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诗歌范文第1篇

关键词:郭沫若;诗歌翻译;风韵译

郭沫若曾从日本友人山宫允先生处获赠一本《英诗详释》,这本诗集选录了英美诗人的60首短诗。1969年郭沫若选译了其中的50首,即现在的《英诗译稿》。自1947年完成《浮士德》第二部的翻译以来,郭沫若已有二十多年没有比较集中地从事翻译工作了。因此,《英诗译稿》是他建国后仅有的一本译作,也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本。当时正处于横行和的浩劫之中,他自己肩负重任,为新中国的建设马不停蹄,鞠躬尽瘁,然而还是未免与难。他的两个儿子,七子民英(1967)和六子世英(1968)在这场浩劫中被迫害身亡,其中的悲苦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他又悄然地转向了自己心爱的文学,转向浪漫主义诗歌,寄托自己的苦闷。然而,《英诗译稿》可以说是无心偶成之大作,他生前并没有想过将其出版,直到去世之后才被发现,并由其女整理出版。郭沫若翻译这本诗集时,已是七十八岁高龄,无论是文学造诣和翻译技巧都以达到炉火纯青,所以,这本译作最能体现郭沫若的译诗原则――“风韵译”的诗歌翻译理念。

早在1920年,郭沫若就提出:“诗的生命,全在它那种不可把握之风韵,所以我想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之外,当得有种“风韵译”。他认为:“我们相信理想的翻译对于原文的字句,对于原文的意义自然不许走转,而对于原文的气韵尤其不许走转。原文中的字句应该应有尽有,然不必逐字逐句的呆译,或先或后,或综或析,在不损及意义的范围之内,为气韵起见可以自由移易。”(转引自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本)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6)。这要求译者不仅对原文有充分的理解,还能准确地把握原作者的思想和写作动机,不仅“顾及”原文的“语神语势”,还“力求原文语神语势的圆润”,做到以“诗”译“诗”。以《英诗译稿》中William Wordsworth (威廉•华滋华斯)的DAFFODILS (黄水仙 )中的第二段为例:

Continuous as the stars that shine 有如群星在银河,

And twinkle on the Milky Way, 形影绵绵光灼灼,

They stretch’d in never - ending line 湖畔蜿蜒花径长 ,

A long the margin of a bay: 连成一线无断续。

Ten thousand saw I at a glance 一瞥之中万朵花 ,

Tossing their heads in sprightly dance. 起舞蹁跹点头啄。

读者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如原诗般流露出的活泼、流畅的韵味。“continuous”译成“形影绵绵 ”“shine and twinkle”译成“光灼灼 ”,一静一动,传达出深远的意境;“They stretch’d in never-ending line /A long the margin of a bay”译成“湖畔蜿蜒花径长,连成一线无断续。”令人拍案叫绝,犹如译者亲临当年华滋华斯游历过的湖区,沉醉于水仙花丛而触景生情,下笔如神,诗句自然、优美悦耳,不见雕琢之痕。华滋华斯笔下的黄水仙栩栩如生、婀娜多姿地再现眼前。像这样高水准的译诗,需要译者对原诗的领悟能力,更需要译者极高的汉语驾驭水平,能用汉语自然地呈现原诗的意境、风格、韵味。因为“译诗的手腕绝不是在替别人翻字典,绝不是如像电报局生在替别人翻电文。”若“只是随随便便的直译一番,这不是艺术家的译品,这是言语学家的解释了”。

为了再现原文“风韵”,郭沫若摆脱原诗词句行列的束缚,大胆地进行再创造。成仿吾先生在为《英诗译稿》作序时说“我们从这本英美抒情诗选的译诗可以看出,他的手法是多么高超,我想如果原作者本人能看到,大概也应该惊叹与佩服的。”这种高超的手法充分地表现于翻译美国诗人麦克司•威伯的《夜》:

Fainter, dimmer, stiller each moment,Now night.

译诗为:愈近黄昏 ,暗愈暗 ,静愈静 ,每刻每分 ,已入夜境。

郭沫若的诗歌范文第2篇

一、诗集所体现的浪漫主义色彩

在我国新诗以及现代文学中，诗人1920年出版的《女神》率先举起浪漫主义的大旗，产生了深刻长远的影响。而后的《星空》和《瓶》也被浪漫主义气息所围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从诗歌的选材上看，《女神》《星空》和《瓶》往往以神话传说、自然万物、历史故事等为题材，突破了传统的束缚，根据主题需要，创造性地运用各种题材，充分表达诗人的情感。

其次，从作品的自我形象看，《女神》《星空》以及《瓶》中的自我形象都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女神》中的自我形象基本上是受泛神论的影响而塑造的，“个体”不再消融在“类”之中，而是凸现在世界万物之上得到肯定和尊重，是顶天立地、所向无敌的英雄，是披着神话外衣的自我形象。《星空》中的自我形象虽然或多或少受到了泛神论的影响，但是《星空》中的“我”已不是那个“开辟鸿荒的大我”，而是“带的雁鹅”，“受了伤的勇士”。而《瓶》中的“我”则是一个狂热追求爱情，多愁善感，终于觉醒奋起，投身正义事业的形象。郭沫若通过自我形象来传达自己的心路历程，抒发自己的理想，表现了诗人对理想世界的追求。

最后，从艺术手法的采用上看，神奇的想象、大胆夸张以及在形式上打破了传统的束缚，也体现了《女神》《星空》和《瓶》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凤凰涅梁》《立在地球边上的放号》《天上的市街》《洪水时代》等都充分显示出诗人高超的艺术虚构才能和想象力。

二、诗集所蕴含的情感真实

被浪漫气息和狂飙突进精神包裹着的郭沫若，他的感情自然比一般人丰富多彩，对人生的追求也富有层次。既有火一般的激情，又有细腻的个人情感。他说道：“我们知道文学的本质是始于感情终于感情的。文学家把自己的感情表现出来，而他的目的――不管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总是要在读者的心中引起同样的感情作用的。那么作家的感情愈强烈，愈普遍而作品的效果也就愈强烈，愈普遍。这样的作品当然是好的作品”。（出自郭沫若《革命与文学》）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一浪漫主义者对情感的真实崇拜，激烈的情感性始终是郭沫若诗歌跳动的精魂，是其生命感悟的触发点。这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1.《女神》抒发强烈的时代情感

郭沫若处身于一个让人热血澎湃，情绪激昂的“五四”时代，在那个地震式的大变革时代，新民主主义的狂风巨浪猛烈地冲击着旧中国的泥污。此时此刻属于胆质型心理特征的郭沫若也变得更加热情高昂、想象丰富、喜爱冲动，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浪漫主义豪放型的诗歌创作个性。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和破旧立新的时代精神促进了诗人思考，激发了他火山爆发般涌溢的真实情感。例如：在《凤凰涅》中，诗人用五百岁的凤凰集香木自焚，在熊熊烈火中死去，象征了旧中国在中被埋葬。凤凰火葬后复从死灰中获得再生，鲜美异常，不再死，歌颂了再生后的祖国充满了新鲜、华美、欢乐、和谐的光明景象。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郭沫若诗歌中那强烈的时代精神以及一种有感于时代的不可抗拒的情感：反抗黑暗，追求光明，反对旧社会，向往新中国。

2.《星空》寄情愫于自然万物

继《女神》后，郭沫若在1921年9月至1922年12月写了第二本诗集《星空》。这段时间正逢退潮后不久，中国革命此时正处于暂时的低迷期，中国黑暗的社会现实以及中华民族渺茫的前途都刺痛着郭沫若的心灵。面对这一切，诗人那五四高潮期的热情、奔放的情感很快地冷静下来，产生了忧思连绵、难以排遣的苦闷。诗人的创作心态也发生了变化，设想一个心事悠悠的人怎么还会激情澎湃。诗人情感的力度是强是弱，内心世界是相对开放还是相对闭合，会受着客观环境的影响。于是，诗人以浪漫主义情怀和灵感体验的超然姿态，将目光由社会投向了优美质朴的大自然，移情自然以寻求心灵的寄托。《星空》着重抒发诗人因理想破灭而产生的痛苦、彷徨和探索的思想情绪。诗集通过对身边的自然景物以及日常生活琐事的描写来表达情感，抒发诗人的理想和追求，体现了那一特定历史时期诗人的情感真实。

3.《瓶》掀起一场爱情风暴

郭沫若的诗歌范文第3篇

从文学创作方面来说,郭沫若无论在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等其涉足的领域都显示出了旺盛的开拓意识和探索精神,同时也充分表现了“五四”那个狂飙突进、如火如荼的时代。体现了那个时代的革命精神。他的创作激情在他的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尤其是在诗歌创作方面,这种激情的抒发更显得淋漓尽致。

而说到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女神》是不可不被提起的。在“五四”的新诗坛上,《女神》的出版引起了一阵超乎寻常的轰动。郁达夫在《女神》出版一周年时说,我国的新诗,“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自《女神》始。”可见,《女神》带给当时文坛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作为《创造社丛书》出版的第一种着作,它在新诗创作的意象和境界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创新和进步。这部诗集是郭沫若1914年赴日留学,从明治维新后大量引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从东、西方,特别是从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中汲取了诗情,并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中感受到了“新生的太阳”的“新的光明和新的热力”,寻找到了新的方向以后创作的一部充满革命激情和浪漫气质的诗集。在这部诗集中。郭沫若以火热的革命激情,丰富的想象,神奇的夸张,雄浑的格调和华丽的词藻,为我国新诗坛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富于创造力和破坏力的形象,奏响了时代的最强音。正如那首题为“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的诗:

无数的白云正

在空中怒涌,

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情景哟!

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要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

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

啊啊!力哟!力哟!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

在这首诗中,各种自然物象不断地涌现,诗人将整个大自然幻化为一幅幅力的画面和一组组力的旋律,使人在受到所描绘的自然景观的强烈的冲击的同时,更加感受到了充溢在画面中的沸腾不已的一腔激情。

二、充满想象的历史剧创作

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在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现代文学发展的第一个十年中,郭沫若就以其颇具天赋的创作才华写出了着名的剧作《三个叛逆的女性》,其中包括《卓文君》、《王昭君》、《聂婪》三个剧本。《三个叛逆的女性》以大胆想象,重构了历史人物,歌颂了狂热的叛逆精神,其实质是对五四时代精神的阐释。《卓文君》根据历史上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改编而成。作者一反传统对此的评价,而在剧中热情的歌颂了卓文君对封建礼教的反叛精神,塑造了一个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的女性形象。郭沫若结合五四的时代精:请记住我站域名神,在卓文君身上贯穿了妇女解放的主题思想和意蕴。批判了封建卫道士的丑恶嘴脸,揭露了中国封建社会对人性的压抑,赞扬了卓文君敢于追求爱情的魄力和精神。作者将五四的革命精神鲜明地在这个“叛逆”的女性身上体现了出来。

《王昭君》依然是郭沫若此时歌颂的具有反叛精神的剧作之一,在这里,作者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王权。郭沫若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蔑视王权的极具个性的女性形象。作者改变了传统赋予王昭君的命运悲剧的观念,而将其改成性格的悲剧。郭

沫若在此剧中大胆想象,对情节进行了改变:王昭君本是贫苦农家的女儿,被选人宫中做官女以后,不向毛延寿献贿。也不像帝王争宠,当汉元帝发现她的美貌不让她去和亲时,她倔强地反抗意旨而要下嫁匈奴。不但对荣华富贵不屑一顾,而且控诉王权的代表者——汉元帝,骄奢淫逸的可耻罪行以及横暴恣肆的丑恶嘴脸。在这里,郭沫若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充满叛逆精神和蔑视权贵,且带有新的时代精神的女性形象。王昭君对封建社会王权和夫权的反抗集中体现了五四时代的精神内涵。

三、独具个性的散文创作

郭沫若文学创作中的激情特色,也贯穿于其散文创作之中。郭沫若散文创作特色体现在以下方面:

郭沫若的诗歌范文第4篇

[论文摘　要]《女神》以其宗教式殉道精神和浪漫主义的宏大气魄开一代新风，奏响了五四精神的最强音，并以其浪漫主义的精神气度燃起一代青年的青春烈焰。诗歌中所传达的愤激与焦灼这些青春期征兆，我们可称之为郭沫若式“生趣”。在《女神》的放歌中，洋溢着的是一股摧枯拉朽的青春之力的骚动。这种青春期话语特征成为一个时代的话语方式，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生命特征。《女神》以其断裂式的绝叫撕裂了文学史，但郭氏之浪漫主义很快如明日黄花，后继无人。

中国新文学运动与传统文学最大的区别在于它的开放性文化心态，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节新或改造了中国的传统文学。这是一次质的飞跃。此开放式的文化运动，是以新诗节命为突破口的。新文学运动的“发难”之作，胡适的《文’‑，，改良当议》提出的文’学“八事”有五事是就诗而言。陈独秀在《文学节命论》中提出的“二大主义’夕，也大都涉及诗歌创作。诗体节命也就成了五四文学节命的先异。

而这距黄遵宪、梁启超的“诗界节命”已一十年矣。作为五四新文学节命的序曲，“诗界节命”未达到通过“节命”而拯救诗歌的目的，因而实质上是失败了的文’学改良。梁启超们抱残守缺，脱离小开旧文化的轨迹，此乃其失败的重要原因。时过一十年，陈独秀、胡适以力挽狂澜之势提出了声势浩大的白话文运动，它小是要回溯、清理、疏浚、拓展“道统’，源流，而是要从“根抵处’，摧毁之，“别立新宗’夕，其实质是一场反对旧文化旧思想，提倡新文化新思想的深刻节命。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断裂”式震撼前无占人。

胡适、刘半农等人初期写实主义新诗，在扫一破旧诗格律束缚、大胆使用白话写诗方而具有开创之功。在对底层黎民的仁慈关怀上，上承国风、杜甫、白居易，卜启减克家、贺敬之们，表现出了可贵的民主主义思想。而这种思想成了百年来中国文’‑，，的一以贯之的一股内在的永恒的生命张力，异引着文学发展方向。“小拘格律，小拘平仄，小拘长短，有不}一么题目，做不}一么诗”的白话诗，实现了诗歌的一次大解放。但胡适们更重形式突破，尚无暇亦无力探求诗歌的艺术特征，发掘新诗深广的艺术内涵，无论直陈其事，还是描绘意境，或流于直白，或流于粗鄙，犹如“给散文的思想穿上了韵文的衣裳”这从一个方而表明了诗歌节命和一种新的诗体形成需要一个过程。“即今开幕推神手，要选人人绝代才’夕，郭沫若就在时代的召唤卜脱颖而出。

在新诗史上，郭沫若以其恢宏的创作从诗情与诗体两方而确立了作为奠基者小可动摇的地位。诗人以其雷霆万钧之力扫荡了诗坛一切陈腐之气，他那扫一破一切束缚，实现思想解放、文化涅架和民族新生的激情，表现了新诗的时代精神。他那彻底解放的诗体和潜在的占代诗歌传统影响，形成了新诗的基木体式。“此后新诗的基木体式都可以从郭沫若那里找来滥筋:自山体(如《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半自山体(如《人狗》、《人上的街市》等)、半格律体(如《匪徒颂))《炉中煤》等)、格律体(如《凤凰涅梁》等)。新诗从艰苦孕育到呱呱坠地，再到郭沫若的放情歌唱，完成了从诗体突破，到诗情复苏，再到诗式确立的过程，新诗诞生了”。

《女神》的横空出世是一种昭示，中国五千年漫长诗史自此断裂为两半。

清著名诗评家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如太空之中，不着一点;如星宿之海，万源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动，万物发生。古来可语此者，屈大夫以下，数人而已”。如用这一标准衡量，中国新诗除郭沫若恐难有人挤入这一行列。徐志摩、闻一多固然在新诗建设与发展中举足轻重，影响巨大，亦有渊博之学识，然就对时代精神的开掘气度、反映社会的深广度、创作思维空间的开拓及其所引起的震撼力而言，新诗人当属郭沫若第一，艾青、北岛、海子次之。

郭氏乃诗之天才。田汉早年留日间就说郭有“诗才”“诗魂"，朱自清称郭氏之诗“异军突起”，“他的强烈的情感能够将理融化在他的笔下，是他的独到处”，闻一多“每每称道郭氏为现代第一诗人”，康白情则说:“郭沫若的诗笔力雄劲，不拘于艺术上的雕虫小技，实在是大方之作”。这里众人称道的皆郭氏之《女神》。实际上，对于《女神》的杰出贡献，众人只指其一端而未及全体。

五四是一个寻求社会、思想、文化、个性全面解放的时代，郭沫若正是以超人才华、丰富学识和惊人的想象，融屈夫子、李太白等中国浪漫主义诗歌传统与惠特曼、歌德等西方浪漫主义诗风于一炉，炼出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的灿烂新篇章，并且闪耀出五四狂飙突进思想解放的精神之光。在闻一多看来，之所以只有郭诗才配称为“新诗”，是因为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甚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精神”，或者说《女神》同时满足了新诗百年传统和加入“现代性”的世界潮流的双重要求。郭沫若呼唤“开辟鸿荒大我“，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的首次觉醒;他提出艺术是“灵魂与自然结合”的“泛神论”，既是生命的创造力的充分张扬，又为诗情寻找了纷繁多姿的得以表现的形象。

“我们更生了!我们更生了!一切的一，更生了!一的一切，更生了!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我便是你!你便是我!

(郭沫若《凤凰涅》)

唐晓渡在评论《凤凰涅》时说，“借助丹穴山上的香木，梁启超所曾热忱讴歌过的‘少年中国’和他的‘新民理想’再次得到了表达，然而却是以彻头彻尾的乌托帮方式。这种乌托帮同样充满了

‘二十世纪底时代精神’。它不是来自传统的‘桃花源’式的遁世冲动，而是来自米兰昆德拉所说的那种对革命的‘巨大同情以及对一个崭新世界的的末世学信仰’。18世纪的欧洲浪漫主义者曾基于这种信仰，狂热地寻求一个历史的新纪元并在理想化的中世纪寻找到了;20世纪中国诗人的狂热程度甚至更胜一筹，只不过对他们来说，‘新纪元’的地平线已经移到了前方。进化论和新的时间观保证它在人类的集体“涅”(革命的转喻)后将像再生的女神一样姗姗降临。”

女神就这样以其宗教式殉道精神和浪漫主义的宏大气魄开一代新风，奏响了五四精神的最强音，并以其浪漫主义的精神气度燃起一代青年的青春烈焰。诗人纵横驰骋于历史、哲学、现实三维空间之中，从上古神话至近代文明，从外国历史到中国现状，任意采撷，梳织成诗的锦绣。《女神》中所迸发出的奇瑰的想象力不仅是诗人个人的天才所致，而且预告了积压了几千年的民族个性将有一次大爆破、大解放。诗人以一种对现实的非正面观照表现出对现实的更深层的干预，使我们体会出他的愤激、焦灼以及“为人类向上向前而跳动”着的心。

而这种愤激与焦灼是以一种青春期的激情喷射的方式传达的。这种青春期征兆我们可称之为郭沫若式“生趣”。郭氏曾说:“古人用他们的言辞表示他们的情怀，已成为古诗，今人用我们的言辞表达我们的生趣，便是新诗”。这种生趣，便是《女神》中充溢着狂荡无羁的自由感。

“昕潮涨了，昕潮涨了，死了的光明更生了。春潮涨了，春潮涨了死了的宇宙更生了。生潮涨了，生潮涨了，死了的凤凰更生了。”

(郭沫若《凤凰涅》)

在生命的呐喊中，诗人获得了对世界和自我生命的诗情荡漾的体悟。在《女神》的放歌中，一扫晚清诗的疲惫和沉重，洋溢着的是一股摧枯拉朽的青春之力的骚动。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情景哟!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啊啊!力哟!力哟!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

(郭沫若《立在地球边上怒号》)

时代的青春期个性体验中，往往漂浮着对宇宙的思索和对人类之爱，从而使《女神》因宇宙关怀而浸透着形而上的哲学意蕴:

“地球，我的母亲!天已黎明了，把你怀中的儿来摇醒，我现在正在你背上匍行。地球，我的母亲!你背负着我在这乐园中逍遥。你还在那海洋里面，奏出些音乐来，安慰我的灵魂。地球，我的母亲!我过去，现在，未来，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报答你的深恩?”

(《地球，我的母亲》)

鲁迅以其冷峻和黑色幽默折射出作为一个思想家生命和人类之爱，而郭沫若则以他的玄想完成了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的艺术建构。《女神》总是“神驰千里，精?八极”，弥漫着绮丽多姿的理想主义色彩，完成了一次时代精神的浪漫的梦寻。

“地球，我的母亲!我羡慕你的孝子，田地里的农民，他们是全人类的保姆，你是时常地爱抚他们。……地球，我的母亲!我想这宇宙中的一切。都是你的化身，雷霆是你呼吸的身威雷雨是你血液的飞腾。”

(郭沫若《地球，我的母亲!》)

“远远的街灯明了，好象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象点着无数的街灯。”

(郭沫若《天上的街市》)

奇思异想，若夜空中繁星点点，透视着生命童稚的天真;若春风话语，洒下青春生命的甘露。这种青春期话语特征成为一个时代的话语方式，折射是一个时代的生命特征。这令我们想到中国古代神话的姿肆与迷离，想到楚骚的澎湃与浩荡，想到盛唐气象之下李太白的奔放与飞动。

冯光廉所主编《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称《女神》在诗歌体式上超越了胡适，“而进入了诗歌精神的自由表达，也就是进入了诗歌体式的自由创造”，我以为是正确的。正如上文所述，此后新诗的基本体式皆可以从《女神》中找来滥觞。由于《女神》的自由创造，从而使得《女神》至少实现了新诗诗体的几个突破:郭氏准确地把握了诗的情感的本质，超越了直白为诗，使诗一举获得了巨大的情感冲击力，从而赋予诗以深蕴的生命强力和个性焕发的理想色彩;《女神》之奇思异想纵横万里，极大开拓了诗的艺术领域，使新诗在艺术经营能力上走到新的高度;郭氏强调诗的“内在韵律”，诗是“裸体美人”，从内在情绪出发形成诗体，体现了新诗体式发展之内在要求，实现了白话新诗诗情与诗体的自然融合，为新诗的创作提供了基本范式，从而成为新诗的奠基者。

《女神》以其断裂式的绝叫撕裂了文学史，并以其浪漫主义恢弘澎湃之势开一代诗风。可是我们回顾新诗流派衍进史，正如前所论，郭氏之浪漫主义很快如明日黄花，后继无人。创造社后起的诗人都走上了浪漫加颓伤的象征主义道路，太阳社的革命诗人们则更趋向写实，即使郭氏本人后来的创作也自觉地摆脱《女神》而纷纷贴上口号式标签。五四话语中心就是一个“人”字，浪漫主义成了一个时代的适得其时的话语表达方式，当这个“人”受到民族生存等外在压力时，“人”便开始退场，“革命”成了文学史上唯一的中心话语。随着救亡的战火烽起，《女神》所代表的浪漫主义就象中国诗史上的一次庄严灿烂的日出，横空出世，光辉灿烂，但很快便湮没于时代的烟云中了。直至20世纪末叶，北岛、海子们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重现郭氏之端倪，但随着北岛的出走、海子的早夭，似昙花之一现，浪漫主义很快陷于后现代主义的泥淖中了。

郭沫若的诗歌范文第5篇

1963年11月，郭沫若一家从北京西四大院胡同五号搬进气势恢宏的前海花园（占地七千平米，前身是和坤私邸的前院），外人看来风光无限，实则危机四伏。就在这一年夏天，郭沫若最钟爱的儿子郭世英中断在北大哲学系的学业，下放到河南西华农场，起因是他与几名“反动学生”结诗社，讨论文学甚至政治问题。碍于其父声望，郭世英被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以自愿名义下放。

郭世英是郭沫若众多子女中最充分继承父亲才情的，也是最反叛的。周末回家吃饭时，面对满桌菜肴，他会发出挑衅的感叹，表现对“特权”的不满：“唉，要是把这些菜带回学校里慢慢吃，该多好。”有一次，郭世英邀朋友牟敦白到家里玩，在门口巧遇郭沫若。郭世英知道牟敦白极其热爱郭沫若五四时期的新诗，他指着自己父亲的背影说：“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

也许这只是儿子针对父亲的无心叛逆之语，但近年来，许多历史研究者和历史爱好者，对晚年郭沫若发出了类似的反思式评价。从五十年代末直至去世，郭沫若写的大量宣传时事、歌颂领袖的诗词，在艺术价值上难与青年时代作品比肩，有些几乎令人费解。

失子

1967年4月，郭沫若与于立群的三子郭民英自杀。郭民英自幼爱好音乐，1964年在中央音乐学院读书时，将家中一台盘式录音机带到班上，与同学一起欣赏古典音乐，结果被批判为炫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崇拜“洋名古”。郭民英深受打击，退学入伍。他的自杀没有征兆，也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当时分析，他患了类似抑郁症的疾病。

1968年4月19日，已经从农场回京、在北京农业大学继续学业的郭世英，突然被农大造反派绑架关押，由头仍然是五年前的反动诗社案件。当天晚上，郭沫若将和一起出席活动，于立群再三嘱咐他，见了总理务必汇报世英被抓。但当时，全国陷入混乱，已焦头烂额，郭沫若到底没把这件事说出口。他黯然回到家中，进院已是深夜，全家都没睡，都在等着他的消息。于立群情绪一下子崩溃了，反复质问郭沫若为什么不跟总理说。据他们的女儿郭平英回忆：“我平生第一次听到父亲解释的声音是颤抖的，他只说了一句：‘我也是为了中国好。’然后就说不下去了，从妈妈的房间走回他房间了。”

仅仅三天之后，农大传来消息：“郭世英已经自绝于人民。”26岁的郭世英从楼上摔下来，双手捆在背后，粗麻绳已嵌进肉里，全身伤痕。周国平来到逝去好友的家中，看到客厅里，于立群坐在沙发上痛哭。“透过窗户，我看见郭老独自在院子里，正弯着腰，切割用牛油自制的肥皂。我走出去，帮他扶住盛肥皂的搪瓷盘，他朝我默默地点一点头。”

后来，郭沫若长时间一个人在书房里，用毛笔在宣纸上抄录儿子的日记。宣纸被装订成册，他整整抄了八册。

矛盾

1974年1月25日，北京举行了一万八千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大会”。郭沫若早在“五四”的“打倒孔家店”时代，就是旗帜鲜明的尊孔者。他被“勒令”到会，在会场上几次三番被“造反派小将”点名，点到就要起来罚站，在寒风中接受批判。81岁的郭沫若，终于亲身体会到他那些故友被打倒时的感受。

2月10日，突然造访郭家，要求郭沫若写检查，连续轰炸近三个小时才离开。郭沫若如惊弓之鸟，当夜肺炎突发，高烧至神志不清，被送进北京医院。这是郭沫若晚年第一次病重住院，整个1974年，他住了七次院，身体一蹶不振，面貌急速衰老。此后，他几乎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也很少写诗。

1976年，“”被捕。因心情大快，郭沫若的身体出现奇迹般的恢复。他出院回家，和家人一起欢度1977年新年，还在电视上收看了“迎新春庆胜利”演唱会。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演唱了郭沫若的词作《水调歌头·粉碎“”》：“大快人心事，揪出。”郭沫若看完节目后写信给常香玉称赞她“使拙作生辉”。

仅仅五个月前，郭沫若还写过一首《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十周年》：“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两首词对比读来，令人感慨。

1978年2月，郭沫若最后一次住院，直到6月12日去世，再也没能回家。按照他的遗嘱，他的骨灰撒在大寨“肥田”。

在生命的最后十余年，郭沫若留给世间太多饱含争议的文本。1963年，在给陈明远的信中，他把自己那些歌颂时事的诗贬为“分行散文”：“我要对你说一句发自内心的真话：希望你将来校正《沫若文集》的时候，把我那些应制应景的分行散文，统统删掉，免得后人耻笑！当然，后人真要耻笑的话，也没有办法。那时我早己不可能听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