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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的福利效应

自由贸易的福利效应

自由贸易的福利效应范文第1篇

关键词:自贸区;福建省;行政管理体制

一、引言

经国务院批准,2015年4月21日上午,广东、天津、福建三大自贸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中国自贸区建设从此迎来了2.0时代。自此,由北到南的四大自贸区――天津、上海、福建、广东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正式被勾勒出来。“1+3”的自贸区方案具有深远的时代意义,是进一步实践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机制的探路石。至此,一场全新的改革盛宴在八闽大地拉开帷幕。而福建省将坚决贯彻“立足两岸、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战略要求,将以自贸区为抓手,率先实施创新与改革。

二、福建自贸区将采取的管理模式的创新

根据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规定,福建自贸区的政府管理模式乃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管理模式。其中,福州、厦门、平潭将分别设立片区管理委员会,但不设立省级管委会。与我国传统政府管理模式相较,福建自贸区将采取的管理模式存在不少的创新。例如,福建自贸区采用“一线逐步彻底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货物自由流动”的“境内关外”监管模式,使自贸区内人与货物实现高效、快捷的流动;四个自贸区将实行统一版本的负面清单以简化投资手续、扩大投资领域、提高投资的便利化;福建自贸区将实行“事中事后”的管理模式,转“重审批、轻监管”为“宽准入、严监管”,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办事的质量和效率;在政府服务方面,实行“一口受理”服务模式,简化自贸区内的流转手续促进投资和贸易的便利化等。

目前,方案中设计的关于福建自贸区政府管理模式创新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激发了社会的创业热情。福建自贸区自获批以来已吸引大批企业的进入,根据福建省商务厅提供的数据,从2015年1月1日到3月31日,福建自贸区内已新注册企业1160家。

三、福建自贸区的政府管理模式仍将存在诸多问题

然而,与国外自由贸易区的成功经验相比,参考上海自贸区的行政管理制度改革成效,福建自贸区将采取的政府管理模式仍将存在诸多问题和矛盾,其主要表现如下。

1. 管理模式创新的理念缺失。福建自贸区即将采取的管理模式存在理念平庸、立意不高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本土性缺失。福建现行的管理模式创新大多取材于国际规则及国际惯例,或者照搬上海自贸区的管理经验,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本土管理理念。二是主动性缺失。在政府管理理念上,过于强调国际化,被动忍受国际规则,缺乏作为世界大国主动为世界自由贸易区立规的大气与胆略。三是前瞻性缺失。自贸区的管理模式应该在吸取我国本土经验、参考国外做法并在考量自贸区未来几十年发展规划的前提下,才能予以定夺。然而,当前福建自贸区的定位与管理模式等都显得仓促,缺乏深思熟虑与长远规划。

2. 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的弊端未能根除。从纵向上看,福建自贸区除了直接受福建省地方政府管理外,还受制于中央各个职能部门,各职能部门往往政出多门、规章不一,极易引发管理冲突。从横向上看,福建自贸区还易受到不同管理部门、单位、地方利益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的体制性弊端并未得到改善。

3. 自由化与有效管控分寸拿捏不准。一方面,福建自贸区存在过度管制现象,影响了贸易自由化。比如,2015版负面清单虽然较2014版的负面清单条款数量有所减少,但是部分领域的条款内容却增多了,几乎对所有外商投资产业都有限制,部分领域对于外商的限制更加具体化,有的限制甚至超出自贸区的范围,被人戏称为“不开放清单”或“管制清单”。另一方面,福建自贸区又要警惕自由化过头的风险。这些问题都需要福建自贸区继续创新政府管理模式,对自由或管制予以精准拿捏,防止过度取向。

4. 法治化程度不高。相较于国外自贸区采用先立法、再设区的做法,福建自贸区成立的主要依据仅仅是《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与《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境外投资项目备案管理办法》这两份政策性文件和地方政府规章,没有效力位阶层次较高的法律文件做支撑,法治理念存在明显欠缺。这将导致诸多管理模式和创新举措欠缺立法所具备的合法性、权威性、稳定性与庄重性。而且自贸区在创新管理模式时,由于没有设置相应的司法程序等保障机制,其实践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福建三个片区管委会的法律地位偏低,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不利于自贸区的未来发展。

四、福建自贸区政府管理模式创新的对策

为了使福建自贸区能够更快的服务全国、面向世界,针对上述提出的问题与矛盾,福建省应该积极探索具有福建特色的管理措施,明确政策设计的出发点和思路,结合实际情况,创新福建自贸区的行政管理制度。

首先,应该在政策创新上体现梯度性。福建省在管理审批监管等一系列措施的制定上都应该体现一个思路,即“全方位开放、对台更开放、平潭最开放”。一方面,政策开放程度有所区分,在全方位开放的基础上,对台更开放一些;另一方面,在片区适用政策上略有不同,全方位开放和对台开放政策各片区都适用,但在平潭应探索实施更加开放的自由港运行模式。

其次,要在试验内容上体现互补性。按照中央精神,三个新设自贸区要与上海形成互补试验。为此,福建省总体方案较好地体现地方特色,在率先实现闽台投资贸易自由化方面,提出了对台产业开放、货物贸易、服务贸易、金融合作、人员往来等多项创新举措。比如服务贸易对台开放,我们争取在自贸区先行试点实施两岸服贸协议中80条大陆对台开放措施,并比照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文件进一步提出58条更加开放的具体措施等等。

再次,要在创新成果上体现可复制性。中央设立自贸区,是希望这个地区能当好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科学发展的先行者,不是为了支持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因此,福建在设计试验任务制定改革政策时,还应着眼于在全国可复制、可推广来谋划和推进制度创新,争取这些措施尽快取得成效,并能适时组织推广。

最后,应该在管理规则上体现法制性。我国应该设立一个全国性的自贸区管理机构,既和有关部门合力制定自贸区的政策和制度,又帮助地方政府让这些政策制度得以贯彻落实。同时国家应该通过立法来提高自贸区管理机关的法律地位,拓宽自贸区政策制定的权限,提升其协调管理能力,使得其有职有权。这也有利于地方政府营造自贸区内良好的法治环境,充分施展拳脚,来完成国家赋予自贸区的各项战略任务。

参考文献:

[1]姜智鹏.上海自贸试验区,一年走了多远?[J].国际市场,2014(05).

[2]齐海鹏.韩国自贸区的发展历程及对我国的启示[J].对外经贸,2014(08).

[3]穆一.解读上海自贸区[J].卓越理财,2013(11).

自由贸易的福利效应范文第2篇

关键词:产品内国际分工;区域经济一体化;福利效应;收入分配效应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8)08-0107-05

20世纪后半期以来,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格局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按照同一产品的不同工序或零部件的不同技术含量进行的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开始兴起并得到了迅速发展。这种分工模式不同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中的产业间国际分工和贸易模式,也不同于新贸易理论中的水平型的产业内国际分工和贸易模式,它是一种新型的、基于某一产品的前后产业链而进行的垂直型的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在这种国际分工模式下,一般技术含量高的工序、附加值高的部件由发达国家(资本、技术密集型国家)来完成,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国家)承担的大多是低附加值的初级零部件生产,或者是主要依靠部件进口、承担最后加工装配的工序。因此,伴随着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出现,国际贸易也同时伴随着零部件产品和最终产品两种贸易方式,而且从目前来看,零部件产品的贸易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在逐年增加。

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发展趋势相适应,目前学术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总的来看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一是集中于对产品内国际分工以及贸易起因和贸易利益的解释;二是集中于产品内分工和贸易的经济效应的分析;三是集中于产品内分工和贸易决定因素的分析。总的来看,目前将产品内贸易分工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结合在一起进行的研究还相对较少。

传统的以Viner(1950)为代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主要是集中于产品间的国际分工和贸易的研究,这些理论研究成果在目前的产品内贸易分工格局下并不全部适用。笔者认为,随着目前东亚地区产品内国际分工与贸易的蓬勃发展,以及该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进程的加快,研究这种新型的国际分工和贸易模式对各国在区域合作下的福利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从而在此基础上,为中国更好地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提供一定的政策建议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

一、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下区域经济合作的福利效应研究

1.局部均衡分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中,迄今唯有以Viner为代表提出的关税同盟理论得到了较为严密的阐述和发展,因而一般认为,关税同盟理论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奠基石。Viner(1950)在完全竞争和生产规模报酬不变的前提之下,得出CU的静态效应包括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净福利效应取决于二者的净效应。如果一国加入区域组织所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大于贸易转移效应,该国加入区域组织将获利;相反,该国无法从加入该组织中获得静态收益,加入该区域组织的动力相应就较小。图1即为Viner关于关税同盟理论的极好展示。

在小国假定条件下,图中SA和DA分别表示A国X产品的国内供给和需求曲线。B国和C国的生产成本固定,PB和PC分别表示B国和C国X产品的生产成本和价格线,其中PB>PC。A国在与B国建立关税同盟前,遵循最惠国待遇原则,其对来自B国和C国的商品征收相同的关税t。显然,PB>PC,A国只会从C国进口,而不会从B国进口,进口量为mn。A国与B国建立关税同盟后,将由于其对B国产品免税,使B国取代C国,成为A国的供给者。由此,根据Viner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A国在与B国建立关税同盟后,其所获的净福利收益(abe+def)-cers,括号内的前两项为贸易创造的福利效应,而后面第三项则为贸易转移的福利效应。加入关税同盟对A国是否有利,取决于以上两种效应的大小。当然,Viner也指出了两种效应的大小主要与A国的供需曲线弹性、成立关税同盟前A国关税水平以及B、C两国产品价格的差异度等因素有关。

那么在以上所有因素都相同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依照同样的分析方法,研究当该贸易产品由于交通、通讯等成本的下降,开始进行产品内国际分工和贸易。大多数学者的研究认为产品内贸易分工的实行,有利于产品的各生产工序在最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生产,同时有利于实现各工序生产的规模经济,从而有利于该产品生产成本的节约。另外,由于关税同盟的建立,成员国之间取消关税,这当然也包括零部件贸易品,这将使得产品的生产成本节约更多。这两种效应将会使得A国和B国该产品的供给曲线下移,如图1所示:SA下移至SA’,PB下移至PB’。此时,A国与B国建立关税同盟后,其所获的净福利收益(agi+djk)+ghqp-ijsr,其中括号内的前两项为贸易创造效应,第三项为生产效率提高的效应,第四项为贸易转移效应。与没有产品内国际分工和贸易方式下的净福利收益相比,可以发现,由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存在,使得A国的净收益增加了,增量为梯形bfkg与菱形ghqp面积之和,即图1中“砖形”阴影的面积。可以看出,这部分面积的大小主要与两国生产成本节约的程度,即SA和PB两条曲线下降的幅度有关。产品内国际分工和贸易以及区域经济合作带来的该产品生产成本节约得越多,则成员国从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中获得的净福利收益越多。这意味着,产品内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存在有利于区域经济合作成员国福利的改善。

2.一般均衡分析

以上是在单一产品下的局部均衡分析,下面我们在两种产品假定条件下,进行产品内国际分工和贸易模式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福利效应的一般均衡分析。根据存在产品内国际分工和贸易部门的不同,我们分两种情况分别论述。

首先,假定产品内国际分工和贸易发生在该国进口部门。同样,在小国假定条件下,如图2所示: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A国的两类产品,FF为生产可能性曲线,Pw为自由贸易条件下的国际相对价格线。由于A国对其进口产品征收关税,所以Pd为A国国内价格相对线,PRTA为A国与他国建立区域贸易协定之后的相对价格水平,其斜率处于Pd和Pw之间。

我们可以看到,在两个生产部门都不存在产品内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情况下,本国的生产点为Q0,对应的该国的福利水平为W0。当A国与他国建立了区域贸易协定之后,生产点沿FF线上移至Q1,同时该国对应的福利水平下降至W1。说明在当前情况下,区域贸易协定建立后的贸易转移效应超过了贸易创造的效应。如同我们上文在局部均衡下的分析一样,此时福利水

平如何变化是不确定的,这主要决定于PRTA更趋近于Pd,还是更趋近于Pw。很明显,若PRTA更趋近于Pw,意味着该区域贸易协定对区内、外贸易自由化的歧视度较小,自然贸易转移效应有限,该国的福利收益会更高。

下面,我们假定A国进口部门X出现了产品内国际分工和贸易,我们知道这会由于生产成本的节约,使得在本国现有资源的情况下,生产产品X的产量提高,如图2表现为生产可能性曲线FF向外移动至FF’。当我们假定此时产品的相对价格不变,生产点变为Q2,说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存在导致了Y部门产出的减少,以及X部门产出的增加;同时该国的福利水平上移至W2。这说明,此时虽然没有完全摆脱贸易转移给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与不存在产品内分工情况相比,该国的福利水平还是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当然,改善程度依然依赖于PPTA与Pd和Pw的趋近度。另外还需要补充的是,当由于X部门生产成本的节约,在现有的价格水平下刺激厂商投入更多的资源生产时,若该区域贸易协定影响力足够大,使得由于产出的增加,降低了X产品的相对价格水平,如图2中显示,将使PRTA变得更加平坦,向外旋转至PRTA’。此时由于贸易条件的改善,该国的福利水平进一步上移至W3,说明在区域贸易协定影响力足够大时,其成员国福利水平提高更多。

接下来,我们按照同样的思路,分析当A国出口部门存在产品内国际分工和贸易情况下的福利变化,如图3所示。与以上分析相同的是:出口部门Y出现产品内国际分工和贸易后,区域贸易协定的建立会使得该部门产出增加,另一部门产出减少;福利水平则会得到提高。不同的是,若此时区域贸易协定影响力足够大,导致Y部门的相对价格水平下降,则会由于贸易条件的恶化,该国的福利水平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产品内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出现,有利于改善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条件下成员国的福利水平,这无疑会增强各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力。

二、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下区域经济合作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在产品内国际分工和贸易模式下,区域经济合作能够给各成员国带来更多的福利改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内的每个国民都能从中受益。以下我们将要对一国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收入水平变化进行研究。按照传统的H-O理论对生产要素的划分,我们主要研究对资本和劳动两类生产要素所有者收入分配的影响。根据国家类型和行业生产要素密集度的不同,我们主要分为以下四类进行研究。

1.本国为发达国家(资本密集型国家),当作为其进口部门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产品内国际分工情况下的分析

图4为按照传统的H-O理论分析生产要素收入分配效应的基本方法,横轴和纵轴分别为该发达国家所拥有的资本和劳动生产要素的数量。假定存在贸易保护的条件下,本国的国内相对价格为Pd,与两种产品X和Y相对应的单位价值等产量线分别为X0和Y0,与这两条单位价值等产量都相切的等成本线的斜率为w/r,即分别是两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的比率。由于单位价值等产量线的形状与位置完全取决于产品的相对价格和生产技术条件,因此等成本线的斜率w/r也决定于产品的相对价格和生产技术条件,所以w/r可以表示为产品的相对价格(P)和生产技术条件(T)的函数,即为w/r(Pd,T1)。OX和OY分别表示两种产品的生产扩张线,很显然,X产品是资本密集型产品,而Y产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

首先,我们假定X和Y两个产品部门都没有进行产品内国际分工和贸易。当该国与他国建立了区域贸易协定之后,生产技术条件不变。而由于区域内贸易自由化的实施,Y产品的价格将会下降(为简单起见,可假定X产品的价格水平不变),即相对价格水平从Pd变为PRTA。另外,由于Y产品价格的下降,该部门的生产厂商将会减少其产出。同时由于Y部门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自然对劳动的需求大幅减少,从而导致劳动相对资本价格水平下降。如图4所示,等成本线斜率由w/r(Pd,T1)变为(w/r)’(PRTA,T1)。其实,这正是Stolper-Samuelson定理的主要内容。同时,由于劳动相对价格水平的下降,也导致了两部门厂商调整资本和劳动的使用比率,分别由原来的OX和OY变为OX’和OY’。

接着,我们假定劳动密集型产品Y部门发生了产品内国际分工,同时假定最终产品Y的生产需要经过两道工序,分别是Y1和Y1,分别位于OY生产扩张线两侧,如图4,Y1位于上部,Y1位于下部(为了图形更清楚,这里没有划出Y2曲线)。这表明相对而言,Y1是资本更密集的生产环节,而Y2是劳动更密集的生产环节。因此,该发达国家将会专业化进行Y1环节的生产,Y2环节则外包给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去生产。此时,发达国家的生产扩展线变为OY1。由于产品内分工使得Y产品的生产成本降低,单位价值等产量线从Y0'内移至Y0'',新的均衡要素比价升高至(w/r)''(PRTA,T2),意味着劳动相对资本价格上升,收入分配发生了有利于劳动的变化。其原因在于,产品内分工实施使得Y产品的生产成本降低,这无疑会刺激该部门厂商的生产。由于Y产品各生产环节在该发达国家仍旧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自然会增加对劳动的相对需求,从而提高了劳动的相对价格水平。当然,由于劳动工资相对水平的提高,会影响两部门对资本和劳动的比例,于是生产扩张线分别变为了OX''和OY,’。

因此,综合来看,当发达国家加入了某区域贸易协定,且其劳动密集型产品出现了产品内国际分工和贸易后,则劳动相对资本价格的变化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这要权衡该国加入了区域贸易协定后对产品相对价格的影响程度,以及劳动密集型产品出现了产品内国际分工和贸易后对生产效率的提高程度。从图4来看,这里劳动相对资本价格高于初始水平,说明产品内国际分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程度更大一些,从而提高了劳动的相对价格水平。

还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如果所建立的区域贸易协定影响力足够大,那么在产品内国际分工在区域内实施之后,产品产出的变化将足以影响产品的相对价格水平。如:假如由于劳动密集型产品部门的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出现,导致了该产品相对价格水平的下降,将会使等成本线的斜率(w/r)''(PRTA,T2)变得更平坦,为(w/r)'''(PRTA,T2),即劳动和资本的相对价格水平出现下降。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更增加了劳动和资本相对价格变动的复杂性。

2.本国为发达国家(资本密集型国家),当作为其出口部门的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产品内国际分工情况下的分析

采用与上文分析完全相同的分析方法,我们也可以找出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劳动相对资本价格的变化情况。受文章篇幅所限,本文不再赘述分析过程,这里只对研究结果进行说明。当该发达国家加入了某区域贸易协定,且其资本密集型产品出现了产品内国际分工和贸易后,受区域贸易协定建立贸易自由化水平的提高,该国劳动相对资本的价格水平会降低;同时,受资本密集型部门产品内国际分工和贸易出现的影响,也会降低该国劳动相对资本的价格水平。综合来看,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一般会出现不利于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变化。

当然,如果我们考虑到区域贸易协定本身对两部门产品相对价格的影响力,则会有助于改善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最终影响要决定于这三种力量的权衡。

3.本国为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国家),当作为其进口部门的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产品内国际分工情况下的分析

当该发展中国家加入了某区域贸易协定,且资本密集型产品部门出现了产品内国际分工和贸易后,随着区域贸易协定建立贸易自由化水平的提高,该国劳动相对资本的价格水平会提高;同时,受资本密集型部门产品内国际分工和贸易出现的影响,该国劳动相对资本的价格水平则会降低。综合来看,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劳动相对资本价格的变化将取决于上述两种影响程度的大小。

如果我们考虑到区域贸易协定本身对两部门产品相对价格的影响力,则会有助于改善劳动者的工资收入。

4.本国为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国家),当作为其出口部门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产品内国际分工情况下的分析

当该发展中国家加入了某区域贸易协定,且劳动密集型产品部门出现了产品内国际分工和贸易后,随着区域贸易协定建立贸易自由化水平的提高,该国劳动相对资本的价格水平会提高;同时,受劳动密集型部门产品内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影响,也会提高该国劳动相对资本的价格水平。综合来看,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一般会出现有利于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变化。

如果我们考虑到区域贸易协定本身对两部门产品相对价格的影响力,则会降低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水平。最终对劳动者工资收入水平的影响,决定于这种效应与上述两种效应力量的权衡。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在产品内国际分工和贸易存在的情况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的建立对不同要素所有者收入的影响,要取决于国家“性质”的差异和发生产品内国际分工和贸易部门的不同,可能扩大两类要素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可能缩小其差距,各国应该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调整政策,以缩小国内的收入差距。

三、相关的启示和政策建议

通过全文对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下区域经济合作的福利和收入分配效应的研究,就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典型代表――中国如何积极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提出以下启示和建议:

1.东亚地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层次结构明显,同时这些国家又具有地理位置方面的优势,这些都为这些国家开展产品内国际分工和贸易铺平了道路;另外,这些国家建立了整体的区域贸易协定后,根据本文的分析,无疑会极大地提高各国福利的水平,这是传统的区域经济合作无法比拟的。中国应该顺应这一国际和区域发展的大趋势,一方面应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到产品内国际分工中去;另一方面也要积极推进东亚整体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合作,同时分享新型国际分工和区域经济合作给其带来的福利改善。

2.根据本文的分析,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下区域经济合作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不同要素所有者的影响是不同,因此,我国政府应该采取适当的调整与转移支付政策。如果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下的区域经济合作使得中国劳动相对于资本的收入水平降低了,发展中国家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就会加剧,此时应对受损的一方采取相应的补偿措施。

自由贸易的福利效应范文第3篇

关键词:比较优势;贸易条件恶化;贫困化增长

一、引言

发展中国家受到资本、技术等约束,其比较优势主要集中于初级产品。然而,在比较优势理论的指导下,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的多数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得到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利益,反而面临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境况。徐建斌,尹翔硕(2002)利用扩展后的李嘉图模型,从理论上证实了这一点,认为比较优势战略并非对所有国家在任何国际经济环境中都普遍适用,在国际贸易中存在出口导向战略的“合成谬误”效应[1]。

对于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的主要原因,辛格(1950)和普雷维什(1962)认为中心和技术利益分配不平等、贸易周期运动拉大初级产品与制成品的价格差距以及初级产品需求弹性大于制成品[2]等是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的主要原因[3]。孔庆峰、孙旭蕾(2007)对我国1997-2004年贸易条件的计算和分析,发现近年来我国贸易条件有恶化趋势,认为这主要与我国的贸易方式、出口市场过于集中以及入世后我国关税大幅下降有关[4]。但是,重点在于是否贸易条件的恶化必然导致发展中国家出现贫困化增长现象呢?对于这一问题,学者之间存在争议。王信、林艳红(2008)认为由于出口数量迅速增长、加工贸易在外贸中占主导以及外商投资企业部分负面影响,我国的贸易条件恶化并未导致国民实际收入下降即贫困化增长[6]。谢飞(2003)在Cypher & Dietz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存在贸易的技术进步效应时,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其结论为在出口部门,存在很强的技术进步效应时,贸易条件恶化不会引发贫困化增长[7]。

本文在谢飞、徐建斌等研究的基础上,从比较优势引致贸易条件恶化的角度,求解贸易与消费的一般均衡。通过比较封闭时期、初始开放时期以及在开放条件下,n期技术进步后国家福利的大小,分析随着贸易的不断发展,发展中国家是否必然出现贫困化增长。最后,本文对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贫困化增长提出了政策建议。

二、 理论概述

(一)贸易条件恶化

(二)贫困化增长

普雷维什、辛格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比较优势的自由贸易模式下,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面临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境况。使得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出口越来越多的初级产品以换回等量的工业品。自由贸易并没有使发展中国家获得专业化分工的利益,反而使得国家福利出现净下降,形成贫困化增长。

如图所示,在封闭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为TT线,该国在A点生产和消费,福利水平为U0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该国在B点生产。通过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该国在D点消费,福利水平为U1很明显U1>U0,即在贸易初期该国福利水平得到提高,当该国仅在X生产中提高劳动与资本的生产率,此时,生产可能性曲线为TT',出口品X的产量提高。然而,由于该国贸易条件的恶化,其消费点由D点下降为E点,福利水平由U1下降到U2,即U2

三、 模型建立与分析

(一)模型的基本假定

四、对策建议

1、 在防止经济过热的前提下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这样能够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居民收入。从而带动消费水平的提升和消费结构的改善,进而提高福利水平。

2、 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创新能力。模型分析发现,在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行专业化生产与贸易的初级阶段,发展中国家通过贸易来增加国内居民的福利水平,在随后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情况下,贸易技术进步率的提高能够阻止居民福利水平的下降。因此,技术创新对摆脱贫困化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3、 调整和优化贸易结构,形成新的出口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应该进行贸易结构的升级,积极发展并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培育新的比较优势,提高国民的整体福利水平。(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徐建斌,尹翔硕.贸易条件恶化与比较优势战略的有效性[J].世界经济,2002:31-36.

[2]孔庆峰,孙旭蕾.我国贸易条件下降的原因及对策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7:23-29

自由贸易的福利效应范文第4篇

关键词:跨境电商;自由贸易试验区;贸易壁垒

中图分类号:F7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12-0010-03

跨境电商作为电子商务在传统外贸行业当中的应用,于2013年开始被国人广泛了解,成为目前我国经济领域最热门的一个话题。跨境电商具有碎片化、环节少、成本低、零门槛等传统贸易不能比拟的显著优点,被认为是对外贸易未来发展的一种全新的经营模式,成为传统外贸一种非常重要的补充甚至是改革的方向。福建省在发展对外贸易方面一向走在全国各省份的前列,对外贸易一直是引领福建省经济增长的排头兵。2014年12月,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正式建立更是促进福建外贸发展的重要契机和不可多得的平台。福建省的外贸行业能否抓住自贸区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带来的各种政策优势,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来促进外贸行业整体转型升级,为外贸行业可持续跨越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将成为接下来一段时间福建外贸行业发展的最重要的命题。

一、福建省外贸进出口现状

(一)福建省外贸进出口总量

福建省自改革开放以来就是我国外贸进出口的主要省份,虽然是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外贸大省”,但是目前却仍在“外贸强省”的道路上摸索着前进。纵观近十年来福建省外贸进出口总量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在全国普遍遭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进出口总量有所下滑的情况下,福建外贸行业受到影响的程度并不大。但是在后金融危机的贸易复苏时期,福建省的外贸行业依旧不温不火地保持着低于全国的增速。从总量上看,福建省的外贸行业具有一定的抗压能力,但是发展缺乏后劲,迫切地需要一股新鲜且持久的推动力来促进福建外贸行业的质变和发展。

(二)福建省外贸进出口主要市场

福建省自开放以来,一直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要出口市场。加上坐拥临近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地理优势,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以后,形成了一个以美国、欧盟、东盟、我国港澳台、近洋的日韩为主的进出口市场结构。由于金融危机所爆发出来的发达国家债务危机和变化莫测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带来的负面影响,福建省这种略显单一的出口市场结构不太利于福建省利用对外贸易的多样性来规避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全球连锁效应,降低福建经济遭受国际经济危机波及的风险。

(三)福建省外贸经营企业规模

由于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全面放开,福建企业参与对外贸易的自由性和随机性不断增加,据本文从福建省商务厅的进一步了解发现,截止2014年底,福建省参与对外贸易的企业数量大约为18319家,这些对外贸易经营单位的年出口平均总额大约在600万美元左右。根据我国最新修订的《大、中、小型工业企业划分标准》,有逾八成的福建外贸企业都属于中小微企业。福建省自身单一的产业结构,加上以小微企业为主的行业业态,使得福建省的外贸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成本较高、难度较大。

另外,根据对福建省2004-2013年各种性质企业出口额占比情况的统计和分析发现,福建省的对外出口份额绝大部分是由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贡献,2004年及之前,两类企业共计占出口总额的80%以上。尤其是福建省拥有对港澳台的地理优势,常年注重引进外资,因此,外商投资企业在出口贸易中表现异常突出,在2009年以前,其出口份额都占据福建对外出口总额的半数以上。但是,受全球企业资金链断裂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外资企业对福建省对外出口的份额逐渐下降。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外资企业在福建省对外贸易出口中的作用日益被灵活多变、朝气蓬勃的私营企业所取代。私营企业在福建省的对外出口大军中,从2004年的15%起步,以年均4%以上的增速,发展到2013年占据50%以上的份额,充分地体现了私营资本的活力。虽然目前福建省的外贸企业性质以私营企业为主,私营企业的经营目标和经营方法灵活多变有利于福建省外贸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但是对私营企业和私营资本的管理和引导还存在着一些难题。福建省私营外贸企业的经营比较散乱、不规范,家族式的所有制和管理模式随意性大,经营管理水平不高,面对风云变化的国际竞争市场显得力有不逮。

(四)福建省外贸进出口遭遇的主要贸易壁垒

近年来,福建省外贸出口遭遇了种类越来越繁多,越来越隐蔽的贸易壁垒。以福建省的主要出口产品――茶叶制品为例,福建省茶叶出口的主要目标市场为日本和中国香港地区,销往如上两个地区的茶叶产品总额占福建省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七成以上。这两个福建省茶叶主要出口市场从2013年起出现了不断提高的农残检验标准和以此为主的一系列绿色贸易壁垒,导致对这两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有所下降,仅2013年,福建输往香港地区的茶叶出口数量下降了约20%,输往美国茶叶数量下降了6.97%。因此,如果避开、绕过或者直面这些贸易壁垒,也是未来福建外贸发展的一大难题。

二、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对福建外贸转型升级的现实意义

(一)碎片化、小额贸易形式的跨境电子商务适合福建省中小微外贸企业进行转型

跨境电子商务是指分属不同关境的交易主体,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达成交易、进行支付结算,并通过跨境物流送达商品、完成交易的一种国际商业活动。中国的跨境电商以B2B和B2C为主,通过研究发现,未来B2C模式将实现爆发式增长。B2C是企业对消费者的电子商务模式,这种形式的电子商务一般以网络零售业为主,主要借助于Internet(因特网)开展在线销售活动。跨境B2C能够帮助外贸企业减少传统外贸出口流程中的所有中间环节,直接通过网络直接面对国外消费者。这意味着,跨境电商会使得未来的国际贸易变成频次变高,金额变小的碎片化贸易形式。

不同于传统贸易中的展会、拍卖、寄售等销售形式,通过网络实现跨境经营,能够令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外贸企业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进行良性的竞争,这种无国界无歧视的新型国际网络贸易,将给中小微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贸易增长点。经上文分析,福建省的外贸企业均属于中小微私营企业,在传统贸易经营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而跨境电商的兴起,将为福建省的外贸中小微企业带来重要发展机会和平台,有序、有目的地引导这些中小微私营企业迈向跨境电商经营的道路,有利于他们进一步发展和能力的进一步提升,而中小私营外贸企业的成长终将成为推动福建外贸发展的强大自生动力。

(二)“无国界”的跨境电子商务能促进福建外贸行业拓展新的海外市场、规避贸易壁垒

过于单一的出口市场结构不利于福建省利用贸易多样性规避经济危机风险,发达国家和地区设立的数量越来越多、越来越隐蔽的贸易壁垒成为福建省外贸出口的重要屏障,福建外贸行业要扭转这种局面,必须致力于提高出口市场结构的多样性,规避贸易壁垒的负面影响。

以我国跨境电商交易平台第一品牌――阿里巴巴为例,2012年阿里巴巴跨境交易主要市场前三名分别为:俄罗斯、巴西和美国。由此可见,跨境电子商务的国际交易市场与传统贸易的交易市场有着截然不同的格局。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能够帮助福建外贸出口企业改变传统的以美国、欧盟、港澳台地区、日韩为主的市场结构,通过跨境电商扩展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等欧亚国家市场、以色列为首的中东国家市场和巴西为首的南美洲国家市场。这些国家跟我国素来交好但贸易往来不多,信息不对称流通不便利,但是以跨境电商为平台可以消除很多传统贸易所不能逾越的语言关、政策关和收结汇关,为福建外贸出口结构和企业转型升级所需要的订单来源注入无穷的活力。

通过跨境电商出口的产品目前主要还是以“小包”的形式邮寄,在进口国通关时走的是“私人物品”通道,与传统贸易下“集装箱”式的商品渠道有所区别,可以规避绝大部分的通关商检环节,所以跨境电商是非常好的解决国际贸易壁垒的一种方式。

(三)灵活多变的跨境电子商务经营模式促进福建外贸企业研发创新能力的提升

跟国内电商类似,跨境电子商务从发展之初就注定要企业经营者具备源源不断的创新能力和精准定位的互联网思维,才能满足电商受众、使用者和爱用者族群追求时尚、潮流和尖端科技的消费特点。对于跨境电商经营者而言,精准的选品、通畅的渠道、高效的物流和针对性强的国际市场营销是生存的基本法则,促使福建外贸企业走跨境电商之路,就要求福建外贸企业要转变经营理念,以往靠一两个品类商品卖遍全世界的经营方法已经不能适应跨境电商的竞争丛林了。根据对包括纵腾网络科技等福建知名跨境电商企业在内的一些中国主要跨境电商卖家的研究发现,这些企业的成功无不来自于产品品类多样化。

另外,根据阿里巴巴的统计,我国通过跨境电商出口的前三大产品为服装服饰、手机通讯和计算机网络周边等产品,这些产品的都是产品生命周期较短的快速消费品,需要经营者具备较强的、持续的研发创新能力,才能在跨境电商国际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福建外贸企业参与跨境电商的过程,就是自身提高产品设计研发能力,改变经营思维的转型升级之路。

三、发展跨境电商促进福建外贸转型升级的建议

(一)以自贸区建设发展为契机,打造福建外贸电商的规模效应

2014年12月,国务院决定设立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其中包括平潭片区、厦门片区和福州片区。福建自贸区的建立和发展,为福建省外贸行业发展跨境电商创造了绝无仅有的空前机遇。上海自贸区对跨境电商进口商品采取“保税入区,行邮出区”的实验性做法,对区内企业通过跨境电商平台进口的商品出区时不征收进口关税、消费税等,而仅征收行邮税,进口商品的税负得到了大大的缩减,进口商品的价格随之降低,国内居民和消费者进行国外网购、“海淘”的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自贸区的建设与发展因此成为了促进跨境电商井喷性发展的非常重要的机遇。如果福建的外贸企业试图通过发展跨境电商来进行外贸行业和企业的转型升级,抓住自贸区建设的机遇是非常重要的前提。

从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之始,政府应当引导外贸企业、跨境电商平台企业、相关物流企业、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等规模化落户自贸区,并主动给予各种优惠利好,利用自贸区的政策、税费、通关、商检、物流等的优势,促进跨境电商在区内的规模集聚。跨境电商企业在自贸区内的规模集聚有利于区内企业降低跨境经营电商的成本,提高规模效益和跨境电商企业向供应链上下游捆绑要价的综合能力,加快区内企业之间的信息传递沟通和彼此合作,共享创新成果,分摊包括建立“海外仓储”、集中托运等固定成本,壮大区内跨境电商的整体实力,从而引领整个福建跨境电商事业的蓬勃发展。

(二)加快海外仓建设,培育“高大全”物流企业

国际货物送达慢,物流配送难,客户评价低一直是困扰福建乃至中国跨境电商经营者的重要难题。要发展福建的跨境电商行业,必须要有强大的物流体系作为坚实的后盾和强有力的支撑。解决目前跨境电商的国际物流配送难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大力促进建设“海外仓储”,这是福建纵腾网络科技公司能跻身Ebay中国十大卖家行列的经验之谈。“海外仓储”,简称海外仓,是指跨境电商卖家提前将货物存储到国外仓库,当买家有需求时,卖家可以第一时间做出快速响应,及时通知国外仓库进行货物的分拣、包装,并且从该国仓库运送到其他地区或者国家,提升了物流响应时间。同时,结合国外仓库当地的物流特点,可以确保货物安全、准确、及时、低成本的到达终端买家手中,提高客户的好评率。海外仓能克服并解决目前跨境电商经营中传统“小包”投递所产生的几乎所有缺点,但是海外仓并不是治愈一切疑难杂症的“万金油”。海外仓自身具有建设成本高、涉及国外商事法律、囤货风险大、国外雇佣和本地物流合作等多重问题,单个的中小微跨境电商经营企业也无力承担独立建设海外仓的巨大成本开支。

福建省外贸企业要打好跨境电商这张牌,不能再重复目前跨境电商这种“小包”投递的局面,建设海外仓是必经之路。在建立建设海外仓储的过程中,一方面要靠落户自贸区,抱团分摊成本,另一方面就要靠本地物流行业的有力支撑。由于全球全国性的知名物流商发展都趋保守和传统,政府和行业有必要多给予引导和扶持,培育一些当地大型的物流企业来专门帮助跨境电商企业解决国际物流问题。这种符合跨境电商行业发展需要的物流企业必须具有“高大全”的特点:“高”是指起点设置高,由于跨境电商的交易双方位于不通的国家,因此提供物流服务必须涵盖语言服务和通关服务;“大”是指物流服务提供面广,售后退换货、物流商备货、自贸区保税设施等符合福建自贸区建设背景下发展跨境电商所迫切需要的物流服务都要具备;“全”则是指必须具备两套分别针对进口出口、境内境外的应答快捷、一应俱全的平行物流线上系统,满足跨境电商进出口的双重需求。只有福建省吸引或者培育了这样适合跨境电商经营思维的强大物流企业,福建跨境电商发展才没有后顾之忧。

(三)政府主导、行业扶持,提高跨境电商综合服务能力

福建的跨境电商要发展,企业是主体、物流是基础、平台是关键,但是整个综合服务水平没跟上,创新灵活的企业、快捷可靠的物流、流量再大的平台也都是枉然。福建的跨境电商要发展好,离不开在政府政策上的创新和主导,离不开行业商会协会的协调和扶持,才能进一步提高包括商检、通关、外汇、税务等多部门的综合协调服务能力。

在跨境电商进入竞争日益激烈的混战时期,福建省应该积极投入,建好跨境电商综合服务的网络平台,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出口的便捷通关,降低企业通关成本,提高通关时效,为跨境电商企业报关报检提供一站式服务。并且,能够在困扰广大跨境电商经营者的国际收结汇、退税等环节,利用自贸区建设的有利时机,“试水”一些利好的政策和实验性措施,帮助跨境电商企业实现快速的资金回笼,提供企业持续发展的资金动力。

(四)加快本土跨境电商急需人才的培养

2014年开始,关于跨境电子商务行业和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培养的研究如雨后春笋一般数不胜数,炒热了我国的经济与舆论,也潜在地改变了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的方向。但是截至目前为止,我国的高等教育各阶段的专业目录当中,仍未增设“跨境电子商务”或相关专业,福建省跨境电商人才培养一般都挂靠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商务外语、电子商务专业之下开展试点培养培训,仍处于起步摸索、未成体系的阶段,在人才培养和培育上还呈现分散、点状、实验性的状态,形成一个标准化、科学化、适合福建跨境电商行业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迫在眉睫。

福建省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后,跨境电商企业势必呈现井喷的发展态势,跨境电商人才的培养必须在分析跨境电子商务人才需求特点的基础上,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形成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培养规格,以高等院校和企业为人才培养主体,构建务实有效、科学合理的跨境电子商务实操型课程为主导的课程体系,培养懂电商、懂市场、懂外贸的高端复合管理与技术人才,服务于福建乃至全国的跨境电子商务企业,满足他们的用人需求,更好地推动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立与发展。

参考文献:

[1] 吉永峰.对培育跨境电商促苏州外贸增长转型对策的研究[J].经济师,2014(7):89-93.

[2] 王倩倩.我国外贸电子商务发展问题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2014.

[3] 周 霞.基于电子商务的外贸企业竞争优势研究[D].福州:福州大学,2005.

自由贸易的福利效应范文第5篇

关键词:成本约束;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选择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纷纷涌现,对整个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许多学者也用理论或实证的方法,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广泛研究,但是总体而言,前人在研究经济一体化对成员国带来的经济效应的差异上着墨甚少,没有很好地回答类似“一国获益是否是建立在另一国受损的基础上”等问题。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中的成本约束

西方学者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追溯到世界殖民体系的建立及早期欧洲国家间的经济安排,但是对这一现象的经济分析却始于二战后Viner(1950)和Meade(1955)的开创性研究。Viner在其局部均衡框架中提出了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两种效应,依此确定一国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安排中的利益得失。由于某些产品可能发生贸易创造效应,而另一些产品又可能带来贸易转移效应,因此一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安排的经济效应是不确定的。

针对Viner理论的不足,许多经济学家从不同侧面给出了有益补充。Arvind Panagariya(1995)认为,如果FTA对成员国的福利效应可以检验,那么取消内部关税带来的收入转移将表现为成员国之间关税收入的重新分配。此时,一国福利呈下降态势。特别是类似墨西哥这样的高关税国家与类似美国这样的低关税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墨西哥的关税损失会大于贸易创造带来的福利改善,整体福利下降。

Meade(1955)理论克服了Viner局部均衡分析固有的缺陷,在一般均衡框架中考察区域经济一体化安排对成员国、非成员国以及世界经济体系的影响。在其理论中更明显的呈现出这样一种格局,即区域经济一体化安排在为一国带来福利改善的同时,为他国带来的却是福利损失。具体哪一国受损,哪一国获益取决于两国的贸易结构、生产水平及资源禀赋状况。

随着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引入,M.Corden(1972)等经济学家开始从新的角度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安排的各种效应,包括成本削减和贸易压制两个补充效应。此理论为分析不同利益格局的产生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模式选择,是指一国决定与怎样的国家或集团实施经济一体化安排,才最有可能为该国带来确定的或更大的收益。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以及各国本身经济约束条件的差异,便产生了南南模式和南北模式的基本划分。

二、南南模式

南南模式,是指发展中国家之间达成协议建立自由贸易区。20世纪60、70年代后,世界上涌现出了许多南南型的经济一体化集团,影响较大的有亚洲的东盟、美洲的加勒比共同体、南方共同市场和非洲的东非共同市场等等。有些在一体化的道路上走得比较稳健,存续到今天;有些则早早解体。这些均为经济研究提供了大量实例,促进了理论发展。

假设两个发展中国家A和B建立自由贸易区。初始条件下,两国在初级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在工业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劣势,但A国相对于B国和区外国家的劣势要小一些;同时由于高关税的保护,两国没有按比较优势进行分工,在工业产品上既有国内生产也从区外国家进口。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对内关税的取消和对外高关税的存在,部分从区外国家的进口会转移到区内国家。这时,由于A国在工业品的生产上相对于B国有优势,A国的产品更有价格竞争力。从静态看,A国将获得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的好处;从动态看,两国将在自由贸易区的范围内,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重新进行分工,A国成为工业产品的唯一的提供者,其福利大为改善,而B国却承担了一体化的所有损失。以上结论得到了东非共同市场和中美洲共同市场的印证。

东非共同市场的发展表明,上文分析中所描述的利益分配格局很有可能发生。在这个经济一体化组织中,肯尼亚相对于其他区内国家如乌干达等在工业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这种优势的获得可能是源于肯尼亚有较完善的基础设施、较先进的技术,也可能是恰巧拥有更多的技术工人。共同市场建立后,肯尼亚接受了区内其他国家的贸易转移,并且在对外高关税的保护下供给区内市场。数据表明,20世纪60年代,肯尼亚生产了共同市场内超过70%的工业品,其中70%以上出口到区内其他国家。这种对一国有利而对其他国家有害的利益格局引起了其他国家的广泛不满,并最终成为导致东非共同市场解体的原因之一。

上文的分析还隐含了一个条件,即工业化要比专注于初级产品的生产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利。实际上P国从初级产品生产的分工和专业化中能获得部分好处,但是这显然无法弥补由于工业部门的崩溃而带来的损失。另外,这种利益格局的显著性还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第一,成员国之间在比较优势上的差异越大(当然相对于区外世界是同方向的),比较优势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幅度可能就越大;第二,成员国之间潜在的经济规模的差异越大,产业转移的幅度也就可能越大。对肯尼亚来说,假若其潜在的生产能力不够大,该国资源的重新配置就不足以满足区内其他国家对工业品的需求,贸易转移的比例就越小,工业部门向肯尼亚转移的份额就越小,福利的改善就越不显著。假若相对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恰好是在工业产品的生产上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国家,那么区域经济一体化会为该国带来明显的福利改善,而使其他国家蒙受一体化的损失。

ASEAN属于南南模式,其中虽然有所谓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但仍属于发展中国家。20世纪60、70年代开始的经济起飞使这些国家不再是仅具有初级产品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各国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密集工序上发挥了比较优势,工业取得了较快发展。同时,各国经济起飞时期接近,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这些因素都使上文对南南模式的分析不能完全适用。

三、南北模式

南北模式,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一体化。通常认为,南北模式对所有成员国都具有正的经济效应,而且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福利改善极其显著。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本来就处于分工的两端,在工业-农业或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分别具有比较优势。自由贸易区建立前,双方向对方或世界提供的产品本身就较有竞争力,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又继续在各自擅长的领域进行专业分工,提供更有效率的生产和更多廉价产品的消费。贸易转移基本不发生或贸易转移极为有限,而贸易创造却显著地发生。因此,各成员国都得到了福利的改善。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理论分析的那样乐观。表1显示,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出口在美国对外出口中所占的比重20年来仅上升了2个百分点,从这两国的进口所占比重也变化细微,分别为上升2个和3个百分点。NAFTA建立后的5个年份,即1996~2001年,出口比重基本不变而进口比重略有上升。表2表明,加拿大对美出口比重显著上升,对墨出口比重有所下降,特别是NAFTA建立之后,且对墨出口份额持续很小,1996~2001年度仅占其总出口的0.5%;而加拿大来自美国和墨西哥进口比重均略有增加。表3数据显示,墨西哥与美国的贸易关系持续加强,对美进出口占其对外进出口的比例均达到70%-80%以上。但与另一伙伴国加拿大的贸易联系则非常薄弱,NAFTA建立后的年份中对加进出口仅占其进出口总值的2%。

综合以上三国数据,NAFTA建立后,三国确实发生了一定的贸易融合,贸易关系更为密切,但这种融合并没有呈现加速趋势。美加自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实施经济一体化措施,如美加汽车协定和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签订生效;墨西哥也从20世纪80年代始采取了诸多促进与美贸易自由化的政策。这些可以部分解释为何NAFTA的建立没有显著促进三国贸易联系,而只是“锁定了”早先存在的经济一体化安排的成果。

应该说这种格局的形成是符合比较优势原则的,根据该原则各国都应该在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进行生产,而自由贸易区的安排正是为这种分工创造了更大的空间。但这种静态的比较优势很有可能将发展中国家锁定在现有的经济水平上,福利不能持续提高。

四、小结

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质上讲是各国按其现有的比较优势在区域集团内部进行的再分工、专业化及资源的重新配置。不同国家受其自身和面对的经济约束条件的影响,会得到不同的经济结果。可能损失也可能获益。各国都是从本国利益出发,在博弈中求得稳定的解。

我国目前正在大力倡导与周边国家建立形式多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进展较快的有中国-东盟10+1自由贸易区。作为大的发展中国家,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与东盟这样在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大的区域集团建立自由贸易区调整成本是比较小的。虽然不能确保未来的自由贸易区能为各国带来较大的福利改善,但是由于利益分配相对公平,却能使此组织较为稳定得以发展。另外,我国还有意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下发展同中亚和俄国的经济合作,但由于我国具有的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国际竞争力,普遍引起中亚国家和俄国的担忧,很有可能产生上文南南模式中的第一种利益格局,显然将面临较大阻力。正如某些经济学家所建议的,合理的补偿机制对建立这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Dean A. DeRosa.Regional Integration Arrangements: Static Economic Theory, Quantitative Findings and Policy Guidelines,Background paper for a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Report entitled Regionalism and Development,1998.

2、Anthony J. Venables,Regional Integration Agreements: a force for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1999.

3、Dani Rodrik. How Far Will International EconomicIntegration Go[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