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价值
民俗文化价值范文第1篇
一、 当代电影中民俗文化审美价值探寻
（一）审美价值强化
与民俗艺术相比，电影显然是一门年轻得多的艺术门类。因此，民俗文化中的民俗图景相对于电影艺术的拟真而言也就更具文化性、社会性、真实性，民俗文化中的某些内涵，甚至是民俗文化中的俚趣等都能为电影带来意想不到的视觉效果与艺术效果。例如，在电影《鲜花》一片中，即以繁琐的中国哈萨克民族的葬仪这一民俗文化，对影片的主旨进行不断深化，同时，也收到了进一步塑造人物形象与人物性格的艺术效果。自电影发明之后，中国各民族的民俗文化的形诸于视觉影像，使得影视艺术能够借助于民俗文化价值中所蕴含着的更深层次的原生审美，为影视艺术实现更具深度的文化刻划，这就不仅释放了民俗文化价值中的文化审美性，同时，也一并释发出了经过强化的影视艺术的审美性，@然，这种多重审美价值必然能够为影片带来更加强烈的艺术震撼力与艺术感染力。[1]
（二）审美价值建构
当代电影中民俗文化的审美价值强化，为审美价值建构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石，民俗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记忆与价值载体，对审美的强化既有具象化的表象一面，同时更有抽象化的内涵一面。民俗文化中的内涵是对于包括电影在内的各种艺术形式的强有力且不可或缺的支撑。当然，任何民俗的形成在其具有唯一性的同时，首先必然是自然因素的结晶，然后才会发展成为一种泛社会化的社会隐性契约的显性表现形式，进而成为历史、文化影响下的一种人文烙印。从这种观点来看，民俗文化审美本身即对电影等其他艺术具有着一种自然且强大的诱惑力，在民俗文化驱策之下的民俗镜语叙事，显然既能够为影视艺术增添艺术审美，同时，又能够为影视艺术增添民俗文化审美所建构的艺术魅力。例如《黄飞鸿》一片，即围绕市井英雄进行着由民俗文化所支撑着的艺术建构，从这部影片来看，其在艺术上已经由市井民俗出现了由具象而抽象，由市井民俗而民族主义的意识渐进式建构。[2]
（三）审美价值自觉
中国民俗文化博大精深，既有汉民族传统的农耕文明基底，又有由此生发而来的匠作、兵戎、儒家、道教等形形的民俗文化。中国民俗文化以其精神活性，而成为中华文明中积极活跃且具有多姿多彩的因子。民俗文化又是一种可持续地积累与沉淀的过程，同时，更具有一种自身变化的自觉理性规律，这种自觉理性规律犹如一条条民俗文化脉络，既能够令民俗文化永葆青春，又能够令民俗文化在审美心理与审美意识的微观作用之下，形成一种更具理性化的微观扬弃，从而保证民俗文能既能够源远流长地可持续地继承发扬下去，又能够保证民俗文化在潜移默化之中与人类现代文明和人类未来发展相协调。以《红高梁》为代表的中国当代电影在世界电影节中的获奖，为中国电影带来了破天荒的第一次，同时，也为当代电影中民俗表现的艺术自觉性进行了最佳的印证，并为当代电影中审美价值带来了一次进阶式的升华。[3][4]
二、 当代电影中民俗文化民族意识价值探寻
（一）民族象征价值
当代电影中的民俗文化为电影带来了审美呈现，中国有着南北东西均迥异的地域特质与民族众多的多民族特质，这些地域特质与多民族特质为中国带来数十个民族及其丰富的民俗文化。电影作为一门较为年轻的新兴艺术，在发展的短短百年间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从简单的表象到深刻的表意。《阿诗玛》既是一部由我国彝族叙事长诗改编而成的早期艺术电影，同时，亦是一部深刻反映我国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艺术杰作。这部影片以彝族同胞民俗文化作为艺术基质，在彝族民俗文化的依托之下，以特定民族的民俗文化叙事，从影像视角书写了撒尼人追求爱情幸福自由的民族精神，同时，阿诗玛石像所凝结的已经超越了阿诗玛本身的故事性，而成为一种民族象征。这部艺术电影以特定民族叙事进行了更加形而上的理性化的民俗叙事，从而为当代电影中民俗文化意识价值树立了最初的民族象征。
（二）民族情感价值
当代电影中的民俗文化为民族意识的价值寻探，带来了由具象化审美向抽象化意识进阶的民族象征，这标志着中国当代电影对于民俗文化的镜语叙事已经由理性而象征，实现了第一步的影视艺术跨越。中国当代电影中的民俗文化将由象征而情感，由情感而意识，最终完形为民俗文化在当代中国电影艺术表现的可持续演进与嬗变。例如，《五朵金花》就是一部以爱情为民族情感织体的影片，这部影片以我国少数民族中的白族为典型，以民俗文化及其场景为依托，由最质朴的文学性视角，表达了远高于旁观式审美的民族情感。事实上，《五朵金花》这部影片自其问世以来，已经以其所蕴含着的深厚的民族情感对当时的整个社会、经济、文化、思想等诸多领域均给予了极具正能量的影响。即便是现在，每当我们回忆起这部影片时，仍然会为其中所饱含着的浓浓的民俗文化与民族情感所感染，这部经典的民俗文化影片已经成为电影与民俗深度融合的极佳示范。
（三）民族意识价值
民族象征与民族情感分别为民族意识在民俗文化中的产生提供了抽象化的图腾准备与意象化的心理准备，在这种抽象化与意象化的水融过程中，民俗文化中的民族意识油然而生。例如《红河谷》一片即表现了谜一样的青藏高原，以及青藏高原上古朴的少数民族民俗，比如藏族的娱乐、舞蹈、祭仪、天葬台、藏族古堡等。同时，《红河谷》更在表现少数民族民俗的过程中，更将民族情感交织于其中，并且在中华民族与殖民侵略者的民族情感比对的过程中，更由少数民族民俗的人文表现展现了我中华民族民族情感的优越性，同时，更表现了民族情感、民族意识的激昂觉醒，同时，也是民族不屈意识的一种弘扬。从这种意义上来看，《红河谷》不啻是一曲藏民族壮美的民族之歌。事实上，仅从民俗文化价值观而言，从《红河谷》这部影片来看，哪怕是超越了工业文明的任何现代文明，也永远无法取代由民俗文化所建构起来的，更加充分体现民俗文化价值的这种骨子里的民族意识。
三、 当代电影中民俗文化民族精神价值探寻
（一）民族精神支撑
中国的民俗文化既有集群社会性，又有集体文化性，同时，向更深层次挖掘亦更有民族精神性。并且，现代社会中民族精神中的许多基因其实都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民俗文化，因为民俗文化之中已经深层次地蕴含了一个民族的民族思想、民族情怀、民族道德基准、民族心理意识等几乎一切形而上的精神，这些形而上的精神价值显然是民俗文化之中积淀萃取所造就的精华。从这种意义上观察，也可以将民俗文化价值，抽象化为一种灵性符号。事实上，中国民俗的这种能够归结为灵性符号的事物比较多，例如，电影中所展现的中国民俗文化中的节庆，以及节庆过程中的各种生活习俗等都是具代表性的民俗文化。民俗文化价值显然是一种民俗文化视野下的民族精神支柱，同时，民俗文化价值更是影视艺术传播过程中最易引人注目且发人深省的精神元素，民俗文化以@种精神元素为观众带来精神生活愉悦的同时，也对观众的意识领域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二）民族精神衣钵
民俗文化研究重在观事取象，当我们深刻透视中国当代电影中的民俗文化，就能够看到，其实由更贴近生活化的民俗文化之中，所渗透出来的恰是一种形而上于审美价值、意识价值所凝聚而成的精神价值。任何种类的民俗文化都不可能表现为一种纯粹的个体现象，任何种类的民俗文化都是一种集体现象的共同反映，因此，研究民俗文化的真正价值必须以一种个体融会于群体的意识加以考量，而电影中所反映的中国民俗文化价值，恰恰就是这样一种相对独立的承载与继承系统。从更加深刻的意义而言，电影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最佳的反观自身行为的梦呓、愉悦、审美、意识、反思等的最佳途径，因此，民俗在电影艺术中的植入，为这种反观带来了更加深刻的思想性，同时，民俗文化中的民族精神也在反观、反思、揣摩的过程中，被观众扬弃地继承下来，发扬下去。
（三）民族精神根性
由民俗文化升华为民族精神，其实是一种社会、文化、历史、地域一体化深度融合与发展的必然性趋同，由民俗文化所升华而来的民族精神也是一种基于审美价值与意识价值的必然性趋同，同时，更是一种基于审美呈现、意识呈现的形而上的精神建构。例如，电影《活着》中的纯粹民俗文化缩影的皮影中，就隐性地植入了一种民族精神的根性灵魂，皮影在这部影片中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统治阶段、解放战争阶段、新中国诞生之后的阶段，贯穿这三个阶段的皮影，既见证了封建三座大山的分崩离析，又见证了战争时期与新中国诞生后的不断获得新生的“活着”。从这种意义上来看，民俗文化的真正价值，恰在于其不仅是一种生命集群的心灵观照，而且更是一种拥有民族精神底蕴的根性灵魂。由浅表的愉悦感而深部的兴奋感，由深部的兴奋感而形而上的沉浸感，民俗中的民族精神正是这样一种能够令人不知不觉地沉浸于其中的精神元素。
结语
电影既是民俗文化的一扇窗口，又是民俗文化的一面镜子。中国异彩纷呈的民俗文化为电影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拟真原型，而电影中的民俗文化则能够为影视艺术提供一种更加贴近真实的社会质感。纵观中国当代电影，不乏民俗文化审美之作，但观众更需要的，其实是高于审美的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的感染与探寻。中华民族有着古老的智慧承托起来的民俗文化，这些民俗文化在影视艺术的艺术拟真生活、还原生活的过程中，必然会在大银幕上留下一些光影印记。电影这一现代产物与民俗文化这一古老产物在当代的风云际会，成为了民俗文化的变幻光影与斑驳色彩在银幕世界上的一种投射，同时，也成为了人类社会中透过影视艺术烛照人伦的一脉尚存的斯文。
参考文献：
[1]吴玉霞.民俗文化在新疆本土电影《鲜花》中的价值体现[J].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11（1）：58-61.
[2]彭伟文.从具象到抽象，从市井到民族――民俗元素在黄飞鸿电影中的记忆建构作用[J].民俗研究，2015（6）：57-67.
民俗文化价值范文第2篇
一、 电影中民俗文化的呈现
（一）通过内容呈现的民俗文化
1. 通过戏曲呈现的民俗文化。京剧作为我国四大国粹之一，截至到今天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从形式上而言，京剧包含了我国很多个古典戏剧剧种，并集文学艺术、音乐艺术、舞蹈艺术等元素于一身，可堪称为我国文化的百科全书；从内涵上来讲，京剧中彰显着我国民族的传统文化，是我国引以为荣的宝物。《霸王别姬》是京剧的典型代表作之一。在此部电影情节中，所有故事内容都围绕着《霸王别姬》进行，使电影情节结构与民俗文化相融合，从形式表现和文化底蕴两方面上建立起电影表现系统。[1]京剧《霸王别姬》在电影中，不但在情节上起到牵线搭桥的积极作用，而是它还使电影情节更加可信、真实，引发与观众的共鸣。在影片中有很多具有较强民族韵味的情节受到广大观众一致好评和喜爱，这也是这部电影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2. 通过历史故事呈现的民俗文化。在这部电影中，时间跨度非常大，跨度了晚清、民国、新中国成立等多个历史时期，而影片中的人物命运也是坎坷的。也许在片中某段历史在21世纪的今天看来是非常沉重的，不适合我们去宣扬的，但这毕竟是我们国家在发展历程中所经历的，我们应该去掌握和了解。电影作为其他国家人民了解我国发展历史的主要途径，在展现民俗文化中，不能只是展现那些积极向上的文化，还需要将一些负面的或者曾经让我国陷入低谷境界的文化，这样的电影才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唯有敢于将历史真实地还原在电影屏幕上，才能让各个国家对我国的民族文化精神有着更加深入的了解。从这个方面上而言，民俗文化承担着传播我国历史文化的责任。同时，在电影中具有明显的个人特色与社会特色，在电影中融入的民俗文化，超越了电影艺术的内涵，使广大观众意识和体验到宣扬和继承民俗文化的重要性，这也是电影导演创作的主要意图。
（二）通过视听呈现的民俗文化
1. 视觉呈现。影片画面主体是人，影片通过塑造人物的造型、色调和衣着等来体现出各个人物的性格特征。[2]影片中的情境作为人活动的空间，可以说人物是为情节服务的，在空间中的景与画面色调和色彩相融合时，才能传达出制片人对影片情节和主要人物的设定。色彩、色调、情境间的互相配合，更能让观众感受到影片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情节出现转折，也更能表现出导演想要表达的思想。如在《我的父亲母亲》这部电影中，爷爷奶奶间的爱情是美好的、令人羡慕的，在处理情节色彩中，导演采用了一些鲜艳的色彩作为基调，但在抬着棺材回家的情节中，导演采用了灰色的色调表示出主人公心情的沉重、郁闷。很多时候为了追求影片客观的表现与主观意识的差异，经常会使用对比手法，衬托出人物心情的变化，让影片内容循序渐进的呈现到观众的眼前，观众也被影片故事深深吸引，心情随着影片故事情节的变动而变化。视觉呈现民俗文化是大多数电影都会选择的方式，与观众的思想产生了直接的碰撞，有目的激起观众观看影片的欲望，让观众的思维和意识随着影片故事情节的进展而变动，这样的影片才能让观众记忆深刻。
2. 听觉呈现。一是通过音乐呈现的民俗文化。结合地域色彩的差异，影片中呈现的音乐也平分秋色，有讽刺性、有欢乐性、有反义性等，受到我国传统文化含蓄的影响，在电影中插入的背景音乐也是含蓄的，一般不会轻易流露感情。在《推手》这部影片中，有一个情节是爷爷老朱孙子唱起了《娃娃调》这首家乡儿歌，在这个情节中可以感受到独在海外的老朱，看着天上那轮明亮的月亮，不由自主的想起了家乡的明月，体现出老朱对家乡深深的思念，他希望孙在能够传承这首儿童，热烈的、真诚的民族情感让观众看到这段“传承”的画面不由自主的流露出自身对家乡的情感。二是通过方言呈现的民俗文化。[3]在电影情节中融入一些方言，不但可以使作品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而且在塑造人物性格和强化情节幽默性方面上有着显著的效果，同时在构建电影民族风格和拓展影片创作渠道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电影贴上了民族的标签，有利于将我国电影推向国际。在《一个都不能少》影片中，几位主演在影片中都是用河北方言讲话。张艺谋导演并没有用职业的演员，而是大胆的用起了一些非职业演员，采用纪实性的电影拍摄手法，以一个真实存在的贫困、落后的小山村为背景，还不断强调所有演员必须要用河北方言讲话。这部电影在还未搬上银幕时，就已经引起了热烈的反映，片中的河北方言让观众哄然一笑的同时，也让观众深刻意识到保护方言的重要性。可见，方言尤其特殊的魅力，这份魅力是任何语言都无法替代的，通过方言呈现民俗文化这一形式，在我国众多电影并不多见，无论是民俗文化，还是地方方言，都是需要共享和传承的。
二、 电影中民俗文化的美学价值
民俗文化价值范文第3篇
一、文化旅游和民俗舞蹈
随着旅游产业的不断发展，文化逐渐成为旅游发展的基础和灵魂，而从本质上来说，旅游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活动。尤其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旅游这一产业的活动领域和经营范围不断扩展，文化旅游成为了专有名词，但是，到目前为止对这一专有名词并没有固定的定义。
说到旅游，必然要提到旅游资源，所谓的旅游资源，是指凡是能够满足旅游者精神上、物质上需求的各种自然、人文等资源。其中，文化资源只是旅游资源的一种表现形式，与此同时，文化资源作为旅游消费的一种重要形式，包括有形文化资源和无形文化资源，而无论是哪种形式的资源，都对旅游事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随着近几年来，国家对文化产业的大力重视和投入，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存和发展，为文化旅游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之中，民俗文化非富多彩，对于提升整个民族的文化软实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民俗舞蹈作为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的重要文化遗产之一，需要人们进行不断的保存、传承、发扬和创新。从民俗舞蹈的角度上出发，无论是对于优秀的民俗舞蹈作品，还是正宗的民俗舞蹈的传承者，都要加大对他们的重视。而对于民俗舞蹈而言，不论是如何去创新它，都要保持其精髓的东西，使其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
二、民俗舞蹈的审美价值
民俗舞蹈作为物质文化遗产，无论是从提升国家、民族的文化竞争力上来说，还是在促进旅游产业发展方面，在旅游行业里发挥了自己重要的社会价值。尤其是近些年来，伴随着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飞速发展，民俗舞蹈的发展更是带动了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日益成为文化旅游关注的焦点。
首先，从精神层面上说，文化旅游视域下的民俗舞蹈有着极大的审美价值。民俗舞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核心文化和价值，而且在增强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在文化旅游视域下，重视发挥民俗舞蹈的审美价值，不仅能够满足旅游者的精神文化需求，而且表演者在表演的过程中，内心得到净化，对民族的自豪感会增强。此外，民俗舞蹈的表演可以起到以小带大的作用，促进整个社会大环境对文化资源的认同和重视。
其次，从物质层面上来说，民俗舞蹈的发展为文化旅游产业带来极大的利益价值。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各少数民族的舞蹈也是形式各样，有着极大的观赏价值。随着旅游产业的开放，各地区、各个国家之间的旅游界限已经打破，很多旅游者都会慕名来到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观赏其特色。而民俗舞蹈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近些年来对旅游者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甚至很多国外友人都不远千里迢迢来我国只为观赏一下舞蹈的风姿。所以，民俗舞蹈除了在促进了各地区、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交流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为提升旅游地经济效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提升民俗舞蹈审美价值
民俗舞蹈作为一类文化旅游资源，有着极大的审美价值，在促进旅游业发展上的确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人们的精神需求也在日益提升，这对民俗舞蹈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甚至对整个旅游行业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所以，对民俗舞蹈进行创新，使其适应文化旅游的需求，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成为当前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民俗文化价值范文第4篇
关键词：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儿童发展价值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2)02－0136－04
一、民俗文化的概念及其价值
民俗文化是世间广泛流传的各种风俗习尚的总称，“是在沟通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联系传统与现实、反映民间和社区集体的人群意愿的过程中，通过人作为主要载体进行世代相习和传承的生生不息的文化现象”，“是具有普遍模式的生活文化”。民俗文化包含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思维模式、民族心理素质和心理积淀、民族性格、价值观念、文化风貌、文字符号、语言、民居建筑、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内容，是由民族共同体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共同创造的，是民族成员在日常生活过程中所具有的独特的习惯方式，体现着本民族某种独特的心理结构，反映着这个民族的独特的精神面貌和气质。民俗文化的价值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教育价值。民俗文化“是民众经验的宝库，是民众思考的渊源，而且具有直接或间接的教育作用。“歌谣”可以滋养民众的心灵，使他们对人生、事物产生兴趣。“传说”不但能够给予人们知识，而且还能注入一种道德教训。其他，像民间趣事、谜语等，也大都具有智慧的或伦理的启发作用。民俗文化中的制陶、纺织、彩绘、编织、娱乐、竞技、传说、仪式等，对民众有着重要的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的教育价值。第二，社会价值。民俗文化在民众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体现了民族的主体精神，是民族凝集力生成的源泉。它还是“改良社会、纠正民众的谬误观念、指导民众以行为的标准”的依据和途径，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和方式。第三，文化价值。民俗文化是其他一切文化形式产生的根源，没有民俗文化，也就不可能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第四，研究价值。民俗文化体现了内在的文化意识和外在的人类生活方式，并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流转和变迁。因此，一部民俗文化史，不仅反映着民俗文化的嬗递更替，也反映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研究一个民族的民俗文化史，也是在研究一个民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史。
露丝・本尼迪克特指出：“个体生活的历史首先是要适应由他所在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日起，他生活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和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创造物，而当他长成大人并参加到这种文化活动中来时，其文化的习俗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就是他的不可能性。”任何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其生活其中的民俗文化，民俗文化自人类产生起就是人类教育的内容，就是课程的天然素材，是儿童成人之根、之源。每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积淀了深厚的民俗文化，我国各民族的民俗文化表现出强烈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是各族人民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源泉，也是各民族存在的理由和象征。儿童与民俗文化的关系，好比鱼之于水，儿童生命和生活的整体性与民俗文化的整体性是一致的，儿童的发展迫切需要我们构建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因此，它是一种本土化的课程，具有显著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可以说，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是对儿童生命和生活的整体性、丰富性的坚守，是对知识境遇性、多样性的保持，也是对教育生活化的追求。
二、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的儿童发展价值
价值是推动事物生存和发展的内源性动力。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是以儿童生活世界里文化背景的姿态展现的，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的建构必然要求我们要对其价值进行阐释。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的价值是指主体与客体之间在相互联系、适应、依存、影响及作用的互动关系中所产生的效应。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的价值包括环境价值和个体价值。个体价值是指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对儿童及其相关人员所具有的价值，儿童发展价值是个体价值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
1.明确文化归属，促进文化认同
20世纪中期以来，认同问题一直备受学界的关注。鲁恂・W.派伊首先提出了“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概念。阿尔蒙德认为“国家认同意识”的危机是困扰发展中国家社会稳定的棘手问题。任何民族，只要生活在国家特定的政治生活框架之中，其民族的文化就定然要与这种政治框架相适应。因此，民族文化的认同必然就互相浸染了国家认同的成分，而共同的文化归属，使得不同的族群或群体能够相互认同，也使得各民族能够相嵌合，从而构成国家共同体。可以说，认同问题已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问题。
认同(identity)一词来自哲学范畴，指两事物相同，即“A＝B”的同一律公式。《新哥伦比亚百科全书》记载，认同是指“变化中的同态或同一的问题”。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文化的肯定性体验，在情感和心理上接受本民族的文化，认可本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并形成共同的文化心理。文化认同是自我认同的一种形式，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社会认同最深层的基础。
乔纳森・弗里德曼指出，“确立和维持文化认同或族群性的条件紧紧地捆系在个人认同建构的方式上”，认同分为种族、西方的(现代的)族群性、传统的族群性和生活方式的认同四种形式。种族(属)的文化认同是内在于个人且铭刻于身体和血液之中的，是由身体遗传携带的，是先赋的，这类文化认同是最强意义上的文化认同。其他三种则是外在于个人身体的认同，是个人可以通过学习获得的、清晰可辨的、行为层次上的认同，因而是较弱意义上的文化认同，其中生活方式(生活风格)认同是最弱意义上的文化认同。它没有传统的基础。传统的族群性认同是建立在成员关系基础上的认同，成员关系是通过某种实践活动来界定的，这种活动包括与遗传有关的实践活动，但由于成员的流动有可能使得成员关系发生变化，这种族群也会相应的有所调整，如对社区新迁入的成员的吸纳等。因此，传统的族群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聚集(congregation)。西方的(现代的)族群性则是集中在个体身体上的，这类文化认同是非制度性的。
人们生活在民俗文化中，在不断习惯和协调中相互熟悉，从而产生了对这种文化的认同和依恋。如苗族的独木龙舟竞赛就具有维系苗族群体内部文化认同的功能。我国各民族都有过年全家一起吃团圆饭的习俗，这既是人们乞求团圆心理的反映，也是一种文化认同形式。我国各民族的文化认同可谓渊源流长，从各个民族的出生神话来看，如浑沌之境、祖先(某神)造人、葫芦出生神话、洪水后再生
神话、射日英雄神话等，它们在内容上十分相近，这些神话都反映了阴阳对立统一的宇宙观，其雷同性让人震惊。荣格指出：某些神话意象的反复出现在许多不同的文明民族及野蛮部落之中，它们往往具有结构学上的类似。因为，在这反复出现的、超个人的原始意象背后，必然有着它们赖以产生的共同心理土壤，并揭示了人类共同的、普遍一致的深层无意识的心理结构。由此可推测，我国各民族可能有着相同或相似的背景，或者有共同的文化源头，这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坚实基础。
实现文化认同教育最重要的路向是“中和位育”，“中”是指“无过不及，不偏不倚”，“和”是指在共处的过程中能够保持自己的特色，“位”是指明白自己的位置，清楚事物间的关系，“育”是指进步和发展。“中和位育”绝不是简单的顺应和屈从，而是在认同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对其他文化的积极、主动的吸纳。列维・斯特劳斯指出，“每种文化都是通过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以自养的。但它应该在交流中施以某种抵抗，如果没有这种抵抗，那么它很快就不再有任何属于它自己的东西可以交流”。民俗文化就是这样一种文化，一种集民族性与地域性于一体的文化，也是一种具有自身独特个性的文化，民俗文化中许多风尚习俗的表现，其维护的都是价值的连续性，积淀了各民族的文化观念，具有最容易使人产生文化认同感及群体归属感的功能。
2.实现民族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
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民族认同”(eth－nical identity或national identity)是“认同”概念在民族研究领域内的衍生。Carla认为，“民族认同是个体对所属民族的信念、态度和自身民族身份的承认，就群体而言，民族认同应包括群体认识、态度、行为及归属感等四个方面的内容”。民族认同是各个社会成员对本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民族认同可分为族群内部认同、族群间认同、国家认同和人类认同。民族认同包括基础要素和一般要素，基础要素主要指民族成员共同的历史记忆和遭遇；一般要素主要指语言、宗教、地域、习俗等文化特征。而且，家庭、亲属和宗族等方面的认同也会影响到民族认同。任何民族认同、国家认同都必须奠基于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民俗文化在这个过程中起中轴的作用。正如钟敬文所说：“这种近乎神秘的民俗文化的凝聚力，不但要使朝夕生活、呼吸在一起的成员被那无形的仙绳捆束在一起，把现在活着的人跟已经逝去的祖宗、前辈联结在一起，而且它还把那些分散在世界五大洲的华侨、华裔也团结在一起。”民俗文化是符合儿童发展特点并能够为儿童所接受的文化形式，它同时带有强烈的民族性，是培养儿童最初步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合适方式。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和前提，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3.培养文化包容意识，发展多样性思维能力
意识(Consciousness／awareness)是梵文Manovij anas的意译，意指精神心理活动的某个阶段或某种形式。《摩诃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日：“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统称“前五识”，相当于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意”指第六意识，即心智思维。天台宗智认为，意识“能知”一切现象。玄奘也把意识作为第六识，但因意识之上还有第七末那识及第八阿赖耶识，故意识的内涵则相当于知觉、印象及部分思维活动。他认为，意识能掌握“一切法”，又名之为“法识”或“法尘”。恩格斯说：“究竟什么是思维和意识，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那么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所以，意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主观的、能动的、积极的反映。它通过判断及推理等思维活动，认识和把握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并以此指导自身的行动。
包容是指对待事物能以体己之心去接纳，做到以宽容之心待人、待物等。因此，文化包容意识是指在对待其他文化时，秉持尊重和平等对待的原则所产生的一种接纳、宽容的心理倾向和思维活动。文化包容意识是文化包容能力形成的基础条件，也是各族、各国间文化认同的基础。
我国的民俗文化在各族分分合合之中通过频繁接触、相互渗透、相互交融而不断得到发展，虽各具特色，但能相互学习和吸收。如黄道婆向黎族人民学习织锦，从而改革了汉族的织锦技艺，使汉族创造了辉煌的织锦文化；侗族人民的鼓楼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也借鉴了汉族的楼、塔式的建筑风格，并创造了不朽的世界建筑艺术珍品；壮族的织锦机也是通过向汉族学习后，改良了其构造，大大节约了人力，提高了劳动的效率；侗族、苗族独特的酿酸技术，也为很多民族所习得，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饮食文化；等等。各民族的民俗文化在借鉴其他民族民俗文化的过程中，既相互迁移，也有所创新，使得民俗文化不断获得新的生机。在频繁的互相学习、借鉴中，也使得各民族的民俗文化具有了极大的包容性。我国的民俗文化正是在相互交流、碰撞、交融中获得了发展和前进的动力，这也是对我国民俗文化多元性的真实写照。
4.体验生活乐趣，感受生命的意义
审美和娱乐可以说是民俗文化最耀眼的两颗明珠。我国的各民族人民都极好歌舞，他们以歌传情、以歌记事、以歌娱性、以歌育人、以歌为礼、以歌祭祀等，一切活动都少不了歌舞。如侗族有“饭养身，歌养心”的谚语，并创造了各种形式的歌舞，如月也、芦笙舞等，并自制了多种乐器：芦笙、胡琴、琵琶、牛腿琴、萧、笛等；京族有进酒舞、进香舞、灯舞等，哈尼族还有哈节唱哈歌的习俗；朝鲜族有巫舞、扇舞、剑舞、长鼓舞等；仡佬族有高台戏、板凳戏等；土家族有单摆手舞、双摆手舞、回旋摆手舞、多人摆手歌、盘歌等。各族人民还创造了精美的服饰装饰文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建筑艺术和饮食习俗等。通过民俗文化与各民族进行对话，理解他们对美的感悟以及对生命的诠释，将是一场心灵的震憾和洗礼。
恩格斯指出：“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了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民俗文化与人们对生命的乐观执著的追求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生命的乐观，人类将无法从远古恶劣的生存状态、苦难深重的发展史中一步步走到今天，也正是因为人们有了对超越生死的“永恒”性追求――即对生命意义执著追求的信念，才跨越了时空的阻碍，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我国劳动人民从人类诞生之日起便与苦难是分不开的，刚脱离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便沦为了没有自由的奴隶，更在几千年的封建进程中饱受战争和流离失所的磨难。如果没有对生命的执著、乐观的追求，很难想象人们能顽强地生存下来，并能积淀下如此丰厚的精神财富。民俗文化中为追求生命的真、善、美而创造的各种仪式、祭祀、娱乐、审美活动等，构成一个追求人生意义的文化世界，使得各民族人民一代代不断地追寻本真、自我和自由。人们在生命活动中不断延续着对生活意义的追寻：为生命的诞生而狂
喜，举行虔诚的感恩活动；为求学及消除疾病而举行问神活动；为成年举行隆重的成年礼仪式；婚礼上会收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祝贺；老人寿庆有最尊敬的祝福；为死亡举行隆重的葬礼；为再生创造轮回转世神话和再生神界等。
5.寓教于乐，促进儿童的身心发展
我国各族人民都极为重视儿童教育，并在生活中总结出了丰富的育儿知识，并使其代代传承。
儿童的健康发育是每位父母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责任和愿望。各民族都有爱幼抚幼的习俗，体现在饮食、衣着、抚养方法等方面。如抗战时期，费孝通被疏散在乡下，他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常啼哭不定，又找不到医生，于是就去请教了房东老太太，房东一听孩子的哭声就知道是牙根上面长了“假牙”，其实是一种寄生菌，吃奶时会发痛，不吃又饿，因此哭泣。房东令费孝通找来咸菜和蓝青布，用其给孩子擦嘴，果然一两天就好了，这些都是长期总结下来的育儿经验。此外，各民族的妇女还自制棉布，给儿童缝制各种装束，并在上面绣上吉祥物，保佑儿童健康平安，还通过“打三朝”的习俗庆贺降生，给儿童提供充足的时间来游玩，成人与儿童一起在玩耍过程中创造了丰富的传统游戏项目。再者，各族人民都非常注重身体健康，因而会科学饮食。如傣族人民多是现舂现吃，一般不会吃隔夜米；傣族、侗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因常常吃糯食，不易消化，所以会常常吃酸菜来促进消化，做到饮食的合理搭配；等等。
维果茨基说：“文化创造了特殊的行为方式，文化改变着心理机能活动的形式，文化在人的行为发展系统上添加着新的层次……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社会人改变着自身行为的方式与方法，改变着自然的素质与机能，创造了新的行为方式及特有的文化形式。”文化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文化也是促进人心理发展的核心力量。钟敬文说：“通过民俗活动中的娱乐、宣泄、补偿等方式，使人类的社会生活和心理本能得到调节。”人的发展既有理性的需求，也有非理性的需求，而民俗文化中蕴涵着大量的娱乐因子，如唱歌、跳舞、竞技、游戏、杂艺等，人们通过这些娱乐活动，既消除了一天的疲劳，还获得了舒畅，驱逐了阴影，使心灵得到了慰藉。
6.亲善和睦，促进儿童社会性的发展
萨姆纳指出，“人类的真实活动过程不是来自任何伟大哲学或伦理的推理过程，而是一个在既存的条件下努力好好生活的过程，这些努力不断地被重复着，从习惯和协力行动中吸取着活力”。钟敬文先生说：“一则神话，可以坚固整个团体的协同心；一首歌谣，能唤起大部分人的美感；一句谚语，能阻止许多成员的犯罪行为。”民俗文化作为儿童成长的文化背景，是联结儿童与社会的桥梁。民俗文化中存在着大量的有关道德、礼仪等方面的内容，如民歌民谣、俗话谚语等，这些话语言简意赅，生动形象，入木三分，说理透彻，有着良好的育人效果。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尊老爱幼，和睦相处。布朗族、朝鲜族、侗族、哈尼族、拉祜族等，逢年过节或家里有了好的饭菜，要请老人先吃；侗族缝补衣裳要先给老人做，村子里有了红白喜事要请老人上坐，路上遇到老人担东西要帮忙等；维吾尔族、侗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彝族等要恭敬地给老人让路；水族、瑶族、基诺族、壮族、怒族、傈僳族、独龙族、布依族、毛南族、苗族、景颇族、傣族、黎族等也有相似的美德。另外，各少数民族都没有打孩子的习俗，侗族不仅不打小孩，还认为男女平等，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孩子一个幸福的童年。
第二，团结互助，热心公益。我国的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少数民族，其生活依然艰苦，更多的时候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战胜单个家庭无法克服的困难。多数少数民族都能做到一家有难，全寨支援。另外，当村寨有了一些需要共同完成的事务时，如修建村寨的公共建筑、水渠、道路等，总能一呼百应。
第三，好礼好客。景颇族人极为热情好客，他们无论是串门，还是走亲戚，手里都会提一个“送礼篮”，拿酒肉与亲朋好友一起享用，还有留客人“吃白饭”的习俗。铜仁一带的侗族也很好礼，一般借了别人的农具、家具用过之后，会在归还时顺便送一点东西作为答谢。如果遇到外乡人来村寨，还会邀请其到家作客。这些保留在社区、家庭的良好行为习惯，为儿童的社会化提供了很好的榜样。
7.感受生存智慧，促进儿童智力的发展
民俗文化价值范文第5篇
我国传统哲学博大精深，蕴含于我国各民族文化之中，幼儿园多元文化课程实施价值取向可立足我国传统哲学，以“和而不同”理念实现课程实施的相互调适取向，以“生生不息”理念实现课程实施的缔造取向。1.以“和而不同”理念实现相互调适取向。我国流传着悠久的和谐思想，形成“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佛家重身心谐和、道家重天人一体、儒家重人际和睦）的释道儒和谐观，共同构成了我国“和而不同”和谐思想和文化精神。“和而不同”是世界的原貌、初态，也是我国流传千百年的古老哲学智慧，其思想博大精深。“和而不同”作为我国一种普世哲学，蕴含着一些最基本的启示：[3]第一，包含着对差异性尊重的平等思想。认为“众生平等”，追求“道法自然”，以达到人与天地、万物相感、相知、相通的境界，从而“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认为人与人平等，“四海之内皆兄弟”，不因人的差异而歧视之；认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文化，应“入乡随俗”，尊重不同的文化。第二，提倡多样性。认为“和而不同”是万物得以生长的基础，“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与“异”是相依相生的关系，“异”是“和”的基础，“和”能容“异”，而且“和”必须有“异”，没有“异”，“和”就失去其根基和前提，只有保持差异和多样，才能真正实现“和而不同”。第三，应执中庸之道，以“和”平衡“同”与“异”的关系。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程氏遗书》曰：“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正理。”中庸是调和人际关系、提升个人修养、规范人们行为之最高美德。释家也推崇中道观，认为中道是认识与把握世界的不二法门，中道之最高理想境界为圆融，这是释家和谐思想的极致。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各国、各地区交流日益增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都在不断相互碰撞中进行对话与协商，多元文化成为解决各国、各地区不同文化的基本原则，多元文化教育成为各国解决多民族文化教育问题的重要理念，多元文化、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文化课程，其宗旨与“和而不同”可谓殊途同归，都尊重差异、提倡多样、主张走和谐之道、力图共存、共生、共荣。以“和而不同”理念实现幼儿园多元文化课程实施应做到几点：第一，尊重幼儿与教师的差异，善于运用差异。尊重幼儿的差异是尊重幼儿在身体、智力、学习风格、学习方式、思维方式、适应能力、个体经验、情感体验、兴趣、习惯等一切方面所表现的差异与多样，平等对待这些差异，不歧视、不漠视、不忽视，化幼儿差异为课程实施的动力与资源，以丰富、提升幼儿的经验，促进幼儿与教师、幼儿之间、幼儿与课程、幼儿与环境的协商与合作。尊重教师差异就是尊重教师学习经验、成长体验、专业背景、工作经历、专业技能、教学智慧等方面的差异，不强求教师对课程的忠实一致，而是在与课程对话的过程中，不断理解、内化，形成自己独特的体验、见解及教育方式方法，并在考虑幼儿差异和需求的前提下，调和幼儿与课程之间的关系，努力发挥自己和课程在幼儿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第二，开放课堂，转变课程实施方式。
课程实施还需要开放课堂，不能闭门造车，应在采取“走出去，引进来”方法的同时，也注重内部经验的相互学习，“走出去”是去参加其他学前教育机构或培训机构、研讨会等学习新的经验；“引进来”是寻求一些专家、学者等专业人员的帮助与指导；开放课堂还应做到开放时间、开放场地、开放内容、开放指导等。课程实施还应采取多种方法，充分调动幼儿的“眼、耳、鼻、舌、身、意”，每个幼儿都有自己的感官偏好、学习风格偏好，教师必须深入了解幼儿，才能采取契合幼儿的学习方式，做到事半功倍。第三，运用多样化的课程实施评价。有容乃大，课程实施的发展需要采取多样化的评价方式，吸取来自每个幼儿有益的意见和建议，教师应端正态度、认真分析、积极采纳，并鼓励幼儿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第四，调和课程与各影响因素的关系。促进课程与学校情境的相互适应、与幼儿和教师的相互适应、与社区教育环境的相互适应。课程与教师、幼儿、社区环境之间都存在相互调适、走向和谐的过程，在相互调适中，课程会发生变化，而教师、幼儿、环境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以“和而不同”理念实现课程实施的相互调适取向应对课程设计者和课程实施者给予了同等的尊重，认为课程实施是一个非线性的、复杂的、不可预知的社会变革过程，这个过程是考量课程实施的根本依据，在“和而不同”理念的指导下，教师不再是被动的传输者，而成了积极的建设者，教师的个体知识、经验、智慧得到尊重和挖掘，也得到了展现的权利和机会，幼儿成为知识经验的主动建构者，遵循建构主义知识观，认为知识是幼儿、教师、课程相互调适而不断建构的过程，知识不是客观的、永恒的真理，而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着的。2.以“生生不息”理念实现交互缔造取向。“生生不息”是我国传统哲学的另一重要主题，是《周易》之哲学核心，“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这里，“生生”之首“生”一字意指宇宙万物都是具有生命机能的有机体，次“生”一字意指此有机体具有发育、生长的属性、功能、趋向和特征。[4]《周易》反复论述了“生生”是天地运行、四季轮回、生命延续、万物更替之根本，认为“生生”是宇宙万物的首要特征和存在状态，宇宙万物莫不是处于“生生不息”之中。《易传•系辞下》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可见，《周易》作者认为“生生”起源于易，“生生”乃天地之德、万物之本，“生生”是乾坤交感、阴阳合德之结果，“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又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万物始于乾卦，乾卦是万物滋生之根、之源，乾卦统率万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即地顺从天之运行法则，合于天之德，万物得以生长。“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可见，天地不交，万物不生；天地相交，万物有生。
天地万物都在“生生”的模式下恒久运行，形成“生生不息”的循环生存之道，《象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即“生生”，合乎其本性，各正其命，保合太和便合乎“天”之德，便能做到不断创新自我、超越自我。“生生”之于宇宙，形成“生生不息”的天地观；“生生”之于自然，形成“生生不息”的生态观；“生生”之于人，形成“生生不息”的发展观。以“生生不息”理念指导幼儿园多元文化课程实施应注意几个方面：第一，课程实施是促进幼儿、教师不断发展的基本方式。因为真正的课程实施是教师和幼儿共同创造新的教育性经验、生成新的意义与价值的过程，也是修正、发展课程的过程，而现有的课程方案只是为创生新的教育经验提供素材或工具，起着教育资源的作用。第二，注重教师和幼儿对课程的创生。教师不再是单纯的课程执行者，幼儿也不再是单纯的课程接受者，教师和幼儿都具有相应的课程权利，成为课程实施的主体。教师个体经验、智慧、情感的参与使教师实现了对课程设计的理解、意义的再生，也使教师成为课程实施中的创造者，体现自身的生活经验的价值和对生命意义的追求，成就着教育作为一项生命发展工程的使命。幼儿通过与教师的不断对话、协商、合作，使课程实施流动着生命的足迹与勃勃的生机，幼儿与教师相互尊重、平等互动，对幼儿经验的尊重展示着幼儿不同的视角、独特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多样的观点和意见，这样的课程实施充满了人性、主体间性，幼儿不再是被动接纳的容器，而成为主动的文化创新者。第三，实现课程知识的创新。课程实施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由于课程实施中教师和幼儿主体性的发挥，课程实施过程得到不断创新，课程知识成为“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张显着一种动态的、个体化的、境域性的知识观，当课程知识能够有益于课程创新过程时，它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教师与幼儿都是课程实施的创制者，同时也是课程实施的发展者和受益者，他们共同创新着知识，赋予知识以境域性活态面貌。第四，实现课程实施环境的改造和创新。课程知识的发展需要环境的支持，以天人一体自然观为指导对环境的创新是发挥幼儿与教师、家长主体性的重要方式，以实现有选择的创造性运用环境和改造环境。第五，形成社区——幼儿园——家庭循环发展的共生共育机制。课程实施实现其运行的开放性过程，幼儿园应发挥中心作用，积极调动家庭、社区人员的加入，发挥家庭、社区教育资源的教育功能，形成良性循环发展机制，实现和谐发展的目标。“和而不同”“生生不息”是我国重要的哲学理念，对我们今天的教育和生活仍然具有巨大的积极作用，“和而不同”与“生生不息”是相辅相成、一体两面的关系，它们不是截然分离的，“和而不同”中蕴含了“生生不息”，“生生不息”也必然以“和而不同”为其发展的基础。以“和而不同”和“生生不息”理念为指导实施课程，实现对课程实施的调适和创生，促进幼儿与教师的发展是幼儿园多元文化课程实施的基本价值取向。幼儿园多元文化课程实施秉承“和而不同”“生生不息”的理念，尊重和理解各民族、各地区的优秀文化，获得理解异质文化的技能和态度，培养开放的心态，接纳不同的文化形式，以便于养成多样性思维的方式和文化包容能力，提高幼儿的文化交往能力，理解和缔造本土、本民族优秀文化与其他民族、其他地区优秀文化，最终实现维护各民族、各地区优秀文化平等的理想状态。
作者：赵海燕 单位：遵义师范学院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