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范文第1篇

今年是郭沫若先生逝世30周年。这位集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剧作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文化巨人的业绩已广为人知。这里，笔者从郭沫若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中，撷取几个他与广西有关的片断，以飨读者。

挚爱之妻是广西人

一代文豪郭沫若一生中先后与5位女性有过婚恋关系。第一位是张琼华，1912年春，21岁的郭沫若与由父母包办的张琼华草率完婚，婚后5日即离家回成都府中学读书，两人毫无感情可言。1916年，赴日本读书的郭沫若在东京与日本姑娘佐藤富子(即安娜)相识，对安娜的爱恋强烈地触发了郭的诗情，当年岁暮，两人开始同居。北伐战争期间，郭沫若与在他领导下的政治部干事安琳相恋。第四、第五位是广西贺县籍的于立忱、于立群姐妹俩。

郭沫若的女儿郭庶英在《我的父亲郭沫若》一书中记述：妈妈于立群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官宦家庭，原籍广西贺县(今贺州市)，其父不负责任，终日饮酒闲逛，其母岑蕴文(岑春煊侄女)不堪丈夫虐待，带立忱、立群、立修等子女离家，到北京定居去了。

说起于立群因何成为郭沫若夫人，还有一段浪漫的“移情之爱”的故事：

1936年，正在日本的郭沫若和天津《大公报》驻东京记者于立忱通过接触，交往相识了。这位正直的女子深深吸引了郭沫若，两人彼此共同语言很多，渐渐有了感情，于立忱成了与郭有恋爱关系的第四位女性。于立忱性格外向，敏感多情，令郭沫若颇为欣赏。郭在日本时给她写了不少情诗，倾诉衷肠。在郭的心目中，于立忱如一树“大山朴”(白玉兰)般迷人，他“喜欢它那叶像枇杷而更滑泽，花像白莲而更芬芳”。一个是多情才子，一个是如花女郎，两人很快就在异国掀起一阵风雨，令郭的日本夫人安娜深感不安。但抗日战争即将爆发，两人很快被拆开了。

1937年初，于立忱比郭沫若先期回国。5月份，这位才女竟为国自缢了，她在绝命书上写道：“如此国家，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1937年7月25日回国参加抗战的郭沫若在上海听到这一消息后，歉疚交加，悲痛欲绝。到沪第四天，他就与友人一同去公墓凭吊于立忱。

郭沫若到上海后，立刻投身于抗战的洪流之中。不久，郭在参观上海国际救济会第一收容所时，经诗人林林等介绍，认识了收容所的工作人员、于立忱的胞妹于立群。

于立群和于立忱都是在北平长大的。于立群原名于佩珊，14岁在北平考入由黎锦晖主持的进步文艺团体“上海明月歌舞剧社”，毅然离家只身去了上海。她演过戏、拍过电影，艺名“黎明健”，在戏剧电影界已能自立。当时，她20出头，留着两条小辫子，穿一身蓝布衫，面孔晒得黧黑，俨然一个乡下姑娘，但显得朴素大方。于立群第一次和郭见面，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郭曾写诗形容于立群“凤眼明贞肃，深衣映缁蓝。人前恒默默，含意若深潭。”

在日本时，郭沫若与于立忱可以说是一见钟情的，而他看见于立群时也是一见钟情，他把对于立忱的爱移到了于立群的身上。此后，两人因救亡工作的关系，常常见面。从于立群这方面来说，因为有姐姐和郭沫若的那层关系，再加上岁数相差20多岁(郭此时已46岁)，她对郭只是由衷地敬重，将其视为师长，并无他意。

1937年底，上海失陷，郭沫若去了广州，于立群等随行。1938年元旦，《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郭任社长，于立群和郁达夫的妹妹郁风任编辑。工作稍有头绪后，郭沫若去了长沙。这时，于立群已是中共地下党员，她带着的信函去长沙向郭转达，要他马上去武汉出任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为政治部副主任。和田汉等人早看出了一些苗头，戏称于立群是“特使”。

这时，两人渐渐产生了感情，不久，他们回到了广州。郭要去武汉上任，于立群想去延安，于是决定同郭作伴，先去武汉。为了行动方便和隐蔽活动，她把行李搬到了郭租住的新亚酒楼。两人在酒楼一同写了几天字，中间不出门。

郭沫若在《洪波曲》记述：“她写一手黑顿顿的大颜体字，还用悬肘，这使我吃惊了。我从前也学过颜体字，在悬肘用笔上也是用过一番功夫的。我便问她，是什么时候学过书法?她告诉我这是他们的家传，祖父是写颜体字的，母亲也是写颜体字的，从小便学来这一套，这大概也是一种家庭教育吧。颜体字的严肃性可能起规范作用，使一个人的生活也严肃起来。有了这样一位严肃的‘小妹妹’在旁边写颜体字，惹得我也陪着她写了几天大颜体字。”这样，两人越发谁也离不开谁，并且实际上已经同居了。

于立群还想去延安，郭写诗向她表白：“陕北陕北我心爱，君请先去我后来，要活总要在一块。”(见《陕北谣》)于立群看到同志们一同战斗，工作得很好，在朋友们的挽留下，便决定先不去延安了。

1938年，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在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郭沫若与于立群搬到武大教授宿舍居住。郭沫若和成了邻居，于立群与邓颖超作了伴。两家往来密切，和睦亲热，有朋友来访，往往一起招待，一起合影。

建立家庭后，于立群成为郭工作上的战友、生活上的伴侣，悉心照顾丈夫。于立群一生始终自居配角，帮助郭沫若完成不朽的业绩。

抗战期间在桂林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郭沫若辗转到长沙，长沙大火后又到衡阳参加南岳会议。11月，他在南岳避日寇空袭时，写诗寄怀远在桂林的于立群：“花朵插君胸，花粉染君衣，花朵虽凋谢，花粉永不离。”12月2日清早，郭沫若由衡阳坐火车动身，3日清早到达桂林。

郭沫若带领第三厅人员到桂林后，把三分之一的人员留下来参加行营政治部，另外的人员陆续用卡车送往重庆。当时，孩子剧团的小朋友们自告奋勇，决定从桂林步行到重庆，沿途演出。这个计划后来竟获成功，一时传为美谈。

此时，《救亡日报》的工作人员也陆续到了桂林，本来打算立即复刊，但因经费无着，地方当局亦无意帮忙，复刊不成。郭沫若到桂林后，抓住陈诚不放，要政治部给津贴，陈诚很勉强地答应每月给津贴200元。此时，夏衍又到香港筹了一笔经费。于是，这份由文化人办的报纸，便在1939年元旦复刊了。但《救亡日报》两年后停办，是何浩若接任第三厅厅长后，亲自跑到桂林勒令停刊的。

于立群于1938年11月11日与夏衍、孙师毅、池田幸子等同车，离开长沙后比郭沫若先到桂林。她曾在广西省政府附近租了一间小房子，但不幸遭日机轰炸，除随身穿的衣服外，所有东西都被烧光了，人没伤着已是幸事。

在桂林期间，郭沫若和于立群住在乐群社，与冯乃超、杜国庠同住。不久，好友阳翰笙从香港采办医药用品回到桂林，也住在乐群社。

那时，白鹏飞(字经天)任广西大学校长，郭沫若与白鹏飞是日本帝国大学的同学，因此白先生很殷勤地招待郭沫若和于立群。他还请郭沫若到良乡的大学里去讲演。1938年12月27日，郭沫若、于立群离开桂林飞往重庆。

视察广西题咏多

建国后，郭沫若身兼多个要职，国事、外事、公务繁忙，但只要有机会，他就争取来广西视察，游览风光。

1962年6月间，郭沫若给一位朋友去信表示：想回四川去登峨眉山，但未必能实现，想去的地方还有福建、广西等地。结果，四川老家未能成行，广西之行却实现了。

1963年3月，身为中国历史学会会长的郭沫若，与副会长翦伯赞及于立群一起，赴南宁参加广西历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南宁期间，郭参观了广西博物馆，看了美协画展，游览了市区，写有《满江红・在广西僮族自治区博物馆见大量铜鼓陈列》、《南宁见闻》、《在南宁看美协画展》。之后又到武鸣游览，书写《武鸣纪游》二首。

告别邕城后到柳州市，写有《途次柳州》、《重访柳侯祠》、《柳州登立鱼峰》、《柑香亭》和《在柳侯祠植树》5首诗，并与翦伯赞、林克武、于立群等在柳侯祠公园种植塔松4株。

3月24日，郭沫若一行来到桂林游览。畅游了七星岩、芦笛岩和月牙楼、榕树楼。游罢两洞，他既赞叹芦笛岩精巧玲珑，又惊叹七星岩雄伟浑厚。游罢即成《满江红・桂林游七星岩》、《满江红・桂林游芦笛岩》两首词。

游完七星岩，又登月牙楼，从窗口眺望七星公园，但见山峦苍翠，花木如绣，赞月牙楼简直是一座画廊楼，他又即兴作诗一首，填《西江月》一阙。

回驻地后，郭来到榕湖边，登上榕树楼(南城门)，在楼上欣赏榕湖美景，浏览了桂林市部分出土文物和摩崖拓本，并用桂林清代名画家罗辰的端砚发墨，为拟建的桂林博物馆、桂林图书馆题写了馆名，重写了“音乐家同志之墓”墓碑，还为文管会等单位题词。

在回榕湖饭店时，郭与陪同游览的自治区政府秘书长林克武、广西史学会副会长吕集义、桂林市委书记陈亮等漫步湖畔，寻章觅句。到达饭店时，才思敏捷的郭沫若已偶成七律一首。

第二天，天公不作美，小雨阵阵，未能游漓江。郭便借此时光重登榕树楼，兴致勃勃地展阅了王半塘墨宝，并应邀挥毫题书。书毕，又为雨中重登榕树楼即赋《西江月》一阙。

3月26日，天仍未晴，郭沫若与夫人冒雨漫游桂林至阳朔漓江两岸风光。船至画山时，正是云缭雾绕，“九马”腾云驾雾，跃跃有神。郭注目凝视，对陪同同志说：“看，九马化成龙了!”陪同者介绍道：“下游平乐县拟建昭平水库，一旦建成，水位提升淹没画山山脚，九马会有几匹进龙宫，化成龙了。”一路上奇峰突兀，云雾变幻，面对神奇意境，郭的诗兴勃然，在船上又吟成了4首诗。回桂林后，意犹未尽，又作《春泛漓江》一首。

27日，原定去兴安看灵渠，但早上春雨连绵，只好改期。下午放晴，他不肯放过良机，又游叠彩山，步入仰止堂，瞻仰明末民族英雄瞿式耜、张同敞刻像。陪同游览的同志指着刻像下的一块空白处对郭说，1959年立碑时特地留下一块地方，待郭老来桂时题写像赞。郭听后点点头，即一字一句地吟读瞿、张二公狱中唱和诗《浩气吟》。

从叠彩楼出来，郭健步登上明月峰绝顶，在拿云亭中构思对瞿、张二公的像赞。从叠彩山下来又游王城独秀峰。

回到榕湖饭店后，郭当晚就将瞿、张二公像赞交给桂林市委负责同志。

3月28日，雨过天晴，郭沫若一行兴致勃勃乘车前往兴安，参观灵渠。之后，郭沫若一行登船至灵渠铧嘴，观看了湘漓分水工程，并在“湘漓分派”大石碑前摄影留念。到了三将军墓，郭听兴安县委负责同志介绍，张、刘、李三将军是石匠出身的修渠领头人，惊叹不已。他说，2000多年前，三将军这批劳动大军斩山凿渠，连接长江、珠江水系，这一伟大工程足与长城南北相呼应，同为世界奇观。

灵渠游毕，郭沫若即兴作《满江红》一阙、诗一首。诗题为《兴安观秦始皇时史禄所凿灵渠》：

秦皇毕竟是雄才，北筑长城南岭开。

铧咀劈湘分半壁，灵渠通粤上三台。

江山一统泯畛域，工匠联翩作主裁。

传说猪龙深作孽，英雄伟迹费疑猜。

游览了南宁、武鸣、柳州、桂林、阳朔、兴安等地风光，游兴极佳的郭沫若多所吟咏，遂有诗集《邕漓行》问世。该书收集郭沫若1963年3月到广西诸地纪游诗27首，1965年3月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宣纸线装，颇为精致。

此前，郭沫若写的广西纪游诗尚有1965年5月6日作《寄题广西勾漏洞》一首和1965年10月20日作的《题三江程阳桥》一首。三江程阳桥写道：

艳说林溪风雨桥，桥长廿丈四寻高。

重瓴联阁怡神巧，列砥横流入望遥。

竹木一身坚胜铁，茶林万载茁新苗。

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范文第2篇

从文学创作方面来说，郭沫若无论在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等其涉足的领域都显示出了旺盛的开拓意识和探索精神，同时也充分表现了“五四”那个狂飙突进、如火如荼的时代。体现了那个时代的革命精神。他的创作激情在他的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尤其是在诗歌创作方面，这种激情的抒发更显得淋漓尽致。

而说到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女神》是不可不被提起的。在“五四”的新诗坛上，《女神》的出版引起了一阵超乎寻常的轰动。郁达夫在《女神》出版一周年时说，我国的新诗，“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自《女神》始。”可见，《女神》带给当时文坛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作为《创造社丛书》出版的第一种著作，它在新诗创作的意象和境界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创新和进步。这部诗集是郭沫若1914年赴日留学，从明治维新后大量引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从东、西方，特别是从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中汲取了诗情，并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中感受到了“新生的太阳”的“新的光明和新的热力”，寻找到了新的方向以后创作的一部充满革命激情和浪漫气质的诗集。在这部诗集中。郭沫若以火热的革命激情，丰富的想象，神奇的夸张，雄浑的格调和华丽的词藻，为我国新诗坛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富于创造力和破坏力的形象，奏响了时代的最强音。正如那首题为“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的诗：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

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情景哟!

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要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

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

啊啊!力哟!力哟!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

在这首诗中，各种自然物象不断地涌现，诗人将整个大自然幻化为一幅幅力的画面和一组组力的旋律，使人在受到所描绘的自然景观的强烈的冲击的同时，更加感受到了充溢在画面中的沸腾不已的一腔激情。

二、充满想象的历史剧创作

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在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现代文学发展的第一个十年中，郭沫若就以其颇具天赋的创作才华写出了著名的剧作《三个叛逆的女性》，其中包括《卓文君》、《王昭君》、《聂婪》三个剧本。《三个叛逆的女性》以大胆想象，重构了历史人物，歌颂了狂热的叛逆精神，其实质是对五四时代精神的阐释。《卓文君》根据历史上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改编而成。作者一反传统对此的评价，而在剧中热情的歌颂了卓文君对封建礼教的反叛精神，塑造了一个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的女性形象。郭沫若结合五四的时代精神，在卓文君身上贯穿了妇女解放的主题思想和意蕴。批判了封建卫道士的丑恶嘴脸，揭露了中国封建社会对人性的压抑，赞扬了卓文君敢于追求爱情的魄力和精神。作者将五四的革命精神鲜明地在这个“叛逆”的女性身上体现了出来。

《王昭君》依然是郭沫若此时歌颂的具有反叛精神的剧作之一，在这里，作者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王权。郭沫若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蔑视王权的极具个性的女性形象。作者改变了传统赋予王昭君的命运悲剧的观念，而将其改成性格的悲剧。郭沫若在此剧中大胆想象，对情节进行了改变：王昭君本是贫苦农家的女儿，被选人宫中做官女以后，不向毛延寿献贿。也不像帝王争宠，当汉元帝发现她的美貌不让她去和亲时，她倔强地反抗意旨而要下嫁匈奴。不但对荣华富贵不屑一顾，而且控诉王权的代表者――汉元帝，骄奢淫逸的可耻罪行以及横暴恣肆的丑恶嘴脸。在这里，郭沫若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充满叛逆精神和蔑视权贵，且带有新的时代精神的女性形象。王昭君对封建社会王权和夫权的反抗集中体现了五四时代的精神内涵。

三、独具个性的散文创作

郭沫若文学创作中的激情特色，也贯穿于其散文创作之中。郭沫若散文创作特色体现在以下方面：

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范文第3篇

从邂逅到相识

翦伯赞，湖南人，1924年赴美学习经济。从美国留学归来后，翦伯赞经熟人推荐给武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的邓演达。邓演达考虑到他是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大才子，便安排他在宣传科工作。

这时，郭沫若恰好在政治部任宣传科长。此后一段时间，翦伯赞便在郭沫若的领导下从事北伐战争的宣传工作。白天，他们带领宣传队深入前线，鼓舞士气；晚上挑灯夜战，撰文写稿，诸如小戏、快板书、英雄故事、政论文章……战争需要什么他们就写什么。

一天吃饭，翦伯赞从一位乡友那里弄来一瓶辣椒酱佐餐，正吃得津津有味时，被郭沫若看到了。郭沫若走过来，笑着说：“这‘发汗药’能给我一点么？”

翦伯赞一喜：“郭科长，您也是湖南人？”

郭挑了一点辣酱放到嘴里，咂咂嘴，笑道：“我是四川乐山人。我们不是l友，但是是辣友呢。”

两人的风趣对话，把一桌人说得大笑起来。

1927年，邓演达委派翦伯赞前往山西，去做督军阎锡山的统战工作，郭、翦这两位军中才子才不得不依依惜别。

20世纪30年代初，翦伯赞开始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并于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新春，翦伯赞辗转来到重庆，任中苏文化协会总会理事兼《中苏文化》副主编，在这里，他再次与郭沫若相聚。时别13年，见面时，两双久别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唏嘘不已。

同年5月，郭沫若聘请翦伯赞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专门委员。在这风雷激荡的年代，两位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开始了愉快的合作。

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后，我党领导的进步文化界人士遭到恐吓、“围剿”和追杀。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贯彻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将在重庆的中共秘密党员和文化界进步人士，一部分转移到抗日根据地或其他安全的地方；一部分仍留在重庆，按“勤业、勤学、勤交友”的方针，“闭门”读书，大力开展学术研究活动，做好统一战线工作。

此时，翦伯赞在歇马场自己的寓所撰写《中国史纲》，日以继夜，十分辛苦。时值夏天，重庆酷热难当，特别是日军飞机不断轰炸，大汗淋漓的翦伯赞经常往返于寓所和防空洞之间，生活紧张且十分危险。

一天，翦伯赞突然接到一封来信，拆开一看，是郭沫若那苍劲有力的毛笔字：

翦兄：弟已转移至乡下歌乐山，极盼我兄能来歌乐山参加“神仙会”。

翦伯赞读罢便笺，马上展纸执笔，给郭沫若复信说，收到郭兄来信，我非常高兴，但因眼下天气太热，我建议将“神仙会”改在秋凉之后。

半月后，翦伯赞又收到了郭沫若的来信。信中再次发出热情邀约：

惠札奉悉。天气实在太热。老兄想等到秋凉之后来歌乐山，小弟也极为欢迎。不过这里的同志们依然希望您早来，参加咱们文工会的“神仙会”，其诚比太阳还要热烈。代达此意，请翦兄斟酌。

于是，翦伯赞冒着酷热，只身前往歌乐山文工会。

在歌乐山下一个陈旧破烂的农家大院里，郭沫若等将两间土墙屋的隔墙打通，简单改修了一下，开了几个窗眼，围了一圈篱栅，这便成为战时专家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礼堂。

翦伯赞来到歌乐山后，和郭沫若进行了长时间的倾心交谈。郭沫若提议说：“翦兄，你眼下正在撰写《中国史纲》，我们这次‘神仙会’不如就中国历史让大家讨论讨论。”

翦伯赞欣然应诺：“好啊！”

次日一早，文工会的100多名专家学者齐刷刷地聚集到这里。由于歌乐山地近北碚，附近有众多从北平、上海、南京等大都市转移至此的大学和学术单位，学者专家甚多。一听说郭沫若要在文工会举办学术“神仙会”，便群贤毕至，学者云集。

郭沫若起身，环视了一眼会场，提高嗓门说：“欢迎各位贵宾来歌乐山参加学术‘神仙会’！下面请历史学家、《中国史纲》的作者翦伯赞先生，做首席演讲！”

礼堂里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翦伯赞起身，深深一躬，对大家的热情欢迎表示谢意。他清了清嗓子，说：“各位学兄！下面，结合我在撰写《中国史纲》中的实践，一些感受和体会，就如何研究中国历史，谈一点我个人的体会，请各位学兄教正，并发表高见。”

说到这里，翦伯赞喝了口水，接着说：“下面，我分9个方面来谈。第一，一部二十四史应该从哪里读起；第二，看看大汉族以外的中国；第三，再看看中国以外的世界；第四，中国史没有奇迹，也不是西洋史的翻版；第五，注意客观的倾向，也不要忽略主观的创造；第六，不要看不起小所有者；第七，也要注意宗藩、外戚与宦官的活动；第八，在研究‘内乱’时不要忘记了‘外患’；第九，应该从文化中找反映，但不要被文化所迷惑。”他深入浅出，发言条理清晰，语言生动活泼，博得听众的阵阵掌声。

当大家讨论到《诗・小雅・信南山》之“中田有庐”一句时，翦伯赞解释说：“‘田中有小屋’，是庶民在耕田之时的栖息之所。”

郭沫若听了，却不以为然，便引经据典地说：“当时种田的是奴隶，奴隶听从奴隶主的指挥，不可能有此居所。庐者，芦菔也，是萝卜。”

翦伯赞听了，幽默地打趣说：“郭兄把我的房子拆了，种上了他喜欢吃的萝卜呢。”

郭沫若笑道：“嘿嘿，是我在翦兄的田里种上了萝卜！”

歌乐山下的这次“神仙会”，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左翼文化界，在进行学术交流、争鸣的过程中，积极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方针的一次成功的实践。

当时郭沫若还兼任《中原》杂志主编，一直为翦伯赞提供讲学、发表文章的阵地。同时，翦伯赞也为郭沫若准备创作宋末抗元题材的《钓鱼城》剧本，提供意见和《宋史忠义传》等资料，这令郭沫若欣喜不已：“奉读大札，不啻获得十万雄师，感激感激。”

当郭沫若喜闻翦伯赞的史学巨著《中国史纲》（第一卷）脱稿，即将付梓时，又致函表示热烈祝贺――

伯赞吾兄：

十七日信奉到，读后甚感兴奋。您的《中国史纲》（第一卷）将要脱稿，这断然是一九四二年的一大事件，为兄贺，亦为同仁贺。我们极欢迎您写好后到赖家桥来为我们朗读，请您一定来。我暂不进城，决定在这儿等您。来时请同嫂氏一道来……我现在略染伤风，更加渴望您用《史纲》来疗治。专复顺颂。

撰安。嫂夫人均此。

弟郭沫若顿首

十一、十九

未隔两年，他又向翦伯赞致辞：“大著《史纲》二部已成，敬贺。”

他们不仅为对方的新著问世贺喜、呐喊，还互为文稿提供建设性意见和资料。1942年12月5日，郭沫若对翦伯赞说：“我的《孔雀胆》剧本之所以能够完成，事实您是一位助产者。经过了好几番润色，才算勉强编成定稿。您说您愿意以历史家的立场来说一番话，我O望您能够即早执笔。”

翦伯赞不负郭沫若之嘱托，挑灯夜战，赶写文艺评论。12月31日，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翦伯赞的著名评论《关于〈孔雀胆〉》，他在文中用幽默笔调写道：

“在今年夏天，当寒暑表升到90（华氏）度以上的时候，我接到郭沫若先生的来信，他告诉我，他‘将在这火热的天气中，写一部火热的剧本’。而我在当时，却正在研究冰河时代的中国史。”

1944年2月8日，郭沫若欲撰《甲申三百年祭》，曾为寻找明末人物李信的史料求助于翦伯赞：“兄谅知之甚悉……乞示知一二。”

翦伯赞先在自己家里的藏书中寻找，没找到，又专程前往市立图书馆查寻，终于找到李信的全部资料，立即寄给郭沫若。郭沫若为此感动不已。

诗作频繁交往，成为他们友谊的纽带

郭沫若与翦伯赞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还是兴趣相同的诗友。1944年夏，日本侵略军大举进犯湖南衡阳，消极抗日，积极，特务横行，民不聊生。翦伯赞即赋《日寇犯衡阳有感》七律一首：

喋血常桃血未干，

又传胡马渡衡山。

焚书到处纵秦火，

杀敌何人出汉关。

此诗抄送郭沫若后，郭连称“好诗好诗啊！”文工会同仁也迅速传抄朗诵，不几天即传遍了重庆的整个进步文化界。

1945年冬，的词《沁园春・雪》盛传重庆，少数反动文人撰文、和韵进行诽谤。郭沫若立即步《雪》韵作词二首，赞颂，痛斥反动文人。随后还将的词和自己的诗作抄赠翦伯赞，也算了却先前中秋节没有赠诗与友的心愿。原来，女作家白薇曾于1944年中秋去看望翦伯赞，临行前，请郭沫若送首诗与翦，郭抱歉而诙谐地说：“我没有诗，‘诗’是有，是现在手里吃的螺蛳，俯拾即是，其味无穷也。”

1948年11月底，翦伯赞和郭沫若、许广平、茅盾等爱国人士奉党中央之命，从香港抵安东省（丹东）。尔后郭北赴沈阳，翦南渡渤海去石家庄，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分别前夕，郭赋《送别伯赞兄》一首，道出依依难舍情怀：

又是别中别，转觉更依依。

中原树桃李，木铎振旌旗。

瞬见干戈定，还看槌挥。

天涯原咫尺，北砚共良时。

新中国成立后，他俩的诗作交往更频繁。1955年11月27日，郭沫若率中国学术代表团访问日本。归国前，因预定的轮船迟到一日。郭与翦由下关偕游温泉胜地别府，当晚宿在白云山庄。翌晨离开时，翦伯赞口吟“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的古诗，依依之意难以言喻。12月26日归国途中，郭沫若赋《与伯赞同游别府》《访日书怀》《题春帆楼》3首，以自来水笔书赠翦。其中《访日书怀》曰：

战后频传友好歌，

北京声浪倒银河。

海山云雾崇朝集，

市井霓虹入夜多。

怀旧幸坚交似石，

逢人但见笑生窝。

此来收获将何有？

永不愿操同室戈。

此诗已被日中友协刻碑，立于福冈市金印公园内，作为中日友好的象征。归国后，郭沫若还将《同游别府》用墨书成条幅赠与翦伯赞：

仿佛但丁来，血池水在开。

奇名惊地狱，胜境擅蓬莱。

一浴霄增暖，三巡春满怀。

白云千载意，黄鹤为低徊。

此诗结尾句巧妙照应了翦伯赞吟古诗的依恋情怀。

1963年暮春，郭沫若与翦伯赞应广西史学会之邀，参加了该会成立大会。会后游览南宁、桂林、兴安的灵渠等地，翦伯赞喜作《游灵渠》：

一统中原迈禹汤，

雄才千古说秦皇。

帆樯北转湖湘粟，

楼橹南通岭海航。

死去三君真典范，

飞来一石太荒唐。

灵渠好似银河水，

流到人间灌稻粱。

此后，翦伯赞还续作《桂林纪游》等4首，于4月2日抄赠郭沫若。郭沫若立即给予赞赏、润色：“诗很好。‘雄才千古说秦皇’句，建议改为‘雄才今日识秦皇’，因为古来都是骂秦始皇的，由的《沁园春》才把他肯定了。这样说，也和老兄的‘不到灵渠岸，无由识始皇’扣合起来了。如何？请酌。‘好似’似可改为‘胜似’，‘流到’似可改为‘流入’。”

次年春节，郭沫若偕夫人于立群前往翦家拜年，发现客厅北壁西半部挂有齐白石《玉兰》画，东半部却空着。郭沫若指着墙壁高兴地说：“我给您写首词，把这里补起来。”于是当场挥毫写下：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

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

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

太阳出，冰山滴；

真金在，岂销铄？

……

落款为：“书近作《满江红》一阕，为伯赞兄补壁。”

这首词已在当年元旦的《光明日报》上发表。1月9日，远在广州的在报上看到后，触发诗情，于当晚写成那首气贯长虹、声震环宇的《满江红・和郭沫若》。

郭沫若和翦伯赞在长达30余年的诗作交往中，互致信函，推敲诗句，你修我改，取长补短。特别是通过诗作交流，抒发了他们的友情和理想，培育了他们高尚的情操，随着诗作的交往他们之间的情谊也更加真挚。

关怀似冬天的暖阳，相互温暖着对方

1945年10月，根据中共南方局的安排，翦伯赞提前为长子翦斯平和儿媳张志诚举办婚礼，以此掩护中共南方局书记召开重庆民主人士座谈会，揭露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

婚礼那天，郭沫若偕夫人于立群早早赶来，而且把他们仅有的一床从日本带回的毛毯作为贺礼送给了新郎新娘。翦伯赞坚决不受，郭沫若生气地说：“你这是要陷我这个伯父于不义！”翦伯赞见他把话说到了这个份儿上，只好笑纳。但婚礼过后，翦还是把这床毛毯送还给了郭沫若。因为当时日军飞机狂轰滥炸，生活极为困难，而且时值隆冬，郭又身患风湿症，一遇风雪季节，全身骨节便会疼痛难忍。

新中国诞生了，革命征途的风雨使翦伯赞两鬓披霜，额纹横生。和郭沫若都亲切称呼这位老部下为“翦伯老”。在新时代的春光里，郭、翦友谊的触须伸展到生活细节上，查阅1951年4月郭回复翦的信件，即为一证――

翦伯老：

转来各信均阅读。您如有暇，随时请来，当敬备辣椒招待。

郭沫若

四、二十五

郭沫若关心翦伯赞的这一生活细节，没有客套话语，也无须华丽词藻，闪烁着淳朴、绵长的战友情谊。

1952年春，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虽事务繁忙，但仍然抽空应约为翦伯赞病故三载的老父题写碑铭。书成之后，翦伯赞盯着白色宣纸上熟悉而独特的郭体字，良久无语，唯任清泪长流：既为父灵志哀，更为同志挚情而感动。

20世纪50年代中期，翦伯赞赠送橡木古椅与郭沫若，致使他“谢甚谢甚”不已。郭沫若很多次出国访问前或出访归来后，都要亲临北大燕东园28号翦舍与翦伯赞叙谈。每逢就餐，郭老上桌喊声“吃”，就动筷子了，选适合胃口的菜一个劲地吃；且先吃先放碗，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随和。翦伯赞有一个收藏古玩的嗜好，而古玩又非常花钱。当时翦家的经济来源，主要靠翦伯赞的工资和稿费，有时买了古玩，全家的生活就非常拮据。郭沫若知道后，便吩咐妻子于立群送些钱给翦妻戴淑婉，给翦家度度“饥荒”。

……

他们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情同手足，互相关心爱护到点点滴滴，就如那冬天的暖阳，相互温暖着对方。

政治上推心置腹，肝胆相照

1941年初春，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后，在重庆对我党领导的进步文化界人士进行政治“围剿”，命令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人员集体加入，遭到了时任三厅主任郭沫若等人的抗议。来重庆不久的翦伯赞也义无反顾，毅然在抗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郭沫若说：“你刚来重庆，还是先隐蔽一下为好。”翦伯赞却说：“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嘛。你们都不怕死，难道就我翦伯赞贪生怕死吗？！”

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俩和范文澜等筹建了中国史学会，把大批历史学家团结在党的周围，取得史学研究和史料编纂的巨大成绩。1959年3月，郭沫若以“答《新观察》编辑部问”的形式，发表《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批判陈伯达煽起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虚无主义及浮夸浮躁风。翦伯赞紧跟着在《新观察》《红旗》杂志上发表《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等多篇论文，支持郭沫若的正确主张，阐述自己的意见，体现出他所持的“在真理问题上不能让步”的思想态度和治学精神。

毋庸讳言，翦、郭之间对某些学术问题也有过见解上的分歧，甚至打过“笔墨官司”。比如在一次中国历史分期的学术研讨会上，就中国古代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问题，两人争议颇烈，互不相让，彼此争得面红耳赤。

翦伯赞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各位学兄，各位方家，在中国古代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问题上，我和范文澜、吕振羽两位学兄的观点基本相同，采用‘西周封建论’。我认为殷商是奴隶社会，西周至鸦片战争为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又分为两个阶段，自西周至战国时代为初期封建社会，即封建领主制社会；秦汉至鸦片战争前夕为发展期封建社会，即封建地主制社会。”

听到此，郭沫若兀自起身，正色道：“各位方家，在中国古代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问题上，我的主张与翦兄略有差异。我主张‘春秋封建论’。我认为从殷朝到春秋中叶，都是奴隶制社会；春秋中叶以后才逐步进入封建社会嘛。”

郭、翦都是当时历史学界的名家，都认为在学术观点上出现或存在分歧是正常的；认为互相讨论、补充，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也很正常，所以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时至1959年夏，中国历史博物馆落成，“中国通史陈列”按哪一种分期观点来布置，还没做出结论，这一下可难倒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因为这是最高级别、最具权威性的历史陈列。一旦确定所依据的理论体系，必然会有利于其学说的传播，而对其他不同观点自然也会产生相当不利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参与讨论的翦伯赞态度通达，主动提议按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论”进行布展，从而解决了中国历史博物馆这一棘手的难题。

1966年5月31日，陈伯达代表党中央接管了《人民日报》，之后便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翦伯赞。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司马洪涛的文章《评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光明日报》发表了师东峰的文章《翦伯赞是怎样积极卖身投靠蒋家王朝的》，又发表《扯下翦伯赞的历史主义黑旗》。同年6月6日，《文汇报》发表《翦伯赞是怎样吹捧人民公敌》。同年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翦伯赞为什么吹捧司马光精神》……

这些别有用心的阴谋家和造反派头头为翦伯赞捏造罗列了一大堆“罪名”，各种批判文章和大字报铺天盖地，欲置翦伯赞于死地。杀向翦家的“造反派”队伍，一支接一支，一群又一群，轮番对翦伯赞展开批斗，即使翦伯赞已病倒了仍不得幸免。H6月1日这一天他就被揪斗了七八次。起初是揪到楼下的院子里进行批斗，还要让他弯腰，坐“飞机”，每次批斗一个多小时。在批斗三四次之后，他已是面色灰黄，力不能支，几次瘫倒在地……

郭沫若通过夫人于立群了解到翦伯赞的处境后，焦急万分。尽管此时郭沫若自己的处境也非常困难，但仍然千方百计进行搭救。不久，新加坡开国元首李光耀访华，因他中文学养较深，中央便安排郭沫若全程陪同，因而有幸见到了。郭沫若见缝插针，把翦伯赞的惨状向作了汇报。

时至1968年11月18日，发话：要解放翦伯赞，在生活上要给翦伯赞出路。

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范文第4篇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后，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共同抗击日寇的侵略。郭沫若在同志领导下，出任主管宣传抗日的第三厅厅长，以爱国民主人士身份，从事抗战工作。叶挺则以无党派将军接受的任命，出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中将军长。从此之后，一武一文的叶挺与郭沫若，再次同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并肩战斗在同一条战线上，挚友情，爱国情，融于一体。

当叶挺即将率领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时，他特意邀请知心挚友郭沫若，将《论语》里的名句：“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书写成条幅，悬挂于居室中堂，永为自勉。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后，叶挺被扣押，于1月14日被押送到上饶集中营。郭沫若得悉消息，即以悲愤之情，题写两语：“风雨今宵添热泪”；“怅望江南余隐痛”。而在上饶囚室里的叶挺，继愤怒抗议之余，更是大义凛然不改“匹夫不可夺志”的初衷，英勇不屈，置生死于度外。从狱中给挚友郭沫若发信，替他安排后事，嘱托先行题写墓碑：“他日我死了，墓碑愿至友郭沫若君题写―――历史悲角叶挺之墓。”

叶挺身在囚室，虽然不能率军杀敌上战场，却仍然以无限深情，时刻关怀郭沫若能用一支大笔，横扫千军，高扬战旗斗敌寇。

1942年11月26日郭沫若五十寿诞时，叶挺身在重庆渣滓洞囚室，利用香烟罐上的圆纸片，亲手做成一枚“文虎章”，在背面上书写“寿比萧伯纳，功追高尔基”10个大字。然后让夫人李秀文亲自送到郭沫若家中。郭沫若接过如此特殊意义的寿礼，禁不住涌出热泪，久久不能停止。

时过不几日，郭沫若接到叶挺在重庆渣滓洞囚室写给他的明志诗作，署名“六面碰壁居士”，写于1942年11月21日的《囚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

地下的烈火，

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

我将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捧读过后，郭沫若当即奋笔写下钦敬赞语：“我敬仰叶挺，他有峻烈的正义感，使他对横逆永不屈服。他的诗是用生命和血写成的。”

抗战胜利后，1946年3月4日，叶挺重获自由，回到了重庆中共代表团的驻地，郭沫若便于当日晚，前去看望他的老友。叶挺一见郭沫若即豪情地说：“沫若，记得吗？‘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现在是一切都兑现了。”

遗憾的是，1946年4月8日，因飞机失事，叶挺一家四口与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中共领导人遇难。正在重庆的郭沫若，痛彻心扉，放声痛哭。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一直深深怀念志趣相谐，性情投合，结局悲壮，长眠于延安烈士陵园的挚友叶挺将军。1961年12月，郭沫若去广东视察时，特地前往肇庆，去到当年叶挺独立团团部的阅江楼，回顾当年相见于这座楼里的往事，缅怀遇难已15周年的挚友叶挺将军。即情赋诗，概述北伐名将叶挺光辉的一生。

北伐从征忆昔年，

党军独立一雄团。

纵教汀贺传天险，

终使吴刘遭痛歼。

革命前驱红十月，“

捐躯遗恨黑茶山。

阅江楼上流风远，

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范文第5篇

关键词： 郭沫若； 书法文化； 文化创造； 新国学

在世界文化版图中，中国书法是无可争议的一个亮点。时至20世纪，除了专业书法家或主要 以书法名世的人士之外，中国作家、学者对中国书法文化的传承与创造也做出了非常重要的 贡献。无论从文人书法、学者书法还是名人书法的角度看，20世纪知名作家、学者中善书者 很多，堪称阵容庞大，佳作纷呈。其中，郭沫若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他作为现代中国书法 文化的杰出创造者之一，在20世纪中国作家、学者与书法文化的课题研究视野中，无疑是一 个相当典型的个案。本文拟从“新国学”的视角来重点考察郭沫若对中国书法文化的多方面 创造性贡献，同时对相关的复杂情形也给出比较客观的分析和评价。

一

“书法文化”是超越了“书法艺术”的文化范畴和概念，是包含技术性的书艺却并非局限于 此的文化体系。其相应的研究对象除了书法作品，还应有书家主体和接受 主体、书法理论与批评，装裱与传播以及书法与其他文化（汉字文化、文学艺术、政治经济 、性别文化、建筑文化、旅游文化、宗教文化以及历史学、教育学、心理学、体育学、外交 学或交际学等）交叉生成的边缘文化。中国人围绕书法而展开的有关活动创造出了丰富多彩 而又源远流长的中国书法文化。既然书法文化绝不局限于书法艺术本体［1-2］，那 么从书法文化角度看郭沫若，就会看到他不仅在书法艺术层面颇有造诣，而且在相关的书法 文化领域多有创造和奉献。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汉字文化及书法研究的重镇。中国书法的基础是汉字文化。郭沫若在汉字文化探源、 整 理和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对书法历史与理论的某些难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现代作家中少有书论造诣精深者，而郭沫若就是这样的作家和学者。国学的根底与西学的 渊博造就了他复合型的知识结构。对汉字的高度敏感也成为他研究和书写汉字的心理基础。 他从小就与汉字文化包括书法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家人的熏陶，私塾的教化，虽然有许多 东西为他所排斥，但在书法的传承方面却受益匪浅。从把笔学字的幼年到挥毫不止的晚年， 他在书法艺术上的努力探索与实践，使他终成20世纪中国书坛名家。也正由于积累深厚，郭 沫若才有可能于20年代末旅居日本时，由古文字尤其是甲骨文金文研究入手，考论结合，以 字辨史，借史鉴今，充分占有相关资料，深入探究中国文字和书体的演变规律，创立了中国 古文字研究的新范式，对现代中国书学理论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即使到了晚年，也 时或结合考古新成果，对古代文字的起源及演变给出新的论证，还担任《甲骨文合集》的主 编。此外，在60年代著名的“兰亭大论辩”中，郭沫若的积极参与和影响至今也仍使人难以 忘记。

事实上，郭沫若不仅是一位相当卓越的书法家，也是一位勤勉的书法研究者。在中国书法 史上，文字体式与书法体式的演变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郭沫若对此给予的关注和深 入的研究，产出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他的《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 卜辞通纂》、《殷契萃编》及《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等，从多方面破译和解读古文字， 使他在古文字研究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唐兰先生所说“夫甲骨之学，前有罗王，后有郭 董”，将他视为著名的“甲骨四堂”之一。今人视他为古文字研究的一代宗师和弘扬汉字文 化的 使者，自然都有一定的事实根据。而郭沫若对文字学的精通，显然也为他的书法艺术和书法 鉴赏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甲骨文的文化学和历史学意义是郭沫若所关注的，但其书学或 书体意义也为他所注意。而且，自然形态的甲骨文也在他的审美鉴赏和摹写（亲笔用毛笔书 写的相关著作很多）创化中，获得了现代生命。又如他在《周代彝铭进化观》中指出：“东 周而后，书史之性质变而为文饰。如钟之铭多韵语，以规整之款式镂刻于器表，其字体亦 多 作波磔而有意求工。……凡此均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中国以文 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这里从审美意识角度分析书法起源，自然不无道理。而他对 王羲之的《兰亭序》给予的关注和考证，至今看来亦属于一家之言。他在60年表的《〈 兰亭序〉与老庄思想》、《〈兰亭序〉并非铁案》、《西安碑林序》等文，除了表明他对 史实的兴趣，也相当充分地表达着他对书法本体的重视。其对原始刻划符号和甲骨文艺术特 点的论述及《兰亭序》之真伪问题的论辩，引起了书坛广泛的注意，推动了书学理论的研究 ，带来了书法事业在“文化革命”或“继续革命”时期的艰难潜行。这些成就，尤其是后期 有关兰亭论辩的 数篇论文，较为充分地反映了他深厚的学养和比较自觉的文化研究眼光，如特别强 调从道家文化思想角度研究《兰亭序》即为显著的例证。郭沫若在生前一直在骨子里关切汉 字文化的命运，对汉字书写有一种执著的信念；在书法技巧方面，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思考 和探索；又曾在书法作品中论述书法（如《论书轴》）。而郭沫若对同时代人的书法也给予 了关注，如他曾论及鲁迅的书法：“融冶篆隶于一炉，听任心腕之交应，朴质而不拘挛，洒 脱而有法度，远逾宋唐，直攀魏晋”，也可见出其书法评论的要言不烦，被学人视为经典而 广为引用。总之，伴随着书法活动不断进行考察与思考，在郭沫若几乎成了一种“职业”习 惯，从一定意义上说他是学者型的艺术家和艺术家型的学者，的确是有相当道理的。而他的 学术文化包括现代书学成果，无疑也是对“新国学”的重要贡献。

(二) 中国现代文人书法艺术的翘楚。中国书法艺术是中华文化中的瑰宝，是典型的“国粹 ” ，郭沫若怀宝拥粹，兼容再造，在书法艺术层面也有其重要的创造性贡献。如果说他的文学 作品是“献给现实的蟠桃”，那么他的书法作品则是“献给人生的橄榄枝”。其书法生涯甚 至长于文学生涯。郭沫若多才多艺，即使淡化了“旗手”的色彩，也仍拥有着大文人的气象 ，所以在不少人看来仿佛“东坡”再生。如东坡先生一样，郭沫若在书法方面也有很高造诣 ，他熟悉各体书法，其中“最为出色的是其将北碑笔法与行、草体势杂糅为一体的成功尝试 ”［3］。其追求尚意和变形的书法，在现代书法史上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他著作 等身，其各 类手稿文本也多具有一定的书法价值。当然，若从书法家类型看，郭沫若可归入文人型（学 者型）或“名人”型书家。“文人书法”为其骨，“名人书法”为其肉，相得益彰而流通于 世。在他的书法作品中，处处透射出一种“文”的气息，集万端于胸中，幻化出千种思绪， 从笔端涓涓流出，化为与其学问修养相融合的境界，以书法艺术形式展现给读者。在“五四 ”前后，郭沫若的手书墨迹就显现出了自己的个性。在历史学与文字学交织的创造性研究的 界面上，他的书法艺术更获得了坚实的学术根基和文人书法的深厚素养。其学者风范、书家 功力与政治家气魄的相对完美结合，构成了郭沫若书法艺术的鲜明特色，在这种意义上，有 人称之为“郭体”，自有一定道理。从历史上看是有“郭体”之誉；从艺术上看，书法风格 或个性的存在也证明有“郭体”之实。仅仅从郭沫若与书法的角度，有心人也完全可以以其 书法活动为谱事，编出厚重的《郭沫若书谱》，甚至也可以紧跟时代需求用“郭字”设立电 脑用字字库（近期崔俊生编的《郭沫若书法字汇》为此奠定了基础）。他的书法作品（如草 书《百粤千山联》、《致子易诗书轴》、《咏武则天》、《录庄子逍遥游句》、《国民七言 联》，行草《江汉丘陵七言联》、《书杜甫草堂联》、《沁园春雪》、《顿觉》以及楷书 文天祥《正气歌》扇面、用李白《蜀道难》韵反其意而作的行书手卷《蜀道奇》等等[注：参见《郭沫若遗墨》（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中国书法家全集郭沫若》（河 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以及《二十世纪书法经典郭沫若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郭沫若书法集》(四川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等专书。]） ，包括他的某些题字（如题碑名“黄帝陵”；题匾名“故宫博物院”；题馆名“中国历史博 物 馆”；题刊名“书法”；题祠名“武侯祠”；题斋名“荣宝斋”；题书名“奴隶制时代”； 题画“题徐悲鸿画奔马”；题银行名“中国银行”等），有的如沧海生波，神完气足，潇洒 飘逸，顿挫有力；有的线条伸缩中充盈着艺术张力，缠绕飞扬，俯仰有姿；有的奇崛多变， 险峻诡谲，神秘庄严，尤有美感。其特色独具，面目清晰，确能够给人留下难忘而又深刻的 印象，在接受美学的意义上也极易于被辨识和传播。正所谓：“着绝艺于纨素，垂百代之殊 观。”有些书作大气磅礴，令人感到震撼。毋庸怀疑，即使在价值多元的时代里，郭沫若的 那些书法精品也足可以传世，并多为世人欣赏和收藏。从形神兼备、内容与形式统一的 角度看，他的书法作品也多书写自己创作的诗词或语句，与时代生活息息相关，特别是他为 文化创新的事业，为革命和抗战以及为新中国建设而进行的大量书写，使书法走向人间社会 、走向名胜古迹，同时创造出了具有亲和力和时代性的现代书风。

郭沫若书法能够有独特面貌也当是融会贯通的结果。首先是认真向前人学习。如他从古文字 到历代书帖多所涉猎（如他多习北碑，60年代还临《兰亭序》等等），尤其是早年曾学过颜 字，且用功颇深。从他的作品中，尤其是“少数字”作品，仍依稀可见颜鲁公的浑厚雄健的 风貌 ，总体看书风雄强豪迈，具阳刚之气势和骨力之遒劲，很有时代特色和男性书法特征。 ［4］这 也与他喜读孙过庭《书谱》、包世臣《艺舟双楫》等书帖有关。其次是注重磨炼书法技巧。 所谓书法必是有法之书，郭沫若曾说：“笔法的要领，我看不外是‘回锋转向，逆入平出’ 八个字”。［5］因此可以说这八个字也体现了郭沫若运笔的基本功和基本特点。复 次是融会创 造，随情化用，自成一家。郭沫若研习书法，不亦步亦趋地跟在前人后面而难有自家面目， 而是努力彰显自我表现的个性色彩，化他人为己用，从而独具风骨。郭沫若的书法虽也有楷 书扇面《文天祥〈正气歌〉》那样的精致“小品”，但大多则是尚意随性、信笔挥洒的“大 作”。

(三) 书法人生交际及文化活动的“主角”。文人与书法的结缘其实也是对自我人生的充实 ， 而通过书法为中介的人际交往，又在更大程度上丰富了他人和自己的人生。郭沫若的书写尤 其是艺术创造性质的书写，恰成为其文人生命焕发的生动体现，而他的活跃和主动精神则使 他成了书法人生交往及文化活动中的“主角”。一方面是文艺来源于生活，另一方面是生活 也来源于文艺。两方面互动频繁的人必然会拥有丰富多彩的人生：临池的时光构成了郭沫 若生命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与夫人于立群那仙侣般的夫妻书法与情感交汇也颇令人称羡 ；而他给许多人尤其是亲朋好友题字相赠的佳话更是广为流传。他慷慨地为全国各地名胜古 迹、报刊传媒、文博部门、工矿学校以及社会各界、海内外友人和亲人留下了难以计数 的辞章墨宝（自然并非都是精品）。其书法作品量多质优（仅传世的题画作品就有200多幅 ），影响广远，现代文人书家还很少有人可以和他比肩。但在他的生前，几乎没有搞过个人 书法展。在1941年文化界为他祝贺50寿辰时，曾在他获得如椽大笔的同时举行了“郭沫若创 作生活25周年展览会”，方才展示了部分书法作品。［6］即使在生活非常困难的时 候，他也没 有走上卖字为生或敛财的道路。尽管在他身后其书法早已“一字千金”，但他生前却总是有 意识地将书法作为媒介，在书法交往中不断开拓人生：既有助于各项工作的展开，更丰富了 自己和他人的人生。仅从这个角度看，郭沫若也达到了相当高的人生境界。而郭沫若书法与 旅游文化、科学教育、文学艺术等的紧密结合，则在很大程度上讲是丰富充实了现代中国书 法文化宝库。郭沫若的书法作品很多，其中在内容与形式上真正结合好的佳作多被人们视为 珍品，享有人间的特殊礼遇。即使那些存在一定问题的书作，也并非“文化垃圾”，也具有 历史文化的资料价值，较如今许多当红之“星”的稍纵即逝似乎还要有着更为久远的生命。 比如，郭沫若对科学教育事业的关切是终生的，不仅担任过科学院院长及大学校长，还曾为 各类科研机构及学校题词或题写校名，多被勒石刻碑挂牌，意欲借书法符号彰显科学教育文 化。因此，从很大程度上讲，郭沫若的书法活动本身也是一种带有审美性的工作。这也就是 说，郭沫若书法既具有生活性或审美性等文化功能，也具有一定的宣传性或广告性等作用。 但从艺术与人文的视野来看郭沫若书法，则更应注重他与友人间的翰墨情缘，其作品的“人 文”意味常为后人怀念不已。在许多回忆文章和有关年谱中，便记载着郭沫若从事书法活动 的大量事迹。而在中国文化环境中，书法名家乃至各类名流都容易与书法文化结缘，且善书 者很容易背上沉重的书法任务。很长时间里，欲求郭沫若墨宝者众多，所积“字债”常不堪 重负。但带着任务挥毫有时也能为他带来创造的快乐。如他题写“荣宝斋”、“黄帝陵”等 得意之作时，笔迹中也仿佛洋溢着他的欣慰之情。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特别是建国后的 几十年间，他参观过许多名胜古迹，题诗、题字是家常便饭，即使在他的耄耋之年，来自个 人和单位的求字者仍很多，郭沫若仍坚持用颤抖之手握管，努力满足请求者的心愿。从颤 抖的笔迹中固然可以看出其生命的挣扎和顽强，更可以看出他对他人和书法的尊重和喜爱。 他对书法的讲究也值得注意。如他经常为他人和自己的书籍题字，经常并非一挥而就，而是 写了再写，如他在给日本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另书一纸奉上，务请更换为祷” ［7］。郭沫若的书法艺术同样享有国际性的盛誉，他的墨宝在日本尤其受到欢迎，多处 立有他的诗碑。他赠送外国友人或使者的许多书作，对传播、弘扬中国文化，增进国际文化 交流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从自我精神需求来看，书法文化的滋润也为郭氏人生添加了许 多光彩。

(四) 将文学与书法进行融合创造的成功者。郭沫若大量的手稿，其中有些既是文学作品， 同 时也可以视为书法作品，二者有意无意的融合，创造出了双重艺术价值。观其书作也多有强 烈 的抒情性，透露着诗人的浪漫气质和激情。这与他心摹手追故乡前贤、大文豪苏东坡有关。 他在《咏东坡楼》中云：“苏子楼临大佛寺，壁间犹列东坡字。洗砚池中草离离，墨鱼仍自 传珍异。……”对苏子的崇敬和对苏字的关注溢于言表。郭沫若作为苏轼以后四川又一大文 人，其书法成就也许可以追攀东坡。东坡书法为宋代尚意书风的代表，这对郭沫若书法颇有 启发，其用笔、结体皆有宋代书法意味，但又更为注重自由发挥和情意表达，个性突出，风 神洒落。在神韵上，郭沫若书法继承和发展了东坡书法，所以现代作家和大书法家沈尹默曾 有诗评曰：“郭公余事书千纸，虎卧龙腾自有神。意造妙掺无法法，东坡元是解书人。”诗 中所说真是精当精彩，令人拍案惊奇！只是“余事书千纸”，也许不逊于“正事千万言”。 亦恰如深谙中国书法奥妙的蒋彝先生所说：“书法家的目标不纯粹是清晰可辨和写一页看上 去舒服的字……而是将思想、个性与构思等诸方面表达出来。对我们来说，它并不是一门纯 装饰艺术。只有具备明显个性的学者，特别是具备诗词、文学和音乐修养的学者，才能完成 一幅令人满意的作品。”［8］综合看来，郭沫若的情形正是如此，作为作家与书 家的紧密结 合当是非常成功的范例。其书法创作始终以发显个性气质和浪漫精神为范式，其点画的飞动 与结体的奇变，也与他的人格和文艺思想相吻合。透过书法形迹(如早期的新诗手稿)的表象 ，我们不难发现他那 颗文采洋溢的诗心是多么敏感、骚动和富于变化。在他的诗歌内容和风格上，也表现了其鲜 明的浪漫主义艺术特色。在诗歌形式上，他曾追求“绝端的自由”，从而创作出想像力丰富 多样而又奇丽壮观的诗篇，开一代新的诗风。从郭沫若的新诗集《女神》到历史剧《屈原》 再到他大量的旧体诗词，都贯穿着一种遮不住的浪漫，但这种浪漫里，既有西方文化的感召 性影响，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中浪漫余脉的传承性影响，这促使郭沫若不但性情冲动，乐于内 心激情的喷发，而且在艺术观上也追慕天才式的灵感，极力表达一种自由与浪漫的时代精神 。郭沫若在文学上的成就使他酷爱浪漫与自由，并传达着“反传统”或“超正统”的精神， 转换成书法作品时，也即有了“意”的挥洒与“狂飙”的天成。典型的“郭书”风格也可以 概括为“奔放恣肆，雄奇变化”。书写中经常信笔张歙，随意发挥，点画或拙或巧，或藏或 露，墨迹亦浓亦淡，亦润亦枯，笔随意转，态由心生，常能一气呵成，笔墨间洋溢着浓厚的 浪漫主义气息。这也就是说，郭沫若书法具有表现上的自由感与随机性，展现了大胆的创造 精神和鲜活的时代特色，正与其文学风格上的浪漫主义精神相一致。总之，书法终归是书家 的个人心性和文化习性这“两性”的综合表达。郭沫若书法在书法本体价值与包孕的人文意 义方面可以说是诗人与学者气息的融合与张扬。

通常作家写字留下的手稿不如书史上的碑帖那样规整，但因了它独在的个性，深藏的情味， 也别有一番意趣，是一种更特殊的书法，其趣味的盎然深郁，不在书法家之下。郭沫若是作 家，也是书家，既有严整之作，更有意趣之作。一生屡经风浪的郭沫若，在其书法中充分表 现出其学者和文豪的风范风姿，其作品无论长篇巨制，抑或短笺小札，用笔大都十分爽 快果断，很少犹豫与迟疑。书写内容多为自作诗词，无论旧体新体，大多富有时代气息。郭 沫若早年的自我表现是惊世的《女神》等，而晚年的郭沫若，其有限的自我表现却是在写作 之余的赋诗填词，并伴之以泼墨书写，看上去只是作为消遣消闲，但却更富于文人雅趣。笔 墨常是老辣浑实，奇诡峻峭，古意盎然，格调儒雅。如某日郭沫若以剧名书成一副对联，上 联为“虎符孔雀胆”，下联为“龙种凤凰城”。这样的文学（联语等）与书法紧密结合的创 造和生存方式，是中国文人的一个宝贵传统，弃之可惜，即使在电脑写作普及的时代，也应 在维系和发展文学艺术传统的层面上，努力将其发扬光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现代文学 史上，作家手稿具有书法艺术价值的较多，但有些名家也未必能臻于书法艺术之境。如陈思 和在谈到巴金手稿时就曾说过，巴金不是书法家，他的手稿不像鲁迅、郭沫若的手稿，给人 在阅读手稿的同时还享受书法艺术的熏陶，巴金的《随想录》等手稿不可能像《子夜》、《 四世同堂》的手稿那样，一手干干净净的毛笔字，让人赏心悦目。［9］固然巴金手 稿也有自身 的价值，但却毕竟在兼具书法艺术特性方面难以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甚至沈从文等作家相 比。20世纪中国作家与书法关系的不同，也可以分为不同类型。每一类中也会有不同的情况 。如同为书法家型的作家，其书法艺术成就的大小不等就是很明显的事实。郭沫若的书法艺 术成就较之沈从文、钱钟书等著名作家的书法艺术成就恐怕还要大些。而他的自白“有笔在 手，有话在口。以手写口，龙蛇乱走。心无汉唐，目无钟王。老当益壮，兴到如狂。”也可 以视为他的文学与书法交合生涯及自由精神的生动写照。此外，郭沫若的书法总的看毕竟是 其文化创造的重要方面，较多的书法精品（尤其是行草精品）构成了一种“沫若文化”现象 中美不胜收的风景。在诗歌及历史剧甚至在治学方面也许可以说郭沫若后期有衰退倾向，像 不少跨时代作家和学者那样出现了“江淹现象”，有许多问题和教训值得注意和思考。但中 老年郭沫若的书法却有长足进展，旧体诗词、联语也每有佳作，当人们在“新国学”视野中 重新估价旧体文学艺术在文艺史、文化史上的地位的时候，确实应该避免简单的线性判断， 给出更为全面和恰当的评价与分析。

二

从20世纪中国作家、学者与书法文化的课题研究视野中考察郭沫若，就会发现这一典型的 个案蕴含着许多可供思考的问题。这里仅从“新国学”或文化研究的角度，对相关的复杂情 形给出几点客观的分析和评价。

(一) 苦难人生中的书写及精神补偿。即使在人生极为困难的日子里，郭沫若也在竭力避免 文 人生命的陷落，而努力寻求超越之路，书法与书写趋于一体的快慰，使他的精神得以升华， 至少可以化解一些环境的压力和生活的沉重，在黑暗中通过审美化的书写而造出维系生命的 氧气。比如在重庆时期，风云多变，困难重重，郭沫若除了自己勤于书写之外，还团结了一 大批文学美术书法界人士，在艰难时世仍为繁荣文艺事业作出了贡献。为此文化界也给他以 很高的评价。就在他50寿辰之际，他为了感谢文化界的祝寿，真诚地表达了这样的心迹：“ ……金石何缘能寿世？文章自恨未成家。只余耿耿精诚在，一瓣心香敬国华。”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郭沫若的金石之缘、文章名世绝非偶然。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郭沫若也没 有终止 他将书法与书写整合为一体的追求。甚至可以说，在那个最为荒谬的年代，郭沫若能够做的 最有意义的事情，便是以书法文化为中心展开的书写与研究活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年代， 毛泽东、郭沫若、沈尹默和舒同成了书法艺术这门“旧文化”的倡导者和传薪者，他们的书 法不仅各领风骚，对传统作了综合性的继承，而且在传统文化低落的年代，对书法家和民众 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引导。我们以为，沈、郭、毛、舒或可谓为建国书坛“四杰”。只要尊 重历史，就不能忽视郭沫若在书法文化建设上的多方面贡献。即使在其一生最“无所作为” 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的郭沫若，也没有放下他的毛笔，并创作了一些具有划沙折股的笔 意和艺术感染力的书法作品，为灾难岁月中寂寞的自己和人们，带来些微的欢悦，在文化心 理上则构成了一种精神补偿机制，对书法家本人至少也有某种养生的功效。

(二) 书法成为郭沫若与传统文化联系之“根”。郭沫若对书法艺术的痴迷当源于他对中 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倾心。同时，也可能正是对中国书法艺术的热爱为他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视 角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并得出一些与众不同的结论。这也就是说，经常性地进入书法境界 必然会更多地接触传统文化，辅助性地培育对传统文化精华的喜爱，塑造独特的民族审美情 趣。我们经常强调的是郭沫若对古文字、古诗词和考古等的研究对其书法的助益，却容 易忽视他对书法的深切爱好和沉浸，也促使他更多地接触甚至是利用他所掌握的传统知识从 事文化创造。譬如他对儒家文化及孔子的亲近，就伴随着许多书写（包括书法性的书写） ，而这些书写也在促进他对儒家文化和孔子的理解和化用。［10］再譬如他与旧体诗 词的传承关 系是如此深切和长久，使他创作的旧体诗词几乎和他的新诗一样受人关注，其中一个重要诱 因就在于题写旧体诗词较之于题写新诗更为方便也更为习见。因此，我们在探讨郭沫若与中 国传统文化及其学术文化关系时，固然可以在儒道释法等文化论域中充分展开，但也应深切 关注他与中国艺术文化尤其是书法文化的密切关系。有人说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根”，在这 里我们更愿意视书法为郭沫若与传统文化之间剪不断的“根”。也正是由于有“根”的牵扯 ，郭沫若“反传统”不能彻底，回归传统悄然进行。其精神性情往往也与此相关。

(三) 与时俱进的书写也会出现“笔误”。文人的二重性自古皆然，在书法文化的视域中来 看 也是如此。文人心态的复杂与书法面貌的多样往往有着非常内在的对应关系。刘熙载在《艺 概》中说到：“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如其人也。”［11］文化 人格复杂的 文人其书作也有其隐在的密码，人格或多或少有损的文人，无论是得意者还是失意者，往往 可以在书法世界中找到“墨舞”的快乐和精神补偿。［12］就郭沫若而言，他是既向 雅、尚美却 也趋俗、趋时的。如“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写下了许多古体诗，其内容有许多不敢恭维， 但其 书法艺术却可以相对独立地存在。郭沫若就曾多次以1966年自己写的诗《颂大寨》书为条幅 以应友人的求字。内容显然是当时流行的标语口号，但其作为书法作品却可以成为博物馆或 艺术馆争相收藏的对象（即使作为“文化大革命”文物也有收藏价值）。另外，郭虽是饱学 之士，但他在评论毛泽东诗词和书法时对毛泽东笔下出现的笔误多“将错就错”，还有所 发挥，就不免牵强而又媚俗。沈从文曾批评郭沫若的创作，说“他不会节制。他的笔奔放到 不能节制。”“……不缺少线条刚劲的美。不缺少力。但他不能把那笔用到恰当一件事上。 ”［13］这样的分析用来对郭沫若多露锋、少含蓄的某些书法作品，也是相当适用的 。但在书法史上亦有以 拙、丑为美的传统，讲求艺术变形，反对精致、巧滑与妩媚。傅山曾提出著名的“丑书宣言 ”，曰“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足以回临池既倒之狂澜也。 ”这种极端意味很浓的话语表现了一种反潮流、反俗众精神，其要旨在于提倡自然自由的书 风，从而抒发真情实感，体现自 由意志，以真率真诚的“心画”超越字表之媚，追求艺术本质的美。郭沫若某些看上去较为 粗糙的书法，实却拥有磅礴的气势和酣畅淋漓的效果，尤其是他的那些遒劲飞动的行草，确 能给人以爽与酷的感觉。但到了郭沫若的生命晚期，虽然仍以发抖的手题字，却常失去韵致 和形体，那种力不从心的感觉和病态老人的形象，真是“跃然纸上”，令人感慨不已。倘从 大处着眼，也可以从郭沫若的书法活动中，看出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悲剧在郭沫若身上也 有相当刺目的体现——他的相当一部分书法作品都潜蕴着传统士子的功利意识和忠君意识。 分析文人书法家的文化心理，可以从儒家、道家等角度分析。如把郭沫若的书法全部集结起 来，按年代编出，亦可以看出20世纪中国的面影，一方面体现着儒家文化塑造的积极入世、 书以载道的精神特征，另一方面也显现出某种被儒家文化覆盖遮蔽的“无我”状态，不少歌 颂或应景的书法作品实乃顺势应世媚俗的结果，其中也显现着某种人格的扭曲、个性的泯灭 ，而这又与儒家文化忽视个人权利、不尊重个性的心理积淀大有关系。因此可以说，从郭沫 若书法活动体现出来的某种悲剧性，并不仅仅是其个人悲剧，也体现着民族文化传统的悲剧 。

(四) “全人”的观照及“慎评”。笔者曾主张从全人视境来观照现代文化名人，这对郭沫 若 自然也很适用。从人才观来看，郭沫若可谓是“另类”人才，很难接受传统的旧式教育和家 训族规；他也是尝试殊多、事业多成的“球形”人才，很难用单一的命名来评估他多方面的 成就。人们从不同侧面称他是作家（诗人、剧作家、散文家等）、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 考古学家、文字学家、书法家和翻译家等等，综合来看，作为曾是“创造社”领袖的他则是 20世纪中国一位有着众多建树的文化名人，有着旺盛而又持久活力的文化创造者。尽管有人 常借若干失误而蔑视郭沫若，但认真审视其“全人”的学术取向仍应成为主导方面。对郭沫 若的书法名家身份，有很多人予以确认，并给予很高评价，其中最典型的有“郭体”之誉； 但也有人大加鄙薄，其中最典型的是“滥俗”之说。前者多见于中国内地正式出版的书刊， “主流”特征明显；后者时闻于海内外学人的议论，“民间”色彩突出。而在笔者看来，郭 沫若的书法世界，可以说是“功底深厚，书风浪漫；应用广多，佳作时见；书文互彰，情趣 盎然；世人赞誉，亦有遗憾”。诚然，郭沫若在身后为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也留下 了巨大的反思空间。事实上，郭沫若的书法与其“文学创作”、“文化创造”浑融相通，体 现了一种 “永远的文化创造精神”，这也是值得我们珍视的精神文化遗产。笔者曾指出： 如果说民族文化定有其文化基因或文化原型的话，那么中国人创造的汉字或象形文字，就自 然蕴涵着炎黄子孙的心灵和艺术的奥秘，并结晶为名冠全球的“中国书法”。因此，在我们 今日的国民性里，也依然深深地渗透了因汉字书写而生成的文化心理基因。不管时代如何变 迁，“中国书法热”似乎总能成为汉语言或华文文化圈独特的人文景观，并携其鲜明特色走 向世界，吸引更多眼球来欣赏这神奇的毛颖之舞。尽管随着电脑时代的轻捷步伐，书法的实 用功能日见萎缩，但书法艺术创造的无限空间仍存留于人们心中……［14］。笔者坚 信，无论消费性大众艺术怎样大行其道，艺术工具怎样更新，“换笔”运动怎样快捷，但伴 随文化国力的提升和汉语热的不断升温，中国书法文化绝不会被消灭。因之，“哲人其萎， 墨宝长存”，物以稀为贵，艺以精为显，能大雅亦复大俗的复杂的郭沫若，其人与书的丰富 性也依然会具有恒久的魅力，其传世的真迹也仍会为世人所珍视，在山水之间，在庙堂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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