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诗范文第1篇

1、郭沫若的诗集：

《女神》、《长春集》、《星空》、《潮汐集》、《骆驼集》、《东风集》、《百花齐放》、《新华颂》、《迎春曲》。

2、郭沫若诗集代表作是《女神》。收入1919年到1921年之间的主要诗作。连同序诗共57篇。多为诗人留学日本时所作。其中代表诗篇有《凤凰涅槃》、《女神之再生》、《炉中煤》、《日出》、《笔立山头展望》、《地球，我的母亲！》、《天狗》、《晨安》、《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

（来源：文章屋网 ）

郭沫若的诗范文第2篇

[关键词] 郭沫若；金斯堡；诗歌；创作题材；差异

作为一位伟大的文人与学者，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伴随着中国现当代诗歌发展的步伐，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而不可磨灭的贡献，其瑰丽的诗篇成为现当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存在。金斯堡以诗人身份，最终成长为一位文学运动领袖，诗歌创作在其人生轨迹上的地位不可更替。由于二人所处时代背景、社会国家、文化氛围的不同，在诗歌创作上也有许多的差异，在此本文主要对其取材差异进行分析研究。

一、郭沫若与金斯堡的诗歌创作背景

郭沫若开始诗歌创作的时期，中国社会正处于“”新思想新文化浪潮的席卷之下，赴日留学的郭沫若开始投身诗歌创作，以此为突破口来响应“”，并组织在日留学生建立夏社进行爱国活动。此后郭沫若深深沉浸在诗歌创作的海洋中，有大量诗篇问世。在郭沫若的诗歌中，热情洋溢着时代的精神，处处体现着“动的精神”、“反抗的色彩”，并深切的表现了时下青年人的烦恼与悲哀。正是在这样一种风雨飘摇、新旧更替的时代背景下，郭沫若的诗篇中充斥着“动的本能”，从根本上脱离出往古诗歌创作的范畴，开拓了一片诗歌创作的新天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社会局势动荡不安，、同性恋成为整个时代不可回避的话题，尤其是青年人颓废不安。金斯堡就出生和成长在这样的一个年代，且诞生于十分复杂的家庭中。移民的身份、幻想症的母亲，使金斯堡从幼年起便自卑而敏感，并促使其少年时投入同性恋阵营的怀抱。从1945年开始，未满二十周岁的金斯堡便开始寄希望于诗歌创作来宣泄苦闷，并最终将其作为宣泄个人情感、揭露社会病态的工具媒介。

二、郭沫若与金斯堡的创作思想与特点分析

对于郭沫若而言，诗歌创作的初衷是表达个人与民族的郁结，在国破民苦的社会时局下，诗人需要借助诗歌的力量来表述情感，唤醒民众。因此，诗人以情感为基石，以丰富而绮丽的想象力为手段，来表达“动的精神”和“反抗的色彩”。基于这种创作思想，诗人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方式与西方文化思想，通过激烈的文字语言表述个人情感，开创了极具个性化的诗歌的新篇章。

郭沫若的个人思想受古今中外许多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的影响，在其个人成长发展的过程中，既有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熏陶，也有日、俄、印度、英美等国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像同时代许多其他的知识分子一样，郭沫若具有“中西合璧”的典型特征，汲取多种文化思想之精华，并对多种文化艺术形式有着卓越的吸收消化及创新能力。郭沫若不仅吸收融合多种文化之精华，且极其注重自我，这是成为伟大诗人的必要条件之一，其强烈的内在冲动，最大化的激发了他对外在的吸收和利用发挥。这些表现在诗人的诗歌创作上，便体现为基于情感的理智透视与表达、中西哲学与文化的共融上。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中，往往是基于情感的理性透视，用强大深切的情感来容括理性，在创作过程中并非单纯理智的分析表述对象，更是用情感去感受和创造，并在此过程中得窥真髓，从外在透视内在，从而实现性情与心智的深入沟通和共鸣。同时，诗人将泰戈尔、孔子、斯宾诺莎、老庄、王阳明等人的文化思想和哲学思想包容在诗歌创作中，并形成了具有个人印记的泛神论思想，这在其诗歌创作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其诗歌作品的思想内涵、表现方式产生了巨大的优化作用，在其诗歌作品中处处体现着自我文化人格精神。

三、郭沫若与金斯堡诗歌创作的题材取舍分析

在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中，往往能够看到许多历史、神话故事的题材，这与郭沫若的创作思想与美学理念有很大关系。以古鉴今，能够强化艺术的想象力，并赋予诗歌以哲学思想，在其天马行空的想象中可以更为全面而充分的表述个人情感与思想。以诗篇《天狗》为例，这篇诗作与千百年来中国传统诗词的中和之美截然不同，处处透露出粗犷、强悍的美感，具有独特的神韵。“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诗篇中“天狗”意象便是作者的化身，同时也是五四时期已经实现自我个性意识觉醒的知识者象征，“天狗”以一往无前的气概发出了毁灭一切并重新创造的战斗呐喊，表达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彻底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强烈愿望，体现了救世创世的磅礴激情。正是借助了古代神话中的角色，诗人才能如此恣意的表述个人情感和思想主张，并深刻的触动了动乱时局中人们麻木的心灵。

郭沫若的诗歌作品中不仅有历史、神话故事的题材，还有许多是大自然的题材，诗人借助对大自然的讴歌来表达自身的钦慕敬仰之情。例如《我是个偶像崇拜者》中，“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哟！我崇拜太阳，崇拜山岳，崇拜海洋……”在诗歌中，太阳、山岳、海洋、水、火、火山、江河、生、死、光明、黑夜都是诗人崇拜的大自然事物或现象，表达了诗人的钦佩之情，下文中又进一步提及金字塔、长城、炸弹等人工事物及人自身的精神、血、心脏，最终到“我”本身，并以“我又是个偶像破坏者哟！”结尾。在这一诗作中，诗人不仅表达了对自然的热爱和歌颂，更进一步将这种崇拜对象转变为自身，体现了对既有美好事物与创新创造的赞美和向往。

除了以上几方面的题材外，在郭沫若的诗词创作过程中还以歌颂革命、反应社会现实为目的，创作了不少优秀的诗篇，例如著名的《匪徒颂》歌颂古往今来的革命者，《满江红・领袖颂》歌颂领袖的英雄情怀。郭沫若在五四时期是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逐渐完成了从文人向社会政治活动家的转变，而到建国后慢慢成为一个“应酬式的文化高官”，从其诗词创造的题材上便可见一斑。今日看郭沫若的诗词创作，更多的是研究其五四时期的诗作，以《女神》为代表的一系列诗作彰显了其作为天才诗人的卓越之处。

四、郭沫若与金斯堡诗歌创作题材的取舍差异

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郭沫若与金斯堡在诗歌取材上是有较大区别的，郭沫若的诗歌取材多来源于历史、神话、自然，虽然有大部分关于歌颂革命的诗篇，但其个人后期的诗词作品多为政治目的服务，甚至因不了解社会实况而偏离现实。而金斯堡扎根于基层生活，其诗篇中素材多从生活中得来，是社会底层的呐喊和嚎叫，通过描写现实生活中的美国青年对理想对社会的绝望来述说，以亲眼看到的社会面貌为齿，以公众的绝望为爪，对社会的黑暗进行了无情的撕咬。

二人所处的时代虽然大体相同，但社会背景不同，东西方的文化背景也有很大差异，这是二人诗歌创作目的、思想、题材、方式差异的主要原因。但郭沫若与金斯堡都是天才的诗人，都选择用激进的诗歌表达方式来直抒胸臆，虽然郭沫若多选择通过讲述历史来激感，金斯堡通过描绘现实来宣泄压抑，但二人都实现了他们本身的目的。

总结：

郭沫若与金斯堡在诗歌创作的时代、社会背景下既有相同点，又有很大的差异，这对二人的创作思想与题材取舍均造成了一系列的影响。相同点是二人均处于一个比较动荡的年代，社会时局不稳、文化思想冲突变迁，这为诗歌创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不尽的素材。不同点是，郭沫若当时所处的中国社会新旧交替，虽然时局动荡不安，社会思想潮流纷乱不堪，但是旧事物衰退消散，新事物萌芽发展，孕育着一种新的力量，生的力量。而金斯堡当时所处的美国社会，虽然与同时期世界各国相比强大至极，然而在内部开始出现腐朽的趋势，泛滥，社会矛盾激增，社会思想潮流颓废不堪。我们分析二人在诗歌创作题材方面的差异，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研究两位诗人的作品，挖掘更多对我们及未来有益的内容，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提供些许帮助。

参考文献：

[1]赵毅衡（编译）.美国现代诗选（下）[M].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

[2]张光年.论郭沫若早期的诗[J].诗刊，1957（01）.

[3]郭沫若.《序我底诗》.

[4]杨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M].1994.

郭沫若的诗范文第3篇

人到含鄱口，望鄱新有亭。

湖山云里锁，天籁雾中鸣。

无中实有有，有有却还无。

东风吹万里，空山也画图。

2、《水调歌头 归途》

不羡天池鸟，不慕北溟鱼。

瞬息乘风万里，铁翼云中舒。

才到新西比利，已过乌兰巴托，瀚海览无余。

谁谓乾坤大？浑似一沤夫。

高歌倦，雄谈歇，展画图。

长城蓦地眼底，岪郁盘云途。

地上山山横黛，天上人人俯首，又见昆明湖。

锦绣山河好，今朝气象殊。

3、《中折瀑》

奇峰传二百，大小有龙湫。

我爱中折瀑，珠帘掩翠楼。

新松待千尺，水量富更犹。

4、《宿庐山美庐》

一夕庐山宿美庐，美其合二而一乎！美龄美寇斯为美，涂炭涂穷岂异涂？浑身都是人民血，对面犹存虎豹居。

郭沫若的诗范文第4篇

今年是郭沫若先生逝世30周年。这位集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剧作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文化巨人的业绩已广为人知。这里，笔者从郭沫若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中，撷取几个他与广西有关的片断，以飨读者。

挚爱之妻是广西人

一代文豪郭沫若一生中先后与5位女性有过婚恋关系。第一位是张琼华，1912年春，21岁的郭沫若与由父母包办的张琼华草率完婚，婚后5日即离家回成都府中学读书，两人毫无感情可言。1916年，赴日本读书的郭沫若在东京与日本姑娘佐藤富子(即安娜)相识，对安娜的爱恋强烈地触发了郭的诗情，当年岁暮，两人开始同居。北伐战争期间，郭沫若与在他领导下的政治部干事安琳相恋。第四、第五位是广西贺县籍的于立忱、于立群姐妹俩。

郭沫若的女儿郭庶英在《我的父亲郭沫若》一书中记述：妈妈于立群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官宦家庭，原籍广西贺县(今贺州市)，其父不负责任，终日饮酒闲逛，其母岑蕴文(岑春煊侄女)不堪丈夫虐待，带立忱、立群、立修等子女离家，到北京定居去了。

说起于立群因何成为郭沫若夫人，还有一段浪漫的“移情之爱”的故事：

1936年，正在日本的郭沫若和天津《大公报》驻东京记者于立忱通过接触，交往相识了。这位正直的女子深深吸引了郭沫若，两人彼此共同语言很多，渐渐有了感情，于立忱成了与郭有恋爱关系的第四位女性。于立忱性格外向，敏感多情，令郭沫若颇为欣赏。郭在日本时给她写了不少情诗，倾诉衷肠。在郭的心目中，于立忱如一树“大山朴”(白玉兰)般迷人，他“喜欢它那叶像枇杷而更滑泽，花像白莲而更芬芳”。一个是多情才子，一个是如花女郎，两人很快就在异国掀起一阵风雨，令郭的日本夫人安娜深感不安。但抗日战争即将爆发，两人很快被拆开了。

1937年初，于立忱比郭沫若先期回国。5月份，这位才女竟为国自缢了，她在绝命书上写道：“如此国家，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1937年7月25日回国参加抗战的郭沫若在上海听到这一消息后，歉疚交加，悲痛欲绝。到沪第四天，他就与友人一同去公墓凭吊于立忱。

郭沫若到上海后，立刻投身于抗战的洪流之中。不久，郭在参观上海国际救济会第一收容所时，经诗人林林等介绍，认识了收容所的工作人员、于立忱的胞妹于立群。

于立群和于立忱都是在北平长大的。于立群原名于佩珊，14岁在北平考入由黎锦晖主持的进步文艺团体“上海明月歌舞剧社”，毅然离家只身去了上海。她演过戏、拍过电影，艺名“黎明健”，在戏剧电影界已能自立。当时，她20出头，留着两条小辫子，穿一身蓝布衫，面孔晒得黧黑，俨然一个乡下姑娘，但显得朴素大方。于立群第一次和郭见面，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郭曾写诗形容于立群“凤眼明贞肃，深衣映缁蓝。人前恒默默，含意若深潭。”

在日本时，郭沫若与于立忱可以说是一见钟情的，而他看见于立群时也是一见钟情，他把对于立忱的爱移到了于立群的身上。此后，两人因救亡工作的关系，常常见面。从于立群这方面来说，因为有姐姐和郭沫若的那层关系，再加上岁数相差20多岁(郭此时已46岁)，她对郭只是由衷地敬重，将其视为师长，并无他意。

1937年底，上海失陷，郭沫若去了广州，于立群等随行。1938年元旦，《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郭任社长，于立群和郁达夫的妹妹郁风任编辑。工作稍有头绪后，郭沫若去了长沙。这时，于立群已是中共地下党员，她带着的信函去长沙向郭转达，要他马上去武汉出任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为政治部副主任。和田汉等人早看出了一些苗头，戏称于立群是“特使”。

这时，两人渐渐产生了感情，不久，他们回到了广州。郭要去武汉上任，于立群想去延安，于是决定同郭作伴，先去武汉。为了行动方便和隐蔽活动，她把行李搬到了郭租住的新亚酒楼。两人在酒楼一同写了几天字，中间不出门。

郭沫若在《洪波曲》记述：“她写一手黑顿顿的大颜体字，还用悬肘，这使我吃惊了。我从前也学过颜体字，在悬肘用笔上也是用过一番功夫的。我便问她，是什么时候学过书法?她告诉我这是他们的家传，祖父是写颜体字的，母亲也是写颜体字的，从小便学来这一套，这大概也是一种家庭教育吧。颜体字的严肃性可能起规范作用，使一个人的生活也严肃起来。有了这样一位严肃的‘小妹妹’在旁边写颜体字，惹得我也陪着她写了几天大颜体字。”这样，两人越发谁也离不开谁，并且实际上已经同居了。

于立群还想去延安，郭写诗向她表白：“陕北陕北我心爱，君请先去我后来，要活总要在一块。”(见《陕北谣》)于立群看到同志们一同战斗，工作得很好，在朋友们的挽留下，便决定先不去延安了。

1938年，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在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郭沫若与于立群搬到武大教授宿舍居住。郭沫若和成了邻居，于立群与邓颖超作了伴。两家往来密切，和睦亲热，有朋友来访，往往一起招待，一起合影。

建立家庭后，于立群成为郭工作上的战友、生活上的伴侣，悉心照顾丈夫。于立群一生始终自居配角，帮助郭沫若完成不朽的业绩。

抗战期间在桂林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郭沫若辗转到长沙，长沙大火后又到衡阳参加南岳会议。11月，他在南岳避日寇空袭时，写诗寄怀远在桂林的于立群：“花朵插君胸，花粉染君衣，花朵虽凋谢，花粉永不离。”12月2日清早，郭沫若由衡阳坐火车动身，3日清早到达桂林。

郭沫若带领第三厅人员到桂林后，把三分之一的人员留下来参加行营政治部，另外的人员陆续用卡车送往重庆。当时，孩子剧团的小朋友们自告奋勇，决定从桂林步行到重庆，沿途演出。这个计划后来竟获成功，一时传为美谈。

此时，《救亡日报》的工作人员也陆续到了桂林，本来打算立即复刊，但因经费无着，地方当局亦无意帮忙，复刊不成。郭沫若到桂林后，抓住陈诚不放，要政治部给津贴，陈诚很勉强地答应每月给津贴200元。此时，夏衍又到香港筹了一笔经费。于是，这份由文化人办的报纸，便在1939年元旦复刊了。但《救亡日报》两年后停办，是何浩若接任第三厅厅长后，亲自跑到桂林勒令停刊的。

于立群于1938年11月11日与夏衍、孙师毅、池田幸子等同车，离开长沙后比郭沫若先到桂林。她曾在广西省政府附近租了一间小房子，但不幸遭日机轰炸，除随身穿的衣服外，所有东西都被烧光了，人没伤着已是幸事。

在桂林期间，郭沫若和于立群住在乐群社，与冯乃超、杜国庠同住。不久，好友阳翰笙从香港采办医药用品回到桂林，也住在乐群社。

那时，白鹏飞(字经天)任广西大学校长，郭沫若与白鹏飞是日本帝国大学的同学，因此白先生很殷勤地招待郭沫若和于立群。他还请郭沫若到良乡的大学里去讲演。1938年12月27日，郭沫若、于立群离开桂林飞往重庆。

视察广西题咏多

建国后，郭沫若身兼多个要职，国事、外事、公务繁忙，但只要有机会，他就争取来广西视察，游览风光。

1962年6月间，郭沫若给一位朋友去信表示：想回四川去登峨眉山，但未必能实现，想去的地方还有福建、广西等地。结果，四川老家未能成行，广西之行却实现了。

1963年3月，身为中国历史学会会长的郭沫若，与副会长翦伯赞及于立群一起，赴南宁参加广西历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南宁期间，郭参观了广西博物馆，看了美协画展，游览了市区，写有《满江红・在广西僮族自治区博物馆见大量铜鼓陈列》、《南宁见闻》、《在南宁看美协画展》。之后又到武鸣游览，书写《武鸣纪游》二首。

告别邕城后到柳州市，写有《途次柳州》、《重访柳侯祠》、《柳州登立鱼峰》、《柑香亭》和《在柳侯祠植树》5首诗，并与翦伯赞、林克武、于立群等在柳侯祠公园种植塔松4株。

3月24日，郭沫若一行来到桂林游览。畅游了七星岩、芦笛岩和月牙楼、榕树楼。游罢两洞，他既赞叹芦笛岩精巧玲珑，又惊叹七星岩雄伟浑厚。游罢即成《满江红・桂林游七星岩》、《满江红・桂林游芦笛岩》两首词。

游完七星岩，又登月牙楼，从窗口眺望七星公园，但见山峦苍翠，花木如绣，赞月牙楼简直是一座画廊楼，他又即兴作诗一首，填《西江月》一阙。

回驻地后，郭来到榕湖边，登上榕树楼(南城门)，在楼上欣赏榕湖美景，浏览了桂林市部分出土文物和摩崖拓本，并用桂林清代名画家罗辰的端砚发墨，为拟建的桂林博物馆、桂林图书馆题写了馆名，重写了“音乐家同志之墓”墓碑，还为文管会等单位题词。

在回榕湖饭店时，郭与陪同游览的自治区政府秘书长林克武、广西史学会副会长吕集义、桂林市委书记陈亮等漫步湖畔，寻章觅句。到达饭店时，才思敏捷的郭沫若已偶成七律一首。

第二天，天公不作美，小雨阵阵，未能游漓江。郭便借此时光重登榕树楼，兴致勃勃地展阅了王半塘墨宝，并应邀挥毫题书。书毕，又为雨中重登榕树楼即赋《西江月》一阙。

3月26日，天仍未晴，郭沫若与夫人冒雨漫游桂林至阳朔漓江两岸风光。船至画山时，正是云缭雾绕，“九马”腾云驾雾，跃跃有神。郭注目凝视，对陪同同志说：“看，九马化成龙了!”陪同者介绍道：“下游平乐县拟建昭平水库，一旦建成，水位提升淹没画山山脚，九马会有几匹进龙宫，化成龙了。”一路上奇峰突兀，云雾变幻，面对神奇意境，郭的诗兴勃然，在船上又吟成了4首诗。回桂林后，意犹未尽，又作《春泛漓江》一首。

27日，原定去兴安看灵渠，但早上春雨连绵，只好改期。下午放晴，他不肯放过良机，又游叠彩山，步入仰止堂，瞻仰明末民族英雄瞿式耜、张同敞刻像。陪同游览的同志指着刻像下的一块空白处对郭说，1959年立碑时特地留下一块地方，待郭老来桂时题写像赞。郭听后点点头，即一字一句地吟读瞿、张二公狱中唱和诗《浩气吟》。

从叠彩楼出来，郭健步登上明月峰绝顶，在拿云亭中构思对瞿、张二公的像赞。从叠彩山下来又游王城独秀峰。

回到榕湖饭店后，郭当晚就将瞿、张二公像赞交给桂林市委负责同志。

3月28日，雨过天晴，郭沫若一行兴致勃勃乘车前往兴安，参观灵渠。之后，郭沫若一行登船至灵渠铧嘴，观看了湘漓分水工程，并在“湘漓分派”大石碑前摄影留念。到了三将军墓，郭听兴安县委负责同志介绍，张、刘、李三将军是石匠出身的修渠领头人，惊叹不已。他说，2000多年前，三将军这批劳动大军斩山凿渠，连接长江、珠江水系，这一伟大工程足与长城南北相呼应，同为世界奇观。

灵渠游毕，郭沫若即兴作《满江红》一阙、诗一首。诗题为《兴安观秦始皇时史禄所凿灵渠》：

秦皇毕竟是雄才，北筑长城南岭开。

铧咀劈湘分半壁，灵渠通粤上三台。

江山一统泯畛域，工匠联翩作主裁。

传说猪龙深作孽，英雄伟迹费疑猜。

游览了南宁、武鸣、柳州、桂林、阳朔、兴安等地风光，游兴极佳的郭沫若多所吟咏，遂有诗集《邕漓行》问世。该书收集郭沫若1963年3月到广西诸地纪游诗27首，1965年3月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宣纸线装，颇为精致。

此前，郭沫若写的广西纪游诗尚有1965年5月6日作《寄题广西勾漏洞》一首和1965年10月20日作的《题三江程阳桥》一首。三江程阳桥写道：

艳说林溪风雨桥，桥长廿丈四寻高。

重瓴联阁怡神巧，列砥横流入望遥。

竹木一身坚胜铁，茶林万载茁新苗。

郭沫若的诗范文第5篇

一、激情澎湃的诗歌创作

从文学创作方面来说，郭沫若无论在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等其涉足的领域都显示出了旺盛的开拓意识和探索精神，同时也充分表现了“五四”那个狂飙突进、如火如荼的时代。体现了那个时代的革命精神。他的创作激情在他的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尤其是在诗歌创作方面，这种激情的抒发更显得淋漓尽致。

而说到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女神》是不可不被提起的。在“五四”的新诗坛上，《女神》的出版引起了一阵超乎寻常的轰动。郁达夫在《女神》出版一周年时说，我国的新诗，“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自《女神》始。”可见，《女神》带给当时文坛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作为《创造社丛书》出版的第一种著作，它在新诗创作的意象和境界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创新和进步。这部诗集是郭沫若1914年赴日留学，从明治维新后大量引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从东、西方，特别是从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中汲取了诗情，并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中感受到了“新生的太阳”的“新的光明和新的热力”，寻找到了新的方向以后创作的一部充满革命激情和浪漫气质的诗集。在这部诗集中。郭沫若以火热的革命激情，丰富的想象，神奇的夸张，雄浑的格调和华丽的词藻，为我国新诗坛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富于创造力和破坏力的形象，奏响了时代的最强音。正如那首题为“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的诗：

无数的白云正本文由http://收集整理

在空中怒涌，

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情景哟!

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要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

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

啊啊!力哟!力哟!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

在这首诗中，各种自然物象不断地涌现，诗人将整个大自然幻化为一幅幅力的画面和一组组力的旋律，使人在受到所描绘的自然景观的强烈的冲击的同时，更加感受到了充溢在画面中的沸腾不已的一腔激情。

二、充满想象的历史剧创作

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在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现代文学发展的第一个十年中，郭沫若就以其颇具天赋的创作才华写出了著名的剧作《三个叛逆的女性》，其中包括《卓文君》、《王昭君》、《聂婪》三个剧本。《三个叛逆的女性》以大胆想象，重构了历史人物，歌颂了狂热的叛逆精神，其实质是对五四时代精神的阐释。《卓文君》根据历史上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改编而成。作者一反传统对此的评价，而在剧中热情的歌颂了卓文君对封建礼教的反叛精神，塑造了一个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的女性形象。郭沫若结合五四的时代精神，在卓文君身上贯穿了妇女解放的主题思想和意蕴。批判了封建卫道士的丑恶嘴脸，揭露了中国封建社会对人性的压抑，赞扬了卓文君敢于追求爱情的魄力和精神。作者将五四的革命精神鲜明地在这个“叛逆”的女性身上体现了出来。

《王昭君》依然是郭沫若此时歌颂的具有反叛精神的剧作之一，在这里，作者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王权。郭沫若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蔑视王权的极具个性的女性形象。作者改变了传统赋予王昭君的命运悲剧的观念，而将其改成性格的悲剧。郭

沫若在此剧中大胆想象，对情节进行了改变：王昭君本是贫苦农家的女儿，被选人宫中做官女以后，不向毛延寿献贿。也不像帝王争宠，当汉元帝发现她的美貌不让她去和亲时，她倔强地反抗意旨而要下嫁匈奴。不但对荣华富贵不屑一顾，而且控诉王权的代表者——汉元帝，骄奢淫逸的可耻罪行以及横暴恣肆的丑恶嘴脸。在这里，郭沫若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充满叛逆精神和蔑视权贵，且带有新的时代精神的女性形象。王昭君对封建社会王权和夫权的反抗集中体现了五四时代的精神内涵。

三、独具个性的散文创作

郭沫若文学创作中的激情特色，也贯穿于其散文创作之中。郭沫若散文创作特色体现在以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