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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教育

儿童教育

儿童教育范文第1篇

近些年来,社会的各种关系,尤其是家庭和儿童的关系发生了迅速变化。全球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失业问题、对妇女和儿童权利的认同问题以及儿童受虐待问题等都对教育产生了影响。

自上世纪60年代起,西方社会的家庭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离婚率的上升,单亲家庭和重组家庭的增加,儿童出生率的下降,旁系亲属少而垂直多辈人家庭的增多,等等,使家庭的发展出现了非连续性特点,家长与儿童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家庭和社会由此产生了新的生活模式,家庭和社会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些社会关系的变化,要求教育对此作出反应;要求教育更早地将不连续性引入儿童的生活,使他们尽早获得克服因社会关系变化而带来的适应困难的能力。

2.来自科学技术发展的挑战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显示出它的威力。教育历来被看作是传授知识的过程,但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20世纪,整个世界,特别是西方社会,明显受到了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影响,人类文明发生了空前的变化,人类社会进入了有史以来最为辉煌的时期。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知识总量的快速增长,促使社会范型发生变化。21世纪被预言是信息时代,人类正从工业社会迈向知识社会。

1996年至1998年,德国曾作过一项名为“科学社会的潜力和规模——对教育进程及结构的影响”的研究,研究者就今后25—30年社会对科技和教育的期望作了问卷调查。研究者在据此写出的调查报告中指出,在来来,知识将越来越系统地作为用途广泛的工具而被用于解决问题,知识的产生将越来越有赖于各种需要解决的问题,逻辑知识在各个学科领域的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等等。调查报告进一步指出,在一个信息激增的社会,让人们去吸收社会所需的全部知识已经不可能,与吸收某个专业领域的专门知识相比,人们更重要的是学习在复杂的社会中明辨方向并学会随机应变,提高实现知识复合性的能力。

在这个以知识为中心的社会中,教育机构的角色也要有相应的变化。教育机构应使受教育者获得能胜任未来生活和工作任务的知识,应有益于知识的更新,应激发受教育者获取学习能力的动机,使受教育者善于观察,学习有用的知识,善于质疑,能独立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并进行批评性验证。

3.来自人口流动的挑战

由于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人口的流动性和文化、语言的多样性不断提高,这也导致社会网络的重构和家庭生活的变化。人口的流动性已不只是局限于一个国家的范围,而是发生在更广泛的国际范围之内。来自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儿童必然会受到难以与其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取得一致性的压力,而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儿童则会面临如何宽容外来的儿童,以及如何应付随之而来的文化挑战等问题。

对于成长在这样一个复合、多质社会中的儿童而言,社会传统的规范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力,家庭教育的观念和方法也随着价值观的转变而发生了变化。由于社会对儿童自的承认和强调,家长与儿童的关系也逐渐变成为伙伴关系,这种从教养关系到伙伴关系的变化,不仅弱化了传统的教养关系,促进了新型伙伴关系的建立,而且必然会带来教育目标的调整和变化,因为新的社会规范更强调个体的竞争意识以及具有批判精神的自。

后现代主义对面向未来的早期儿童教育的观点

自启蒙运动以来,人们的思想受到了现代主义的极大影响,结构化、系统化、中心化、标准化、一致性、连续性以及通过科学的方法论去发现可证实的真理,这已成为人们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然而,所有这些都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质疑。后现代主义倡导的是复杂性、矛盾性、差异性、多视角以及历史和现实情景的特异性,引导人们抓住由于认识的多元、另类和不可预期而带来的巨大机会。

后现代主义对整个世界的看法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知识观、儿童观和教育观,在世界范围内促使人们对早期儿童教育作重新思考和重新定位。

在当代西方的早期儿童教育课程中,知识常常被看成是客观存在的真理,它们或可被儿童复制,或可由成人诱导而来,或可由儿童自己建构。后现代主义则认为,在快速变化的未来社会,儿童要能够高度适应事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人们过去所学得的东西并不能保证未来有用。生活越来越趋向于每个人自己的建构。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知识不再是客观、可以积累的,并在实际中可以被普遍运用的东西;相反,知识是多视角的和具有多种含义的,是与背景密切相连的和局部化的,是没有完成的和似是而非的,并可以由多种方式产生。概览当代西方的早期儿童教育课程,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似乎占了上风,尽管在学前教育机构中还能看到以教师为中心而展开的、重学业成就的教学活动。但是以儿童为中心的观念是被普遍接受的,这可能与当代社会将儿童看成是世界的中心,可以与其所处的背景相分离的观点有关。皮亚杰的建构主义理论为此提供了理论基础。但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出发,儿童要在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社会中生存,意味着必须适应高度的个体化和差异性,并且具有应变能力。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未来对于人的要求是难以预料的,如果“过去”不能为“未来”提供保证,那么人就不得不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去建构和适应。后现代主义是不讲以儿童为中心的。因为以儿童为中心意味着把儿童看成是一个能动的、与背景无关的个体。后现代主义也不再把儿童看作是一个可以测量的并且可以与各个领域(如社会发展、认知发展和动作发展等)相分离的个体;不再把儿童看成是孤立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而是把儿童看成是有潜力的、强大的、有能力的,最为关键的是与成人和其他儿童相关联的入。也就是说,将儿童看成是存在于特定的背景之中的,通过与他人或事物建立起关系而存在的个体;将儿童看成是知识、人格和文化的共同建构者,而不是它们的产物。

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出发,学习不再是孤零零的认知过程,而是一种合作、交往的活动。儿童在活动中与同伴和成人共同建构知识,理解世界。学习不再是儿童获得预先知道的结果,儿童也不是空的容器或知识的复制者。儿童是积极的,儿童拥有的理论和观念不仅应该被认真倾听,而且应该被仔细研究,在合适的时候还应该给予质疑和挑战。儿童是通过与物体、事件、成人和同伴的互动而学习的。当“人处于关系之中”成为教育的基础时,交往则被看作是儿童学习的关键了。因此,教育者必须激发儿童活动的积极性,并为儿童提供与他人交流自己经验的机会,让儿童找到与他人交流的方式,让儿童使用自己的百种语言,让儿童通过交往获得从属感和参与感,并能从他人的角度看待自己的经验,等等。

我们知道,建构主义理论对当代西方学前教育课程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儿童是主动的,教育起始于儿童每天对其所处环境的理解和建构。但是,建构主义理论似乎将知识看得过分绝对化和不可变化了,知识成了与儿童分离的、存在于文化和历史真空中的一些事实。建构主义理论忽略了知识的让会建构性质,它基于自身的理论,强调让儿童通过解决问题去内化知识。

社会建构理论与建构主义理论在将儿童看成是主动体等方面是一致的。但是,让会建构理论并不将知识看成是具有普遍性和标准化的,它要求儿童形成自己对世界、对知识、对人格和生活风格的认识,这种个性化的过程意味着儿童需要对自己的行动具有高度的选择性,既要个别化,又要群体化。社会建构理论认为,概念的同一性是在特殊的背景中建构或重新建构的,而背景总是在变化的。儿童会在动态的过程中共同建构或重新建构同一性。在儿童共间建构知识、人格和文化的过程中,会发生对话、交谈、商量、冲突、对抗等。社会建构理论批评“儿童中心论”将儿童看作是自主的、孤立的和与背景无关的人,它认为,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儿童、家长、教育机构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儿童所作所为的凭借,没有一个人和一样东西能够存在于背景相关系之外。

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尚存诸多争议甚至疑义,因此,将其理论运用于当今早期儿童教育中,尚需采取谨慎态度。但是,后现代主义的观点也确实为我们思考面向未来的早期儿童教育提供了新的思路。

对面向未来的早期儿童教育的新思考

未来人类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人类驾驭自己命运的希望在于当今的教育。学前教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面向未来,学前教育应通过不断改革和创新,真正为人的终身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儿童教育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尼尔・波兹曼 电视文化 消费社会 教育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尼尔・波兹曼是美国著名的媒介环境学者和教育学家,他曾就电视文化在现代消费社会中的横行对教育的影响进行了深刻地分析。并试图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法。波兹曼最为著名的理论之一就是童年的消逝。他认为童年是印刷时代的产物,是伴随着对读写能力的培养而出现的。儿童必须要掌握一定的读写能力,才能具有一定的辨别力和判断力,才能逐渐具备成人的思想。但是到了电子媒介时代,童年又面临着消逝的危险。电视利用其对感官的多重开发使得儿童可以毫无阻隔地获得对成人世界游戏规则的认知,提前进入了成人阶段。于是,童年不可避免地走向消亡。正是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尼尔・波兹曼提出了自己的媒介教育观。

一、电视与家庭教育

在波兹曼看来,要解决儿童所面临的困境,首先要从家庭做起。在学校出现之前,家庭是教育重地,学识和人格的培养都要在这里完成。即使到学校出现,家庭依旧发挥着强大的教育功能。首先,在进入学校之前,儿童要在家庭环境中完成最基本的学习。包括语言技巧、举止规范等方面知识的基本掌握。然后,在儿童进入学校之后,家庭还要协助学校完善儿童的知识教育和人格培养。

但是在电子媒介环境中,家庭的结构和权威正在日益受到威胁。首先,电视、电影、唱片等媒介逐渐取代了家长在家庭中的地位,取代了家长对于儿童价值观的培养。由于信息环境的改变,家庭已经没有很好的办法来控制孩子的信息渠道,子女和父母开始接受同样的信息,甚至子女的信息量要远远大于父母;而子女在电视和网络的诱导下,也不再认同父母所确立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由此家长的权威受到极大的挑战。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不无忧虑地指出:“很显然,媒介已经削弱了家庭在塑造年轻人的价值观和情感发展上的作用。”继而,在媒体权力不断扩张的情况下,家长对自己养育子女的能力产生了怀疑,转而求教于电视媒介所宣扬的所谓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和咨询专家。马尔库塞曾就家庭所处的困境提出深刻认识,认为“家庭的社会功能的削弱反映了技术对个体的吞噬。大众传播媒介的专家们传播着必要的价值标准,他们提供了效率、意志、人格、愿望和冒险等方面的完整训练。家庭无力与这种教育相抗衡”。

波兹曼因此鼓励家长“将养育子女视为是对抗文化的行动”。。由此,他试图提供一条通过媒介和家长的合作从而实现对儿童保护的有效途径。第一,减少儿童在媒介中的暴露量,即尽量减少儿童形象在广告、肥皂剧和各种娱乐节目中的出现。这样可以尽可能地减少孩子在电视中寻找情感认同,并且避免儿童对家庭的疏离,转而在现实生活中为他们确立一种对家庭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但是我们会发现,现实世界中的电视媒介不可能,为了保存儿童的概念而放弃自己的利益,反而会在加速对童年概念的消解中寻求自身的经济利益。正是基于此,波兹曼提出了第二条建议:家长要限制孩子的观看内容,并对内容提出批评。这就要求在孩子与媒体的接触中,父母要尽可能陪同,不断提供对于节目内容、主题的批评,帮助他们形成对周围事物的正确判断,培养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但是,如果父母忙于外界事务,就会把孩子留给电视机。为此,波兹曼进而提出了一个似乎为所有女权主义者所诟病的建议;让妇女回归家庭,重新担任教育子女的角色,因为妇女对童年来说是最好的塑造者和保护者,这一建议在某种程度上是要恢复传统的家庭状态和家庭观念。

二、电视与学校教育

柏拉图认为学校的目的是要训练智力和培养性格。16世纪学校的出现就是要培养儿童的读写能力,以便他们能够学习思考,发展智力,并且避免变得愚蠢。在电视没有出现之前,人们普遍把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看做启发心智的唯一途径。但是在300多年后的今天,电视却影响到了学校的发展,改变了人们一贯以来对教育的信仰。

渡兹曼认为,学校是建立在儿童与成人的区别之上的公共机制,我们可以通过童年与印刷术和学校的联系看到这一点。现代学校在创立之初是要培养儿童的读写能力,进而培养他们独立的价值观和科学的思考,因此,儿童进入学校就是要学习如何逐渐掌握成年人的思考和判断能力。但是,今天的学校在行使自己的教育职能时,不得不面对电视带给传统教育环境的影响与改变。波兹曼在《教学作为一种保存性的活动》这本书中谈到,电视媒介的信息传播形式正在以其形象性、瞬时性以及娱乐性迅速侵占年轻人的心灵。电视已经取代了学校的教育地位,成了“第一课程”。

首先,电视采取了与学校完全不同的认知模式。学校起源于印刷时代,因此也就带上了深深的印刷媒介文化的烙印。“现代学校是活字印刷的产物,因为对学校来说,孩童到学校是为了学习识字,因此也就是如何作为成年人。”。即使到了电子媒介时代,学校依然保存着自己贯有的知识结构和学习模式。这种学习是一个连续的知识累积过程,要建立在认知能力和理解能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之上。而电视是一种以图像为中心的媒介,图像本身是具有根据性的,对它的理解不需要掌握特殊的技能或技巧。因此,电视用图像将文字的地位取代,就避免了传统教育所必须的抽象思考。所以电视带来的是认知度的提高,理解度的降低。

其次,电视教育之所以会比学校教育具有更强大的影响力。还在于它本身的娱乐性。“电视对教育哲学的主要贡献是它提出了教学和娱乐不可分的理念。”孩子在电视机前是自由的,随意的,但是,事实上,“‘教与学’这对矛盾是构成‘教育’这一事务的最初的和最基本的矛盾运动关系”,电视摒弃了这一关系,消解了儿童在教室里所培养起来的纪律观念。电视从信息的形式和内容上转移了学生对课堂教育的兴趣,同时也彻底超越了印刷书籍所特有的线性文本对人的启示,在某种程度上,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的教育就是要颠覆以文本为中心的现代欧洲思想。

事实上,人们只要看一下,孩子们在电视机和网络面前的着迷程度和所花费的时间就可以看到,那些迅速变化的感官信息在我们的生物偏向中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尼尔波兹曼认为,传统学校教育培养起来的学生树立的是一种以语言为中心的世界观,关注历史和未来,强调理性;而电视教育培养起来的学生树立的是以图像为中心的世界观,关注当下,强调感觉的真实。因此,他不无忧虑地指出,电视成长为“第一课程”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教育的终结。

电视以其轻松性、形象性和娱乐性颠覆了传统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严肃性、逻辑性和连续性。电视是摒弃思考的,因此在电视机前成长起来的一代是拒绝思考和判断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现在儿童越来越受重视,但我们的资讯环境事实上确实已经淡忘了儿童的观念,即儿童不仅仅在生理上应该受到保护,更应该在精神上给予保护,避免使其

幼小的心灵过早遭受信息环境的污染。那么学校和家庭应该如何抗拒媒介对其权威的侵袭,保护儿童的存在呢?尼尔・波兹曼提出了媒介教育的概念。

三、媒介教育

“学校是我们少数几个保存下来的以非电子传播模式组织起来的信息系统之一”,而电视却是电子时代信息传播模式的典型。波兹曼认为,家庭对于儿童的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仍然缺乏学校教育的权威性。那么学校应该成为对抗电子媒介的主战场,这就有必要在学校开设关于媒介教育的课程。当然,所谓的媒介教育“并不意味着对媒介的使用。它意味着调查媒介,从而发现传播技术如何控制了我们的思想和行为”。

这种调查首先从媒介历史开始,要让学生在整个童年时期逐渐了解有关传播技术和某些媒介内容的历史问题,尤其是那些历史久远,看似自然存在的内容和技术。每一种媒介都以其独特的语言形式为当时的人们构造了一种现实,并进而构造了人们对这种现实的理解,由此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形成了不同时代特有的媒介环境。每个时代的媒介环境都会塑造一种独特的社会意义,而媒介教育的任务除了理解每一种媒介技术的历史,更应该考虑每一种媒介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担任了什么样的角色。例如,数字0的出现如何改变了人类的思考方式?而事实上,我们现在教授数学的方式培养了很多的“数学盲”――对数字及其代表的意义缺乏基本的理解。考察我们当今的教育,恰恰是缺少了关于学科历史的教育。因此,波兹曼认为,每门学科的教师都应该成为一位历史老师,向学生们讲述本学科的历史。只有当学生具备了这种历史意识,他们才可能对媒介的起源发表更多的观点,才能更多地了解每一种媒介的出现给文化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从而才能挖掘出隐藏于媒介文本中的价值偏向和意识形态。但是,如果继续对媒介的历史保持默然,就像现在的学生认为字母和数字是本来存在的一样,若干年后的孩子们也会认为电视是一个“神话”。

媒介教育还应该考察媒介内容,并对其进行批评。每个时代的媒介内容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塑造当时受众的理解能力和情感喜好,它对年轻人的教育至关重要。我们今天的媒介所宣扬的感觉标准和社会价值正好与学校教育相反,而学校仍旧不断把不同形式的媒介引进教室,其目的并非为了让学生理解媒介的表现形式和表达习惯,而是为了更好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和兴趣。学校教育正是在盲目引进媒介时受到这些媒介价值观的影响才逐渐背离了自身的教育哲学。因此,当我们进行媒介教育的时候,必须要向学生提供一种批判的方法和工具,而这种方法和工具就是媒介语言和媒介内容。要努力让学生理解媒介是如何传达关于社会、国家、个人、责任、权利等观念的,帮助他们采取一种清醒而冷静的视角来审视媒介内容,由此获得一种力量来抵制现存文化中的习惯势力。对于如何帮助观众提高对电视的识别能力这个问题,波兹曼在一次访淡中认为,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他已经用了25年的时间来寻找答案。他最早在《电视与英语教学》这本小册子里探讨过答案。首先他希望英语老师能够更严肃地对待电视,然后帮助他的学生不仅抱着热情,还要抱着同样的识别能力来看电视。

此外,质疑技术的价值也必须成为媒介教育的一部分。媒介技术本身不仅仅是为人类提供了一种认知世界的工具,不仅提供了关于世界的新知识,更重要的是,它引发了一种关于世界的新观念。正如望远镜的出现不仅增加了人们对宏观世界的知识了解,事实上还对人类的神学世界提出了挑战一样,电视带来的一种完全去传统化的教育。它摒除了理性和逻辑,引发了对于破碎、无序、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每个时代的媒介环境都会塑造一种独特的社会意义,而媒介教育的任务除了理解每一种媒介技术的历史,更应该考虑每一种媒介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担任了什么样的角色。

儿童教育范文第3篇

(浙江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杭州 310028;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社会学系,上海201620)

[摘要]国外博物馆儿童教育与儿童博物馆的发展都已有数百年历史,形成了以儿童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和以动手操作、互动探究为特点的教育模式。相比之下,我国博物馆儿童教育与儿童博物馆的发展都较为滞后,积极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我国博物馆儿童教育与儿童博物馆的发展应从项目活动向常态化转变;从简单模仿向自我创新转变;从长期固展向定期改陈转变;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从封闭空间向露天庭院拓展;尝试创办各类博物馆学校,拓展博物馆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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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博物馆;儿童教育;儿童博物馆

博物馆展品的实物性、直观性和教育手段的非强制性正适合儿童的学习特点,国际上约有400座儿童博物馆和博物馆儿童教育的常规化即是有力的证明。社会各界需要从观念层面意识到博物馆儿童教育的重要性和适宜性,从实践层面掌握博物馆儿童教育的运行机制。本文拟对国内外博物馆儿童教育与儿童博物馆的发展历史进行考察,以为我国博物馆儿童教育及儿童博物馆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

一、博物馆儿童教育发展的历史

(一)国外博物馆儿童教育的发展

18世纪至20世纪20年代是博物馆儿童教育的探索阶段。对西亚古城乌尔神庙的发掘发现一座学校遗址中有类似于博物馆的文字说明牌,考古学家据此推测这可能是辅助学校开展教育的博物馆标本。欧洲启蒙运动、自然科学的兴起以及政治革命的爆发,加速了欧洲博物馆社会化进程。尤其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止了卢浮宫作为路易王朝皇家收藏宫殿的历史身份,而蜕变为世界首个公立博物馆,1793年卢浮宫向世人开放,博物馆自此开始关注公众,教育功能亦从此进入其工作者的视阈范围。至19世纪末,“博物馆是一种教育机构”已成为大家的共识。

随着博物馆教育功能的逐步完善,博物馆开始探索如何发挥儿童教育功能。1881年,柏林国立工业博物馆为隶属于它的一所工业和装饰艺术学校的学生提供实物标本,由此开了博物馆为学校服务之滥觞。1904年,大卫·穆雷这样写到:“德国的博物馆已成为教育基地。在那里,每个课题都因配备了博物馆教师而变得易于理解”。1911年,马格德特·泰尔伯特·杰克逊也明确表示:“在美国,博物馆被视为教育系统的一个部分。”18世纪90年代,纽约库柏协会博物馆就开始关注学生需求,至19世纪末,儿童教育已受到美国博物馆的普遍重视。

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是博物馆儿童教育的初步发展阶段。美国博物馆在这一经济萧条时期为了赢得生存空间,开始真正以儿童为中心,推动博物馆开展非正规的儿童教育,如积极与学校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博物馆配备专门辅导学生的教师;学校课程表上明确规定博物馆开课时间。这促使儿童教育部逐步成为博物馆中最活跃的部门。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是博物馆儿童教育的成长阶段。科技革命的开展调整了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结构,对儿童、妇女、残障等少数群体的关注以及民主意识的抬头不断融人到主流意识。博物馆儿童教育的理念亦出现崭新变化,视听设备与表现手段得到全面改观。1962年到1963年,美国博物馆协会在《美国加拿大博物馆统计研究》上发表的调查显示,在2752座被调查的博物馆中,近20%为儿童制定了正规的基础教育科目。博物馆儿童教育功能由此从临时性逐步向常规化转变。

20世纪80年代至今是博物馆儿童教育发展的黄金阶段。随着冷战格局的解体,科技急速发展,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融为一体,博物馆儿童教育不再是个别行为,其地位不断巩固和确立。美国70%的博物馆在过去5年中增加了面向学生和教师的服务。史密森尼博物院(Smithsonian Institution)常与教师座谈,汲取教师建议,并邀请其参与教材编写。88%的博物馆更是提供了专门的幼儿教育项目。英国早在1988年即制定了“国家课程”(National Curriculum),规定博物馆儿童教育应与学校课程衔接。为此,博物馆一方亦积极响应,依国家课程标准设计了教育手册,根据儿童年龄设计了活动手册,与学校课程相配合。历经3年的共同努力,参观博物馆的儿童人数增至约750万。法国则于教学大纲上规定,儿童一周必须有一两次去博物馆参观。此外,专门针对学前儿童,教育部和博物馆局还联合策划了每年一次的“博物馆之春”活动——“带着你的父母去看博物馆”,主办单位向儿童发送邀请信函,500多家博物馆联袂参与。此阶段博物馆儿童教育的基本特征为:儿童教育视听设备更加全面系统;教育内容多样,手段灵活;儿童教育功能逐步受到重视,并向常规化转变;开始将整个家庭视为服务对象,同时不断向幼儿园、社区等外部空间拓展。

(二)我国博物馆儿童教育的发展

我国博物馆儿童教育同样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被动到主动、从单一到多元等发展阶段。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博物馆虽然出现很早,但近代意义上的博物馆仅300多年历史,中国博物馆的历史就更短,至今仅有百年。从1905年张謇开办南通博物苑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为我国博物馆儿童教育的起步阶段。该阶段,博物馆事业隶属于教育部,强调博物馆是社会教育的重要机构,同时是实现美育教育的重要手段。博物馆专门针对儿童群体的教育在此时期较为少见,仅在1936年,河南博物院在馆内开辟出儿童科学馆,采购科学仪器,向学龄前儿童、小学生进行科普宣传。

1949年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为我国博物馆儿童教育的探索阶段。一批新型省级博物馆建立,博物馆归属文化部,由设立的文物事业管理局(文物局)全面接管。博物馆开始成立承担宣教工作的讲解员队伍,中学生纷纷人馆参观,博物馆儿童教育自此占有一席之地。

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为我国博物馆儿童教育的发展阶段,重点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1991年8月27日,国家教委颁发《中小学加强中国近代、现代史及国情教育的总体纲要(初稿)的通知》,强调两史一情教育。次日,、国家教委、文化部、民政部、团中央、国家文物局六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充分运用文物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通知》。1992年至2004年约81个单位被授予“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由此博物馆成为社会教育系统中公认的儿童爱国主义教育场所。

20世纪90年代至今是我国博物馆儿童教育的壮大阶段。随着上海、河南等一批现代化大型博物馆的问世,博物馆儿童教育亦步入发展高潮。2004年2月,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4]8号),未成年人的教育服务被摆上举足轻重的位置。为促进这一意见的实施,2004年3月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又联合颁布《关于公共文化设施向未成年人等社会群体免费开放的通知》,强调“公共文化设施在向未成年人等社会群体免费开放的同时,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充分发挥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引导作用。”2007年在博物馆免费开放前,陕西省已将博物馆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全省各级国有博物馆向中小学生集体免费开放。至此,面对现代博物馆日益宽泛的功能,儿童教育功能成为其中重要的社会功能。与此同时,博物馆尝试将儿童群体与成人相区分,寻求有效的儿童教育实践形式。部分博物馆开始在馆内专门开辟儿童区,组织面向儿童的教育项目,一些博物馆甚至将学前儿童纳入服务范围,如上海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上海科技馆、黑龙江省博物馆、中国科学技术馆、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深圳博物馆等。这一服务功能的扩展在为这些博物馆带来众多家庭观众的同时,也为它们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口碑。 但从总体而言,国内博物馆开展儿童教育的还很少,且多为临时设置,缺乏长期规划;教育手段仍以讲解为主;教育内容缺少原创因素,因此我国博物馆儿童教育功能的充分发挥还有待时日,有必要主动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加快发展步伐。

二、儿童博物馆发展的历史

19世纪末,以儿童为本的教育思想兴起,1899年12月16日,在布鲁克林中心博物馆艺术馆长的提议下,布鲁克林艺术科学学会在美国纽约市创办了世界第一所儿童博物馆——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这所博物馆的问世寄托了儿童教育革新的梦想,同时“它是对传统博物馆的背离,对随后儿童博物馆的兴起影响很大。”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由此成为儿童博物馆行业的肇始者。在儿童博物馆服务理念的最初构建上,不得不提的是安娜·比林斯·盖洛普(Gallop)。她在1902年5月出任该馆助理馆员时,首次提出“儿童需要始终知道儿童博物馆是为他们而开的,并随时为他们的兴趣和需求考虑,纯粹的娱乐是儿童博物馆的学习方式。”由此,儿童博物馆兴起一种新的理念——“以儿童为中心,鼓励动手触摸”,受到社会的欢迎和认同,相继建成的儿童博物馆也纷纷遵从此理念。

20世纪初期是儿童博物馆发展的重要时期。1913年8月1日,波士顿儿童博物馆(Boston Children’s Museum)作为第二家专门的儿童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它在儿童博物馆发展史上具有显著意义,如今它已被誉为世界最好的儿童博物馆之一。1917年年底,第一家为学校建立的儿童博物馆——底特律公立学校协会儿童博物馆诞生,它是博物馆与学校直接合作的滥觞,是后来许多儿童博物馆追随的典范。1925年12月6日,世界上最大的儿童博物馆——印第安纳波利斯儿童博物馆(Children’s Museum of Indianapolis)问世。这座博物馆无论是建筑外形还是展览内容都颇具特色,被誉为儿童的乐园,其创办从向孩子们募集捐赠物品开始,因此该馆的特色主要表现在社区支持方面,它始终融合着社区领导者、教育者和民众的援助力量。此后,又有3家儿童博物馆相继开放。此阶段儿童博物馆的服务理念主要是受到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玛利亚·蒙特梭利(Maria Montessori)教育观点的影响。约翰·杜威重视学生的个人经验,认为要“做中学”;玛利亚·蒙特梭利则强调教育设施的重要性,认为学习过程中使用不同器械和分享活动需同时进行。他们的理论促使本阶段产生了“鼓励动手操作”的儿童科学教育理念,并开创了儿童教育的新模式,尤其适合未形成抽象思维能力的学前儿童。

20世纪60年代是儿童博物馆的重大变革时期。此时期,一个最有成就的进步就是用“互动式”概念取代了20年代开始强调的“动手操作”。推动这一革命性做法的人物之一是迈克尔·斯伯克(Michael Spock)。斯伯克自1963年就任波士顿儿童馆的馆长,他在波士顿儿童博物馆发展史上的作用举足轻重,被誉为“儿童博物馆运动之父”,正是他提出了“采用互动探索”的理念,为此斯伯克重新定义了“陈列设计”的概念,主张向儿童提供互动展示。他在1964年首次举办“里面是什么(What’s Inside)”的互动展览(Interactive Exhibit),把展厅中的玻璃柜子移开,提供互动展示,诸如实物大小的展品烤炉、抽水马桶被剖开,儿童不但可在外部观看展品,而且可进入展品内部观看、触摸和体验。此次展览持续5年之久,持续受到儿童观众的欢迎。此类现象在博物馆展览史上极为少见,因此引起了其他博物馆的关注和思考。迈克尔·斯伯克馆长认为展览的可取之处在于“通过与实物和实际空间的直接互动体验获取信息”。如果说“动手操作”是一个机械化过程,那么“互动探索”则是一种实现思考的脑力劳动,可以让儿童真正体会展品的工作原理和方式。这与当时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的观点也是一致的。总之,上个世纪60年代人们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促成了儿童博物馆以儿童为中心的“互动探索”理念,并使“互动探索”的展览广受推崇。

强调实验也由此成为儿童博物馆展览设计的转折点。1969年,受“里面是什么”的展览与“互动探索”理念的启发,物理学家欧本·海默(Frank Oppenheimer)创办了一家新型的科学博物馆——加州探索博物馆(Exploratorium)。这使得博物馆不再仅仅局限于互动式展览,而是整个博物馆都以互动的科学展示为中心。儿童博物馆不再强调收藏功能,而开始强调教育功能;不再强调展览功能,而开始实施教育项目,实现展教合一,由此出现了一类藏品很少,但动手机会丰富的另类博物馆。

受美国波士顿儿童博物馆和加州探索博物馆的影响,上个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是儿童博物馆快速发展的黄金年代,50多所儿童博物馆陆续建起。新闻媒体也开始关注儿童博物馆的工作,社会领袖希望在当地建造儿童博物馆。印第安那波利斯和明尼苏达等地的儿童博物馆于此期间进行扩建和搬迁。21世纪伊始,为鼓励观众一次次地来参观,一些儿童博物馆开始借鉴娱乐产业的方法。如位于巴尔的摩市的港口发现官(Port Discovery Children’s Museum)是运用该方法最为成功的案例。此博物馆专门邀请迪斯尼乐园的设计专家和包括迈克尔·斯伯克在内的专业人士,最后提出要建成“发现和实现儿童梦想与渴望”的地方的愿景,并在展示、运作和管理上全面借鉴迪斯尼的成功经验。

随着儿童博物馆服务理念的推陈出新,相映成趣的是儿童博物馆数量激增。1975年,美国大约有38个儿童博物馆;从1976年到1990年增加80个;到2001年又新建了100多个。截止到本世纪初,世界各地已有390余所儿童博物馆,其中美国占了70%以上。此外,美国还拥有健全的儿童博物馆网站和系统的儿童博物馆论著。与之相伴的是,此时期使用儿童博物馆的观众数量亦在增加,至2001年,儿童博物馆参观人数比1991年多了两倍,超过3100万。

相比之下,我国儿童博物馆发展很慢,上海儿童博物馆作为国内第一所儿童博物馆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其后约10年,我国这座首家儿童博物馆都是形单影只,直至2004年初,广州市第二少年宫准备筹建一家儿童博物馆,但4年后最终因“二次报批未获得市发改委批复”而流产。由此可见,公办儿童博物馆在现行制度下的发展并不乐观。随着办馆主体多元化,锐意改革的民办儿童博物馆相继乍然惊现,使我国儿童博物馆的发展呈现了第一个小高潮。200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环境工程专业的王宁宁女士赴美求学归国后,为把美国的儿童早期教育理念引入中国,在上海创办了我国首个互动式儿童博物馆——上海互动儿童探索宫。2010年,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张旎女士为“将美国儿童博物馆带回国内的梦想”付诸实践,在北京创办了颇具特色的儿童博物馆——豆豆科技馆。2013年,在老牛基金会资助下,中国儿童博物馆研究中心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揭牌。这两家民办儿童博物馆和儿童博物馆研究中心的陆续面世,一方面体现了我国高层知识分子和知名企业家对利用博物馆开展儿童教育的坚定信念和行动,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儿童博物馆在中国不仅实现了从无到有,而且开始逐步走向完善。

三、对我国博物馆儿童教育与儿童博物馆未来发展的思考

教育儿童是接触未来的一种方式,博物馆只有真正触及他们的世界,才能形成一套适合自己的教育方法。借鉴国际博物馆儿童教育与儿童博物馆发展的经验,我国博物馆儿童教育与儿童博物馆的未来发展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从项目活动向常态化转变

应将儿童教育项目发展演变成博物馆的常规教育内容,首先可以将儿童教育项目分门别类,并据此制订长期规划,譬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以季度为单位,将儿童教育项目通过宣传单页预先一并告知家庭观众。其次,每一类型的项目内容需不断创新求变,由此沉淀出一些儿童教育的精品项目。

(二)从互相模仿向创造自我转变

现阶段可有针对性地吸收欧美甚至是国内优秀博物馆的成功经验,如北京自然博物馆效法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开展“博物馆奇妙夜”项目、上海儿童博物馆参照上海互动探索宫策划“互动探索”展等。不过,单纯模仿并非长久之计,博物馆还应有意识地积累儿童教育经验,不断融入自我的原创因素,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从长期固展向定期改陈转变

长期固定的展览由于相对稳定,无法长久满足儿童好奇、求异的心理需求,因此除了举办儿童项目外,定期改陈也是一种可取的做法。虑及人力、物力和成本,就儿童博物馆而言,可经由观众调研,每次择取最不满意的展场,局部改陈;就博物馆内的儿童专区而言,可依实力延长或缩短改陈的时间间隔,譬如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儿童学艺中心改陈频率为半年一次。定期改陈费时耗力,一方面工作要谨小慎微,针对展览选题开展充分的前置研究,致力于满足儿童的需求;另一方面主要装饰材料的性能和规格、展示道具和家具、多媒体、互动展示装置、展示灯光、版面等形式的择取和设计,都要关注低成本、易拆卸、易搬运等要求。

(四)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

未来的博物馆儿童教育与儿童博物馆应当与幼儿园、图书馆、社区等机构形成稳定的合作机制,如开拓与幼儿园的馆校合作领域,明确合作方法;发展壮大儿童教育的志愿者队伍,优化队伍结构;关注当地社区的儿童需求,提供独特的博物馆服务;转变“坐等”的思想,主动出击,创立博物馆儿童教育品牌;引导社会关注博物馆儿童教育,鼓励社会资源捐款捐物。简言之,博物馆必须走出去,以利于根据需求有效发挥其儿童教育的功能。

(五)从封闭空间向露天庭院拓展

优质的教育需要理想的学习空间,大自然为儿童学习与体验创造了舒适和愉悦的环境,故国外博物馆初现向露天庭院拓展之趋势,如麦德逊儿童博物馆(Madison Children´s Museum)顶楼设一个露天空间,有升国旗之所,有小瀑布、小池塘,植有各色各样的蔬菜,笼子里养着鸡和鸽子,可以让孩子们在一开口处喂养。又如波特兰儿童博物馆(Portland Children’s Museum)为创造性地满足儿童的教育环境需求,将馆内布置成自然界的一角,并提供形形色色的树叶、花果作为儿童学习的材料,供儿童观察和触摸。

(六)创办各类型博物馆学校,探索博物馆产业链

身处自由市场的西方博物馆,需以各种捐款、集资来维系生存,同时必须参与电影院、游乐场等机构的市场竞争。这种生存竞争的压力不断推动西方博物馆进行自我创新的探索,创办博物馆学校,即为适应时展的一种尝试,同时亦是实现博物馆产业化的一种手段。如波特兰儿童博物馆就在馆内创办了一座小型幼儿学校,向儿童提供各种天然材料,供其大胆想象,同时允许儿童采用多种方式特别是视听语言表达其独特认知,让儿童幸福地游戏生活。这所小型幼儿学校赢得了当地居民的欢迎,是博物馆开拓自身产业链的一种创新。

博物馆儿童教育与儿童博物馆的未来究竟在哪里?安娜·比林斯·盖洛普曾写道:“将来会怎样呢?我相信,将来会出现许多个不同的潮流。”恐怕谁也无法给出标准解答。未来博物馆儿童教育与儿童博物馆的发展方向不会亦不可能一成不变。我国约有1亿学前儿童,而目前儿童博物馆数量却屈指可数,这意味着博物馆如果能够摒弃传统的宣讲说教模式,积极鼓励儿童动手操作并参与探索,必将能成为家庭、学校教育的有益延伸和补充,迎来广阔的发展空间与全新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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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教育范文第4篇

关键词:儿童教育;成长危机;对策建议

透视今天的“童年”生活,很显然,儿童是为未来、为成人而生活的,我们的文化也只有成人的概念,儿童也被看作是“小成人”,受到了成人一般的对待,虽然我们对儿童的关注在增强,可儿童过早地被推入成人世界,他们穿得像成人,承担的压力也和成人一样。很多时候,儿童与成人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儿童被社会鼓励像成人一样做事。

一、儿童成长危机的现实分析

曾经在报纸上看过两则报道:一是2004年6月,“北京亚运村第一幼儿园为70名小朋友安排了身穿黑色博士服的隆重毕业典礼,园长介绍说,希望这个典礼给孩子们留下关于学习与美好未来的深刻影响”。二是据《黑龙江晨报》报道,哈尔滨市道外区的两岁幼童张泽洲乖巧聪明,拥有超强的记忆力,小小年纪就能识1200多个汉字。张泽洲的妈妈曾是一名幼儿教师,在张泽洲5个月大时,她发现孩子特别爱听“三字歌”的录音带,孩子13个月时,她就按识字挂图教他识简单的生字,现在,25个月大的张泽洲已经能背诵一年级语文教材中的全部课文,据介绍,张泽洲的家长已经为他申报了吉尼斯世界记录,正在等待回复。

翻开报纸,打开电视,这样的报道比比皆是,这不得不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当今社会、家庭以及幼教机构提供的早期教育、倡导的早期教育理念是迎合谁的?是迎合儿童吗?当然不是,很显然,我们的早期教育是迎合成人的,儿童是为未来、为成人而生活的,我们的文化也只有成人的概念,儿童也被看作是“小成人”,受到了成人一般的对待,虽然我们对儿童的关注在增强,可儿童过早地被推入成人世界,他们像成人,穿着更加精心设计的衣服,在电影和电视上观看成人节目以及在更年幼的时候就遭遇到媒体的暴力侵蚀。很多时候,儿童与成人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儿童被鼓励像成人一样做事,说成人的话。“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口号,逼迫儿童迅速去成长,而且成长得太快太迅速,他们仓促地走进了成人社会,在儿童能力与成人愿望发生冲突的时候,灌输、劝导、威胁和训斥的“物化教育”随之而来。美国的尼尔・波兹曼在他的《童年的消逝》中写道:“儿童已经基本上从媒体、尤其是电视上消失了,当然我不是说年纪小的人看不见了,我是说当他们出现的时候,都被描绘成十三四世纪的绘画作品上那样的微型成人,”只是作为儿童,没有了自己的话语,没有了本该属于自己的那片湛蓝晴朗的天空,没有了独立的人的生活。儿童还是儿童吗?

父母们至今仍尊崇古已有之的“神童”、“天才”,他们不仅仅迷恋,更是高期望地希望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他们过多地将培养“神童”、“天才”的手段、方法等同于正确的教育,几乎每一对这样的父母都坚信,鉴于自己对孩子亲密无间的关系和了解,一定能挖掘出儿童头脑中的潜能,儿童自然而然就变成了“神童”、“天才”。于是,打着“潜能开发”、“3岁就能掌握人类全部智力”的口号,以“钱能”开发“潜能”的早教市场热极一时,“像感冒病毒一样传染开来。”

要知道,成人为了使自己的培养模式行之有效,并且使原本天真活泼的儿童,在成长期间忙忙碌碌。他们围绕着成人的“天才计划”不断地死记硬背、重复演练作业,穿梭于特长班和学校,在各种考级考证的大军中早早地“身经百战”等等。

在儿童身上好似插满了输送营养食品的管道,那些对未成年人富有“责任心”的“好心的”成人们,将他们认为“有营养的”东西不停地用外压形式灌输到儿童身心内。在这样的高压下,儿童的生活还能悠游自在、宽裕自如吗?还能有时间玩玩只有童年才能享受的游戏吗?最重要的是,儿童还有时间进行其内在生命的丰富发育和茁壮成长吗?一个不能自主地拥有童年、不能自主的建构生命、不能享有童年的欢乐的儿童会有一个健全的生命吗?能成为一个健全的成人吗?

这些操纵着儿童“成长时间表”的成人们,曾经也是儿童,曾经也拥有童年,“你们当中,谁不时刻依恋那始终是喜欢颜开、心情恬静的童年?你们为什么不让大真烂漫的儿童享受那稍纵即逝的时光,为什么要剥夺他们决不会糟蹋的极其珍贵的财富?他们一生的最初几年,也好像你们一生的最初几年一样,是一去不复返的,你们为什么要使那转眼即逝的岁月充满悲伤和痛苦呢?”

记得卢梭在两个多世纪前就振聋发绩的质问,今天的成人难道还没有清醒吗?成人对儿童成长大包大揽,对儿童的生活和学习事无巨细以此“充实”儿童的成长空间,这种做法不是帮助儿童成长,而是阻挠了儿童的成长!这种教育方式给儿童带来的痛苦和摧残是不言而喻的。张勤在《幸福的香味:按照天性教育孩子》中说过“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学不到应该学的东西,长大后会付出很大的痛苦代价”。

由此不难看出,对于儿童而言,他出生不仅仅只是为了发展得更好,为了更加符合成人或者社会给他安排的各种角色,而更重要的是生活,能够幸福、从容地在社会中生活。卢梭在《爱弥尔》中说过“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我们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它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我们将造就一些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

二、我国儿童成长教育的建议

今天许多教育工作者对儿童智力的“早期开发”是建立在非理性的基础上的,他们的早期教育强调的是“过早开发”和“过度开发”,全然不顾儿童的自然发展规律。其实,自然为儿童的发展安排了一定的顺序,这种顺序是不能违背的,它表现在儿童发展的进程中,自然的教育就必须与这种进程保持同步。当代心理学也证明:儿童身心的发展变化,受机体内部生物基因固有的程序所制约,儿童在成长中各种机能的出现都有一个内部时间表,外部环境虽然对比童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但它不足以改变机能成熟的步伐,某种机能尚未成熟时,通过教育或训练,促使其提前出现或加速发展,结果往往是事倍功半,甚至使这种能力的发展受阻。所以,对待儿童,首先要尊重,不要急于对他们作出或好或坏的评价,让大自然先教导很长的时期之后,我们才可以去接替它的工作,以免在教法上同它相冲突。如果你害怕错失良机,那么,由于错用时间而带来的损失,远比在那段时间中一事不做的损失还要大,而且,儿童本身也不会消极地等待发展,相反,卢梭认为“儿童时期就是理性的睡眠”,我们“不仅不应当争取时间,而且还必须把时间白白地放过去”,因为“在他们的心灵还没有具备种种能力以前,不应让他们运用他们的心灵”,所以,“最初几年的教育应纯粹是消极的。它不在于教学生以道德和真理,而在于防止他的心沾染罪恶,防止他的思想产生谬见”。

其实,一个社会以及如何教育与养育儿童以及怎样对儿童的需要做出反应,通常是由社会的人们如何看待儿童来决定的,这就是儿童观的问题。而如何解决这些儿童的教育问题,笔者特提出3点建议:

(一)尊重儿童的自然生长――打牢儿童教育的根基

儿童的生活过程就是儿童的成长过程,儿童成长的根本状态是儿童作为成长主体内在的展开的活动过程。因为,“生长,并不是从外面加到活动的东西,而是活动自己做的东西。”这表明,在儿童期,儿童能够并且需要自己的成长,并且是有所作为的。儿童需要的是不断地发现、认识最终运用自己成长所需的“活动的东西”,而不是单纯地依靠传统教育从外部灌输知识、技能。

正确的儿童成长观首要的一点就是尊重儿童,尊重儿童的天性,尊重儿童的自主成长。正如爱默生所言,“尊重儿童,尊重他到底。”儿童有自己的成长大纲,儿童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儿童健康成长。儿童教育工作者应该抱有欣赏、等待的眼光,尊重和保护儿童的成长过程。儿童的成长过程好似一颗树苗的成长过程,我们不能因其最初的弱小柔嫩就拔苗助长,也不因其始于自发的根部成长而不闻不问。杜威说过,“教育就是不问年龄大小,提供保证生长或充分生活的条件的事业。”儿童教育恰恰要认识到儿童的成长始于根部,要“培植”根器,为儿童日后的充分成长提供条件。

因此,基于培植、培育的儿童教育就要尊重和欣赏儿童的原生态的、基础性的成长生活,给予儿童充分的时间和空间让其进行成长,在儿童成长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帮助、引导以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

(二)重视儿童的成长环境――塑造儿童教育的载体

首先,以保护儿童成长的自然生态为本,净化现有以成人世界为主导的成长环境。儿童不是成人娇小的复制品,儿童期是儿童独特的成长时期,儿童需要自己的空间和时间进行成长。一方面,儿童是成长环境的主人,儿童成长的内在需要决定了儿童成长的自然生态应该成为儿童成长的“百草园”。儿童的本能、兴趣、需要、梦想、游戏、探索……都在成长的“百草园”里自由自在的展开、生长。儿童能够独立地在成长过程中,从容地实现阶段性的转变并获取一个又一个成长带来的成功和快乐。另一方面,成人应净化现有以化为主导的成长环境。化影响下的环境只适用于成人,那种过分远虑,担心儿童将来无法适应成人社会的成人,为儿童提早适应成人世界制造“乌托邦式”幻想的环境。幻想终非儿童现实的生活世界,“为了不追逐幻想,我们就不能忘记怎样才能使我们更适合于自己的环境。”让所有关注儿童教育的人们应该联合起来,让儿童在成长中免除成人世界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观念,使儿童成长空间不再被成人的工具主义和功利思潮所侵蚀,改造不适合儿童发展的土壤,还儿童一个健康、安全的净土。

只有这样的成长环境才是儿童教育的有效载体,它保护儿童成长的自然生态的同时,也在不断培植儿童自己的生活土壤。

(三)成人与儿童共同成长――把握儿童教育的关键

倡导成人与儿童共同成长的核心是成人对儿童成长规律的尊重与科学运用。成人应该在掌握儿童成长的特性及儿童成长的普遍规律的前提下,学会欣赏儿童的成长,支持儿童的成长,与儿童共同成长。家长、教师以及社会上所有的儿童教育应该组成一个“教育者集体”,他们为了儿童的健康成长进行相互交流和对话,为了儿童的明天共同创设积极的、有意义的生活。

因此,成长取向的儿童教育主张,必须是在儿童中心主义的近现代儿童教育观念的指引下,摒弃成人看儿童的视角,真实地回归到儿童的成长上来,珍视、保护、创造的儿童成长世界。首先,儿童教育要尊重儿童的自然生长,它是儿童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它是儿童教育的根基所在;其次,儿童的成长依赖于周围的成长环境,他吸收周围的一切,儿童需要在广阔的成长空间里展开生长,儿童教育要重视儿童的成长环境,成人应该保护儿童成长的自然生态,为儿童的成长营造一个安全、多元、自由的“有准备的环境”,为儿童成长搭建健康、自由、快乐的平台。因此,它是儿童教育的载体所在:儿童在漫长的成长期里除了依靠内在天性的指引,也离不开成人的帮助和指引。

儿童是不断成长的个体,不断地走向成人,成人是儿童成长的支持者和合作者,儿童和成人彼此在相互学习、相互建构中共同成长。因此,成人与儿童共同成长是儿童教育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张勤.幸福的香味:按照天性教育孩子[M].同心出版社,2005.

2、卢梭著;李平沤译.爱弥尔[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儿童教育范文第5篇

关键词:儿童文学;儿童教育;儿童伦理道德观念

中图分类号:G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06)12-0040-02

一、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有天然的血缘关系

中外儿童文学发生和发展史都在不断地叙说着这一事实:儿童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儿童教育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

作为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独立分支,儿童文学的范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学的,二是儿童的。儿童文学与其他文学最大的差别在于其基本受众是儿童,因此,作家在下笔之时,必须顾及儿童的心理发展与理解能力。陈伯吹于1956年曾明白指出:“一个有成就的作家,能够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就必然会写出儿童所看得懂、喜欢看的作品来。”由此可见,依据儿童的年龄特点,以儿童的立场创作作品,乃儿童文学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其最大的特色。

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人类很早就发现文学是个很好的教育手段。凡属某国家某民族某地区儿童文学的发韧之作,大多因服从教育目的的需要而产生。最早可能产生于公元前1世纪的古代印度童话寓言故事集《五卷书》的序言中说:古代有一个国王有三个蠢笨的儿子。国王要他的丞相调教这三个儿子,但丞相却无能为力。后来一个年长的婆罗门愿承担这项教育任务,并保证在半年之内教会三个王子管理国家的才能。他以能吸引儿童的动物故事作为教材,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为此编成这部流传千古的故事书。17世纪被誉为“第一个为儿童写作的法国作家”费纳隆,为教育好自己的学生――王孙布哥尼公爵而写了《忒勒马科斯历险记》。……可以这样说,儿童文学的提倡是与儿童教育联系在一起的,儿童文学是因为儿童教育的需要才从大文学的母体里分离出来,并独立起来的。因此,儿童文学实际上应该是“成长文学”,可定义为“关注儿童成长,表现儿童成长,有助儿童成长的文学”。

二、儿童文学对儿童精神构建的重要性

“儿童文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在身体、精神、社会方面均未成熟的儿童培养引导为健全的社会人”。它在儿童的教育活动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1.儿童文学负有培养儿童树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观念的重任

在社会道德价值上,儿童文学传达的多是人类共通的基本美德,如诚信、勇敢、合作、宽容等。当儿童为作品中的文学形象所吸引时,会在情感上产生强烈的共鸣,他们会下意识地站在各种不同的角色形象的立场来理解人与人的关系,体验各种道德情感,并随着作品的诱导作出道德判断。儿童在欣赏接受儿童文学作品时产生的道德认识、道德情感和道德判断会对他们的伦理道德观念和行为产生影响。意大利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之所以成为世界儿童文学名著,一百多年来为世界各国儿童所喜爱,就是因为它塑造出勤奋坚韧的小抄写员叙利奥、跋涉三千里寻母的聪明勇敢的玛尔可等一系列的好少年形象,对儿童产生了很大很好的影响。茅盾上世纪30年的中篇儿童小说《少年印刷工》中,小主人公赵元生是个好学、能干、懂甘苦、自立奋斗的穷苦少年典型形象,为当时一大批由学生变为童工的少年儿童树立了独立谋生的榜样。苏联的卓娅、舒拉、铁木尔,我国的海娃、雨来、张嘎子等艺术形象引导着少年儿童走上正确的生活道路。张天翼笔下的三个栩栩如生的形象:贪玩好动的罗文应、懒惰好出风头的王葆、不动脑筋的赵大化,则从反面教育孩子们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因此,我们说儿童文学是爱的文学,它源于人类的爱与期待,爱是儿童文学最基本的美学元素;儿童文学是善的文学,以善为美,是儿童文学最基本的美学特征。世界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之所以具有永恒的魅力,就是因为它传达了深邃的爱的哲学,它具有引人向善的思想魔力。

2.儿童文学负有让儿童认识社会、认识人生、认识自然的使命

儿童文学与一样,是从整体上反映社会生活的,它包含丰富的思想内容以及作家的主观见解,也纳入不少社会、历史知识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它既能把孩子引向他们幼小的足迹难以到达的遥远国度,使之增加见闻,开阔眼界;又能促进他们对人生的哲理思考,使之懂得应怎样对待社会和人生;更能激励孩子对社会以及整个世界的热情关注,以加深他们对生活的了解和认识。比如,瑞典著名女作家拉格洛芙的童话《骑鹅旅行记》就在讲述童话故事的同时,又融进了许多有关瑞典的地理概貌、神话传说、文化古迹、工农业生产等知识。它不仅使瑞典的儿童可以从这个美妙的窗口了解自己的祖国,增长知识,而日世界各国的儿童也可以从中了解这个美丽国度。

儿童文学与其他文学相比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它更能引起儿童浓厚的认知兴趣。认知心理学认为:“当个体原有的认知结构与来自外界环境中的新奇对象之间有适度的不一致时,个体就会产生‘惊讶’、‘疑问’、‘迷惑’和‘矛盾’心理,从而激发个体去探究。”儿童由于受知识所限,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这恰恰就成了儿童认知的动力。儿童文学能以其生动的形象、有趣的情节、活泼的笔法,把小读者引进那个他们欲探知的世界。未知的世界展现在具有强烈好奇心和求知欲的小读者面前,就能大大激起小读者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兴趣。这种兴趣可以促使儿童积极地去探索新事物、新世界,培养儿童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新方法。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丹麦科学家玻尔就曾向人们说过:拉格洛芙的童话《骑鹅旅行记》对他走上科学道路有着深刻的影响。

3.儿童文学负有培育儿童发现美、感受美、创造美的天职

“人类应当将最宝贵的赋予儿童”,这是联合国提出的原则。赋予儿童“最宝贵的”当然首先是美。“育人始于立美,立美始于儿童”。文学作为人类审美的最高形式之一,尤其应遵循美的规律进行创作。凡文学都应该是美的,没有美就没有文学。它应以美的光辉光照人类,以美的形态感化人心。曹文轩先生认为,“美感与思想具有同等的力量,甚至大于思想的力量”。他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不遗余力地浇灌出一朵朵善的花朵,用它们的美陶冶人们的心灵。儿童文学,除了具备一般文学的美学特征外,还具有其独特的美学特征。郭沫若在《儿童文学之管见》中对这个美妙无比的艺术世界作过形象的描绘:“儿童文学当具有秋空霁月一样的澄明,然而决不像一张白纸。儿童文学当具有晶球宝玉一样的莹澈,然而决不像一片玻璃。”这样的描述,形象而生动地说明了儿童文学所独有的美学魅力。

儿童文学既是生活的真实反映,也是生活的审美反映。儿童文学作家在进步世界观的指导下,将生活中较粗糙、分散、处于自然形态的美的事物,形象地概括提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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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强烈、更丰满和更理想的艺术美,通过作品集中表现生活美、自然美与艺术美。像安徒生笔下的《海的女儿》、王尔德笔下的《快乐王子》等,尽管主人公的结局是悲惨的,但他们在读者的心里所激起的感情却愈来愈纯洁,愈来愈高尚,使读者从中获得了美的享受。同样,生活中的丑在作家笔下亦能变成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如《皇帝的新装》,就可以使读者在讥笑、否定丑恶的同时,更加神往生活中美的力量。杰出的儿童文学作家总是以适合儿童的优美形式和高度的艺术技巧,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一定时期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使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儿童产生感情上的激动,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同时也以此影响儿童的思想感情,陶冶和培养儿童健康的生活情趣,发展他们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

4.儿童文学负有塑造儿童健全人格的任务

儿童文学作为儿童认识世界的另一扇窗口,能弥补儿童人格的某些缺憾。

首先,儿童文学有利于健全儿童的情感世界。著名作家、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张之路先生认为“情感缺席”是现在孩子的一大问题,曹文轩先生也认为当今社会的儿童,“情感弱化已是令人忧心忡忡的问题”,他们都认为这与孩子的阅读有关联。曹文轩先生还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几乎是任何一种方式、任何一个部门都无法奏效的。最能治这个世纪病的,大概就是文学。文学几乎是唯一的良药。”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总是善于以细腻的笔调来展示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诗意之美,从而给儿童以强烈的情感体验。如瑞典著名女作家林格伦的童话《住在屋顶上的小飞人》,写的是住在屋顶上的小飞人卡尔松与斯万特松家的小儿子小家伙相交往的有趣故事。小家伙是个自我感觉很孤独的普通小男孩,他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都很忙,家人既没时间陪他玩,也没人注意到他的感受。于是小飞人卡尔松出现了。小飞人填补了小家伙心里的孤独感,给小家伙带来了无尽的快乐。作品中对于两个小伙伴纯真友谊的描写,对于小家伙渴求亲情、友情的描写,给予现实生活中缺少情感交流的孩子们一种情感的补偿,使他们体验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情愫。类似的作品还有《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彼得・潘》、《小熊温尼・普》、《玛丽・波平丝》、《洋葱头历险记》、《绿野仙踪》等,都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作品。情感的熏陶是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奉献给儿童的美味佳肴。

其次,儿童文学在树立儿童的自信心,培养儿童的自我意识,培养儿童敢于冒险、勇于进取的品格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如长篇童话《长袜子皮皮》塑造了一个聪明淘气、力大无穷,时常会搞些恶作剧的9岁小孤女――皮皮的童话形象。她的独立自信,她的个性十足,她的敢于冒险,处处都显示出这是一个被压抑着的、最狂野的儿童幻想的化身。这个童话形象使得现实中的孩子们被压抑的欲望得到了宣泄。感受着皮皮的自信、自立、自强、勇敢和冒险,生活中的儿童也会被激动着、鼓舞着。类似的作品还有:斯蒂文森的《金银岛》、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汤姆・索亚历险记》等。浸染在这样优秀的作品中,现实中的儿童的自信心、自我意识、勇于进取等个性品质就会受到一种积极的暗示,从而使儿童的这些个性特征得到启发、培养和加强。

再次,儿童文学在培养儿童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和百折不挠的毅力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不畏困难,不屈不挠是使儿童能够保持持之以恒的注意力、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的重要保证。一些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可以鼓励和发展儿童的这些可贵品质。如曹文轩的“成长小说”《古堡》中,就塑造了两个逆流而上,经受住了生活摔打的“小小男子汉”形象。作者对小说主人公的开拓、进取,勇于搏击生活等阳刚气质的热情描写,对他们坚忍不拔、不畏艰难的顽强精神的礼赞,无疑对于克服儿童性格中的柔弱、驯良等缺憾有着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儿童文学如同孩子们心灵成长的养料,我们应充分认识儿童文学对于儿童精神建构的重要性。如果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得以广泛推广和阅读,儿童文学引导儿童亲近文学,提升儿童的精神就一定不是梦想。

收稿日期:2006-06-30

作者简介:孙云凤(1969-),女,江苏淮安人,讲师,硕士,从事儿童文学的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