特征对分包的最终影响取决于这两种力量的对比。从当代日本企业广泛的分包实践来判断，日本的高管激励机制以低薪成功地实现了对经理人员的有效激励。

2．美国股权结构特征与纵向一体化模式

(1)美国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与纵向一体化选择

美国公司的股权结构极为分散，往往一家公司有数以百万计的股东，但是单个股东持股的数量却非常有限，所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重很低，公司最大股东的持股比重也很少超过5％。虽然机构投资者总体持股比例很大，投资规模也相当大，但是单个机构投资者在某个公司的持股比例也都不高，仅仅占单个公司总持股的1％左右，因而公司股权的分散程度是很高的，从非 金融 公司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来看，美国公司的股权集中度明显低于日本，呈现较为分散的股权结构。

美国公司这种极为分散的股权结构使个人小股东具有较强的“搭便车”心理，缺乏动力也没有能力参与公司的监督，导致公司内部监控和约束机制乏力，高管目标与股东偏离，而更规避风险，从而给市场治理受到机会主义行为攻击造成的损失赋予更大的权重，因此他所估计的市场治理成本高于风险中性者，更可能采用企业自制而不是通过外包等市场方式来组织交易。

(2)个人和机构持股为主

美国公司以高度发达的个人和机构持股为主，到2001年第3季度末，个人和非盈利组织持股占49％，机构投资者(包括养老、保险基金和共同基金)占46.7％。美国个人由于受财力限制，其持股比重未能达到控股的程度。而机构投资者为了分散投资风险，大多将投资分散到多个公司，使得他们在单个公司中也只是一个小股东，依靠某一机构投资者也不足以对公司经营产生影响。由此决定了机构投资者具有小股东的行为特征。因此，总的来看，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都是“消极股东”，他们对公司高管经营行为的约束不是来自于直接监管，而主要是通过证券市场的“用脚投票”方式的间接约束。

虽然，从极端意义上说，公司控制权市场可以替代对高管的内部监督机制而起到同样的约束作用。个人股东和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买卖股票对公司的经营状况作出反应，并对问题严重的公司的高管实施惩罚，但是，这种极端的结果通常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才能表现出来。因而，正如jensen指出的，市场竞争充其量只是为了有效治理公司而采用的一个迟钝的手段。

该类公司常常表现出经营行为的短期化倾向，很少投资于高风险的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项目。这种风险规避型的行为表现，是由于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对公司高管监督约束乏力，致使高管风险规避度上升之故。这类公司的高管在做自制或购买决策时更倾向于用纵向一体化方式来规避风险。

(3)职位缺乏安全保障与企业纵向一体化

美国公司拥有发达的外部控制权市场，股权结构的分散化和流动性降低了公司并购和接管的成本。如果公司经营不善、效益低下，必然导致股票价格的不断跌落，由此使公司面临外部接管的压力。对管理层来说，外部接管意味着他们将失去工作，失去高工资以及与职位有关的种种特权。

缺乏日本式终身雇佣制提供职位安全保障，美国公司经理决策时更倾向于规避风险。学者往往以美国公司研发投入低作为个人和机构股东目光短浅的证据。本文认为，美国公司这种规避风险型项目的行为表现正是由于美国高管缺乏职位安全保障，从而风险规避度更高之故。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公司高管在面临同等资产专用性程度时，更多地采用企业纵向一体化而不是通过外包方式来组织交易。

(4)高管高股权激励对纵向一体化选择的影响

美国分散的股权结构使分散的小股东缺乏监督的动力，为了使成本最小化，消除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增强管理层激励，美国公司普遍对高管实行股票期权制度，强化管理者的股东身份，将高管的利益和股东利益结合起来，从而激励他们以公司的利益为追求目标。例如，在美国最大的1000家公司中，经理人员总报酬的1／3左右是股票期权收益。

可见，与日本企业对高管实施高职位安全低股权激励的制度安排相反，在美国，公司高管享受不到职位安全的保障，公司对高管实施的是高股权激励制度。美国企业高管人员持股比重明显高于日本，这种高管持股激励会通过强化其股东身份，而鼓励其更多采用外包方式。美国公司高管这种低职位安全高经济激励的组合对纵向一体化的总效应取决于两种力量的对比。只有当高管持股比重高过临界值时，经济激励的作用超过了职位安全的考虑，高管才会选择分包；当高管持股比重低于临界值时，职位安全的考虑超过了经济激励的作用，高管会选择一体化。从日美的高管激励制度与分包选择的对比来判断，美国的经理持股比重还未达到临界值的要求，若想在避免终身雇佣制弊端的同时激励经理以股东利益为目标，则仍须进一步提高高管持股比重，加大经济激励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