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社团活动总结范文第1篇

张洪军

“天籁之音”器乐社团是在校领导和团委的大力支持与指导下成立的，他为87中学增添了活力与激情，使广大学生的生活不在枯燥，让思绪驰骋。根据本社团的一些实际情况，为了更好的管理社团及以后的社团发展建设，并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特制定该章程：

一 总则

1、“天籁之音”器乐社团宗旨：陶冶艺术情操，丰富校园文化。倡导新世纪高校年轻个性。与时俱进；给同学们提供展示才华的舞台。

2、“天籁之音”器乐社团口号：琴声悠扬、青春激情。

3、“天籁之音”器乐社团组织及目标：本社团是以器乐为主题性质的社团，社团有自己专门的口琴队和小乐队，在学校有专门的七月训练教室，并组织社员利用课余时间（如星期三，星期五7、8节）进行培训，以拓宽同学们的视野，挖掘同学们的潜力，培养同学们的艺术情操及特长为工作目标。

4、“天籁之音”器乐社团团规：刻苦学习，听从指挥，团结活泼，健康向上。

二 社团范围

主要以87中学6、7年级为主，按照“天籁之音”器乐社团宗旨进行相关活动，举行比赛，并进行节目制作。

三、入会条件：

1、自愿为原则，遵守学院规章制度；

2、具有87中学正式学籍，承认本社团章程，均可申请加入本社

3、对本社团开展的活动感兴趣，有热情和责任心，思想端正，积极向上；

入社程序：

4、提出入社申请；

5、由社团执行机构发给会员证；

四、社团成员权利：

1、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2、对本社团的工作有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

3、参与本社团活动；

4、入社自由与退会自由；

5、社团成员有权获得社团提供的有关技术、经济信息资料；

会员的权利和义务：

权利：

（1）优先培训权：即在相同的情况下，凡是“天籁之音”器乐社团的社员具有优先培训的权利；

（2）参加活动权：即“天籁之音”器乐社团的会员，可以参加舞蹈社团近期举行的各类文体活动；

（3）获得节目制作权：即凡是“天籁之音”器乐社团的会员，如果训练刻苦，都有权进入主干培训部制作节目。

五、义务：

1、遵守本社团章程及有关规定，执行本社团的决议，参与社团开展的活动；

2、按规定交纳学费作为社团经费。如有其他情况或各项活动需另行收费的，再根据实际情况，向学院申请获批后另行收取；

3、维护社团的合法利益；

4、社团成员应维护社团团结，并积极为社团服务；

5、社团成员不得私自以本社团或团总支名义在外活动；

6、社团成员需遵守社团的规章制度；

7、必须按时参加“天籁之音”器乐社团安排的各类活动；

8、每学期按时交纳社团费，为社团尽自己的义务；

9、佩戴社员证件按时参加举行的社员大会和有义务练好要求的每一个曲目。

六、财务制度：

为保证“天籁之音”器乐社团工作的正常运行而又不违反任何相关集资制度的前提下，特规定以下事项：

凡本社社员每学期必须交纳社费，社费主要用于社员证件的制作，社团器材购买，社团活动的举行和其他活动相关的费用；（凡本社社员交纳的社费一律由社团常务会统一管理；

每次购买活动器材由常务会统一决定购买。相关收据需上交以便日后向社员公布相关数据；

社员可以监督社团制度

1、社团每学期至少举行一次全体社团成员大会，由社长向大会宣读该学期工作总结。

2、社团实行集体领导，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重大问题、重大决策实行表决，由2/3以上人数通过方可生效。

3、活动总结：每次活动负责人汇报工作情况，互相交流经验，并对本次活动作以总结。

4、自动退出被取消社团成员资格者以及自愿退出者，社团将不会退还任何费用。

5、本社团经费主要用于每年大赛奖金和每项活动的支出。

七、社团活动

1、本社团的活动必须按照依据《87中学“天籁之音”器乐社团管理章程》及有关规定精神，依据本社团章程表有计划地开展和组织。

2、本社团在组织面向全校的大型活动前，必须提前两周上交详细计划。其他中、小型活动应提前一周上交详细计划，并说明活动的目的、内容、方式、时间、地点、组织负责人及经费预算等，经学校社团部或校团委批准后方可进行。

3、社团活动必须在不影响学习，不违反学校纪律的前提下进行，原则每学期参加比赛或者演出一次。

4、每年度由本社团举行一次总结表彰大会，对优秀社团干部和会员进行表彰和奖励。

八、其它

1、理事会的人事确定以及其他重大事项的决定必须经过理事会大会审议表决后，并以书面的形式报学校团委或社团部审核批准后生效。

2、各部门必须定期的向理事会汇报工作。

3、本章程的修改、补充和终止将根据学校有关规章制度的要求和实际工作的需要决定。

音乐社团活动总结范文第2篇

本文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对南音在海外各地(包括我国台、港、澳地区)的传播与发展略做探讨。

一、遍及海外各地的南音社团

南音在海外主要流行于中国的台、港、澳地区及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闽南语系华侨社会。此外，在文莱、东帝汶、沙巴、沙捞越、泰国、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家或地区也有程度不同的影响。海外各地的南音社团是南音艺术赖以存在的基础，同时又是这一古老乐种走向世界的桥梁。

1.台湾的南音社团

南音在台湾被称为“南乐”，至今已有数百年历史。自明末郑成功以来，南音就随大批闽南移民传到了台湾，并逐渐成为台湾的一种主要的民间音乐形式。

南音社团在台湾曾多达六十余个，拥有近千名唱奏人员，其踪迹遍及台北、台南、高雄、基隆、鹿港等城市。目前，有二十多个南音社团尚存。

鹿港位于台湾中部，是台湾至南音发源地泉州之间距离最近的港口，素有“古台湾文化城”之美誉。鹿港义是南音在台湾的肇始之地，先后有稚正斋、聚英社、雅颂声、大雅斋、崇正声等五个南音社团。其中雅正斋建立最早，距今约三百年历史；聚英社建立稍晚，但也有约一百七十年历史，该社还特从泉州聘请惠安南音名家颜点及蚶江苏代赴台教曲，使众多弦友尽获南音艺术之精髓。

台北地区的南音社团以二三重市金记茶行傅先生为最早，后来又逐渐分成聚英社、集贤堂、永春馆、鹿鸣馆、闽南乐府等五个社团，其中尤以闽南乐府之影响为最。该社成立于1961年，其成员多达二百余人，几乎每年都组织“郎君祭”、“排场”等活动。

1982年8月，台湾的南音社团联合成立了中华南乐协会，以便协调台湾各南音社团的活动。

1983年，台湾汉唐乐府正式成立，创办人为弦管乐家陈美娥女士。二十多年来，该社曾多次赴国内外交流演出，且尤其重视南音古乐理论的研讨与唱奏人才的培养。

此外，台湾的南音社团还有：台南市南声国乐社、高雄国声国乐社、清水镇清雅乐府、基隆市闽南第一乐团、闽南同乡会南乐团、新竹崇孟社、台北金门敦睦胞谊南音代表团等。

2.香港、澳门的南音社团

香港的南音社团主要以香港福建体育会南乐队为主。香港福建体育会创立于1927年，后因故停止活动，1956年复会。这是一个集南音、戏剧、舞蹈及各种球类活动于一体的综合性社团组织，具有密切联系在港闽南籍侨胞的重要作用。

南乐队曾先后聘请许秋声、纪经亩、吴道长、张孙典、王为谦、林致诚等南音名师莅港传习技艺，形成了较强的唱奏阵容，并定期组织排练和演出。

澳门的南音社团成立较晚。2002年9月8日，庄雪云在陈明金的鼎力相助下，创办了澳门南音社。创办人庄雪云原是福建泉州人，上世纪80年代初毕业于厦门艺校后到澳门经商。目前，该社共有32名成员，均系福建籍人士。

3.菲律宾的南音社团

菲律宾的南音社团约有二十多个。历史最悠久的南音社团是马尼拉长和郎君社(成立于1820年)，该社在宿务还建立了长和郎君总社宿务分社。其次，菲律宾南乐崇德社(成立于1928年，原名南乐研究社)、菲华同风郎君社(成立于1935年)、华侨四联乐府(成立于1950年)以及金兰郎君社等都很著名。这五个位于首都马尼拉的南音社团于1975年联合成立了“马尼拉弦管联合会”。

此外，菲律宾的南音社团还有：东棉省艺群郎君社、西工艺群和鸣郎君社、亚虞山菲华艺声音乐社、南吉岛南声郎君社、独鲁万万江轩郎君社、科任天山南音社、陈埭民族南音社、菲华志义音乐社、三宝颜菲华友谊联艺社、北甘马仁省和鸣郎君社、西黑省华艺社、西黑省菲华艺联郎君社、丹辘省华艺音乐社、拉牛板华侨音乐社、宿务同乐郎君社、i乙艺群和鸣郎君社、菲律宾中国洪门协和竞业总社南音股、洪门协和竞业总社中北吕宋支社南音组、菲律宾丝竹尚义总社、桑林阳春总社(1923年成立)、菲律宾丝竹桑林各团体联合会(九联)、纳卯菲华桃园音乐社、菲律宾乐和郎君社(1951年成立)等。

4.新加坡的南音社团

新加坡于19世纪末就建立了最早的南音社团“横云阁”。但20世纪以来已逐渐衰落。1939年建立了云庐音乐社，该社因积极参加抗战活动而终被解散。1941年，原云庐音乐社乐友又重新建立了湘灵音乐社。该社因拥有众多的唱奏人才和精湛的唱奏技艺而闻名于新、马南音界。

新加坡同德书报社成立于1911年，近年来也开设了华乐琵琶班，教授并表演南音。此外，新加坡的南音社团还有：新加坡惠安公会华乐组(1923年成立)、张氏总会康乐股(1939年成立)、青年促进会南乐组、福建同乡会晋江会馆南乐组、安溪会馆南乐组(1955年成立)、新加坡浯江公会音乐组(1957年成立)等。

5.马来西亚的南音社团

吡叻太平仁和公所创立于1887年，是马来西亚历史最为悠久的南音社团。目前在马来西亚最活跃的南音社团有马六甲同安金厦会馆(1931年成立)、吉兰丹仁和南乐社(1960年成立)、吡叻太平仁爱音乐社(1963年成立)。以上三个社团号称马来西亚东邦(西马东海岸)三大南音社团，呈三足鼎立之势。

此外，马来西亚的南音社团还有：“沁兰阁”、“云林阁”、马来西亚渔业公会音乐组、太平“锦和轩”(1945年成立)、安顺福顺宫(1950年成立)、新文龙永春会馆(1978年成立)、马六甲桃源俱乐部、雪兰莪适耕庄云箫音乐社、巴生雪兰莪同安会馆南管音乐组(1978年成立)、巴生螺阳音乐社、巴生浯声协进社、江沙艺群音乐社、江沙仁和公所、班达马兰新韵音乐社、Q株巴辖南乐社、马六甲晋江会馆、马六甲兴安会馆、怡保福建会馆、Q都牙也福建会馆、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文化部南乐团(1981年成立)等。

6.印度尼西亚的南音社团

南音在印尼闽南籍华侨华人社会中较为普及。早期的南音组织有先达“锦风阁”南音社、三宝垄“云林阁”等。即便一些泉属同乡组织、宗教团体也设有南音股，如1935年成立的泗水寄傲圣道社为泉属综合团体，会员多达1500人：1953年成立的雅加达蕉岭同乡会拥有会员数百人，会中设有国乐组并聘请专 人任教练。由于当时印尼政府采取的反华排华政策，使许多南音社团的活动时断时续，但这并不能阻挡海外游子追寻那魂牵梦萦的乡音。1977年，印尼南音弦友即以个人名义参加了第一届亚细安(东南亚)南乐大会奏：1981年，又以“印尼南乐研究社”的名义参加了第三届东南亚南乐大会奏。1983年，在酷爱南音的南安诗山籍华侨林志良先生倡导下成立了印尼东方音乐社(后改称印尼东方音乐基金会)。更有时年84岁高龄的何诗握老先生不顾年迈体弱，怀着满腔热情，于1996年创办了印尼佳龄南音社。

此外，印尼的南音社团还有：泗水东爪哇南乐队、玛琅永安宫南音社、万亚罗华侨音乐社、望加锡群星(南音)社、印尼泉属会馆南音部。

7.文莱、缅甸的南音社团

文莱于1958年成立了婆罗乃群声音乐社。该社由吴铉滟、林天成、王仁程等人发起，吴铉滟任社长。音乐社下设南音队、群声儿童闽剧团等，初期有成员48人，后逐渐增加到二百人左右。

缅甸于“二战”结束后在首都仰光成立了群忠国乐研究社；1949年10月3日成立了仰光锦华南乐社；1963年，在曼德勒市成立了闽南文娱社；1987年，成立了缅甸晋江公会，且常邀南管社团前来演奏助兴。

由于海外的南音社团均属民间自发组织的社会团体，其聚散离合因时而定、因势而设。故本文所列举的社团名称时有变更亦属常事。

二、南音在海外的区域流活动

南音在海外的区域流活动非常频繁，最为著名且规模最大的交流活动当推“东南亚南乐大会奏”。

1977年9月，南新加坡湘灵音乐社名誉社长丁马成先生倡导，在新加坡成功地举行了“第一届亚细安南乐大会奏”。参加这次盛会的有新、马、菲、印尼等国的南音社团，开创了多国同台共唱南音的先例。大会期间还成立了“亚细安南乐联谊等备会”。该会宗旨是：弘扬中国优秀文化遗产，进行南音艺术交流，增进友谊。

1979年5月，由菲律宾马尼拉弦管联合会在首都马尼拉主办了“第二届亚细安南乐大会奏”。除第一届的几个参与国外，还邀请了台湾及香港地区的南音社团参加。同时，大会还决定将“亚细安南乐联谊筹备会”更名为“东南亚南乐联谊会”，将“亚细安南乐大会奏”更名为“东南亚南乐大会奏”，并吸收香港为会员。

1981年8月，由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文化部南乐团在首都吉隆坡举办了“第三届东南亚南乐大会奏”。参加大会的有香港福建体育会南乐队，台湾闽南第一乐团、南声国乐社、鹿港聚英社，马来西亚和南乐仁社，印尼南乐研究社及菲律宾、新加坡等国的南音社团。大会决定吸收台湾为“东南亚南乐联谊会”正式会员。

1983年5月，“第四届东南亚南乐大会奏”在台湾举行。为期七天的大型演出活动分别在台北、台南、基隆、高雄等地举行。

1988年，在新加坡同际艺术节上，新加坡湘灵音乐社与新加坡乐团、泉州南音代表团合作演出了“汉唐古乐赋新声”南音音乐会。

2000年9月，新加坡湘灵音乐社主办了“国际南音大会唱”，其活动范围不再局限于东南亚。十四支来自泉州、厦门、台湾、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以及日本的南音代表团参加了这项盛会。

除了这种定期举办的大规模区域流活动以外，海外许多南音社团还分别在本社团一些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节日举办南音盛会。如：1985年，菲律宾菲华国风郎君社举办50周年金禧盛典，此后又于1987年举办该团52周年隆重庆典暨“国风之春”南音大会唱；1983年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南乐团举办“第一届南乐歌唱比赛大会”：印尼东方音乐基金会喜庆等。在这些活动中，均广邀东南亚各同及福建南音代表团、港台弦友同台演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和海外的南音社团也开始了频繁的交流。1981年元宵佳节，泉州市举办了“首届国际南音大会唱”，后于1982、1984、1988、1996、2000、2002、2005年分别在泉州或厦门共举办了八届。参加盛会的除来自国内的各南音社团外，还有众多来自海外的南音社团。

1988年，印尼泉属会馆南音部及印尼寄傲圣道社派人来泉州南音乐团学习。

2005年9月17日，厦门举办了“海峡两岸南音展演暨民间艺术节”，来自闽南和海外的十五个南音社团共五百余名南音弦友进行了八场精彩的展演。

随着海外南音社团到大陆交流、寻根，大陆南音社团及弦友也纷纷赴海外演出。1982年5月，福建南音演出团赴港演出，这是大陆南音社团多年来的首次出访，其精湛的唱奏技艺使观众为之倾倒。同年，厦门南乐团也应邀赴港演出。1985年3月由泉晋厦代表团赴菲律宾马尼拉、宿务、丹Q等地演出。9月，中国南音艺术团一行20人应邀赴日本东京参加由日本放送协会主办的“亚洲民族艺术节”，与韩国、印尼、马来西亚、印度等九同代表同台交流演出。1987年3月，由泉州、厦门艺术家组成的中国福建南音代表团一行28人，应菲律宾菲华国风郎君社之邀，参加该社成立52周年隆重庆典暨“国风之春”南音大会唱等。1990年，泉州南音界组团赴菲律宾参加长和郎君社总社成立170周年盛大庆典，并获菲律宾总统科拉松・阿基诺接见。同年，泉州吴淑珍被印尼东方音乐社聘为常任南音教授，远渡印尼任教。1995至1996年，泉州南音乐团李白燕先后应邀赴菲律宾及新加坡演出。1997年，泉州南音乐团王大浩等六人应雅加达、泗水的南音社团之邀。赴印尼进行访问演出。

2002年9月，泉州南音乐团、厦门南音乐团及海外各地共三十余个南乐团带着自己精美的节目，赴澳门参加澳门南音社成立庆典活动。

2002年5月，泉州市政府启动了“泉州南音”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工作，并于2004年在北京成功地举办了“中国泉州南音年”，目前已被中国文化部正式列入申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提名的项目之一。

三、南音在海外的理论研究成果

《明刊戏曲弦管选集》、《清客本文焕堂指谱》这两部历史悠久的古代南音理论文献在大陆失传已久，但在一次两岸文化交流活动中，台湾大学的胡红波教授将这两部十分珍贵的南音典籍带回了南音的发源地――泉州。此外，台湾林祥玉《南音指谱》于1914年在台北出版，林启章《南管指谱重集》于1930年在高雄旗津出版，张再兴《南管名曲选集》于1930年由中华国乐会出版。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海内外掀起的南音热，许多南音专家开始对南音在理论上做系统化的研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采用史论结合及史学研究多维论证的方法，力求对南音的发展历史做深入的探讨。如沈冬《泉州弦管音乐历史初探》(台大中 文研究所出版)，许常惠、吕锤宽《鹿港南管音乐的调查与研究》，陈美娥《中原古乐史概论》，何懿玲《鹿港南管研究》，孙静雯《南管音乐研究论文》(文化艺术研究所出版)，蔡攸榜《星马南乐话沧桑》，新加坡实叻周报社出版了《发扬“南音”》特辑，收录了彭松涛论述泉州南音的长篇论文等。

2.使用现代作曲技术及分析方法，对南音的结构和体制做全面的论述。如吕锤宽《泉州弦管(南管)研究》(学艺出版社1982年版)、《南管记谱法概论》(学艺出版社1983年版)，陈美娥《清商乐与弦管(南管)研究》，王嘉宾《南管器乐曲的分析》(台湾师大音乐研究所1985年版)。此外，新加坡湘灵音乐社出版了《丁马成作品评论集》和《南音字韵》等。

3.大力发掘、收集、整理各种南音曲谱，并做尽可能详尽的梳理工作。如丁马成、卓圣翔《南管精华大全》，刘鸿沟《闽南音乐指谱全集》(学艺出版社1976年版)，吴明辉《南管音乐指谱全集》(菲律宾太平洋印刷1976年版)、《南音锦曲选集》(菲律宾金兰郎君社1981年版)、《南音锦曲续集》(菲律宾国风出版社出版)，苏维尧《闽南指谱锦曲集》(菲律宾金兰郎君社出版)，曾其秋《南管音乐指谱名曲精华》(学艺出版社1985年版)，吕锤宽《南管指谱丛编(大三册)》(文建会1986年版)，谢自南《南乐指谱新铨》(清音南乐研究社1990年版)，新加坡湘灵音乐社丁马成先生整理出版了《南音精华大全》三卷、《南音新曲――丁马成作品选集》，共收录了作者创作的南音新曲三百余首。1999年，继任湘灵音乐社社长丁宏海与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合作，支持吴世忠、李文胜将南音工又谱输入电脑并译为五线谱的创新工作，出版了《南音名曲选》，内收南音传统曲目“指”五套、“谱”五套、“曲”四十三首，丁马成创作南音新曲十首、钢琴伴奏谱十首等。

4.将南音的唱腔体系做理性化的分析研究。如林淑玲《鹿港雅正斋及南管唱腔研究论文》(台湾师大音乐研究所1987年版)，简巧珍《南管戏陈三五娘及其益春留伞之唱腔研究论文》(台湾师大音乐研究所1987年版)等。

5.举办各种学术会议，力求对南音艺术做更深层次的研讨。1982年，台湾中华民俗艺术基金会主办了国际南管音乐会议。出版了《国际南管会议特刊》；1985年，菲律宾菲华国风郎君社举行了盛大的庆典，并出版了《菲华国风郎君社庆祝成立五十周年纪念金禧特刊》；1990年，菲律宾长和郎君社出版了《菲律宾长和郎君社总社一百七十周年纪念特刊》，该刊除登载论文外，还收录了一张《世界闽南语系南音分布图》，极具收藏价值：2000年9月，新加坡湘灵音乐社主办了国际南音大会唱及国际南音研讨会，参与者除各地南音社团代表外，还特邀大陆袁静芳、乔建中、何昌林等知名学者发表演讲。

总之，研究者们都力求在纵横交错的领域对南音艺术做全方位、多层次的探讨、剖析和总结，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四、南音在国际上的影响

海外众多的南音社团已成为世界了解、认识南音的一座桥梁。早在1945年中国抗战结束后不久，新加坡湘灵音乐社就以南音谱《五湖游》作为女生舞蹈表演之配乐，并拍成电影后送到伦敦放映。英国驻东南亚总督马康・唐素纳听了南音之后不禁赞叹：“此曲只应中国有，泰西哪得几回闻。”后来，唐素纳在新加坡还特邀湘灵音乐社为其做专场演出。1953年，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举行登基大典，新加坡派南音社团前往演出祝贺，并荣获优异奖及女皇赠镀金皇冠一顶。

1983年7月，湘灵音乐社应英国有关机构邀请，参加第三十七届“威斯兰格隆”国际音乐节传统民族音乐比赛。该社在和来自世界34个国家及地区的上千名音乐舞蹈演员角逐之后，以王月华女士演唱的南音《感怀》夺得民歌独唱组第三名，以器乐合奏《走马》(《八骏马》)获民乐演奏第四名。

1982年10月，应法国文化部社会科学院之邀，台湾省台南市南声国乐社前往法国，在巴黎著名的艾里昂剧场上演南音。法国国家广播电台从晚上十时至次日凌晨六时实况转播了南声国乐社该场演出的全部节目，估计有多达三百万听众收听该场广播。法国《世界报》以《中国之夜――南管乐曲的丰盛》为题发表了评论。在这之后，南声社又到荷兰、比利时、瑞士及西德巡回演出，引起了欧洲音乐界的巨大反响。

1986年，台湾汉唐乐府应邀赴美国哈佛、耶鲁、西雅图、匹兹堡、加州、普林斯顿等大学及日本天理大学访问演出：1988年应邀赴日本参加亚细亚传统音乐会：同年应英国牛津、剑桥、伦敦大学，法国社会科学院，荷兰莱顿大学，德国科隆、汉堡大学，比利时皇家音乐学院，维也纳大学、维也纳音乐学院之邀，前往这些国家及学府访问演出；2005年7月，应邀参加莫斯科契诃夫艺术节演出。该团以其高超的演奏水平，古朴典雅的气质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2004年，泉州南音展演团、厦门南音乐团赴法国巴黎，参加了在法国举办的中国文化年的演出，获得圆满成功。

2004年9月13日，应捷克第十三届“布拉格之秋”国际音乐节组委会邀请，中国厦门南音乐团在捷克国家歌剧院上演了音乐舞剧《长恨歌》。该剧曾荣获中国文化部2002年度最高奖项――“文华奖”。

美国华盛顿大学民族音乐学院广泛地收集了世界各地的民族音乐，在加以比较研究后认为：“中国的音乐是全世界最古老的音乐：而中国音乐之中，则以南音为最古老。”

美国作曲家福文纳斯也对南音推崇备至，他认为：“南管音乐，不但内含了所有亚洲音乐共有的丰富旋律资产，而且包括了非常复杂和充分发展的形式。……即使到了这个世纪，欧洲现代化的音乐，还是无法和它相比，这种音乐也比任何当代乐曲更加现代化。”另一位美国作曲家哈逊端则认为，南音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

五、南音在海外广泛传播与迅速发展的几个重要原因

南音在海外的传播与发展是南音在国内的发展之延伸与扩大。海内外中国人因其居住地域、经济生活及政治背景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故南音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在海外的传播与发展也必然有着自己特殊的轨迹和独具的特点。现分别从政治、经济、民族认同性、与民俗风情、地理环境与文化背景，以及海内外南音艺术的关系等方面试做探讨。

首先。南音在海外的传播与发展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长期以来，侨居海外各地的华侨与华人，对所居住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各国华侨华人却时常受到程度不一的歧视和一些不公正的待遇，有的国家甚至不准当地的华侨华人拥有自己的语言与文化，对华侨华人自己创办的学校、报刊、社团组织也予以强行取缔，特别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至改革开放以前这段时期尤甚。面 对这种情况，广大侨胞更加思念远方的祖国，思念故乡的山河，思念自己的骨肉同胞。南音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逐渐成为一种希望的寄托，成为一种反抗压制的表述，成为一条联络闽南侨胞的感情纽带，成为广大闽南侨胞日常生活之必需。正是这些漫长而多舛的岁月，反使南音获得了旺盛的生命力。

其次，南音在海外的传播与发展和海外闽南籍侨胞在经济上的成功有一定联系。由于闽南籍侨胞具有非凡的聪明才智，卓越的经商头脑，加之数代人的艰辛努力和苦心经营，从而使海外华侨华人在经济上的地位位居其居住国的前列。由于生活富裕、心情舒畅，故使华侨华人在闲暇之余“乐而思蜀”，唱奏南音成为一种时尚。且南音这门古老的艺术也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雄厚的物质条件做强大的后盾，为数众多的南音社团正是凭借这种经济实力才能够长期得以维持。如本文前述各种南音区域流及国际交流活动，若无巨大的财力支持，要想顺利进行则实非易事。

第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血缘、共同的历史以及共同的崇拜构成了海内外炎黄子孙共同的民族认同性，闽南籍侨胞当不例外。因此，南音作为闽南籍华侨华人社会一种共同的音乐文化语言而能够长期传播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爱国爱乡的纽带、思亲念友的情结。特别是南音那清丽舒婉、文静素雅的两千多首“曲”中的唱词，本身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包容着自汉魏以来数十个朝代众多真实的故事和神奇的传说。即使许多非闽南籍的侨胞和不会讲闽南话的华裔，也在海外学会了南音。纵然关山重重、千里迢迢，南音也以它那强烈的民族性和浓郁的乡土味使海外游子与梦中日夜思念的故乡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第四，相同的与民俗风情是南音能够在海外迅速发展的又一重要原因。散布在海外各地的闽南籍侨胞逾数百万，他们都具有浓郁的闽南地方习俗、生活习惯、思想情操及。每年春节、元宵、中秋等重要的节令活动，农历三四月份举行的春祭和九十月份举行的秋祭，宗教性的巫术、道场、天香、普度以及佛诞纪念、仙公生日等活动，都要唱奏南音。南音在这些与民俗活动中不知不觉地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深深地浸润在海内外闽南籍华侨华人的民间习俗与日常生活之中，体现了他们独具一格的文化特征。

第五，南音在海外的传播发展与闽南籍侨胞独特的文化理念和思维定势密不可分。在古代社会，受地理环境及人文关系的影响，闽南地区远离我国政治文化中心，交通不便、通讯不畅，语言交流也存在着较大的障碍。这种状况使得闽南之地长期以来偏居一隅，社会形态呈相对封闭性发展状态。闽南人由此而形成了浓厚的地方观念，具有强烈的群体自身凝聚力和非主观性的排他意识。闽南籍侨胞继承其传统，将这种独特的文化理念和思维定势带到各居住国，从而形成了一个个新的闽南籍华侨华人族群。南音也就作为这些族群的独特音乐语言，在异国他乡广袤的土地上永不停息地传播。

音乐社团活动总结范文第3篇

在这波诡云谲、变幻莫测的时代里，一个有趣的现象引人深思：互联网屡次冲击古典音乐的“底线”，有人不断为后者发出“病危通知书”，可它总能“奇迹般”地存活下来。这些保守人士通常不是这门艺术的创造者，而是自以为能左右大众思考方式的评论家。

过往的历史早已表明，评论家的观念总是滞后于艺术家。从汉斯立克开始，这些靠码字为生的人总在不停地追赶（或者说否定）古典音乐的前进步伐。不过需要注意，保守派不总是腐朽落后的代表，激进派也不一定能代表真实的未来。艺术本没有对错之分，只有主流与边缘的区别。

然而，今天的情况比过去一百年里的任何时期更复杂。以往，评论家只需要将精力放在音乐上，音乐家、乐评人和公众之间的角力也都围绕着音乐本身进行。那时的古典音乐比现在更封闭，也更纯粹。

当古典音乐被人们带进互联网和新媒体的花花世界后，那情形好比刘姥姥进大观园。人们发现，古典音乐原来可以这么玩，可以这么听，可以这么消费。于是，大家的注意力渐渐被分散到了更多的新事物上。

尤其到了Web 2.0时代，人与人的沟通方式被颠覆。音乐家、乐评人和公众之间，不再只依靠可怜的报纸版面进行单向交流了，社交平台让他们可以直面彼此，相互倾诉。信息无处不在，沟通随时随地，传统音乐会死气沉沉，互联网上热闹非凡。

YouTube交响乐团诞生之时，正值全民社交风潮席卷全球之际，古典音乐也被卷入其中。它在传统媒体上日渐式微，却在社交网络里焕发了新生。

2009年前后，数字音乐的普及程度已经广泛到不需要任何调查数据做支撑，越来越多的古典音乐被放在网络平台上。很少有人在意各大网站是否针对古典音乐下载进行过专门优化，大家早已习惯单独下载交响曲的某一个乐章，甚至只需要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开头几小节的四音动机来作为手机铃声。

也许在卫道士眼里，在键盘鼠标陪伴下长大的年轻人根本不配成为古典音乐爱好者，但一个事实却不容置疑：他们正无比真实地消费着这门古老的艺术。他们虽然不在意交响曲的内部结构，却十分关心伦敦交响乐团的下一站巡演会下榻哪家酒店。

与流行音乐天然契合的数字音乐下载模式，依旧不肯为古典音乐做出丝毫改变，这个原本十分严重的现状，却被社交网络下的喧嚣氛围所掩盖。

这个虚拟的生态系统真正实现了人人平等。无论你是一名流行歌手，一支摇滚乐队，还是一个交响乐团，都可以在Twitter、Facebook、微博、人人网上拥有属于自己的账号，即时状态，与乐迷“零距离”交流。

在这种互动中，传统媒体、乐团管理者、艺术总监和乐团首席们，现在都变得更加“亲近”了。

得益于社交网络，古典乐迷可以享受“足不出户便知天下大事”的待遇；那些最资深的保守派也不得不利用这些社交工具来发表言论，因为只有在这个平台上，他们的观点才能被更多人看见；而长期抱有忧患意识的古典音乐制造者们，在面对新的网络流行趋势时，自然不敢有丝毫怠慢。

芝加哥交响乐团和克利夫兰管弦乐团是最早申请Facebook账号的美国顶尖乐团之一，前者在Facebook上异常活跃；伦敦交响乐团则在2009年的美国巡演期间，首次尝试全程Twitter，让乐迷们能够随时随地得知巡演过程中的最新消息；萨尔茨堡莫扎特乐团首席指挥、英国中生代指挥名家艾沃・博尔顿开始习惯于在Twitter上预告他的录音时间……

任何人都无法忽视这种全新的互动模式，它如此直接地打破了古典音乐相关人群间的藩篱，尤其让音乐家与乐迷的联系更加紧密。

人们可以像追逐流行偶像那样去追逐一支管弦乐团，Twitter上的粉丝数量则成为了某位音乐家或者某个乐团是否拥有市场号召力的重要参照。总之，社交网络为古典音乐带来的好处是不言自明的。

不过，依然有批评家对古典乐坛过多介入社交网络表示出了担忧。

美国乐评人大卫・罗登在2009年7月撰写的《新媒体乐团》一文中谈到，网络互动对管弦乐团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乐团不得不在网站开发上耗费巨资制作音频和视频。乐团行政管理人员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去撰写所有需要在网站上呈现的互动文字。如果演奏员也加入进来，他们将在打字或者录音上浪费太多精力，以至于没有更多时间去研究、练习和排练曲目”。

紧接着，罗登发出了与《金融时报》的克拉克如此相似的感叹：“但是乐团又能怎样呢？喧嚣的媒体已经无所不在，如果他们希望被人关注，就必须更响亮、更有效地对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

若论西方国家最中肯的保守派乐评人，克拉克与罗登也许可以双双上榜。与那些动辄高举教化旗帜的人比起来，他们更能分清什么是主观情绪，什么是客观事实，并更准确地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

对来势汹汹的网络社交平台，除了赞叹它那些不言自明的好处之外，是否也应本能地有所警觉？要知道，时刻关心古典音乐生态环境的人（他们大多是保守派），几乎都被训练成了怀疑主义者。而怀疑精神恰恰是保守派的主要贡献之一。

我们不妨跟随罗登的思路，仔细想想，网络社交平台“真的在为乐团服务吗？这种新模式是否带来了更多听众？如果用生硬的经济术语来表达就是：它是否真的促进了出席率、门票销售和延续性捐款的增长，进而拥有可预见的投资回报率？”

网络社交产生的延伸影响是，它让越来越多的古典音乐制造者开始重新思考与观众的沟通方式。然而，即便网络社交在客观上促进了交流与沟通，仍有评论家从另一个角度对其进行解读：“当管弦乐团把原本属于音乐制作的经费资源挪用来搞公关时，那些最专注的音乐爱好者可能会对正在降低的音乐标准感到担忧。”

有人讽刺说，越来越多的管弦乐团开始把网络公关看做他们的主业，而把演奏音乐当成了后勤工作。

另一方面，在社交网络的冲击下，旨在强调互动因素的新型音乐会纷纷出现，然而，它引起的争议却不亚于当年数字音乐与传统唱片的交锋。这些标新立异的音乐会的确“促进了出席率、门票销售”的上涨，但它能否成为一种常态模式，“进而拥有可预见的投资回报率”，尚未可知。

说到底，互联网上的一切模式，最终都必须作用于实体层面，才能真正为古典音乐带来效益。问题是，互联网上的许多创意都摆脱不了短命的结局，“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三五年”的状况，让人很难相信它们能拥有持久生命力，而在这种短暂风潮的效应中所产生的实体新模式，能否代表古典音乐的崭新未来，恐怕再乐观的人也不敢妄下断言。

同样，为迎合社会生活中的潮流趋势而对古典音乐进行的随意改造，也未必能赢得人们的认可。

诚然，古典音乐的诸多传统亟待改良，但它也绝非任人摆布的小姑娘。

正如罗登所言，通信革命在飞速发展，“Twitter、博客和播客的用户整日被束缚在电脑桌前，他们不再是我们所期望的听众群体。现在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与‘内容供应商’保持‘互动’。”

于是，当社交网络和古典音乐厅相遇时，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取代了我们的眼睛和耳朵，成为音乐的体验者和裁判者。从2009年前后起，西方国家的古典音乐厅里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情景：

老人们依旧在座位上安静地听音乐，穿插于其中的年轻人则在音乐进行到某个“沉闷”的极弱乐段时，不自觉地从兜里掏出手机，开始拍照、发Twitter或者Facebook。

你是否觉得这个场景似曾相识？因为在中国某个城市的古典音乐会上，也时常出现类似的情况。这就是社交网络与古典音乐厅相遇时所发生的事情，看上去它是那么“全球化”。

其实，这一现象早已在全球各地的摇滚音乐会上“普及”了。有人曾经这样描述道：“许多时候，乐队成员们发现他们正在对着一堆数码相机和手机演出。”因为粉丝们都在玩手机，大声说笑，发Twitter或者微博。

社交网络的趋势已不可阻挡，无论人们是站在电光四射的舞台下嘶声力竭地跟着摇滚乐队狂吼，还是一本正经地呆在封闭的古典音乐厅里，都会时刻惦记着手里的那个社交客户端。

面对社交网络与古典音乐厅的这种“病态联姻”，罗登失望地写道：

过去，从音乐厅出来的观众们常常在回家的路上和身旁的同事谈论刚刚结束的音乐会，下周又邀约其他朋友一起前往。但是，当互联网成为你对音乐会每时每刻的反应及感受的发表平台时，谁还需要朋友和同事？通过Twitter传送的无线电波不正像管弦乐队演奏的音乐一样看不见摸不着吗？

然而，更严重的后果并不在于人们选择的音乐交流对象发生了改变，而是这种三心二意的聆听态度。你能想象这些社交一族们真正用心聆听过多少场音乐会吗？我想说的是，当某人点亮手机屏幕的那一刻，周遭的任何东西都是次要的。

不过2009年的克利夫兰管弦乐团显然并不赞同我的观点，他们尝试鼓励观众更好地使用手机。我不认为这支声誉卓著的老牌乐团在标新立异中被冲昏了头脑，我情愿相信，对于古典乐坛而言，2009年的确是一个疯狂的年份……

6月底，盛夏时分，克利夫兰管弦乐团宣布了一个和天气一样躁动的项目：“挑战琐事”计划。

7月2日这天，观众可以携带手机（甚至不需要智能手机）参加乐团在克利夫兰广场举行的音乐会，并在现场编辑短信“BLOSSOM”发送至乐团提供的指定号码。

在乐团演奏过程中，观众的手机上将收到一系列与克利夫兰管弦乐团有关的琐碎问题，随后可立即短信答题。

乐团方面兴致勃勃地宣布：“每位参与者都将是赢家。”奖品是乐团在其常驻地之一――布洛瑟姆音乐中心的门票。

有关该计划的新闻稿一经登出，立即引来当地评论界一片指责。于是，行政人员们立刻用各种方式做出解释：虽然新闻稿里写着“粉丝们可以在所有的音乐节和音乐会上玩琐事游戏”，但乐团并非鼓励现场观众在音乐会进行过程中发短信答题，“琐事游戏”主要针对那些通过广播收听音乐会的听众。

此类事后补救的外交辞令显然没有说服力。

乐团的良苦用心可以理解，扩大古典音乐听众群也是他们的应尽责任，但作为一名大洋彼岸的观察者，我很好奇克利夫兰管弦乐团的核心观众会对这项计划抱有怎样的态度。

这些老者年复一年地参加音乐会，许多人会为了音乐厅里的一对座位而预付三位数的款项。当坐在旁边的年轻人总是在音乐会上狂敲手机按键，或目不转睛地盯着触摸屏时，他们会作何感想？

老派观众们总期待乐团在每一个夜晚都能为他们带来音乐上的惊喜，他们显然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对那些远在天边、素不相识的人说些无聊的废话，比如自己坐在第几排、台上的指挥是否衣冠不整、节目单设计得有多么丑陋等等。

在虚拟世界如此粗暴地绑架真实世界的年代里，患有网络社交综合症的观众是否真的适合古典音乐？

在这个问题上，我更倾向于保守派。

有媒体对该事件评价道：“如果克利夫兰管弦乐团依旧鼓励他们的观众在演出过程中摆弄自己的小玩意儿，那么他们并非真的相信音乐所具有的能量和价值。如果连他们自己都不信，难道指望观众会信？”

不过，我更愿意相信“挑战琐事”计划只是乐团偶尔突发奇想的产物。

音乐社团活动总结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军队音乐文化表现形式

在中国古代的军队音乐中，有器乐，有声乐。器乐主要是向社会和人民传递军容、军姿、君威、军纪的信息和规模，向军队自身的战斗性、所向披靡性进行精神的支撑；而声乐，则更能表达和抒发古代将士的爱憎和现实的情感，同时还对将士们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和感化。而在现代的军队音乐文化中， 从表现形式上说，主要包括三类。

一、仪表型军队音乐文化

仪表型军队音乐主要是指表现军队的仪容、仪表、形象的纯乐器演奏，是便于行进的军乐。军乐队主要由木管乐器、铜管乐器和打击乐器组成。木管乐器主要有长笛、短笛、单簧管、双簧管、萨克斯管等乐器组成，铜管乐器主要由长号、短号、小号、圆号、次中音号、大号等乐器组成，打击乐器主要有大军鼓、小军鼓、钹、三角铁和铃鼓等组成。

从古代的鼓吹曲、铙歌乐，到清政府的西洋铜管乐队，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人民各军、师文工团以及个别野战军建立的大小型军乐队，这些军乐队无一不在行军作战、庆功仪式和各种重要集会上演奏运用。1949年10月1日，华北军区各师军乐队组成的联合军乐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上演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开创了中国军乐史上新的一页。1952年7月在北京正式成立了军委军乐团，曾划归为总参训练总监部，1962年划归为总政治部建制，其全称是“中国人民军乐团”。1954年后，各军区、海军、空军相继正式成立六十到八十人的军乐队，直接为各级部队的军事活动服务。

通过仪表型军队音乐文化的展示和传播，以及军乐特有的音乐风格和气势，从音乐的角度和军乐的表现形式，有机的表现了国家军队的训练有素之道、所向披靡之勇和摧枯拉朽之力，同时也表现出了人民军队在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人民安居乐业方面所体现出的信心和决心，可以有效的起到良好的宣传、公示和警示效果。

二、参与型军队音乐文化

参与型军队音乐，其特点主要是体现军队中的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共同参与享用音乐的功能。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歌唱形式在军队音乐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军队官兵对音乐文化的参与主要体现在歌唱活动上。

以《中国人民军歌》为例，其歌词这样唱到：“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解放的战场，同志们整齐步伐奔赴祖国的边疆……”，这首歌集中反映了歌曲在军队中被官兵认同并共同参与的程度，同时也体现了歌曲鼓舞士气的烈度。还有《团结就是力量》、《我是一个兵》等军旅歌曲，可以说没有一个战士不会唱，每当列队、行进、开饭、集会时都会唱响这些歌，这些歌曲都充分体现了参与型军队音乐文化的特点。

由此可见，参与型军队音乐文化，是军队中官兵一起歌唱的音乐。它的功能作用主要体现在：凝聚军心、鼓舞士气、团结民心、统一行动等方面。如果说民歌中的“劳动号子”能够集中分力，形成合力，强调的是个人、小集体、小群体的统一运动的话，那么军歌的集体合唱，则是强调了大群体、大集体、超大群体的统一行动。这个统一行动包含着战场革命意志的统一、非军事战场（比如抢险救灾）中的战斗精神的统一、日常休整时官兵情感的统一，还有观念认识的统一、民族情感的统一，以及军人道德、审美、情操的基本认同等等。比如在战场上用于冲锋的歌唱音乐《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战斗进行曲》、《革命将士出征歌》等歌曲，在非战争军事斗争中用于凝聚军心、团结奋战的歌唱音乐《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区的天》、《抗洪大军歌》、《为了谁》、《凝聚每份爱》等歌曲，以及在日常休整时用于丰富官兵生活、体现官兵情怀的歌唱音乐《南泥湾》、《东西南北兵》、《潇洒女兵》、《士兵小唱》、《军中绿花》、《送你一枚小弹壳》等歌曲。

三、表演型军队音乐文化

表演型军队音乐文化相对来说更加丰富多彩和博大精深。它除了将参与型的军队歌唱音乐文化运用于舞台表演之外，也包括了音乐文化中其它多种音乐表现形式。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表演型军队音乐文化强调的是音乐的专业性、职业性表演，其参与的主体主要是军队中专门从事音乐创作和音乐表演的专业军人，比如各文工团、歌舞团、歌剧团、合唱团等等，而传播的对象则还是军队的广大官兵。

音乐社团活动总结范文第5篇

关键词：音乐社团 音乐教育 社会背景 传统音乐 传承

在研究20世纪20-40年代所兴起的民间音乐社团中，我们了解到其中很多对于我国近代乃至现当代的音乐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回顾当时的音乐社团的发展状况及其对中国近代音乐发展的影响和意义。

一、20世纪20-40年代所兴起的民间音乐社团

新思潮的崛起必然是社会思想发生激烈变革的结果。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分为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客观原因为：鸦片战争后，我国的国门被迫打开，西洋文化强制性的在中国大量传播；主观原因为：清末民初新思潮产生的影响，一方面来自学习西方文化的社会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来自西方音乐的巨大冲击与中国传统音乐自身生命力的衰退。在救亡图存的民族形式下，人们赋予了音乐以砥砺社会风气、提升国民素质的重大社会责任。随着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与发展，以及有识之士纷纷到海外求学意图找到救国之路，学成回国的留学生把西方先进文化引入中国，之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开始兴起了传播西洋音乐，改进国乐的音乐活动并建立了一些音乐社团。

音乐社团是由音乐爱好者组织的社团。在20世纪初产生的音乐社团都属于新式音乐社团，它的成立促进了戏曲、器乐、声乐等的发展，为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兴起的民间音乐社团的类型

20世纪20-40年代所兴起的民间音乐社团种类主要有三种，分别是：说唱音乐社团、戏曲音乐社团以及传统器乐社团。

20世纪20-40年代所兴起的民间音乐社团有昆曲传习所、上海艺术协会、右翼军宣传队、谐和音乐团、屏东音乐爱好者管弦乐团（台湾）、弦乐四重奏团、评戏复盛社、三皇会、长春会、光裕社、润余社、改进会、研究会、国乐改进社、北京爱美乐社、楚剧进化社、“觉先声”剧团、南国社、中华歌舞团、共艺班、乐艺社、北大音乐传习所、北京大学音乐学会、富连成班、大同乐会、霄兆国乐社、云和乐社、清音歌曲改进会、上海国立音专抗日救国会、潮剧赤花剧社、北平国剧学会、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音乐艺文社、“天津十番”四如社等等。

（二）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民间音乐社团的具体面貌

我们从三种类别的音乐社团当中分别选出三个具有代表性的音乐社团为例，通过参考史料、文献等对其进行全面的、系统性的研究。

首先，让我们了解说唱音乐社团中的三皇会。

三皇会是旧社会说大鼓书的盲人们组成的一个自发性的曲艺组织，诞生在安徽省霍山县，其停止活动的时间是一九四八年农历三月初三。

所谓“三皇”即天皇、地皇、人皇。管天的官叫天皇，管地的官叫地皇，管人的官叫人皇。三皇会组织机构齐全，管理严明，主要由长、副、判、管、律、政、臣、理、拘、查十个职位组成。长即会长（俗称瞎官），每年农历五月五日召开一次三皇会，由会长负责召集，主要是整顿纪律，对违反会规的盲人进行惩罚。会期那天清早，所有盲艺人必须按期到“三皇庙”集中。会中摆有“三皇”牌位，两边对联是：

三皇圣德无师浩浩齐天凡世人皆同大本

百姓酬恩有限宿宿在庙为古者共祝长春

大会开始，会长率众燃香点烛，向“三皇”叩头，接着道士打蘸，由主事宣读会规曰：

一、每年会期不准无故不到，除生灾害病、隔河渡水的特殊情况外，否则，香钱加倍，外加罚款；

二、不准私自带徒、争徒、乱带、私打管束，收徒要通过本会、保下（保下：指政府建立的保公所）或道友；

三、不准欺行霸道，不准私挖同行带路；

四、不准忘师卖盗，要尊师、爱师；

五、不准大小不尊，江湖乱道，要尊重妇女和同行姐妹；

六、不准私塌（私塌：系行话，指私自降代算命的价格）命价；

七、不准替别人招讨烂账；

八、不准借故生端，招摇乱撞；

九、不准扰乱歇家（歇家：系方言，指盲艺人投宿的人家），只准一朝一宿，如因风雨阻隔要与东家善商；

十、如知道已死命者，要报会，通过本会与保下共同处理，不准私自结论。

其次，让我们了解戏曲音乐社团中的“富连成班”。

富连成班成立于1904年，由叶春善在北京筹组，原称“喜连成”班。第一科招收雷喜福、侯喜瑞等六人，聘萧长华、苏雨卿为教师。1912年更名为“富连成班”，也称“富连成社”。1935年叶春善死后有萧长华继任班主。至1940年萧长华离班，1944年停办，曾先后招收、培养了“喜”“连”“富”“盛”“世”“元”“韵”七科共达六百多名京剧演员。“富连成班”是我国京剧发展史上时间最长、影响最大、首屈一指的科班，培养了众多京剧名家，对京剧事业的传承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代表人物：喜：侯喜瑞（净）；连：马连良（生）；富：谭富英（生）；盛：裘盛戎（净）；世：袁世海（净）；元：谭元寿（生）；韵：冀韵兰（旦）；庆：因战乱停办，学员转出。

“富连成”科班还有“学规”，也叫“训词”，如下：传于我辈门人，诸生须当敬听；自古人生于世，须有一计之能。我辈既务斯业，便当专心用功。以后名扬四海，根据即在年轻。何况尔诸小子，都非蠢笨愚蒙；并且所授功课，又非勉强而行？

最后，让我们了解传统器乐社团中的国乐改进社。

国乐改进社于1927年由刘天华和郑颖荪以及戏曲音乐社团中的“富连成班”、吴伯超、曹安和等共三十五人发起，成立于北京。以改进国乐并谋其普及为宗旨，提出“借助西乐，研究国乐”（《国乐改进社成立》发刊词）， “―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条新路来”（《国乐改进社缘起》）。社员中部分为干事社员，从干事社员中选出执行委员会领导全社活动。执行委员会设总务、文书等股。刘天华任总务主任，负责总管全社日常事务。又聘蔡元培、肖友梅等为名誉社员。对收集、整理、研究和发展民族音乐曾有较大的计划和设想，如建立图书馆、博物馆，“创设学校，组织研究所”等，但因得不到政府和社会的重视与支持，面临物力、财力等多方面困难而无法实现。

其实际活动主要为：1.举行音乐演出。如1928年1月12日在北京饭店举行音乐会，演出古琴、琵琶、二胡独奏、合奏等，是“五四”以来较早的重要的―次以民族乐器为主的专场音乐会。此后还举行过多次演出。2.出版音乐刊物，即《国乐改进社成立刊》与《音乐杂志》。1932年6月刘天华逝世，《音乐杂志》停刊，该社也停止活动。

以上举例的三个社团分别来自于不同的音乐领域，但它们的兴起对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对中国近代音乐发展的影响和意义

音乐社团的建立与发展确立了它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音乐教育史上的地位。它们创立了我国最早的管弦乐队，创办了我国最早的专业音乐刊物，开创了我国近代专业音乐教育事业。为培养近代音乐专业人才、引进和传播西洋音乐、继承和改良民族音乐、提高民族整体素质、为近代专业和普及音乐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近代中国音乐思潮中的许多合理精神，理应得到继承和发扬。学习西乐、吸纳外来音乐文化遗产的胸怀不可丢却，现代中国音乐应继续学习一切优秀的外来音乐文化成果，因为只有不断汲取异质文化的新鲜血液，才能刺激中国音乐的嬗变与更新，才能符合现代中国人日益开放、多样化的音乐审美需求。音乐美育思潮尊重音乐的艺术性，提倡以音乐涵养美感的思想，对于促进音乐创作中注重音乐的主体性，促进音乐艺术的健康发展，依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音乐社团的发展为我国音乐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也为我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石，音乐，是人们抒发感情、表现感情、寄托感情的艺术，它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心灵，使之更多地得到美的滋润，音乐具有对人道德、精神、情操的影响功能。优秀的音乐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精神的象征和标志。音乐对人的影响，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表现表式。在和平年代，音乐更多的是娱乐的形式，表现出对人道德、精神、情操的潜移默化作用；而在战争年代，在民族存亡、国家安危的时刻，音乐会以号角式的呼唤鼓舞人心并直接作用于人的精神。音乐可以摆脱孤独，沟通情感，交流思想，增进社会交往能力，适应社会，获得满足，从而获得身心健康。音乐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广泛。在接受音乐的过程中，接受者的情感不仅在量上得到拓展，同时在质上也会得到提高和升华，而情感在质上的提高和改造，对于音乐接受者的情感体验有着特殊的意义，还有利于增强人们的沟通、交流、协作能力。所以，我们要继承和发展音乐社团，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借鉴西方优秀的音乐文明成果，使得中国的音乐文化蓬勃发展，屹立于世界音乐文化之林。

民间音乐社团是在民间音乐的变化发展中形成的必然结果，对挽救优秀的民间音乐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继承无比丰富的中国传统音乐遗产、发扬新音乐传统中的开放精神以及民族文化与世界的交融中，中国音乐一定会焕发出更为绚丽的光彩。

参考文献：

[1]吕金藻，韩月芳.中国20世纪上半叶音乐社团编年纪实[J].音乐爱好者，1992，（03）.

[2]戴俊超.20世纪上半叶中国音乐社团概述[D].北京：中国音乐学院，2010年.

[3]胡婧.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新式音乐社团发展特点研究[D].沈阳：沈阳师范大学，2014年.

[4]何洪禄.中国留美学生与音乐期刊、音乐社团――20世纪上半叶的“新音乐”文化建设[J].音乐传播，2014，（06）.

[5]冯长春.中国近代音乐思潮研究[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

[6]汪毓和.中国近代音乐史[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