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书法范文第1篇

关键词： 郭沫若； 书法文化； 文化创造； 新国学 

在世界文化版图中，中国书法是无可争议的一个亮点。时至20世纪，除了专业书法家或主要 以书法名世的人士之外，中国作家、学者对中国书法文化的传承与创造也做出了非常重要的 贡献。无论从文人书法、学者书法还是名人书法的角度看，20世纪知名作家、学者中善书者 很多，堪称阵容庞大，佳作纷呈。其中，郭沫若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他作为现代中国书法 文化的杰出创造者之一，在20世纪中国作家、学者与书法文化的课题研究视野中，无疑是一 个相当典型的个案。本文拟从“新国学”的视角来重点考察郭沫若对中国书法文化的多方面 创造性贡献，同时对相关的复杂情形也给出比较客观的分析和评价。

一

“书法文化”是超越了“书法艺术”的文化范畴和概念，是包含技术性的书艺却并非局限于 此的文化体系。其相应的研究对象除了书法作品，还应有书家主体和接受 主体、书法理论与批评，装裱与传播以及书法与其他文化（汉字文化、文学艺术、政治经济 、性别文化、建筑文化、旅游文化、宗教文化以及历史学、教育学、心理学、体育学、外交 学或交际学等）交叉生成的边缘文化。中国人围绕书法而展开的有关活动创造出了丰富多彩 而又源远流长的中国书法文化。既然书法文化绝不局限于书法艺术本体［1-2］，那 么从书法文化角度看郭沫若，就会看到他不仅在书法艺术层面颇有造诣，而且在相关的书法 文化领域多有创造和奉献。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汉字文化及书法研究的重镇。中国书法的基础是汉字文化。郭沫若在汉字文化探源、 整 理和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对书法历史与理论的某些难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现代作家中少有书论造诣精深者，而郭沫若就是这样的作家和学者。国学的根底与西学的 渊博造就了他复合型的知识结构。对汉字的高度敏感也成为他研究和书写汉字的心理基础。 他从小就与汉字文化包括书法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家人的熏陶，私塾的教化，虽然有许多 东西为他所排斥，但在书法的传承方面却受益匪浅。从把笔学字的幼年到挥毫不止的晚年， 他在书法艺术上的努力探索与实践，使他终成20世纪中国书坛名家。也正由于积累深厚，郭 沫若才有可能于20年代末旅居日本时，由古文字尤其是甲骨文金文研究入手，考论结合，以 字辨史，借史鉴今，充分占有相关资料，深入探究中国文字和书体的演变规律，创立了中国 古文字研究的新范式，对现代中国书学理论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即使到了晚年，也 时或结合考古新成果，对古代文字的起源及演变给出新的论证，还担任《甲骨文合集》的主 编。此外，在60年代著名的“兰亭大论辩”中，郭沫若的积极参与和影响至今也仍使人难以 忘记。

事实上，郭沫若不仅是一位相当卓越的书法家，也是一位勤勉的书法研究者。在中国书法 史上，文字体式与书法体式的演变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郭沫若对此给予的关注和深 入的研究，产出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他的《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 卜辞通纂》、《殷契萃编》及《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等，从多方面破译和解读古文字， 使他在古文字研究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唐兰先生所说“夫甲骨之学，前有罗王，后有郭 董”，将他视为著名的“甲骨四堂”之一。今人视他为古文字研究的一代宗师和弘扬汉字文 化的 使者，自然都有一定的事实根据。而郭沫若对文字学的精通，显然也为他的书法艺术和书法 鉴赏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甲骨文的文化学和历史学意义是郭沫若所关注的，但其书学或 书体意义也为他所注意。而且，自然形态的甲骨文也在他的审美鉴赏和摹写（亲笔用毛笔书 写的相关著作很多）创化中，获得了现代生命。又如他在《周代彝铭进化观》中指出：“东 周而后，书史之性质变而为文饰。如钟之铭多韵语，以规整之款式镂刻于器表，其字体亦 多 作波磔而有意求工。……凡此均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中国以文 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这里从审美意识角度分析书法起源，自然不无道理。而他对 王羲之的《兰亭序》给予的关注和考证，至今看来亦属于一家之言。他在60年表的《〈 兰亭序〉与老庄思想》、《〈兰亭序〉并非铁案》、《西安碑林•序》等文，除了表明他对 史实的兴趣，也相当充分地表达着他对书法本体的重视。其对原始刻划符号和甲骨文艺术特 点的论述及《兰亭序》之真伪问题的论辩，引起了书坛广泛的注意，推动了书学理论的研究 ，带来了书法事业在“文化革命”或“继续革命”时期的艰难潜行。这些成就，尤其是后期 有关兰亭论辩的 数篇论文，较为充分地反映了他深厚的学养和比较自觉的文化研究眼光，如特别强 调从道家文化思想角度研究《兰亭序》即为显著的例证。郭沫若在生前一直在骨子里关切汉 字文化的命运，对汉字书写有一种执著的信念；在书法技巧方面，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思考 和探索；又曾在书法作品中论述书法（如《论书轴》）。而郭沫若对同时代人的书法也给予 了关注，如他曾论及鲁迅的书法：“融冶篆隶于一炉，听任心腕之交应，朴质而不拘挛，洒 脱而有法度，远逾宋唐，直攀魏晋”，也可见出其书法评论的要言不烦，被学人视为经典而 广为引用。总之，伴随着书法活动不断进行考察与思考，在郭沫若几乎成了一种“职业”习 惯，从一定意义上说他是学者型的艺术家和艺术家型的学者，的确是有相当道理的。而他的 学术文化包括现代书学成果，无疑也是对“新国学”的重要贡献。

(二) 中国现代文人书法艺术的翘楚。中国书法艺术是中华文化中的瑰宝，是典型的“国粹 ” ，郭沫若怀宝拥粹，兼容再造，在书法艺术层面也有其重要的创造性贡献。如果说他的文学 作品是“献给现实的蟠桃”，那么他的书法作品则是“献给人生的橄榄枝”。其书法生涯甚 至长于文学生涯。郭沫若多才多艺，即使淡化了“旗手”的色彩，也仍拥有着大文人的气象 ，所以在不少人看来仿佛“东坡”再生。如东坡先生一样，郭沫若在书法方面也有很高造诣 ，他熟悉各体书法，其中“最为出色的是其将北碑笔法与行、草体势杂糅为一体的成功尝试 ”［3］。其追求尚意和变形的书法，在现代书法史上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他著作 等身，其各 类手稿文本也多具有一定的书法价值。当然，若从书法家类型看，郭沫若可归入文人型（学 者型）或“名人”型书家。“文人书法”为其骨，“名人书法”为其肉，相得益彰而流通于 世。在他的书法作品中，处处透射出一种“文”的气息，集万端于胸中，幻化出千种思绪， 从笔端涓涓流出，化为与其学问修养相融合的境界，以书法艺术形式展现给读者。在“五四 ”前后，郭沫若的手书墨迹就显现出了自己的个性。在历史学与文字学交织的创造性研究的 界面上，他的书法艺术更获得了坚实的学术根基和文人书法的深厚素养。其学者风范、书家 功力与政治家气魄的相对完美结合，构成了郭沫若书法艺术的鲜明特色，在这种意义上，有 人称之为“郭体”，自有一定道理。从历史上看是有“郭体”之誉；从艺术上看，书法风格 或个性的存在也证明有“郭体”之实。仅仅从郭沫若与书法的角度，有心人也完全可以以其 书法活动为谱事，编出厚重的《郭沫若书谱》，甚至也可以紧跟时代需求用“郭字”设立电 脑用字字库（近期崔俊生编的《郭沫若书法字汇》为此奠定了基础）。他的书法作品（如草 书《百粤千山联》、《致子易诗书轴》、《咏武则天》、《录庄子逍遥游句》、《国民七言 联》，行草《江汉丘陵七言联》、《书杜甫草堂联》、《沁园春•雪》、《顿觉》以及楷书 文天祥《正气歌》扇面、用李白《蜀道难》韵反其意而作的行书手卷《蜀道奇》等等[注：参见《郭沫若遗墨》（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中国书法家全集•郭沫若》（河 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以及《二十世纪书法经典•郭沫若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郭沫若书法集》(四川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等专书。]） ，包括他的某些题字（如题碑名“黄帝陵”；题匾名“故宫博物院”；题馆名“中国历史博 物 馆”；题刊名“书法”；题祠名“武侯祠”；题斋名“荣宝斋”；题书名“奴隶制时代”； 题画“题徐悲鸿画奔马”；题银行名“中国银行”等），有的如沧海生波，神完气足，潇洒 飘逸，顿挫有力；有的线条伸缩中充盈着艺术张力，缠绕飞扬，俯仰有姿；有的奇崛多变， 险峻诡谲，神秘庄严，尤有美感。其特色独具，面目清晰，确能够给人留下难忘而又深刻的 印象，在接受美学的意义上也极易于被辨识和传播。正所谓：“着绝艺于纨素，垂百代之殊 观。”有些书作大气磅礴，令人感到震撼。毋庸怀疑，即使在价值多元的时代里，郭沫若的 那些书法精品也足可以传世，并多为世人欣赏和收藏。从形神兼备、内容与形式统一的 角度看，他的书法作品也多书写自己创作的诗词或语句，与时代生活息息相关，特别是他为 文化创新的事业，为革命和抗战以及为新中国建设而进行的大量书写，使书法走向人间社会 、走向名胜古迹，同时创造出了具有亲和力和时代性的现代书风。

郭沫若书法能够有独特面貌也当是融会贯通的结果。首先是认真向前人学习。如他从古文字 到历代书帖多所涉猎（如他多习北碑，60年代还临《兰亭序》等等），尤其是早年曾学过颜 字，且用功颇深。从他的作品中，尤其是“少数字”作品，仍依稀可见颜鲁公的浑厚雄健的 风貌 ，总体看书风雄强豪迈，具阳刚之气势和骨力之遒劲，很有时代特色和男性书法特征。 ［4］这 也与他喜读孙过庭《书谱》、包世臣《艺舟双楫》等书帖有关。其次是注重磨炼书法技巧。 所谓书法必是有法之书，郭沫若曾说：“笔法的要领，我看不外是‘回锋转向，逆入平出’ 八个字”。［5］因此可以说这八个字也体现了郭沫若运笔的基本功和基本特点。复 次是融会创 造，随情化用，自成一家。郭沫若研习书法，不亦步亦趋地跟在前人后面而难有自家面目， 而是努力彰显自我表现的个性色彩，化他人为己用，从而独具风骨。郭沫若的书法虽也有楷 书扇面《文天祥〈正气歌〉》那样的精致“小品”，但大多则是尚意随性、信笔挥洒的“大 作”。

(三) 书法人生交际及文化活动的“主角”。文人与书法的结缘其实也是对自我人生的充实 ， 而通过书法为中介的人际交往，又在更大程度上丰富了他人和自己的人生。郭沫若的书写尤 其是艺术创造性质的书写，恰成为其文人生命焕发的生动体现，而他的活跃和主动精神则使 他成了书法人生交往及文化活动中的“主角”。一方面是文艺来源于生活，另一方面是生活 也来源于文艺。两方面互动频繁的人必然会拥有丰富多彩的人生：临池的时光构成了郭沫 若生命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与夫人于立群那仙侣般的夫妻书法与情感交汇也颇令人称羡 ；而他给许多人尤其是亲朋好友题字相赠的佳话更是广为流传。他慷慨地为全国各地名胜古 迹、报刊传媒、文博部门、工矿学校以及社会各界、海内外友人和亲人留下了难以计数 的辞章墨宝（自然并非都是精品）。其书法作品量多质优（仅传世的题画作品就有200多幅 ），影响广远，现代文人书家还很少有人可以和他比肩。但在他的生前，几乎没有搞过个人 书法展。在1941年文化界为他祝贺50寿辰时，曾在他获得如椽大笔的同时举行了“郭沫若创 作生活25周年展览会”，方才展示了部分书法作品。［6］即使在生活非常困难的时 候，他也没 有走上卖字为生或敛财的道路。尽管在他身后其书法早已“一字千金”，但他生前却总是有 意识地将书法作为媒介，在书法交往中不断开拓人生：既有助于各项工作的展开，更丰富了 自己和他人的人生。仅从这个角度看，郭沫若也达到了相当高的人生境界。而郭沫若书法与 旅游文化、科学教育、文学艺术等的紧密结合，则在很大程度上讲是丰富充实了现代中国书 法文化宝库。郭沫若的书法作品很多，其中在内容与形式上真正结合好的佳作多被人们视为 珍品，享有人间的特殊礼遇。即使那些存在一定问题的书作，也并非“文化垃圾”，也具有 历史文化的资料价值，较如今许多当红之“星”的稍纵即逝似乎还要有着更为久远的生命。 比如，郭沫若对科学教育事业的关切是终生的，不仅担任过科学院院长及大学校长，还曾为 各类科研机构及学校题词或题写校名，多被勒石刻碑挂牌，意欲借书法符号彰显科学教育文 化。因此，从很大程度上讲，郭沫若的书法活动本身也是一种带有审美性的工作。这也就是 说，郭沫若书法既具有生活性或审美性等文化功能，也具有一定的宣传性或广告性等作用。 但从艺术与人文的视野来看郭沫若书法，则更应注重他与友人间的翰墨情缘，其作品的“人 文”意味常为后人怀念不已。在许多回忆文章和有关年谱中，便记载着郭沫若从事书法活动 的大量事迹。而在中国文化环境中，书法名家乃至各类名流都容易与书法文化结缘，且善书 者很容易背上沉重的书法任务。很长时间里，欲求郭沫若墨宝者众多，所积“字债”常不堪 重负。但带着任务挥毫有时也能为他带来创造的快乐。如他题写“荣宝斋”、“黄帝陵”等 得意之作时，笔迹中也仿佛洋溢着他的欣慰之情。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特别是建国后的 几十年间，他参观过许多名胜古迹，题诗、题字是家常便饭，即使在他的耄耋之年，来自个 人和单位的求字者仍很多，郭沫若仍坚持用颤抖之手握管，努力满足请求者的心愿。从颤 抖的笔迹中固然可以看出其生命的挣扎和顽强，更可以看出他对他人和书法的尊重和喜爱。 他对书法的讲究也值得注意。如他经常为他人和自己的书籍题字，经常并非一挥而就，而是 写了再写，如他在给日本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另书一纸奉上，务请更换为祷” ［7］。郭沫若的书法艺术同样享有国际性的盛誉，他的墨宝在日本尤其受到欢迎，多处 立有他的诗碑。他赠送外国友人或使者的许多书作，对传播、弘扬中国文化，增进国际文化 交流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从自我精神需求来看，书法文化的滋润也为郭氏人生添加了许 多光彩。

(四) 将文学与书法进行融合创造的成功者。郭沫若大量的手稿，其中有些既是文学作品， 同 时也可以视为书法作品，二者有意无意的融合，创造出了双重艺术价值。观其书作也多有强 烈 的抒情性，透露着诗人的浪漫气质和激情。这与他心摹手追故乡前贤、大文豪苏东坡有关。 他在《咏东坡楼》中云：“苏子楼临大佛寺，壁间犹列东坡字。洗砚池中草离离，墨鱼仍自 传珍异。……”对苏子的崇敬和对苏字的关注溢于言表。郭沫若作为苏轼以后四川又一大文 人，其书法成就也许可以追攀东坡。东坡书法为宋代尚意书风的代表，这对郭沫若书法颇有 启发，其用笔、结体皆有宋代书法意味，但又更为注重自由发挥和情意表达，个性突出，风 神洒落。在神韵上，郭沫若书法继承和发展了东坡书法，所以现代作家和大书法家沈尹默曾 有诗评曰：“郭公余事书千纸，虎卧龙腾自有神。意造妙掺无法法，东坡元是解书人。”诗 中所说真是精当精彩，令人拍案惊奇！只是“余事书千纸”，也许不逊于“正事千万言”。 亦恰如深谙中国书法奥妙的蒋彝先生所说：“书法家的目标不纯粹是清晰可辨和写一页看上 去舒服的字……而是将思想、个性与构思等诸方面表达出来。对我们来说，它并不是一门纯 装饰艺术。只有具备明显个性的学者，特别是具备诗词、文学和音乐修养的学者，才能完成 一幅令人满意的作品。”［8］综合看来，郭沫若的情形正是如此，作为作家与书 家的紧密结 合当是非常成功的范例。其书法创作始终以发显个性气质和浪漫精神为范式，其点画的飞动 与结体的奇变，也与他的人格和文艺思想相吻合。透过书法形迹(如早期的新诗手稿)的表象 ，我们不难发现他那 颗文采洋溢的诗心是多么敏感、骚动和富于变化。在他的诗歌内容和风格上，也表现了其鲜 明的浪漫主义艺术特色。在诗歌形式上，他曾追求“绝端的自由”，从而创作出想像力丰富 多样而又奇丽壮观的诗篇，开一代新的诗风。从郭沫若的新诗集《女神》到历史剧《屈原》 再到他大量的旧体诗词，都贯穿着一种遮不住的浪漫，但这种浪漫里，既有西方文化的感召 性影响，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中浪漫余脉的传承性影响，这促使郭沫若不但性情冲动，乐于内 心激情的喷发，而且在艺术观上也追慕天才式的灵感，极力表达一种自由与浪漫的时代精神 。郭沫若在文学上的成就使他酷爱浪漫与自由，并传达着“反传统”或“超正统”的精神， 转换成书法作品时，也即有了“意”的挥洒与“狂飙”的天成。典型的“郭书”风格也可以 概括为“奔放恣肆，雄奇变化”。书写中经常信笔张歙，随意发挥，点画或拙或巧，或藏或 露，墨迹亦浓亦淡，亦润亦枯，笔随意转，态由心生，常能一气呵成，笔墨间洋溢着浓厚的 浪漫主义气息。这也就是说，郭沫若书法具有表现上的自由感与随机性，展现了大胆的创造 精神和鲜活的时代特色，正与其文学风格上的浪漫主义精神相一致。总之，书法终归是书家 的个人心性和文化习性这“两性”的综合表达。郭沫若书法在书法本体价值与包孕的人文意 义方面可以说是诗人与学者气息的融合与张扬。

通常作家写字留下的手稿不如书史上的碑帖那样规整，但因了它独在的个性，深藏的情味， 也别有一番意趣，是一种更特殊的书法，其趣味的盎然深郁，不在书法家之下。郭沫若是作 家，也是书家，既有严整之作，更有意趣之作。一生屡经风浪的郭沫若，在其书法中充分表 现出其学者和文豪的风范风姿，其作品无论长篇巨制，抑或短笺小札，用笔大都十分爽 快果断，很少犹豫与迟疑。书写内容多为自作诗词，无论旧体新体，大多富有时代气息。郭 沫若早年的自我表现是惊世的《女神》等，而晚年的郭沫若，其有限的自我表现却是在写作 之余的赋诗填词，并伴之以泼墨书写，看上去只是作为消遣消闲，但却更富于文人雅趣。笔 墨常是老辣浑实，奇诡峻峭，古意盎然，格调儒雅。如某日郭沫若以剧名书成一副对联，上 联为“虎符孔雀胆”，下联为“龙种凤凰城”。这样的文学（联语等）与书法紧密结合的创 造和生存方式，是中国文人的一个宝贵传统，弃之可惜，即使在电脑写作普及的时代，也应 在维系和发展文学艺术传统的层面上，努力将其发扬光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现代文学 史上，作家手稿具有书法艺术价值的较多，但有些名家也未必能臻于书法艺术之境。如陈思 和在谈到巴金手稿时就曾说过，巴金不是书法家，他的手稿不像鲁迅、郭沫若的手稿，给人 在阅读手稿的同时还享受书法艺术的熏陶，巴金的《随想录》等手稿不可能像《子夜》、《 四世同堂》的手稿那样，一手干干净净的毛笔字，让人赏心悦目。［9］固然巴金手 稿也有自身 的价值，但却毕竟在兼具书法艺术特性方面难以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甚至沈从文等作家相 比。20世纪中国作家与书法关系的不同，也可以分为不同类型。每一类中也会有不同的情况 。如同为书法家型的作家，其书法艺术成就的大小不等就是很明显的事实。郭沫若的书法艺 术成就较之沈从文、钱钟书等著名作家的书法艺术成就恐怕还要大些。而他的自白“有笔在 手，有话在口。以手写口，龙蛇乱走。心无汉唐，目无钟王。老当益壮，兴到如狂。”也可 以视为他的文学与书法交合生涯及自由精神的生动写照。此外，郭沫若的书法总的看毕竟是 其文化创造的重要方面，较多的书法精品（尤其是行草精品）构成了一种“沫若文化”现象 中美不胜收的风景。在诗歌及历史剧甚至在治学方面也许可以说郭沫若后期有衰退倾向，像 不少跨时代作家和学者那样出现了“江淹现象”，有许多问题和教训值得注意和思考。但中 老年郭沫若的书法却有长足进展，旧体诗词、联语也每有佳作，当人们在“新国学”视野中 重新估价旧体文学艺术在文艺史、文化史上的地位的时候，确实应该避免简单的线性判断， 给出更为全面和恰当的评价与分析。

二

从20世纪中国作家、学者与书法文化的课题研究视野中考察郭沫若，就会发现这一典型的 个案蕴含着许多可供思考的问题。这里仅从“新国学”或文化研究的角度，对相关的复杂情 形给出几点客观的分析和评价。

(一) 苦难人生中的书写及精神补偿。即使在人生极为困难的日子里，郭沫若也在竭力避免 文 人生命的陷落，而努力寻求超越之路，书法与书写趋于一体的快慰，使他的精神得以升华， 至少可以化解一些环境的压力和生活的沉重，在黑暗中通过审美化的书写而造出维系生命的 氧气。比如在重庆时期，风云多变，困难重重，郭沫若除了自己勤于书写之外，还团结了一 大批文学美术书法界人士，在艰难时世仍为繁荣文艺事业作出了贡献。为此文化界也给他以 很高的评价。就在他50寿辰之际，他为了感谢文化界的祝寿，真诚地表达了这样的心迹：“ ……金石何缘能寿世？文章自恨未成家。只余耿耿精诚在，一瓣心香敬国华。”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郭沫若的金石之缘、文章名世绝非偶然。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郭沫若也没 有终止 他将书法与书写整合为一体的追求。甚至可以说，在那个最为荒谬的年代，郭沫若能够做的 最有意义的事情，便是以书法文化为中心展开的书写与研究活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年代， 毛泽东、郭沫若、沈尹默和舒同成了书法艺术这门“旧文化”的倡导者和传薪者，他们的书 法不仅各领风骚，对传统作了综合性的继承，而且在传统文化低落的年代，对书法家和民众 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引导。我们以为，沈、郭、毛、舒或可谓为建国书坛“四杰”。只要尊 重历史，就不能忽视郭沫若在书法文化建设上的多方面贡献。即使在其一生最“无所作为” 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的郭沫若，也没有放下他的毛笔，并创作了一些具有划沙折股的笔 意和艺术感染力的书法作品，为灾难岁月中寂寞的自己和人们，带来些微的欢悦，在文化心 理上则构成了一种精神补偿机制，对书法家本人至少也有某种养生的功效。

(二) 书法成为郭沫若与传统文化联系之“根”。郭沫若对书法艺术的痴迷当源于他对中 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倾心。同时，也可能正是对中国书法艺术的热爱为他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视 角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并得出一些与众不同的结论。这也就是说，经常性地进入书法境界 必然会更多地接触传统文化，辅助性地培育对传统文化精华的喜爱，塑造独特的民族审美情 趣。我们经常强调的是郭沫若对古文字、古诗词和考古等的研究对其书法的助益，却容 易忽视他对书法的深切爱好和沉浸，也促使他更多地接触甚至是利用他所掌握的传统知识从 事文化创造。譬如他对儒家文化及孔子的亲近，就伴随着许多书写（包括书法性的书写） ，而这些书写也在促进他对儒家文化和孔子的理解和化用。［10］再譬如他与旧体诗 词的传承关 系是如此深切和长久，使他创作的旧体诗词几乎和他的新诗一样受人关注，其中一个重要诱 因就在于题写旧体诗词较之于题写新诗更为方便也更为习见。因此，我们在探讨郭沫若与中 国传统文化及其学术文化关系时，固然可以在儒道释法等文化论域中充分展开，但也应深切 关注他与中国艺术文化尤其是书法文化的密切关系。有人说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根”，在这 里我们更愿意视书法为郭沫若与传统文化之间剪不断的“根”。也正是由于有“根”的牵扯 ，郭沫若“反传统”不能彻底，回归传统悄然进行。其精神性情往往也与此相关。

(三) 与时俱进的书写也会出现“笔误”。文人的二重性自古皆然，在书法文化的视域中来 看 也是如此。文人心态的复杂与书法面貌的多样往往有着非常内在的对应关系。刘熙载在《艺 概》中说到：“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如其人也。”［11］文化 人格复杂的 文人其书作也有其隐在的密码，人格或多或少有损的文人，无论是得意者还是失意者，往往 可以在书法世界中找到“墨舞”的快乐和精神补偿。［12］就郭沫若而言，他是既向 雅、尚美却 也趋俗、趋时的。如“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写下了许多古体诗，其内容有许多不敢恭维， 但其 书法艺术却可以相对独立地存在。郭沫若就曾多次以1966年自己写的诗《颂大寨》书为条幅 以应友人的求字。内容显然是当时流行的标语口号，但其作为书法作品却可以成为博物馆或 艺术馆争相收藏的对象（即使作为“文化大革命”文物也有收藏价值）。另外，郭虽是饱学 之士，但他在评论毛泽东诗词和书法时对毛泽东笔下出现的笔误多“将错就错”，还有所 发挥，就不免牵强而又媚俗。沈从文曾批评郭沫若的创作，说“他不会节制。他的笔奔放到 不能节制。”“……不缺少线条刚劲的美。不缺少力。但他不能把那笔用到恰当一件事上。 ”［13］这样的分析用来对郭沫若多露锋、少含蓄的某些书法作品，也是相当适用的 。但在书法史上亦有以 拙、丑为美的传统，讲求艺术变形，反对精致、巧滑与妩媚。傅山曾提出著名的“丑书宣言 ”，曰“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足以回临池既倒之狂澜也。 ”这种极端意味很浓的话语表现了一种反潮流、反俗众精神，其要旨在于提倡自然自由的书 风，从而抒发真情实感，体现自 由意志，以真率真诚的“心画”超越字表之媚，追求艺术本质的美。郭沫若某些看上去较为 粗糙的书法，实却拥有磅礴的气势和酣畅淋漓的效果，尤其是他的那些遒劲飞动的行草，确 能给人以爽与酷的感觉。但到了郭沫若的生命晚期，虽然仍以发抖的手题字，却常失去韵致 和形体，那种力不从心的感觉和病态老人的形象，真是“跃然纸上”，令人感慨不已。倘从 大处着眼，也可以从郭沫若的书法活动中，看出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悲剧在郭沫若身上也 有相当刺目的体现——他的相当一部分书法作品都潜蕴着传统士子的功利意识和忠君意识。 分析文人书法家的文化心理，可以从儒家、道家等角度分析。如把郭沫若的书法全部集结起 来，按年代编出，亦可以看出20世纪中国的面影，一方面体现着儒家文化塑造的积极入世、 书以载道的精神特征，另一方面也显现出某种被儒家文化覆盖遮蔽的“无我”状态，不少歌 颂或应景的书法作品实乃顺势应世媚俗的结果，其中也显现着某种人格的扭曲、个性的泯灭 ，而这又与儒家文化忽视个人权利、不尊重个性的心理积淀大有关系。因此可以说，从郭沫 若书法活动体现出来的某种悲剧性，并不仅仅是其个人悲剧，也体现着民族文化传统的悲剧 。

(四) “全人”的观照及“慎评”。笔者曾主张从全人视境来观照现代文化名人，这对郭沫 若 自然也很适用。从人才观来看，郭沫若可谓是“另类”人才，很难接受传统的旧式教育和家 训族规；他也是尝试殊多、事业多成的“球形”人才，很难用单一的命名来评估他多方面的 成就。人们从不同侧面称他是作家（诗人、剧作家、散文家等）、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 考古学家、文字学家、书法家和翻译家等等，综合来看，作为曾是“创造社”领袖的他则是 20世纪中国一位有着众多建树的文化名人，有着旺盛而又持久活力的文化创造者。尽管有人 常借若干失误而蔑视郭沫若，但认真审视其“全人”的学术取向仍应成为主导方面。对郭沫 若的书法名家身份，有很多人予以确认，并给予很高评价，其中最典型的有“郭体”之誉； 但也有人大加鄙薄，其中最典型的是“滥俗”之说。前者多见于中国内地正式出版的书刊， “主流”特征明显；后者时闻于海内外学人的议论，“民间”色彩突出。而在笔者看来，郭 沫若的书法世界，可以说是“功底深厚，书风浪漫；应用广多，佳作时见；书文互彰，情趣 盎然；世人赞誉，亦有遗憾”。诚然，郭沫若在身后为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也留下 了巨大的反思空间。事实上，郭沫若的书法与其“文学创作”、“文化创造”浑融相通，体 现了一种 “永远的文化创造精神”，这也是值得我们珍视的精神文化遗产。笔者曾指出： 如果说民族文化定有其文化基因或文化原型的话，那么中国人创造的汉字或象形文字，就自 然蕴涵着炎黄子孙的心灵和艺术的奥秘，并结晶为名冠全球的“中国书法”。因此，在我们 今日的国民性里，也依然深深地渗透了因汉字书写而生成的文化心理基因。不管时代如何变 迁，“中国书法热”似乎总能成为汉语言或华文文化圈独特的人文景观，并携其鲜明特色走 向世界，吸引更多眼球来欣赏这神奇的毛颖之舞。尽管随着电脑时代的轻捷步伐，书法的实 用功能日见萎缩，但书法艺术创造的无限空间仍存留于人们心中……［14］。笔者坚 信，无论消费性大众艺术怎样大行其道，艺术工具怎样更新，“换笔”运动怎样快捷，但伴 随文化国力的提升和汉语热的不断升温，中国书法文化绝不会被消灭。因之，“哲人其萎， 墨宝长存”，物以稀为贵，艺以精为显，能大雅亦复大俗的复杂的郭沫若，其人与书的丰富 性也依然会具有恒久的魅力，其传世的真迹也仍会为世人所珍视，在山水之间，在庙堂之上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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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刘熙载．艺概［m］∥刘熙载集．刘立人，等点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184．

［12］ 李继凯．书法与文人［m］∥金开诚，王岳川．中国书法文化大观．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1995：407-417．

郭沫若书法范文第2篇

冲开一个沉闷的缺口

1942年8月13日，郭培谦（字宗益，郭沫若五哥郭开佐之子）将重庆西来寺20号开设的酱油作坊腾出来，在门口悬挂上“群益出版社”的社招。这家由他担任首任经理，连襟刘盛亚任总编辑的小出版社悄无声息地成立了。出版社的名字由郭沫若从两位主要创始人于立群（郭沫若夫人）、郭宗益的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寓意为有益于人民群众。

据史料记载，群益出版社创立于重庆，后迁至上海、香港，1949年回迁上海，1951年与其他出版社合并组建了上海新文艺出版社。这家规模不大、出书不多、历时9年的出版社，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也许没有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其发展历程却是中国共产党支持郭沫若创作、扶持进步文艺的力证。

1940年，前方的抗日硝烟尚在弥漫，党国文化钳制的铁箍已不断加码。这年9月，撤销了郭沫若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将号称“名流内阁”的第兰厅的一批进步文化人士排挤出去。后虽迫于舆论压力，国民政府不得不另组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仍由郭沫若担任主任委员，说是“离厅不离部”，但严格限制了文工会的活动内容和范围，规定“只能做研究工作，不能从事对外政治活动”。夹缝中，文工会在中共南方局和的指导下，积极从事学术研究和进步文艺的宣传。有感于这种局势，郭沫若给转移到香港的夏衍致信说：“我们这里还有一块小小的‘租界’（文工会——笔者注），头上有一棵‘擎天大树’（——笔者注）。”此时，郭沫若将大批进步人士团结在文工会周围，自己的创作也进人高峰期。在庆祝郭沫若50岁生辰的纪念大会上，第一次将郭沫若与鲁迅并提，热情地赞扬郭沫若：“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我要说的话》，1941年11月16日）

战时重庆物价飞涨，文化出版界赖以生存的纸张供应奇缺，许多出版商不愿意赔钱出版书刊，对进步书刊更是惟恐避之不及。官方的正中书局、中国书店一统天下，中共只有一家新华日报社，中小出版业虽有几十家，但常因买不到平价纸、稿件审核难通过、无法寄送印刷品等原因，业务处于冻结状态。进步作家的书稿无人问津，靠稿费养家糊口的文化人生活困窘，偌大的后方，竟然出现进步文化作品无处出版，文化界无好书可读的死气沉沉的景象。而抗日战争不只是敌对双方武器和国力的较量，也是双方文化软实力和民众心理的持久较量。为了充分发挥文艺作品的宣传引导作用，提倡在文化界“冲开一个沉闷的缺口”，鼓励文化名人涉足出版业，争取进步文化事业的领地。

据郭沫若年谱记载，1929年至1942年，郭沫若公开出版的书籍被查禁过40次。1941年，政府以“故意不送审原稿”为由，查禁了郭沫若与他人合集的《楚霸王自杀》；1942年又以“强调阶级意识”的借口查禁了《前线抗日将领访问记》。时难世艰，无以抒怀，郭沫若提笔将愤怒复活到屈原的时代里，用十天时间创作了历史剧代表作《屈原》。机关报《中央日报》在副刊上连载了《屈原》全文，时人争相抢阅。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大怒，撤销了孙伏园的主编职务，因郭沫若的文章而引起内讧，成为重庆的一大文化新闻。此后，宣传部战战兢兢地“把关”，要审核郭的每个作品。1942年，郭沫若的历史剧《虎符》脱稿了，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出版。了解情况后倡议，集资创办一家以出版郭沫若著作为主的出版社，支持郭沫若的创作，多出好书为进步文化事业建立一块新阵地。文工会的共产党员冯乃超、阳翰笙等人多方筹措资金，郭沫若夫人于立群、侄子郭培谦创办了带有家族色彩的群益出版社。

重庆群益疾风劲草

众所周知，一家出版社涉及到编校、印刷、发行等多个环节，一个环节不畅整个流程将受影响。群益初创时，全部资本仅是5.8万元及历史剧《虎符》的原稿，排版、印刷只能依靠别的印刷厂。为维持出版社的正常运转，郭培谦不得不四处奔走，筹措资金，终于在当年10月出版了《虎符》单行本。历史剧《虎符》创作于皖南事变之后，郭沫若以魏安嫠王“消极抗秦、积极反信陵君”来影射国民政府“消极抗日，积极”的政策。读过《虎符》后，于1944年1月请董必武转交郭沫若一封电报文稿，电文写道：

董老：请将下电转交郭沫若兄：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

同年11月21日，亲笔致信郭沫若，肯定其创作：

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创办初期，为逃避印刷厂索债，郭培谦等人经常锁上群益的大门，到茶馆一边喝茶，一边办公。群益常被人戏称为“游魂出版社”，郭培谦则被戏谑为“茶馆经理”。接连出版几本书后，群益营业额上升了，郭沫若策划出版一本综合性学术期刊《中原》，自己亲自担任主编，业务交由群益处理。但《中原》办刊登记又受到的刁难。据《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记载：1943年5月3日，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曾密电，要严密注意，制止郭沫若、茅盾、胡风等所主编的三种刊物，不准登记出版，并说明“群益出版社出版一大型月刊，专负责思想指导及发挥唯物辩证法之任务，南郭沫若负责主编，冯乃超、郑伯奇等助编”。经过郭沫若与潘公展反复交涉，《中原》还是在一个月后公开出版了。

《中原》创刊号的头条是乔冠华以乔木笔名撰写的《方生未死之问》，文章笔锋犀利，直陈时弊。第一期上市不久即售罄，应读者需求，还再版重印了一部分，“杂志再版”在当时的重庆还是第一次。第二期《中原》的头条是闻一多的《屈原问题》，他在文章中提出屈原是楚怀王“弄臣”的新见解。当时郭沫若被视为研究屈原的专家，早就出版了权威著作《屈原研究》一书、郭沫若认为屈原是位有远见卓识、热爱祖国的大政治家、伟大的爱国诗人。郭、闻的观点针锋相对，两人都是海内学术大家，这让总编辑刘盛亚很为难，闻一多这篇文章到底发不发？不发，是对闻先生的不尊重，发了，郭沫若会怎么想？出乎大家意料，郭沫若立即拍板决定。此稿不但要发，而且要发在《中原》第二期的首篇，以示对不同意见的尊重。果然，第二期《中原》竟因这桩“公案”，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纷纷来信邮购或要求长期订阅，大大振奋了萎靡不振的出版界。此后，《中原》的送审屡受刁难，月刊几乎变成半年刊，1945年10月被迫停刊。

郭沫若对文艺的宣传作用有深刻理解，他曾说：“人类的文学艺术活动，在他的本质上，便是一种战斗，是对于丑恶的战斗，对于虚伪的战斗，对于横暴的战斗，对于破坏的战斗，对于一切无秩序无道理无人性的黑暗势力的战斗。……文学艺术家们，我知道他们也绝不会忘记了自己的使命的神圣，而轻于放弃他们的岗位。”为保障中小出版社的经济利益，1945年5月，群益出版社与29家出版单位联名发表了郭沫若起草的《出版业紧急呼吁》，力争取消新闻图书杂志和戏剧审查制度。郭沫若疾呼：“精神食粮之充盈、健康与否，果为衡量一同文明之标准。物质生产落后之中国，在战时更需要精神武器之支持。”政府如果真正重视文化事业，即应对新闻出版业立即予以支持，“否则我人敢预言，正当之出版业势必从此死亡，而泛滥于市场者皆将尽为腐蚀国家生命之色情低级读物矣。”群益书社还公开出版被禁的阳翰笙的著作《草莽英雄》，彰显反查禁和拒检的勇气。在强大舆论压力下，1945年10月，不得不废止了战时新闻检查制度和图书杂志审查制度（沦陷区不适用）。

重庆时期，刘盛亚和不少作家艺术家都有交往，群益成了文化界朋友来往聚会的场所。一些作家求职或路过重庆，因经济困窘，住不起旅馆，就来群益“落脚”。《风砂之恋》的作者碧野，有次在大冬天带着妻女从外地投奔群益，在库房外过道临时搭个睡铺。诗人巴牧、鲁迅研究专家林辰，以外地教书为业，每学期要改聘一次，每年的冬夏两季都来群益暂住。

上海、香港群益成就斐然

为支持群益出版社的业务工作，1945年5月，中共派遣新知书店的专业出版人员、秘密党员吉少甫来主持群益的工作。抗战结束后，政府复都南京，大批中共代表和民主人士也纷纷南下。为开辟新的文化阵地，中共指示群益出版社开设上海分社。1945年12月下旬，吉少甫携带两大箱纸型，搭乘轮船回到故乡上海，为群益寻觅适合的办公地点。

在四川丝业公司董事谢思洁的帮助下，吉少甫将群益出版社上海分社设在四川北路底、山阴路恒丰里77号的三层楼石库门房子里。不久，郭沫若也结束了在重庆6年多的生活，举家飞抵上海，住进狄思威路719号（今溧阳路1269号），其住处离群益社步行一刻钟左右。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文委”书记冯乃超担任该社总编辑，恒丰里77号不仅是群益的社址，郭沫若与来访者晤谈的场所，还成为上海地下党“文委”一个秘密联络地点。

“孤岛”时期的上海出版界损失惨重，战后不少出版机构纷纷复业。为解决共同的房源和经费问题，群益出版社与俞鸿模的海燕书店、张钟麟的云海出版社联合成立了群海发行所，订立了“出版各自独立，统一发行”的合作原则。上海群益根据市场需求，确定了出版原则：1、收集并出版各时期郭沫若的禁书，出版进步文艺理论丛书；2、统一郭沫若译著的出版版式和规格；3、确定群益的出版宗旨。郭沫若与总编辑冯乃超多次讨论群益的发展计划，并于1946年6月为群益亲笔题词一幅：

文化之田，易耨深耕。

文化之粮，必熟必精。

有益人群，不负此生。

题词中，郭沫若将出版社比作“文化之田”，要精耕细作，出版社的文化产品，就是人们的精神食粮，拿出来的一定要成熟、精良。题词巧妙将群益两字嵌入其中，明确了群益的宗旨就是认真、负责地服务于广大读者群，这24个字成为群益的社训。在“”的混乱年代里，吉少甫冒着生命危险，秘密保存了这幅题词。直到1991年6月，阳翰笙、吉少甫代表群益出版社将这幅题词回赠给郭沫若纪念馆，由时任馆长郭平英代表郭沫若纪念馆接收下来。

郭沫若自1927年被通缉后，他的许多著作被列入禁书。书店早已下柜或销毁，收藏者也大多秘而不宣，这些版本的郭著已变成“奇货可居”的珍品。不到两年的时间，上海群益将郭沫若各时期散见报刊的有关历史人物研究、评论合集为《沫若文集》，统一设计封面，封底印上群益社标。上世纪20年代旅日期间，郭沫若潜心数十年翻译歌德的《浮士德》全译本，初版后再未重印，郭沫若亲笔题写书名，上海群益分三版共印刷近3万册，创下群益社史上单册图书印数之最。

1946年6月19日，郭沫若在冯乃超陪同下，离沪赴南京，作为政治协商会议第三方代表之一，参加国共和平谈判和调解。6月23日，上海人民代表马叙伦、马寅初、雷洁琼等人在南京下关火车站被特务殴打致伤，郭沫若愤激直言“这又是一场校场口事件”，并随同赶到中央医院慰问受伤的代表和记者。作为亲历者之一，郭沫若写就《南京印象》，在上海《文汇报》连载一个多月。文中，他掷地有声地预言：“中国的轨道，摆在眼前的就只有这么两条：一条是消灭大打出手的人，另一条是实现民主政治。不照着这样做，一切的一切都是轨外行动，那必然要生乱子。”群益很快出版了《南京印象》单行本，这本约4万字的小册子，可谓插向伪和谈内幕的一把利剑。

1948年，在国统区大肆逮捕进步文化人士、查封进步文化机构。郭沫若、冯乃超、周而复、吉少甫等人先后转移到香港，群益出版社亦迁至香港，由周而复担任总编辑。二战时期，香港曾被日本占领，光复后没有单位主管文化事业。港澳人士对中共解放区的情况知之甚少，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其后涌现的一批新文艺作品所知寥寥。总编辑周而复兼任中共南方局文委副书记，他大胆提出主编一套《北方文丛》，收录解放区的新兴文艺作品。一年内，香港群益书社分三辑出版了马烽、西戎合著的《吕梁英雄传》，孙犁的《荷花淀》，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李家庄变迁》、周而复的《高原短曲》、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柯蓝的《杨铁桶的故事》、《红旗呼啦啦飘》等近30位作家的著作。这些作品文笔生动清新，勾勒解放区的生产生活实景，创造了文艺与政治宣传的完美结合。《北方文丛》作为“对外宣传的窗口”，不但在港澳和南洋打出品牌，在现代文学史上亦具有重要地位。

1951年在公私合营的大趋势下，群益、海燕、大孚三家出版社合并。在吸收上海6家私营出版社后，1952年6月1日筹建了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上海出版志》记述：

公私合营新文艺出版社成立。由群益出版社、海燕书店、大孚出版公司联合组成。以后参加的有新群出版社、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光明书局、潮锋出版社、上海出版公司。主要任务出版中外文学作品。社长刘雪苇（兼），总编辑王元化。

群益三次招股

翻阅群益出版社的资料，笔者发现了一个颇有深意的现象：在重庆、上海、香港时期，群益出版社曾三次招募股份，但所有股东从未领取过股息。新中国成立后，群益实行公私合营，所有股东又自愿放弃本金。这些股东是哪些人，为何连本带息一同放弃？

事实上，群益自创立起就有一只有力的手支持其发展，这只手就是中共及领导的爱国民主力量。群益在的倡议下成立，为了支持群益的发展，1945年8月到1947年1月，阳翰笙、冯乃超代表党组织，用方学文、邢延禄、伍仲堪等五个假名，向群益先后投入6笔资金，总计约11.34两黄金。这笔“党资”是中共支持群益发展的生动写照。

群益的发展还离不开爱国民族企业家的资金支持。1945年群益出版社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郭沫若任董事长，董事有冯乃超、阳翰笙、胡克林等人，冯克熙（胡子昂的侄女婿）任总经理。胡子昂（时任重庆市参议长、著名实业家）、胡克林（重庆民盟负责人之一）父子拿出约20两黄金，在当时，这可是一笔数目不菲的数字。1946年西南蚕丝公司董事谢思洁出资约53两黄金，支持上海群益的出版发行工作。1952年群益出版社并入新文艺出版社时，送给冯克熙一张群益的股东凭证和股息，冯克熙含笑推谢说：那些钱都是爱国民族企业家胡子昂等人赞助的，为了支持民主革命和进步文化事业的目的已经达到，怎能收取什么股息呢？

为了解决群益初期的资金困境，郭培谦拿出全部家当，甚至写信给父亲，谎称自己身患重病，急需汇钱。郭开佐接信后马上卖掉刚收的稻谷，换成现金寄去。1952年“三反”运动中，郭培谦遭受“贪污公款、责令退赔”的不白之冤，郭培谦写信向郭沫若做了实事求是的汇报，郭沫若和上海新文艺出版社联系，汇出自己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积存的稿费，替郭培谦做了“退赔”，使僵局得以缓解。不久，党组织查清情况。将钱全部退还郭培谦，郭培谦又将退款全部上缴国库。

可贵的是，群益出版社的三次招股信息均留下档案资料。2007年10月22日，吉少甫的女儿晓蓉赠送北京郭沫若纪念馆12件文物资料，内有一份《群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清单》，记载了所有股东的信息。这份清单中郭沫若个人名下共有28.66两黄金的股份，这个数字颇让人费解。重庆时期，郭沫若虽有不少作品出版，但经常拿不到稿费和版税，郭沫若为何有这笔巨款来人股呢？原来，群益创建初期就已明确，郭沫若如果无资金投入，就以书稿代资金投入。重庆时期，群益出版的大都为郭沫若的著作，欠下郭沫若数额巨大的版税，如要还清，群益就得停业关门。所以，郭沫若名下的股份，绝大部分是群益出版社应付未付给郭沫若的稿酬和版税，并折合成了股金。解放后，郭沫若将所有“党资”改为“华东新闻出版处”的户名，明确为公股，将自己原有的股金和积存的大笔版税也一并转成了公股。

郭沫若书法范文第3篇

郭沫若早年留学日本，先从医，后从文。1916年8月与安娜在圣路加医院相识，同年年底在山结婚。1918年郭沫若由同山的六高(相当大学预科)毕业，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读书，全家离开了同山搬到九州北部城市福同。那时长子和夫已出生，他们一家人住在福质屋(相当于中国的当铺)仓库的楼上，房间很小，她说：“有点像监狱。”生活主要靠郭沫若的助学金，过着清贫的生活。学医的学生需德文医书，但书价昂贵，安娜就尽量节约开支。她说，那时经常是拿五分钱去买烧红薯，作为全家的午餐。小孩子要吃点心，安娜给一个铜板去买“铁炮弹”糖块，这样可在嘴里多含些时间。偶尔郭沫若有了稿费收入，就花两角五分买“驿便当盒饭”(内有烧鱼、蔬菜、大米饭)，这算是“佳肴盛餐”。安娜长子和夫对我说：“那时我家常常搬家，为节省开支，找些便宜的住处。我们搬家很简单，因没有多少家当，手提背兜，往返几次就搬完了。”

1919年时，郭沫若住在福同，成仿吾、郁达夫、陶晶荪等人经常与郭沫若有来往。他们常一起沿着博多湾很长的松林边散步，畅叙胸怀。安娜说：“我就忙于准备着烧一大锅菜招待大家。”安娜回忆说，那时郭沫若怀着改造社会、振兴民族的热情，已开始从事文学活动。他经常给孩子们讲些童话故事。说和夫是由橘子变来的，说博儿是由桃子变来的。孩子们小，还信以为真。

1921年，郭沫若与郁达夫等人创立“创造社”，郭开始准备回国参加“新文化运动”。可是1922年1月又生下第三个孩子复生，生活更加穷困。她说：“我在福同甚至去当过保姆。”可那时她仍鼓励郭沫若，“我们的事情不用你担心，只是希望你努力……”

安娜也有美好的回忆，她说：在房州借住时，家门口一出去就是草原连着海滩，不远处渔民在海边晒网，还有小河可尽情钓鱼，我们非常喜欢去海边钓鱼，并用日语“たぃすき”重复表达很喜欢。还说，每天早上渔民卖的鱼货最便宜，因交通不便，又无冷冻设备，所以很愿意贱卖，只有那时一家子才能大口吃到大龙虾、鲍鱼，以后再未吃到那么便宜、新鲜的食品。

安娜老人回忆，1922年郭沫若带她一起回到中国上海。她说：“那时生活极其穷困，穷得真是难以想像，虽未行乞，但连乘车的钱都掏不出，心想如果捡到一块石头，恨不得这块石头就是钱。”当时住上海哈同路(现铜仁路)，道路两旁还有樱花树。由于她生活不习惯，水土不服，身上发了许多红斑，所以在沪呆了约半年左右，未过夏天，便带了和夫、博儿回到日本。

1923年3月，郭沫若从九州大学毕业后，决定回国，在回国途中，曾在佐贺的山村里小住，借住在一个人家的楼上。她说沫若天天伏在饭桌上写作，写累了同她一起到楼下园地外，沿着一条清澈的小河边的小道散步。两边山坡都是红叶杂木林，有时他顺手摘些野果给孩子们吃。回上海后仍住铜仁路，后住民厚南里。她说，那时“创造社”虽已成立，但经济拮据，自己无房住，由成仿吾将房子让给我们一家住。

1924年初，又带了孩子回福同住了半年多，10月去佐贺县，曾在那里的温泉旅馆住了一个月，郭沫若写了《行路难》一文，同年11月又返回上海住环龙路44弄内(现南昌路180号)。她说：“那时我要承担全家人衣服的编结和缝制。”翌年女儿郭淑踽就出生在那里。郭博与和夫就在上海金陵小学念书，上学要走很多路。

1926年3月，郭沫若受命去广东，在瞿秋白的推荐下，应林伯渠之邀到广东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她说，那年5月，我们全家人搬至广东东山居住。

1926年夏，郭沫若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在北伐军离穗前夕，孙炳文(北伐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主任)设宴欢送郭沫若等人出征，孙以主人身份向来宾一一介绍，当介绍到郭沫若时说：“这位是戎马书生，”从此，郭沫若就有了“戎马书生”的徽号。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随军出征，负责北伐军的政治工作，孙炳文奉命留在广州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负责整顿地方秩序，为北伐军筹措经费、武器、粮食、医药及训练骨干，补充兵源，支援前方作战。安娜对我说：“那时我还管过枪，当时邓演达家住的是幢洋楼，我们曾与邓家住一起。”她还提到后来去武汉的情况。本来打算同孙炳文一起离开广州到武汉，可是后来孙单独坐船走了，安娜一家迟了一班船。孙不幸在船上被特务盯住，船靠码头后即被捕，最后被杀害。安娜说：“如果我们同行，也会遭到不幸。”她的长子郭和夫对我解释说，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维世是的养女，金山的夫人。金原系北京青年艺术剧院副院长，于1982年7月7日脑出血病故，孙维世在“”中被迫害致死。

1927年安娜带了孩子经上海去武汉找郭沫若，郭沫若于8月1日参加了南昌起义，可是一直没有音讯，安娜很是忧虑。在武汉，经受了颠沛流离之苦的安娜终于见到了郭。后来安娜感到在武汉很危险，便和郭沫若分手，领着孩子顺长江乘船而下，回到上海。住北四川路底窦乐安路(今多伦路)的一间弄堂房子里，那儿离内山完造书店较近，安娜同内山有来往，常去书店。刚安顿下来，即发生了大革命失败的重大变故，叛变革命，悬赏十万美元通缉时在广东的郭沫若，郭只身从广东逃出匿居上海。因在国内不能长久呆下去，他们拟乘船至海参崴，经西伯利亚到莫斯科。船原定于12月6日启航，因故延期。可是就在12月8日晚，郭沫若突患斑疹伤寒，住进了上海北四川路一家日本人开设的私人医院，其子郭博说，实际是住在日本医生家里。郭沫若病情严重，已通知安娜准备后事了，但在医生和安娜的精心治疗护理下，竞战胜了死神。于是又回到窦乐安路(今多伦路)的住所潜住。这时安娜既要照顾病人、料理家务，又要筹措生活费，抚育孩子，还到书店去为郭沫若买高富素之译的日文版《资本论》和《哲学的贫闲》等书供他阅读，真是历尽艰辛，任劳任怨。

1928年2月24日在同志安排下，在创造社战友帮助下，郭沫若化名“吴诚”，全家流亡日本。先是郭沫若一个人搭箱崎丸船去神户，安娜带了孩子后去神户，在神户一家人集中后上火车去东京。日本政府已得到消息，派人去东京等着要抓他们，安娜说：“我们在前一站品川就下了车，他们没等到。”安娜决定投奔桂毓泰博士(系郭沫若同学)的日本夫人花子(也是安娜好友)的娘家去。但花子这时已病故，花子的父亲斋藤老人是一个出卖劳力的木匠师傅，家境并不富裕，但他们不忘旧谊，亲切接待并予以妥善安置。可郭沫若毕竟是一个逃亡的“政治犯”，斋藤家所在的目黑区离东京市中心又不远，怕被当局发现，于是郭沫若找到朋友村松梢风先生，经梢风介绍，在千叶县市川町横田先生的安排下住了

近两个星期，以后搬到市川町的真问借房子住。

这位村松梢风先生1889年出生于日本静冈县，在家乡度过了少年时代，后赴东京进入庆应义塾(即今天著名的庆应大学)学习，在此萌发了对文学的兴趣。1917年他将写成的小说《琴姬物语》投寄到当时执日本杂志界牛耳的《中央公论》(至今仍是日本最有影响的杂志之一)，意外地得到了主编的赏识，从此在文坛上崭露头角，梢风写的大多是些传奇故事类的大众文学，渐渐地他感到所写的素材已趋于枯竭，再加上当时日本的社会空气比较沉闷，他想到一个未知的新世界去闯荡一下，于是就有了使他人生发生重大变化的上海之行。在上海期间，梢风听从名作家芥川龙之介的教诲，每到一处总是在随身所带的笔记本上详细地记录当时的所见所闻。当年5月回到日本后，他将这些笔记整理后写出六、七万字的长文《不可思议的都市“上海”》，刊登在这一年八月号的《中央公论》上。后来他将这篇长文改名为《魔都》，与《黄包车》等其他几篇文章一起编成《魔都》一书，1924年7月由东京小西书店出版。这本书在当时的日本影响很大，以至于在一般日本人的心目中，“魔都”一词竟成了上海的代名词，一直沿袭至今。

1922年秋，田汉回国，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供职。梢风来上海前，以写《田园的忧郁》出名的作家佐藤春夫，为他写了一封致田汉的介绍信，梢风持佐藤介绍信去访田汉，田汉热情地邀请梢风一起去他在民厚北里的寓所长谈。几天后，梢风接到了田汉的书函，邀请他去家里吃晚饭。在这次湖南风味的家宴上，他认识了郭沫若，并且相谈甚欢。席间，郭告诉他说：“在去日本留学前，我们对新文学诸事都不懂，所以大家都选了各种不相关的学科，但自高等学校时代起，我们对文学开始产生了兴趣，进了大学后对文学的热情就更加高涨，虽勉强在学校毕了业，但现在什么是我们的本职，自己也搞不清了。”说着郭笑了起来，并热情地邀请梢风到他在民厚南里的家里去坐坐。于是，梢风认识了“温柔可亲”的郭夫人安娜。

1928年初郭沫若和安娜在市川町借住了一段时间，不久由安娜操持，在千叶县市川的须和田(属市川管辖)盖了一栋房子安顿下来，当时盖这栋房子是用了成仿吾资助的1000日元，将花子父亲斋藤老人请来帮助建造的。造房时，安娜花了很大的心血，她亲自深入林区采购木料，直接向窑厂定砖瓦，直接请人帮助建造，节省了许多。她介绍说，这是一处坐北朝南的木质瓦顶平房，有，五间，书房、客厅、起居室、厨房都很齐全。这是安娜在日本居住的最后一个也是时间最久的住处。我问房子盖在什么地方?她用笔写：“千叶县、市川市须和田2―3―14”。安娜多次向我提到那时成仿吾并不富裕，但仍慷慨资助了她1000日元，她终生难忘。

说起成仿吾，郭与成相识于1915年7月，那时郭沫若从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预备班毕业，升入同山第六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与在该校第二部学工的成仿吾(1897―1984)初次相遇。两人都“抱着富国强兵的志向，幻想科学救国”，“又都有着对文学的狂热”，这些共同的志趣使得他们一见如故，一块到六高上学，一块登操山，一块到旭山划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在赴欧洲路经日本东京时，为帮助郭沫若全家的生活，曾留下1000日元。这也就是安娜多次对我说过的：“成仿吾那时并不富裕，月工资仅40―50元，但仍慷慨资助我们，还经常给孩子们买东西。我省吃俭用，用这笔钱盖了房子。”她还对我说：“以后你如去日本，可住在那儿，那是我老家。”

安娜跟随郭沫若颠沛流离，长期居无定所，生活无保障，拖儿带女，四处奔走，但她从无怨言。直到晚年向我谈起这些往事时，也无懊悔之意，堪称是一位让人尊敬的坚贞女性。

在艰难中支持丈夫成就事业

1928年8月(郭沫若次子郭博说是10月)，日本东京警察当局发现了他们的行踪，将郭沫若拘留。安娜开始时和警察争辩，想加以阻止，看看不行，又要求和郭沫若一起到拘留所去，当局也不答应。当晚，安娜开始为营救郭沫若而奔走。她去找了横田兵右卫门，同这位保护人一起找平田检事村交涉，后安娜交博儿一张条子，嘱他去找一位检察官，终于使郭沫若在第三天获释回家。但日本政府规定：他们不能到处活动，与中国人接触要报告。在那种情况下，她为了保护郭沫若的安全，费尽了心机。

后来安娜便在艰苦环境下全力支持丈夫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为了让丈夫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她承担起全部家务和对孩子的照顾。郭沫若在须和田由安娜操持建造的木房子内住了10年，在此期间完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研究》和《战争与和平》、《生命的科学》等大量著作和译作。在这段时间，他们一家的生活来源主要靠郭沫若写作、翻译文章的稿酬，以卖文为生。本来国内创造社每月资助他们100元生活费，1929年创造社被查封，断了这项生活来源，所以生活就更加困难。但在郭沫若勤奋写作和安娜勤劳节俭的共同努力下，勉强维持着一家七口的生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安娜曾向我谈起，郭沫若早期留学日本，古文功底深厚，但对外国文化及自然科学知识的了解“几乎是零”，受过良好教育的安娜常常对郭说，要在文学上有所作为，除中国文化之外，还必须懂得外国文化，懂得哲学、数学、天文学、生物学、甚至宗教等知识，要在这方面下点功夫。郭沫若接受她的意见，广泛吸收各方面知识，为他以后成为一个博学多才的文坛巨星创造了条件。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对安娜的评价是：“她的性格比我强，只要一起了决心，便没有什么游移。在我动摇着的时候，反是她来鼓励我执行了既定计划。”

1994年郭的秘书王廷芳同志在《她酷爱中国》一文中说道：“安娜和郭同生活这20多年，是郭老写作和翻译从开始到成熟的时期，也是他在这方面成就最大、数量最多最丰富的时期。他的这些成就的取得，倾注了安娜夫人的全部心血、劳动和牺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安娜夫人的奉献，郭老是不可能取得那样辉煌成就的。”这一论断是真实的、符合实际的。

“别妇抛雏”后的苦难岁月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这时郭沫若再也坐不住了，他要回国投入抗战。当时在日本反动当局监视之下，全家回国是不可能的。他日思夜想，坐立不安，经过十几天的思考和筹划，决定抛妻别子，毅然独自离开日本回国。安娜支持丈夫“参加保卫祖国的工作”，没有阻挠他，只是说了一些告诫的话，如“你的性格不定让人担心”，“只要你认真做人，我们就是有点麻烦也是可以忍受的。”郭沫若听了妻子的话十分感动，立即回到书房写了《又当投笔》

七律一首：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此诗表达了他抛妻别子、救国献身的决心。1937年7月25日，郭沫若在钱瘦铁的帮助下，只身化装悄然离日。临走那天早晨，孩子们在熟睡，他还给孩子写了“勤勉”二字贴在墙上，希望他们好好学习，好好做人。郭走后，九点左右日本警察来了，问郭沫若哪里去了?安娜镇定地说：“大概到东京图书馆去了吧!”把警察蒙混过去。第二天警察又来查看，仍未见郭沫若，安娜谎称：“他带了女人到温泉去玩了。”一连几天，由于安娜的掩护，为郭沫若赢得了时间。不久，报纸上发表了郭沫若已安全抵达上海的消息，警察立即将安娜抓起来拷打审讯，安娜对我说： “真是痛得让人难以忍受，为了怕孩子知道了心里难过，所以我每次带着伤回家都瞒着他们。”有一次被警察抓去毒打后回家，被孩子发现了大腿上的乌青块，才知道她受到警察的毒打。她说：不仅她的遭遇是这样，孩子们在外面，也常常受到“支那人、支那人”的歧视。“我最小的儿子有时还遭日本孩子掷石头，我则被人指骂‘敌人妻’、‘卖国奴’!”安娜说，“不仅我们的遭遇是这样，而且与我们有过来往的人，大都被抓去审问过，如钱瘦铁、藤原(眼科医生)、小原先生、沈尹默等均被审问过。那时为避免引起麻烦，已很少有人与我们交往。这一切我们都能忍受。孩子们都知道爸爸是在参加保卫祖国的工作，我们受点侮辱，吃这点苦算不得什么。”安娜为了郭沫若承受着政治上的迫害而坚强不屈，让人感动。后来她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叙述发生的一切和自己的态度。1937年11月，此信托人带到上海，郭沫若见后大恸，立即赋七律一首：“两全家国殊难事，此恨将教万世绵!”此后双方的音讯就完全中断了。

在以后的八年抗战期间，安娜除了受到政治上的迫害和歧视之外，经济上也失去了来源。安娜说：“他离开日本时，没有留下财产，五个孩子要我抚养是不容易的。当时日本政府曾向我提出，愿意抚养我的孩子，我不答应，我宁可依靠自己艰苦劳动和亲友接济也不靠日本政府。由于战争的关系，郭沫若回国以后与我联系中断，也未给我寄过钱，五个孩子全靠我一人抚养。”真是难以想象她是怎样走过来的。安娜说：“当时抱定一个宗旨，坚持活下去就是一切。”开始时，她利用城乡差价当小贩，她说，千叶县农业较发达，尤其是蔬菜、水果、花生等很丰富，她到山里去买农产品，再拿到集镇上去卖。农民见她态度和蔼，愿意便宜一些卖给她，她肩背手提，奔走于城乡之间。为了维持一家六口的生活，她又把郭博改成农村户口，种二亩干田，三亩水稻，还租了一块菜地，让孩子们帮助劳动，把收获的蔬菜拿到集镇上去卖。她还和福田木匠一起搞过房地产，到山里选木料，在市川买地，造好房子再卖掉，从中获取一些利润。她倾尽所有心血千方百计让一家六下去。她日夜不停地操劳着、挣扎着，拉拉扯扯使一家六口度过了艰难的岁月。她说：“靠一个中年妇女维持一家六口的战时生活，是不可能的呀，但是我做到了!”还说：“我让五个孩子得到像富人的孩子一样的教育。”她说这些话时绘声绘色，没有丝毫怨恨之感。我由衷地敬佩这位不平凡的女性。

岁月无情地流逝，一家人在艰难中度日。10年中安娜承受着政治上的压力，肩负着生活上的煎熬，她默默地忍受着，守候着，等待着，盼望着，终于盼来了战争的结束。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出“玉音广播”，向全体日本国民宣读无条件投降诏书。听完广播，安娜激动得颤抖了，盼望已久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孩子们听到祖国赢得了胜利，兴奋得热泪盈眶。可是没有想到，又等来了丈夫已建立新家庭的消息，这对她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她清楚，她和郭沫若的婚姻关系事实上已经结束了。但安娜是一位坚强的女人，她没有被这强烈的冲击击倒，而是十分镇定地继续照管着孩子们，并开始筹划寻找郭沫若，她要向郭说个清楚，并把孩子们送到胜利了的中国，送到他们父亲的身边去。

下定决心来中国

安娜是一位饱经风霜、意志坚定的人，她想到就要做到。1946年她一面设法同郭沫若取得联系，一面向日本政府申请去中国。

中国政府驻日代表谢南光及沈尹默、钱瘦铁等人去拜访安娜，并带去郭沫若给她的信件和一笔钱劝安娜暂时不要去中国，因国内战争即将爆发，很不安定。可是安娜决心已定，难以改变。驻日代表团湾出生的专员谢南光见状，便劝安娜要么先到台北暂住。安娜听从劝告，先请其在台湾工作的妹夫陶晶荪和妹妹佐藤藻帮忙，为其大儿子郭和夫、三子郭复生在台湾找到了与他们所学专业对口的工作。1946年底，和夫与复生作为先遣队先赴台湾。他二人与聚集在九州佐世保港的台湾同胞一起坐船到了基隆。不料，抵台湾后遇上“二・二八”事件，和夫与复生半夜被台湾当局拘留，在拘留所里就睡在便桶的旁边……直到五天后才被朋友保释出来。后二人分别在台湾省工业研究所和台湾省水产公司工作。安娜和身边的孩子商定，让次子郭博留在日本守家，其余都回中国。要去台湾必须先注销日本国籍，并获政府代表团批准，否则是离不开日本的，这也是国际法规定的。安娜说：“我放弃了日本国籍，我是郭沫若的妻子，我是中国人，中国是我的祖国。”于是在1947年1月办理了注销日本国籍和去台湾的手续。安娜事先未通知台湾的两个儿子，便留下郭博在日本看守旧宅，带领女儿郭淑和小儿子郭志鸿乘船到了台北。离开日本的时间是1948年5月，有些日本报纸还发了消息。抵台后，他们先在安娜妹妹家住了一段时间，而后就搬到和夫处居住。

安娜在台湾刚住下不久，中国的内战形势便发生了根本转折。1948年秋，安娜从报纸上看到了郭沫若在香港的消息，便领着淑、志鸿渡海到了香港。在那里人生地不熟，又无具体地址，从何找起呢?她抱定一个想法：只要找到书店或出版社，就有可能找到郭沫若。她在街头书摊上看到一本印有“文化供应社”的书，便按照“文化供应社”的地址摸上门去，按响了门铃。当时还是早晨，值班人宋云彬刚起床不久，以为是谁来上班，便把门打开，只见一位夫人领着两个孩子走了进来，宋问他们找谁，回答是日本话，宋听不懂，正欲推他们出门，这时安娜拿起桌上的笔写道：“我乃郭沫若之妻。”宋云彬一看惊呆了，马上请他们坐下……经过辗转联系，他们终与郭沫若相见，住进郭沫若家中。

这是他们自抗战分别11年后第一次与郭沫若见面。关于见面时的具体情景，郭淑在大连向石西民诉说过，淑说：当时母亲见到于立群就问郭沫若：“这是谁?”郭说：“这是我的

新夫人。”安娜说：“这又不是买一样东西，要个新的，将旧的扔掉!”郭沫若无言。安娜又问：“这几个孩子怎么办?”郭沫若说：“孩子可以不去管他，让他们自立，把他们拉扯大了，到哪里都可以活下去。”气得安娜直掉眼泪。安娜本来的目的是要向郭沫若说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和商量对孩子的抚养问题。安娜对我说：“我有责任向他交待，他走后我们是怎样生活的，我是怎样把五个孩子养育大的，除了老五年幼还在念中学外，其余四人都已读大学，并学有专长。另外，我也想看看他，他经过这场战争的折磨，也老了。”这时安娜感到局面已难以挽回，她没有吵闹，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这种家庭悲剧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造成的，罪恶的战争把一个饱尝忧患的家庭给毁了，给人留下难以医治的创伤。她向郭沫若提出要给她相当数额的抚养金，并要郭负责供给淑、志鸿读完大学，还要登报声明脱离夫妻关系。郭沫若与当时地下党的领导潘汉年、夏衍、冯乃超、连贯等同志商量后，决定由与安娜很熟悉的冯乃超(中山大学校长)出面做工作。冯对安娜和孩子们说：造成这一结局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的野蛮侵略。郭沫若感到特别心痛和内疚，也充分理解安娜和孩子们精神上的痛苦和心灵上的创伤，希望安娜理解和原谅。冯说：目前正处于国共两党两军在政治上、军事上斗争最激烈的关键时期，是最后大决战时期。我们有信心很快地打倒，解放全中国。希望安娜他们理解郭沫若和组织上的困难。接着说，供给两个孩子读完大学是没有问题的，但抚养金和登报声明目前无法做到。安娜对此答复开始不接受，经反复做工作，郭沫若答应将他的部分著作权归安娜所有。安娜很理智，她顾全大局接受了这一临时解决办法，由冯乃超作证签订了分居协议。并商定安娜领和夫与志鸿暂时返回台湾，和夫继续在台湾工作，志鸿在台湾上学，淑则留下来，设法找机会进入解放区。持续了十多天的这次见面算是告一段落。

安娜离开香港后，淑在郭家又住了两个月左右，十月份由组织安排从香港乘船到了统治下的天津，然后化装成一位农村哑姑，由一位医生带领，和其他几位妇女一起混过严密的检查，乘坐马车到达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

安娜回到台湾后，仍和志鸿住在大儿子和夫处，和夫继续上班，志鸿进了一所台北的中学。他因不喜欢台湾的环境，再加上语言不通，不久就坚决退学，一个人到香港去找郭沫若，和于立群一家住在一起。于让他去找夏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夏衍告诉他作好准备，随时听候通知去北平，还给他一些钱购置旅途用品，并要他给安娜写信，让安娜与和夫、复生一起到香港去找他。志鸿立即函告了其在台湾的母亲。1949年3月初，志鸿由冯乃超带领和其他人一起乘船离港。几天后到达刚解放不久的天津，两天后抵达北平，见到了郭淑。两人正在说话时，邓颖超从楼上走下来，淑把志鸿介绍给邓大姐，这天正好是1949年的3月8日妇女节，邓大姐握着他们的手亲切地询问了情况，因有活动，邓很快就离开了。

安娜接到志鸿的信以后，北平已解放，的反动统治已摇摇欲坠，台湾要成为它的最后一个固守之地，安娜便让大儿子、三儿子放弃了工作，于1949年4月领着孩子们再次到达了香港。夏衍等安排他们在香港住了一段时间，由赵讽同志带领，乘船离开香港，于5月3日抵达山东省烟台市，从烟台下船乘坐汽车经蓬莱到潍县。途中，因货车上装的东西倒了下来，砸到了安娜，她的胫部受伤，伤口有10厘米以上，深至骨部，但她很坚强，从潍县再改乘火车奔赴济南，于5月10日到北京，住进了翠明庄招待所。

这样，除留在日本的郭博外，一家人均在北京相聚。不久，淑进了燕京大学，志鸿进了华北革命大学，复生则随夏衍到了华东，参加中国人民第三野战军，而和夫则去大连，被安排在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工作。

郭沫若书法范文第4篇

秦川先生是一位勤于笔耕、甘于寂寞的学者，几十年潜心郭沫若研究，成绩斐然。其代表作《文化巨人郭沫若》和《郭沫若评传》问世以来，亦享有较高的声誉。与他前期成果相比，《郭沫若研究新论》（以下简称《新论》）不但视野开阔，方法多元，而且善于吐“故”纳“新”，其材料和见解都有较多的创获，是近年来沉寂的郭研领域较有学术内涵的一部新作。

作为全面深入地推进郭沫若研究的一种学术努力，秦川先生在《新论》中，将郭沫若研究放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加以审视，从整体与多重视角考察郭沫若研究的主体与郭沫若本身。又从以下四点突显了“新论”之新。1.整体观思维。从“学术场域”内部与外部厘清“正反说”的渊源，凸现从整体考察郭沫若的努力。2.方法论启示。从文化与文学、史学与文学、中国与西方跨文化研究及跨学科的多重视角、多重关系中，诠释郭沫若的文化观，对郭沫若文化研究的拓展值得肯定。3.理论阐释的前瞻性。从创造社的缘起、理论建树论及郭沫若文艺观、史剧观。4.史论合一的论证模式。回顾了新时期以来的郭沫若研究，展示从史实方面考察郭沫若本身的努力。

首先，从对郭沫若流行说法的清理开始，以整体观的思维及史论合一的论述，对有关郭沫若热点争议问题进行了理性的辨析。

作为“中共文化代表”之一的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旗帜”。近年来，由于思想的多元化，加之价值观及信仰的失落、各种海外思潮的冲击，一些圈内人借反思之名行否定郭沫若之实。诬其“政治投机”、“文学侍臣”、“无独立研究之精神”。而一般圈外人只孤立地苛责个体，停留在“对郭沫若的道德评判”的表象上，而不深究其表象背后被遮蔽的历史、时代和体制的深层次问题。怎样看待和评价郭沫若？秦川先生坚持从“既有的事实出发”，“知人论世”，去还原那个时代的真实的郭沫若，且提出对郭沫若这样的文化巨人作“整体观”的价值评判，藉此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摆脱认知的单一性和随意性，践行多角度多侧面的综合研究。这无疑是秦川先生的一大优势。

在他看来，郭沫若集诗人、学者、政治家三种身份于一身，三者是一个整体，相互影响，又相互转换。郭沫若本质是诗人，独特的诗人气质对政治、学术、创作活动，既有其利，也有其弊，甚而弊大于利。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一度身居高位，其利弊尤为明显。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常处于文艺家、学者与政治家“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特别在十年“”中，他“跟着党犯错误”，彰显了其平庸的一面。郭沫若与歌德、李白、杜甫一样，有其天才的一面，也有其平庸的一面。我们既不对“天才”郭沫若一味地“激赏”，也不对“凡庸”郭沫若一味地“贬损”。尤其在中国建设新文化的语境下，既要对20世纪的思想文化作科学分析、深刻反思，又要对郭沫若等文化巨人作客观的公正评价。这里，作者没有先入为主地沿袭成见，而是根据郭沫若本身及其研究的学理资源，令人信服地为我们提供了相关知识性的客观依据。“论”从“史”出，因而其所展示的郭沫若从“不实之辞”的遮蔽中敞亮出来，其丰富意义及学术价值也因此向读者敞开。

不仅如此，作者又从正面论证了郭沫若的巨人定位。郭沫若的一生历经保路运动、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总是站在时代的潮头，“紧紧跟着时代走”，“为新中国奋斗”。作者在贯穿其一生的审视和思考中进行理性评估，而读者则从客观、深入、理性的辨识与剖析中，了知郭沫若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以及作为一代文化巨人的学理依据。

其次，将郭沫若研究放在全球化背景中加以审视，以中西观照的全球视野、古今融合的阐发思路，勾画出中西文化在郭沫若那里交融互补、转化生成以“再造中国新文化”的历史景观。读者藉此领略中西文化在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异质同构”。这对于当下如何融通中西，建构文化中国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五四”中西文化大碰撞大交汇的背景下，一方面是中国文化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一方面是西方文化异域理路的引入。在这样的语境下，如何保持民族性又享有世界性，如何看待本土与异域、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该书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学理性的阐述。

面对中西不同文化、学术的交汇碰撞，郭沫若不同于激进的“全盘西化派”，也不同于保守的“东方文化派”。他对西方文化持一种开放与接纳的态度，又对具有深厚根基的传统文化以批判的眼光去选择和继承。只是不同时期，对传统文化中“封建”的批判与“优秀”继承的侧重点不同而已。更多的是，五四时期，郭沫若借鉴西方文艺复兴和德国狂飙运动的历史经验竭力寻求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相融相合的契机，给传统文化输入新鲜血液，再造中国新文化，重塑民族新精神，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及文化中国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

秦川先生如是透彻的分析，让我们了知郭沫若的文化观是如何在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上引进和借鉴西方文化观念，实现双向互动、交融互补、创造性转化与生成的渐进过程。作者力图融合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异域关于文化的诸多阐释，展示中外文化“互文”的可能与现实性，对郭沫若文化研究的深化与拓展值得肯定。

更进一步，秦先生认为，郭沫若研究中国文化史，是由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清理中国的文化和思想切入的。其特点是结合古代社会研究中国文化史。这既是郭沫若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特色与方法，又是他所取得的一项开创性成果。而且其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的，也由此“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开端”。这样以史学与文化学相结合的学术把握，更富有学术内涵，也是一种方法论启示，突出了作者跨学科的眼光与学术功力。

其三，郭沫若与创造社关涉文艺观的形成及其创作实践的研究，对其文论、史剧论的阐释具有前瞻性。

郭沫若的文艺观的形成及文艺创作的演变与创造社密切相关，从创造社的角度切入郭沫若研究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点。秦川先生指出，创造社以“创造”为名，追求艺术的人生，试图以“美的灵魂”重铸文化人格，以此创立一个全新的“优美醇洁”的社会，这既是其价值取向，也是创造社浪漫主义文艺观的现实体现。对此结论，秦川先生一方面依据其文论、剧论文献，作了翔实论证，另一方面对郭沫若作为“耀眼丰碑”的《女神》和史剧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分析。把对郭沫若文艺观的理论思考与艺术创作的分析结合起来，相互印证，成为文论结晶及文本成因及意义的一种诠释。尤为可贵的是，对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基本主题与其史学研究之间的因果关联的详尽阐述，以及人民本位观所包含的文艺学、历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多层次的内容，在跨学科的视野中去观察、探讨及拓展，使得先前被遮蔽的其原本有的重要学术价值得以彰显。这种研究方法对于文艺理论的研究是有重要启发意义的。

其四，对郭沫若生平研究和史料的发掘和鉴别，展示了作者从史料考辨呈现一个真实、完整的郭沫若，以及拓展郭沫若研究的学术努力。

百年来的郭沫若研究虽然气象万千，异彩纷呈，但当下的郭沫若研究却相对沉寂与冷清。郭沫若研究从曾经的显赫，再到当下的沉寂，其间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当下郭沫若研究突破的关键为何？

作者从《建国三十五年来郭沫若研究述评》到《新时期郭沫若研究概况》再到《国外郭沫若研究综述》，全面展现了郭沫若研究的学术风采和学术走向。把每一个时期的宏观把握与系统研究融为一体，在较深的层面上显现了郭研在诸多学科领域的成就与局限。

郭沫若书法范文第5篇

独守空闺的张琼华

张琼华是郭沫若明媒正娶的结发妻子，她比郭沫若大两岁。

1912年农历正月十五那天，四川乐山沙湾镇，郭家举行娶亲庆典，花轿将新娘抬到一栋三间四进木结构的平房前。身着长袍马褂的新郎郭沫若，向轿门拜3下，张琼华由人搀着缓缓下轿，成为郭沫若的第一位夫人。对于这桩婚事郭沫若是违心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使他毫无办法。风华正茂的郭沫若对张琼华平凡的外貌不甚满意，洞房之夜又发现她的三寸金莲，被戏弄之感油然而生，愤愤地走出洞房……婚后第5天，郭沫若便远走他乡了。

然而，旧时的婚约罗网却死死地扣住了张琼华，张琼华作为郭家的儿媳孝敬公婆，20多年如一日。1939年3月，郭沫若衣锦还乡，回四川老家探亲。整整26个春秋，张琼华没有和结发的夫君见过一面，她独守空闺，在无限的等待中忍受着漫长而寂寞的时光的煎熬。此时郭父朝沛已86岁高龄，卧病在床，神志迷糊不清。郭沫若回到家中，立即走到老人的病榻前，跪在地上颤着声音叫道：“爸爸，爸爸……”老人环视了一下四周，慈祥而又带着感激的目光停留在了张琼华的身上。他转过脸来，用微弱得几乎听不清的声音对女儿麟贞说道：“八儿回来了，八女子就好过了。”八女子指的是张琼华。四姐告诉郭沫若说：“这么多年，八弟媳承担了大部分家务。父亲病倒以后，好几年了，都是她和兄嫂弟媳轮流侍候，天天喂药喂饭，扶上搀下，没有半句怨言。真是难为她了！”

听了父亲和四姐的话，郭沫若心中对张琼华顿时肃然起敬。在一一拜过父兄长辈以后，郭沫若也要对张琼华行大礼跪拜。张琼华满脸通红，赶忙把他制止了：“这咋个要得嘛！要不得！”

在张琼华看来，孝顺公婆、侍奉公婆，乃是作儿媳妇应尽的责任。丈夫不在家中，她应该比旁人做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这有什么值得“跪拜”的呢？郭沫若见张琼华执意不允，也就不再坚持了，改为长揖到地。

张琼华已年近50了，红颜消褪，白发丛生。但她似乎并没有为青春在无谓而又无望的等待中白白地耗尽而悔恨。相反，郭沫若的区区一躬使她感到了极大的满足，好像这就是对她空守闺房、恪守妇道的补偿。

为了向张琼华表示感谢，郭沫若给她题写了两首诗，短跋地写上“书付琼华”4个字。之后便离去再也没有回过乐山。而对张琼华而言，不管郭沫若对她如何，她始终把郭沫若看作是自己的夫君。

1963年，张琼华曾去过北京，受到郭沫若的盛情接待，她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惊异兴奋之中感激着郭沫若。郭沫若病逝之后，一些学术研究者曾看望过张琼华，在四川的乐山，她依然是农妇的装束，过着简朴的晚年生活。1980年，这位对郭沫若忠贞不二的老人，在孤寂中辞世，享年90岁。

含辛茹苦的佐藤富子

1916年8月，在日本东京圣路加医院，郭沫若认识了年仅22岁的日本姑娘佐藤富子。当时，郭沫若在冈山高等学校攻读医科，她是护士。他们相识后便书来信往，佐藤富子被才华横溢的郭沫若写的爱情诗所陶醉。不久，她毅然辞去圣路加医院的工作，随郭沫若到冈山同居。从此，佐藤富子的婚姻便笼罩在不幸的悲哀之中……

首先，她与郭沫若的结合，没有得到家庭的认可。佐藤家是基督教徒之家，断然不允许她与一个华人青年自由结婚的。他们第一个儿子出世以后，佐藤富子便与父母断绝了关系。其次，郭沫若作为学生，经济条件是有限的。1918年郭沫若升入九洲帝国大学，富子为使丈夫学业有成，独自承担全部家务，洗衣做饭，忙里忙外，他们几经搬家并且要支付昂贵的房租。为了生计，郭沫若拼命写作译书，没有桌椅用皮箱代替，没有砚台用磨平的砖头代替……这样清贫的日子，没有父母的亲情关照，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富子含辛茹苦地坚持着，为郭沫若哺育了四儿一女。

郭沫若曾参加过北伐，其后又参加了南昌起义，当他发表了震动世界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后，遭到蒋的通缉，在亡命日本前夕，他得了一场重病，依靠安娜（佐藤富子的中文名字）夫人的悉心看护，才得以从死亡线上挣扎出来。出院之日，他写了《归来》一诗，诗中说：“我的生命是她救起的”、“这是我的妻”、“你是我永远的惟一爱人！”

1937年，政治风云变幻，使郭沫若的思想和生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他决定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当郭沫若下决心别妻抛子毅然归国时，虽然事先也曾与安娜商量，并得到安娜的同意和支持，但临行时却没有告诉安娜，为的是怕亲眼见爱妻悲泣，而移其初志。因此，当7月27日黎明时，郭沫若轻声起床，扫视全室一遍，四子一女，都在酣睡中。安娜被惊醒，可她还不知有极为巨大的打击就要降临到她的头上。她扭开电灯，靠在床头上低头看书，郭沫若走近她身边，轻轻地吻了她一下，热泪立即涌泉般淌到诗人的面颊上，幸未为安娜察觉。斯时“残月在天，零露在田”，他悄然离家。归国后郭沫若`曾多次同友人谈起安娜，也不止一次把对妻儿的思念写在他的文章里。特别是归国4个月后，他接到日本友人一封信，信中提到他潜离日本后，日本宪兵就把安娜和长子和夫拘捕起来达月余，毒刑拷打，以至不能行路。同时4个幼小子女在乡下，也常遭到无赖的袭击。得此信后他的心犹如刀割油煎，曾写了一首七律抒发了那时的心情。

之后，两国的交战使他们长期处于隔绝状态。从此，他们中断了一切联系。

漫漫的11年过去了。在新中国诞生的前一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佐藤富子知道了郭沫若的消息，便立即携儿带女西渡大海专程来中国，开始万里寻夫。可当富子知道于立群已为他的丈夫生育了儿女时，她心酸地说：“我走……”建国以后，佐藤富子加入了中国籍，带领儿女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佐藤富子的晚年是幸福的。人们敬仰文化名人郭沫若，更尊重他日本血统的妻子。佐藤富子曾被推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她的中国名字叫郭安娜。

情深意长的于立群

好像是命运的有意安排，郭沫若从日本回到上海后不久，便通过他人的介绍与于立群相识了。第一次见面，于立群给郭沫若留下了深刻的、美好的印象：仅仅20来岁，梳着两条小辫子，穿着一身蓝布衣衫，面孔被阳光晒得半黑，差不多就和乡下姑娘一样。作为一个女演员，她在戏剧电影界已经是能够自立的人，却丝毫也没有沾染在当时几乎是无人不染的时髦气息。言谈举止稳重端庄，绝无一般女明星的轻浮与浅薄。这和郭沫若当时立定大戒“不接近一切的逸乐纷华”正好合拍。

郭沫若之所以对于立群一见如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在日本期间曾经结识了天津《大公报》驻东京的女记者于立忱，并一度与之过从甚密。1937年5月于立忱回到上海后自缢身亡。于立群是于立忱的胞妹，郭沫若从于立群的脸上仿佛又看到了于立忱的影子，好像断了线的风筝又飞回到了他的身边。这次见面，于立群把大姐思念郭沫若的诗交给了他。郭沫若用微微颤抖着的手接过了亡友的遗诗，注视着亡友的胞妹，心情十分激动。他想自己对于立忱最好的纪念，莫过于此：“我有责任保护立群，但愿我能把爱她姐姐的心转移到她的身上！”

从此以后，郭沫若和于立群就经常见面了。郭沫若是功成名就的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年长于立群24岁，又加之是胞姐的挚友，所以于立群对他是十分敬重与爱戴的。而郭沫若也把保护于立群的责任义不容辞地放在了自己的肩上。出于对事业和爱的执着追求和信念，于立群下定决心与其旧友分开，决然在香港新亚酒楼与郭同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