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话剧范文第1篇

郭沫若的屈原是话剧，《屈原》是郭沫若影响最大的、最震撼人心的剧作。郭沫若以10天时间完成的5幕话剧剧作《屈原》于1942年4月由中华剧艺社在重庆国泰大剧院公演，此后曾在苏联和日本上演。

这部作品被公认为是郭沫若历史剧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芳华越剧团于1954年5月22日首演了该剧的移植本，冯允庄编剧，司徒阳导演，尹桂芳饰屈原、徐天红饰张仪、许金彩饰南后、戴忠桂饰婵娟、尹瑞芳饰宋玉。1954年，该剧参加华东戏曲会演，婵娟改由戚雅仙扮演，剧中“诬陷”和“天问”两折已为越剧经典。

（来源：文章屋网 ）

郭沫若话剧范文第2篇

1954年夏在北戴河,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1957年4月10日,在与人民日报社负责人谈话时说:“历史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版《著作专题摘编》)据翻译李越然回忆,1957年的11月2日,正在莫斯科访问的将胡乔木、郭沫若等召来共进晚餐,纵论三国历史时兴致勃勃地说:“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是把他扮成个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

“”时期,对曹操的公开赞扬更多。1958年11月初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在郑州举行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他在讲话中专门说道:“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做坏人是完全错误的。”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一直在精读《三国志》,并反反复复向党的高级干部推荐《三国志》中的曹操。

二

由于再三再四地提出要为曹操“翻案”,郭沫若自然积极响应。

1959年2月初,郭沫若终于写完了历史剧《蔡文姬》,于4月中旬在《羊城晚报》连载;几乎同时,3月2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替曹操翻案》一文。在这些文章和戏剧中,他热情讴歌了曹操的文治武功,引发了对曹操的热烈争论。一时间,文史学界出现了讨论“为曹操翻案”的热潮,如翦伯赞也发表了《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的论文。

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为曹操做了系统的辩护和“翻案”。因为诗词中有“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之句,肯定了曹操,所以郭沫若写道:“在写词时因种种客观事物的相同而想到曹操,想到曹操的东征乌桓,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他认为曹操虽然镇压了黄巾军但却承继了黄巾军的事业,平定乌桓是得到人民支持的反侵略战争……对曹操的杀人行为,他也辩解说:“当然曹操是杀过人的,不仅打仗要杀人,和他的法令相抵触的人他也杀过。大家喜欢指责他杀了孔融(建安七子中的一子)。孔融是孔夫子的后人,这位先生的性情和主张,其实都是相当乖僻的。例如曹操禁酒,而孔融偏要嘲笑他,说 ‘桀纣以色亡国,今令不禁婚姻’。”在郭沫若看来,不仅与曹操的法令“相抵触的人”该杀,而且性情和主张的“乖僻”竟也能成为应当被杀的理由!在文章最后,郭沫若提出不仅要替曹操翻案,还要替殷纣王、秦始皇翻案:“总之,我们今天要从新的观点来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替曹操翻案;而且还须得替一切受了委屈的历史人物,如殷纣王,如秦始皇,翻案。”与的原话几乎完全一样。

对写《蔡文姬》的目的,郭沫若明确说道:“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曹操在准备起兵反董卓时曾和工人一起打刀,郭沫若也赞扬说:“我是特别重视这件事的。因为在一千七八百年前的知识分子就能够重视体力劳动,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请想想看吧,我们今天有些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就在一年以前,不是都还在轻视体力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吗?”(郭沫若著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蔡文姬・序》)曹操在剧中被塑造成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公无私的人民领袖,国家在他治理之下呈现出一派太平景象。郭沫若借剧中人之口反复颂扬道:“曹丞相爱兵如命,视民如伤”,“曹丞相为人是蛮好的。别人都说他很厉害,其实他非常平易近人。”剧中还有一个场景是曹操的夫人卞氏一边缝补被面,一边对曹操说:“这条被面真是耐用呵。算来用了十年了,补补缝缝,已经打了好几个大补丁。”曹操说:“补丁愈多愈好,冬天厚实,夏天去了棉絮,当被单盖,刚合适。”卞氏说:“你真会打算。”曹操对曰:“天下人好多都还没被盖,有被盖已经是天大的幸福了。”

1959年正值大办“”,《蔡文姬》中也将曹操当年的“屯田”比附称赞。最初在《羊城晚报》发表的剧本中,还有男女农民齐唱“屯田歌”:“屯田好,屯田好,家人父子团圆了!团圆了!兵也耕,民也耕,兵民本是一家人。天下英雄谁最好,为民造福丞相曹!丞相曹!”

《蔡文姬》上演后,媒体上自然是好评如潮。不过,这出戏先在中南海怀仁堂上演,看完戏之后,大将陈赓在休息室中看见郭沫若,郭请他谈谈对该剧的看法,陈赓说:“我看曹操可以填写一张入党申请登记表了,郭老可以做介绍人嘛。”听者无不哄堂大笑。

不幸的是,主张为曹操翻案、颂扬曹操专断的史学家几年后却未能幸免“”狂暴的迫害。

郭沫若话剧范文第3篇

一、郭沫若的史学与史剧

1944年11月21日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　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注：《书信选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242页。)此时郭沫若的历史　研究已经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他的历史剧创作也已达到高峰。

赞扬郭沫若的，正是郭沫若治史与作剧在“以人民为本位”的立场上的意识形　态意义。郭沫若同时从事历史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他表白“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　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也表白过自己的史学与史剧观，　他说他的史学研究“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而“好恶的标准”“一句话归宗：人民本　位”。(注：《＜历史人物＞序》，《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合乎人民本位的应该阐　扬，反乎人民本位的便要扫荡”。(注：《新陈代谢》，《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1　48页。)就戏剧创作，“我们要制造真善美的东西，也就是要制造人民本位的东西。这　是文艺创作的今天的原则。”(注：《走向人民文艺》，《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3　16页。)

郭沫若从不隐讳自己研究与创作的意识形态属性。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　本10年，正式开始史学研究，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规划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　叙事纳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模式中。这样做一　则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历史的“适应度”，二则可以证明现实中中国革命的　合理性。因为如果中国的历史确实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模式，从原始社会到奴隶　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中国的现实与未来也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　命模式发展，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史学研究可以用中国的“　历史发展”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可以证明中国的“现实革　命”的合理性。这样，史学就具有了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自序”中，郭沫若自己表述得很明白：“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　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　们未来的去向。”(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文集》，第14卷，第1　0页。)

郭沫若集学者作家于一身，但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角色，远不是学者或作家身份　可以概括的。他自觉地构筑现代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话语，是葛兰西所说的真正意义上　的现代“有机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将第二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忽视　了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或文化领导权。他认为，意识形态作为“最高意义上”的世界观　，凝聚统一起社会集团，形成一种现实的、战斗性的力量。在构筑意识形态并争夺“知　识与道德领导权”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起到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提出一种体系化的完整　的哲学，而且还要将这种哲学大众化、常识化，教育与影响人民，成为人民的思想与信　仰形式。葛兰西将那些自觉地思考历史与时代问题并将自己的思想与大众实践结合起来　的知识分子，称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真正的哲学家是而且不能不是政治家，不能　不是改变环境的能动的人……”(注：参见(意)葛兰西《狱中札记》第三章“哲学研究　”第一节，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293页，引文见第239　、265页。)

郭沫若作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的角色，在中国现代文化上具有典范意义。他从历史　构筑现代意识形态，历史可以以学术的形式表现，也可以以戏剧或小说的形式出现。郭　沫若一生三度创作历史剧，早年的抒情历史剧完全将历史现实化变成意识形态的代言。　从《卓文君》《王昭君》到《聂@①》，叛逆变成了革命。聂政慷慨赴死，两位女子从　容殉死，在原始的狭义观念之上，作者又加上了“均贫富”、“茹强权”的意义。剧中　一再提倡“刺杀那些王和将相”，剧终士兵们听罢酒家女的演讲，一哄而上杀了长官，　准备到“山里去做强盗”，行侠的戏变成革命的戏。郭沫若试图用历史剧构筑历史中人　民的主体与阶级冲突的动力结构。从1920年的诗剧《棠棣之花》，到1940年五幕剧《棠　棣之花》定稿，前后写了22年，不同时代的现实意义叠加在同一个题材上。“百姓”代　表着模糊的人民概念，国家主题取代了个人主题，私仇变成公愤，聂政“铲除国贼”，　意义在于抗秦，“于人有利，于中原有利”。国家成为历史剧《棠棣之花》的历史主体　。抗战意识形态出现。

席勒在《舞台作为一种道德机关》中说：“如果各种戏剧具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如果　戏剧诗人都有统一的目标——换句话说：如果诗人选材适当而且都从民族当前的主题出　发——那就会出现民族舞台，我们就会成为统一国家。”(注：转引自《戏剧理论文集　》陈瘦竹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334页。)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深受　歌德与席勒的影响。40年代初抗战背景下郭沫若历史剧创作达到高峰，直接的灵感是在　“历史的精神”中拯救国家与民族意识。他说屈原的悲剧“是全中华民族的”，“中华　民族的尊重正义，抗拒的优秀精神，一直到现在都被他扶植着。”(注：《题画记　》，《关于屈原》，《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第238页，第20页。)抗战意识形态的　历史剧试图将阶级意识融合到民族国家意识中，《屈原》的成功在于它获得一种意识形　态的整体性，而《孔雀胆》的问题则在于这种整体性受到威胁。阶级主题(镇压农民起　义)、民族主题(协助梁王异族政权)与个性主题(段功与阿盖的爱情)无意间陷入一种意　识形态冲突中。批评界出现指责，作者一再修改，但剧场演出效果很好。(注：详见《　郭沫若史剧论》，“第五章《孔雀胆》的成败得失”，田本相　杨景辉著，人民文学出　版社，1985年版，第146-172页。)如果《棠棣之花》的意义断层显得突兀，说明历史剧　结构意识形态的困难，《孔雀胆》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历史剧中意识形态结构本身的脆　弱。

郭沫若在他的史学研究与史剧创作之间建立起一种协调的动力结构。同一种意识形态　主题分别用史学与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史学通过“真实性”获得话语权威，史剧通过　艺术性使这种话语权威获得大众的认可。屈原主题的利用是一个典型。郭沫若希望将屈　原树立为民族精神象征，这是一个层次的意义，另外，屈原的诗人与官吏的双重身份，　还寄托着郭沫若的现代“有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希望。有关屈原的史学　方面的成果是《屈原研究》，史剧方面的成果是《屈原》。郭沫若习惯将他的史学思想　表现为史剧，因为任何思想必须获得大众化、生活化，才能产生意识形态力量。郭沫若　受一部小说体裁的野史《剿闯小史》的启发，写出轰动一时的《甲申三百年祭》，重庆　的与延安的共产党在这篇文章中都看到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意义。看到　农民起义成功地了中国的正统政权却最终导致异族入侵，组织人员批判；共产党看　到农民起义了正统政权转瞬之间又自身溃败，将这篇史学论文当作“整风文件”印　发学习。而坦率地说，郭沫若自身关注的却是这段历史的另一种启示，即知识分子的使　命。他认为“杞县举人”李岩的加入才使农民运动走上正轨，而大顺王朝最后失败也是　因为没有采纳李岩的计划。他念念不忘要为李岩与红娘子写一出戏，甚至在论文中也过　分专注于李岩和李岩与红娘子这段野史。(注：参见《郭沫若的史学生涯》叶桂生　谢　保成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188页：“‘甲申三百年’风波”)

对于构筑意识形态的史学与史剧，理解历史的现实意义比历史事实更重要。葛兰西将　上层建筑分为由国家、军队、法律等机构代表的政治社会与由政党、教会、学校、新闻　媒体与文化团体代表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意识形态的活动场所。政权下郭沫　若的史学与史剧构筑的意识形态在市民社会中与政治社会对立，争夺知识与道德的领导　权。这种格局在建国后发生了变化。上层建筑中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冲突与竞争失去　了“合法性”。知识分子的使命从争夺文化领导权变成服务既定的文化领导权。郭沫若　过去为那些挑战正统的叛逆、流寇翻案写成历史悲剧，现在却需要用史学与史剧重塑正　统。梁启超当年提倡新史学时，批判中国旧史学有君史、无民史，有群统、无国统。郭　沫若早期的历史剧创作力求构筑历史中人民主体、国家主体，到解放后的两出历史剧《　蔡文姬》与《武则天》，他又隐晦地试图构筑新的“君统”。《蔡文姬》用郭沫若的话　说是借蔡文姬为曹操翻案，曹操与武则天，或因出身或因性别，均是有君之实而无君之　名。郭沫若的翻案历史剧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为新中国建立新正统。郭沫若一再表白“　蔡文姬就是我”，他想一方面通过为曹操翻案树立新中国的新正统，另一方面通过蔡文　姬归汉，表达自己意识形态立场上自觉的归属与认同。

翻案史学与翻案史剧不是忠于历史事实，而是以新的意义挑战旧的意义。郭沫若的史　学研究不再提“人民本位”，开始关注所谓“对人民有利”的帝王。《胡笳十八拍》中　蔡文姬归来看到的景象是“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　无人声，豺狼号且吠。”剧中蔡文姬归来看到的却是丰收的“太平景象”，农民唱着“　屯田歌”，歌颂“为民造福”的曹丞相。郭沫若继续史学与史剧写作，却领会到新的历　史语境中意识形态的结构与功能发生变化的深刻含义，“以古鉴今”或“以古喻今”变　为“古为今用”，历史不再有构筑意识形态的使命，反倒是意识形态开始构筑历史。郭　沫若有时强说革命胜利后还可以写悲剧，但他自己却明白地不再写悲剧了。他的两部历　史剧参与掀起了有关历史剧的大讨论，但他本人却没有积极参与讨论。历史剧的现实性　比真实性更重要，只是把握现实性的问题是纯粹的权力问题，在理论形式中无法言说。

二、新史学的意识形态意义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也是中国现代话剧中历史剧创作的领导　者。他同时以史学与史剧的方式，实现了从历史构筑现代革命意识形态的意义。我们在　有机知识分子与精英思想大众化的现代意识形态语境上理解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并将　他当作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典型，思考中国现代启蒙与革命立场上的“有机的知识分子　”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郭沫若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一个将典型性表现到极致的　个案。

从史学角度看，他体现了梁启超等人发起的“新史学”的理想。1902年2月到11月间，　《新民丛报》分6期连载了梁启超的《新史学》，(注：分别刊载于《新民丛报》第1、3　、11、14、16、20期，本书的相关引文，均出自《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林毅校点，　香港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42页。)在中国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梁启超认为，历　史是叙述国族之进化的学术。国族是历史的主体，进化是历史的精神，历史则表现为国　族之间竞争和优胜劣汰的进程。中国无历史，是因为旧史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中国的史是君史，一朝一姓的家谱，势利腐儒堆积的耗损民智的故纸堆，培养国民　的奴隶根性。梁启超呼吁在新观念下建立新史学，当时虽有异议，但响应者众。“横阳　翼天氏”(曾鲲化)在《中国史的出世辞》中祝福中国史的诞生，将它提高到建国与自由　独立的高度：“中国历史出世，谨祝我伟大中国灿烂庄严之文明国旗出世于今日，谨祝　我中国四万万爱国国民出世于今日，谨祝我四万万爱国国民所希望理想之自由，所瓣香　祷祝之独立出世于今日。”(注：转引自《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吉林　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96-597页。)

新史学将国史的建立提高到国家建立的高度上，代表着当时的一种普遍的思潮，这是　中国现代史学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开端。

建立新史学的要义在于建立新国家。中国不仅没有历史，也没有国家。建史肩负着建　国的重任，在那个时代并不是惊人之语，它有切实的感悟或认识。现代国家与历史是密　不可分的。国族是历史的主体，历史是现代国家存在的认同形式，没有历史的进步的统　一性，就没有国家的理念基础。国家是历史中形成的，建立国家必须先建立该国家民族　为主体的历史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注：美籍汉学家杜赞奇曾经详细论述过这个问题。　参见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by Prasenjit Duara,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传统中国不仅无史，甚至“无国”，国家是　人民之公产，朝廷不过是一家一姓之私，国家之蟊贼。中国古代“虽有国之名，未成国　之形”。(注：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将国家定义为“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　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有服从，人人皆　者，人人皆服从者”。古代中国只有朝廷，没有国家。“且我国畸昔，岂尝有国家哉，　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　，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　、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分产也。”《　饮冰室文集》五，第9-10页。)陈独秀回忆他自己直到八国联军之后才有了国家概念。(　注：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回忆道：“八国联军之后，……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　原来是分作一国一国的……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　我生长了20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　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陈独秀年谱》唐宝林、林茂生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17页。))从历史中构筑国家理念，是具有现代观念的中国知识分子自觉到的意　识形态使命。建设新史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　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史界革命不起，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　大。”梁启超在《新史学》开篇就强调：“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　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　群治安有不进化者。”(注：《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第3、9页。)

从历史中构筑国家意识形态。新史学的这一前提，不仅假设了史学的意识形态性，而　且设定了史学家作为有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立场。

建立新国家，必须从建立现代国家观念开始，历史是现代国家的认同形式，所以建设　现代中国应从建立中国新历史观念开始。中国的现代化在起点上面临着观念中的双重空　缺，一是现代国家观念的空缺，二是现代国家存在认同的历史观念的空缺。梁启超开启　的中国现代历史观念，从一开始就设定了史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八国联军之后，中国知　识分子觉醒到中国只有窃国为家的朝代，没有人民公产的国家。辛亥革命成功了，面临　着建国在政治与观念上的双重混乱。政治上的混乱已多有论述，观念上的混乱表现在：　首先辛亥革命曾以民族主义理念(驱逐靼虏恢复中华)革命，但不能以民族主义理念建国　，所以提出“五族共和”的建国理念。梁启超那一代人的种族理念无法作为新国家意识　形态认同的主体。种族还是人民?谁是人民?其次，帝制结束，中国旧史学的“正统”在　终结了，梁启超曾批判旧史学有君统而无民统，如今已无君统，民统是否可以确定呢?　如果民统不能统一在种族理念下，又统一在什么理念下呢?历史必须是种族进化的历史　，但种族无法成为历史的主体，进化也无法说明中国的过去，尤其是无法证明未来的发　展。观念的混乱才刚刚开始。在这个困惑关头，一派退回到纯学术中去，试图从意识形　态的激流中脱身出来，只研究问题，不空谈主义，只关心事实，不牵涉价值，这样就可　以避免历史在意识形态大叙事中的困惑。另一派则继续在意识形态的激流中寻求“真理　”，他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在这里认同为阶级，超越了国族界限，也超越了简单　的君民对立范畴。进化明确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改变带来的社会发展，以人民为主体的　历史，将被表述为生产力发展导致生产关系变革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这种以社会发展为　进步主线的历史叙事，不仅理清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而且昭示了未来进步的前景，　如果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概莫能外的未来，那么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中　国革命，也就是必然合理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念的真正意识形态功能。

在重建中国历史中建立现代中国的国家政治理念，一直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流。郭　沫若想用中国“史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证明　中国革命的“现实”。陶希圣主张中国社会的独特性，恰好成为的“新生活”运　动的意识形态前提。尽管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倡导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历史一　度在史学界影响很大，但仅限于学院圈子，主要在“五四”后到抗战爆发前。日本侵华　，国难当头，许多史学家，包括学院派中坚如李济、傅斯年、陈垣等，也认为史学“当　重实用”。(注：详见王泛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　社会·史学卷》罗志田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意识形态史学最好地表现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证明现实革命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从历史　中建立现实需要的意识形态，将这一观念表述得最彻底：“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　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行动的深刻的了解，要　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　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注：《选集》，第二卷，第498-499页。)　史学界关于社会性质的讨论，对人民概念的历史意义的界定，对农民起义与太平天国、　李自成研究热点的形成，对秦始皇、曹操、武则天等君主的翻案评价，动机与目的都是　高度意识形态甚至国家政治的。

中国现代文化意义上的史学，主流是意识形态性的。起初，它从历史构筑现代国家意　识形态，然后又由现代国家意识形态构筑历史。建国后一系列重大史学研究项目与讨论　，都是意识形态化的，古为今用或影射史学，结构相同。构筑新史学是构筑一种建国理　念或意识形态，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史学家，从中认同到崇高的使命。他们将是现　代中国的国家理念的缔造者。这种思想具有明显的启蒙哲学背景，民族国家被设置为历　史的主体的同时，知识分子被设置为新历史的主体。

三、新史剧的意识形态意义

新史学设定了新史学的意识形态立场。我们在此需要明确的不仅是新史学话语塑造现　代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还有知识分子(史学家)在现代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功能。

新史学肩负着构建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的使命，这种使命在赋予历史一种意识形态使　命的同时，也赋予史学家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使命。葛兰西区分了“有机的”　意识形态与“随意的”意识形态。有机的意识形态是“为历史所必须的”意识形态，它　“组织人民群众，创造出人们在其中活动、获得对于他们所处地位的意识，进行斗争的　领域。”而随意的意识形态“只创造个人的‘运动’”(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　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与“有机意识形态”直接关联的是　“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葛兰西指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肩　负着知识与实践两方面的使命，首先他必须比传统知识分子拥有更多的知识，他是精英　之精英，这样他才能充分了解霸权的实质与动作机制。其次，他还必须“大众化”，传　播知识，使哲学大众化为非知识阶层的“常识”，创造出所谓意识形态的整体性。这样　，才能具有反抗的实践意义，让思想影响到社会政治工程。

意识形态化的史学在本质上具有了实践哲学的意义。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源于他　强调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行动的统一性的实践哲学。在葛兰西看来，哲学思考的目的是　革命实践，而实践哲学本身就是政治哲学。因为“建立一个领导阶级(也即国家)就等于　创造一种世界观。”(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　年版，第68页。)葛兰西在最广泛意义的哲学上理解意识形态，哲学包括专业哲学家的　哲学，也包括大众的世界观，“一个时代的哲学并不是这个或那个哲学家的哲学，这个　或那个知识分子集团的哲学，人民大众的这一大部分或那一大部分的哲学。它是所有这　些要素的结合过程。”(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　0年版，第27页。)那些反思性的、体系性的、个人化的、只流行在精英圈子里的“这个　或那个哲学家的哲学”，葛兰西称作“内在论哲学”，它只是纯粹的思想，无法与实践　相统一，也无法与大众相结合创造出意识形态的整体性。

梁启超发起的新史学，更多意义上是哲学化的意识形态运动。它必然面临的问题是“　有机化”，使历史知识与历史哲学的观念变成大众化的“民间传说”(葛兰西将“常识　哲学”或“大众哲学”称为民间传说)。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新史学的学术形式自身　已成为束缚。在此我们注意到的，不仅是思想立场的选择，还包括话语形式的选择。构　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新史学，可以以历史学的方式在精英圈子里流传，那是所谓的学　术；也可以以历史剧的方式在大众阶层流传，学术就可能成为常识，成为构筑现代意识　形态的力量。我们理解的意识形态，是指支配社会群体实践的大众观念或“常识”化的　哲学。从大众化或常识化角度看，历史剧比历史学更能使历史思想大众化，获得实践性　或所谓意识形态的整体性。

新史剧是成就“新史学”有机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常识化方式，它可以在有机意识形　态与有机知识分子概念下，弥合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想与大众常识及其社会运动之间的断　裂，将新史学的观念从学院中解放出来，变成改造社会甚至革命的力量。有机知识分子　必须找到可以大众化的方式，让社会运动的理论方面(知识分子)与实践方面(大众)结合　起来，才能完成其意识形态使命。历史剧是历史作为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形式。它在“教　化”功能上完全符合新史学的要求。柳亚子在《＜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中主张戏剧　“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目的”，以“翠羽明　dāng@②唤醒钧天之梦；清歌妙舞，招还祖国之魂”。陈独秀推崇戏剧为“改良社　会之不二法门”：“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　。”(注：《＜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三爱：《论戏剧》，《陈独秀文章选编》，　三联书店，1984年版，上，第58页。)在此，戏剧的教化功能契合了有机知识分子争夺　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教化”功能。

新史学与新史剧，在现代中国构成一种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文化运动的动力结构。　五四时期以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为代表的抒情历史剧，如欧阳予倩的《潘金莲　》、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熊佛西的《兰芝和仲卿》、　杨荫深的《磐石与蒲苇》、白薇的《访雯》，旨在构筑历史中的叛逆主体，颠覆传统社　会与历史的“正统”。此间的历史剧虽然没有明确的历史观念，但多少表达了新史学的　“民统”思想。维新派将新史学提高到国民意识形态高度，不仅奠定了现代史学的实践　性基础，也奠定了新史剧的意识形态根据。历史剧作为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形　式，此时已开始关注历史的民众主体问题。

新史剧的成熟期在抗战时代到来。首先是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该剧完成于1937　年，抗战已经开始，但创作的动机，据作者自己表白，却起于对中共红色根据地　的数次“围剿”。剧中李秀成被塑造成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英雄。从与争夺意　识形态领导权来看，它在塑造曾国藩的意识形态典范形象的时候提出人民英雄李　秀成；从构筑人民革命意识形态来看，它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找到了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的　历史起点。《李秀成之死》之后一时出现了许多太平天国题材的历史剧。陈白尘的《金　田村》与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同年完成，继而创作出《翼王石达开》(又名《大渡　河》)，阳翰笙本人又写出《天国春秋》，欧阳予倩写出《忠王李秀成》，这些剧作虽　然有不尽相同的寓意，但题材的共同性已经说明其意识形态含义。同样在1937年，张闻　天在延安主持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出版，该书系统地论述了从太平天国到第　一次大革命的中国革命历程，太平天国被确立为中国革命的起点。从历史中构筑革命意　识形态，不仅使太平天国成为历史研究的热点，也成为历史剧创作的热点。

郭沫若话剧范文第4篇

抗日战争期间，郭沫若先生在陪都重庆，闲暇时喜欢到街头走走，了解当地群众的生活。有一次，他在地摊上发现了一只造型古朴的青铜老虎，便随手拿起来观看，不想这铜老虎突然分成两半，对文物素有研究的郭老又惊又喜：难道这就是从春秋战国、秦、汉至隋，帝王授予臣下兵权或调动军队时的法定信物——“虎符”吗？

郭沫若随即买了下来，回去后仔细研究，的确是虎符。虎有“百兽之王”的美称，进入阶级社会之后，自然为统治阶级所利用。龙形象征君威，虎形象征军威，标志军权的兵符便被铸造成了虎形，称之为“虎符”。虎符均由左右两半组成，各自的铭文完全相同，其右半由中央保存，左半则发给统领军队的将领。当帝王任命新的统帅或者调动军队时，便派使节持另半只虎符去目的地合符；倘若虎符能合在一起，并丝毫不差，将领就得按照使者传达的意见，调动军队或者调换将领。

关于虎符，最著名的故事当属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的“信陵君窃符救赵”。郭沫若据此创作了五幕话剧《虎符》，写于1942年，1943年首演。公元前257年，秦国破赵长平军，兵围邯郸。赵国向魏国求援，魏王迫于秦国压力，不敢出兵。信陵君认为赵魏唇齿相依，欲亲率三千门下客，前往救援。侯瀛建议窃取魏王虎符，凭符调用老将晋鄙统率的十万魏兵。魏王的宠姬如姬夫人素来佩服信陵君“宽厚爱人”的品格和“合纵抗秦”的政治主张，也感念他替自己报了杀父之仇，因此冒死盗符。信陵君佩符至晋鄙军中，晋鄙疑，信陵君令勇士朱亥追杀晋鄙，然后亲率魏军进击秦军，解了赵国之危。后来，魏王杀信陵君全家，信陵君之母魏太妃代如姬受过自杀。如姬逃出宫后，本可以逃至邯郸请信陵君保护，但为了不损害信陵君的声名，在父亲墓前自杀。

据说，郭沫若得到的这只虎符，长约10厘米。郭沫若将它摆在书案上，作为镇纸。他写《虎符》一剧时，这只虎符就伏在眼前，它给了作者以创作激情和灵感。话剧公演之后，相当成功，充分体现了郭沫若历史剧的艺术魅力，也让更多人认识了虎符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熟知古代历史的郭老，从地摊杂物中发现了这一具有重要收藏价值的虎符，证明了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可惜现今世上，“虎符”遗存甚少，常人难见其貌，更难言收藏了。

（责编：李潞）

郭沫若话剧范文第5篇

关键词： 郭沫若； 书法文化； 文化创造； 新国学

在世界文化版图中，中国书法是无可争议的一个亮点。时至20世纪，除了专业书法家或主要 以书法名世的人士之外，中国作家、学者对中国书法文化的传承与创造也做出了非常重要的 贡献。无论从文人书法、学者书法还是名人书法的角度看，20世纪知名作家、学者中善书者 很多，堪称阵容庞大，佳作纷呈。其中，郭沫若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他作为现代中国书法 文化的杰出创造者之一，在20世纪中国作家、学者与书法文化的课题研究视野中，无疑是一 个相当典型的个案。本文拟从“新国学”的视角来重点考察郭沫若对中国书法文化的多方面 创造性贡献，同时对相关的复杂情形也给出比较客观的分析和评价。

一

“书法文化”是超越了“书法艺术”的文化范畴和概念，是包含技术性的书艺却并非局限于 此的文化体系。其相应的研究对象除了书法作品，还应有书家主体和接受 主体、书法理论与批评，装裱与传播以及书法与其他文化（汉字文化、文学艺术、政治经济 、性别文化、建筑文化、旅游文化、宗教文化以及历史学、教育学、心理学、体育学、外交 学或交际学等）交叉生成的边缘文化。中国人围绕书法而展开的有关活动创造出了丰富多彩 而又源远流长的中国书法文化。既然书法文化绝不局限于书法艺术本体［1-2］，那 么从书法文化角度看郭沫若，就会看到他不仅在书法艺术层面颇有造诣，而且在相关的书法 文化领域多有创造和奉献。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汉字文化及书法研究的重镇。中国书法的基础是汉字文化。郭沫若在汉字文化探源、 整 理和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对书法历史与理论的某些难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现代作家中少有书论造诣精深者，而郭沫若就是这样的作家和学者。国学的根底与西学的 渊博造就了他复合型的知识结构。对汉字的高度敏感也成为他研究和书写汉字的心理基础。 他从小就与汉字文化包括书法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家人的熏陶，私塾的教化，虽然有许多 东西为他所排斥，但在书法的传承方面却受益匪浅。从把笔学字的幼年到挥毫不止的晚年， 他在书法艺术上的努力探索与实践，使他终成20世纪中国书坛名家。也正由于积累深厚，郭 沫若才有可能于20年代末旅居日本时，由古文字尤其是甲骨文金文研究入手，考论结合，以 字辨史，借史鉴今，充分占有相关资料，深入探究中国文字和书体的演变规律，创立了中国 古文字研究的新范式，对现代中国书学理论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即使到了晚年，也 时或结合考古新成果，对古代文字的起源及演变给出新的论证，还担任《甲骨文合集》的主 编。此外，在60年代著名的“兰亭大论辩”中，郭沫若的积极参与和影响至今也仍使人难以 忘记。

事实上，郭沫若不仅是一位相当卓越的书法家，也是一位勤勉的书法研究者。在中国书法 史上，文字体式与书法体式的演变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郭沫若对此给予的关注和深 入的研究，产出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他的《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 卜辞通纂》、《殷契萃编》及《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等，从多方面破译和解读古文字， 使他在古文字研究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唐兰先生所说“夫甲骨之学，前有罗王，后有郭 董”，将他视为著名的“甲骨四堂”之一。今人视他为古文字研究的一代宗师和弘扬汉字文 化的 使者，自然都有一定的事实根据。而郭沫若对文字学的精通，显然也为他的书法艺术和书法 鉴赏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甲骨文的文化学和历史学意义是郭沫若所关注的，但其书学或 书体意义也为他所注意。而且，自然形态的甲骨文也在他的审美鉴赏和摹写（亲笔用毛笔书 写的相关著作很多）创化中，获得了现代生命。又如他在《周代彝铭进化观》中指出：“东 周而后，书史之性质变而为文饰。如钟之铭多韵语，以规整之款式镂刻于器表，其字体亦 多 作波磔而有意求工。……凡此均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中国以文 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这里从审美意识角度分析书法起源，自然不无道理。而他对 王羲之的《兰亭序》给予的关注和考证，至今看来亦属于一家之言。他在60年表的《〈 兰亭序〉与老庄思想》、《〈兰亭序〉并非铁案》、《西安碑林序》等文，除了表明他对 史实的兴趣，也相当充分地表达着他对书法本体的重视。其对原始刻划符号和甲骨文艺术特 点的论述及《兰亭序》之真伪问题的论辩，引起了书坛广泛的注意，推动了书学理论的研究 ，带来了书法事业在“文化革命”或“继续革命”时期的艰难潜行。这些成就，尤其是后期 有关兰亭论辩的 数篇论文，较为充分地反映了他深厚的学养和比较自觉的文化研究眼光，如特别强 调从道家文化思想角度研究《兰亭序》即为显著的例证。郭沫若在生前一直在骨子里关切汉 字文化的命运，对汉字书写有一种执著的信念；在书法技巧方面，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思考 和探索；又曾在书法作品中论述书法（如《论书轴》）。而郭沫若对同时代人的书法也给予 了关注，如他曾论及鲁迅的书法：“融冶篆隶于一炉，听任心腕之交应，朴质而不拘挛，洒 脱而有法度，远逾宋唐，直攀魏晋”，也可见出其书法评论的要言不烦，被学人视为经典而 广为引用。总之，伴随着书法活动不断进行考察与思考，在郭沫若几乎成了一种“职业”习 惯，从一定意义上说他是学者型的艺术家和艺术家型的学者，的确是有相当道理的。而他的 学术文化包括现代书学成果，无疑也是对“新国学”的重要贡献。

(二) 中国现代文人书法艺术的翘楚。中国书法艺术是中华文化中的瑰宝，是典型的“国粹 ” ，郭沫若怀宝拥粹，兼容再造，在书法艺术层面也有其重要的创造性贡献。如果说他的文学 作品是“献给现实的蟠桃”，那么他的书法作品则是“献给人生的橄榄枝”。其书法生涯甚 至长于文学生涯。郭沫若多才多艺，即使淡化了“旗手”的色彩，也仍拥有着大文人的气象 ，所以在不少人看来仿佛“东坡”再生。如东坡先生一样，郭沫若在书法方面也有很高造诣 ，他熟悉各体书法，其中“最为出色的是其将北碑笔法与行、草体势杂糅为一体的成功尝试 ”［3］。其追求尚意和变形的书法，在现代书法史上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他著作 等身，其各 类手稿文本也多具有一定的书法价值。当然，若从书法家类型看，郭沫若可归入文人型（学 者型）或“名人”型书家。“文人书法”为其骨，“名人书法”为其肉，相得益彰而流通于 世。在他的书法作品中，处处透射出一种“文”的气息，集万端于胸中，幻化出千种思绪， 从笔端涓涓流出，化为与其学问修养相融合的境界，以书法艺术形式展现给读者。在“五四 ”前后，郭沫若的手书墨迹就显现出了自己的个性。在历史学与文字学交织的创造性研究的 界面上，他的书法艺术更获得了坚实的学术根基和文人书法的深厚素养。其学者风范、书家 功力与政治家气魄的相对完美结合，构成了郭沫若书法艺术的鲜明特色，在这种意义上，有 人称之为“郭体”，自有一定道理。从历史上看是有“郭体”之誉；从艺术上看，书法风格 或个性的存在也证明有“郭体”之实。仅仅从郭沫若与书法的角度，有心人也完全可以以其 书法活动为谱事，编出厚重的《郭沫若书谱》，甚至也可以紧跟时代需求用“郭字”设立电 脑用字字库（近期崔俊生编的《郭沫若书法字汇》为此奠定了基础）。他的书法作品（如草 书《百粤千山联》、《致子易诗书轴》、《咏武则天》、《录庄子逍遥游句》、《国民七言 联》，行草《江汉丘陵七言联》、《书杜甫草堂联》、《沁园春雪》、《顿觉》以及楷书 文天祥《正气歌》扇面、用李白《蜀道难》韵反其意而作的行书手卷《蜀道奇》等等[注：参见《郭沫若遗墨》（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中国书法家全集郭沫若》（河 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以及《二十世纪书法经典郭沫若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郭沫若书法集》(四川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等专书。]） ，包括他的某些题字（如题碑名“黄帝陵”；题匾名“故宫博物院”；题馆名“中国历史博 物 馆”；题刊名“书法”；题祠名“武侯祠”；题斋名“荣宝斋”；题书名“奴隶制时代”； 题画“题徐悲鸿画奔马”；题银行名“中国银行”等），有的如沧海生波，神完气足，潇洒 飘逸，顿挫有力；有的线条伸缩中充盈着艺术张力，缠绕飞扬，俯仰有姿；有的奇崛多变， 险峻诡谲，神秘庄严，尤有美感。其特色独具，面目清晰，确能够给人留下难忘而又深刻的 印象，在接受美学的意义上也极易于被辨识和传播。正所谓：“着绝艺于纨素，垂百代之殊 观。”有些书作大气磅礴，令人感到震撼。毋庸怀疑，即使在价值多元的时代里，郭沫若的 那些书法精品也足可以传世，并多为世人欣赏和收藏。从形神兼备、内容与形式统一的 角度看，他的书法作品也多书写自己创作的诗词或语句，与时代生活息息相关，特别是他为 文化创新的事业，为革命和抗战以及为新中国建设而进行的大量书写，使书法走向人间社会 、走向名胜古迹，同时创造出了具有亲和力和时代性的现代书风。

郭沫若书法能够有独特面貌也当是融会贯通的结果。首先是认真向前人学习。如他从古文字 到历代书帖多所涉猎（如他多习北碑，60年代还临《兰亭序》等等），尤其是早年曾学过颜 字，且用功颇深。从他的作品中，尤其是“少数字”作品，仍依稀可见颜鲁公的浑厚雄健的 风貌 ，总体看书风雄强豪迈，具阳刚之气势和骨力之遒劲，很有时代特色和男性书法特征。 ［4］这 也与他喜读孙过庭《书谱》、包世臣《艺舟双楫》等书帖有关。其次是注重磨炼书法技巧。 所谓书法必是有法之书，郭沫若曾说：“笔法的要领，我看不外是‘回锋转向，逆入平出’ 八个字”。［5］因此可以说这八个字也体现了郭沫若运笔的基本功和基本特点。复 次是融会创 造，随情化用，自成一家。郭沫若研习书法，不亦步亦趋地跟在前人后面而难有自家面目， 而是努力彰显自我表现的个性色彩，化他人为己用，从而独具风骨。郭沫若的书法虽也有楷 书扇面《文天祥〈正气歌〉》那样的精致“小品”，但大多则是尚意随性、信笔挥洒的“大 作”。

(三) 书法人生交际及文化活动的“主角”。文人与书法的结缘其实也是对自我人生的充实 ， 而通过书法为中介的人际交往，又在更大程度上丰富了他人和自己的人生。郭沫若的书写尤 其是艺术创造性质的书写，恰成为其文人生命焕发的生动体现，而他的活跃和主动精神则使 他成了书法人生交往及文化活动中的“主角”。一方面是文艺来源于生活，另一方面是生活 也来源于文艺。两方面互动频繁的人必然会拥有丰富多彩的人生：临池的时光构成了郭沫 若生命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与夫人于立群那仙侣般的夫妻书法与情感交汇也颇令人称羡 ；而他给许多人尤其是亲朋好友题字相赠的佳话更是广为流传。他慷慨地为全国各地名胜古 迹、报刊传媒、文博部门、工矿学校以及社会各界、海内外友人和亲人留下了难以计数 的辞章墨宝（自然并非都是精品）。其书法作品量多质优（仅传世的题画作品就有200多幅 ），影响广远，现代文人书家还很少有人可以和他比肩。但在他的生前，几乎没有搞过个人 书法展。在1941年文化界为他祝贺50寿辰时，曾在他获得如椽大笔的同时举行了“郭沫若创 作生活25周年展览会”，方才展示了部分书法作品。［6］即使在生活非常困难的时 候，他也没 有走上卖字为生或敛财的道路。尽管在他身后其书法早已“一字千金”，但他生前却总是有 意识地将书法作为媒介，在书法交往中不断开拓人生：既有助于各项工作的展开，更丰富了 自己和他人的人生。仅从这个角度看，郭沫若也达到了相当高的人生境界。而郭沫若书法与 旅游文化、科学教育、文学艺术等的紧密结合，则在很大程度上讲是丰富充实了现代中国书 法文化宝库。郭沫若的书法作品很多，其中在内容与形式上真正结合好的佳作多被人们视为 珍品，享有人间的特殊礼遇。即使那些存在一定问题的书作，也并非“文化垃圾”，也具有 历史文化的资料价值，较如今许多当红之“星”的稍纵即逝似乎还要有着更为久远的生命。 比如，郭沫若对科学教育事业的关切是终生的，不仅担任过科学院院长及大学校长，还曾为 各类科研机构及学校题词或题写校名，多被勒石刻碑挂牌，意欲借书法符号彰显科学教育文 化。因此，从很大程度上讲，郭沫若的书法活动本身也是一种带有审美性的工作。这也就是 说，郭沫若书法既具有生活性或审美性等文化功能，也具有一定的宣传性或广告性等作用。 但从艺术与人文的视野来看郭沫若书法，则更应注重他与友人间的翰墨情缘，其作品的“人 文”意味常为后人怀念不已。在许多回忆文章和有关年谱中，便记载着郭沫若从事书法活动 的大量事迹。而在中国文化环境中，书法名家乃至各类名流都容易与书法文化结缘，且善书 者很容易背上沉重的书法任务。很长时间里，欲求郭沫若墨宝者众多，所积“字债”常不堪 重负。但带着任务挥毫有时也能为他带来创造的快乐。如他题写“荣宝斋”、“黄帝陵”等 得意之作时，笔迹中也仿佛洋溢着他的欣慰之情。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特别是建国后的 几十年间，他参观过许多名胜古迹，题诗、题字是家常便饭，即使在他的耄耋之年，来自个 人和单位的求字者仍很多，郭沫若仍坚持用颤抖之手握管，努力满足请求者的心愿。从颤 抖的笔迹中固然可以看出其生命的挣扎和顽强，更可以看出他对他人和书法的尊重和喜爱。 他对书法的讲究也值得注意。如他经常为他人和自己的书籍题字，经常并非一挥而就，而是 写了再写，如他在给日本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另书一纸奉上，务请更换为祷” ［7］。郭沫若的书法艺术同样享有国际性的盛誉，他的墨宝在日本尤其受到欢迎，多处 立有他的诗碑。他赠送外国友人或使者的许多书作，对传播、弘扬中国文化，增进国际文化 交流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从自我精神需求来看，书法文化的滋润也为郭氏人生添加了许 多光彩。

(四) 将文学与书法进行融合创造的成功者。郭沫若大量的手稿，其中有些既是文学作品， 同 时也可以视为书法作品，二者有意无意的融合，创造出了双重艺术价值。观其书作也多有强 烈 的抒情性，透露着诗人的浪漫气质和激情。这与他心摹手追故乡前贤、大文豪苏东坡有关。 他在《咏东坡楼》中云：“苏子楼临大佛寺，壁间犹列东坡字。洗砚池中草离离，墨鱼仍自 传珍异。……”对苏子的崇敬和对苏字的关注溢于言表。郭沫若作为苏轼以后四川又一大文 人，其书法成就也许可以追攀东坡。东坡书法为宋代尚意书风的代表，这对郭沫若书法颇有 启发，其用笔、结体皆有宋代书法意味，但又更为注重自由发挥和情意表达，个性突出，风 神洒落。在神韵上，郭沫若书法继承和发展了东坡书法，所以现代作家和大书法家沈尹默曾 有诗评曰：“郭公余事书千纸，虎卧龙腾自有神。意造妙掺无法法，东坡元是解书人。”诗 中所说真是精当精彩，令人拍案惊奇！只是“余事书千纸”，也许不逊于“正事千万言”。 亦恰如深谙中国书法奥妙的蒋彝先生所说：“书法家的目标不纯粹是清晰可辨和写一页看上 去舒服的字……而是将思想、个性与构思等诸方面表达出来。对我们来说，它并不是一门纯 装饰艺术。只有具备明显个性的学者，特别是具备诗词、文学和音乐修养的学者，才能完成 一幅令人满意的作品。”［8］综合看来，郭沫若的情形正是如此，作为作家与书 家的紧密结 合当是非常成功的范例。其书法创作始终以发显个性气质和浪漫精神为范式，其点画的飞动 与结体的奇变，也与他的人格和文艺思想相吻合。透过书法形迹(如早期的新诗手稿)的表象 ，我们不难发现他那 颗文采洋溢的诗心是多么敏感、骚动和富于变化。在他的诗歌内容和风格上，也表现了其鲜 明的浪漫主义艺术特色。在诗歌形式上，他曾追求“绝端的自由”，从而创作出想像力丰富 多样而又奇丽壮观的诗篇，开一代新的诗风。从郭沫若的新诗集《女神》到历史剧《屈原》 再到他大量的旧体诗词，都贯穿着一种遮不住的浪漫，但这种浪漫里，既有西方文化的感召 性影响，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中浪漫余脉的传承性影响，这促使郭沫若不但性情冲动，乐于内 心激情的喷发，而且在艺术观上也追慕天才式的灵感，极力表达一种自由与浪漫的时代精神 。郭沫若在文学上的成就使他酷爱浪漫与自由，并传达着“反传统”或“超正统”的精神， 转换成书法作品时，也即有了“意”的挥洒与“狂飙”的天成。典型的“郭书”风格也可以 概括为“奔放恣肆，雄奇变化”。书写中经常信笔张歙，随意发挥，点画或拙或巧，或藏或 露，墨迹亦浓亦淡，亦润亦枯，笔随意转，态由心生，常能一气呵成，笔墨间洋溢着浓厚的 浪漫主义气息。这也就是说，郭沫若书法具有表现上的自由感与随机性，展现了大胆的创造 精神和鲜活的时代特色，正与其文学风格上的浪漫主义精神相一致。总之，书法终归是书家 的个人心性和文化习性这“两性”的综合表达。郭沫若书法在书法本体价值与包孕的人文意 义方面可以说是诗人与学者气息的融合与张扬。

通常作家写字留下的手稿不如书史上的碑帖那样规整，但因了它独在的个性，深藏的情味， 也别有一番意趣，是一种更特殊的书法，其趣味的盎然深郁，不在书法家之下。郭沫若是作 家，也是书家，既有严整之作，更有意趣之作。一生屡经风浪的郭沫若，在其书法中充分表 现出其学者和文豪的风范风姿，其作品无论长篇巨制，抑或短笺小札，用笔大都十分爽 快果断，很少犹豫与迟疑。书写内容多为自作诗词，无论旧体新体，大多富有时代气息。郭 沫若早年的自我表现是惊世的《女神》等，而晚年的郭沫若，其有限的自我表现却是在写作 之余的赋诗填词，并伴之以泼墨书写，看上去只是作为消遣消闲，但却更富于文人雅趣。笔 墨常是老辣浑实，奇诡峻峭，古意盎然，格调儒雅。如某日郭沫若以剧名书成一副对联，上 联为“虎符孔雀胆”，下联为“龙种凤凰城”。这样的文学（联语等）与书法紧密结合的创 造和生存方式，是中国文人的一个宝贵传统，弃之可惜，即使在电脑写作普及的时代，也应 在维系和发展文学艺术传统的层面上，努力将其发扬光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现代文学 史上，作家手稿具有书法艺术价值的较多，但有些名家也未必能臻于书法艺术之境。如陈思 和在谈到巴金手稿时就曾说过，巴金不是书法家，他的手稿不像鲁迅、郭沫若的手稿，给人 在阅读手稿的同时还享受书法艺术的熏陶，巴金的《随想录》等手稿不可能像《子夜》、《 四世同堂》的手稿那样，一手干干净净的毛笔字，让人赏心悦目。［9］固然巴金手 稿也有自身 的价值，但却毕竟在兼具书法艺术特性方面难以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甚至沈从文等作家相 比。20世纪中国作家与书法关系的不同，也可以分为不同类型。每一类中也会有不同的情况 。如同为书法家型的作家，其书法艺术成就的大小不等就是很明显的事实。郭沫若的书法艺 术成就较之沈从文、钱钟书等著名作家的书法艺术成就恐怕还要大些。而他的自白“有笔在 手，有话在口。以手写口，龙蛇乱走。心无汉唐，目无钟王。老当益壮，兴到如狂。”也可 以视为他的文学与书法交合生涯及自由精神的生动写照。此外，郭沫若的书法总的看毕竟是 其文化创造的重要方面，较多的书法精品（尤其是行草精品）构成了一种“沫若文化”现象 中美不胜收的风景。在诗歌及历史剧甚至在治学方面也许可以说郭沫若后期有衰退倾向，像 不少跨时代作家和学者那样出现了“江淹现象”，有许多问题和教训值得注意和思考。但中 老年郭沫若的书法却有长足进展，旧体诗词、联语也每有佳作，当人们在“新国学”视野中 重新估价旧体文学艺术在文艺史、文化史上的地位的时候，确实应该避免简单的线性判断， 给出更为全面和恰当的评价与分析。

二

从20世纪中国作家、学者与书法文化的课题研究视野中考察郭沫若，就会发现这一典型的 个案蕴含着许多可供思考的问题。这里仅从“新国学”或文化研究的角度，对相关的复杂情 形给出几点客观的分析和评价。

(一) 苦难人生中的书写及精神补偿。即使在人生极为困难的日子里，郭沫若也在竭力避免 文 人生命的陷落，而努力寻求超越之路，书法与书写趋于一体的快慰，使他的精神得以升华， 至少可以化解一些环境的压力和生活的沉重，在黑暗中通过审美化的书写而造出维系生命的 氧气。比如在重庆时期，风云多变，困难重重，郭沫若除了自己勤于书写之外，还团结了一 大批文学美术书法界人士，在艰难时世仍为繁荣文艺事业作出了贡献。为此文化界也给他以 很高的评价。就在他50寿辰之际，他为了感谢文化界的祝寿，真诚地表达了这样的心迹：“ ……金石何缘能寿世？文章自恨未成家。只余耿耿精诚在，一瓣心香敬国华。”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郭沫若的金石之缘、文章名世绝非偶然。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郭沫若也没 有终止 他将书法与书写整合为一体的追求。甚至可以说，在那个最为荒谬的年代，郭沫若能够做的 最有意义的事情，便是以书法文化为中心展开的书写与研究活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年代， 毛泽东、郭沫若、沈尹默和舒同成了书法艺术这门“旧文化”的倡导者和传薪者，他们的书 法不仅各领风骚，对传统作了综合性的继承，而且在传统文化低落的年代，对书法家和民众 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引导。我们以为，沈、郭、毛、舒或可谓为建国书坛“四杰”。只要尊 重历史，就不能忽视郭沫若在书法文化建设上的多方面贡献。即使在其一生最“无所作为” 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的郭沫若，也没有放下他的毛笔，并创作了一些具有划沙折股的笔 意和艺术感染力的书法作品，为灾难岁月中寂寞的自己和人们，带来些微的欢悦，在文化心 理上则构成了一种精神补偿机制，对书法家本人至少也有某种养生的功效。

(二) 书法成为郭沫若与传统文化联系之“根”。郭沫若对书法艺术的痴迷当源于他对中 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倾心。同时，也可能正是对中国书法艺术的热爱为他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视 角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并得出一些与众不同的结论。这也就是说，经常性地进入书法境界 必然会更多地接触传统文化，辅助性地培育对传统文化精华的喜爱，塑造独特的民族审美情 趣。我们经常强调的是郭沫若对古文字、古诗词和考古等的研究对其书法的助益，却容 易忽视他对书法的深切爱好和沉浸，也促使他更多地接触甚至是利用他所掌握的传统知识从 事文化创造。譬如他对儒家文化及孔子的亲近，就伴随着许多书写（包括书法性的书写） ，而这些书写也在促进他对儒家文化和孔子的理解和化用。［10］再譬如他与旧体诗 词的传承关 系是如此深切和长久，使他创作的旧体诗词几乎和他的新诗一样受人关注，其中一个重要诱 因就在于题写旧体诗词较之于题写新诗更为方便也更为习见。因此，我们在探讨郭沫若与中 国传统文化及其学术文化关系时，固然可以在儒道释法等文化论域中充分展开，但也应深切 关注他与中国艺术文化尤其是书法文化的密切关系。有人说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根”，在这 里我们更愿意视书法为郭沫若与传统文化之间剪不断的“根”。也正是由于有“根”的牵扯 ，郭沫若“反传统”不能彻底，回归传统悄然进行。其精神性情往往也与此相关。

(三) 与时俱进的书写也会出现“笔误”。文人的二重性自古皆然，在书法文化的视域中来 看 也是如此。文人心态的复杂与书法面貌的多样往往有着非常内在的对应关系。刘熙载在《艺 概》中说到：“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如其人也。”［11］文化 人格复杂的 文人其书作也有其隐在的密码，人格或多或少有损的文人，无论是得意者还是失意者，往往 可以在书法世界中找到“墨舞”的快乐和精神补偿。［12］就郭沫若而言，他是既向 雅、尚美却 也趋俗、趋时的。如“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写下了许多古体诗，其内容有许多不敢恭维， 但其 书法艺术却可以相对独立地存在。郭沫若就曾多次以1966年自己写的诗《颂大寨》书为条幅 以应友人的求字。内容显然是当时流行的标语口号，但其作为书法作品却可以成为博物馆或 艺术馆争相收藏的对象（即使作为“文化大革命”文物也有收藏价值）。另外，郭虽是饱学 之士，但他在评论毛泽东诗词和书法时对毛泽东笔下出现的笔误多“将错就错”，还有所 发挥，就不免牵强而又媚俗。沈从文曾批评郭沫若的创作，说“他不会节制。他的笔奔放到 不能节制。”“……不缺少线条刚劲的美。不缺少力。但他不能把那笔用到恰当一件事上。 ”［13］这样的分析用来对郭沫若多露锋、少含蓄的某些书法作品，也是相当适用的 。但在书法史上亦有以 拙、丑为美的传统，讲求艺术变形，反对精致、巧滑与妩媚。傅山曾提出著名的“丑书宣言 ”，曰“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足以回临池既倒之狂澜也。 ”这种极端意味很浓的话语表现了一种反潮流、反俗众精神，其要旨在于提倡自然自由的书 风，从而抒发真情实感，体现自 由意志，以真率真诚的“心画”超越字表之媚，追求艺术本质的美。郭沫若某些看上去较为 粗糙的书法，实却拥有磅礴的气势和酣畅淋漓的效果，尤其是他的那些遒劲飞动的行草，确 能给人以爽与酷的感觉。但到了郭沫若的生命晚期，虽然仍以发抖的手题字，却常失去韵致 和形体，那种力不从心的感觉和病态老人的形象，真是“跃然纸上”，令人感慨不已。倘从 大处着眼，也可以从郭沫若的书法活动中，看出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悲剧在郭沫若身上也 有相当刺目的体现——他的相当一部分书法作品都潜蕴着传统士子的功利意识和忠君意识。 分析文人书法家的文化心理，可以从儒家、道家等角度分析。如把郭沫若的书法全部集结起 来，按年代编出，亦可以看出20世纪中国的面影，一方面体现着儒家文化塑造的积极入世、 书以载道的精神特征，另一方面也显现出某种被儒家文化覆盖遮蔽的“无我”状态，不少歌 颂或应景的书法作品实乃顺势应世媚俗的结果，其中也显现着某种人格的扭曲、个性的泯灭 ，而这又与儒家文化忽视个人权利、不尊重个性的心理积淀大有关系。因此可以说，从郭沫 若书法活动体现出来的某种悲剧性，并不仅仅是其个人悲剧，也体现着民族文化传统的悲剧 。

(四) “全人”的观照及“慎评”。笔者曾主张从全人视境来观照现代文化名人，这对郭沫 若 自然也很适用。从人才观来看，郭沫若可谓是“另类”人才，很难接受传统的旧式教育和家 训族规；他也是尝试殊多、事业多成的“球形”人才，很难用单一的命名来评估他多方面的 成就。人们从不同侧面称他是作家（诗人、剧作家、散文家等）、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 考古学家、文字学家、书法家和翻译家等等，综合来看，作为曾是“创造社”领袖的他则是 20世纪中国一位有着众多建树的文化名人，有着旺盛而又持久活力的文化创造者。尽管有人 常借若干失误而蔑视郭沫若，但认真审视其“全人”的学术取向仍应成为主导方面。对郭沫 若的书法名家身份，有很多人予以确认，并给予很高评价，其中最典型的有“郭体”之誉； 但也有人大加鄙薄，其中最典型的是“滥俗”之说。前者多见于中国内地正式出版的书刊， “主流”特征明显；后者时闻于海内外学人的议论，“民间”色彩突出。而在笔者看来，郭 沫若的书法世界，可以说是“功底深厚，书风浪漫；应用广多，佳作时见；书文互彰，情趣 盎然；世人赞誉，亦有遗憾”。诚然，郭沫若在身后为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也留下 了巨大的反思空间。事实上，郭沫若的书法与其“文学创作”、“文化创造”浑融相通，体 现了一种 “永远的文化创造精神”，这也是值得我们珍视的精神文化遗产。笔者曾指出： 如果说民族文化定有其文化基因或文化原型的话，那么中国人创造的汉字或象形文字，就自 然蕴涵着炎黄子孙的心灵和艺术的奥秘，并结晶为名冠全球的“中国书法”。因此，在我们 今日的国民性里，也依然深深地渗透了因汉字书写而生成的文化心理基因。不管时代如何变 迁，“中国书法热”似乎总能成为汉语言或华文文化圈独特的人文景观，并携其鲜明特色走 向世界，吸引更多眼球来欣赏这神奇的毛颖之舞。尽管随着电脑时代的轻捷步伐，书法的实 用功能日见萎缩，但书法艺术创造的无限空间仍存留于人们心中……［14］。笔者坚 信，无论消费性大众艺术怎样大行其道，艺术工具怎样更新，“换笔”运动怎样快捷，但伴 随文化国力的提升和汉语热的不断升温，中国书法文化绝不会被消灭。因之，“哲人其萎， 墨宝长存”，物以稀为贵，艺以精为显，能大雅亦复大俗的复杂的郭沫若，其人与书的丰富 性也依然会具有恒久的魅力，其传世的真迹也仍会为世人所珍视，在山水之间，在庙堂之上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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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李继凯．书法与文人［M］∥金开诚，王岳川．中国书法文化大观．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1995：407-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