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概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香港社区词；区域词；研究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17-0062-03

一、引言

1993年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上田小琳教授提交了《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和教学浅议》一文。该文是“以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词语为例，分析政治词语和社会的密切关系，新经济词语如何成为后起之秀，一般生活词语怎样不断更新等，拓展了词语和社会密切关系的研究”。（《社区词》1996）紧接着她在当年12月的香港国际语文教育研讨会上，正式提出了“社区词”的概念。她指出：“有必要对香港社会流通的和社会背景关系密切的词语命名，提出‘社区词’这一新名称、新概念，并首次将它与文言词、方言词、外来词并列，成为一般通用词的构成成分。”她的这一重大理论研究成果随即引起学者们的巨大关注，如陈章太、于根元、周梅、周一农等。邵敬敏教授还在自己主编的《教好学好普通话资料集》（1998）和《现代汉语通论》（2001）教材之中纳入了“社区词”这一概念。在研究香港社区词的队伍中，主要有田小琳、汤志祥、赵青、孙银新等一批人。尤其以田小琳为主，她不仅是提出“社区词”这一概念的第一人，还是对其进行后续补充及完善并主编了《香港社区词词典》的重要人物。文章将分两大部分对在一些重要学术期刊上搜索到的有关香港社区词的文章进行香港社区词研究的综述：田小琳相关文章及其他研究香港社区词的主要作者的文章。

二、香港社区词的研究现状

1.关田小琳香港社区词研究的论文综述。“社区词”概念的雏形来自田女士参加1987、1989年第四届、第五届中国语言学会学术年会时提交的《香港流通的词和社会生活》和《香港词汇面面观》两篇文章。文章重点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探讨香港本地词汇和社会的关系，并列举一系列能够反映香港地区特有事物、概念、思想的词。1993年12月，田小琳在《现代汉语词汇的特点》中首次正式提出的“社区词”这一概念。她所说的“社区”，指的是社会区域。由此可见她更多地是从文化背景和使用心理的角度Α吧缜词”进行定义。在她的概念里，“社区词”涵盖了中国大陆、港澳特区、台湾地区、东南亚华人社区等各自拥有的在本社区流通的汉语社区词。此后田小琳以一发不可收拾之势继续发表文章阐述有关“社区词”的观点，相关的理论也日趋成熟与完善。1996年她在《社区词》一文中，从社区词的内涵、“社区词”与方言词和新造词等的关系、社区词的定位、构词方式、不同社区的社区词情况及社区词之间的互相交流和吸收等几方面论述“社区词”的特点。此时社区词的概念已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但对社区词、方言词、外来词的划分仍不是特别清晰。紧接着她发表了《香港词汇初探》、《从社区词中的多音节词说起》等一系列文章。在2002年的《社区词与中文词汇规范之研究》中，通过列举香港社会特有词汇，她重点阐述“社区词”这一提法的来源与依据，说明香港社区词也可以作为现代汉语词汇来源之一，可以进入规范词汇。2004年的《香港社区词研究》中，她更是从社区词的定义、来源、构词特点及其与外来词、粤方言词的界限划分等多方面深化对社区词的研究，并提出香港社区词存在广义、狭义之分以及香港社区词和香港方言词、外来词的界限划分问题。她在《规范词语、社区词语、方言词语》（2007）一文中从流通范围、背景来源、构词成分等三个方面分析了规范词语、社区词语、和方言词语之间的异同，进一步指出社区词对丰富和完善规范词汇的重要性。社区词已经完全与方言词、外来词等并列。经过她对香港社区词多年的研究整理，终于发表了社区词的集成性研究成果――《香港社区词词典》（商务印书馆，2009）。可以说，社区词的研究达到了一个理论和实践很好结合的高度。

2.其他研究香港社区词的文章综述。张维耿也是最早对华人社区词汇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如他在《不同华人社区词语差异浅论》（1988）这篇文章中，描述了不同华人社区有自己内部使用的口头语和书面语这一现状及其之间存在的差异。在我们能搜索到的十多篇有关香港社区词研究的论文中有两大类：一类是针对《香港社区词词典》做出相关评论性或研究的文章。如詹伯慧的《一部反映香港社区词的辞书》（2005）；陈茜的《普通话水平测试与社区词――以为例》（2009）；尹雪璐的《中的“香港社区源词”》（2010）；宋小红的《社区词与“文化休克”的消除――评介》（2010）。另一类是从词汇本体研究的角度所写的文章。如程祥徽的《传意需要与港澳新词》（1996）；杨必胜的《试论“港词北进”》（1998）；周梅在《也来谈谈“社区词”》中（2004）进一步探讨了社区词概念的确定、共享、不同社区社区词的特点以及社区词和方言词、外来词、文言词等的关系；周一农在其《词汇的文化蕴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01月：135-136）中将田小琳所说的“社区词”的阐述内容与田女士对“社区词”的表述有异曲同工之妙。孙银新在他的《香港社区词与普通话词的对比研究》中，将香港社区词与普通话词之差异划分出三大类型：香港话有而普通话没有的词；普通话有而香港话没有的词；普通话和香港话里共有的词。分别从词的义项数量、词汇意义上比较香港话和普通话中词形相同的共有词在两大词汇系统中的异同，比较普通话和香港话中词形不同而词义相同的“对应词”在词形上的异同。研究表明“同中有异”和“异中有同”都是香港话和普通话两大词汇系统的词内在的本质特点。他的《造词法研究》则揭示了香港造词法的类型系统，进而比较其与现代汉语普通话造词法的异同。而造成这种不一致、不对应的原因在于：现代汉语词汇规范化，而香港社区词的产生更多地受到地域文化多元性的影响，使其词汇系统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他的研究使得香港社区词的特点更加突出。从社区词的界定、社区词的使用情况、各华语社区词汇比较研究、社区词与普通话词语的区别研究到社区词的造词法研究，学者们对社区词的研究不断深入和细致化，可谓成果斐然。

3.汤志祥的“区域词”与“社区词”。谈香港的社区词研究，必须要提到另一位同样在这方面取得较为系统理论成果的学者――深圳大学的汤志祥教授。汤志祥也于90年代开始关注到各华人社区词语的异同，如他于1995年发表的《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汉语词汇方面若干差异举例》，从共时差异上对各华人社区的词汇进行观察描写。1999年他同陈瑞端共同发表了《九十年代汉语词汇地域分布的定量研究》一文，文中提到的“单区域独用词语”这一概念就与田小琳的“狭义的社区词”的定义在外延上很接近了。2001年他在其著作《当代汉语词语的共时状况及其嬗变》提出“区域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观点。他的《论华语区域特有词语》（2005）一文对“区域词”概念有相对成熟的论述和分类。他将华语区域特有词划分为狭义的“华语区域特有词语”和广义的“华语区域特有词语”。狭义的“华语区域特有词语”，是指在某一特有区域内流行，代表该地区某一特有概念或特定事物的词；又将狭义的“华语区域特有词语”分成三小类：“各地华语的本土词语”、“各地华语的特指方言词语”、“各地华语的特用外语借词”。而广义的区域词则涵盖了除狭义区域词外其他所有不同说法的词语，如“华语异称词语”，“各地华语特用外语借词”。汤志祥将“区域词”的研究范围扩大到华语社区的“本土词语”、“特指方言词语”、“特用外语借词”。同时指出随着华语圈内的社会和文化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华语区内“区域特有词语”还会继续存在并不断产生新的词语。接着2008年他还有论文（《论“港澳词语”以及“澳门特有词语”》）对港澳区域词进行更细致的研究。汤志祥关于区域词的论述是着眼于词语使用地区的独立性，并将区域词归为汉语借用的来源。也就是说，汤志祥界定的区域词是有着严格界限的。他的华语区域词是华语区域特有词语的简称，是某一区域人们创造流通于该区域反映该区特有事物的词语。田小琳的“社区词”概念则更多地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界定，着眼于不同社会文化、制度背景等产生的词汇而称之为“社区词”。“社区词”和“区域词”都是对于各个华语使用区存在的不同的词汇的梳理和界定。鉴于词汇系统本身的复杂性，两位学者试图从不同角度对这种现象进行分析。

三、小结

香港社区词的研究从概念的提出到成为学界公认的一个独立概念并被收入相关教科书，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社区词的概念不仅得以确定，还取得了与外来词、方言~等并列的地位。《香港社区词词典》的出版更是推动了其研究的深入。文章主要从三方面梳理了有关香港社区词研究的概况：田小琳对社区词概念的提出、确立和后续研究；其他学者对香港社区词的研究文章；汤志祥提出的“区域词”概念及其研究成果，以及“社区词”和“区域词”这两个概念的异同情况。社区词的研究始于对香港社区词的研究，发展到如今对“港式中文”的研究，这一领域不断得到拓展和深入，不仅丰富了域内外华语的研究，加深了对现代汉语的了解，同时也带动了其他华人社区词的研究，如台湾社区词、澳门社区词、新加坡社区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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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概论范文第2篇

在人类文明史的演化中，所有存在重大差异的文明之间，其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上存在的差别【3】，如本文中涉及的具有古希腊文明特征的西方文明，具有华夏文明特征的华夏文明圈，具有犹太－基督教文明特征的宗教文明等等。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不同文明的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锏牟畋穑饔糜诟髯晕拿鞯墓乖旎疲纬闪瞬煌拿鞴乖旆妒降牟畋稹T谖拿魇返难莼讨校庖徊畋鸨唤徊饺谌氲礁髯晕拿鞣⒄乖诵械哪谠诨浦校纬啥杂Φ亩谰咛氐愕纳缁嵯窒筇卣骱蜕缁嵩诵谢啤?/P>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这些现象特征和社会运行机制，与文明构造的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体系密切相关，所以在涉及不同文明间的社会现象和社会运行机制评价时，就出现了评价机制和评价标准的差异。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这一差异的存在成为了不同文明间冲突的根源，并且自这一差异产生时开始，文明间的冲突就已产生，并伴随了文明史演化的始终。近现代广泛引起关注的文明间冲突和文化冲突问题就源于这一差异。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冲突也是同一类型的问题。

因此，回顾历史，方法论范畴衍生的问题，是一个伴随了文明史演化进程的问题。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方法论构建和应用问题伴随了人类文明演化发展的始终。

今天，我们面对世界文明交融、不同文明间方法论体系相互渗透的时代背景，进行相应的方法论比较和诠释，厘清其方法论本源问题的认识，澄清其沿革路径上的种种误区，有利于对许多本质问题的认识和评价。

以诚实务实的态度考察分析，要做好这一工作，逻辑的起点仍需要回归到文明起源，从文明起源的基本问题上入手介入相关问题的分析。只有这样，拨开历史掩盖的真相和学术探索的歧义，还原相关问题的本来面目，中国文明的方法论和中西文明的比较等历史性质的问题及困惑，才有可能逐渐清晰起来。

二、人类面临的基本问题和考察问题的视角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人类必须面对和处理两大基本问题。其一，人类必须处理和自然环境间的关系问题（人类个体生存的特定地理空间内自然环境和人类的关系问题）。其二，人类必须面对和处理特定社群内的人与人关系问题。这两大问题是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种群生存和延续的条件。

在人类处理和自然环境之间关系时，人们需要观察、演绎、诠释这一特定地理空间内的自然现象和物像，探索和自然环境间相互适应与协调的方式方法。如怎样认知特定地理空间季节变化（春夏秋冬四时节令）及其气象变化（天气的阴、晴、雨、风以及干燥和潮湿），怎样从所处的特定地理空间环境中取得必须的物质生活资料，如何适应气候物候的变化，保持身体的健康等等。

在人类处理社群间人与人关系时，人们需要探索如何同社群中的其他个体处理关系。如血缘的和非血缘的关系、经济利益的关系等等。在文明进化到国家层面时，人类还要处理社会个体和国家与民族的关系。

在人类的演化史中，这两大问题是人类探索与生存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适应的基本前提，也是人类文明演化的一前提。

如何考察和认识、演绎和诠释特定地理空间内自然现象和物像及其相互关系，以及任何考察和认识、演绎和诠释特定社群间人与人之间关系，是人类与自然界协调相处以及社会关系协调的基础。在文明史的演化中，这一协调的基础对应了人类文明的起点。

在文明史的沿革中，现实的问题是如何选择考察的视角？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中，因为不同的视角选择会产生不同的问题界定以及不同的逻辑演绎方式方法，会得出不同的认知结论。更有意义的是这些结论和结果延伸到对自然界各种物像和现象关系的解释，会作用和影响人类对于自身和自然环境间相互关系的处理，并影响人类社会个体间相互关系的评价和处理方式。

从现实可考的人类文明史演化轨迹出发，本文选择对现实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古希腊文明、华夏文明和犹太－基督教文明作为分析和考察样本，考察其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的差别。从文明演化的路径这一角度，考察不同文明在构造机制上蕴含的文明构造范式的差异。【4】

就古希腊文明的发展演化过程而言，古希腊哲学在发展之初，古希腊先哲做了一个自然界构成的假定，即假定自然界是由微观结构——元素和原子构成的。古希腊哲学家这一自然界微观构成的假定，及其探索自然世界的目的——自然界构成的本源和原理，确立了古希腊文明考察自然界的视角。在阿娜克萨戈拉和柏拉图将这一探索自然界的视角，引入社会问题探索后，成为古希腊文明考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视角。【5】

和古希腊文明确立的考察世界的微观视角不同，华夏文明先哲确立了“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考察世界的视角。华夏文明确立的这一视角和古希腊哲学确立的微观视角的差异在于，华夏文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视角在考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问题时，突破了古希腊哲学范畴的考察视角过分注重考察对象的微观层面，即从微观层面界定考察对象——样本，从考察对象演化轨迹中确定样本选择和选择样本时间序列的方法。“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将影响考察对象演化发展的现实环境因素纳入考察的范围内，注重相关因素对于考察对象现实状态的影响（进一步的分析见下文）。因此，华夏文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考察视角确立了其考察方法的整体性和现实性。二者相比较，华夏文明的方法论视角选择，恰好克服了方法论演绎中的现实条件性的桎梏，这是注重在历史轨迹中选择样本和时间序列的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难以逾越的。

和古希腊哲学的考察视角与华夏文明的考察视角都不同，犹太－基督教考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视角是界定在宗教（神性）上的。犹太民族的先祖在其文明演化之初，在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及其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处理上，将考察和设定职能赋予了上帝，并归结在上帝的创始设定中。在《圣经•旧约》的开篇，上帝创造天地万物，设定了自然界万物间的关系及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在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乐园后的诸约中，上帝又设定了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犹太－基督教文明的这一视角，在人类与自然界关系和人类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处理上，省去了需要考察者弹精竭虑探索思考的过程。在具体的人类与自然界关系和人类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处理上，犹太－基督教文明设立了神职人员来协调这一关系。【6】

三、中国古文字中的视角、概念、逻辑和时态

——以“事”的文字解析为例的古希腊哲学相关比较

在人类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认知的演化过程中，人类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问题的知识是从具象到抽象渐次进行并取得的，并且这种认知的取得基本上依照考察对象的确定、考察对象的研究分析、考察对象的认知形成和考察对象的认知检验等环节。在具体的考察工作中，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要确定一个具象的考察对象，首要的工作就是对考察对象进行界定和描述。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考察对象的界定和描述需要相应的语言或文字工具来展开。在人类文明的演化进程中，语言或文字的构造及其应用规则，也被打上了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的烙印，蕴藏着许多内在的机巧。这是因为，其一语言或文字的结构构造和应用规则，受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选择的影响与制约；其二，语言或文字是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的载体。因此，在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展开和语言或文字的运用中，二者构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共生关系。

因此，在具体的考察对象界定和描述中，考察对象的界定过程和结果要受两个方面的影响和制约。其一是考察对象的视角，其二是考察对象界定和描述时所应用的语言或文字选择和构造。考察对象的视角影响考察对象的界定和描述的原因在于，考察对象的视角存在差异时，对于被考察的问题而言，其被感知的层面和状态就会存在差异。如观赏山水时，远近高低不同的角度观景，会看到不同的景色，既所谓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在现实问题的考察中，这一现象也广泛存在。

在对具体对象进行考察时，除考察视角之外还会涉及到考察对象的具象和抽象、涉及到考察对象的界定、涉及到考察对象的运行过程（样本选择和时间序列），及其考察对象的描述。

在进行具体对象的考察中，相关问题的阐释比较抽象和复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下文的展开中，尝试以古文字“事”的文字结构解析为例，辅助解析这一问题。

1、“事”文字结构及其解析

“事”在华夏文明的文字结构体系中，“事”是一个复杂的文字结构，其文字结构中包含了数个相关的文字结构和概念关系及相应的时间序列问题。同时，“事”的文字结构表述概念内涵的实指和虚指，涉及到了前文表述的考察对象的具象和抽象、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表述及其相应的方法论范式问题。【7】

“事”，《说文解字》中说：“事，职也。从史，之省声。”许慎的这一交代表明，“事”的文字结构和“史”、“之”相关。“史”，《说文解字》中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许慎的这一交代表明“史”的文字结构和“又”与“中”相关。“又”，《说文解字》中说：“又，手也，象形。”“中”，《说文解字》中说：“中，内也。从口、丨，上下通也。”“口”，《说文解字》中说：“口，回也。象回币之形。”“丨”，《说文解字》中说：“丨，上下通也。引而上行，读若毛卤；引而下行，读若退。”

这里顺着许慎的《说文解字》梳理了“事”的文字结构。其实在“事”的文字结构中还有一个字和其密切相关——“吏”。在“事”的文字结构演化中，“吏”和“事”【8】的文字结构和概念语义具有承起关系。“吏”，《说文解字》中说：“吏，治人者也。从一，从史，史亦声。”

如此梳理下来，可以发现，在“事”的文字结构中，蕴含有以下具有完整意义的文字结构：（1）口；（2）丨；（3）中；（4）史；（5）又；（6）吏；（7）一；（8）事。在“事”的这些相关文字结构及其概念内涵的逻辑演绎中，每一个文字的结构都有其完整的概念内涵，“事”的文字结构和概念内涵由这些相关的文字结构和概念演绎导出。

“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作“回也，象回币之形。”许慎以回币之形释“口”，许是借鉴古钱币外圆内方之型。外圆内方是华夏文明方法论范畴的一个重要概念。“圆”的寓意是天，“方”的寓意是地。作为“地”的“方”，有四方的语义，是一个空间概念。

具有空间概念的“口”和表上下的“丨”构字，形成了“中”字的文字结构。许慎释作“中，内也。从口、丨，丨上下通也”。从文字结构的具象和抽象考察，表四方的“口”和表上下的“丨”结合构字，其语义怎么会衍生出许慎给出的“内也”呢，其“内也”的确切含意又是什么呢?“口”表示的四方之型，如果将其边界缩小，小到可以将其划在一个器物上，那么“口”表示的就是一个平面。在一个平面中有一个表示上下的“丨”贯穿其中，就构成了一个立体的空间。再将为了形象化而缩小的平面扩展，还原回其四方的观念中，其实在“中”立体空间概念内涵中，包含了可观、可感、可思、可冥想的天上、空中、地上、水中、地下的万物。所以许慎释“中”曰“内也”。【9】

按照许慎给出的“中”的文字结构的释义，近现代运用的“中”字的字意，应是取意于“中”字的文字结构所表示的立体空间的交点。【10】

在“事”的文字结构和语义的逻辑演绎中，“中”字的文字结构和语义的阐发非常重要，因为这一研究工作做的不好，将影响“事”的文字结构解读、逻辑关系推演和语义阐发，从而影响到本文阐发的主体。

按照《说文解字》中“事”的文字结构解析，分析了“中”字的文字结构和语义，接下来应该分析“史”的文字结构和语义了。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史”作“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在“史”的文字结构中，前文已经交代了“中”，而“又”是“手”的变体。

在华夏文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考察视角中，天地间万物经过了行为主体“人”的活动，由“人”的手（又）去加工、去塑造、去美化、去劳作，留下的轨迹就是“史”。在考察对象的表述中，其实“又”的动作执行的时间序列，并不仅仅是“史”——轨迹涵盖的内涵，还包含有“又”的动作执行的状态和发展趋向的内容。从文字的结构和逻辑关系演绎及语义的沿革考察，许慎表述的“史”的语义“记事者也”，应是“史”的文字结构和逻辑关系演绎中其“轨迹”被记录的部分。

在“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考察视角范畴中，天地间万物的运动都有其特定的约束。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范式体系中，将这种约束归结为“道”。所以，在由“中”和“又”构造了“史”的文字结构后，古人开始考虑考察对象（被“又”操持和把握者）运行轨迹约束的表述问题。

对于考察对象运行轨迹约束的表述，古人造字时在“史”的文字结构上加了一个“一”，构成了“吏”字。

“一”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和方法论范畴的“道”密切关联。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一”：“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在先秦诸子的思想中，“一”和“道”构成了他们思想体系的联结点。其实，在华夏文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考察视角和方法论体系中，“一”是华夏文明先民关于人类与自然关系协调和人类社会人与人关系协调的归结，是天地间万物存在、繁衍生生不息的道的承载。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吏”：“吏，治人者也。”将“一”作用于“史”，即“一”对于考察对象（史）的约束释作“治人者也”，应是交代了许慎释“吏”时考察问题的视角。从社会的角度考察比拟华夏文明方法论系统中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关系的演化。在人类社会的运行中，吏——政府官员实际控制着人类社会运行的轨迹、状态和发展趋向。

从“吏”的文字结构和逻辑演绎考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给出的“吏”的释义，缩小了“吏”字的文字结构和逻辑演绎中应涵盖的范围。

前文以许慎的《说文解字》为基础，解析了和“吏”有关的文字结构、逻辑关系演绎过程及其语义。下文以此为基础解读“事”的概念界定及其相关问题。

在“吏”的字型结构中，其“史”字字型结构中的“又”，还有一种变形“”，这样就演化出了一个“吏”的变体字“”。

在“又”作用于考察对象的时间序列中，“史”是“又”作用于考察对象留下的轨迹和痕迹，在时间序列的时态分布中属于过去的状态。当“又”作用于考察对象时，“中”的文字结构中的“丨”从“又”（手）中穿过，预示着考察对象还在人手的握持和操持状态中（在时间序列的时态分布中属于现在进行时的时间状态）。于是，在文字的字型结构演化中就有了“事”的文字结构。

2、“事”的文字结构取向及概念和古希腊哲学相关问题比较

从“事”的文字结构解析可以发现，就“事”的文字概念和语义而言，“事”的文字结构包含着以下的概念内涵和语义：A、“事”的概念内涵和语义包含的对象是天地间（中）存在的万物。B、“事”的概念内涵和语义表述的对象可以是具象的对象，也可以是抽象的对象。当“事”的概念内涵和语义表述的对象是具象的对象时，其“事”概念内涵和语义表述的是考察、分析和操作（又）的具体的对象（事或物）。当“事”的概念内涵和语义表述的对象是抽象的对象时，其“事”的概念内涵和语义泛指天地间和人的行为（又）有关的所有对象（事或物）。C、行为主体——人，对于考察、分析和操作（又）对象的动作过程，要受到天地间运行的大道“一”的约束。D、“事”和“史”之间具有路径关系，“史”是行为主体——人考察、分析和操作（又）作用于对象——“事”留下的轨迹或痕迹，“事”是“史”的具象演化过程中每一时点的状态。

“事”的文字结构分析和概念、语义演绎表明，华夏文明的文字在“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考察问题的取向和构造方法体系的视角，和“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方法论取向和视角相一致。

在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中，其考察问题的微观视角设定及其自然界构成的“元素”、“原子”论假设，决定了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在界定考察和分析对象时，必须进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现象及物像的分类和分割，因为不同的类及其分割部分，可能源于不同的元素组成或原子结构。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分类、分割工作不能完成，其相关的研究考察工作就难以展开。

在现实的工作中，要完成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的分割和分类工作十分困难。因为假定中的元素和原子构成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现象和物像，其元素的构成和原子的结构极少表现在其现象和物像的表象中，所以相关的分类和分割只能通过现象和物像的某些特征及其运行轨迹中的某些痕迹分布来实现。近现代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在世界的科学实践，也体现了这一特征。

对于考察对象的分类界定——概念而言，相关的问题还表现在概念表述的文字或语言构造上。华夏文明的文字构造因其和方法论体系同源，具有象形和会意的属性，从而蕴含了方法论体系的概念属性。同时，文字结构组合中蕴含了文字结构的概念关系和时间序列问题，所以文字结构中还蕴含有逻辑内涵。

就考察对象的表述——考察对象的概念界定而言，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表述选择的是拼音语言。在拼音语言的选择中，字母构造和字母组合已经脱离了其表述对象的具象和抽象。所以，就其字母组合的概念表述而言，不得不用字母组合的相关词汇给以说明。这是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自产生之初就构造有明确的概念要素的原因之一（解决考察对象的表述问题）。

同时，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是从微观视角选择考察对象的。在对考察对象进行考察和分析时，由于考察对象的微观结构——元素和原子在其表象中常常难以直接表现和体现出来，因此为了研究的方便，不得不对其表象特征进行假定前提下的分割和分类，归结考察对象的现象特征（确定样本属性），并以此设定样本的时间序列，归纳演绎考察对象的“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

但是，在具体研究工作的展开中，由于考察对象现象特征的相关分割和分类的界限和边界确定，不同的研究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至于在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中，必须要明确考察对象现象特征的的界限和边界，并给出相关概念间的关系——包含和相容，然后相应的研究工作才能进行。这是其方法论体系中必须构造概念要素的原因之二（解决考察对象的界限和边界）。

在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中，在概念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逻辑属性的问题。这是因为，在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范式形成的过程中，考察对象的确定是在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现象和物像的分割和分类中进行的，考察对象被分割和分类后，还必须考虑这一对象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整体及局部间的关系问题，考虑其间的相容和包含关系。在古希腊哲学史的演化中，这一相容和包含关系演化出了古希腊哲学范畴方法论体系中的逻辑问题之一（概念间关系表述）。

同时，在考察对象运行状态的表述中，也是由于选择的语言字母构造脱离考察对象的具象和抽象的原因，不得不构造出特定的句式结构来处理其运行状态的时间序列问题，并产生了相应的句式结构中的时态，形成了句式结构的逻辑。这是古希腊哲学在产生之初就有逻辑要素存在的原因之二（时间序列表述）。

前文的研究分析表明，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和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二者之间，由于方法论体系的介入视角和文字或语言构造不同，对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表述也不相同。对于华夏文明而言，在“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方法论体系介入视角下，考察和分析对象及其运行状态的表述体现在文字的构造中，文字结构中蕴含有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概念和逻辑要素，所以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没有独立的概念和逻辑要素存在。而对于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而言，其方法论体系介入的微观视角和拼音语言构造，使方法论体系的展开不得不创造概念要素以使相关工作能够进行，并同时衍生了其方法论体系中的逻辑问题。

四、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中的认知与操作状态的衔接

——以“是”和“政”的文字解析为例及相关比较

前文说明了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和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考察和分析问题的视角，又以“事”的文字解析为例，分析了这两个方法论体系相关的概念界定及表述、逻辑演绎及其相应的时间序列问题。但是，在考察和分析对象的具体分析过程中，方法论体系设定的视角如何展开、“事”的认知结果如何和操作过程“又”进行衔接，以及如何实现操作过程“又”的社会效果评价等问题，仍然是一些现实的问题。

在考察和分析对象的演化过程中，这些工作又极其重要，因为对于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认知（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理论），只有实现了与其操作状态（实践）的衔接，才能体现整个考察和分析过程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如何实现这些工作、这些工作的实现又如何表述呢？

1、对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认知及其与操作状态的衔接——“是”

华夏文明在文字上构造了一个判断的结构“是”，将考察和分析对象取得认知——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与操作状态进行衔接（即近现代概念范畴的理论和实践衔接，或者通俗的说“从理论到实践”）。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是”：“是，直也。从日，正。”在“是”的文字结构中，许慎给出了“日”和“正”两个结构。“日”是太阳的象形，在概念内涵和语义上没有进一步解析的必要。

“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正，是也。从止，一以止。”。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一”是一个特定的概念（释义参阅前文释“一”）。“止”《说文解字》中说：“止，下基也。象草木出有芷，故以止为足。”其实在甲骨文的文字结构中，“止”就是“足”的象形。【12】

在文字结构的取象中，“足”是站立和行走的工具。其抽象的语义可以延伸为行为。人的行为合乎文明体系方法论范畴规范的“一”（或“道”），就是“正”。“正”的判断能够暴露在阳光下，人人都可以观察得清楚明白，就是“是”。所以，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是”，用甲骨文中眼睛象形的文字构造——“直”来释“是”：“是，直也”。【13】

在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进行考察和分析的过程中，人们取得的认识和知识——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是关于特定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认知，并且这一认知在时间序列中属于“史”（过去）的范畴，要实现认知与特定考察和分析对象操作的状态（现在）的衔接，“是”的判断是这一过程的重要环节。只有实现了认识和知识与考察对象在操作状态中的各个变量（诸环境条件）变化的综合判断后，才能实现认识和知识与考察对象的操作状态衔接，指导规范考察和分析对象的操作过程。如图：

但是，在具体问题的考察、分析和操作中，作为社会个体的具体的“事”的参与者，由于生活环境、个人阅历、知识结构和水平、考察和分析问题的视角和方法等等，都存在着差异。因此，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个体在考察和分析一个既定的对象时，对考察“一”的认知和把握以及过程的理解和判断都是存在差异的。这一差异的存在产生了对“事”的演化过程的认识的差异，并形成相关的判断“是”的差异。

就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而言，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考察和分析过程与操作状态的衔接，需要复杂的概念间关系和时间序列的逻辑演绎过程。在这一逻辑演绎过程的处理中，由于不同的处理者对考察对象的分析有不同的分类或分割方式（即不同的概念界定边界），所以从考察和分析对象的界定到“某些原理及原因的知识”，再到“某些原理及原因的知识”与考察和分析对象操作状态的衔接，如何处理概念间的相容和包含问题困扰着自古希腊以来的研究者。如亚里士多德、康德、海德格尔，直到现代流行于西方世界的现象学派和解释学派。

对于“事”的演化过程和操作状态判断形成的差异问题，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将其归结为社会学、行为学、心理学等学科范畴，并衍生出其他的一些相关学科。

2、社会行为之于操作状态认知（“是”）的校正——政【14】

在社会现实的问题中，社会个体的行为作用于特定的考察和分析对象，其行为过程受相应的“是”的判断制约。由于社会个体存在着资质及对于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认识和知识理解解读的差异，从而形成了社会个体对于特定的考察和分析对象及其运行状态判断——“是”差异，并且这一差异的存在作用于其行为（“又”的动作），形成社会个体社会行为的差异。

在处理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时，对于特定考察和分析对象而言，社会个体行为差异的存在，如果具有了普遍性并且产生了社会效果，会导致社会个体行为与方法论体系设定的“一”的失调和失范。在社会的演化中，这一失调和失范的存在会危及整个方法论体系构造的人类与自然协调和人类社会个体间关系的协调。因此，这是一个必须给予社会关注和社会校正的问题。

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演化中，这些相关的问题及其社会处理方式方法，被构造在一个文字结构——“政”的内涵中。

“政”，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政，正也。从攴，从正，正亦声。”前文已经交代了“正”的文字结构和语义，给出了“正”的概念解析和界定。

“攴”，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作：“攴，小击也。从又，卜声。”前文在“事”的文字解析中交代了“又”是手的一个变体。“卜”在甲骨文的结构取象中是一个带叉的树条。【15】“攴”字意的“小击也”本义就是手中拿了一支树条实施轻轻得打击。因此从“政”的文字构造考察，“政”就是当“正”出现了非“正”的状态时，用手中拿的树条去实施轻轻得打击（注意：不能是大力的打击，打击得力度过大会产生矫枉过正），将非“正”校正到“正”的状态，从而实现方法论体系构造的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和谐以及社会个体间关系的和谐。

就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而言，社会个体行为的校正问题被分割和归结到“正”的求证——法理、“正”的规则设计——立法、“正”的实施——司法审判、“正”的实施机关——政府等相关问题中。

在以古希腊哲学为方法论范式的西方世界，自古希腊柏拉图以来，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和社会个体间关系的处理，以利益博弈的“正”（正义）求证为基点，指导和规范着相关问题的展开。近现代的西方社会也继承了这一精髓，并凝聚为西方社会的精神。

其实如前文交代所言，人类具有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人类的生物属性决定了人类具有必须的物质生活资料需求和七情六欲。人类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个体的生存和存在以其他个体的生存和存在为前提和基础。物质生活资料的取得只有在和自然界的和谐相处中才能伴随着人类的繁衍不断取得。只有实现了社会个体间的和谐，人类的种群才有可能发展到较大的规模。

其实这是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考察视角的预设，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将其割裂成不同的学科范畴进行研究。但是自古希腊以来，学科范畴的分割并没有实现整合。

五、笔者对华夏文明古文字的几点认识

1、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和文字结构在演化路径上的关系

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方法论体系的构造和文字结构的构造是一体的。华夏文明经典文献的五经之首，《易·系辞下》中交代：“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构造中，八卦是方法论视角“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起点，也是古文字结构构造的起点。关于这一点，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做了进一步的交代：“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接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

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与古文字结构构造的初始路径同源，是华夏文明演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华夏文明史的演化中，方法论体系的视角和逻辑演绎被应用于文字结构的构造，同时这种文字又被用来进行方法论体系的表述，从而形成了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和文字结构关系的一体化。

2、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中文字结构演化简史

再追溯华夏文明的沿革史，其实这一一体化也有一个发展过程。甲骨文的发现使这一过程的梳理有了起点。

传说中源于庖犧氏八卦的文字起源，造就了华夏文明以象形和会意为主体的文字结构构造。如甲骨文以象形和会意为主体的文字结构。在甲骨文的部分文字结构中，已经可以发现前文分析和演绎的“一”在一些文字构造中的应用，如“正”、“吏”、“是”、“政”等文字。

商周之交，武王克殷，问政于萁子，萁子叙《洪范》，言治国大道。于是，周公制礼。华夏文明史的这一沿革，《尚书》和《史记》等文献中都有明确的交代。其实，在华夏文明史的沿革中应该还有重要的一幕，就是商周之际对于历史文献的整理和文字结构构造的重新梳理。

对于历史文献的梳理，反映在《礼》（《周礼》、《仪礼》和《礼记》）中，所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

商周之际对于文字的整理，则体现在商周之交后，文字的结构由甲骨文的字型结构变成了周时期的字型结构。许慎作《说文解字》时参照的古文，近现代整理的春秋战国时期简帛、金文、陶文文献说明了这一判断。

从华夏文明史发展的脉络考察，近现代整理的简帛、金文、陶文文献文字结构的差异只可能形成于商周相交之际。这是因为，其一，商周之交武王用萁子之言，对前代文献的整理形成了蔚为大观文献，如三礼，相关文献的形成与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间具有衔接关系，与萁子在《洪范》中的约定一致。其二，商周之交后的文字结构沿革和甲骨文的文字结构间具有密切的继承关系，所以现在研究甲骨文仍以许慎的《说文解字》为线索。其三，文字结构和方法论体系间的密切衔接，需要与文字结构构造相衔接的社会学术范围和生活环境。其四，春秋以后纷乱已起，各地诸侯为了书写得方便或其他原因，纷纷变更部分文字的结构，至此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的概念和逻辑要素已经混乱，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社会现象和学术氛围，不可能再存在方法论体系和文字的结构衔接共同发展的社会环境条件。其五，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选择的文字的字型结构，依据的是以孔子壁中书为基础的春秋文字、大篆、小篆，并以秦小篆的文字结构进行整理。其六，秦小篆的文字结构承袭于大篆，大篆承袭于甲骨文和商周之交文字。

秦汉之交，文字隶变，文字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文字沿革史上，这一变化奠定了其后文字的基本结构，汉以后两千多年文字的结构再也没有大的变化，因此文字被名为汉字）。所以汉武帝时得孔子壁中书，几乎无人认读，并导致后世的古今文之争。

许慎师从贾逵治古文（孔子壁中书等春秋文字），解析古文字的结构与文字语义的关系，希望减少由于匿猜文字的语义而导致先秦经典文献（尤其是儒家文献）的误解和误读，引发社会精神文化资源的评价和继承问题。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交代的文字结构的构造，源于以孔子壁中书为主体的春秋文字，借助秦小篆的字型结构进行解析。【16】在许慎的文字结构解析中，以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视角为起点，以文字结构取象和取意为逻辑展开的初始路径，还原文字构造中文字结构和语义的关系。因此，在汉以后的华夏文明史沿革中，许慎的《说文解字》成了解读先秦经典文献和精神文化资源的钥匙。

自许慎以后，《说文解字》的研究家辈出，对《说文解字》进行解读和注译。从笔者接触到的有限的相关文献考察，后世对于《说文解字》的研究和注译，往往过分关注了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给出的具体文字的释义，忽视了文字结构构造和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间的关系和衔接。在文明史的演化中，这一忽视的存在造成了方法论体系演化路径的模糊不清（方法论体系中的概念和逻辑要素缺失），以及相关精神文化资源分析和比较的困难。

3、笔者在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和古文字结构研究中的发现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西学东渐，以古希腊哲学为基础的方法论体系传入我国，并在我国的学术领域成为显学，促进了我国学术界思考自己文明的方法论体系构建和沿革问题。

这一思考发现，我国的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除了考察和分析视角和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有重大差别外（宏观和微观），在表述和表达方式上还有重大差别，既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的概念和逻辑要素。

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没有独立的概念和逻辑要素，形成了形式上的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概念和逻辑要素的缺失。对于一个具有重大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的方法论体系而言，这两个要素的缺失产生了方法论体系梳理和其它方法论体系比较上的障碍。而解决这一障碍的探索过程，促进了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和文字结构衔接的探索。

笔者在《文明史演化的逻辑》的课题研究中，发现了古文字结构中的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的概念和逻辑问题，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相关概念体系的构造和逻辑框架的展开。

但是，由于《文明史演化的逻辑》涉及的是一个文明史演化中的制度与经济关系问题，所以本文涉及的问题在书中只是提到，没有展开。在此，本文涉及的主体，算是进一步的交代。

六、结语

任何一个文明的构造和发展都需要相应的方法论体系支持，选择考察和分析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的视角，确定界定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的方式方法，指导考察和分析过程的实现及结果的表达，是一个文明得以发展和延续的基础。

在文明史沿革中，一个特定的考察和分析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的视角、以及界定考察、分析对象的方式方法和考察分析实现的过程及结果的表述表达，构成了一个文明特定的方法论范式。在文明史的演化中，这些特定的方法论范式构造了相应文明的特征，构造了相应文明处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的方法和态度，构造了相应文明的制度和经济关系。因此，存在较大差异的文明间，向上追溯都可以发现其方法论体系构造上的差异。

本文在逻辑体系展开中涉及的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和华夏文明如此，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和古希腊文明如此，前文提及但没有在行文中展开的犹太－基督教文明也是如此（在犹太－基督教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和社会个体间的关系，设定在神职人员——拉比和上帝的约定中，因此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关系的处理中，犹太－基督教的方法论体系省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微观结构的界定和相互关系演绎的过程）。

因此，不同文明间的比较需要从其文明构造的方法论体系入手，否则可能难以把握其文明构造的内核，不能把握其文明构造的内核，要评价其文明甚至将其作为至宝的精神文化财富配置到自己的社会实践中，则会出现文明间的衔接问题。我国百余年的社会实践已经为此做了说明。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国度，这一历史和文化传统源自于华夏文明特定的方法论体系的构造。当今世界，文明交融，需要对当代不同文明的方法论体系及其相应文明的运行机制进行诠释和评价，并配置到社会实践中，实现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但是，在华夏文明史的沿革中，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的构造缺失了，并且在文明的发展和延续中造成了传统精神文化资源解读和评价方面的困难，造成了文明交融中和其它文明方法论体系进行比较的困难，造成了解读其它文明运行机制的困难。

这种局面的存在，既不利于国家为社会的长治久安配置人类文明的一切精神文化资源的要求，也不利于国家为实现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而采取的文化发展战略。

在历史的演化中，许多仁人志士为华夏文明精神文化资源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工作。尤其是近现代，许多志士在多学科研究的背景下做了许多有益的基础工作，为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构造的还原和解读奠定了基础。

目前，随着多学科研究的发展和文明交融中方法论体系比较的探索，为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还原和解读的工作做了铺垫，许多基础的工作大体铺就。为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也为了我们国家的文化建设，为了我们社会的长治久安，有志于此道者开始这一工作吧！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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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笔者在《文明史演化的逻辑》提出相关问题。但是由于《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主体研究的是制度与经济的关系问题，所以本文有关的问题没有展开。在中西文明交融和一体化的背景下，笔者感觉这些问题有进一步梳理的必要，以便于相关问题的澄清。刘涛著《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

【2】哲学是和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联系的概念，所以在涉及不同文明的方法论体系比较时，回避统一使用哲学这一概念，以表明其中的差别。

【3】这是笔者在《文明史演化的逻辑》研究中构造的概念，用以搭建不同文明间衔接研究的平台。相关研究参阅《文明史演化的逻辑》、《文明史研究范式的探索历程及其社会价值─写在<文明史演化的逻辑>发行之后》（见哲学网站：孔子2000）。

【4】参阅《文明史演化的逻辑》导论、第一章。

【5】参阅《文明史演化的逻辑》第一章的相关内容。《理论中的现实和现实中的理论——中西文明方法论述评》中也有相关的表述。参阅哲学网站：孔子2000。

【6】犹太－基督教文明的这一视角选择，由于简略了考察分析对象的界定和相关逻辑的演绎过程，所以在本文的行文中，也不涉及相关的分析，只将其作为文明史演化中一个方法论视角的存在，做一交代。

【7】相关的研究参阅《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中重要概念的界定，《文明史演化的逻辑•试论政》。《書和書字的结构及其相应的哲学问题》哲学网站：孔子2000。

【8】在《汉语大字典》简编本中，将“史”、“吏”和“事”归结在一起，解为同一个字。在文字结构的演化中，这一归结忽视了三个文字间结构和语义演化的关系。见下文。

【9】这一立体空间表示的六个方位，也被称作****，****有时既指天下，也指万物。

【10】在当代的文字学文献中，常常将“中”释作旌旗的象形。笔者认为或许表示旌旗象形的“中”有聚集和召集人集中的意思，但和“史”和“事”的文字结构有关的“中”，应与表示旌旗的“中”有差别。

【12】参阅《甲骨文大字典》释“止”。徐仲舒主编《甲骨文大字典》湖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

【13】在甲骨文的字型结构中，“直”是眼睛的象形。见《甲骨文大字典》释“直”。

【14】在1996年笔者成曾对“政”进行了尝试性的解析，形成了《试论政》一文，并对后来《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一书的体系构造产生了影响。参阅《文明史演化的逻辑•试论政》。

【15】参阅《甲骨文大字典》释“卜”。

【16】参阅《说文解字•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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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维克多•维拉德－梅欧著《胡塞尔》中华书局2002年•北京

[英]卡尔·波普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北京

余建华《早期犹太文明五大宝库及文化价值》、《欧亚观察》1998年2期

陈明明《西方政治发展的逻辑》、《欧洲》1997年5期

周弘《欧洲文明溯源》、《欧洲》1998年4期

吴弦《欧洲经济一体化产业的历史渊源和条件》、《欧洲》1997年2期

吴强、梅《难以超越的历史——从康德到当代的民主和评论者》、《欧洲》1998年5期

潘伟杰、张承斌《现论的反思：欧洲中心论的困境》、《欧洲》1998年6期

中华文化概论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中国文化是中国人的思想、言论、行为的一种物化形态。《中国文化概论》课程，作为大学生民族精神教育的必修课，在激发他们报效祖国的主体精神、培养他们自强不息的优秀品格、引导学生克己奉公的价值取向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化，并且形成了伟大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的理性升华，是推动民族延续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精神支柱。高等院校开设的《中国文化概论》是一门研究中国文化现象、体系及其规律的综合性课程，有助于大学生奠定深厚而坚实的文化基础，对他们进行民族精神教育。

一、 有助于激发大学生报效祖国的主体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最为鲜明的特征是对国家、民众的深厚情感，以及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报效祖国的精神。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核心内容。

1．激发大学生的忧患意识。国学大师徐复观先生对 “忧患意识”在整个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中国的学术思想起源于“忧患意识”，中国社会 的发展立足于“忧患意识”，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也是 “忧患意识”，中国与西方文化之不同、文化精神之差异都可以由此找到答案。“忧患”一词较早见于《孟子》一书：“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 陇患意识的实质，是对现实的忧思和对人生的关注。当代大学生成长的环境优越，物质条件非前人可比，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思考得不够充分。

《中国文化概论》课程，恰恰可以利用传统文比中“忧患意识”的积淀对他们进行精神上的补足。纵观中国文化历程中的伟人，无一不在关注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未来。从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屈原到 “杖汉节牧羊”的苏武，从“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顾宪成到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他们 的灵魂深处都打上了忧患意识的烙印，成为一种支配其行为的清醒的自觉理念。通过《中国文化概论》 课程逐步培养学生的忧患意识，不仅可以使他们很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精神，更可以引发他们对自身肩负的历史责任的深度思考，激发他们忧国忧民的意识。

2．激发大学生的爱国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爱民族、爱祖国历来被视为 “大节”，是爱亲人、爱家族的情感的升华，捍卫民族尊严、维护国家利益是一种崇高的品德。“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杀身成仁” “舍生取义”以及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贯穿于中华传统文化道德的始终。虽然在封建社会“精忠报国”往往与忠君联系在一起，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实质上它是将 “君”作为国家的代表，“精忠”的背后有一种深层的国家意识。南宋末代宰相文天祥被敌俘获长达四年之久，其间受尽折磨，吃尽苦头，但仍坚定信念，保持民族气节，最后挥毫写下 《过零丁洋》，留下 “人生 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爱国诗句，表达了崇高 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操和民族气节。《中国文化概论》课教学不仅要充分利用辉煌的文化成果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力和民族 自豪感，更要使学生懂得对国家的忠诚与热爱。大学生要保持民族气节，维护中华民族尊严，以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祖国利益、尊严为最大耻辱，树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自觉将个人的荣辱得失与民族盛衰紧密结合在一起。

二、有助于培养大学生 自强不息的优秀品格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优秀品格是维系中华民族生存，推动中华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优秀品格是通过历史沉淀和文化传承得以强化、巩固和发扬光大的。

1．提升正义感，培养刚健有为的优秀品格。

刚健有为是中国文化中人们积极的人生态度的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周易 ·乾》说：“刚健中正，纯粹精也。”把刚健当作一种最重要的品质。这种品质首先是担当道义、不屈不挠的社会责任。孔子十分重视 “刚”的品德。他说：“刚毅木讷近仁”， 刚毅指坚定性。在孔子心目中，刚毅和有为是不可分割的。有志有德之人，既要刚毅，又要有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孔子的弟子曾参提倡知识分子要 “弘毅”。他说：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无穷，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强调了知识分子要有担当道义、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刚健有为还是一种正直充盈的独立人格。孟子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他把 “养浩然之气”作为培养人生追求的一种方法，并把 “大丈夫精神”即刚健有为、正直充盈的独立人格确立为人的行为准则。苟子提出 “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伟大思想，充分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是对刚健有为思想的一大拓展。王夫之说：“圣人尽道而合天得。合天得者，健以存生之理；尽人道者，动以顺生之几。”他又说： “惟君子积刚以固其德，而不懈于动。”他的创新在于赋予刚健有为思想以主动性、能动性，把 “刚健”与能动有机统一起来。因此，立志持志，自我磨炼，这是奋发刚健的应有之义。《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教学要激励学生有自我磨炼的砥砺意志及吃劳耐苦精神。刚健有为的品格使人奋发向上，充实着生命本真的力量，这种品格正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特色性格和气派，应当在大学生的身上得以传承和发扬。

2．树立积极态度，培养自强不息的优秀品格

“自强不息”出自 《易经 ·乾》，原文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意思是： 君子应当以 “天为法，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努力进取，决不懈怠。这一思想两千多年来激励着正直的中华儿女拼搏向上，努力前进，不屈服于内部的恶势力，坚持与外来的压迫作斗争。历史上，坚持反对不法权贵的忠贞之士，尽力抵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孜孜不倦探索真理的思想家、科学家，致力于移风易俗的文学家、艺术家都体现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哲学思想，极力主张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生活态度，主张人活着就要勤奋学习。孔子提倡并努力实践为崇高理想而下懈奋斗，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从而实现“立德、立功、立言”，主张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代的大学生正处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伟大的事业需要用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来引导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大潮中去，培养他们刚健有为的优秀品格，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奉献自己的青春和智慧。《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教学应该充分利用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精神熏陶和影响当代大学生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

三、有助于引导大学生克 己奉公的价值取向

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青年学生的价值取向严重倾斜于物欲和私利，存在重个人轻社会、重功利轻道义、重索取轻奉献的现象，这对于民族和国家的共同价值目标构成了挑战。因此，引导青年学生树立见利思义、克己奉公的价值取向已成为 《中国文化概论》课教学的重要内容。

1．明确义利关系，引导见利思义的价值取向

对义利关系的处理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其中先利后义、以义制利是传统义利观的基本内容和合理内核。孔子说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孔子并没有拒斥利，也没有把义与利对立起来。他在义利关系上的基本主张是义利统一， “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孟子要求 “先义而后利”，培养 “配义与道”的浩然正气。可以说，整个传统价值观的基调和主流是先利后义，但同时以义为人的根本特点和价值取向也是中华传统文化道德精神的精髓。苟子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亦不能去民之好义。”_9 孟子要求人们 “去利怀义”，主张谋求个人利益应合乎道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骊，弗视也。” “弗顾”、“弗视”只是因其不合道义，不难推论，若合道义，顾视便是合理的。传统文化的义利之辩是立足于当时社会现实生活基础上的，是直接从社会生活中提出的一个实际问题。尤其是以儒家为代表所提出的处理利义关系的见利思义原则，始终为世人所信奉、恪守和弘扬。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其所倡导的 “见利思义”原则在处理道德与利益、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关系中仍具有借鉴意义。《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教学所要做的，是对具有复杂内容的传统文化义利观进行清晰人理的讲解，带领学生弄清它所应用的范围和层次，并在具体的范围和层次上去分析评判并决定其扬弃取舍，从而帮助学生建立见利思义的基本价值取向。

2．明辨公私关系，引导克 己奉公的价值取向。

中华民族在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和礼教文化的传统中逐步形成了克己奉公的美德，要求把维护整体利益作为首要的价值取向。中国伦理道德历来强调公私之辨，把 “公义胜私欲”作为道德的根本要求。克己奉公的精神，本质上是先公后私，个人私利服从社会公利的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影响下，中国人历来以 “廓然大公”，“天下为公”作为价值理想。中国文化中的大同境界，其基本精神就是一个 “公”字。可以说克己奉公作为处理公私关系上的要求具有普遍的适用本性。它与集体义原则有一定的共振点，但这种以公为重、个人利益服从社会公利与集体主义原则又有着本质区别封建私有制社会里，公与私从本质上说是根本对立的。它的重公轻私正是建立在这种对立基础上的故它往往需要无条件地牺牲个人利益。而集体主义是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上的，从本质上说，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利是统一的。因此，它虽然也要求重公利，但并不轻私利，更不排斥个人利益；相反，由于社会公利是所有的人的普遍而长远的根本利益，它总是以关心、服务和发展个人利益为其最终目标的。《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教学既要使学生了解传统文化中克己奉公的美德，又要使学生真正理解现实条件下 “奉公”精神的培养，从而引导学生自主选择克己奉公的价值取向。

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项充满艰辛、充满创造的壮丽事业需要崇高精神的支撑和推动，培育新世纪中华民族精神需要认真研究和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站在这个基点上，充分发掘《中国文化概论》课程内容，找准课程与民族精神教育的结合点，必将使 《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教学在民族精神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徐复观．中国人文精神之阐扬[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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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张燕婴．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o6．

中华文化概论范文第4篇

新闻阅读属于近年来新设的考试内容，一般选择内容比较丰富、新闻价值比较突出的消息、通讯、特写、新闻评论等新闻作品作为考试文本。高考选文要求1200字左右，通讯和特写的篇幅比较适合，所以应重点关注。

本文从分析新闻的语言、把握文章结构、概括中心意思三方面进行讲解训练。

一、分析新闻的语言

对新闻的语言特色考查集中在客观、简练、准确、通俗四点，要求考生能就具体语词和句子说出其体现的新闻语言特点；少数须分析作者具体的行文风格，包括一些新闻手法的运用或具体的描写方法。

要注意这两方面：

一是数据运用及叙述描写的准确：新闻要求准确，准确的数据能增强事实的真实可信度，准确的叙述和描写能帮助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使人物血肉丰满，性格突出，或者营造出新闻场景，使读者如亲历其境。

二是语言的形象生动：通讯和特写在表现人物和刻画场景时允许使用文学手法，所以有些句子呈现出形象生动的特点。

二、把握新闻的结构

一条消息一般由标题、导语、主体、背景、结尾五部分组成。其中不可缺少的是标题、导语和主体。消息的结构形式是多样的，常见的有倒金字塔式、金字塔式、倒金字塔式和金字塔式结合、自由式等。

把握新闻结构，要注意标题、导语、主体、背景、结语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要注意详略、功能、行文要求等。例如标题要求准确、凝练、新颖、醒目，导语要起到概述作用，主体有叙述式、评论式、提问式、结论式等结构，阅读时要快速理清文章的脉络。

把握新闻的结构，有利于筛选文中最主要信息，概括中心意思。

三、概括中心意思

依据新闻文体特点概括中心意思，如标题（特别是正题）、导语、结语是快速把握文章中心的依据。

概括新闻的中心意思，要学会筛选文本中的信息。第一步通读全文，明确时间、地点、人物，理顺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六要素）；理清文章层次，把握新闻要点；提取各方观点并加以整合，基本了解作者的倾向性。第二步看清题目，明确筛选要求，在原文中找准信息范围。第三步组织答案。一种是直接从原文中摘出信息语句；另一种需要对文章内容进行概括，删去细节，或将分散、重复表述的内容整合概括为简洁的语句，信息内容较多时要注意进行分层作答。

【针对训练】

阅读下面的文字，按要求回答问题。

PX，一场特殊的

“科学保卫战”

徐迟馨 秦雅琛

“PX即对二甲苯。可燃，低毒化合物。”4月5日，搜索网站百度百科词条中关于PX的解释被定格在科学的描述上。可是，如果你打开其右侧的历史版本会发现，对PX“低毒”这一常识性科学论断的捍卫，源自近10位以清华化工系为主力的清华学生的昼夜坚守。

4月2日下午，清华大学化工系大二学生王润佳惊讶地发现，百度百科词条中对PX的解释内容竟是“剧毒”。

原来，3月30日，茂名反PX游行事件发生当天的凌晨00：09，网友@幻想书生wjc悄然将百度百科词条中PX毒性由“低毒”改成“剧毒”。两个字的改变成了“词条保卫战”的导火索。自此之后，先后有网友多次对恶意篡改行为进行客观的更正，但连续几次都被人改回了“剧毒”。

“PX从化学毒性上看，的确是低毒的。”清华大学化工系副教授骞伟中解释，通俗地讲，PX的毒性跟乙醇（俗称酒精）差不多。

“这些人怎么能不顾科学常识？”王润佳决定用所学知识科学解释PX词条，并采用各种方式号召同学们来宣传PX知识。

随后，王润佳将自己在大学生中广泛使用的某社交网站上的头像改成了对二甲苯（PX）的化学式。还在人人网上建相册、传截图，号召同学们参与。

看到王润佳的相册后，化工系大四学生蔡达理也参与修改了词条，并在修改原因中写道：“清华化工系今日誓死守卫词条。”此言一出，清华化工系的学子群起响应。

“跟他们坚持到底！”化工系大三学生张睿每隔一两个小时就会刷新一下词条，随时准备“应战”。

不仅如此，清华化工学子捍卫PX低毒属性真相的战场拓展到了各大网站。清华化工系和化学系学生邓耿、徐克、白如冰等积极参与百度、人人、知乎等网站的解疑释惑，引来众多网民的点赞。

据了解，以清华化工系为主力的清华学子，先后有近十人自发在知名网站上捍卫PX低毒属性这一科学常识。

清华化工学生最终取得了这场词条保卫战的胜利。词条所在网站对PX词条锁定在“低毒化合物”的描述上。

茂名石化工作人员钟大海注意到了百度百科词条遭恶意修改一事，当时他非常惊讶，但他也无可奈何，因为百度百科是个开放的平台，任何人都可以修改编辑。他发现，当舆论一边倒的以讹传讹称PX剧毒的时候，也是茂名PX项目引发的事件达到顶峰的时候。当大家被理性告知PX项目低毒时，市民的情绪逐步平静。

PX百度百科词条被修改，在“茂名在线”网络论坛上也引起了激烈讨论，许多网友表达了对“PX低毒性”的谩骂与冷嘲热讽，与严谨执着的清华大学学子形成截然相反的对比。

“参与此次恶意篡改的主力是一个叫‘溺水三千s’的网友，他一再篡改，并要求我们清华学生‘别乱说’。后来，我们化工系的同学专门给他写信，给他讲科学、谈法律。最后，他停止了篡改行为。”王润佳不无骄傲地说。

据了解，通过清华学生的解释，网友“溺水三千s”还专门发信向化工系学生道歉。

化学系博一学生邓耿在这场保卫战中发现，公众对于PX等化工产品的基本认识仍然不够，一些人甚至不断用错误观点来影响他人。

凤凰网曾经对如何看待PX项目进行了调查，有1647人参与调查，其中59.31%的被调查者不知道什么是PX，59.89%的被调查者不知道我日常生活所用的许多物品中都含有PX。

长期在清华化工系教学的骞伟中认为，从科学性上讲，发展PX项目安全性没有问题。日本、韩国都在大力发展这个行业，地域狭小的新加坡也在离居民区不远的地方建了规模较大的PX项目。骞伟中认为，学生的行动是富有责任感的行为，是科学理性的。

对于公众和专业人士在发展PX项目上产生的分歧，中国传媒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丁俊杰认为这值得关注。丁俊杰表示，今后顺利推进PX项目，首先要完善政府与民众的沟通机制。其次，政府要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更好地服务群众；同时要完善政府与公众双向沟通的决策机制。

（选自《人民日报》2014年4月6日）

1.下列对新闻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两项是（ ）

A.一场特殊的“科学保卫战”其实是清华大学化工学子与茂名反PX人员之间的一场“战争”，争论的焦点是PX是“低毒”还是“剧毒”的问题。

B.恶意篡改PX的主力是一个叫“溺水三千s”的网友，他从茂名的发展和从百姓的生活实际出发，提出PX是“剧毒”的观点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C.为了这一场“科学保卫战”，清华化工学子先后有近十人自发在知名网站上捍卫PX低毒属性这一科学常识。

D.凤凰网曾经对如何看待PX项目进行了调查，认为公众对于PX等化工产品的基本认识仍然不够，一些人甚至不断用错误观点来影响他人。

E.有专业人士指出，今后要顺利推进PX项目，首先要完善政府与民众的沟通机制。

2.特殊的“科学保卫战”中，清华化工学子做了哪些事？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请简要概括。

答：

中华文化概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朝鲜族 民族认同 自我概念

一、引言

随着当今世界的飞速发展，少数民族经历着社会的发展及历史的变迁，大多数少数民族都面临着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融合，他们既要肯定本民族的文化，又要接受学习外来民族的文化。这也使得他们既要面临民族融合与文化认同，又要面临中华民族与本民族身份的双重认同。埃里克森认为青少年期是自我认同形成与混乱相冲突，并获得新的自我同一性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青少年热切地寻求着新的自我连续感和一致感。

民族认同与自我概念已经成为了众多领域研究的焦点，有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仍然存在着诸多局限，比如研究对象狭窄，研究方法单一，针对朝鲜族初中生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

本文所关注的对象是长春市朝鲜族初中生，作为朝鲜族文化传承者的长春市朝鲜族初中生，正处于民族认同与自我概念发展的青少年时期，在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他们一方面必须要面对强势汉族文化的洗礼和外来多元化的诱惑，另一方面又要认同朝鲜族的社会文化，其民族认同与自我概念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影响。本文通过研究长春市朝鲜族中学的朝鲜族初中生的自我概念与民族认同状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希望为其他处于汉化环境下的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及自我概念的研究及学校教育的实施提供参考。

二、研究方法与对象

本研究以就读于长春市朝鲜族中学的朝鲜族初中学生群体为调查对象发放史惠颖（2007）编制的少数民族民族认同问卷和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回收问卷为231份，其中有效问卷为187份，有效率为81%。男生占47.1%，女生占52.9%。收集到的数据通过软件 SPSS20.0 进行统计分析。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长春朝中的朝鲜族初中生民族认同现状分析

长春市朝鲜族中学的初中生在民族认同问卷中的各维度的均值得分介于3.98-4.61，其中，对本民族归属感最为强烈，得分为4.61；对本民族的社会认同最低，得分为3.98。说明长春朝中的朝鲜族初中生对本民族及中华民族有着较高的认同。民族认同的总体发展较为积极。

长春市朝鲜族中学的朝鲜族初中生的中华民族认同与本民族认同、中华民族归属感与本民族归属感、中华民族社会文化认同与本民族社会文化认同之间均存在高度正相关。按照涵化论的双向模型，涵化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在多元社会中，个体能强烈的认同于两个群体，即对本民族与对他民族的强烈认同是一致的。本研究中，朝鲜族中学生的本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呈正相关正好支持了涵化理论。

根据研究结果分析，长春市朝鲜族初中生的民族认同感在年级、在朝/韩亲属情况、汉语口语水平、崇拜英雄的民族不同的情况下存在显著差异。经比较分析初一和初二学生的民族认同较低，初三学生的民族认同最强烈，民族认同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在朝/韩有亲属的同学本民族文化认同分数与本民族归属感得分显著于在朝/韩没有亲属的同学。同时发现汉语口语水平好的同学各维度的得分显著高于汉语口语水平一般的的同学，能更好认同自己的双重民族身份。崇拜本民族英雄的同学可能所接触的本民族文化较多，所以对本民族文化认同较高，而英雄崇拜也影响着初中生的价值观，所以对本民族英雄的崇拜的同学对本民族更加认同。

（二）长春朝鲜族中学的朝鲜族初中生自我概念现状分析

长春市朝鲜族中学的初中生在自我概念问卷中的各维度的均值得分介于3.29―4.03。其中结构维度中自我认同的得分最高，在内容维度中家庭自我得分最高，其次道德自我，生理自我及心理自我得分相对较高。说明长春市朝鲜族中学的朝鲜族初中生的自我概念水平总体偏高，也表明大多数朝鲜族初中生都对自我有较高的认识和接纳，有良好的道德水平且家庭和谐、幸福。

此外，根据研究结果分析，自我概念在年级、汉语口语水平不同的情况下存在显著性差异。经比较分析从初一到初三，朝鲜族族初中生的自我概念呈逐渐上升，随着年龄的增长，心理的成熟，学习能力与适应能力的提高等自我概念也会逐渐上升。汉语口语水平的不同对长春市朝鲜族中学的朝鲜族中学生在家庭自我、自我批评上无显著差异，其余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经均值比较，汉语口语水平好的同学各维度分数均高于汉语口语水平一般的同学。

四、长春朝中朝鲜族初中生的民族认同与自我概念的相关分析

从表一可知除长春市朝鲜族中学的朝鲜族初中生自我概念中自我批评维度外其他维度均和民族认同的各维度都存在显著地正相关。也表明自我概念水平越低民族认同越差；自我概念水平越高，民族认同则越好。长春市朝鲜族中学的初中生的民族认同与自我概念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一方面民族认同影响着个体对自我的看法，在个体的认同与认知上应该扮演着重要且关键的角色；另一方面个体对自我的看法应该会影响其对所属群体的认同。

五、结论与建议

青少年时期是一个追寻自我、建立自我的阶段。然而少数民族初中生由于面临两种或多N不同文化的影响，在价值内化上容易产生冲突，甚至造成自我认同危机。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既有一个个体自我，还有一个群体自我（比如民族、种族或国家等自我），个体为了定义自己和享有积极的自尊，往往会以偏好的态度看待自己及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对自己所属群体（本民族与中华民族）的认同水平会直接影响少数民族初中生对自我的认知和评价。本研究也进一步了解到长春市朝鲜族初中生的中华民族认同和本民族认同都比较高，民族认同水平与自我概念存在的显著地相关。因此，为了让少数民族初中生积极、客观地接纳自己，形成健康的自我概念，发挥自己的潜力的完成好学业并更好的适应环境，学校要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少数民族学生对本民族和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意识，让他们学会尊重和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和习惯，同时强化和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征，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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