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秩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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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秩序论文范文第1篇

我们把秩序理解为可预见的模式，它使行为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秩序包括行动的秩序和规则的秩序（柯武刚、史漫飞，2000）。计划秩序是人为设计的秩序，它依赖外在的权威，通过设计和指令“有形之手”自上而下、有目的的协调。封闭性、强制性、被动服从和层级结构是计划秩序的特点。权力秩序通常是计划秩序的表现形式。市场秩序是自发性秩序，它依赖各种主体自发遵守制度。市场秩序的特点是开放、平等、自由和自愿。

体制转轨意味着市场秩序逐步替代计划秩序。为了更好地理解我国渐进式制度变迁，有必要把转轨秩序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维持旧秩序——计划经济秩序不变，“激励”和培育新市场秩序阶段。第二阶段是市场秩序与计划秩序并行、交错的时期。政府开始有意识地打破旧的计划秩序，让市场秩序发挥主导作用。

第一阶段是市场自发性秩序的发育和扩展期。计划秩序在总体上有所松动，但计划秩序的根基没有变化。市场秩序从计划秩序外萌发。最初从体制外的农村开始，家庭承包责任制是对计划秩序的“反叛”，是农民自发、自愿签定契约。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从过去的指令——服从关系变成权利义务的契约关系。尽管这种契约关系带有浓厚的权力治理色彩，但农民毕竟拥有土地的自和经济剩余权。随后，乡镇企业和外资的发展使内生的市场秩序与外生（引进）的市场秩序相结合，最终导致非国有经济在产值上超过国有经济。这时，市场自发秩序的扩展已是不可逆转。

值得注意的是，植根于我国传统社会中的“关系”秩序开始与市场秩序一同扩展，“关系”秩序是建立在“三缘”（血缘、地缘、业缘）基础上的关系网络，具有“熟人社会”的特点。它与计划秩序和市场秩序纠缠得非常紧密，并兼有计划秩序（纵向秩序）和市场秩序（横向秩序）的功能。

第二阶段是明确以市场秩序为导向的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开始着手对旧的计划体制进行改革。首先确定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框架，用市场规则替代计划经济的行政命令和权力，让市场规则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这个过程从两个方向进行：“自上而下”的制定规则与“自下而上”的“修改”规则，最后博弈出各方都“满意”的制度。

但是计划秩序因符合决策者的稳定偏好而具有“先天”的优势。当市场秩序要求突破旧的计划秩序时，导致两种秩序的摩擦与冲突，形成了多重秩序混合的转轨秩序。表现为：

（1）计划秩序在经济生活中还有相当大的规模。在中国渐进式改革中，与旧的计划秩序连为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是逐步退出的，因而转轨秩序带有计划秩序的基本痕迹。

（2）“关系”秩序开始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转轨秩序的表征是违规，其深层机理是计划秩序和市场秩序的“折衷”和均衡，它反映两种秩序的“共同”要求。为此，我们将分析两种秩序如何博弈，“关系”秩序又是如何取得支配地位的。

计划秩序和市场秩序涉及两种不同的体制、行为主体和利益分配方式，从逻辑上说，如果旧体制下的行为主体和新体制下的经济主体各自“安分守己”，各循自己体制的制度规则，不存在偏离原有体制的激励，那么新旧体制内各行为主体的利益达到均衡，“各就各位”是最优的秩序。

如果旧体制下的行为主体和新体制下的经济主体并非“安分守己”，但是政府动态“保护”、“隔离”两套制度规则的交易成本为零，那么新旧体制内各行为主体虽有偏离各自体制的动机、行为，但政府严密地、无成本地监控能及时“遏制”、校正行为主体的偏离，社会也能达到一个很好的秩序。

如果两个假设任意一个成立，那么中国的改革完全可以按照中国过渡经济学家们（盛洪，樊纲等；1993，1994）所隐含的假定逻辑发展，即，随着引入新体制（或新的交易方式、新秩序），旧体制与旧秩序会相应地逐步发生变化、逐步缩小，直至最终完成过渡。

但是，我们发现，不存在对新旧体制下各行为主体“各就各位”的制度激励和制度均衡；政府一方面希望通过市场秩序的扩展迅速发展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又通过政策、法律“保护”、“隔离”两种制度——秩序各自实施的范围与规模。双重规则与秩序的混合、冲突造成经济主体的行为混乱、无序。政府对行为主体的无序状态寄希望于各体制下行为主体的道德自律和自觉。在双层体制的制度规则夹缝中，“关系”秩序取得了支配地位。

在改革开放前，“关系”秩序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这种“关系”秩序来源于传统的“礼治秩序”。经过新中国的多次洗礼和改造，仍在私人领域发挥一定的作用。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关系”秩序得以恢复。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与“关系”秩序的扩展是同步进行的。因为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大部分资源是通过各种“关系”（从体制内、也包括体制外自我积累）获得的。正因为如此，“关系”从过去单纯的人际网络，演变为一种经济资源，即社会资本。

“关系”秩序虽有一定的“圈子”，但其渗透性强，它既可以通过纵向网络深入到计划秩序中；又可以通过市场横向网络，进入到市场秩序中，在计划秩序占绝对地位的时期，市场秩序的生存与发展常常借助“关系”秩序取得其“合法”身份。因此，“关系”秩序具有两面性，它既可以“松动”计划秩序的僵化，又可以“抵制”权力秩序的干扰。在市场不确定性条件下，“关系”秩序还是规避风险的“孤岛”。在一定程度上，只有“关系”秩序才可以化解计划秩序和市场秩序的冲突。由于每类行为主体都处在一定的“关系”秩序中，所以使“关系”秩序成为两种秩序“共同”可接受的规则与秩序，因而它是二者的妥协点，即均衡点。

随着市场秩序的建立，关系秩序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那么中国市场秩序转轨是不是一直停留在“关系”秩序中不能自拔？均衡点的打破只能靠外在的压力——加入WTO。因为WTO使中国市场制度进一步“升级”和“扩张”。全球化连同市场规则与秩序的“一体化”将使“关系”秩序根据资本的逻辑重新构造。市场是天生的平等派，当市场规则与秩序具有绝对优势，“关系”规则与秩序将重新改造并退到有限的领域。

二、收益、规则偏好与秩序选择

立足于宪法和政府对市场秩序的认识这一基点，我们把向市场秩序的转轨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形态：计划秩序主导型、关系秩序主导型和市场秩序主导型。三种秩序其净收益、选择偏好如图1。

附图

图1向市场秩序的转轨图

1.计划秩序主导型阶段

从1978年开始到1993年3月29日宪法修正案前的市场自发秩序阶段。对应于图形的OO[,1]段。这一阶段是市场自发秩序扩展最快的时期。从图形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个人对规则的偏好和选择是计划规则优于关系规则，关系规则又优于市场规则。也就是说，根据成本—收益原则，人们选择计划规则的净收益要大于关系规则和市场规则。原因是尽管市场制度创新的边际利润很大，但市场行为主体“名不正言不顺”。

立足于宪法制度—规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角度，各行为主体的市场行为都可以说是“违规”。违规是对计划秩序的偏离，是混乱、无序的开始。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违规”（有人称之为“良性违宪”）就没有改革。但是由于市场本身的不确定性以及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背景，各类行为主体（包括政府自身）制度创新的风险很大。

从图形我们还可以看出，这一阶段也是关系规则与秩序的扩展时期。它和市场秩序几乎是平行的。同时由于“关系”秩序植根于传统和血缘关系和人际网络中，它比市场秩序的“根基”深厚，所以其起点比市场秩序高。

此阶段由于体制背景的总体格局是计划秩序，它为各级政府任意的行政干预提供了合理性、合法性。政府面对市场秩序、市场行为使用双重规则——计划规则和市场规则。以计划经济的制度和秩序衡量是违法的行为，用市场秩序和规则的标准看可能是制度创新。行为主体从多次与政府官员的博弈中发现“货币”能把计划标准化为“统一”的市场标准。“货币”的指标有经济增长、税收收入、现金等。权“钱”交易确实“激励”了政府官员大开政策和法律的“绿灯”，市场秩序在政府官员的“保护”下进行扩张，而这一切大多是通过“关系”规则疏通的。

2.“关系”秩序主导型阶段

关系秩序对应于图形的O[,1]O[,3]阶段。它从1993年宪法修正案开始，目前我国的转轨正处于此阶段。随着在宪法层次上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开始加速建立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框架，市场秩序具有了合法地位。但从图形我们发现，市场规则和秩序的优势只是逐步地替代计划规则和秩序，临界点是A点。A点左边，计划秩序优于市场秩序，A点右边，市场秩序优于计划秩序。这说明在一段时期内，名义上虽然实行了市场经济，但对于个人和组织而言，利用计划规则与秩序的权力所获得的收益要远远大于市场秩序和规则所带来的收益，所以行为主体的理性选择是广泛地“接近”计划秩序的行为主体。这样导致关系规则和秩序处于计划规则和市场规则的上方，它在个人收益和选择上优于计划规则和市场规则。因为关系规则虽然不是权力规则，但可以利用权力规则；同样，关系规则可以不需要市场规则，但市场规则必需要关系规则。也就是说，关系规则可以“沟通”计划规则和市场规则。它既可以利用计划规则的“方便”（垄断资源的获得），又省去市场规则的“麻烦”（高交易费用），再加上关系规则一经建立，其交易成本很低。所以它成为行为主体首要的选择。

但随着市场秩序取代计划秩序（在名义上的），维持旧秩序的既得利益集团开始以各种方式“剿杀”市场经济。虽然政府对市场秩序的确立是明确的，但由于受自身偏好、认识和利益集团的影响，开始以计划秩序的方式和手段整顿、规范市场秩序。这一阶段是市场自发性和政府规范相交替阶段。由于政府行为不规范（主要是“关系”秩序渗透到政府行为中），越规范越混乱，甚至出现了以规范的名义“制造”不规范。

3.市场秩序主导型阶段

在此阶段现代市场经济的秩序已基本确立，“关系”秩序和计划秩序在个人收益的获得上处于明显的劣势。尽管在第二阶段，“关系”秩序上升很快，但其趋势是递减的。相反，市场规则与秩序以递增的速率上升。过C点后，市场秩序取得支配地位。但是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和政体决定了中国的市场秩序不可能像西方那样，而是一种市场秩序为主导的、关系秩序和计划秩序仍发挥一定程度作用的秩序形式。

在转轨秩序中，市场秩序替代“关系”秩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为后者既可以“软化”、“消解”计划秩序和市场秩序，又渗透到二者之中，出现市场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勾结，造成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失灵。中国目前出现的“裙带资本主义”（吴敬琏，2001）就是一种典型的“关系”秩序的表现。

三、“转轨制度悖论”：失序的另一种解释

1.“转轨制度悖论”

我们避开多重混合式秩序所引起的行为主体的无序，单就市场制度在中国自身演变可能引起的混乱进行分析。“转轨制度”基本能反映中国市场演变的特征与轨迹，它体现在过渡性制度安排中。所谓过渡性制度安排指体制转轨中一种指向市场制度的“临时”制度安排，它的特点是不确定性和“允许修改”。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虽指向了市场制度，但实际并不是完全的市场制度，而是一种带有行政垄断的制度安排；另一种虽是市场制度，但从市场经济国家移植过来后，由于没有实施的条件和动力，所以形同虚设，实际运行的是另一套“违规”的潜在规则，包括我们前面论及的计划规则、关系规则等。过渡性制度安排说明市场制度和秩序在中国的确立不是一次博弈可以完成，需要行为主体各方长期的博弈以达成“共识”。

“转轨制度悖论”是指体制转轨中的制度规则既是秩序之源，又是混乱之源。政府的初衷是通过制度规则建立市场经济秩序，却令人吃惊地“异化”为“卡、管、要、罚”的象征。其原因之一，体制转轨中过渡性制度安排的“过渡性”本身说明制度规则的临时性、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规则下的行为是不确定的。经济主体不能确定自己的长期行为，也预期其他主体的行为不稳定。其原因之二，由政府推行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有两个基本点：制定规则自上而下，制度不是市场主体各方博弈的产物，而是带有“维护”行政垄断等旧体制的痕迹，或者过于“精英化”的理性建构和设计；实施规则自上而下，当政府自身行为不规范时，行政权力往往把监督规则的执行与实施演变为“收费站”。所以，行为主体一方面感到制度规则是“外在”于他们的，并不反映他们的利益，因而无法或无“激励”遵循；另一方面又认为自己的行为不在于违规或循规，而在于罚款交费，罚款交费就可以违规。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基本原理，制度能形成秩序，规则能降低交易成本，为行为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减少不确定性。但制度安排的过渡性与“蜕变”后的制度规则反而增大了预期的不确定性，行为主体在不断地“绕过”、“收买”和变通制度规则的过程中增加了大量的交易费用。

2.“循规—违规困境”

多重规则和“转规制度悖论”引发“循规—违规困境”。

第一，循规，该循什么规？如果行为主体是旧体制下的行为主体，应该遵循的是旧体制之规，如果政府要求这类行为主体循市场经济之规，那么根据市场经济的资源交换原则，只拥有权力、垄断资源的行为主体其钱权交易、乱收费等违规行为就具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反过来，如果行为主体是新体制下的主体，该循计划经济之规还是市场经济之规？

第二，过渡性制度安排的“过渡性”如果被行为主体预期到，那么他是循规呢还是违规？如果某些制度规则代表的是某些部门、行业垄断利益，那么不在此“保护”之外的行为主体该违规还是循规？

第三，如果某行为主体严格按“国家规定”办，在其他行为主体违规的压力下，必饿死，如果不按“国家规定”办，又会因违法、违规而“处”死。

循规也难，违规也难；循规也“死”，违规也“死”。这就是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循规—违规困境”。因此，如果经济主体只单一的循规或违规都必“死”无疑。但实际生活中，循规或违规主体几乎都获益，“死”的很少，因为行为主体通过“折衷”，在循规和违规之间寻找了一个合适的比例——“假装”遵循，“比例”之大小无法确定。

假装遵循是违规与循规的“统一”。它是形式上的循规，本质上的违规，能满足计划秩序和市场秩序的双重需要。因为假装遵循能保持计划秩序所需要的稳定秩序，在形式上体现了计划秩序“自下而上”的服从偏好；假装遵循——违规又是市场秩序冲破旧体制秩序通常采取的手段，它有时能瞒过计划秩序对市场秩序的“剿杀”。

违规正是通过“关系”秩序的保护而得以扩张的。中国违规现象的普遍化趋势说明了“关系”秩序的网络化。违规构成中国体制转轨秩序的基本特色。

［1］德沃金.法律帝国［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2］A·爱伦·斯密德.财产、权力和公共选择［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肯尼思·约瑟夫·阿罗.社会选择：个性与多准则［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4］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5］邓正来.法律与立法二元观［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6］唐寿宁.个人选择和投资秩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7］吴敬琏.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经济秩序论文范文第2篇

一、对企业与市场的理解

（－）企业与市场的关系

由于企业会计和市场经济秩序分别属于微观和宏观两个领域的问题，要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明确企业与市场的关系。

对企业性质的理解属于企业理论的范畴，企业理论的发展明显经历了传统和现代两个不同的阶段。传统的企业理论是指新古典理论，它主要从技术角度看待企业，单一产品企业由生产函数表示，并符合利润最大化假设。新古典理论忽略了企业内部的激励和组织问题，其研究主题是市场交易，即价格在平衡供求关系中的作用。在这种理论下，市场被认为是价格和竞争发挥作用的场合。由于企业制度并不重要，会计似乎与市场毫不相关。

由于新古典理论完全忽略了企业内部的激励和组织问题，现代企业理论则试图克服这些问题。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并非独立存在的主体，而是“一系列契约的结合”。因此，企业没有明确的目标，诸如利润最大化，它被看作是一群有自身利益的个人的组合，组成企业的每个人都为企业的生产过程提供某种要素（如人工、管理技能、资本等），他们提供这些投入是期望能从中得到报酬。此外，这些人认识到企业内部的利益冲突，因此需要签订契约来具体规定在各种可能情况下每个人的权利。债权人、优先股股东、普通股股东、租赁人、经理人员一一一所有的人都签有契约，这些契约具体规定了应如何分配企业活动创造的现金流量。

对于企业与市场之间的联系，Chueng（张五常，1983）认为，科斯所说的“企业”取代“市场”是不十分明确的，而应说一种契约形式取代另一种契约形式，企业与市场也就是要素交易契约与产品交易契约的关系。因此，契约是企业与市场的共性，而其主要差别在于契约的完备性不同，相对而言，市场是一种比较完备的契约，而企业则是一种不完备契约（张维迎，1996）。例如，债权是一种典型的状态依存所有权，企业与债权人之间的债务契约具有如下特点：在企业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债权人不实施对企业的控制，仅仅享有企业经营的固定收益权，但当企业经营不善、面临破产时，债权人则取得企业实质上的控制权。债务契约确立了债权人的权利，这种关系的实施对于银企关系的规范乃至金融市场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与银企关系的不规范从而形成大量的银行呆账不无关系）。因此，维护企业的契约关系与市场经济秩序是密切相关的。

（二）法律、契约与市场经济秩序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竞争，优胜劣汰的竞争原理是人类得以进步与繁荣的必要条件。但无序的竞争不但不会推进反而会阻碍这种发展。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具有比较健全的契约制度。作为通用契约，法律制度是支撑市场经济最基本的“硬制度”，而类似合同这样的特殊契约则是降低市场经济中摩擦的一种“软制度”。法律制度是使市场经济朝着健康方向发展的最基本的制度环境，其作用就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市场经济中的交易成本和维系社会公正（翟林瑜，1999）。在我国，市场经济的法制环境得到了高度的重视。例如，国务院于2001年4月颁布的《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要求全面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其中大部分都与市场法制秩序有关人法律制度包括法律框架的制定和实施。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相对比较齐全的法律框架，在会计法规体系方面，已经形成了以会计法为最高层次，以企业会计制度和企业会计准则为第二层次的规范体系。但对于各项法律法规的实施仍然不容乐观，正如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说，中国的政治思想经常重视形式，超过实质②。如何提高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和实施力度是维护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关键所在。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企业由一系列契约组织而成，如债务契约、管理报酬契约等。契约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经协商谈判而由当事者签署的“明示契约”（explicitcontract），二是指基于彼此的相互信赖而形成的“隐含契约”（implicitcontract）。契约制度的基本原则在于契约自由，它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含义：（1）缔约自由，即由当事人双方自主决定是否缔结契约；（2）选择契约相对人自由，即当事人决定与何人订立契约的自由；（3）确定契约内容自由，即选择契约类型和契约条款的自由；（4）缔约方式自由，即当事人有权自由选择意思表示的方式（苏号朋，1999）。契约自由原则本质是体现契约的公平性，这体现在契约订立过程中的信息对称，如果签约双方处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状态，是有悖于契约公平精神的。对于契约的各契约主体，其目的是从参与企业中获取一定的财务利益，因此契约订立过程中企业财务状况的信息披露成为签约的重要参考价值。例如，债权人在向企业提供资金之前，一般会根据会计报表评价企业的财务状况；企业通过上市募集资金必须向公众招股说明书，其中财务会计资料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企业契约与会计目标体系

既然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结合，企业本身是没有明确的目标的，各契约主体总是致力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由于他们的目标并不一致，企业总是生存在各种利益的冲突之中。而契约本身并不会减少这些利益冲突的成本，除非签约各方能够确定契约是否被违反。因此，基于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结合”这一观念，人们要求对这些契约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会计在制定契约的条款以及在监督这些条款的实施中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尽管复式簿记原理延续了500多年而无大的变革，但从会计思想史来看，会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会计从来就受社会经济权责结构的影响，其监督的目的——即监督经济活动中经济权利、义务或责任的履行总是随着社会经济权责结构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李若山，1991）。系统的会计目标理论包括受托责任现和决策有用观两种，从这两种目标本身及其演化可以看出，会计的本质在于它在连接企业契约方面的作用。在企业契约中，股东凭借其拥有的财务资本而参与企业契约，但股东的资本一旦投入企业，其事实上的控制权则由经营者所享有，股东为防止经营者的逆向选择行为，要求经营者提供会计信息，以对其财务资本的经营状况进行监督；债权人也同样面临着问题，例如经理人员为了迎合公司股东的利益，有可能将公司的资产转换为股利发放给股东，留给债权人的仅仅只是一个“空壳”的企业，从而债权人的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债权人需要利用会计信息来监督限制性契约条款（例如一定的利息保障倍数条款）的执行情况。除此之外，供应商、购货商以及管理报酬契约等都涉及到会计信息的利用。可见，会计信息是实施企业契约的基本前提。但是组成企业的一系列契约总是处在不断的变革之中，这要求会计也随之而变。受托责任观认为在委托——关系中受托方负有向委托方交待其履行受托责任的活动和结果的义务，而这一义务具体由会计人员完成，财务报表的目标就是对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反映。这一观点依赖于：（l）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2）拥有所有权的所有者和拥有控制权的经营者是明确的。在这种环境中，受托方和委托方都关注着受托资源的保值与增值，一旦受托方未能完成既定的受托责任，委托方可以更换受托方。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股权呈现出日益分散的趋势，委托受托关系变得不甚明确，小股东数量增加，使得搭便车问题无法解决，监督经营者的个人收益远小于社会收益，股东不再积极实施控制权，他们更加关注资本市场的报酬与风险，因此会计信息要求面向未来，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这是决策有用观所依赖的环境（吴联生，2001）。因此，会计信息作为维系企业契约的纽带，总是依存于企业的权责结构或契约结构。

三、会计目标的实现与市场经济秩序

会计是维系企业契约的纽带，契约是企业与市场不可缺少的内涵元素。因此，会计对维护市场秩序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会计信息与市场经济效率

会计是对确认、计量和报告的一种程序，旨在提供有关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信息。信息使用者根据会计信息可以作出合理的判断和决策，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经济资源流向效益好的企业，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是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依据。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市场经济的重要法则。豆、会计信息与债务契约。

1、信息提供了债务契约履行情况（如限制性条款）以及未来偿债能力（如破产预测）的信息，有助于信贷资金的配置。债务契约中一般都包括了大量的关于运用已公布的、经审计后的财务报表数据来限制管理当局行为的条款，任何不属于上述条款的行为均被视为违约，它将使债权人有权采取一般对待违约而采取的行动。另一方面，财务会计信息有助于债权人预测企业的财务危机，从而降低银行的信贷风险。Altman＆Saunders（199）提出了信用评分模型，它是利用所有可取得的借款人的财务资料来计算违约的概率，并评定借款人的信用等级。其基本思路是，利用企业的历史财务数据作为模型的输入数据以说明企业贷款的偿还能力。根据历史资料，可以选择一定数量的破产企业以及与破产企业相对应的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对破产企业可令Zi＝l，对控制样本则令Zi=0.然后，可以通过对一系列的随机变量（Xij）的线性回归来描述这种方法，其估计模型如下：

其中，Xij为企业I第j个财务指标，βj为第j个财务指标的敏感度。根据研究样本可以估计出各财务指标的系数，假定该模型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我们可以将其应用到其他的企业，从而评价该企业未来破产的可能性，即Zi，从而为信贷政策提供依据。上述模型的有效性在我国也得到了广泛的实证支持。

2、股票市场效率与信息披露。现代公司以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为特征，上市公司主要由股东、董事会和经营者组成，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他们具有对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并负责选举产生董事会，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一方面，董事会是企业的法人，它任命最高管理人员，决定投资，并把经营权交由经营者行使；另一方面，董事会是股东的受托人，承担受托责任。股东——董事会——经营者之间是典型的委托关系（钱颖一，1989）。实际上，由于股权的分散，企业剩余控制权掌握在经营者手中，一般投资者既没有精力和兴趣，也没有可能来关心企业的经营，董事会的控制也是十分有限的。Jensen（199）认为，大量的证据显示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在更换高级管理人员、组织变革等方面的作用并不显著。然而投资者为何仍然愿意将自己的资金交由那些追求自我利益的经营者去经营，这种现象具有两个基础，即投资预期能带来收益而且这种收益具有一定的保障，而公司治理结构则提供了这种保障。公司治理结构具体由一系列的契约所规定，所有这些契约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正式契约；另一类是非正式契约。而前者又分为通用契约和特殊契约，通用契约包括公司法、破产法、证券法等，特殊契约则包括公司章程、条例以及一系列具体合同（张维迎，1996）。纵观各个上市公司的监管，无不以会计信息为其核心，究其原因在于会计信息向资本市场传达了企业质量的信息。陈晓、陈小悦和刘剑（199）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研究了盈余报告在我国A股市场上的有用性，证实了中国A股市场上，盈余数字同样具有很强的信息含量。它意味盈余数字为中国A股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提供了有用信息，在资源的有效配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赵宇龙（1998）的研究也支持了会计盈余数据具有信息含量的假设。可见，会计信息披露制度作为沟通筹资者和投资者的桥梁，使上市公司的各种真实情况如实展现在股票投资者面前，投资者可根据这些信息作出较为合理的投资决策，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减少投机行为。另外，会计信息披露制度有助于提高市场透明度，规范市场行为，形成良好、稳定的市场秩序，确保市场的组织和服务功能高效运转，从而促使公平竞争，提高投资理性，减少投机行为。张人骥、王怀芳、王耀东和朱海平（2000）认为，自1994至1998年间，我国上市公司的系统风险呈现连续下降的趋势，在这个期间公司信息的披露，是投资者信息最完整与最透明的阶段，也是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相对理性和准确的阶段，市场对公司质量的差别能力有所增强。他们将这一现象称为年度报告效应。可见，会计信息在股票市场具有一定的作用。

3、会计信息与经营业绩。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现代股份公司最显著的特征，股东（即股票的持有人）是企业真正的所有者，管理者受其委托对企业进行经营管理，会计信息反映的相关指标就成为委托方评价其经营业绩的主要尺度。而且会计数据往往是一种硬性的指标，Jensen（199）认为通用汽车公司和IBM公司董事会在更换高级管理人员、组织变革等方面的作用并不显著，但当出现巨额亏损时，两家公司的CEO均遭到了解雇。会计信息在评价企业管理业绩方面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会计指标经常被用于管理报酬计划。管理报酬契约为企业众多契约中的一种。这一契约通过对经理人员报酬的构成做出约定，激励经理去选择和实施可增加股东财富的活动。管理报酬契约因其可调和经理与股东之间的潜在利益冲突而成为一种控制问题的重要方法。分红通常与企业利润相挂钩，这样，企业的会计数字如总利润就成为管理报酬契约制定与执行的一个重要依据。

（二）会计信息与市场经济公平

对于维护市场经济的公平性而言，会计信息缓解了内部人与外部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也是功不可没的。

经济秩序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经济失衡  演变  偏向性

一、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由来及决定因素

现存国际经济秩序是依据不同的理论基础、制约因素，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而演变来的。

第一个阶段是在17世纪至18世纪的重商主义时期。当时国际经济秩序确立的理论基础是重商主义，形成的决定因素是领土争夺以及财富掠夺，而掠夺是建立在被掠夺者自愿接受掠夺者规则的基础上的，于是就形成了欧洲民族国家相互制衡的均势体系。

第二阶段是19世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这个阶段，形成了由英国缔造的开放和相互依存的国际经济秩序，而指导国际经济秩序的理论基础是自由贸易、非歧视性和平等待遇的理念。这时的国际经济秩序运转，是维持在强国对落后国家的掠夺之上的。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决定因素，来自生产力变革所引起的国际生产体系的演变及世界经济中心权力的转移、英镑体系的确立。

第三个阶段是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至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它形成的理论基础是霸权稳定论，即以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霸权稳定论”、a.f.k. 奥根斯基(a.f.k.organski)“权力转移理论”及乔治·莫德尔斯基(geroge modelski)的世界政治历史的“长周期论”为依据，形成了美元霸权下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这种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决定因素，是全球化、一体化、区域经济、美元霸权，而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相互黏合，凸显了美国的霸权效应，强化了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合理及不公正性，导致了全球经济的失衡。

二、全球经济失衡下制约21世纪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因素

全球经济失衡下，国际经济秩序是由主权国家特别是经济大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塑造的。21世纪国际经济秩序就是在多极化和美国主导地位这两种趋势的矛盾、摩擦和斗争中发展的。国际行为主体互动、博弈的内生变量的变动，使国际经济秩序具有偏向性特征，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博弈在国际经济秩序演变中表现出偏向性相异特征。全球经济失衡下，制约国际经济秩序演变因素由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所构成。

1.全球经济失衡下制约21世纪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外生变量

国际经济秩序演变外生变量包括:世界格局的变动；市场力量的一体化;区域化。全球经济失衡下，国际生产中心与金融中心的分离，美元金融霸权，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反全球化力量以及国际生产中心的转移与国际经济秩序主导国权力“固化”的矛盾，则是21世纪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外生变量，它左右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快慢进程。全球经济失衡下，发展中国家行为主体的强势博弈以及能否成为强势主体，决定国际经济秩序能否向公正、合理、公平方向演变。失衡两极的中国与美国的博弈，在国际经济秩序演变中偏向性相异。全球经济失衡下制约21世纪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内生变量

“主体、位置、次序、规则”四个变量，为国际行为主体互动、博弈的内生变量。在有限博弈模型下，不同行为主体力量博弈对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影响是不同的。不同国际行为主体gdp的变化；国际经济活动时处于国际经济主流之内或之外，与其他国际经济活动主体的地位是否相等，是强势主体（国际经济秩序的确定者和裁判者）或弱势主体；参与处理重大国际问题的先后；参与国际事务制定的规则的主动与被动影响主体力量的演化、相互制衡关系。上述四方面，是构成“主体、位置、次序、规则”四变量的主要内容。外生变量影响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进程，内生变量影响其演变的偏向性。国际经济秩序演变是内外生变量共同作用、国际行为主体互动博弈的结果。仅分析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外生变量，会导致研究结果的片面性。

3．影响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三大主要“偏向性”力量

由于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在于美国实施的金融霸权战略，由此导致世界经济体划分为外汇储备过剩国与美国的对垒。“金融、粮食、能源”是掌控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主要“偏向性”力量。不同国际行为主体掌控金融、粮食、能源三要素的能力的大小，以及“金融、粮食、能源”三因素的变动如何，左右它在四个内生变量的位置、秩序和制定规则权力，它们的变动是失衡两极牵制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偏向性”力量。

三、国际经济秩序演变路径与机制及中国应对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层面的系统走向不断开放，继而加深了相互联系、相互碰撞与互动，致使未来世界发展呈现多种演化的可能性。目前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趋势，出现了被掠夺者开始提出改变规则，增加参与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和主动权的趋势。这种趋势的不断强化，必将导致国际经济秩序演变路径，从强权型秩序向多国互动协商的民主型秩序演变。即演变为：多国主导的“世界市场社会”秩序。由于国家间是通过市场机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市场机制根本不能自我调节，而需要调控。这种高度的调控表现就是各国间的协商，因此促成国际经济秩序演变机制为全球协调与全球治理机制。在这种国际经济秩序演变机制中，中国应做好以下应对。

经济秩序论文范文第4篇

一、哈耶克的市场经济理论简述

在哈耶克的市场经济理论中，其对于市场经济秩序中的关于经济自由问题的分析格外独到。在《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中，哈耶克就曾对于秩序做过如下解释：人们将一以贯之的一种事态，并且在其间，无数多样化的要素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相互关系，故人们可以从其对整体内部的某个空间或是时间的部分所得到的了解中习得经验，进而对剩余部分可做出正确的预期，抑或仅习得做出可能被证实的预期。简而言之，社会经济秩序从本质上可以视作为个人的行动是由正确的预期所引导的。也就是说人们在做出行动之前不仅可以依赖于其对自身知识的有效运用，而且还能够得益于与其他人合作的预期。显而易见，这样的社会市场秩序是不可能通过人为的方式建构而得到的;因为社会市场是由众多的分散的个人所掌握的，其意识是主观能动的，所以哈耶克认为这种秩序是完全无意识的、自生自发形成的，故称之为自生自发秩序。

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理论是由自由、一般性规则与竞争这三个条件构成的。由于个人拥有可运用习得知识去实现自己目的的自由，实现目的的过程促使了社会的进步，因而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自由有利于自生自发社会的存在。与此同时，自由的存在往往需要依赖于一般性规则，因为只有当规则取代人来统治人类社会生活之时，才可谓是达到了真正的自由。然而，在人类社会的不断进化过程中，竞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它同样是促使着自生自发秩序的演变。总而言之，这三个构成要素相辅相成地提供了自生自发秩序的形成、存在和持续演化的必要条件。

自生自发秩序原理不失为是哈耶克新自由主义思想中至关重要的核心内容之一，也反映出他独具一格的经济学方法论。哈耶克甚至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阐述这些秩序不是人有意主观设计的，而是自发形成的，并且需要说明这类秩序的各个方面;如果这类秩序不复存在，社会科学的存在意义也就荡然无存了。同样地，这类秩序中有关于经济的部分，就为经济学创造了可供研究的对象。得益于米塞斯思想的启发，哈耶克一般用Catallaxy(交易/偶合秩序)该词来替代Economy(经济)的使用。他认为经济一词的使用会导致歧义，源于Economy(经济)的希腊词根所系的词条可被译为家庭管理，它在某种程度可理解为市场上的人有一共同目标，这就完全混淆了组织和秩序两个不同的概念。哈耶克从其角度区分了经济和交易秩序：经济仅追求目标最大化;而后者强调的是市场上众个体经济相互调整而自发形成的秩序。哈耶克一再强调Catallaxy(交易/偶合秩序)才是经济学真正的研究对象。

二、哈耶克市场经济理论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启示

经济秩序论文范文第5篇

一、市场经济的秩序

秩序在我们生活被广泛应用,无论是学习、生活、社会各个方面,都离不开秩序,秩序既存在于自然界,也存在于人类社会。人类无论进行什么活动,都是在特定的秩序中进行的。社会中的秩序规范着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是整个社会关系的调节机制和行为准则。社会秩序建立、维护、巩固了社会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

1.秩序的基本含义秩序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例如政治、经济、科学、地理、技术等,既存在于自然界,也存在于人类社会。。哲学家对于“秩序”一词的理解,已经提到了认识自然界本质的地位。所谓的自然秩序是存在与自然界中,它所体现的是一种客观的运动发展规律,并影响着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着自然界中的物质运动与发展。人类无论进行什么活动,都是在特定的秩序中进行的。在近代的科学研究中认为,秩序是普遍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用以描述客观事物之间和事物内部要素之间关系的量度。建立、维护和巩固为特定社会制度所需要的社会秩序,历来是各国政府或国家政权的基本职能之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要求建立与其相适应的新秩序。

2.秩序要靠规范来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需要规范来约束才成立,所以说秩序与规范是一个整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规范是秩序的前提。社会的各类行为规范的目的和作用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群体以及群体之间关系,使其和谐相处,并且实现人类共同的社会目标。人类的社会活动需要建立规范,并且在建立过程中加以调整。而且,人类活动具有一定的社会性,这就决定了任何人的行为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人与人之间相互协同,相互关联,也会在利益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差异不同而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和争论。秩序对于社会来说,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对其遵守,并且对其规范实施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规范是经过一定时间,经历一段实践过程,而成立的,而不是由于某种规范一经建立,秩序就立即形成,它需要一个过程。要形成有序的社会或是社会群体,就必须形成一定的社会成员行为准则,要在实践中,建立、实施和维护规范,最终凝结为一种社会状态。也就是说,秩序是规范发生作用的过程或规范的实践结果。社会秩序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护又有赖于社会对相关规范的认同和实施,也就是说秩序要靠规范来建立和维护。

二、标准化如何建立最佳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