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关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的经济安全性和风险性等问题，需要借助辩证唯物主义原则进行解析。

（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

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是西方国家在经历了长时间资本市场泡沫积聚后的一次负能量的猛烈释放，是在虚拟经济畸形发展，攫取大量虚幻财富在西方人心里生成的“幻象”破灭后的集中爆发。把虚拟经济看成虚幻经济，游戏经济，完全脱离其现实存在的根基，任意创设虚拟的金融衍生产品，其本质已经完全脱离了唯物主义所坚持的世界观，当时的华尔街金融体系推崇‘游戏经济’，金融衍生品成为锻炼人的意志与想象力的工具。从马克思唯物主义本体论上理解，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不能理解为一种“直观对象”的存在关系，而是一种感性互动的存在方式，是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彼此独立而又统一的子系统。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应该存在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就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的过程，虚拟经济需要实体经济作为基础，实体经济也需要虚拟经济加以激活，正常情况下，张力内的经济的波动可以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与此相对立的“原像—镜像”关系实际上割裂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联系，导致虚拟经济从应该坚持事物发展规律引向唯心主义的危险行为，当张力被强行拉伸，虚拟经济本身的风险性就会因为过度的投机行为加深，不确定性变得难以被认识，这势必产生极其惨烈的后果，“作为财富的社会形式的信用，排挤货币，并篡夺它的位置。正是由于对生产社会性质的信任，才使得产品的货币形式表现为某种转瞬即逝的观念的东西，表现为单纯想象的东西。但是，一当信用发生动摇———而这个阶段总是必然地在现代产业周期中出现，———一切现实的财富就都会要求现实的、突然地转化为货币，转化为金和银。”实体经济以实物或服务的流动作为其运行的形式，而这些形式都是以资金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在虚拟经济中，资金是以膨胀的信用化形态出现的，如果资金的信用化膨胀进入到实体经济中的生产循环，则就形成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紧密互动。由于这种虚拟的信用资金弱化了实体经济所需要资金的作用，因此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互动增加了实体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虚拟经济的膨胀及波动促成了金融泡沫的生产，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因此，发展虚拟经济，并不是否认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不是忽略社会因素任意虚设，更不能完全脱离实体经济跨越发展。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虚拟经济就其本质而言有它存在的物质基础，“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既然把虚拟经济放在唯物主义视野中考察，就应承认它与实体经济的联系，承认其的现实基础，完全脱离现实基础的“虚拟经济”就其本身而言不是虚拟经济，是游戏经济和虚幻经济。虚拟经济是对现实基础的抽象和放大，且放大的比例应该在一定限度之内。承认虚拟经济的现实基础是实体经济，也就承认了虚拟经济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都是社会经济领域内的问题，二者之间联系密切，既具有矛盾的普遍性又有矛盾的特殊性，在对待二者关系上，尤其应注意研究特殊性，特殊性是事物的本质，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特殊原因，是事物之间区别彼此的根据。既不能用发展实体经济的经验发展虚拟经济、评判虚拟经济，也不能因为虚拟经济的特长就否认实体经济的存在意义，忽视其存在的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就是一种崭新的制度，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事物，在中国，无论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都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的，在发展中必然碰到许多问题，对于这些带有特殊性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用国外的或过去的经验去套，唯物史观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把所有问题都放在我们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全面把握，中国社会是一个有机体，所有问题都应该在这个有机体中通过实践加以分析解决。或许，哲学的“贫困”在于它无法为所有学科提供该学科本身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哲学的魅力正在于它可以对所有学科进行批判和衡量，提供解决问题的正确思维和道路。

（二）虚拟经济的经济安全性和风险性

乌尔里希•贝克曾说过：“风险和不确定性是一种经济行为的‘准自然的’组成要素。”因此，虚拟经济也具有高风险性，这是由其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虚拟经济并不包括物质生产活动，因此其本身并不能创造财富，但却可以对实体经济创造出的财富进行再分配，这也是其虚拟性的表现之一。随着虚拟经济的规模不断地扩大，势必会增加整个市场经济体系的风险。我国现在的市场经济中的也面临着微观性、不确定性与盲目性等消极因素。“作为虚拟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资产，包括期货、期权、掉期等衍生工具的价值，具有规避风险和发现价格的功能”，因此虚拟经济对经济系统中出现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能够有效地予以克服或减少，并由此为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切实保障，对于现代化风险投资和规模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虚拟经济的健康发展成为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有三点原因：

1、随着经济虚拟化程度的加深，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弱，虚拟经济的价值系统逐渐取得相对独立，不再依附于实体经济，但是虚拟经济的价值系统由于对整个市场经济体系产生影响，从而对实体经济的价值系统的影响却越来越强。

2、实体经济的价格主要受自然资源的制约，呈现出稳定的态势。但是，虚拟经济交易的载体是虚拟资本，而虚拟资本以资本化定价为基础，其价格主要受到人为心理因素的影响。因此，虚拟经济极容易产生频率较高的波动性。

3、虚拟经济的重要功能体现在资本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工具提供的风险定价和交易机制，并提供了一个降低了交易费用的稳定环境，从而使得经济得以稳定增长。虚拟经济既增加了实体经济运行的风险性，又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并对现代经济增长起到了相当大的贡献，这实际上加强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异化”。基于以上原因，现代经济的危机发生主要并首先来自于虚拟经济领域，虚拟经济导致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从而增加了实体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因此经济系统的稳定运行以及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是虚拟经济的安全。虚拟经济的安全运行能有效地抵御来自内部及外部的系统风险，确保国家的经济和国民财产的持续稳定的增长。当我们还在庆幸08年金融危机没有大规模波及中国的同时，一些经济学者把这些庆幸归功于中国尚未融入国际资本市场，人民币自由兑换没有打开等因素，但这种庆幸不能成为束缚虚拟经济发展的理由。虚拟经济本身就是二律背反，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消极因素，当前很多经济学者热衷于从如何消除这些消极因素进行研究，这在哲学上是否犯了蒲鲁东式的错误？“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起来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应当解决的问题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马克思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运动。”由此可见，正确认识虚拟经济的消极因素及其可能带来的对市场经济体系的风险，建立起虚拟经济的风险预警系统对于问题的处理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如何在日后避免金融危机对国家经济的影响，从哲学角度考虑，那就是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背景下如何引导、转化、控制这些消极因素所带来的负能量，把它的破坏力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使负能量带来的冲击做到最小化，从而降低风险，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不要企图消除它，消除了消极因素，就消除了虚拟经济本身。

二、基于历史哲学维度的审视

虚拟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广义虚拟经济成为了社会与学术界非常关注的热点问题。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已经开始了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首先，突出对心理需求的满足是广义虚拟经济的主要特征。当今传统的经济研究将重点放在对物的研究上，而忽视了人的心理需求这个关键因素。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则是以人的价值判断为基准，充分考虑人的心理需求，形成了“看不见的心”的新规制。林左鸣（2010、2011）指出，在“物本”，即人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会开始寻求“人本”的满足，即对心理需求的满足。这充分体现了广义虚拟经济有别于传统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其次，虚拟价值的交换是实现广义虚拟经济的途径。广义虚拟经济通过创造满足人们心理需要的虚拟价值，来实现其经济活动的意义，它的出现为许多在实体经济上无法再获得发展空间的经济体，带来了又一轮大踏步前进的动力。如IBM、ISPAOL（美国在线公司）和华纳公司就是通过成功进军广义虚拟经济，从而获得新一轮大发展的典范；而Sony则因为踌躇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而被诸多竞争者后来居上，不仅失去了虚拟经济的新阵地，也失去了原有领域的竞争优势（晓林等，2008）。再次，基于价值论的新财富观是广义虚拟经济的基础与起点。广义虚拟经济坚持认为财富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范畴，并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发展了劳动价值论，从生活价值论的意义上讨论了财富的新属性，拓展了财富生成的空间，并运用新的财富观念审视了虚拟价值的属性（林左鸣等，2006）。基于价值论的基本思想，广义虚拟经济又进而发展出了二元人本论以及系统论等主要理论分支，并使得基于价值论、二元人本论与系统论的广义虚拟经济与基于金融轮的狭义虚拟经济一起，构成了描述虚拟经济的理论，并与实体经济理论相互促进和补充。（成思危，1999、2003；刘骏民，2000；陈吉磊等，2011；林左鸣等，2011；王延亮等，2011；宗寒，2012；曾鸿，2012；周永刚等，2013）第四，应用性研究是广义虚拟经济研究的新方向。随着广义虚拟经济研究的不断深入，其相关理论也逐渐被应用于对各个行业。传媒（吴秀生，2006）、农业与农村发展（吴秀生等，2007）、物联网与新能源（萧琛等，2011）、ICE（智能文化教育）产业（萧琛等，2011）等领域都出现了广义虚拟经济研究的视角。最后，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成为了研究服务业、家庭服务业问题的有效方法。针对服务业，学者们提出，传统服务行业的企业员工通过向顾客提供服务来完成商品价值的传递，在服务关系中，人们的心理特征和需求等内在因素对服务评价的影响作用相对于客观外在的的因素更为显著。对广义虚拟经济与服务业的相关研究显示，消费者的社会群聚性需求、信任、关系倾向等心理因素对顾客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顾客满意度的大小又最终决定了顾客对服务忠诚度的高低。顾客的忠诚度越高，说明服务不仅仅满足了基本的物质需要，而且相比之下更多的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易楠等，2012；张明立等，2014；张运良等，2012）。具体到家庭服务业，近年来也开始有学者就如何从广义虚拟经济视角去研究家庭服务业该如何发展（王志刚等，2012）、家庭服务业如何更好的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如何避免家庭服务业中的“私签”现象等具体问题展开了研究与探讨（王志刚等，2012）。综上所述，家庭服务业作为广义虚拟经济中的一个重要产业，其未来发展也必须由现在的“物本”，向“人本”的方向发展。但是，目前在研究广义虚拟经济的相关文献中，理论性研究较多，应用性研究较少；在为数不多的应用性研究中，针对基于信息技术等直接创造虚拟价值的行业研究较多，而针对像家庭服务业这种基于劳动，同时需要实现从实体价值向虚拟价值转换的行业的研究较少；在将广义虚拟经济理论运用于家庭服务业的有关研究中，也鲜有学者运用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从微观层面，就消费者对家庭服务的选择行为及支付意愿进行研究。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一）样本数据来源本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于对北京地区家庭服务业市场问卷抽样调研。调研地点选择家庭服务公司数量较多的朝阳区、西城区、东城区与海淀区。调研共回收问卷825份，其中有效问卷768份，有效率为93.09%。

（二）样本特征样本的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调研样本中性别比例比较平衡，男女基本各占一半。年龄层次偏年轻化，其中20~30岁以及30~40岁分别超过三分之一，是调查样本的主要年龄层次。样本文化程度普遍较高，其中本科及硕士以上占比分别超过四成和两成，本科以上学历总共超过七成。而小学、初中占比较小，高中、技校、中专以及大专共占比约三成。出现这样结果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源于样本年轻化，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受过本科以上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在北京工作人群大多具有学历上的基本准入条件，这样就使得样本文化程度较高。有学龄前儿童的样本对家庭服务业中早教以及母婴护理有着比较明显的需求，随着近年来消费意识的转变，对其需求更加强烈。同时，早教及母婴护理类型的工作，相对来说具备一定技术上的要求。从样本的居住情况来看，北京市拥有较多的外来人口，且在北京购买住宅、子女教育都与户口有着直接的关系。样本中北京户口人群占六成，外地户口占四成。从住所性质来看，自有住房占据一半比例，其次是选择在北京租房居住占到三成；居住在单位提供的公寓占到两成。大体上说，自有住房意味着在北京安家，可以侧面反映这部分人群多为固定居住人群，对家庭服务业选择的概率要大于另外一半流动性较强的群体。从居住状态上逾一半样本人群和朋友共同居住，有五分之一的人处于独自居住状态，与配偶居住的占到近两成，仅与父母居住的占到很小非比例。这显示，居住状态的特征，反映了样本年龄层次的生活特点。从样本的工作性质来看，普通的企业员工占到三分之一，企业管理者占比为四分之一，技术人员，公务员所占比例不到两成，而工人、私营业主或者无业退休人员占比更小。数据反映出样本人群大多处于较为繁忙的工作状态。从样本的月收入水平来看，5000～10000元水平占据最大比例，将近四成，处于每月5000元以下的占比不到两成，而仅四成样本群体收入超过每月1万元，受调查者中月收入超过2万元的占比不到一成。相比2013年北京市民5453元的月平均收入来说，受调查者的总体月收入水平与北京市平均水平持平。从对家庭服务员的雇佣情况来看，调查样本中超过四分之一的人群正在雇佣家庭服务员。家庭服务中提供做饭和保洁工作的比率分别为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总和将近六成。而老人、病人、母婴等护理具有相似比例，分别占比不到两成。若我们按照工作所需要的技术含量将家庭服务员从事的工作进行分类，把保洁、做饭等低水平工作归为家庭劳动类服务，把老人与母婴的护理等需要一定技能的工作归为家庭护理类服务，把早教与家教外教等需要较高技术水平的工作归为家庭教育类服务，则目前被调查区域从事家庭劳动类的家庭服务员还是占据大多数。这说明，在北京市家庭服务业中传统服务类型占据较大市场。对家庭服务的支付情况来看，占最多比例的是每月3000元以下的水平，其中每月2000~3000元的占到三分之一，而能够超过每月4000元的仅有不到一成。

三、计量模型

本文的分析分成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了解什么样的消费者会选择雇佣家庭服务员。在这个阶段，我们会考察消费者的个人特征、职业和居住情况等因素对消费者雇佣决策的影响。第二阶段，我们要了解在选择雇佣家庭服务员的消费者中，消费者是否愿意为高水平家庭服务工作进行更高的支付。本研究在实证分析上最大的特点是，只有当消费者在第一阶段选择了雇佣家庭服务后，第二阶段的如家庭服务工作层次等变量才能被观察到。对于这个过程可能产生的选择性偏误（selectionbias），本文采取基于样本选择的有序probit模型减少其对估计结果的影响。一般的，Heckman备择模型可以用来估计第二阶段因变量为连续变量的问题。而本文遇到的问题是，在进行样本选择后，即当消费者选择雇佣家庭服务员后，第二阶段面对的是一个需要进行有序probit回归的步骤，因为支付意愿是由低到高排列的。因此，不能简单地使用有序probit回归或者Heckman二阶段回归。对此，Vella（1998）从假设、估计方法和数据结构三个方面讨论了存在样本选择时的估计问题；Nayg（a2003）运用基于样本选择的有序probit模型研究了消费者对辐照食品的支付意愿；DeLucaetal（.2011）又对基于样本选择的有序估计理论与方法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化与补充。根据具体情形，本文利用样本选择的有序probit模型来进行估计。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若ρ=0，则atanhρ=0，则基于样本选择的有序probit与一般的有序probit将得到同样的结果。若ρ≠0，则必须运用基于样本选择的有序回归来估计最终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四、计量结果

（一）变量设定按照前文提出的两阶段模型，我们设定两阶段模型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如表2所示。

（二）估计结果及分析本文使用计量分析软件Stata13.0中的orderedprobitmodelwithselection功能，在对消费者是否雇佣家庭服务员进行probit回归的基础上，分别对消费者的支付意愿进行有序probit估计，并计算各个选定自变量分别对支付意愿五个等级的边际效应。具体分析如下。首先，考察第一阶段影响消费者雇佣家庭服务员的主要因素。可以从表3看出，在样本的个体特征方面，呈现两个影响结果。一方面，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中是否有学龄前儿童以及是否与父母共同居住对是否选择家庭服务员的决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以年龄的边际效应最为显著，即年龄在30岁以上的消费者有15%的可能性更倾向于选择雇佣家庭服务员。本文的调查对象主要由年龄在30至50岁之间的高学历人群构成，这一组样本一般都处于自己事业的上升和成熟阶段。他们会把大部分的时间投入到工作当中，而更容易忽视家庭的基本事务，他们会更倾向于雇佣家庭服务员来打理自己家庭的基本事务，比如照顾学龄前的孩子与年迈的父母。另一方面，与上述个体特征影响的结果相反，婚姻对是否雇佣家庭服务员的决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已婚人士较未婚人士雇佣家庭服务员的可能性低13%。原因可能是因为已婚人士无论在事业还是家庭上都有配偶一同分担，从而相对未婚人士有更多的时间来从事家庭基本事务，因此雇佣家庭服务员的可能性较低。在样本的个人收入方面，月收入在1万元以上的消费者更有可能雇佣家庭服务员，可能性比月收入1万元以下的消费者高12%。高收入的人更有能力雇佣家庭服务员，而且高收入人群生活条件比较好，因此，他们也会选择雇佣家庭服务员来分担自己处理家庭事务方面的负担，从而自己消费更多的闲暇。值得注意的是，薪水在三个月内增加的受访者选择雇佣家庭服务员的可能性相比之下约增加了15%。同时，接近二成的边际效果让我们看到消费者对家庭服务存在很高的需求，而且雇佣与否的决策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收入是否能够负担的起对家庭服务员的雇佣。此外，是否具有北京户口、房屋是否自有以及是否为公务员对消费者的雇佣决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具有北京户口、房屋自由以及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对家庭服务有更大的需求。其次，考察一下第二阶段消费者对家庭服务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从该表可以看到，athrho的p值为0.001，说明athrho的估计值在5%的置信区间上显著异于零，因此存在样本选择偏误的问题。同时，两阶段误差项的相关性的检验结果也是显著的，这说明，本文采用基于样本选择模型的有序probit回归是合理的。从自变量的显著性来看，家庭服务工作层次对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年龄以及是否为公务员对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从总体情况来看，若家庭服务员所提供的工作适当提高层次，则消费者对家庭服务更倾向于高水平的支付；若消费者年龄大于30岁、职业为公务员，则相比之下对家庭服务更倾向于低水平支付。再次，考察一下自变量对每个层次消费支付意愿的边际效应。由于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是一个在取值上有顺序的离散变量，因此各个自变量对其总体的影响与各个自变量对其每个层次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在表4中各自变量的估计系数是其对费者支付意愿的总体影响。与此相比，考察自变量对消费者支付意愿各个层次的边际影响更有意义。因此，本文进一步的求取每个自变量对费者支付意愿的每个层次的边际效应，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具体考察如下。在边际效应中，家庭服务工作层次、年龄与是否为公务员这三个自变量对支付意愿的相应层次有显著影响。具体的分析分三点进行。一是在家庭服务工作层次的边际效应上，我们看到了令人关注的结果。当家庭服务员所提供的家庭服务工作层次每提高一个层级时，消费者对其进行低水平支付的可能性显著降低。当家庭服务工作提高一个层次，消费者对家庭服务每月支付1000元以下的可能性显著降低3%、每月支付1000～2000元的可能性相比之下显著降低6%、而每月支付2000～3000元的可能性显著降低4%。可以看到，随着家庭服务员提供服务工作层次的上升，消费者不会倾向于对这种提高工作层次的行为进行低水平支付。相反，我们看到当消费者每月愿意支付4000元以上时，工作层次提高的边际效应显著为正，说明与低层次工作相比，提供更高层次的家庭服务工作会使消费者倾向于支付每月4000元以上的可能性增加约11%，是各层次中支付可能性最大的一项。我们认为，与家庭劳动类工作相比，家庭护理与家庭教育类的家庭服务工作更倾向于与消费者发生精神层面的交换，提供服务方与消费者交换的是虚拟价值，因此，家庭护理与家庭教育类的工作更能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如家庭护理工作不仅使得消费者的身体得到了关照，保证了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而且护理人员每日的照顾与陪伴使得受照顾的老人或孩子内心多了份安慰，少了份孤独，从而心理得到了满足。再如家庭教育类家庭服务工作，它使得受教育者掌握了技能，学到了知识，这会让他们在学校获得更好的成绩，得到学业上的认可，或者在工作中更加游刃有余，从而取得成就。家庭教育给家庭带来的成就感是无可比拟的，因此这也满足了很多望子成龙或者渴望成功的家庭的心理需要。因此，消费者愿意为这种能够满足其心理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家庭服务工作主动放弃较低水平的支付，并情愿采取较高水平的支付，显示出了对高水平家庭服务工作强烈的心理上的需求。这也是本文题目所强调的主旨。二是从年龄上看，年龄大于30岁的消费者更倾向于每月向家庭服务支付的区间为1000元以下至3000元，其中支付1000至2000元的可能性最大。而若家庭服务索要的支付额过高，即每月4000元以上时，边际效应的取值为负值，消费者不愿意雇佣家庭服务员。三是若消费者从事公务员工作，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愿意向家庭服务每月支付1000元以下至3000元，其中每月支付1000至2000元的可能性最大。而当家庭服务索要支付额超过每月4000元时，消费者选择雇佣家庭服务员的可能性显著下降。从年龄与是否为公务员这两个自变量的边际影响方面我们看到，若控制了家庭服务工作层次不变，则消费者更倾向于低水平的支付，而对高水平的支付表现出抵触的态度。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虚拟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1.信用制度是虚拟经济运行的基础

虚拟经济的发展要以信用制度的发展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信用的发展创造了虚拟经济。从一定意义上说，虚拟经济的运行领域就是资本市场。其实，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的结构组成和运行机制原理相同。在资本市场中，市场的主体是资本持有者和资本需求者，交易的对象是资本，那么交易媒介是什么呢?在商品市场上，商品交易的媒介是货币，而在资本市场上，这个媒介应当是信用。只有有了信用这个媒介，它才能够真正运转起来。

2.虚拟经济在信用扩张中产生和演变，虚拟经济的产生是信用膨胀的结果

商品交易产生了信用关系，当以物易物的交易进化到以实物—货币—实物为主要运行方式的早期商品经济阶段，商品的赊销和货币的借贷行为便逐渐普遍化，信用关系就成了商品交换行为的常见伴生物。货币作为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那时货币只是起到一个中介作用，经济运行中的货币流通量的价值乘以流通速度于实物的价值是完全相等的。这便是“完全实体经济”。随着经济发展，货币在以货币—实物(服务)—货币为主要运行方式的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中经历了信用化、资本化的过程。货币的信用化表现为自身完全没有价值的货币符号(纸币或票据)取代了自身具有价值的金属货币，它具有与实物或实体经济相互联系、又相互分离的两重性。但在金本位制中，不足值金属币和有含金量的信用券以足够黄金储备为担保的，经济运行中的货币流量依旧受到实体经济的严格限制而与实物流量保持一致。在信用参与下，货币具备了支付手段的职能，开始了单方面的转移。信用产生后，无价值货币符号为脱离于实物流量的虚拟经济的扩张提供了可能。

3.信用滞后对虚拟经济发展产生制约

我国当前虚拟资本还不发达，信用制度的滞后是阻碍其发展的重要原因。

(1)信用恶化引发信用过度膨胀，信用的过度膨胀导致泡沫经济，而泡沫经济加剧银行企业的困境，甚至使经济衰退。首先由于企业信用低劣，造成银行贷款质量低下，存在大量呆账、坏账，银行大量资金无法按时收回，资金周转速度滞缓，相应加剧资金的需求，诱使银行寻求高利率以获得更高的收益。高利率促使银行扩大信贷，从而放松对信贷质量的审查和可行性研究，贷款抵押品手段也非常软弱，许多贷款以被高估的股票和房地产作抵押，实体经济由于无法承受过高的银行利率而使其正常资金需求受到极大抑制，银行信贷的过度扩张是产生泡沫经济的重要原因。当泡沫经济迸裂时，又沿着相反的方向互动。当广大民众对银行等金融机构失去信心，便会发生挤提，致使银行等金融机构出现流动性危机，进而引发金融危机。抗风险能力减弱，引发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致使经济衰退。

(2)虚拟经济的重要载体资本市场的发展受到信用环境不佳的制约。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中最大的薄弱环节是债券市场，特别是企业债券的市场小得微不足道，市政债券市场还是空白。然而，社会的信用环境破坏使债券发行者不能取信于市场的投资者，债券市场更加难以发展壮大。我国的基金产业也因没有完善信用保障的法律和制度体系难以成功发展。

(3)信用制度的空白与虚拟经济发展的动荡。虚拟经济中虚拟资本是市场经济中信用制度和货币资本化的产物，因此，没有现代完善的信用制度，虚拟经济的发展更加脆弱。尤其在我国，完善的信用制度尚未建立，在没有完善信用制度的保障的条件下，金融市场迅速发展、膨胀，造成金融市场的动荡。金融市场动荡不仅会对实体经济造成负面作用，严重时会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特别是当金融市场积累了大量泡沫时，其动荡会导致对整个经济的灾难性后果，对国家的经济安全构成威胁。

4.信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现代经济社会运行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而虚拟经济是现代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现代经济是信用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紧密结合。在现代经济中，商业、银行、企业、国家信用的发展为虚拟经济提供了不断增长的货币支持，并为虚拟经济的多倍膨胀提供了可能。纸币、电子货币等作为信用货币，本身就是“虚拟”的；商业信用是生产资本之间在买卖商品时，以延期付款形式或预付货款等形式形成的借贷关系。银行信用是在商业信用基础上产生并发展的。银行以一定自有资金为信用保证，通过自己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以及银行网络间非现金划拨结算等基本业务使货币大大虚拟化、扩大化。在纯粹信用货币本位制下，货币发行量更容易为中央银行所控制，成为政策性的外生变量，国家通过货币政策通过实施通货管理来促进本国经济的稳定和增长。货币的过量发行更为可能。货币脱离了经济运动中实物流量的限制，甚至突破了国家发行纸币数量。这正是虚拟经济实现虚拟增长的货币制度前提。随着资本市场和信用的高度发展，大量的货币转换为股票、债券等各种有价证券。短期流动资产如国库券、人寿保单、承兑票据等也被人们接受参与流通，成为更广义的货币。由于整个信用体系的高度发展和相互渗透，货币开始演变为一种代表一定价值、变现力较强的资产，而这种资产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它只是代表可以取得收入流量的权益凭证，日益无形化、虚拟化。货币范围的日益扩大，使这些票证的发行者已参与到货币发行与创造过程中来，此时，银行、国家已丧失了货币数量决定的垄断权。加上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将信用资源充分利用。金融衍生品通过保证金资金杠杆将投资多倍放大，信用作为买卖中介的牟取价差者有抵御买卖期间市场风险的能力充分利用。投机交易额的巨大虚拟膨胀使得其所产生的虚拟经济远远超越了实体经济的规模，这就形成了“虚拟经济”，而且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虚拟经济的发展使信用更加扩大，资产价格进一步上升。信用扩大、资产价格上升使实体经济的融资尤其是抵押贷款融资或直接融资更为方便，这将为实体经济尤其是有发展潜力的实体经济领域提供较好的资金支持，从而促其发展。虚拟经济是一把双刃剑，现代经济中虚拟经济发展使金融市场成为世界经济中最活跃和机遇与风险并存的一个重要领域。虚拟经济的适度发展会极大促进现代经济的发展，但若虚拟经济发展规模过大，完全脱离实物经济而极度膨胀的时候，引发泡沫经济，造成经济衰退。

二、建立健全中国的信用制度

1.营造信用制度的软环境政府作为市场的“守夜人”和监督者，在信用制度的建立中，自然而然要承担起培养国人信用意识、制定法律规则、监督市场行为和培养相关人才的职责，为信用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创造良好的软环境。一是尽早制定、规范相关法律法规，为中国信用体制构建总体框架。由于当前这方面经验上的欠缺，可以先用条例、规章的形式予以颁布。二是加速培养诚信文化。在美国和欧洲，信用体系建设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诚信作为道德诉求也贯穿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有信用畅通无阻，无信用寸步难行”的信用价值观已经深入每个人的生活。建立健全信用制度，有形的制度建设与无形的制度安排不可偏废。在建立信用体系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关注法规、程序等有形制度，而且也要非常重视伦理道德等无形制度对经济个体行为的影响。三是要研究国外发达工业国家市场信用体系建立的经验和教训，结合我国现有的实际情况，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信用体系。四是要大力培养相关人才，使我国信用体系建设更加科学、规范。2.加快产权制度改革诚信的基础是产权

产权制度的基本功能是给人们提供一个追求长期利益的稳定预期和重复博弈的规则，从而使人们自觉地遵守诚信原则。当产权不清晰或保护不充分时，人们则可能选择做出利己损人的经济行为，而这些行为的出现必然导致诚信成本的上升。因此，必须加快和深化产权制度改革，而推动产权制度改革的根本力量应当是市场。要通过构筑多元化产权格局与市场竞争格局，加快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培育更广泛的市场主体和市场参与力量，通过多元化的市场主体的利益诉求来推动产权制度改革，从而促进信用建设。

3.建立信用评级制度如果把信用体系比做一条链的话，那么信用评级制度就是这条链的最后一环

这最后一环应由谁来建立呢?笔者认为应当依靠市场的力量，让市场去选择。有人曾经建议让政府成为信用评级的主体，笔者认为有以下弊端：(1)政府和市场相比的低效率性不符合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2)政府作为主体容易产生寻租和腐败行为。(3)政府对市场信息有迟钝性和滞后性。信用评级体制并非政府或某位经济学家所制定的具有强制性的规范或条例，它会随着市场发展状况、消费者消费能力等一系列市场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可以说，它是在资本市场中由信用需求双方决定的，并非一成不变。可以肯定，美国现今的信用评级制度较20世纪80年代肯定有了很大的改变。但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并非无事可做，它要做的就是为信用评级市场制定进入门槛、行为规范，保障这个新兴市场稳定、有序地发展。

4.建立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

行业自律是政府管制功能的延伸，发挥行业自律作用可以实现官方与民间优势互补。行业协会通过制定本行业的“行约”、“行规”和“行业标准”，在维护本行业内各企业利益的同时，也起到规范、控制和约束行业信用的重要作用。同时，行业自律管理还具有低成本管理、管理专业性强和管理具有时空优势的特点。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形成良好的商业信用环境，与行业协会的发达有着密切的关系；欠发达国家之所以信用缺失，则与行业协会不发达有关。

【摘要】信用是虚拟经济的制度基础，信用制度是人们对信用关系的理论、道德、政策、行动的规范。信用制度是虚拟经济的基础，信用制度的缺失不利于虚拟经济的发展。发展虚拟经济必须建立健全信用制度。信用是价值的有偿运动，虚拟经济在信用关系的演变中产生和发展；信用关系的恶化以及信用制度的缺失又给虚拟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和危害作用；选择和设计能够推动我国虚拟经济发展以及防范其风险的信用制度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

【关键词】虚拟经济信用制度信用经济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

一、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

[2]喻敬明，林钧跃，孙杰.国家信用管理体系[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刘峻民.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M].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虚拟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1．三大行业就业的绝对值

首先从三大行业就业的绝对数值分析。可见，一般服务业略有上升，实体经济略有下降，虚拟经济变化不明显；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就业影响最为显著2008年开始就业一直下降，虽然前面分析显示2010年开始实体经济表现最快增长，但这种增长相对就业而言，表现出经济增长但就业却下降的特点，可以说是无就业的经济增长；到2011年为止虚拟经济的就业人数和2005年的数值基本持平；而一般服务业受危机影响其就业增长很小。

2．三大行业就业的年增长率

然后从三大行业就业的年增长率看。从表2中可以看出，总体上就业增长率在统计期间内都不高，实体经济从2008年到2010年连续3年就业负增长，虚拟经济2008年和2009年2年就业负增长，而一般服务业在2009年就业负增长，可见2009年三大行业就业均为负增长。就业最乏力的为实体经济，增长最明显的是一般服务业。从三大行业就业增长率变化趋势看，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在考察时间范围内，表现出以2009年为对称轴的“V”型走势，而且变化趋势的拐点出现时间几乎相同；但一般服务业增长趋势变化相对平稳，2009年增幅放缓，之后以稍大于0.1%的增长率平稳增长。2011年相对于2006年三大行业排序没有变化。

3．三大行业就业各自占比

再从三大行业就业各自占比的角度看。从表2中还可以看出，危机前占比从高到低依次为：实体经济42%，一般服务业39%，虚拟经济18%，而危机后则变为一般服务业42%，实体经济39%，虚拟经济18%，实体经济与一般服务业的排序位置发生了转换；从占比角度看，危机并没有改变实体经济就业占比下降的总体趋势和一般服务业占比上升的总体趋势，可以说危机促进了就业结构的改变。从占比变化趋势看，在2008年实体经济和一般服务业占比位次发生了转换，即2008年以后一般服务业的占比超过了实体经济的占比；而虚拟经济部门的就业占比从2005年到2011年几乎没有变化，只是在2009年略显下行，但马上又恢复到原来水平。可见，从三大行业就业占比角度看，2008年以后一般服务业成为吸纳就业的最大行业。

二、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一般服务业的增长与就业的关系

1．人均GDP的绝对值

人均GDP的绝对值的计算方法为：三大行业GDP绝对值/三大行业就业人数（年度）。下面从这一指标行业均值分析一下。可见，2005年~2011年实体经济的人均GDP为8.87万美元，其次是虚拟经济为7.74万美元，最后为一般服务业7.07万美元，而从年度均值看，2005年~2011各个行业年均GDP持续上升。相对于GDP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而言，表现出相对高增长的特征。根据前面的分析，由于实体经济GDP数值较高，就业人数较低，而一般服务业恰相反即GDP数值相对较低，就业人数较多，所以实体经济的人均GDP最大，而一般服务业最小。从三大行业GDP绝对值增长趋势图分析，总体上三大行业人均GDP持续增长，2009年实体经济出现明显下行拐点，但2010年年末又回复到原来数值并继续增长，虚拟经济在2009年与实体经济同时出现了拐点，但并不明显，2009年年末又回复到原来水平并持续增长，而一般服务业2005年~2011年持续并相对快速增长。可以看出2009年实体经济达到最低点后突然快速增长，且速度超过其他两大行业，明显不是自然增长，由政府干预的痕迹。

2．人均GDP的增长率

再从人均GDP的增长率看。表3中的数据表明，2006年~2011年，增长率最高的是一般服务业，持续正增长；增长率最低的是实体经济，2008年、2009年连续2年出现负增长，虚拟经济居中，在2009年出现了负增长。从年度均值看，2009年年度均值为-0.019，表明2009年一般服务业正增长被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负增长抵消掉了。从三大行业人均GDP增长率的趋势看，2006年~2011年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趋势十分相似，并且都以2009年为对称轴成“V”型，所不同的是实体经济波幅度更大一些。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同时在2009年出现了负值，并且2010年中期开始实体经济的人均GDP增长率重新转为正值后超过了虚拟经济，而此前这一指标低于虚拟经济，并且成为三大行业增长最快的；一般服务业在考察时间范围内始终为正增长率，但2007年开始增幅持续下降。

3．单位GDP就业人数

单位GDP就业人数即为“就业系数”用“就业人数/百万美元GDP”衡量。下面从这一指标来分析一下。相关数据可以看出，各个行业百万美元GDP就业人数都在下降，从2005年~2011年这一指标年均值最高为一般服务业为14人，最低为虚拟经济为6人，低于平均值10人。表明，相对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一般服务业在吸纳就业方面作用明显。从就业系数（百万GDP就业人数）的趋势线看，三大行业该指标都呈明显下行趋势，即如果正常发展，这一指标将继续下降；降幅最小的是虚拟经济减少约为1人，降幅最大的是一般服务业，减少约为2.5人。可见，从三大行业看，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力在逐渐减弱，即GDP增长1单位所带动的就业在减少，并且这个显现正在逐渐成为一个趋势。

4．就业增长乘数

为了衡量三大行业中每个行业GDP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共同作用，并考察行业发展影响力，在此采用就业增长乘数这一指标，即，就业增长乘数=增长率*就业人数。从表3中相关数据可以看到，2006年~2011年一般服务业的就业增长乘数最大，其次是实体经济，然后是虚拟经济；从三大行业这一指标均值看，表现为下降的特点，对比GDP增长率和百万GDP的就业人数这两个指标，表明一般服务业对于就业与增长的合力是最大的，相对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一般服务业综合影响力不断增强。从三大行业就业增长乘数趋势考察，总体上三大行业这一指标基本以2009年为对称轴呈“V”型变化，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这一特征尤为明显；实体经济这一指标的波动幅度最大，一般服务业波动最小；2008年开始至2009年中期实体经济这一指标均为负值，而虚拟经济和一般服务业没有经历负值阶段；2010年以后实体经济这一指标增长相对快于虚拟经济和一般服务业。图中显示，从2006年到2010年一般服务业的就业增长乘数一直以明显优势高于其他2个行业，而2009年以后，实体经济突然发力，从排名最后迅速发展成排名第一，可见2009年以后旨在发展实体经济的政府干预力量开始发挥作用。

一、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一般服务业的就业增长事实

1．三大行业就业的绝对值

首先从三大行业就业的绝对数值分析。可见，一般服务业略有上升，实体经济略有下降，虚拟经济变化不明显；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就业影响最为显著2008年开始就业一直下降，虽然前面分析显示2010年开始实体经济表现最快增长，但这种增长相对就业而言，表现出经济增长但就业却下降的特点，可以说是无就业的经济增长；到2011年为止虚拟经济的就业人数和2005年的数值基本持平；而一般服务业受危机影响其就业增长很小。

2．三大行业就业的年增长率

然后从三大行业就业的年增长率看。从表2中可以看出，总体上就业增长率在统计期间内都不高，实体经济从2008年到2010年连续3年就业负增长，虚拟经济2008年和2009年2年就业负增长，而一般服务业在2009年就业负增长，可见2009年三大行业就业均为负增长。就业最乏力的为实体经济，增长最明显的是一般服务业。从三大行业就业增长率变化趋势看，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在考察时间范围内，表现出以2009年为对称轴的“V”型走势，而且变化趋势的拐点出现时间几乎相同；但一般服务业增长趋势变化相对平稳，2009年增幅放缓，之后以稍大于0.1%的增长率平稳增长。2011年相对于2006年三大行业排序没有变化。

3．三大行业就业各自占比

再从三大行业就业各自占比的角度看。从表2中还可以看出，危机前占比从高到低依次为：实体经济42%，一般服务业39%，虚拟经济18%，而危机后则变为一般服务业42%，实体经济39%，虚拟经济18%，实体经济与一般服务业的排序位置发生了转换；从占比角度看，危机并没有改变实体经济就业占比下降的总体趋势和一般服务业占比上升的总体趋势，可以说危机促进了就业结构的改变。从占比变化趋势看，在2008年实体经济和一般服务业占比位次发生了转换，即2008年以后一般服务业的占比超过了实体经济的占比；而虚拟经济部门的就业占比从2005年到2011年几乎没有变化，只是在2009年略显下行，但马上又恢复到原来水平。可见，从三大行业就业占比角度看，2008年以后一般服务业成为吸纳就业的最大行业。

二、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一般服务业的增长与就业的关系

1．人均GDP的绝对值

人均GDP的绝对值的计算方法为：三大行业GDP绝对值/三大行业就业人数（年度）。下面从这一指标行业均值分析一下。可见，2005年~2011年实体经济的人均GDP为8.87万美元，其次是虚拟经济为7.74万美元，最后为一般服务业7.07万美元，而从年度均值看，2005年~2011各个行业年均GDP持续上升。相对于GDP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而言，表现出相对高增长的特征。根据前面的分析，由于实体经济GDP数值较高，就业人数较低，而一般服务业恰相反即GDP数值相对较低，就业人数较多，所以实体经济的人均GDP最大，而一般服务业最小。从三大行业GDP绝对值增长趋势图分析，总体上三大行业人均GDP持续增长，2009年实体经济出现明显下行拐点，但2010年年末又回复到原来数值并继续增长，虚拟经济在2009年与实体经济同时出现了拐点，但并不明显，2009年年末又回复到原来水平并持续增长，而一般服务业2005年~2011年持续并相对快速增长。可以看出2009年实体经济达到最低点后突然快速增长，且速度超过其他两大行业，明显不是自然增长，由政府干预的痕迹。

2．人均GDP的增长率

再从人均GDP的增长率看。表3中的数据表明，2006年~2011年，增长率最高的是一般服务业，持续正增长；增长率最低的是实体经济，2008年、2009年连续2年出现负增长，虚拟经济居中，在2009年出现了负增长。从年度均值看，2009年年度均值为-0.019，表明2009年一般服务业正增长被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负增长抵消掉了。从三大行业人均GDP增长率的趋势看，2006年~2011年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趋势十分相似，并且都以2009年为对称轴成“V”型，所不同的是实体经济波幅度更大一些。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同时在2009年出现了负值，并且2010年中期开始实体经济的人均GDP增长率重新转为正值后超过了虚拟经济，而此前这一指标低于虚拟经济，并且成为三大行业增长最快的；一般服务业在考察时间范围内始终为正增长率，但2007年开始增幅持续下降。

3．单位GDP就业人数

单位GDP就业人数即为“就业系数”用“就业人数/百万美元GDP”衡量。下面从这一指标来分析一下。相关数据可以看出，各个行业百万美元GDP就业人数都在下降，从2005年~2011年这一指标年均值最高为一般服务业为14人，最低为虚拟经济为6人，低于平均值10人。表明，相对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一般服务业在吸纳就业方面作用明显。从就业系数（百万GDP就业人数）的趋势线看，三大行业该指标都呈明显下行趋势，即如果正常发展，这一指标将继续下降；降幅最小的是虚拟经济减少约为1人，降幅最大的是一般服务业，减少约为2.5人。可见，从三大行业看，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力在逐渐减弱，即GDP增长1单位所带动的就业在减少，并且这个显现正在逐渐成为一个趋势。

4．就业增长乘数

为了衡量三大行业中每个行业GDP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共同作用，并考察行业发展影响力，在此采用就业增长乘数这一指标，即，就业增长乘数=增长率*就业人数。从表3中相关数据可以看到，2006年~2011年一般服务业的就业增长乘数最大，其次是实体经济，然后是虚拟经济；从三大行业这一指标均值看，表现为下降的特点，对比GDP增长率和百万GDP的就业人数这两个指标，表明一般服务业对于就业与增长的合力是最大的，相对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一般服务业综合影响力不断增强。从三大行业就业增长乘数趋势考察，总体上三大行业这一指标基本以2009年为对称轴呈“V”型变化，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这一特征尤为明显；实体经济这一指标的波动幅度最大，一般服务业波动最小；2008年开始至2009年中期实体经济这一指标均为负值，而虚拟经济和一般服务业没有经历负值阶段；2010年以后实体经济这一指标增长相对快于虚拟经济和一般服务业。图中显示，从2006年到2010年一般服务业的就业增长乘数一直以明显优势高于其他2个行业，而2009年以后，实体经济突然发力，从排名最后迅速发展成排名第一，可见2009年以后旨在发展实体经济的政府干预力量开始发挥作用。

三、主要结论

通过对美国胆大行业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分析，可以得出关于美国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和一般服务业，从2005年~2011年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阶段特征。美国三大行从GDP看，各行业GDP总体是增加的，受冲击主要体现在2008年~2010年，2009年危机造成的经济下滑基本触底，2010年以后经济增长概念基本恢复到危机前的稳定状态；其中冲击最小的是一般服务业。从就业看，就业的恢复远慢于经济增长，虚拟经济就业几乎没有变化，实体经济下降，一般服务业增长，就业趋向于服务业，即一般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最强。从GDP增长与就业关系看，服务业增长吸纳的就业人数在增加，虚拟经济变动不大，而实体经济在减少；特别是从就业增长乘数看，一般服务业的影响力最大，且优势明显，其次是实体经济，最后是虚拟经济。三大行业分析中各曲线拐点表明，政府的政策2009年以后发挥了作用，政府调整方向是实体经济，但市场调整的方向是一般服务业。2010年年末美国经济增长就已经恢复到危机前的状态，而就业下降是一个趋势，直到服务业GDP占主体之前很难改变。

作者：王磊 刘骏民

虚拟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我国虚拟资本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的问题

首先，我国部分行业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脱节，虚拟经济规模远远超越实体经济过渡发展。虚拟经济的发展应该是建立在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试设想一味地扩充虚拟经济，实体经济没有与之同步发展，这样没有实体经济依托的虚拟经济是很脆弱的，稍微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虚拟经济就会崩盘，虚拟资本大幅度贬值，并会对实体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例如2008年的冰岛“破产事件”。在2007年时这个国家有人口32万，但人均GDP为62974美元，在当时居全球第四，被称为“最幸福的国度”。但冰岛一直奉行“快速发展金融业”的政策，国内实体经济非常不足，主要依靠虚拟经济为发展主力，使得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轨。在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下，几乎是一夜之间，银行破产、货币贬值、股市停市，让每位冰岛公民背负了37万美元的负债，导致了国家“破产”的悲剧发生，由此可见，实体经济对于虚拟经济的支撑作用是多么的重要；

其次，我国虚拟资本的流向不均衡，大量的资本被投资于个别热门的行业，“热门”的行业由于大量资金涌入引发行业内的价格虚高，后续进来的资本价格贬值，导致整个行业发展混乱与停滞。而其他一些需要资金投入的行业得不到虚拟资本的“血液”支持，必然会导致“贫血”，使得整个行业发展缓慢甚至倒退。这样一种资金使用的两级分化现象的出现，会拉大行业之间发展不均衡，形成一种两败俱伤的局面，这对于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而言是会有影响的；

再者，很多企业为了追逐利益并没有将筹集来的虚拟资本使用于本应该投资的实体经济中去，他们仅仅是抱有一种短期投机的心理，这样的结果使得资本的流通仅仅是在虚拟经济领域不断的死循环，资本无法流入实体经济，导致虚拟经济的虚假繁荣。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虚拟经济所创造的经济增量将形成泡沫，随着泡沫不断加大，投机收益更加明显，更多的企业将募集来的虚拟资本变为热钱，投入到风险大收益高的非健康状态的虚拟经济中去，而实体经济得不到虚拟资本的支持整个行业萎缩，更加无利可图。一边不断膨胀，一边不断萎缩，直至有一天实体经济无法支撑虚拟经济泡沫的重量，泡沫最终破灭，这样就形成金融危机。“有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11月28日，已有超过80家上市公司了购买银行或者信托理财产品的公告，金额从130万元到40亿元不等。除此之外，纵观2011年全年，上市公司利用募集资金买房买楼、绕道放贷甚至直接进军民间借贷市场的现象并不鲜见”。[2]由于我国虚拟经济市场规范性存在不足和资本自身所具有逐利性，想让虚拟资本进行自行调节是不可能的，因而必须由政府插手，利用强制力对虚拟资本进行干预与引导。

政府该如何引导虚拟资本

首先政府需要对各个企业募集来的虚拟资金进行监管，让资金的使用透明化。很多企业在筹集虚拟资本时，给上级政府审批机构所递交的材料上对于资金的使用情况只是很粗略的描述。例如企业通过发行股票或债券来筹集资金时，给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所递交的《招股说明书》和《公司债券募集办法》上只是写几点资金运用的大项目名称，这些大用途之下的具体范围和金额并没有加以说明。一些公司在募集到虚拟资金之后通过各种不正当的手段，将这笔资金转为自有资金，之后进行各种虚拟经济投资，违背了之前所承诺的投资于企业实体部门的初衷。因此，政府要在企业募集到的资本后要加大监控力度，强化对于虚拟资本使用情况的信息披露。做到企业的每笔投资都有据可查，确保资本能够流向实体经济。

其次，政府需要完善对于虚拟资本使用情况的法规制定，对于我国虚拟资本的滥用与用途作假这一块政府并没有相关的法规约束与惩罚机制，在此需要进行相应的措施来弥补这一漏洞。且对于已经存在违规使用虚拟资金的企业要进行严惩，不能听之任之，这有这样才能避免“以钱炒钱”事件的不断发生。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需要增强资金持有者对于投资实体经济的信心，对于实体经济投资这一块要吸引大家的注意力，要让投资者感到虚拟资本投资实体经济具有长期稳定的收益，只有这样才能让投资者主动地将资本投入其中。实体经济的发展是一项慢工程，需要各级地方政府具有足够的耐心，并能纠正对于经济发展的错误理念；许多地方的政府领导为了提升自己在职期间的政绩，在追求经济指标增长的过程中鼓吹投资发展虚拟经济，把精力投入于来效更快的虚拟经济中，忽略了实体经济对于GDP的拉动，这样的发展是不能长久的，这样得来的增长是不具有稳定性的。因此，必须让盲目的追求GDP数字增长，改变为真实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