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自由化和自由贸易的区别范文第1篇

众所周知，自由贸易在长期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在中短期，尤其是那些原来贸易保护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加入自由贸易区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调整成本）。因为关税的取消、贸易壁垒的消除总会引起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使资源在各个产业之间重新配置。然而，这个过程是痛苦的。那些原来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会发展壮大，而那些没有竞争力的产业则终将被淘汰，从而导致一些产业的部分资本荒置和劳动力失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些国家在执行自由贸易区计划的决心和行动。但是，如果区内贸易的扩大主要来自产业内贸易，那么，各国加入自由贸易区的成本就比较低(DixonandMenon,1995)。因为产业内贸易并不是导致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流动，而是在同一个产业内流动，是产业内的专业化，其资本和劳动力的变动更容易适应新环境(Krugman,1981)。因此，本人认为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区内贸易的扩大主要是以何种形式——产业间贸易还是产业内贸易——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东盟的区内贸易

自1994年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正式实施以来，在区内关税减免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截止到2001年5月，其CEPT(CommonEffectivePreferentialTariffScheme)（注：CEPT称为《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定》，是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主要运行机制。CEPT产品包括四类，即列入清单产品、暂时例外产品、一般例外产品和敏感产品。）产品的加权平均关税由1993年的12.76%下降到2001年的3.21%，而且有98.3%的商品属于“CEPT列入清单”，其中92.7%商品的关税在5%以下。2000年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区内贸易总额为1595.91亿美元（注：2000年泰国区内贸易的进出口值只包括头9个月的数据。），比1993年增加了93.58%。同时，2000年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比重为22.32%，比1993年提高了3.14个百分点，年均增长2.19%。因此，从区内贸易比重来看，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在扩大区内贸易上有一定程度的作用。当然，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对各成员国的影响是不同的。马来西亚和文莱的区内贸易比重有所下降，虽然文莱的区内贸易比重居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首位，但其区内贸易在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总量中的份额却很低，只有0.74%，而且文莱的出口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变化起伏较大。而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的区内贸易比重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年均增长率分别达6.67%、7.92%和4.79%，说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使区域内原先贸易保护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加强了同区域内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扩大经济规模，增强其出口产品在区域内的竞争力。

二、产业内贸易指标

对产业内贸易问题的经验性和统计性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涉及经济一体化对贸易专业化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有沃顿恩(Verdoorn,1960)、米歇里(Michaely,1962)、巴拉萨(1966)、格鲁伯和劳艾德(GrubelandLloyd,1975)等，他们都建立了各自的测量指标。其中，格鲁伯－劳艾德指标(Grubel-LloydIndex)是迄今为止最具权威的产业内贸易测量指标，简称GL，其表达式如下：

附图

其中，X[,ij]、M[,ij]分别代表i国j产业的出口额和进口额，如果i国j产业的贸易全部为产业间贸易，则GL[,ij]=0；如果i国j产业的贸易全部为产业内贸易，则GL[,ij]=1。因此，产业内贸易指标值在0-1间变动，GL[,ij]越接近1，说明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高，GL[,ij]越接近0，则说明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低。

而一国所有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标是各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比率的加权平均数，其表达式为：

附图

表1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比重单位：%

附图

注：此处的区域内贸易比重指一国或区域的区内贸易占该国或该区域总贸易的比例。2000年泰国只包括1-9月份的进出口数据。

资料来源：ASCUDatabase。

人们通常用一段时间内格鲁伯－劳艾德指标的变化来说明产业内贸易的重要性，如伊玛达(Imada,1990)、阿里夫(Ariff,1991)、基旺(Kwan,1994)和拉曼萨米(Ramasamy,1995)都用此指标对东盟产业内贸易进行研究。但是我们所要说明的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调整成本，也就是研究该时期区内贸易的增加主要来源于产业内贸易还是净贸易(nettrade,NT)，（注：在此用公式对相关概念作一介绍。TTi=NTi+IITi，其中TTi=Xi+Mi，NTi=｜Xi-Mi｜，TTi指i国的区内贸易的进出口总额，Xi、Mi分别指i国区内贸易的出口额和进口额。tti、nti和iiti分别是一段时期TTi、NTi和IITi的增长率。）而格鲁伯－劳艾德指标并不能说明产业内贸易对增加的区内贸易的贡献程度。另外，该指标还会引起误导，因为，有时尽管产业内贸易比净贸易对增加的区内贸易的贡献低，但是该指标仍然呈上升趋势；同样，有时该指标呈下降趋势，尽管产业内贸易比净贸易对增加的区内贸易的贡献率较低，这是因为：

当iit[,i]＞nt[,i]时，意味着GL[,i]是上升的，但是，如果GL[,i]＜nt[,i]/(nt[,i]+iit[,i]),nt[,i]+iit[,i]＞0，则Ciit[,i]＜Cnt[,i]；类似地，当nti＞iiti时，意味着GLi是下降的，但是，如果GL[,i]＞nt[,i]/(nt[,i]+iit[,i]),nt[,i]+iit[,i]＞0，则Cnt[,i]＜Ciit[,i]。

产业内贸易和净贸易的贡献率表达式如下(Menon,1996)：

tt[,i]=Cnt[,i]+Ciit[,i],(3)

其中，Cnt[,i]=(1-GL[,i])nt[,i],(4)

Ciit[,i]=GL[,i]iit[,i],(5)

tt[,i]、nt[,i]和iit[,i]分别是i国一段时期TT[,i]、NT[,i]和IIT[,i]的增长率，Cnt[,i]和Ciit[,i]分别指nt[,i]和iit[,i]对增加的区内贸易的贡献率，GL[,i]指基期i国的格鲁伯劳艾德指标。

三、样本的确定与数据来源

国际贸易的商品成千上万，确定这些贸易中哪些属于产业内贸易，哪些属于产业间贸易，涉及到商品的分类和产业的定义问题。本研究根据HS编码来划分。（注：HS编码全称为协调商品名称和编码制度(TheHarmonizedCommod

ityDescriptionandCodingSystem,HSCode)，也简称协调制度，是一种多用途的国际贸易商品分类目录，广泛用于国际贸易有关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征税、统计、运输等方面，是迄今最完善、系统、科学的国际贸易分类体系。HS编码一位数为类，两位数为章，二者分别有22类和99章。）一般说来，产业划分的越细，产业内贸易指标就越低，反之亦然。由于受数据的影响，本文将按章，也就是HS编码两位数等级数据来划分，然后再用加权平均法计算HS编码一位数（类）和所有商品总体的产业内贸易指标及其对区内贸易的增长贡献率。

本文对1993年至2000年期间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产业内贸易进行实证分析，并将1993年作为基期。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产业内贸易进出口数据来源于ASCU数据库。

四、实证研究结果及其分析

利用公式(1)-(5)，本文计算了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的产业内贸易指标。

就东盟自由贸易区整体而言，1993年至2000年期间，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增加了94%，其中产业内贸易提高了75%，产业间贸易提升了18%，换句话说，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的增加有近80%来源于产业内贸易。从部门看，在18类商品中，（注：本文将武器弹药、杂项制品、艺术品和其他未分类商品排除在外，故只有18类商品。）除了动植物油脂类商品外，东盟自由贸易区其他17类商品的区内贸易值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机电音像设备和化工产品的区内贸易增幅最大，均超过一倍，分别达1.45倍和1.42倍。而就产业内贸易的贡献率而言，除了植物产品、动植物油脂和木及木制品外，其他15类商品的产业内贸易的贡献率高于产业间贸易的贡献率。

从东盟自由贸易区各国的具体情况看，除了文莱的区内贸易下降了14.54%外，其他5个国家的区内贸易额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菲律宾和印尼的增幅最高，分别达3.08倍和1.31倍。虽然文莱的区内贸易额有所下降，但其产业内贸易却增加了近10%，其他5个国家的产业内贸易对扩大的区内贸易的贡献率都大于产业间贸易的贡献率。

贸易自由化和自由贸易的区别范文第2篇

在拉美，双边自由贸易也异常红火，墨西哥和智利这方面最为积极。据WTO统计，1999年末，拉美共有22个经济联合体，其中1991年以后出现的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为基础的就有17个。

一向被称为自由贸易“真空地带”的东亚地区，也首次加入全球双边自由贸易进程。最积极的国家当属新加坡。2000年11月，新加坡分别与新西兰、墨西哥正式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2002年1月和6月，分别与日本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签署了相关协定。另外，新加坡与美国、加拿大、智利、澳大利亚、印度、韩国的谈判也在进行。日本除与新加坡已签协定外，与韩国、美国、中国和东盟国家或区域经济集团的相关谈判也在进行。中国政府于2001年11月正式提出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并于2002年5月与东盟正式启动双边自由贸易谈判。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设立“自由贸易区”的计划也正在酝酿和商议之中。

WTO多边贸易体制面临新的挑战

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今年出现的美国对进口钢材强制实施201条款(详见本刊今年第7期)和美国提高农产品补贴就是典型事例。同时，由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反全球化浪潮汹涌。1999年，WTO贸易部长西雅图会议启动新一轮全球多边贸易谈判的计划夭折。2001年12月，多哈会议在最后关头决定启动新一轮全球多边贸易谈判，但就现实情况看，多哈回合不可能一帆风顺。毫无疑问，WTO多边贸易谈判一再受阻，已成为双边自由贸易再度盛行的主要原因。原WTO总干事穆尔不久前说：“自从1993年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至今未重新开启全球范围的多边贸易谈判，因此现在出现了很多国家热衷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倾向。”

同时，WTO多边贸易体制的某些局限性也是许多国家热衷于双边自由贸易的原因之一。与旷日持久的WTO多边贸易谈判相比，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具有时间短、见效快的特点；与程序复杂且缺乏国家强制力的WTO多边贸易体制相比，双边自由贸易机制只有两个当事方，因而具有易操作、约束力强的特点。另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在促进当事双方自由贸易、经济技术合作、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乃至双方政治关系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比WTO多边贸易体制更直接、更有效。因此，许多国家和地区往往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当作通向更高层次经济乃至政治合作的第一步。

部分区域性多边自由贸易的开展遇到新困难

区域性多边自由贸易，通常是指由两个以上的国家、地区或区域经济集团，通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组建自由贸易区而进行的贸易。目前，已经启动的区域性多边自由贸易区或以此为基础的经济组织已遍布世界各地，其中最重要的有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东盟自由贸易区、西非国家共同体等。另外，一些跨洲或跨洋的大洲际自由贸易区计划也顺势而生。

但是，在新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这些区域性多边自由贸易区计划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目前，在这些区域性多边自由贸易区计划中，有的因谈判屡屡受挫而陷入僵局，如拟于2008年建成的“欧盟－拉美自由贸易区”；有的因谈判争吵不休而无实质性进展，如计划于2005年建成的“美洲自由贸易区”；有的因计划不能推行而脱离原有主题，如拟于2010年启动的“APEC自由贸易区”；更有些一直停留在构想阶段难有新的突破，如美欧间的“跨大西洋共同市场”。

即使是已经启动的区域性多边自由贸易区，也因成员方利益的冲突出现明显的裂痕，如目前世界第一大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今年5月21日，因双方谈判破裂，美国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木材征收高达27.2％的反倾销税，从而导致美加木材贸易战急剧升级。墨西哥也开始抱怨在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农牧业损失惨重。墨西哥众议院发表的研究报告说，自从墨西哥1994年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以来，墨西哥农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已由6.34％下降至5.5％；该国具有竞争优势的蔬菜水果的出口量仅增长了8％；墨农牧业进口总额则由当初的29亿美元上升至42亿美元，增加了近44％。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墨西哥将于2003年年初解除20种农牧产品的保护性关税，这将对已经处于竞争劣势的墨西哥农民造成新的打击。这已在墨政坛引起了反应。可见，这些区域性多边自由贸易区建设所面临的困难，已成为双边自由贸易再度盛行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各国重新调整自由贸易政策

新形势下，世界各国纷纷调整自由贸易政策，由原来的侧重“多边”，调整为侧重“双边”或“多边”与“双边”并举。

美国政府认为，如被排挤在多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之外，将给美国企业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而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将有助于美国确立安全保障体系，强化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合。今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了长期制约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程的总统“快速审批”贸易谈判权。布什总统在获得这一权力后表示：“我们将更快地与单个国家如智利、新加坡和墨西哥建立自由贸易关系。我们还将与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探讨建立自由贸易关系。”

日本过去非常反感双边自由贸易谈判，现在却来了个大转变。日本―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便是日本签署的第一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有分析认为，日本紧锣密鼓地进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最大动因是为了加大出口，拯救它恶化的经济。今年6月，日本推出政府振兴经济的六大发展战略，其中第六项被称为“全球化战略”，主要内容是：以全球化大市场为目标，推动包括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在内的地区经济合作，积极推动建立东亚自由经济圈。

韩国也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双边自由贸易的热潮当中。东盟国家则采取“多边”和“双边”并行的自由贸易政策，一面积极参与WTO多边贸易谈判和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一面又积极寻求开展同其他国家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

总之，各国自由贸易政策的调整，已成为全球新一轮双边自由贸易强大的内部推动力。

双边自由贸易的根本特征是“对内自由、对外保护”，因而它对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也是双重的：既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又有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

1，与WTO多边贸易体制的一致性。

一是二者所体现的贸易原则基本一致。WTO的基本原则主要有自由贸易原则、透明度原则和公平贸易原则等，而这些基本原则恰恰是双边自由贸易所追求和遵循的，只是这些原则所适用的范围大小不同而已。至于说双边自由贸易会对第三方产生歧视，这也正是这种体制所确定规则的需要，就像WTO多边贸易体制并不适用于非成员方一样。

二是两者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基本一致。世界各国可以通过双边自由贸易密切相互间的协作和配合，增强经济实力，提高综合发展能力。同时，加强抵御风险的能力，筑起防范全球化风险的第一道防波堤。所有这些，都和WTO多边贸易体制所追求的经济效应相一致。

2，与WTO多边贸易体制的矛盾性。

双边自由贸易“内外有别”的政策会冲击WTO有关原则和规则。如果把双边自由贸易放到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大框架内考虑，那么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双边自由贸易客观上造成了协定内外WTO成员方贸易待遇的不同，甚至对某些WTO成员的损害，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贸易保护主义“堡垒”，从而与WTO多边贸易体制的非歧视原则相背离。更有某些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包含明显的违背WTO有关规则的内容。

3，与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兼容性。

贸易自由化和自由贸易的区别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创造，贸易转移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状况

2000年11月，朱镕基总理在新加坡“10+3”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设想。2002年11月4日, 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召开的第六次东中国-东盟峰会上11个国家领导人在中国东盟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等方面之间的合作签订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简称《10+1协议》），规定了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容、时间等基本构架。到目前为止经历以下几个阶段：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服务贸易协议。按照《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时间框架，涵盖19亿人口、6万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4．5万亿美元贸易额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于2010年1月1日全面建成。中国与东盟新成员国在2015年建成自由贸易区,将形成一个拥有17亿消费者、近2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达1.2万亿美元贸易总额的经济区。根据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进行的初步测算，到2015CAFTA建成之时，将使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增加106亿美元，增幅为55.1%；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增加130亿美元，增幅为48%。同时，CAFTA的建立将分别拉动东盟和中国的GDP增长0.9%和0.3%。[1]

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分析。

在关税同盟理论中,范纳认为对于区域一体化所带来的贸易效应, 可以分为贸易转移效应和贸易创造效应。这两个概念主要用来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集团在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静态效应, 是衡量一体化集团取得成效的重要指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种形式也必将产生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两种效应。而对于建立CAFTA 而言, 还应该包括出口扩张效应这独特的第三种效应。[2]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是否能使成员国实现多赢、共同享受到资源优化配置所带来的收益,这要取决于产生怎样的贸易效应。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中哪种效应居于主导直接影响建设贸易区的价值以及区内成员国的贸易利益和经济福利毕业论文范文。从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用GTAP模型对CAFTA进行可行性分析的结果来看，CAFTA的建立能产生正的贸易创造效应,拉动中国和东盟的出口总量分别增长2.73%和0.95%,社会福利分别增长17.87亿美元和29.86亿美元。

(一) 贸易转移效应

贸易转移效应是指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导致原来的以比较成本优势为基础的成员从非成员的进口被成员国之间的内部贸易往来所取代。显然, 贸易转移效应是不利于资源的最优化配置的。

表1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主要国家对美、日、欧进出口所占比例单位：%

 

 

  出口

进口

国别

美国

日本

欧盟

美国

日本

欧盟

中国

20.4

16.9

15.4

10.8

17.6

14.7

印尼

13.8

23.4

—

10.2

16.3

—

马来西亚

20.2

13.3

13.6

16.0

19.2

12.9

菲律宾

28.7

14.1

17.9

15.5

19.2

9.2

新加坡

17.3

—

—

14.8

21.2

—

泰国

21.2

14.8

—

10.7

贸易自由化和自由贸易的区别范文第4篇

首先,全球贸易一体化进程加强了各国、各地区经济的紧密联系,转轨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已呈不可逆转之势并得到进一步强化。这就要求转轨国家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改革贸易制度,使之符合世界贸易的发展趋势。俄罗斯、乌克兰和匈牙利等一些东欧国家纷纷全面实行对外经贸自由化政策。中国采取了由局部到全局的贸易开放政策和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加快了外贸改革的步伐,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在20世纪初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其次,不同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极大地推动了全球贸易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转轨国家也不例外。

应该说,没有包括中国在内的转轨国家的参与,经济全球化特别是贸易自由化就不具备全球意义。正是由于转轨国家不断扩大对外经济贸易联系,参与国际分工,从而加速了世界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对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起到了推动作用。但转轨国家对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影响作用还是有限的。当然,在这种互动关系中,贸易自由化对转轨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效果,如加强了竞争、强化了分工并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以及外部经济效应等。但是,全球范围的贸易竞争对转轨国家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特别是转轨国家的国家经济安全面临严峻的挑战。

二贸易自由化与转轨国家服务贸易发展的互动效应

服务贸易已发展成为全球三大贸易之一,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整体经济水平的重要指标。转轨国家服务贸易的发展与贸易自由化趋势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因此越来越明显。

(一)贸易自由化促使转轨国家调整外贸政策

为适应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趋势,转轨国家的外贸政策必须不断进行调整。特别是在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今天,转轨国家服务贸易政策的调整势在必行。转轨国家政府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整体发展战略,以推动服务部门的现代化进程,必须建立健全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和法规。管理立法和管理方法的落后,不仅不能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而且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转轨国家服务业的深入拓展。同样,转轨国家服务贸易政策的调整也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这主要表现为:服务贸易政策的调整意味着转轨国家进一步加快融入贸易自由化进程,逐步实行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从而改变转轨国家在世界服务贸易中所占份额较低的状况。尤其是在全球服务贸易越来越趋于专业化,分工更加深化和细化,一些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已开始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服务产业转变的趋势下,转轨国家服务贸易政策的调整有利于全球服务贸易的专业化分工和传统服务贸易特别是劳动密集型服务产业的深入发展。

(二)贸易自由化与转轨国家服务贸易发展的互动效应明显

贸易自由化促进了转轨国家服务贸易业务的成熟,同时,转轨国家服务业的发展也是对全球贸易一体化进程的最大贡献。服务业包括金融、电信、运输、会计、咨询、旅游等广泛的领域,而金融服务贸易又是服务业中非常重要和敏感的领域。因而,这里以贸易自由化与转轨国家金融服务业的关系为例加以分析。目前,尽管转轨国家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还较弱,无法与发达国家的金融业展开全面竞争,而且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也会给这类国家的金融业造成严重冲击,但还是应当看到其更为积极的一面,即贸易自由化能够促进转轨国家金融服务贸易业务的成熟并在全球拓展金融服务业。因为随着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客户必然产生外汇交易、远期结售汇、利率和汇率风险防范等业务需求,这些业务对转轨国家银行来说都是正在开办或尚未开办的新业务,而对于外国银行来说都是非常成熟的业务品种,具有成功的经营与营销经验。

转轨国家的银行可以借助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不断深入,利用金融创新来拓展金融业务领域,学习掌握先进经验和成熟的金融业务技术,提升本国金融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收益。与此同时,转轨国家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也是对贸易自由化的应有贡献。如果没有转轨国家金融服务业的巨大发展和金融服务贸易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深化是很难实现的。不过,为了尽可能避免和减少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和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国内金融市场和金融安全的不利影响,在金融服务业和金融市场对外开放过程中,对外资金融机构在市场准入和经营活动中的管制是非常必要的。转轨国家应该积极加入经济和贸易的全球一体化进程,但不要急于使自己的金融市场同国际金融市场实现一体化,尤其是资本自由化应该分阶段进行。这样可以防止国内金融业和金融市场遭受外资金融机构和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有效地保护金融业,维护金融市场和国家经济安全。

三转轨国家贸易自由化的可持续发展效应

相对于经济发达国家而言,转轨国家在商品贸易条件方面总体上不占优势,从而导致其贸易利得的份额受到削弱。但是,在全球贸易自由化浪潮不断席卷转轨国家的情况下,转轨国家又面临着在推进本国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同时争取获得更多贸易利得的双重任务。要想获得长期、可持续的贸易利得,必须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单位劳动成本上下功夫,这是转轨国家实施贸易自由化并保持可持续贸易效应的关键。在当今经济生活国际化中,尽管国际投资占据先导地位,但国际贸易依然是衡量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迫使任何一国都不能游离于国际生活之外,转轨国家不仅要采取短期措施实施贸易自由化,更要从战略高度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实施。全球贸易自由化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推进转轨国家贸易自由化的可持续发展。为提高贸易自由化的可持续效应,转轨国家应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单位劳动成本入手,带动经济贸易结构的调整,加强科技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

在调整经济结构以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俄罗斯正采取措施加速实现经济结构的多样化,这是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发展对外经贸关系、实现出口结构多样化的重要保证。俄罗斯已将增加能源和原料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提高高新技术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比重,以及扩大加工制造业产品的出口作为实现经济结构多样化的重要举措,以提高贸易自由化条件下的可持续发展效应。中国也同样面临着经济结构和出口结构多样化的问题。当前,围绕实施贸易自由化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国必须首先继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农业技术推广,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增强农业出口市场竞争力。其次,国家要继续加强实施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跨越式发展战略,不仅要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更要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扩大科技含量高的产品出口。再次,国家必须突出能源和原材料等资源的建设,既要通过国际合作抓好能源建设,又要抓好节约能源、节约原材料和节约用水工作,搞好重要资源的综合利用。

四贸易自由化与转轨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效应

贸易自由化更多地表现为局部区域的自由化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在全球不可逆转的贸易自由化趋势的推动下,转轨国家纷纷参与或组建各种形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如一些东欧国家纷纷加入或申请加入欧盟;组建独联体和加强独联体次区域经济合作;成立上海合作组织,推进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并逐步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等等。目前,东北亚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之一。东北亚地区总产值占世界总产值的20%,对外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从1980年的34%上升到2003年的58%,这一比重高于北美自由贸易区(55%),但低于欧盟(65%)。鉴于此,俄罗斯正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东北亚经济圈的规划和建设,因为俄远东地区未来经济的发展与东北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紧密相关。

通过参与东北亚地区的经贸合作,可以大大提高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而促进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反,如果俄罗斯被排挤在东北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之外,其远东地区的经济落后问题将长期得不到解决。中国参与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和区域经济合作包括:APEC、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曼谷协定》、图们江次区域经济合作、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东北亚经济圈等。特别是在中国的主导下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本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合作。转轨国家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便利了各国在贸易、投资、能源、交通等领域的俄罗斯广泛合作,有利于促进转轨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发展。

然而,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形式不同,其贸易自由化的程度存在差异,因此对各成员国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和贸易创造效应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也各有不同。以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为例。从理论上讲,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最终模式以建立自由贸易区为最佳,建立其他形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则有一定的消极效应。例如,若建立关税同盟这样的组织形式,将会导致各成员国间存在严重的贸易转移效应。这是因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都是发展中的经济转轨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由于技术、资本、管理水平等因素的制约,在大多数产品的生产上都不具有成本优势。如果成员国的贸易由区域外转向区域内,则会由于存在严重的贸易转移效应而受到损害。英国学者罗布森曾得出过这样一个结论:就一般而言,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要优于关税同盟。

因为“在关税同盟体制下,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会迫使比较开放的成员国增加对非成员国的壁垒,一致对外,从而使贸易转移效应增加,使进口成本加大。自由贸易区可以使比较开放的成员国进一步单边地、不加歧视地降低贸易壁垒,而这又可以反过来给其他成员国造成一种积极的、而不是强迫的压力。”因此,上海合作组织建立自由贸易区这样的组织形式,会对该组织未来的发展产生更为积极的经济效应。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国内产业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产业、产品和工艺技术同构性强,无法形成紧密的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关系。这样,彼此间对对方的产品必然不会产生大的需求,贸易创造效应很小,难以分享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同时也无法形成旨在提高规模经济效益的协议分工。自由贸易区可以使成员国最大限度地保持同外部世界的原有经济贸易联系,减低贸易转移效应。二是自由贸易区的市场开放程度也比较低,可以避免对不发达成员国造成严重冲击。

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和经济政策协调程度低,可以避免成员国在贸易和经济政策协调方面的困难。一些区域经济专家估计,在未来20年内,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将实施贸易投资便利化,为2020年前最终建立自由贸易区打下坚实的基础。贸易投资便利化的主要任务是减少关税和其他非关税贸易壁垒,消除影响资本、货物、人员、技术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消极因素。贸易投资便利化涵盖面广,内容丰富多样,且具有灵活性强、投入少、见效快、代价小等特点。积极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进程能有效减少贸易投资的摩擦成本,可以逐步提高效率,加强管理和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加强区域内的经济合作,并真正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

五转轨国家参与贸易自由化进程与国际贸易体系的双重矛盾效应

美国著名学者沃勒斯坦认为,在20世纪,“核心—半边缘—边缘”的关系扩展到全球范围。同样,国际贸易体系并不是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体系,它也是一种由“中心和(或称边缘和半边缘)”构成的不平衡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是世界贸易一体化规则的垄断者,世界贸易规则的制定很大程度上是为发达国家的利益分配而制定的,因而它们也成为全球贸易一体化的最大受益者;而处于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承担了大部分风险,不发达国家的利益并未给予足够考虑,一些最不发达国家甚至被边缘化的问题越加严重。例如,发展中国家、经济转轨国家农产品和纺织品以及服装的市场准入仍未付诸实施,相反,出口补贴和国内支持等扭曲的农业政策仍继续广泛地存在于发达经济体中,这就阻碍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并获得相应的利益。

世界贸易一体化规则在改善市场机制的同时,在国家层面和全球层面仍旧存在着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可能由于不受约束的市场力量而加剧。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教授所反复强调的,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否认市场机制在创造收入和财富方面的积极作用,而是要认识到市场机制不得不在一个存在许多制度的世界中运作,这就需要不得不考虑其他方的利益和其他方面的问题。但是,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只有在不同势力的力量均衡中运作,才能寻求均衡的制度建设。目前,随着更多发展中国家、转轨国家被整合到多边贸易体系中,随着这些国家经济、贸易的增长和发展,只要这些国家团结一致并共同致力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通过与发达国家多方长期的博弈,最终会使贸易自由化的利益分配更加平等,世界贸易组织越来越重视协调各成员方的贸易政策,并能够推进世界贸易一体化规则的协调性运作。因为只有考虑更多经济不发达国家的利益,世界贸易一体化才能真正可持续发展。

六全球贸易自由化与转轨国家的经济发展效应

(一)贸易自由化对转轨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效果

主要表现在:促进了转轨国家国际贸易的发展,增加了这些国家的福利,同时加强了竞争、强化了分工并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特别是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今天,贸易自由化带动下的投资自由化和生产国际化的迅猛发展,促使转轨国家积极参与其中,并成为受益者。贸易投资一体化为转轨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资金、技术、管理和经验,也加快了这些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进程。同时,转轨国家的跨国企业(包括民营跨国企业)也在贸易投资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壮大。在某些转轨国家中,一些经营状况好、发展规模大的企业还向国际市场寻求投资场所,改单向投资为双向投资,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更深入的参与新的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更好的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

(二)贸易自由化对转轨国家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特别是转轨国家的国家经济安全面临严峻的挑战

第一,贸易自由化在市场、管理、产权、人才竞争、规模和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国家经济安全等诸多方面给转轨国家带来的挑战不容忽视。这主要表现在:(1)一些转轨国家加入WTO后,随着市场的开放、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取消以及跨国公司的纷纷进入,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使得那些创业时间短、技术水平低、实力不强的企业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2)目前,转轨国家相当一部分企业在管理上都不同程度的采取“人治”的手段、家族式的管理模式,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壮大,这种管理与国外发达国家的企业和著名的跨国公司相比,就会显露治理结构落后、管理手段粗放、运营效率低下的弊端;(3)转轨国家的企业还普遍存在规模小、产业集中度低的问题,与资产规模高达数百亿、上千亿的国外跨国公司相比,显得相当弱小,很难与之竞争,这直接影响其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4)在贸易自由化逐步加深的过程中,转轨国家的在一定程度上将受到冲击,国家对产业政策的干预作用将会有所减弱,各国的经济活动也将越来越多地遵循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来运作。随着转轨国家经济融入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加深,其受到外部冲击的可能性会增大。

第二,贸易自由化可能造成转轨国家“贫困化增长”的问题值得重视。这表现在:(1)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发展与增长的矛盾可能会导致转轨国家“贫困化增长”。当前,转轨国家普遍表现出对GDP和经济高速增长的过旺追求。这对于转轨经济当然是必要的。但从长远看,发展问题同样不可忽视。因为事实上,一个社会可以有经济增长,却不一定有发展。增长与发展并不是一个相同的概念。例如,俄罗斯依靠石油、天然气、黑色和有色金属、木材等自然资源和原材料出口而取得的经济增长,就是以不惜牺牲环境和枯竭资源为代价而实现的“高速增长”。这种不考虑长远发展、不注重质量的经济增长,其直接后果不仅会导致环境恶化、资源日趋短缺和人民的实际福利下降,还会造成国际贸易学称之为“贫困化增长”的现象,从而使发展最终难以持续并可能使经济再度陷入困境。(2)发达国家与转轨国家在产品生产上存在技术梯度差异会引发新的依赖关系。伴随着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发达国家将一些过时的技术和高污染的生产向转轨国家转移,这不仅使转轨国家自然环境受到污染、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还会造成资源严重浪费,社会成本负担日益加重,最终影响到转轨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国际分工中新的依赖关系也会导致“贫困化增长”。(3)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转轨国家的商品贸易条件恶化使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随着转轨国家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快,转轨国家的出口大幅度增加,然而,在出口结构中,转轨国家大多以出口初级原材料和初级加工业产品为主,而这些商品贸易条件的恶化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贫困化增长”。

当然,在目前的条件下,转轨国家对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影响作用还是有限的。因为大多数转轨国家是以所谓比较优势加入全球分工体系的。这种比较优势说到底就是国家的廉价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通过对这些资源的开发生产并获取硬通货,只能使转轨国家处在国际分工体系的最底层。这也使转轨国家的经济对发达国家的依赖程度日渐加深,从而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力减弱。因此,转轨国家必须要按照国际市场的需求不断调整经济结构,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才能应对贸易自由化的挑战。

贸易自由化和自由贸易的区别范文第5篇

摘 要：“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有了日程安排，而“东亚自由贸易区”还停留在书面上。目前东亚经济合作主要是以3个“10+1”的形式进行。在把经济合作的利益抽象为外贸额增长的假设前提下，建立经济模型，用较新的1994-2005年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得出了从单纯的外贸增长角度“10+3”合作方式比“10+1”对中国经济利益更大的结论。并把模型结论结合东亚各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东亚自由贸易区”;选择 对外贸易额 1 引言 20世纪90年代初期，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建议成立一个“东亚经济集团”(EAEG)，东亚开始了经济合作的探索。随着世界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的发展，东亚经济的一体化合作也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其中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第五届中国-东盟“10+1”会议上，中国与东盟达成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共识，是东亚经济合作最大最受关注的成果。 2002 年 11月，在第六次中国-东盟“10+1”会议上，双方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按照该协议中国首先与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及泰国在2010年实现零关税，与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在2015年实现零关税。于是，一个拥有17亿消费人口、GDP近2万亿美元、贸易总额达1.2万亿美元的自由贸易区开始浮出水面，“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在按既定的日程安排逐步推进。 为了不落在中国后面，日本2002年1月与新加坡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在2003年12月东京举行的日本一东盟特别首脑会议上发表了《东京宣言》和《行动计划》，达成计划在2012年建成FTA的协定。韩国也宣布要加快与整个东盟建立FTA的谈判进程。2003年，韩国在东盟峰会上提出了就签署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的建议，并开始与新加坡就双边自由贸易进行谈判。中国-东盟“10+1”关系的发展竞争性地提升了另两个“10+1”的进程，使整个东亚经济合作以3个“10+1”的形式得到了快速发展。 我们抛开复杂的政治、边界等因素，单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在东亚建立一个包括中国、东盟、韩国和日本在内的“东亚自由贸易区”(“10+3”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利，还是中、韩、日三国分别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3个“10+1”模式)对中国经济有利。 2 模型的建立与回归 2.1 模型的假设与建立 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H-O-S模型，一国具有不同于他国的比较优势或要素禀赋，从而需要进行国家或地区间的贸易，实现要素互补，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利益与社会福利都得到提高。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与中国进出口总额增加之间存在一定联系，我们用这种联系来衡量中国与他国或地区贸易自由化后，两国间贸易额的增加对我国带来多大的经济利益。 为简化模型、便于统计与计算，我们假设中国外贸总额的增长全是优势互补贸易的结果。同时假设与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的外贸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有同等效应的推动作用。这样，我们通过经验分析，就能求出中国与东盟外贸增长对中国的外贸总额促进作用大，还是中日韩与东盟外贸增长对中国的外贸总额促进作用大，即哪种形式的自由贸易区对中国更有经济利益。 这里，我们假设中国对某国的或地区的进出口额与中国外贸总额存在线性关系。模型基本形式为： Y=e+aX1+bX2+cX3 其中Y为中国外贸总额，Xi为中国与Xi国的贸易额，各系数为两国贸易额增长对中国外贸总额增长的边际作用。 2.2 样本的选取 在数据选取方面，截取了中国比较稳定的1994-2005年的出口总额以及与各国贸易额为样本数据。复旦大学唐朱昌曾用94-03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我国这里用更长、更新的数据进行分析。 在东盟十国中，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与中国的贸易往来相对其他五国要明显密切很多。2001年这五国的进出口额分别占东盟总进出口额的94.56%与93.36%，且这五国已统一了内部关税。另外按照《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规定中国将首先与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及文莱在2010年实现零关税，所以选取中国与 这五国的经贸数据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从《中国统计年鉴》中截取1994-2005年的数据见下表。 2.3 回归分析与检验 首先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即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贸易额增长对中国贸易总额的边际产出模型。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从而为中国带来经济利益，在模型中表现为促进中国外贸总额的增长。中国与东盟贸易额的增长对中国外贸总额增长的边际作用表示为: Y=e+aX1（1） 其中Y为中国外贸总额，X1为中国与东盟五个主要成员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的进出口额之和，a为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的进出口额对中国外贸总额的边际产出。把上表的数据用EVIEWS5.0进行OLS回归: Y=757.4226+11.10771X1（2） t（12.85） （104.3397） R2=0.998991，F=10886.78，D.W=1.724 （2）式的拟合优度R2，F值、t值和D.W值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检验。中国与东盟五个主要成员国的进出口额之和与中国外贸总额存在（2）式这样的线性关系。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的贸易额对中国外贸总额的边际产出，即系数a约为11.108 接着分析“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即中国与东盟、日本、韩国贸易额增长对中国贸易总额的边际产出模型。如果“东亚自由贸易区”建成，中国对东盟、韩国、日本的贸易额都会有较快速度的增长。这种情况下多边贸易的增长对中国外贸总额增长的边际作用可表示为: Y=e+aX1+bX2+cX3（3） Y为中国外贸总额，X1为中国与东盟五个主要成员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的贸易额之和，X2为中国与韩国的贸易额，X3为中国与日本的贸易额，a，b，c为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韩国、日本的贸易额对中国外贸总额的边际产出，回归得出： Y=856.9932+8.6886X1+3.18X2-0.37X3（4） t（3.44） （3.63）（1.39）（-0.54） R2=0.999，F=3811，D.W=1.69 （4）式的拟合优度R2，F值、D.W检验、X1的t值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检验，但是和X2，X3的t检验不通过。检查发现第三、第四、第五期有异常值，估计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引起的波动。引入虚拟变量D4和D5克服第三、第四期异常值。再次回归得: Y=1159.513+8.32X1+4.53X2+1.08X3-320.8282D4-115.0581D5（5） （5.48） （4.89）（2.74）（-1.94）（-3.22）（-1.16） R2=0.9997，F=4708.55，D.W=2.27 可以看出（5）式引入虚拟变量后拟合优度R2， F检验，t检验和D-W检验结果都不错，t检验值也比（4）式有很大的改进，其中拟合优度R2， F值、X1的t值远远超过其临界值。由回归结果得知，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韩国、日本的贸易额对中国外贸总额存在（5）式的线性关系，他们的边际产出分别为8.32、4.53和1.08。即从历史经验分析，中国对东盟、韩国、日本贸易额增长1亿美元，中国外贸总额分别会增长8.32，4.53，1.08亿美元。 3 模型结论并分析 3.1 模型分析 从上面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贸易额增长对中国贸易总额的边际产出模型和中国与东盟、日本、韩国贸易额增长对中国贸易总额的边际产出模型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会促进双方贸易额的增长速度，而贸易额增长与中国外贸总额的增长存在很强的线性关系，其边际产出达到11.07，即从历史经验分析，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增长1亿美元，中国外贸总额会增长11.07亿美元，这比唐朱昌曾用94-03的数据所得的10.69还要大。 如果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中国与东盟、韩国、日本的贸易额 都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这种贸易额的增长同样与中国外贸总额的增长存在很强的线性关系，不过边际产出值会发生变化。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对中国外贸总额的边际产出下降到8.32，中国与韩国、日本的贸易额增长对中国外贸总额的边际产出分别只有4.53和1.08把三个边际产出加起来有13.93，大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模型中的11.07。 这说明建立但从贸易额方面讲，如果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中国与日本、韩国和东盟的贸易额各增加1亿美元，中国的总贸易额会增加13.93亿美元，而如果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与东盟增加1亿美元的贸易额，中国贸易总额会增加11.07亿美元。如果仅仅从贸易方面讲，这个历史数据的实证分析和国内许多学者的结论一样。但这比唐朱昌曾用94-03的数据得出的结果大相径庭，个人认为原因是我们的时间序列选取比前者大，数据比前者有了更新，且最近两年中日、中韩贸易增长幅度也有很大提高。从长期看，中日韩之间的贸易更能体现出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增进贸易。 3.2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利益 上面对两种自由贸易区形式进行了在严格假设条件下的模型分析，但是现实情况比这个模型复杂得多，模型只是在某种层面上对现实有指导意义，复杂的实际问题要具体分析。下面结合实际情况分析两种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随着东盟国家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复苏，中国对东盟各国的贸易额均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2005年中国与东盟五个主要成员国的贸易额达到1200亿美元，东盟已经连续11年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东盟第六大出口市场。中国与东盟的贸易结合度TCD从1993年的0.87上升到2001年的1.18，中国与东盟的贸易结合度正在快速加深。特别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逐步深化，加上东盟国家希望减轻自己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性，扩大彼此间以及与中国的贸易规模。相信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会得到快速发展，并通过模型中的边际产出效应对中国外贸总额造成11.07倍的扩张，为中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3.3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不足与“东亚自由贸易区”的优势 虽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但亦有美中不足之处。比如：它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技术水平提高没有太大帮助，而这又是中国长期竞争力提高的关键。由于模型的局限性，这种情况无法反映出来。 中国与东盟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方面的近似性将会制约双方贸易和经济的发展空间。由于中国与东盟的产业结构的近似性较强，而且都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中国和东盟大多数国家的出口产品都存在一定竞争性关系。根据一家研究所对东亚地区各国制成品的贸易特化系数(TSC=(Xi-Mi)/(Xi十Mi )，其值越接近1贸易结构越趋同，越接近-1贸易结构越异化)的估算：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的相关系数都分别在0.8与1.0之间。东盟国家中只有新加坡与中国的相关系数为负数。双方在国际市场上的产品都集中在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虽然双方的贸易会有较快的增长，但进一步的分工，特别是产业间分工受到了制约。 从上面的模型分析可以知道“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外贸总额的推动作用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大，即从经济和贸易角度看，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需求更迫切些。这一方面说明了近几年，尤其是从2011年以来中国和日本韩国之间保持了不亚于与东盟的外贸增长值，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这种互补的经济关系在比较长的时期来看更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虽然中国与日本、韩国的经贸关系比与东盟的经贸关系要成熟，所以双边贸易增长速度相对不如东盟那么快（增长的绝对值不相上下，但东盟五国的基数较小）。但从中日韩的产业分工看，中日经济关系以互补性为主。日本的国际资本密集型和研究开发、专有技术密集型产品具有比较优势，中国劳动密集型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品有优势。中日两国的经济互补关系十分明显，具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分工的一般特征。中韩之间也具有较高的经济互补性，产业分工基本反映了各自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禀赋条件。三国经贸合作的加强有利于各国产业优势的发挥。 贸易关系是对外经济关系的一部分，从吸收国外投资、技术引进等非贸易经济角度看，中国更需要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中国目前还处于东亚经济“雁行模式”的中后部，也就是说中国产业在整个东亚产业结构链的中、低端。一 国技术水平和综合实力决定了它的产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中国要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和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就应该积极推动与处于“雁行模式”前部的日本、韩国建立自由贸易关系，吸收他们的先进技术、管理模式等，从而提高中国的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以及在国际产业结构链中的位置。从这个角度中国应积极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另外，与这一地区建立全面的自由贸易区，不仅有利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对稳定中国周边的政治安全也有重要意义。  4 政策建议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对中国而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短期优势已经由着数据样本时期的变长而不复存在，东亚自由贸易区对于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不过，对中国来说首选的是发展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关系，其次才是整个东亚的自由贸易区。中国应当采取的政策是以积极姿态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各项协议和日程安排逐步落实，从而实现中国的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也使另两个“10+1”得以竞争性地提升，从而加速东亚区域经济的一体化。 2011年中国第一次取代日本成为第三大贸易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日本和韩国的诱惑无疑是不可抵挡的，他们都不愿意与这个潜在的大市场失之交臂。所以即使中国不积极推动FTA的建立，他们也会为之努力。但是，中国不必为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做出太大的牺牲和让步。东亚地区的复杂历史、政治关系的现实，使得中国应该在不过多牺牲政治、经济利益的前提下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发挥作为一个地区大国应有的作用。这样的一种政策安排才能为中国带来利益的最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