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简介及代表作品范文第1篇

研讨会围绕郭沫若研究回顾与展望、郭沫若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等多方面议题展开热烈讨论。学者们一致认为，在当前学术与时代背景下展开郭沫若研究，要尽可能在20世纪“文化中国”的立体场景中恢复郭沫若个体的复杂性、丰富性；要“知人论世”，摆脱政治意识形态思维、道德人格等问题的过度缠绕与制约。具体来说，此次研讨会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深化了郭沫若研究。

一、郭沫若研究回顾与展望

有学者认为，近20年出现的郭沫若“两极评价”现象反映出研究科学性的不足。只有在科学立场与态度的基础上，才可能对历史人物做出相对科学的评判，对郭沫若评价既要贯彻历史主义，也要发掘其当代价值；有学者指出，研究者要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把郭沫若放在特定的大文化现象中进行研究，既不能根据个人偏好去简单迎合社会层面的需求，也不能仅仅局限到文艺的抽象思维中；有几位学者针对新世纪以来出现的借“反思”之名，对郭沫若行否定诋毁之实的各种论调，展开了批评论辩，认为这些论调把意识形态对抗的政治立场带进了文化研究领域，干扰了研究者应有的客观公正态度；有学者明确提出：“我们不对这个‘世’，即‘人’所面对的历史环境作深入了解和剖析，你怎么能真切了解郭沫若这个人呢？评价人物史事起码应坚持两条：一是言之有据，观其全人。二是公正评判，还原历史”；有学者概括了近十年来郭沫若研究的总趋势和九个方面的新成果，认为，多元化、现代化、国际化成为了郭沫若研究的新视野，“文化中国”主题的拓展和深化，将会成为今后郭沫若研究最有前途的发展趋势。

来自异域的视角与方法，颇具启发和借鉴性，也为一些学者关注。有学者就“隔岸”观察了台湾地区的郭沫若研究，认为它是反思大陆郭沫若研究现状与未来的一种别样参照。此外，有几位学者分别介绍了韩国、法国、英国等过去几十年来对郭沫若文学作品的译介和研究情况。

二、生平史实及佚文整理研究

近年来，对郭沫若生平史实及佚作的发掘整理，成为了研究热点。学者们或通过史料考辨，重新还原郭沫若所处历史语境和生平环节，或通过文献及其版本的搜集整理，细查背后深层的学术命题。在此次会议上，有学者考察了1946至1948年间郭沫若对沈从文的四次批评，认为批评总体上体现出了近代知识分子思考民族命运，捍卫民主原则的可贵精神；有学者通过考证认为，此前认为郭沫若归国过程中共产党功不可没的说法与事实不符；有学者以中共南方局的“寿郭”活动为例，指出在现代文学史上，政治文化全面参与了作家身份建构、文学作品生产与消费、文学史秩序建立等文学活动各环节；有两位学者分别考察了1950年代思想改造运动中郭沫若的言行，指出郭沫若既有响应主流政治并与之共鸣的一面，又体现出价值取向和精神世界的个体独特性与复杂性；有学者结合“”中四川人物的命运与沉浮，解读了中的郭沫若；有学者分别勾勒了郭沫若与李可染、赵景深、吴芳吉等人的交往情况。在佚文整理上，有学者分别发掘了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期间创作的45首旧体诗、1948年在香港期间发表的佚作等；有学者针对“全集”不全、译文不入的现状，提出应该早日编订出版《郭沫若译文全集》。

有学者对当前郭沫若研究中文献史料整理这一热点提出了反思和警醒，认为这一基础性工作自有其重要意义，但依赖文献史料工作还原历史真相，还原真实的郭沫若是不可能的，在“见物不见人”的文献整理之外，更为重要的因素是研究主体及其理性批判精神。

三、思想研究

有学者分时期梳理了郭沫若科学思想的发展历程，认为郭沫若的科学思想包含对科学技术价值、科学精神、科学与民主、科学与文艺、科学发展条件等问题的认识。“接受科学”、走“科学的中国化”之路、“以文学化为其手段”、“政治的民主化以为前提”，是郭沫若科学思想的核心；有学者从郭沫若特殊个人生活经历、抗日战争中后期的社会环境等方面分析了“人民本位”思想形成因素，认为其“文艺为人民服务”思想，与“人民本位”思想相辅相成。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并没有完全放弃“人民本位”思想。

一些学者在郭沫若思想研究中采用了新视角和问题切入点。有学者论述了唯识论（Consciousness-Only）与郭沫若早期思想的关系，认为郭沫若虽然并不完全确信，却显然赞赏“大乘起信论”中的重要教义之一——“唯识论”；有学者对郭沫若在《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中提出的“古人数字的观念以三为最多”的命题进行阐释，认为郭沫若这一推断，切中了中国古人对人、世界、宇宙“崇三”的理解，及其蕴藏的民族审美心理；有学者考察了日本文化与郭沫若美学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分析日本文化对郭沫若美学思想形成乃至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所起到的理论借鉴意义、文献史料价值和方法论启示。

四、学术史视阈的考察

郭沫若的学术上承“罗王之学”，批判继承新历史考据之学，下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新学术之路”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一环。有学者结合梳理20世纪先秦禅让传说讨论的学术史情形，回顾了郭沫若在该问题上的探索历程，认为其运用唯物史观处理古史传说与史实关系的理性精神，很有启示意义；有学者考察了郭沫若法家研究的“国家本位”立场，指出郭沫若认为法家“富国强兵”思想既符合历史变革的合理进步性，也存在忽视民众利益、鼓吹君主专权的局限性的评价，是比较客观公正的。同时，郭沫若对法家在处理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问题上的局限的论述，对于思考社会改革的深刻命题，具有现实启发性。此外，有三位学者从古文字学史的角度，分别论述了郭沫若所开创“篇章—语句—字词”的辞章考释方法、“标准器断代法”、“因声求义法”的重要学术意义；有两位学者分别从传统文化和中国书法史的角度高度评价了郭沫若的书法生涯、书法文化成就，以及书学理论研究上的贡献等。

一些学者将郭沫若与同时期其他各派各家学者进行了比较研究。有学者以郭沫若与三大历史考据家——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的关系或共识为例，说明郭沫若是非常重视历史考据学的，希望消除时下以为郭沫若是“只有唯物史观、没有历史资料”的“史观派”的代表的误读。此外，有几位学者分别对郭沫若与陈寅恪的学术道路、郭沫若与闻一多的《周易》研究和易学观、郭沫若的《释祖妣》与徐中舒的《耒耜考》、郭沫若“标准器断代法”与吴其昌“历朔断代法”、郭沫若与吴虞的孔子观等进行了比较研究。

五、文学作品研究

郭沫若的自传叙述文字兼具历史与文学的双重性质，是一部别样的中国近代史。有学者论述了郭沫若《我的幼年》的双重叙事与读者接受情况，认为传记文学写作的“历史性”和“文学性”双重特质，制约了郭沫若自传作品的叙事选择；有学者认为，郭沫若自传散文艺术魅力在于通过事件荒诞性质的暴露与悲剧结局的揭示，文中表现出“崇高与滑稽”以及“诗意的庄严”，将“可怕”与“厌恶”成功转换为一种文学加工后的审美喜悦与智慧。

“文学生产”的诠释视角近来颇为关注。有学者就以郭沫若与邓初民主编的《唯民周刊》等为例，认为文学研究应弄清“文学生产”过程中充满新鲜气息和历史氛围的文学发生原生态景象，使“小文本”背后所隐藏的丰富多彩的“大文本”世界也呈现出来；有几位学者主张将郭沫若放到“民国文学机制”的视野中，来观察一个与历史时空产生丰富联系的“立体”的郭沫若。

郭沫若简介及代表作品范文第2篇

一九八三年在北京举行的郭沫若研究学术座谈会上，我在发言中曾经希望大家群策群力，为郭沫若研究迎来一个丰收季节。这些年来，由于各地同志的努力，我们做了一些工作，现在正值金色的秋收季节，看看这几年的工作，也可算是一个有收获的有秋之年吧。

《郭沫若全集》的编辑工作，截至目前为止，历史编的编辑校勘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并出版发行了六卷，考古编明年可以编辑完毕，现在己经出版了三卷;文学编的编辑注释工作也进入了最后阶段，一至五卷和第九卷已经发行。全集三十八卷争取一九八六年全部编辑完毕，力求有关出版社能抓紧印刷出版。

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现有会员二百四十一人，去年和今年分别在北京和西安举行了小型的郭沫若爱国主义学术讨论会和郭沫若历史剧研究座谈会，后者是与陕西师大中文系联合召开的，参加者包括文学和史学的中青年研究工作者。学会出版的《郭沫若研究》已编辑了三期，发表了一批郭老的佚文、书信和研究论文，创刊号已经出版。今年四、五月间黄烈等同志应日本学术振兴会的邀请，作为访问学者在日本与有关方面进行了以郭沫若研究为中心议题的学术交流和考察，收集了一些有价值的材料，加强了与日本学者的联系，也了解到日本郭沫若研究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十七卷本的郭沫若选集日文本正在编辑，六卷的郭沫若自传已经出版。翻译、介绍、研究郭沫若，在日本正成为一项发展中的事业，并涌现了一批年轻的学者。今年八月间，日本亚非文化财团理事长、郭沫若文库的负责人菊地三郎先生来北京，我们举行了会谈，商讨了中日两国之间进行学术交流问题。

应该指出的是四川和山东的工作做得比较好，在乐山、成都、山东分别举行过多次学术讨论会，也分别出版了好多册郭沫若研究专刊和论集。有些地方如上海、云南、陕西、甘肃以及东北三省等地相继开展了研究，有的开设了郭沫若研究的专题课。各地都发掘整理了一批郭老的革命活动和文学、史学活动的史料和佚文。列入全国文学学科重点规划项目中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郭沫若专集》、《创造社研究资料》已经出版。还有一批包括研究郭老的专著、年谱、各种汇校本等相继出版，这些书各有侧重，各有特色，书名我不一一列举了。关于郭沫若史学、考古方面的研究也有进展。像甲骨文、金文、古史分期等问题都出现了一些较有水平的论著。也有一些与郭老持不同观点的争鸣。我们认为这些都有助于郭沫若研究的深入和发展。特别是在近几年的郭沫若研究工作中，出现了一批中年的研究者并且已成为研究的骨干，这是很值得欣喜的好形势。另一方面，郭沫若研究的领域也开拓得比过去广泛得多了，如开展了郭沫若在各个时期的革命活动和文学活动、史学活动的研究，也从单一层次的研究拓展到多层次、多视角的研究和系统全面的研究，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我们希望同志们今后做出更多更好的成绩来。

我们在两年前就定下了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郭沫若在重庆，照郭老自己说的是他的第二个写作青春期。他的创作精力之旺盛，把新的派克钢笔也写坏了。无论在政治上、在学术上、在文艺创作上，他在重庆的成就是惊人的。毛泽东同志的称赞与鼓励，周恩来同志对郭老所作的热情洋溢的评语，以及由郭老起草的《文化界时局进言》，有三百一十二位知名人士:其中包括许多平时不问政治的著名教授和学者签名，当这个进言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时，害怕和压制民主的国民党当局惊慌失措的情景，等等，至今仍是历历在目、印象鲜明。我们深入研究郭老在重庆时期的多方面的杰出贡献，是非常重要而且内容非常丰富的。我今天想利用这个机会讲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主要的意思是希望把以郭沫若在重庆为主题的研究范围更为扩大些，在扩大研究领域中求得深入。

抗战时期是五四以来经过十年反文化围剿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取得非常重大成就的一个历史时期。是否可以作这样的概括: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的新文化运动，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的，是五四以来我国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而这个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就是郭沫若同志。

我这样提的根据是:

第一，抗战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达到成熟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的时期。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还系统地总结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的经验和伟大的成就。这一坚强正确的思想指导是以往的新文化运动所缺乏的。同时有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代表团在大后方的直接领导，有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行的报纸《新华日报》和理论刊物《群众》，有一批进步的书店与刊物等，这都是以往左翼文化运动史上所没有的。加上抗战时期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使新文化运动完全摆脱了过去某些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教条主义等缺点错误，实现了大团结。

不仅党的领导更坚强了，新文化运动的阵容是更加强大，规模更是空前的壮阔。当年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真可以说是人才济济，许多著名的左翼文化人和文化团体，许多著名的学者、教授、艺术家和一批大专学校，纷纷来到大后方。这些具体的情况就不一一列举了。就仅以郭老亲自领导的三厅来说，多少演剧队深入到前线和农村中去，郭老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集中了多少忧秀的学者专家，他们所做的工作，规模之大，影响之深，都不是抗战前的新文化运动所可比拟的。

再一个特点是新文化运动的成绩辉煌。从文学艺术方面说，就产生了不少好作品，特别是在戏剧方面，郭老的历史剧和曹禺、夏衍、阳翰笙等的剧本相继发表和演出，成为中国戏剧史上一个最光辉的里程碑。茅盾、巴金、老舍等在这时期的小说创作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在学术著作方面，郭老的《十批判书》、《青铜时代》和他的史论，以及剪伯赞、杜守素、侯外庐、吕振羽等同志的通史和思想史著作之丰富，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上是空前的。郭老一九二九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在中国历史研究上的确立，那末到抗战时期的重庆，对比之下，不仅郭老本人的著作，而且上面指出的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作的大量出版，马克思主义的学术领导地位是更加巩固、更加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也更广泛地被人们所接受。我不学无术，信口开河，成绩辉煌这个评语是否恰当，是需要翻阅大量资料和深入研究才能作出的。

末了，我要说的是经验丰富。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的新文化运动，是在非常复杂的环境中边战斗边发展的。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汪精卫等的亡国谬论，所谓王道乐土的敌伪思想，加上崇拜暴力、宣扬法西斯专制主义和封建复古的反动思想等等，对这些思想都需要进行坚决斗争。还有人民内部的资产阶级学者的唯心学术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上的根本对立和争论，还有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等等，呈现着五彩缤纷的姿态。一部宣扬反动思想的《中国之命运》，这是国民党当局绝对禁止批评的蒋介石的著作，可是当年文化界有胆有识之士，通过各种可能的形式，进行艰苦而有成效的斗争。这些复杂交错的斗争情景，虽然时隔四十余年了，现在重新回忆，仍然是很动人的。

我觉得在抗战时期某些具有唯心论世界观的老学者专家，他们写了不少书，我们也应该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当年马克思主义者与冯友兰、钱穆等先生的学术论争是不可避免的.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注意到了掌握分寸。凡是对爱国的老学者，他们在社会上有影响，不应采取围攻方式，要说理充足，要肯定对方某些可取的地方或正确论点，不要一笔抹煞，等等。我读书不多，但是我有一个印象，当年在学术争论中，马克思主义学者是以平等态度待人的，在批判对方的错误观点的同时，仍然肯定或吸收对方的某些学术成果作为自己的营养。这是很好的传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和进步人士之间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如郭老同杜守素同志间的争论等等，都推动了学术的发展，这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在文学艺术方面，如对历史剧的讨论，茅盾小说《腐蚀》的讨论，以及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争论等等，都充分显示着良好的学风和民主精神。而郭老当时的许多文论，至今还闪耀着理性的光辉。

讲当年对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不能不深入研究周恩来同志的思想言论和领导方法。同样也要深入研究郭老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所起的作用和成劝的经验，还特别要重视周恩来同志与郭老之间的亲密关系和非常良好的交往经验等等的研究。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党的领导也常常不能完全代替它。毛泽东同志对伟大鲁迅的歌颂和指出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这是最好的说明。周恩来同志在郭老五十诞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曾经指出郭老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将继续带领我们前进。周思来同志的那一番热情的话和他同邻老的亲密无间的关系，对当年新文化遗动所起的推动作用是无可估量的。郭老是一个学贡中西的巨人，有自己坚强的性格，然而他对周恩来同志的钦佩，完全是出乎内心的。这里既表现出郭老的难能可贵，也更表现着周思来同志高超的领导艺术。总之，周恩来同志对新文化运动的领导，是我们党的珍品，总结发扬这方面的经验和重庆时期整个新文化运动的经验，无疑对当前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是有很大的参考借鉴价值的。

我的这个不成熟意见，如有不妥，请予批评。我希望这方面的研究能深入进行下去。

郭沫若简介及代表作品范文第3篇

从1928年至1937年，郭沫若旅居日本整整十年，这十年是郭沫若在艰苦环境下从事写作、研究、翻译的黄金时期，也是他在这方面成就最大、最丰富的时期。1937年7月，郭沫若只身仓促离日回国参加抗战时，其大量的著述、手稿、信件、图书等都留在了日本。这些珍贵的资料中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和《生命的科学》、《创造十年》、《战争与和平》等著述和译著手稿，还有各个时期的来往信件和他写的部分诗词以及大量图书，许多书上还画满了杠杠和用蝇头小字写的眉批。这些都是了解郭沫若在日本时期的生活及治学精神、治学成果的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

这些珍贵资料，除郭安娜来中国时亲自带回部分手稿外，其余仍留在日本，其中大部分手稿寄放在日本朋友岩波先生处。

1981年10月23日我去看望安娜时，她对我说，当时日本及政府开出高价收购这些手稿，她都没理睬。1947年1月来中国时，她将少部分重要手稿亲自带回中国，1949年7、8月间接见她时，她亲自交给了。“赞扬我，还问是否要酬金?我说不要，这是无法用金钱计算的。这些事我从未对外国记者透露过。”

1955年她的次子郭博回国时，问安娜是否将放在岩波处的手稿等材料全部带回?安娜考虑当时中日关系还不够缓和，嘱咐郭博暂时不要动，认为还是放在岩波雄二郎先生那里比较安全。1956年12月14日，安娜才正式将收藏在日本的郭沫若著作原稿目录交给上海市委统战部，要政府派员去日本岩波书店找岩波雄二郎索取原稿。

1957年上海市委统战部书面向中央统战部请示，并附去安娜与其次子郭博给岩波雄二郎写的感谢信，还附翡翠戒指一只。同年中国贸易代表团赴日，带着安娜与其次子郭博写的感谢信和翡翠戒指拜访岩波雄二郎，取回了郭沫若留在日本的全部著作原稿，回国后全部送到郭沫若那里。

现郭沫若故居内藏有郭沫若著译手稿1500余种，时间从1930年代至1978年，其中郭沫若流亡日本时期从事各种研究的手稿，包括《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书》、《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两周金文字大系考释》等，都是安娜保存献出的。郭沫若特为这些手稿题名：“沧海遗粟”，看作是失而复得的珍宝。从“沧海”中抢回这些“遗粟”，安娜功不可没。

安娜老人的宽广胸怀和无私精神处处在闪光。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她关心中国的医疗事业，用自己的外汇购买了专业书籍和医疗器械赠送给华东医院和有关专家。

1980年5月，她向我提出，欲带其子郭博赴日本处理房产。她说：除了在千叶市川居住的房子外，另外还有一处房子，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购地建造的。该屋质量很差，现借给其他人居住，拟赴日将这处房产处理掉。后来安娜将这次卖房所得款项，连同其他积蓄都无私地捐献给国家，其具体过程都是我经手的。

1983年张承宗部长与联络处长马韫芳同志看望安娜时，安娜为表达内心的感激，赠送给张承宗部长100万日元。张部长盛情难却，收了下来，回单位后批示：“替她另行保存起来。”当时统战部即以郭安娜名义开了外币存折户名，存入银行。这是安娜的第一笔外币存款。

1984年4月20日，我接到上海大厦电话，说安娜有事找我。我立即赶到她居住的16楼14号房间。她见我来很高兴，让服务员给我倒茶，然后走进壁橱，取出一个外汇存折，内有657万日元。她认真地对我说：“这张存折中的300万日元是我准备留待日后用的，其余357万日元是我的全部积蓄。这些钱不是中国政府给的，也不是日本政府给的，是我以前靠自己的双手挣来的。请统战部将此款取出后全部上缴给国家。”后来统战部将这357万日元连同以前她送的100万日元一并存在安娜的存折上，合计457万日元。

1984年11月，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陈欣及四局局长刘晓平来沪探望安娜时，老人一再表示：“我的子女都已由中国政府安排好工作，他们都生活得很好，我不需要钱，我要把钱上缴给国家。我已从日本取回一部分交给上海市委统战部。”我在旁点头证明确有此事。

这457万日元，直至安娜老人去世前一直未动。在送别安娜老人仪式的当天晚上，统战部征询家属意见，安娜的四个儿子一起讨论，其长子郭和夫提出：母亲生前从事过医护工作，这笔钱可用于发展护教事业。他的提议得到三位弟弟赞同。后来即将此款连同利息合计516万日元，全部捐赠给位于上海瑞金医院内的“上海高级护理培训中心”。该中心以郭安娜名字建立了“安娜护士形体训练室”，室内以雄伟的长城和巍峨的富士山为背景，并选用淡雅的色调和娟秀的字体介绍安娜的生平。

安娜老人生前曾对我说：“我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是无私的。”可敬的老人用实际行动兑现了她说过的话。

不忘友人滴水恩

安娜老人是一位很重情义的人，在我与她的接触中，经常听到她谈起一些老朋友，尤其对在艰难中向他们一家伸出过援助之手的人，她更是念念不忘。

念念不忘成仿吾。她多次向我谈起成仿吾与郭沫若的友谊，谈起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成仿吾雪中送炭、给予资助的情景。那种感激之情，让人难以形容。她说：1928年成仿吾去欧洲之前，在日本逗留时，看到安娜带着几个孩子很苦，便亲手交给安娜1000日元补贴生活。安娜平时省吃俭用，把这笔钱用于盖房子。“成生(她这么称呼成仿吾)那时并不富裕，每月工资仅40－50元，但他却慷慨相助，让我一生难忘。”

成仿吾与郭沫若之间的友谊，安娜讲了一些，我也查了一些资料，是值得一说的。

成仿吾(189707016－198405017)湖南新化人，原名成灏，字仿吾，曾用笔名厚生。1910年留学日本。1919年在《时事新报・学灯》开始发表新诗，次年发表短篇小说《流浪人的新年》。

郭沫若与成仿吾的相识是1915年7月，那时郭沫若从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预备班毕业，升入同山第六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与在该校第二部学工的成仿吾初次相识。两人都抱着“富国强兵”的志向，幻想科学救国，又都有着对“文学的狂热”，这些共同的志趣使得他们一见如故，一块儿到六高L学，一块儿登操山，一块儿到旭山划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成仿吾1921年回国，在上海与郭沫若、郁达夫发起成立“创造社”，很早即以中国文化运动的闯将闻名。先后编辑《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及《洪水》等文学刊物，积极倡导新文学运动。

1924年成赴广东大学任教，兼黄埔

军校教官。大革命失败后，赴日本，并发表重要论文《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在日本期间常与郭沫若一家来往。

1928年5月，成仿吾赴欧洲，在巴黎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又去柏林，主编中共柏林、巴黎支部机关刊物《赤光》。就是在这次赴欧洲前为帮助郭沫若全家的生活，送给安娜1000日元，成为安娜一生念念不忘之事。

成仿吾1931年回国，1937年在延安任陕北公学校长，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他曾五译《共产党宣言》。他一直从事教育事业，曾任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校校长，并著有《仿吾文学》、《长征回忆录》、《战火中的大学》、《成仿吾教育文集》等。

1984年10月31日，成仿吾的夫人张琳为编写成仿吾的传记，曾去看望过安娜，那次安娜又谈到成仿吾如何关心资助她的往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感激不尽岩波茂雄。安娜最初向我谈起岩波茂雄是1965年12月，她说：“郭回国参加抗日以后，我能够度过困难，把孩子们抚养成才，是岩波一家伸出了援助之手。在岩波的帮助下，我的孩子们都先后获得‘岩波奖学金’，使他们能读完大学。在我们生活困难时，也向岩波求助，他慷慨借钱给我们，帮我和孩子们摆脱困境。对这种真挚的友谊我感激不尽，终生难忘。”在以后许多年，从安娜的言谈和实际行动中，我深深感受到，他们之间的友谊是很深厚的。

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就与岩波书店有来往。当时该书店社长是岩波茂雄(1881－1946)，是日本著名的出版家，出版了“岩波文库”等一系列优秀图书，是第一个获得日本文部省“文化勋章”的人。他曾说：“我是凭借思想家、艺术家的光辉，不过是充当一个忠实的传播者。”他的思想是可敬的，日本挑起侵华战争，他一直持反对态度，他的好友安培能成在《岩波茂雄》一书中写道，岩波当时逢人便说：“中国自古以来是日本的恩人也是恩师，可是却去打他，这实在是忘恩的行为。”并说：“应立刻从中国撤兵，并向中国下跪请罪。”当他听说郭沫若抛下妻子儿女秘密离开日本奔赴国难时，非常激动，他说：“我起码要让郭沫若先生留下的妻子儿女在生活上不致发生困难。”如上面所说，他确实给了安娜一家很大帮助。岩波茂雄的儿子岩波雄二郎也回忆说：“不仅我父亲帮助了安娜一家，反过来安娜一家也帮助了我们。当时日本食品匮乏，安娜与和夫等，常从市川背大米和蔬菜来我家，让人感到十分可贵。”

更加可贵的是岩波父子为保存郭沫若留在日本的著述手稿等珍贵资料，作出了很大贡献。安娜说：“抗日战争期间，这些手稿一直由我保存，后来怕保存在自己手里不安全，就将它寄放在岩波茂雄先生那里。”岩波茂雄先生去世时，又将手稿传给其儿子岩波雄二郎先生保管。这种深厚的友谊和负责的精神，是值得称颂的。

1965年底，上海将举行日本工业展览会，安娜很高兴，她向我提出：欲通过日本来的荻原定司先生捎带一些礼品给岩波雄二郎一家。后荻原定司因故未来沪，我们便托保坂铁也先生捎去。计有砚台1只(系桂林石制品)、瓷碗1对(系乾隆时复制品)、红色毛笔1枝(笔杆很粗并雕有花纹)――据说过去是乾隆皇帝用过的，做工精致。从她的这些举动中可以看出，她对岩波一家在艰苦岁月中给予她帮助是铭记不忘的。

1994年8月15日安娜老人去世后，家属给日本亲友发出讣告，其日本的朋友共三位：第一位是岩波雄二郎，第二位是荻原定司，第三位是高桥国雄(市川市市长)。岩波书店会长岩波雄二郎发给郭博的唁电内容是：“从报获悉令堂逝世，虽说尽享天年，但回想起令堂一生中的苦难与波澜，感慨万分。值此衷心祈祷令堂的冥福。”

经常谈起菊地三郎。菊地三郎为保存郭沫若的图书资料出过力，为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发挥过积极作用。安娜保存的资料中，除郭沫若手稿外，还有一大批郭沫若阅读过的图书和文献资料。安娜回国后，这些东西都放在家中，由其次子郭博看管。1955年郭博被其母亲召回祖国时，遵嘱对这些资料进行了认真整理，把一部分书稿、信件带回，其余大部分图书资料郭博遵照郭沫若的意见，全部赠送给日中文化研究所所长菊地三郎。其中计有各种书籍1386册，殷墟出土的甲骨96片，青铜胸像和唐代越州青瓷壶等。菊地三郎提出以这部分图书资料为基础，筹建创办“郭沫若图书馆”，郭沫若对菊地说：“不要用我的名字命名，我们把计划扩大到整个亚洲怎么样?”后来菊地采纳了郭沫若的意见，建立了“亚非图书馆”，中国方面还给以相当数量的资金援助，并寄去种种刊物。其中的中国室内特辟了“郭沫若文库”，将郭沫若赠送物品都陈列在馆内。菊地任亚非图书馆馆长、亚非语言!学院院长、亚非文化财团团长。

上海解放前，菊地曾在沪呆过，看了不少中国书籍及文艺作品，是“中国通”，对中国作家丁玲等均很熟悉，曾写了一部《中国文艺史》及《中国革命史》由文艺出版社出版，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过积极贡献。

1983年9月，菊地三郎邀请安娜赴日本接受“亚非和平奖”。该奖项是“亚非文化财团”授予的，属于民间性质。安娜接受了邀请，由其长子和夫陪同前往，于1983年11月19日离沪。这是安娜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赴日本。菊地曾亲自去机场迎接，并替安娜购好自东京同上海的机票。

授奖仪式于11月17日在日本东京国际文化馆举行。颁奖时安娜尚未赶到，南其幼子郭志鸿及孙子郭允(当时均在日本)代为领取奖品和奖状，并代为致了感谢词。奖状表彰安娜为和平、为中日友好作出的贡献，奖品是4毫米厚青铜所铸的一只背上驮着人的牛。安娜将该奖状和这件意味深长的奖品存放在市川须和田旧宅内。另有奖金30万日元，安娜将其中10万日元赠送给在日本读书的外孙女即郭淑的女儿。

12月17日安娜自东京返回上海。12月19日统战部设宴祝贺她领奖归来。《人民政协报》还刊登了她领奖的消息。

1987年5月，菊地三郎由其秘书五十岚陪同前来中国，他于5月23日到达北京，参观了郭沫若故居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后，于28日抵达上海。当晚便由我作陪去探望了安娜。菊地步入安娜卧室后，便伏在安娜床前，抚摸着安娜的手。安娜激动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睛里现出惊喜的光芒。菊地不忍心多打扰她，没说几句话就离开了。那天夜晚，安娜又是久久不能入睡。郭博曾对我说：菊地三郎因胃癌做了切除手术，身体不如以前了。来中国主要是想看看安娜，总算见了最后一面。

除以上三人之外，安娜念念不忘的还有高桥国雄、内山完造、钱瘦铁、边伯明等。她与这些人都有动听的故事，恕我不再一一详述。

对子女们的严与爱

安娜与郭沫若共生有四男一女，老

大郭和夫，老二郭博，老三郭复生，老四是女儿叫郭淑，老五叫郭志鸿。目前健在的只有老二和老五了。

1937年郭沫若离开日本时，老大20岁，老五才5岁，安娜一人拉扯五个孩子成才需要付出多大的艰辛啊!安娜对子女要求很严，从小培养他们自立自强，教育他们要凭自己的力量生存。她曾对我说：“我在很艰苦的条件下，让五个孩子受到了与富人家孩子一样的教育，是很难很难的呀!”而孩子对母亲日夜操劳、含辛茹苦把他们培养成才，更是刻骨铭心。他们明白，父母间的悲剧是历史造成的，已难以挽回，只有用儿女的爱来温暖母亲的心。所以他们都对母亲很好，时常牵挂着母亲。而安娜也始终牵挂着儿女们，关心着他们的冷暖。

关心长子一日三餐。我与安娜接触中，她向我谈得较多的是长子郭和夫。和夫容貌酷似父亲，对母亲总是百依百顺，尽量让母亲高兴。他衣着朴素，平易近人，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正义善良的性格。

郭和夫于1917年12月12日出生在日本同山市。从小就由安娜在家里对他进行文化知识的早期教育，1928年去市川小学上学，1931年小学毕业后进东京府立第三中学读书，毕业后即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1938年进京都帝国大学工业部应用化学科学习，1941年毕业后留校从事有机合成方面的研究工作。

1946年末，和夫与复生在母亲的授意下，乘船赴台。1949年春随其母、弟、妹一起途经香港、烟台等地辗转到达北京。于1949年5月由李一氓(曾任大连大学校长)介绍，进大连大学附设的科学研究所即现在的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工作。曾任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研究所副所长。他从事高分子研究、石油化工研究颇有造诣。他精通五国语言(日、德、中、英、俄)，是一位著名的有机化学专家。曾任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还是大连市侨联副主席、大连市中日友好学会会长。经他牵线搭桥，日本市川市与他父亲的故乡四川省乐山市结为姐妹城市。

和夫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为了祖国的兴旺、科技的振兴而殚精竭虑，献计献策。他曾多次交提案，阐明要抓基础教育，要奠定坚实的基础，不把教育搞上去，祖国四化难以实现。他身体力行，把这种指导思想贯彻在对中青年科技人员的培养提高上。

安娜对和夫投入科学事业是很高兴的，她常对和夫说：“别管我，还是去全身心地研究你的化学吧!”其实安娜对和夫的工作和生活是时刻牵挂在心的。1986年安娜骨折后在上海休养期间，得知其长媳还在日本未归，不停地说：“不知和夫一个人今天又吃些什么?”因老人知道和夫不管严冬酷暑，饮食总是极为简单，有时一袋方便面就是一顿饭。

我最早见到郭和夫同志是1983年4月，那次他是陪儿子郭昂来上海的，郭昂(1954年11月10日出生在大连)要去日本读书，申请了一年未获批准，后由安娜直接写信给中央统战部金城同志才解决。和夫来沪后住在其弟郭博家，安娜让孙子郭昂与她同住在上海大厦，由我负责联系具体事宜。郭昂于4月10日下午坐日航班机离沪去日本。那个时候，国家还实行粮油计划供应，并有规定，凡要出国留学，必须在上飞机前办理好粮油关系的注销手续，否则就不能上飞机。而他们由于事先不知道这些规定，未办手续，郭昂差点上不了飞机。我为此可着急了一阵子，后经统战部出具证明，才准予放行。在机场，郭昂还交给我145.44元人民币及字典一本，托我转交给他的祖母。和夫再三感谢我们帮助其子顺利登机。

后来我与郭和夫又接触过多次，其中一次是1987年12月9日，我给安娜送生活费到郭博家，正巧和夫也在那里，他刚从重庆来沪。他们要我坐会儿，并硬让我留下吃便餐，“听听四川新闻”。郭博恭敬地为其兄长倒了一杯日本酒，便开始共进晚餐。席间，和夫的话题很快就转到我们的党风问题，他说：“这次去四川做中间试验，院领导也跟着去了，他们根本不是为了去工作，而是为了去买便宜丝绸的，他们开了一张许多人的名单，每人购两米，买了那么多，我都不好意思。”

那天，我看了一下桌上的菜，有几片笋，临时开了一听罐头肉，还有一盘青菜和一盘捏塔鱼。他们议论说，现在鲥鱼很贵，鱼子给人打捞上来喂鸭子，也不懂得保护，太可惜了。

1992年我因股骨颈骨折，手术后在家休养。和夫得知后打听到我家住址，于6月18日来我家探望，问寒问暖十分关心，还带来一瓶药酒以示慰问。他平易近人，极富人情味，让人难忘。

最后一次与和夫通话是在安娜老人去世之后，他处理完丧事返回大连前夕，1994年8月22日晚特地打电话到我家，他说：“我明天要走了，特向你告别。你操劳母亲的后事太辛苦了，母亲虽已过世，但我们还是朋友，望多多保重，以后再来看望你。”我万万没想到这竟成为我们的最后一次通活。

他返回大连后，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马上去黑龙江出差。在去伊春途中突发脑溢血，倒在火车上。经多方抢救，上海也派出华山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姚景莉前去会诊，终未能挽回他的生命，不幸于9月13日客死在出差途中的哈尔滨。和夫同志群众关系极好，在他的遗体运回大连时，数百名群众自发迎候，悲痛悼念。他去世距他母亲病故不足一个月，他的过早去世是国家的损失，让人惋惜，只能祝他一路走好。

对次子的事业很放心。在安娜心目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另一位爱子就是第二个儿子郭博。1947年安娜离开日本回中国时，就把郭博一个人留在日本看守旧宅，可见他在母亲心目中的位置。安娜平时对他要求很严，1987年有一次我去看望安娜时，看到安娜躺在床上，不知为什么正在用日语教训郭博，而郭博毕恭毕敬站在床边，不停地“ほい、ほぃ(是、是)……”，快进入古稀之年的人了，还如此顺从地接受母亲的教训，让人感慨不已。安娜曾对我说：“郭博读小学五年级时，根据日本当局的规定，在校学生都要应征入伍去参战。因郭博未入日本籍可以不去，但他见同学们都去了，自己也想去。我当时说服他不能去，给他讲了很多道理，他才听话没有去。”她又笑着说：“要是他不听话去应征参战，肯定已经不在人世了，也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了。”

郭博1920年3月15日出生于日本，毕业于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特设理科。1941年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工学部建筑系毕业后，曾在东京日本喜久治建筑事务所任结构设计主任，在日本东京联军总司令部工程技术部任设计主任工程师。1952年在日本自营建筑设计事务所直至回国前夕。1955年2月9日遵照母亲的意愿，离开日本回国，被分配在上海市民用建筑设计院工作。1956年任上海市民用建筑设计院副总工程师，1958年起历任上海市第三届至第九届人大代表。1979年起多次参加外贸、设备引进、住宅建设、联合设计等代表团赴

日本考察、谈判和审图，为改革开放作出很多贡献。他为上海宾馆设计高层建筑水喷淋消防系统报警装置，填补国内空白；为上海民政局设计新式火化炉，使原来每具尸体焚烧120分钟缩短到40分钟，节约大量能源。安娜曾风趣地对他说：“将来我可不要在你设计的炉子中烧掉。”此外，由他指导的“热管换热器”装置、“冷冻油再生机组”等科研项目，获得了市科技成果三等奖。他对灯光源也很有研究，在新光源的应用上解决过不少技术难题，曾先后赴日本、荷兰出席国际照明学会第、第二十届年会。1983年还出席了全国归侨、侨眷、先进工作者、先进集体表彰大会。1984年被选为市科协第三届委员会委员。

他精通日语、熟悉英语，懂德语、法语，有扎实的建筑理论基础和广博的专业知识。擅长冷、暖、水、电、照明等技术，熟悉建筑物理和机械设计，有较强的技术指导和管理能力，贡献突出，曾多次被评为市级和院级先进生产者。

他业余爱好广泛，尤其精于摄影，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自1983年起先后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等几处举办个人摄影作品展览，获较好评价。他感到本市还没有一部完备的上海建筑史，担心有些旧的建筑物被拆除，所以他自1978年以来，自费拍摄了数千幅建筑照片，作为史料保存下来，得到专家们的高度称赞。

我在与郭博同志长期接触中，深深感到他也是一位具有正义感的、爱国的、事业心极强的专业人才。他放弃个人在日本的事业，毅然回到祖国，为国家的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成全了母亲的愿望，让人敬佩。他对母亲的孝敬之心，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为老三而烦恼。最让安娜牵肠挂肚的是第三个儿子郭复生。这个儿子由于种种原因精神受了刺激，健康状况不大好，一生未婚。安娜时刻牵挂着这位孤身的爱子，到晚年还放心不下。

郭复生曾用名佛生，1922年1月19日生于日本。1940年毕业于日本大学附属中学，1942年进农林省水产讲习所(后改为水产大学)，1945年3月在该校毕业后进水产公司当技术员。1947年和长兄一起到台湾，在高雄鱼肝油厂工作。1949年回到北京后换过好几个单位，曾参加过第三野战军，又在大连水产局工作，1954年9月到上海，本已安排他去上海水产学院任讲师，可是在他报到前出现了精神不正常的情况。是1953年在大连水产实验场任副厂长期问，精神上受了刺激引起的。后来有时治疗，有时工作，几经反复。到1955年7月，送南京精神病医院治疗，由于他与医生密切配合，很快治愈。于同年11月，由该院派人送他回沪。

1956年1月，为复生工作问题，其二哥郭博曾赴京去找过郭沫若，郭沫若表示，如复生不在地位上计较的话，可介绍他去科学院所属青岛水生物研究所去工作。复生表示很高兴，但希望不要将他作为病人安排工作。复生于1956年4月赴青岛，被分配在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工作。安娜不放心，也去青岛陪同复生，在青岛住了好几个月。后来由于该研究所迁至北京，复生也随单位到北京。他一直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任高级工程师，直至离休。

1986年4月，安娜在大连收到复生一封信，说是拟在北京购买三间公寓式房子，准备与其母同住。安娜为此高兴了好一阵子。但是不久，安娜不慎摔跤骨折住进医院，复生专程从北京赶至大连探望。安娜看到日夜牵挂的儿子十分高兴，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由于复生工作任务繁重，极度疲劳，一直在病房里打瞌睡。安娜见此情景十分心痛，对复生说：“你还是留在我身边吧，不要回北京工作了。”她真的想让复生同自己生活在一起，曾设想复生离休后在上海、北京两地都住一段时间，看他在何处适应再迁户口定居。1986年11月安娜回到上海，在郭博家休养，复生也来看望，一直守候在母亲床前，同老人说些宽慰的话。复生非常孝顺母亲，不断地给母亲寄生活费或食品，而安娜总是不忍心随意动用复生寄来的钱，她以复生的名义单独存入银行直至临终。

安娜弥留之际，对复生倍加关注，复生已60多岁，尚未成家，一直是她的一块心病。尽管她为此难以瞑目，但也不得不放手而去。

郭复生同志因病T2004年7月去世，享年83岁。他经历坎坷，有才华，工作认真，心地善良，对母亲的孝心让人难忘。

为失去爱女而悲伤。因工作关系，我和安娜老人的四位儿子均有接触，遗憾的是唯独没有与她的女儿郭淑见过面，缺少她的资料。听郭博说淑有张照片，酷似母亲。不言而喻，母女之间的感情是更深一层的。

郭淑，小名淑子，1925年出生在上海。在日本时，靠领取每月60元的“岩波奖学金”在东京女子大学读书。后因郭沫若参加抗日，被取消奖学金资格，但安娜仍坚持让她渎下去。后曾在京都大学学建筑，中途退学，于1948年5月跟随母亲离开日本到了台湾。

1949年到北京以后，开始淑一直跟母亲在一起，接见安娜时，淑当翻译。淑曾在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任钢琴系讲师，还曾参加布拉格音乐会。后又调至天津外语学院工作，任日语系主任、教授。她与林爱勋结婚，林在天津硅酸盐研究所工作。林任窑冶研究所所长、高级工程师，是个“科技迷”。

淑一直为她母亲的遭遇鸣不平。1982年石西民为筹建“郭沫若故居”征集资料去大连拜访安娜时，淑也在大连，向石西民说了不少同情母亲的话。

1984年淑在天津因病医治无效而去世。她生病是从1983年开始的，那年年底安娜从日本探亲返沪后，市委统战部张承宗部长设宴招待，席间安娜提出：“小女淑现病得很重，目前发高烧至41℃，医生迄未诊断出患何疾病，望多多关照。”为此，我们通过长途电话请天津市委统战部予以协助。1984年1月，淑病情有所好转，原在日本进修的淑的女儿也从天津返回日本继续读书。安娜也为此很高兴，再三要我向部领导转达她的谢意。谁知好景不长，最后淑因患白血病，于同年7月去世，时年还不满60岁。

安娜痛失爱女，非常伤心，对一位年逾九旬的老人来说，遭此沉重打击，是难以承受的，但她忍受着情感的煎熬，独自默默地为女儿祈祷送行。人悲痛到极点时，是欲哭无泪的。我没有看到这位坚强的母亲流泪，但我看到了她的焦虑和悲伤，她是欲语无言泪暗垂啊!

1985年4月17日，我出差去天津，受安娜老人之托，特向她的爱婿林爱勋转达问候。在我去他家的那天夜晚，只有林爱勋一个人在家，只见室内摆设简单，墙上挂有几幅画，显得很沉闷，食品柜上临时放了一些糖果，也让人感到缺乏生气。主人沉默寡言，给人的感觉是寂寞而凄凉的。我问：“淑患的是否癌症?”他说：“好像不是，最后淑冈肝不好，肿得厉害，已无法医

治。”最后他向我讲了淑留下的女儿林丛、儿子林靖的情况，他俩都成长得很好。尤其是林丛攻读博士，读日本古典文学，研究其外祖父郭沫若专著。安娜得知这一情况后，少许得到一些安慰。

精心培养幼子跨进艺术殿堂。安娜最疼爱的小儿子郭志鸿，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安娜本人很喜欢音乐，所以她对志鸿从小就在音乐爱好上下功夫。她对我说：“幼子志鸿小学一年级时我就请了第一流的钢琴师来教他学弹琴。那时请一般的钢琴教师一小时付3元，而水平高的，付5元。”郭志鸿曾说：“母亲从小就教育我们，人的一生一定要有一技之长，我是按母亲教育做的。”志鸿能成为著名的钢琴家，与安娜付出的心血是分不开的。

郭志鸿1932年1月21日出生于日本。五个子女中，只有他保留日本籍。1949年3月随母从台湾辗转到北京后，先到华北大学(人民大学的前身)进行短期训练。由于其成绩突出，1949年9月作为调干生进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作为中央音乐学院第一届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工作。“”中曾被下放到部队“改造思想”。1980年志鸿去日本待了几年。安娜说，他在日本就住在千叶县市川当年用成仿吾支援的钱盖的那个老房子内。志鸿在日本主要是教授钢琴，1989年又返回中国，仍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授。到现在为止，仍作为在华的日籍专家享受待遇。

1980年5月日本千叶县市川市举办了一次“庆祝市交响乐团成立三十周年日中交流演出会”，市川市长高桥国雄邀请郭志鸿和郭博参加演出，也邀请安娜出席演出会。郭博当年是这个乐团的发起人之一，也是第一小提琴手。郭志鸿是他们邀请的重点对象，高桥国雄认为志鸿的钢琴造诣很高，是“中国三大钢琴家之一”。兄弟二人参加演出曾轰动一时，连香港《大公报》也作了报道，说他们二人参加演出，安娜参加捧场，“具有不平凡的意义”。对志鸿是“中国三大钢琴家之一”也作了肯定的报道，还报道了志鸿在母亲的培育下“五岁就开始练习钢琴”的情况。这次演出后，市川市还给他们发了感谢状。

郭沫若简介及代表作品范文第4篇

不愿当架空的厅长，不愿与康泽、刘健群等人共事，悄悄从武汉赴长沙

1938年1月6日的晚上，一列火车由广州黄沙车站启动。这列从广州至汉口的客车5号车厢里靠窗坐着已在文学界声名鹊起的郭沫若。他正与对面一位年约20多岁的青年女子在说话。这女子就是郭沫若后来的夫人、时在戏剧电影界已小有名气的于立群。此刻他俩正前往被誉为“抗战临时首都”的武汉。于立群是打算绕道武汉去延安；而郭沫若则是因为突然接到陈诚从武汉打来的电报。电报内容简单又神秘：“有要事奉商，望即命驾。”郭沫若本来是要到南洋去募集资金办报或搞其它文化工作的，不想正准备走却接到了这样的一封电报。

经过三天三夜的旅途颠簸，1月9日傍晚，郭沫若和于立群抵达武汉。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后，国民政府决定西移重庆，西移途中实际主要党政军要员聚集武汉，各机关、学校甚至有些工厂也迁至武汉，各界名流亦汇聚武汉，武汉实际成为抗战的临时首府。第二天郭沫若与位于汉口太和街26号的新四军军部通了电话，找到时任军长的叶挺。与叶挺交谈后，方知道陈诚来电的意图。原来，想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上恢复大革命时期北伐军中的政治部，其具体做法是撤消原国民政府军委会下属的行营政训处和第六部，成立军委会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黄琪翔任副部长。政治部下辖4个厅，即总务厅、第一厅、第二厅和第三厅。总务厅主管本部总务人事、经理、纪律等事宜；第一厅主管军队政治训练及军事学校政治训练事宜；第二厅主管民众运动及国民军事训练事宜；第三厅主管宣传事宜。起先不愿出任政治部副部长之职，认为做该部副部长可能引起两党摩擦。但、陈诚等一再要周出任；后经中共中央同意，认为周参与政治部工作能表示共产党人的通力合作，可推动军队政治工作，改造部队，扩大我党影响，这才出任了中将衔的政治部副部长。然而这第三厅，则想请刚从日本回来在文化界深孚众望的郭沫若当厅长。其用意是昭然的，那就是借以延揽大批文化、学术文学艺术界著名人士，既装潢了门面，又抬高了自己。

得知、陈诚的用意后，郭沫若向时在党内任中共长江局副书记、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办公的表示，不愿当这个厅长，认为在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尤其是与担任第二厅厅长的康泽、担任第三厅副厅长的刘健群、担任第一厅厅长的贺衷寒等人共事，感到厌恶。这几个人都是复兴社的大将，尤其是把刘健群安置在自己身边，实是一名监军；这厅长实际是架空的厅长。

做起郭沫若的工作来：“考虑是可以的，不妨多听朋友们的意见。在必要上我们也还须得争取些有利的条件。但我们可不要把宣传工作看菲薄了。宣传应该把重点放在教育方面去看，我倒宁愿做第三厅厅长，让你做副部长啦。不过他们是不会答应的。老实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

然而后来的一次部务会议更坚定了郭沫若不做厅长的决心。这是陈诚主持召开的第一次部务会议，时间是2月6日。事前郭沫若并不知道是开部务会，只知道是陈诚请吃中饭，当他与阳翰笙赶到陈诚公馆时，才知道是部务会议。说是部务会，却没有通知参加，这使郭沫若感到诧异。在吃饭前有一些闲话式的讨论，吃饭后会议正式开始，弄得郭沫若有点进退维谷。会上，陈诚、康泽、贺衷寒等大讲“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极力抬高，郭沫若觉得极不舒服。轮到他发言，他不客气地说了一通：“希望大家认清楚这工作的困难，而改变一下门禁的森严。假使门关得太严，不仅外边的人才不能进来，连里面的人才也都要从窗口跳出去了。今天不忙说要物色这样多的专门人才是困难的事，而尤其困难的是这样的专门人才大体上都不是党员。假设我们要拿‘一个主义’的尺度来衡量人才，那我就敬谢不敏，实在连一打也达不到。”

散会后，郭沫若决定离开武汉到长沙去。他对阳翰笙说了心中的不悦；阳翰笙劝郭还是见了再走。郭怕见了周又会被挽留下来，便决定不告而辞。是日晚，郭沫若在于立群的送别下上了火车。当火车快启动时，阳翰笙气喘吁吁地赶来送别，递给郭沫若一张纸条，那上面有的字：“老郭，到长沙去休息一下也好，但不要太跑远了。事忙，不能来送行，祝您愉快。”看了字条，郭沫若从心中对这位知己表示歉意。

为了抗日救亡，不计前嫌，毅然从长沙返武汉就任厅长职

在长沙，郭沫若见到了许多十几年未见的文友，如主办《抗战日报》的田汉、廖沫沙，音乐家等。田汉号召长沙文化界的朋友为郭沫若召集了一次欢迎会，又时而动员朋友请郭沫若吃饭，请他演讲，请他写字，陪他去听湘戏，进咖啡馆，游岳麓山，凭吊黄兴墓、蔡锷墓、屈子庙、贾谊祠。时间一天天过去，郭沫若倒也觉得别有一番滋味。然而下一步究竟是去南洋还是回武汉，他拿不准，心里总觉得不踏实。这阵子武汉方面的朋友不断有函电来催促。有的是劝勉，有的是严词责备，说他不该不告而辞。陈诚也有几次简短的电报来。还通过黄琪翔和其他人表示了一定要请郭沫若回去，一切问题都可以当面商量。甚至将郭沫若的“军”：要等郭沫若回去三厅才开始组织，假如他不回去，三厅就让其虚悬在那里。黄琪翔在转达陈诚的意见外，还不断给郭沫若写过几封信，其措词十分严厉：“老郭，你假如要再开玩笑，那大家都不把你当成朋友了。将来的历史也不会容恕你的!”

武汉各方人士的信电劝告仍没有打动郭沫若，只是后来于立群的亲自来湘，才促成了他北上之行。2月26日，于立群带着等人的嘱托从武汉来到长沙；她原本是打算到延安去的，结果还是被朋友们挽留下。她给郭沫若带来了许多信，告诉郭，陈诚对有了明白的表示，要郭立刻回去，一切事情都可以商量。又说，副厅长的人选也不成问题了，刘健群惹出了什么桃色事件，已经跑到重庆去了。托于立群专程来请，郭沫郭沫若怕演不好这场“大戏”的担心还有另一个因素，那就是武汉三镇自大革命失败后已沉寂了整整10年，民众的热情能否再度调动起来，他与阳翰笙等人的心中都打了个问号。然而7天宣传活动的轰动效应却出乎他们意料，也令、陈诚等要员大为惊色。

4月7日是预定的文字宣传日，为演好“开场白”，郭沫若等人精心筹划了这天的活动，由武汉各报纸推出特刊，各团体出版壁报，以政治部的名义发送说明第二期抗战形势的特刊、通俗唱本、告将士书、告同胞书、告战区民众书、告日本民众书、告伪军书及其它传单共10多万份。为扩大宣传的影响，还发动各界人士写国际连锁信和国内连锁信各1万份。这一天恰逢台儿庄大捷，消息传来，武汉民众举行了热烈的游行庆祝活动。台儿庄大捷是继平型关大捷后中国军民在抗战时期取得的第二次大捷，也是中国抗日正面战场自抗战以来取得的第一次大捷。中国军队在李宗仁将军的指挥下，取得了歼灭日军2万余人，重创日军第五、第十师团的胜利，因此在当时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武汉三镇沸腾了，各机关、团体、学校、商店、工厂、居户都悬挂着国旗以庆贺。一时间鞭炮声、欢呼声、口号声不绝于耳。当晚，武汉三镇举行了有10余万人参加的火炬大游行，隆重庆祝这一空前大捷。一束束火光汇聚成一条条火龙，映红了武汉的半边天。文字宣传日大功告成，朋友们都说：“老郭赶上了鸿运，宣传周第一天就造成了轰动效应。”次日，郭沫若还布置武汉各大报社印发台儿庄大捷的号外，广为散发。

8日是口头宣传日，郭沫若邀请在武汉的党政军要员和社会名流冯玉祥、邵力子、张之江、黄琪翔、史良、邹韬奋、于右任、陈铭枢等人进行广播演讲或公开演讲，组织起3000多个宣传队到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和市郊进行街头演讲，并深入到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等处进行抗战宣传。在9日的歌咏宣传日，民声歌咏队、星海歌咏队、量才歌咏队、青年女子歌咏社等100多个歌咏团体，分头上街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大刀进行曲》、《保卫大武汉》等抗战歌曲。在汉口中山公园的人民体育场内，还举行了由冼星海、任正、副总指挥的万人大合唱。一时间，“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打回老家去……”等歌声此起彼伏，响彻了整个武汉的上空。在美术宣传日，在汉的美术工作者创作了数百幅抗战宣传画，陈列在武昌黄鹤楼旧址的两侧和台阶上，并在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的醒目处绘制许多巨幅壁画和漫画。戏剧宣传日，武汉各戏院昼夜连场免费上演具有爱国主义的戏剧，如《前夜》、《东北之家》、《打鬼子去》、《放下你的鞭子》、《岳飞》、《八百壮士》等。参加演出的有三厅所属各剧团及上海等地的救亡剧团。在电影宣传日，三厅统一部署武汉所有的电影院都交替上演宣传抗日的《火中的上海》、《保卫我们的土地》、《抗战特辑》等影片。同时，郭沫若还组织了几个电影巡回放映队到三镇大街小巷为民众放映。13日是宣传周的最后一天，是游行宣传日。为组织好游行，郭沫若等除广泛发动武汉各界民众积极参加外，还指导戏剧、美术等团体组织化装、彩札游行队伍。这天虽风雨交加，但群众热情很高，有数十万人参加了游行，武汉三镇彩旗飘扬，歌声不绝，口号声如雷，盛况空前。

三厅组织的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取得了如此轰动的效应，而陈诚却又感到害怕，他原本是想借宣传周为他领导的政治部增添一点色彩，没想到武汉的民气竟那么一点就燃了。

1938年7月初，武汉会战进入紧张阶段，时值七七抗战一周年之际，为了更深入更广泛地发动广大民众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实际行动来保卫大武汉，在的领导下，三厅决定举行一场声势浩大的七七献金活动。当郭沫若将拟好的汁划送到陈诚那里时，陈诚对计划中采取设献金台献金的方式有看法，认为还是采取向有钱人摊派的办法为好。他说：“老郭，我认为设献金台的计划一定会大败!哪会有人来给你献金呢?有钱的人不会到你台上来献，没有钱的人根本不会来献。”

郭沫若坚持自己的观点：“我虽然不敢说一定会大成功，但我敢于相信不至于就会大失败。一般人民的抗战热情是很高的，集少成多也必然可观的啦。再则，我们所着眼的，倒还不在钱的多寡，而是在那热情的高度。”

陈诚见郭沫若态度固执，便不再争了。其实陈诚是担心献金成效太差，弄得自己难看。

献金活动正像郭沫若预想的那样，武汉民众的抗战热情异常高涨。这次活动计划是3天，7月7日至9日，在汉口、武昌、汉阳共设6座献金台。7月7日上午，摩肩接踵的人群就把6座固定献金台围得水泄不通，人们争相前来献金，从早到晚，川流不息。每座献金台原安排8个工作人员负责登记。由于忙不过来，增加到30余人。参加献金的有逾古稀的老人，也有几岁的孩童，有男有女；有国共两党及其他党派负责人，社会知名人士，国际友人，更有广大的普通群众。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献出重达17两的金鼎一座、金戒指4枚；派代表替他和宋美龄献金1．8万元；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中央秘书长朱家骅等党政军大员也积极捐款。中央党部献金2．3万元。中国共产党尽管经济上极

为困难，但仍从中共中央6月份所缴党费中拨出1000元捐献。等7位中共参政员献出7月份的薪金共2450元。捐出他任政治部副部长的一月薪金240元。参加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的参政员黄炎培、史良、邹韬奋、张澜、陶行知等200多名中间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均热烈献金。

献金中大量的是工人、农民、人力车夫、店员、小贩甚至乞丐、等，他们献的钱虽少，但汇聚成巨。7月8号，汉口水塔献金台前出现壮观场面，600多位人力车夫一起赶来，逐个献出他们当天血汗钱。天生裕茶叶铺的24位拣茶女工，各持5角一张的毛票，投入捐款箱，这是她们一天的工薪。两位断了腿的辛亥老兵，拄着木棍爬上献金台，献出2元钱。沦陷区的一位难民无钱可献，竟脱下长褂，哭着捐出。其他献金台的情形也一样，擦皮鞋的小孩献上一角两角毛票，还有澡堂擦背的、茶楼酒店的堂官等。有的不止献一次，献两次、三次甚至十多次，时时献，天天献，不仅献钱，而且献物；人与人之间在比赛，台与台之间在比赛。新闻界也积极进行宣传；3个流动献金台增至10多个，武汉三镇简直是狂了!至9日，原定献金活动的最后一天，由于至晚上仍有潮水般的献金者，郭沫若等又决定将献金时间延长两天。这次献金活动十分圆满，参加献金者达百万人次，献金总额达百万元以上，其中有法币、外币、银币、铜元，还有各种各样的物品，如手表、金戒指、金手镯、银盾、金杯、首饰、大刀、衣服、药品及食物等。

，

5天献金狂潮所取得的效应，不仅令陈诚等人大为惊色，而且也出乎于郭沫若意料之外。

聘请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夫妇和绿川英子，开展有声有色的对外宣传

对日宣传和国际宣传是三厅的一项重要工作。为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先后在日本呆过20多年精通日语的郭沫若，仍然聘请了鹿地亘夫妇和绿川英子女士。他觉得对敌宣传单靠几个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是不行的，一定得请些土生土长的日本朋友来帮忙，他们的声音纯正，宣传效果要好些。于是郭沫若想到了鹿地亘这位老朋友。鹿地亘生于1903年，早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由于一直从事反战创作，长期被日本反动当局监禁在狱中。出狱后，他于1936年1月和夫人池田幸子流亡到上海，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工作，致力于《大鲁迅全集》的编译。抗战爆发后，他流亡到香港，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郭沫若1938年1月到香港时，有好友递给他一张字条，那字条是鹿地亘写的，说他在上海受敌人迫害，已经和他的夫人池田幸子逃到了香港，但生活无着落，要郭沫若给他们想想办法。但当时郭沫若自己都不知怎么办才好，实在是无能为力，而且连信也没有回。，

于是郭沫若一次在陈诚的公馆吃饭时，转弯抹角地向陈诚推荐了鹿地亘。他对陈说：“对敌宣传要搞好，单靠几个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是不行的。一定得请些日本朋友来帮忙。譬如我，虽前后在日本呆了20年，而且过的生活差不多和日本人同样，然而我的日本话却没有到家。”

陈诚显出不太相信的样子，说：“你在客气吧?任何日本通，谁还通得过你?”

郭沫若解释道：“不，事实并不是那样。凭我自己的经验，凡是学一种外国语，要从小时候起就受过外国人的小学、中学的教育，那样才可以到家，但那样的人可能就不是中国人了。如果到了20岁才到国外去开始学习，即使学到老，也不见得会到家。”

陈诚这才有些信，但问道：“现在哪里去找日本朋友呢?”

见目的已达到，郭沫若便推荐了鹿地亘。陈诚同意了，要郭沫若马上着手联系。于是郭沫若以陈诚和自己的名义，发了两份电报到广州，一份给《救亡日报》的夏衍，一份给当时广州的保安处长，此人是陈诚的老熟人，请他们设法把鹿地亘夫妇护送来武汉。

有了夏衍和那种保安处长的帮助，一星期后，鹿地亘夫妇就安全地到达了武汉。至于鹿地亘的工作安排， 郭沫若提议其为厅属设计委员，每月薪水200元。考虑到 鹿地亘夫妇是两个外国人，怕200元薪水不够用，陈诚索 性请他们夫妇二人都做设计委员。在以后半年左右的时 间里，鹿地亘与夫人池田幸子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武汉 的抗日救亡工作，他们参加各种集会，以日本公民的身 份，用切身的感受痛斥日本法西斯的种种罪行，鼓舞人 民奋起斗争。4月1日，郭沫若组织200余中外人士举行鹿 地亘夫妇的欢迎会，沈钧儒、邓颖超、田汉、郁达夫、史沫 特莱等中外人士参加了这个会，他们在发言中盛赞鹿地 亘夫妇，称其为人类正义事业的斗士。鹿地亘在会上介 绍了日本国内的反战运动，他充满信心地说：“任凭法西 斯去厉行战争吧!他们已坐在巨大的冰山上，被打得粉 碎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4月6日，鹿地亘在汉口广播电台向日本军民日 语广播讲话，号召日本军民和中国兄弟站在一起，共同 反抗日本法西斯。4月27日，他出席14团体欢迎国际反侵 略运动大会代表大会，呼吁世界舆论支持中国人民的反 战斗争。此后，他还应邀赴戏剧训练班讲课，到湖南常德 的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对日俘作反战教育工作，冒着 战火随武汉前线慰问团赴长江南岸前线慰问。除了参加 这些公开活动外，他与夫人池田幸子坚持在三厅对敌宣 传处的日常工作，坚持在播音室里每周与青山、绿川英 子轮流作日语对敌广播。以日本人对日宣传，收到了良 好的宣传效果。

绿川英子生于1912年，原名长谷川照子，1938年在武汉时26岁。她生于日本一个土木工程师家庭，1932年考取奈良女高师，后因参加左翼文化运动被开除学籍。1936年与中国留学生刘仁结为夫妇。于1937年初来到上海开展反战宜传，后流落香港。1938年6月，在郭沫若的协助下，绿川英子来到武汉，在三厅对外宣传处对日宣传科做日语广播工作。她以流利的日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报告日本人民的反战情况，号召日本人民起来反对本国政府的反动政策，赞扬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她经常向在前线作战的中国士兵去信问候，指出战争的正义性在中国一边。绿川英子的反战宣传遭到日本主战派的咒骂，骂她是“娇声卖国贼”。热情赞扬了她，说：“日本帝国主义者把你称为‘娇声卖国贼’，其实你是日本人民的忠实的好女儿，真正的爱国者。”

郭沫若聘用鹿地亘夫妇、绿川英子等国外朋友的效应是显而易见的，是三厅对外宣传的佳作。生活。郭沫若1938年1月到香港时，有好友递给他一张字条，那字条是鹿地亘写的，说他在上海受敌人迫害，已经和他的夫人池田幸子逃到了香港，但生活无着落，要郭沫若给他们想想办法。但当时郭沫若自己都不知怎么办才好，实在是无能为力，而且连信也没有回。，

于是郭沫若一次在陈诚的公馆吃饭时，转弯抹角地向陈诚推荐了鹿地亘。他对陈说：“对敌宣传要搞好，单靠几个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是不行的。一定得请些日本朋友来帮忙。譬如我，虽前后在日本呆了20年，而且过的生活差不多和日本人同样，然而我的日本话却没有到家。”

陈诚显出不太相信的样子，说：“你在客气吧?任何日本通，谁还通得过你?”

郭沫若解释道：“不，事实并不是那样。凭我自己的经验，凡是学一种外国语，要从小时候起就受过外国人的小学、中学的教育，那样才可以到家，但那样的人可能就不是中国人了。如果到了20岁才到国外去开始学习，即使学到老，也不见得会到家。”

陈诚这才有些信，但问道：“现在哪里去找日本朋友呢?”

见目的已达到，郭沫若便推荐了鹿地亘。陈诚同意了，要郭沫若马上着手联系。于是郭沫若以陈诚和自己的名义，发了两份电报到广州，一份给《救亡日报》的夏衍，一份给当时广州的保安处长，此人是陈诚的老熟人，请他们设法把鹿地亘夫妇护送来武汉。

有了夏衍和那种保安处长的帮助，一星期后，鹿地亘夫妇就安全地到达了武汉。至于鹿地亘的工作安排， 郭沫若提议其为厅属设计委员，每月薪水200元。考虑到 鹿地亘夫妇是两个外国人，怕200元薪水不够用，陈诚索 性请他们夫妇二人都做设计委员。在以后半年左右的时 间里，鹿地亘与夫人池田幸子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武汉 的抗日救亡工作，他们参加各种集会，以日本公民的身 份，用切身的感受痛斥日本法西斯的种种罪行，鼓舞人 民奋起斗争。4月1日，郭沫若组织200余中外人士举行鹿 地亘夫妇的欢迎会，沈钧儒、邓颖超、田汉、郁达夫、史沫 特莱等中外人士参加了这个会，他们在发言中盛赞鹿地 亘夫妇，称其为人类正义事业的斗士。鹿地亘在会上介 绍了日本国内的反战运动，他充满信心地说：“任凭法西 斯去厉行战争吧!他们已坐在巨大的冰山上，被打得粉 碎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4月6日，鹿地亘在汉口广播电台向日本军民日 语广播讲话，号召日本军民和中国兄弟站在一起，共同 反抗日本法西斯。4月27日，他出席14团体欢迎国际反侵 略运动大会代表大会，呼吁世界舆论支持中国人民的反 战斗争。此后，他还应邀赴戏剧训练班讲课，到湖南常德 的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对日俘作反战教育工作，冒着 战火随武汉前线慰问团赴长江南岸前线慰问。除了参加 这些公开活动外，他与夫人池田幸子坚持在三厅对敌宣 传处的日常工作，坚持在播音室里每周与青山、绿川英 子轮流作日语对敌广播。以日本人对日宣传，收到了良 好的宣传效果。

郭沫若简介及代表作品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左翼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译介；历史贡献

1929年6月25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成立。这标志着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以宣传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主要内容的左翼文化运动正式开始。左翼文化运动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左翼文化团体和文化人士掀起了新的马克思主义译介热潮。

一、左翼文化运动加强了党对马克思主义译介工作的领导

左翼文化运动之前，马克思主义翻译者多以个人研究的形式从事译介工作，缺乏相应的组织和政治保障。1930年3月2日，中共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文化团体――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此后，左翼文化团体纷纷建立，它们接受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内部设立党团机构，使党的组织行为发展到了各文化领域，而马克思主义译介工作拥有了相应的领导机构。左联成立后即设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号召左翼学者以认真、严肃的态度翻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且组织翻译人员进行马克思主义译介工作的讨论研究。1930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成立。作为负责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的文化团体，社联在中共领导下成立编辑出版委会，并组织吴亮平、李一氓、艾思奇等人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社联还创办了《研究》、《新思潮》等刊物，使马克思主义译者得到了更多交流和学习的机会。此外，社联还以大中学校为依托组织了书报评论、学术讲坛等活动，介绍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译作、交流马克思主义翻译方法。[1]

1929年，中共在国统区的出版机构遭到大肆破坏。面对的文化压制，左翼文化工作者在中共领导下建立了一批发行进步刊物的出版机构，知华兴书局、江南书店、生活书店、新知书店等，这些机构委托或直接组织译者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翻译工作。左翼文化团体和进步出版机构在党的领导下对马克思主义译介工作进行了相对系统、规范地组织和管理，保障了马克思主义译介工作持续、正规地发展。

二、左翼文化运动掀起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高潮

左翼文化运动以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主要内容和重要目标，而这也是左翼文化运动最杰出的历史功绩。运动期间诞生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各类译作，但作为一场影响重大的文化运动，左翼文化运动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的贡献则是最直接、最显著的。

左翼文化运动开展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时期，左联成立之初即规定了宣传和确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运动纲领。[2]1930年，左联机关刊物《萌芽月刊》相继刊登了左联领导人冯雪峰翻译的《艺术形成之社会的前提条件》、《马克思论出版自由与检阅》等文章。左翼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先生也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工作。他不仅亲自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等原著，而且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翻译方法、推动相关译作出版。1931年初，左翼文化运动重要领导人瞿秋白也投入到马克思主义文艺著作的翻译工作中。他运用自身的俄文优势，参照苏联已有的材料编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等文章。1936年，瞿秋白和鲁迅的部分译作被编成《海上述集》出版，成为当时中国最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论文集。

此外，冯乃超、张仲实、郭沫若、林柏修、苏汉、等左翼文化人士也翻译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文艺著作，包括《艺术与革命》、《普利汉诺夫论》、《新艺术论》等。[3]其中，冯雪峰、郭沫若、冯乃超等不仅是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也是当时杰出的文学家。左翼文化运动之前，学者主要翻译的是苏联、日本等国学者论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献资料。左翼文化运动开展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的译介逐渐得到重视。从单纯翻译作品到强调翻译中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从学术化到相对通俗化的翻译，这些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翻译水平的整体进步，也说明左翼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文论译介工作跨越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左翼文化运动提高了马克思主义译作的数量和质量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国内出版和流通的马克思主义译作达到了六十余本。[4]左翼文化运动期间，在中共的领导和号召下，越来越多的左翼学者加入马克思主义翻译队伍，催生了一大批的马克思主义精品译作，这些译作中有的是对原著的首次翻译，有的则是国内出现的首个全译本。除了这些创新之外，众多译者还对之前翻译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做了更深入地研究。

1929年，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翻译的、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专门性著作――《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由新生命书局出版。作为国内首个全译本，杨贤江这一译作列入了“社会科学名著译丛”。1930年11月，吴亮平翻译完成近30万字《反杜林论》。《反社林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性的巨著，也是一部专业的哲学著作。该书由江南书店出版，成为了中国首个《反杜林论》全译本，并于1931年和1939年间进行多次翻印和再版，引来了广泛的影响和关注。在其哲学著作《矛盾论》中就曾引用这本书第一编第十二节《辩证法。量与质》的原文。1938年，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国内首个《资本论》全译本问世。这部译作翻译了《资本论》各卷、马克思和恩格斯25封相关通信以及3篇论文。上述作品均是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在中国的首部全译本，不仅开创历史之先河，而且代表了当时中国最高的翻译水平。

除了在译介内容方面有所创新和深化外，马克思主义翻译工作者还在翻译数量和种类方面做了扩展。二十世纪后期到三十年代中期，仅左翼文化运动中心城市――上海就出版、发行了五十多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中向省吾翻译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吴凉的《左倾幼稚病》、郭沫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陈文瑞的《社会民主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都是左翼文化运动时期诞生的马克思主义精品译作。[5]

左翼文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面对严格的文化封锁，大批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中共和左翼文化团体的领导下翻译、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译介工作持续、有序、规范发展，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翻译史乃至近现代翻译史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参考文献】

[1] 徐素华.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史[M].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83-109.

[2] 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版）[M].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91-292.

[3] 许怀中.鲁迅与文艺思潮流派[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224-229.

[4] 陶柏康，谭力.中国共产党和左翼文化运动[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16-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