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天上的街市范文第1篇

诗人用细腻浪漫的情感，浅唱轻吟的格调，仰望星空，勾勒出了一幅《天上的街市》，用丰富的想象描绘出了一幅绚丽多彩的图画。

诵读全诗，闭目瞑想，那虚无缥缈的夜空，真好像有一条美丽而繁华的市街。无数的街灯通明，橱窗里有着数不尽的奇珍，令人应接不暇，颇有昏眩的感觉。牛郎和织女，骑着牛儿，提着灯笼，摇摇摆摆地自由来往。此情此景，使人心旷神怡，笑逐颜开，为牛郎和织女的美好生活庆幸！因为在我国古代的传说里，牛郎和织女的故事，没有快乐，只有伤痛，是一出令人同情，让人痛心疾首的悲剧。而郭沫若却从理想主义的视角看去，展开浪漫主义的想象，说天河并不宽广，牛郎和织女可随意地骑在牛背上你去我来，可以提着红彤彤的灯笼在天街上自由来往。在郭沫若的笔下，他俩朝夕相处，生活得那样地自由，快乐，欢悦，没有悲伤，从而给予这个凄美的故事以全新的意义。作者之所以挥洒他的生花妙笔，革故鼎新，在诗稿里涂抹上如此浓烈、如此欢乐的色彩，乃是为了古为今用，折射出当时社会现实的肮脏和腐朽，引领人们对光明、自由、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首诗的思想意义，主要就在这里。

但是，诗歌毕竟不是绘画，而主要是诉诸听觉的艺术。诗人就曾这样说；“诗之不高兴被人看，我看怕就是因为离开了音乐的缘故吧？诗本来不是供人看的东西，落到供人看的现状，它是赶不上绘画和小说的。”（《关于诗的问题》，《郭沫若文集》第十一卷《集外》）《天上的街市》之所以广为流传，脍炙人口，另一个主要原因，便在于诗人在这种正确的认识下，使它具有强烈的音乐性。请听：

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是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是点着/无数的/街灯。我想那/缥缈的/空中，定然有/美丽的/街市。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你看，那浅浅的/天河，定然是/不甚/宽广。那隔着河的/牛郎/织女，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我想/他们/此刻，定然在/天街/闲游。不信，请看那朵/流星，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真是琅琅上口，和谐优美，悦耳动人之至！诗人用哪些方法使这首诗具有如此强烈的音乐性呢？概括起来，大致是：每节四行，行数相等，每句都采用双音尾；偶句押韵，四句换韵，每句少则七字，多则十一字，字数相近；除停留时间较短的顿之外，每句三顿，顿数相同。而其中，以押韵和每句顿数相同，最为重要。

押了韵的分行文字不一定是诗，但诗歌必须押韵，即使是自由诗也应该在关键性的地方押韵。只有押韵才可能使它具有音乐性，好像插上翅膀，便于远走高飞。由于郭沫若反对诗歌是“供人看的东西”，所以对诗歌的韵律也就特别讲究。他说，“韵律的推敲总应该放在第一位”，“新诗的韵律虽然没有旧诗严，但平仄的规定是不能废的’。

郭沫若天上的街市范文第2篇

宋庆龄故居

醇亲王府醇亲王府位于后海北岸，府邸分为正院、住院、花园及马圈四部分。另外在府后建有醇贤亲祠堂一所，占地共约八十余亩。特别是府内的西花园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先生故居就建在醇亲王府的西花园，她在这里工作、生活了18年，给这座古色古香的园林留下了许多痕迹，增添了不少亮色。

康熙年间，明珠的府邸花园正是坐落于此。园中假山、竹林、小桥错落有致，南楼前临水有“明开夜合”树七株，其中两株二百余年前的古木，据说是明珠长子纳兰性德亲手所植。年轻的纳兰性德常常邀集北京的文人名士相聚于此吟诗填词，今日立身树下，思古之情油然而生，眼前仿佛人影依稀，耳畔边似回响着当年的唱吟之声，“阶前双叶合，枝叶敷华荣”。后来明珠获罪，这府花园又被和坤所占，嘉庆即位后，花园和附近的府邸一起被赐予成亲王，并特许成亲王引后海水入园。现在我们看到的“恩波亭”就是成亲王时修建的，平安石上“岁岁平安”四字便出自成亲王之手。光绪年间，这座府邸又赐给了“光绪”的生父醇亲王，其在成亲王府的基础上添改修缮，建成醇亲王府。

今天，醇亲王府已经成为什刹海边的一道风景线，众多的游人慕名前来，只为心中那一份对历史的眷恋和对古迹的景仰。

梅兰芳故居

梅兰芳先生一生中的最后10年是在什刹海西北隅护国寺街9号度过的，这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占地716平方米。如今已成为人们缅怀大师的观光景地。

这是一座两进的北京小四合院。共有房屋37间。现有馆藏文件3万余件。正院保存故居原貌，会客厅、书房、卧室和起居室内的各项陈设均按梅兰芳生前生活原状陈列。

郭沫若纪念馆

千竿胡同往北大约30来米，前海西街18号，这里便是一代文化名人郭沫若晚年居住过的地方。1963年秋天，郭沫若迁居此处，在什刹海西畔这座古朴的北京四合院里走完了人生最后14个年头。

走进纪念馆，草地上，郭沫若的铜像安坐在藤萝架前，双手轻轻放在膝头、目光平静而坦然。驻足绿荫下，闹市里久违的鸟鸣声，不绝于耳。

院内最为显眼的当数郭沫若夫妇亲手种植的银杏和牡丹，那些曾经与主人朝夕相处的一草一木，浸润在主人真诚与博大的情感世界中。人垂花门进四合院，东西两厢已辟为陈列室，以图片和实物展示着诗人、学者兼战士不平凡的一生。正房的客厅、办公室、卧室依旧是主人在世时的陈列。暖郎环绕小小的月季园，通向最北面的房间，正中的一间是郭沫若夫妇研磨书法的地方。伟人已去，故园依旧。一卷卷书稿，一幅幅书法佳作，保留着他的神韵。

广化寺

古刹品禅宗敬祠忆先贤

汇通祠

汇通祠也就是现在的郭守敬纪念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西海(积水谭)北沿的汇通河畔。元朝时期，这里水面辽阔，风景秀丽，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元大都城内、京杭大运河最北码头，漕运船只可直达这里。汇通祠坐朝南，有山门一间，歇山调脊灰筒瓦顶，石券门，棋盘木门两扇，前殿及东西配殿各三间，均为硬山调大脊灰筒瓦顶。后院有二层后罩楼，祠后原有一暗红色的巨石一块，通体花纹如云，叩之如铜。巨石纹路中隐约似有一鸡一狮，人们俗称：“鸡狮石”。

恭王府花园

位于前海西街的恭王府花园，想当年曾是乾隆宠臣和坤的私宅，后由慈禧赐给了恭亲王亦忻并因此得名恭王府。

恭王府规模宏大，占地6万多平方米，府邸、花园两部分，拥有格式建筑群落30多处，布局讲究、气势非凡。其花园又名锦翠园，园内设计、布局都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全园以“山”字形假山拱抱，三面堆土叠石为山，中路以房山石堆砌洞壑。立于山顶，居高临下，更可观全园景观。

如今，恭王府以其富丽堂皇、幽深秀丽，已是名扬四海，吸引着远近宾客。

逛胡同，品北京风韵

胡同、四合院是旧北京城的象征。不管你是北京土著还是远方来客，都会被那份浓浓的京韵所吸引。

由前海西街郭沫若故居出发，顺前海北沿过银锭桥登鼓楼。然后再乘车过鸦儿胡同到银锭桥墩，一路上，提笼架鸟的老头儿，跳皮筋的小姑娘，端碗炸酱面蹲在院门口边吃边聊天的小伙子，这种惬意的生活让人留连忘返。

逛胡同，不能不去金丝套，是指以银锭桥分界的前海北沿、后海前沿、柳荫街与前海西街之内的地区，有18条胡同蜿蜒曲折。沿途蜿蜒的玉河水流淌着社会奔腾不止的变迁;特色各异的小桥又赋予你诗人般的遐想;古庙旧寺让你体会到生命的意义和对无知世界的敬畏;王府花园记录了得意的自恃和落魄的无奈;幽深的胡同孕育了社会发展的勃勃生机。

登城楼，听历史钟声

说什刹海，不能不提德胜门城楼。明、清时期，每逢出兵打仗，兵士们都要从德胜门出发，由此开赴作战前线，借个“德胜”的口彩。现在，站到德胜门上，展现在眼前的则是一派生机盎然的科技园区，社会前进的脚步搭上科技的翅膀从此将不可阴遏。从城门望北还可以看到护城洒的垂柳碧波和关厢景物，这里的自然风光和科技园区的相互彰映还真有点不同一般!

泛轻舟，享惬意人生

郭沫若天上的街市范文第3篇

安娜一般每年春夏在大连，秋冬来上海。1949年5月，她到东北参观后就留在了大连，与儿子和夫一起住在高尔基路193号。该房屋位于高尔基大道，西南方是原中央实验所，南面是通向旅顺港的星海公园。1953年9月20日和夫与郭喜代在此成婚。那座房子原是在大连大学任讲师的黄炎培的儿子住的，黄调走后就将该屋拨给他们居住。1986年我曾去过他们家，室内家具陈设极为普通，有榻榻米床，墙壁黑乎乎的，没有粉刷过，挂有像。

安娜刚到大连的一段时间，觉得最大的幸福是一家子出去钓鱼，陶醉在海边风光里，尽享天伦之乐。尤其当复生(安娜第三个儿子)从北京到大连时，和夫与复生兄弟二人便成为钓鱼的好伙伴。和夫是位“钓鱼狂”，钓鱼技术堪称一流，有人夸张地说，大连岸边的鱼快被他钓光了。复生总是拿着鱼竿相随在后，两人都沉浸在欢乐安静的气氛中。

安娜老人早年做过护士，具有丰富的医疗保健知识，但她因气管不好，常咳嗽，还患有神经疼痛症，因骨质疏松，骨关节也常疼痛，肠道也不是太好。所以她平时起居有常，饮食有度，很注意营养吸收的全面和平衡。她清晨喜欢喝牛奶吃鸡蛋，还喜欢服蜂乳与蜂皇浆，说是能提高大脑、脑下垂体和肾上腺的活动功能。一般的小毛小病她从不去医院。但每次出国前后，都去医院做检查治疗。国家除按月发给其生活费外，还让她享受公费医疗待遇，而且她每次去医院，均由有关工作人员陪同。但若外出旅游或异地疗养，她一般不让人陪同，说是为国家节省开支。

1959年10月19日，她自大连乘坐民主12号轮来沪。一周后，她提出想去昆明一次，沿途看看新中国建设情况。经市委统战部与多方联系，她于10月28日乘江顺轮去汉口，10月31日晨7时抵达汉口，由武汉市委统战部接待，住了一天，又安排她去重庆，在重庆休息两三天，于11月8日抵达昆明。

安娜之所以要去昆明休养，是因为她有一位朋友叫余先亮，在昆明翠湖农业展览会工作，是一位林业专家，余妻是位助产士，早年与郭沫若同过学，常有来往。余曾写信给安娜，邀她去昆明游玩。这次安娜在昆明过春节，由昆明市委统战部接待，安娜在昆明住了五个多月，于1960年3月30日返沪。

她回沪后十分兴奋，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在昆明的观感，讲起云南四季如春的景色更是眉飞色舞。她说在那里不仅早晚能听到美妙的歌声，三五成群的赶马女孩，一边骑马一边唱着山歌，不管唱什么都很自然动听。而且还能听到各种山鸟呼朋唤侣的叫声。她说，有一种鸟白天沉默，可清晨总喜欢停在屋脊上“郭公、郭公”叫个不停，让人触景生情。既刚强又多情的老人啊，不管走到哪里，总是难以掩饰埋藏在心底的隐痛。她再三对我说：“真想再去昆明，觉得在那里可寻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

到风景秀丽的地方去疗养也是安娜在中国生活的内容之一。从1964年开始，她三次去无锡华东疗养院疗养，一般都是在秋冬之交。那时的无锡，风景秀丽，气候宜人。但安娜不喜欢摄影，所以留下的照片极少。她每次疗养都坚持自己付钱，她说：“我对党和国家的照顾一直感到不安，我自己能解决。”经说服后，仍坚持伙食费由她本人付。

1964年10月18日，我送安娜前往无锡华东疗养院，这是她首次去疗养。当车子经过太湖开往大箕山时，只见湖面微波荡漾，她环顾蓝天白云，满面笑容地深深吸了一口气说：“我来休养了。”当小车驶进华东疗养院时，宋阁东院长和沈垄早已守候在门口迎接。院方还指定林美蓉同志具体负责照顾她的生活。老人喜欢这里的休养环境，她说：“我兴奋得一夜未眠。”

后来她又分别于1965年10月27日至12月23日和1966年10月至1967年2月两次再去那里疗养，她总是被安排在第五幢休养室，院子前面有一大片草地。她常在林间独自漫步，仰望碧空，细听小鸟的喳喳声；有时遥望太湖，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的厚爱。她爱吃无锡肉骨头，认为这个菜与日本的制作方法相似，味道特别好。她对太湖中的鱼虾很感兴趣，爱吃清蒸鳜鱼(桂花鱼)和湖虾。

安娜在中国的生活是多彩的，各有关方面的同志对她都怀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在各方面尽量满足她的愿望，也希望美好的大自然能使她的精神得到抚慰。看到她对美丽的大自然那样的迷恋，都感到很欣慰。

在又恨又爱中维护丈夫的声誉

刚到大连那段时间，安娜总感到自己是被遗弃的异国妇女，精神上的痛苦可想而知。她神经剧痛症常发作，常常表示要去北京治病，或想回日本，有时还打算在大连开缝纫店。中央统战部交代：对其生活要多加照顾，让她安心在中国住下来。

1958年，郭沫若曾去大连探望其长子郭和夫，可是未与安娜见面。她得知后很生气。那年10月，她从大连来上海，在船上有人问她：“丈夫呢?”她回答说：“丈夫死掉了。”她曾表示要写信给沈钧儒控告郭沫若。可实际上她始终没有做出格的事。她认为“郭沫若已成为中国政府要人，不能影响他的威信，不能给中国政府带来不良影响。”

那段时间，安娜的情绪是矛盾的，她忘不掉与郭沫若在香港见面的情景。有一次安娜对我说：“在香港与郭沫若谈到经济问题时，我说‘你的钱，我要，国家的钱，我不要。’郭沫若却说：‘什么国家的钱、我的钱，都是我的钱!’我被吓得一句话也没有敢讲，你们中国人思想可以这样吗?我不明白。”看来她是误解了郭沫若的意思，这种误解一直没有消除。安娜在沪期间，我们每月给她送生活费，她总说：“我觉得自己对中国人民无贡献，我的生活总是靠国家，我感到不安，国家的钱是靠人民劳动得来的，国家还有困难，我不该花国家的钱。”当我们说明“这是北京来的，是郭沫若给的”时，她才收下。她轻声说“因为这是夫妻关系。”她尽管埋怨郭沫若，但他们毕竟曾是长年相濡以沫的患难夫妻，心灵深处刻骨铭心的记忆是难以消除的。

1969年“五一”节前，她自己拍电报至北京，要求见郭沫若，要求看望刚从“牛棚”中放出来的幼子志鸿。郭沫若的秘书王廷芳同志安排安娜来京。住在和平宾馆。郭沫若亲自去宾馆看她。见面那天下午，安娜和孩子们在台阶上等候。郭沫若下车后，安娜主动上前握手并风趣地说：“你看来很年轻啊!我已经老了。”郭沫若说：“你看样子也很健康!”她和郭沫若并肩边走边谈。落座后先说了一番问候话，很快转入正题。安娜问：“郭和夫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几年都不让他工作?”又说：“造反派说我是个老特务，带回来一群小特务，真是岂有此理!我不怕他们，是最了解我们的。”接着她谈到她住了多年的上海大厦欲向她收房租，每年要三、四千元。她说：“我没有那么多钱!”

这是安娜在特殊年代的特殊情况

下，与郭沫若的一次特殊相见。当时安娜正无例外地受到冲击。“”初期，她在华东疗养院疗养，1967年2月2日，华东疗养院宋阁东院长打电话给上海市委统战部：“现在疗养院已被砸了，所有休养员全部离开，只剩下安娜一个人了。疗养院已无能为力，只好求统战部解决。”那时统战部部长已被“隔离审查”，上上下下无人作主。经请示中央统战部，一位姓常的工作人员答复说：“中央统战部被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等单位接管，并成立了联络站，你们就先找个地方给她住吧。”只好让安娜离开无锡，住进上海大厦。后来上海大厦要向她收房钱，1968年2月，又被造反派赶了出来，住到了郭博家中，还停发了生活费。那段日子，她在生活和精神上受到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

后来王廷芳同志专为此事打报告给当时科学院的负责人刘西尧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军代表，北京方面派专人到上海和大连解决安娜的生活问题。

这次见面时她还提出：在中日关系允许时，她希望回趟日本，去看看快一百岁的老母亲和其他亲属、朋友，希望得到理解和帮助。郭沫若回答：“没有问题，只要两国关系允许，一定设法让你回日本探亲。”郭沫若当时还问了她母亲的健康情况，又问了其他亲属和朋友的情况。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郭老因有外事活动起身告辞，安娜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外，上车前两人又紧紧地握手。她站在那里，一直等到汽车看不见时才回室内。

由于中日两国关系尚未恢复正常，故安娜迟迟未能实现日本之行。直到1974年春，中日两国恢复了外交关系，经廖承志提出意见，批准，才满足了她的请求。还指示：类似她这种情况的日本人，在中国还有不少，但从中国直接去日本探亲的，她是第一个，因此要注意观察日本方面对此事的态度和反应。1974年7月初，安娜由女婿林爱勋陪同，乘坐中国“奉承”号货船赴日。临走时，郭沫若还将亲笔字画交给安娜，请她转送给日本母亲。安娜在日本呆了近四个月，直到同年10月29日，才乘922航班飞机回上海，总算了却了一大心愿。

根据王廷芳同志的回忆材料，安娜回来后急于想见郭沫若，并于1975年夏由女儿郭淑璃陪同到达北京，住前门饭店。安娜到京第二天，即到郭沫若病房探望。郭老吃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相迎，安娜快步向前将郭老扶回沙发，握着郭老的手说：“你变了，变得慈祥了，你是会进天堂的。”安娜详细询问了郭老病情，向郭老详细介绍了去日本的情况，谈了半个多小时，因不愿多打扰病人，便主动站起来告辞。郭老坚持把她送到病房大门口才和她握手告别。返回途中，安娜忽然想起忘记给郭老看在市川原住处拍摄的许多照片，于是又返回医院，将照片逐张给郭老看，郭老看得十分认真，两人都回到了那段难忘的日子。又过了大约一刻钟，安娜起身鞠躬向郭老告别。郭老又一直送她至大门口，看她上了车，两人还不停地挥手告别。这是他俩最后一次握手，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安娜是一位饱受人间苦难而又十分坚强和重感情的人，她和郭沫若共同生活二十余年，尽管后来对郭沫若有这样那样的不满和怨恨，但内心深处的情感是难以消除的，这是我与安娜老人接触中留下的深刻印象。

1983年4月，安娜再次去日本，行前上海市委统战部张承宗部长特地去拜访她，并告诉她，上海已提名她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她没有过多在意。同年5月她从日本回来后，我们祝贺安娜老人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她是高兴的，她原打算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并拟在会上作一书面发言，她说：“去开会还可趁机看望一下久未晤面的老朋友。”我们还告诉她，去参加会议还可以带随员，可由女儿郭淑璃陪同，既可照顾生活，也可以当翻译，一切由安娜自行决定。可是她经过再三考虑，最后决定不参加会议。她说：“让我到上层开会，我不能去，我一向地位低下，我是一条无主的野狗(她用英语讲out side dog)，我愿意过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我不愿意到上层去。”她又让次子郭博一句一句翻译说：“我希望不要把我抬得太高，我身价高了会影响我丈夫的声誉。我要是去参加会议，人们看到我，就会议论他，我不希望贬低他，不希望把我们的问题表面化。”这些都是原话，是多么地深明大义啊!她还说：“日本警察曾骂我是无主的野狗，我热爱中国，过去日本人侵略中国，对中国人民犯了罪，我作为日本人心里感到内疚，我受点委屈也是应该想得通的。”日本侵华与她何干?她却以宽广的胸怀对待一切。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同志逝世，当时她在大连，得知消息后，特地穿上一身黑色衣服，身披黑纱以示哀悼。她没有参加追悼会，但孩子们都去了，她的心也去了，她忘不掉昔日与郭沫若在一起的生活，默默地为他祈祷。她沉重地说：“上帝会热情地欢迎他，在那里他会得到安慰和快乐的。”

郭沫若天上的街市范文第4篇

为团结抗战呼号

以联合抗日为宗旨的第二次国共合作，自1939年起陷入了云谲波诡的局面。由于实行消极抗日和“溶共”“防共”“限共”“”政策，因而助长了顽固派的气焰，使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一定程度上遭到破坏。1940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突然宣布对其下设的政治部第三厅进行改组，在调离时任厅长郭沫若的同时，强令第三厅人员集体加入。郭沫若及第三厅进步文化人士不从，因而愤然辞职，决意撤往延安。唯恐这些社会名流涌向延安成为后患，遂决定画地为牢，另设“文化工作委员会”，以笼络、束缚这批文化人。郭沫若名义上是文工会主任，而实际上正如他所说：“这个文工会只不过是被当做一个民主的‘花瓶’来作摆设而已。”他曾气愤地声称“要摔破这个‘花瓶’”，但时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高瞻远瞩，提醒他说：“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更可以同它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展开我们的工作。”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文工会很快成为留在重庆工作的进步文化人士以创作为武器进行战斗的主要堡垒。

1941年11月16日，重庆各界人士隆重举行了纪念“郭沫若50诞辰和创作生活25周年”的茶会，首演了郭沫若创作的“以主张集合反对分裂为主题”的5幕历史剧《棠棣之花》。在会上致贺词，高度评价了郭沫若在文艺、学术等方面的成就；并在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上发表《我要说的话》一文，称赞郭沫若有着“丰富的革命热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勇敢的战斗生活”，号召文艺界向他学习。文艺界同人用巨大的竹子特制了一支如椽大毛笔赠给郭沫若，上刻有“以清妖孽”4个大字。这场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无疑标志着国统区进步力量的空前强大与团结，同时更加激发了郭沫若的创作热情。

郭沫若自幼热爱屈原及其作品。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初，他对屈原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先后创作了《湘累》《屈原行吟处》《屈原时代》《革命诗人屈原》《蒲剑、龙船、鲤帜》《屈原考》《屈原的艺术与思想》《屈原思想》等大量诗歌和论文，因而对屈原精神有更加成熟的理解和独具慧眼的发掘。期间，郭沫若自身也由代表“狂飙突进”的浪漫主义诗人逐渐转变为清醒冷峻的现实主义史剧家。随着全国抗战进入艰苦的阶段，发生了对外消极抗日、对内加紧的逆转，在此严峻形势下，郭沫若深切地感到，屈原那种特立独行、不畏的高贵气节正是时下国人所应有的品格和情操，在日寇大举入侵、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大力弘扬屈原精神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因而，他想通过剧作“借古鉴今”，将古人的民族正义与今人反侵略、反投降的现实结合起来，号召大家效法屈原精神，自觉肩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

适逢历史剧《棠棣之花》演出期间，有人满怀期待地建议郭沫若：“郭老，您再给我们写一部《屈原》吧!”这句话一下子激活了他蓄积多年的创作欲望，点燃了他写历史剧《屈原》的引信。得知郭沫若要创作《屈原》，亲自上门热情鼓励道：“屈原当时受迫害，因‘谗陷之蔽明也，雅曲之害公也’，才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现在，我们也受迫害，这个题材好!”

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悲惨境遇，与一年前在“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中无辜死难的抗日英烈们的遭遇何其相似！创作历史剧《屈原》，正是郭沫若在中华民族奋起抗战的强烈愿望受到反动派残酷压制的现实冲突与矛盾中所找到的一个突破口。郭沫若后来在《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中回忆说：“我写这个剧本是在1942年1月，反动派的统治最黑暗的时候，而且是在反动统治的中心――最黑暗的重庆。不仅中国社会又临到阶段不同的蜕变时期，而且在我的眼前看见了不少大大小小的时代悲剧。无数的爱国青年、革命同志失踪了，关进了集中营。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陕北遭受着封锁，而在江南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最有功劳的中共所领导的八路军之外的另一支兄弟部队――新四军，遭到了反动派的围剿而受到很大的损失。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便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了。换句话说，我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

1942年1月11日深夜，郭沫若在自己的临时寓所――一座被日机轰炸得几近废墟的重庆天官府4号残存的悬脚危楼里，开始奋笔疾书，仅用10天时间，就写出了5幕历史剧《屈原》。原来，郭沫若本准备借鉴歌德的《浮士德》的结构，分上、下两部来写屈原的一生，上部写屈原在楚怀王时代，下部写屈原在楚襄王时代。但开写以后，他状态绝佳，文思泉涌，竟然把屈原的一生浓缩在一天的故事情节里了。正如他后来回忆所说：“目前的《屈原》真可以说是意想外的收获。各幕及各项情节，差不多完全是在写作中逐渐涌出来的，不仅写第一幕时还没有第二幕，就是第一幕如何结束都没有完整的预念。实在也奇怪，自己的脑识就像水池开了闸一样，只是不断地涌出，涌到了平静为止。”

有幸成为剧本《屈原》的第一位读者，他不仅反复阅读，还同专家们一起讨论，肯定该剧在政治上、艺术上是好作品。

历经坎坷终面世

当时，在当局严厉的文化“围剿”下，许多优秀剧作因过不了严格审查关，而失去了发表、演出的机会，被扼杀在摇篮中。鉴此，郭沫若决定充分利用一下自己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这个身份，先把剧本《屈原》交给党报《中央日报》副刊发表。该报副刊主编孙伏园是一位富有爱国思想的知名报人，他读完《屈原》后，便断定这是一部难得的惊世之作。于是，《中央日报》副刊从1月24日起，用15天时间连载《屈原》。该剧本发表后所引起的强烈社会反响，使当局感觉到：“这是借屈原的时代折射当局。”于是立即下令停止刊登赞扬《屈原》的文章，并撤了孙伏园的副刊主编之职。

然而，将剧本《屈原》搬上舞台，却是历经坎坷。面对当时好多剧团（社）不敢接手排演的困难，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的文艺要同针锋相对，郭老的《屈原》是最具体的、最有效的同他们作斗争的一种表现。”按照他的指示，成立于1941年11月的一个貌似民营剧团实为中共直接领导下的中华剧艺社，承担起了《屈原》的排演任务：演员配备采取全明星制，主角、配角均由第一流的名演员担任。导演为陈鲤庭，演员有金山、白杨、张瑞芳、顾而已等。为了排好这部戏，还特地将白杨、张瑞芳等主要演员请到位于红岩村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谆谆教导大家：“要充分理解郭沫若创作《屈原》的思想感情，这是郭沫若说给听的，也是表达了广大人民的心声的。可以预料，《屈原》一定会引起群众极大的共鸣。你们要下苦功，好好排练，要知道，这就是斗争!”

此后，、郭沫若多次亲临排练现场观看，给予指导。演员们受到极大鼓舞，因而劲头十足，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完成了全剧彩排任务。原计划于3月26日上演，由于当局极力阻挠，演出时间被迫推迟。后经中共多方努力，4月3日，《屈原》一剧终于在重庆国泰大剧院举行了公演。

盛况空前被禁演

历史剧《屈原》的公演不仅轰动了山城，也震动了战时的蒋管区。有关当时的盛况，剧中主角白杨在多年后回忆说：“《屈原》的公演，确是我国新文艺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盛事。”“许多群众半夜三更就带着铺盖来等待买票，许多群众赶了很远的路程，冒着大雨来看演出。更有人专程从成都、贵阳、桂林等地赶来。”重庆沙坪坝的学生进城看戏后仍意犹未尽，索性在剧院坐到天亮，和演员们一起交流观后感，讨论剧情。一时间，该剧中 “烧毁了吧”“爆炸了吧”等台词在重庆大街小巷被广为传诵。

历史剧《屈原》深受人民欢迎，却引起了当局的极端仇视。为了抵消其影响，他们煞费苦心，先是通过放映黄色影片、上演美化汉奸和法西斯思想的话剧《野玫瑰》来争夺观众，抗衡《屈原》。后又进一步利用《中央日报》《文艺先锋》等御用报刊对《屈原》的创作意图、主题思想、人物塑造和运用史料等等，大肆进行诋毁、围攻。为了针锋相对地予以反击，《新华日报》《时事新报》《新民报》等进步报刊纷纷推出评论文章，解读剧情人物，剖析“屈原精神”的实质；还在半年的时间里发表了董必武、沈钧儒、黄炎培等人撰写的100多首有关《屈原》剧的唱和诗，这些诗作或综观全剧，或立足某一人物，或针对《雷电颂》，或把握某种精神，从不同侧面赞扬了《屈原》艺术真实性的无穷魅力以及郭沫若非凡的胆略和卓越的艺术成就。从而有力地抨击了当局借攻击《屈原》来维护其独裁统治的核心所在。

为此恼羞成怒，遂严令陈立夫、潘公展：“这出戏搞得如此沸反盈天，矛头究竟是对着谁?为啥还让他们去演?得赶快查办!”于是，《屈原》在重庆市横遭禁演。

但在社会力量的支持下，《屈原》全体演职员于同年6月间告别城市，深入乡村继续进行巡演。

郭沫若天上的街市范文第5篇

什刹海，分前海、后海。前海西街18号，是一代文豪郭沫若的故居，现已成为纪念馆，供游人参观。今年清明节，我和爱人及学生一同游览了郭沫若的故居，至今记忆犹新。与鲁迅并驾齐驱而成为中国共产党不可或缺的忠诚战士、朋友的郭老，在新中国的创建、发展和繁荣的各项事业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正如说：“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

七八十年代的什刹海西海鸦儿胡同6号，曾居住着一代文豪萧军。关于萧军，老一辈无人不晓，他是鲁迅先生的大弟子，上世纪30年代著名女作家萧红的丈夫，革命文学《八月的乡村》作者，延安鲁迅文学的普及和传播人。萧军不仅是文艺思想的倡导者和著名革命作家，而且是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夕，多次征求过意见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之一。当时，多次召见和致信时任《解放日报》副刊主编的舒群和延安鲁艺负责人萧军，委托他们帮助收集材料和群众意见。晚年，萧军和老战友作家舒群、雕塑家刘开渠、作家骆宾基、翻译家戈宝权、楼适夷、京剧表演艺术家荀慧生等的子女，组织起来成立了“吟红社”。这是一个研究和探讨东北著名女作家萧红及其战友生平业绩的文艺团体。他们寄希望于年轻一代，发扬延安革命精神，继承老一辈光荣传统，为推动祖国文艺繁荣发展作贡献。

后海的另一个著名景点是宋庆龄故居及其附近由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亲笔题词，西城区委、妇联等单位兴建的西城区儿童乐园。当年国家副主席王震曾捐款500元，总耗资100万元人民币的儿童乐园，时过境迁，现已荡然无存了。

前海11号院，原是西城区一家幼儿园。改革开放时期，部队转业的作家、北京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会长计红绪在此办公。前院是艺术小村饭庄，里院是协会办公室。小饭庄经营贵州风味的“花江狗肉”。里院正北房是计红绪办公室，旁边东屋接待客人，有时也给剧组拍片用。记得当时，电视剧《城市的脚步》中的一个住户角色，由北京人艺著名演员李婉芬担任。她在这间东屋拍片，我还凑趣当了一回群众演员，在戏里动员李婉芬演的角色响应政府号召搬迁移居。一个小片段竟拍了整整半天。我们一次不行，再来一次，还不行，再来……反反复复，我一次又一次从后台走向前台，都烦了。可是，李婉芬始终认真演戏，拍的每一个动作都认真仔细。她因为身体较胖，又穿着大而厚的服装，不一会儿就汗流浃背了。下面的观众开始对她发出赞叹。我也第一次尝到了拍片的艰辛。

艺术小村经营的“花江狗肉”，这是贵州安顺地区花江小镇闻名天下的美味佳肴。随着什刹海游客的不断增加，来这里品尝狗肉美味的人越来越多。在南方已有不少餐馆经营花江狗肉，在北方经营这道菜的人并不多。计红绪在风景秀丽，游人众多的什刹海风景区开办这样一家饭庄，无疑为影视界的同行和川流不息的旅游者提供了用餐的方便。他从贵州聘请了花江镇的名厨何永江、彭仕萍夫妇主厨，所需的配料由花江空运而来，保证花江狗肉货真价实。何师傅说，做花江狗肉需30多种配料，其中有些只有花江才出产，别的地方根本没有。如芭果、沙江果、高山青花椒、关岭野薄荷等。其料酒是用蛤蚧和海马泡制的枸杞酒。因而烹调出的狗肉味道精美，烂而香酥，肥而不腻，麻辣适口。狗脑、狗肝、狗肠、甚至狗宝都能入菜，而且是高档名菜，营养更加丰富。狗有舒肝、润肺、健脾、滋阴大补、强化筋骨的作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喜欢养狗吃狗肉，如朝鲜族、苗族等。然而，少数民族聚集的花江小镇却有很多汉族人会做狗肉，世世代代相传，已有几百年历史了。

记得，我有一天手提一台收录机信步来到“艺术小村”看望并采访大哥，希望他能和我谈谈他开饭馆的想法。在他的办公室里，正襟危坐的大哥正独自一人聚精会神地伏案批阅报刊。他身后的书柜里摆放着许多首长题字和获奖纪念品。我没有打扰他，悄悄放下收录机，向书柜走去，兴奋地一饱眼福。一个翻开的“书本”上面是王光英副委员长的题词：“历史剧大师”。当时我才知道，大哥是个历史剧的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