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主义哲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建构；当代形态

一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围绕如何强化和进一步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时代的实际功能这一主题展开了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积极讨论。从深层次上看，这场讨论主要涉及以下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关于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何以可能的前提性和基础性问题的追寻，二是对于这种建构如何进行的具体实现途径和方法程序的揭示。然而，这两个方面的聚焦点又集中在如何确定哲学研究的出发点这一问题上。

所谓“出发点”，无非是指哲学研究据以进行而确定的特殊视角或选择的逻辑基点。可以说，正是一定特殊视角或逻辑基点的认定和选择才使得哲学乃至一切科学研究成为可能，然而众所周知，同是对哲学可能形态的研究，不同的研究者确定的出发点不同，选择的研究视角不同，往往规定和制约着研究者对问题的解答的方式、方法的不同，从而形成不同性质和水准的哲学形态理论，反过来，一种哲学形态理论的形成是否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这又是与它对出发点的设定是否先进、合理以及由此规定的思维方式、方法的优劣新陈密切相关的。

由此说来，哲学研究的出发点是不得不选择的，但又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从近些年来学术界对此问题的探讨来看，大致存有这么几种观点：(1)人；(2)物质；(3)实践；(4)物质和实践。以人为出发点，历史地看，这与西方一些学者攻击马克思主义“人学空场”的历史背景有关；现实地看，则与人的主体性问题的凸显紧密相连。但这种观点往往因对“人”的多重解释或限定，以及难以使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相区别等问题而受到其他论者的批评和责难。以物质为出发点，其主旨是把物质范畴提高到哲学本体的高度，意在强调人、社会以至思维是物质的现实展开和多样性表现。但这种观点明显地囿于“传统”而缺乏创意。从其思维和解释方式而言，把它作为基础范畴和主导原则去说明整个世界的由来与发展，仍承袭的是传统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和框架。相比之下，以实践为出发点则表现出更多的合理性。这种观点不仅在与旧哲学的区别上立论，而且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这种实践唯物主义是理论地坚持解释世界的唯物主义和实践地坚持改变世界的唯物主义的统一。不过，在这种观点内部又有分歧，主要表现为不同的人对实践的理解往往有不同的侧重点，如本体性、功能性、中介性、超越性等等。所以，迄今在许多方面未能达成共识。至于坚持以物质和实践论者，主要是把实践看作是物质范畴合乎历史和逻辑的发展。因而在根本点上可归于“物质观点”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笔者赞同以实践为出发点，但对“实践”的理解和运用在本论题中有其特定的内涵。作为出发点的实践，它不是用来说明“万物产生于它最终又复归于它”的所谓始基或本原，而是针对问题、对象的性质、特点的不同而设定的特殊研究视角和总体运作思路。其要旨在于为哲学改革和探索提供合理的理论基础，并为哲学形态的具体建构奠定首尾一贯的方法论前提。

在我看来，以实践为出发点或者说实践作为一种哲学视角，并非我们的独创，而是马克思当年用于批判旧哲学、建构新唯物主义的一把“双刃剑”。这把双刃剑在马克思创立新唯物主义过程中，具体表现为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三者统一。所谓“立场”，意指马克思从诘难传统本体论和哲学的单一解释功能入手，将哲学的重心由“说”(解释)转向“做”(改造)，这就使得“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成为不可能，从而彻底避免了来自唯心论和旧唯物论无可逃避的理论尴尬。所谓“观点”，意味着实践在马克思那里又是一种“精神”，它渗透于对哲学问题的解析和说明之中，内蕴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有的思考角度和释义方式。所谓“方法”，则意指与哲学重心转移相应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马克思认为，在旧哲学中，承认物质和精神的分化和二元对峙是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共同前提。在这一前提下，它们的思维采取了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模式。在思维类型上，它们同属于与科学探索方法无异的对象性思维方式。在追求旨趣上，它们企求获得关于世界的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的“普遍知识”。与旧哲学不同，马克思第一次将实践提升为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去辩证地理解和把握物质和精神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发展。在思维类型上，实践论思维方式已不再是对象性的而是反思性的思维方式。在追求旨趣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是提供关于世界的始初本原或终极本性的理论，而主要是提供给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有效地改造世界的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从这里不难看出，马克思立足于实践这一特定视角，开启了哲学的功能和性质从“解释世界”向“改造世界”、从“知识论哲学”向“方法论哲学”的转变。从此，哲学走上了真正“自己构成自己的特殊道路。”

至此问题已清楚：一定的哲学形态理论要求并依托于一定的哲学研究出发点，另一方面，一定的哲学研究出发点又必然造就和表现出一定的哲学形态理论。二者之间在性质、内容和水平上具有一种内在相关性，互相要求、互相依托、互相表现。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来看，正是马克思对“实践”这一哲学研究视角或出发点的合理选择，才使得对旧哲学的超越，实现哲学史上的划时代变革成为可能。笔者认为，以实践作为哲学研究的出发点，才能创设出符合时代要求和社会需求的新哲学形态。

二

在人类哲学思维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作为哲学形态演化更迭过程中的一种历史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时代所塑造从而具有时代特点、体现时代精神的特定内容和具体形式的有机整体。对于它的未来发展趋向和形态的预测和探索，同样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在我看来，从探索的可能思路来看，不外乎以下三种基本取向：一是解释性思路。从历史渊源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东方国家对它的理解和业已形成的哲学体系，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解释性理论。这种解释是否符合早先马克思的原意或“文本”，并未盖棺定论，因而对它的重新解释可以不断进行下去，具有历史的开放性。二是重构性思路。这一思路并未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文本或对象本身，而是在此基础上，针对现有哲学体系存在的问题和缺憾，根据社会实践和时展的要求，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对其予以分解和重新整合。这既是一种继承前提下的批判性分析和考察工作，又带有一定的开拓性和创造性。三是解构性思路。比较而言，这种思路带有更多的“否定”意味和内涵。由于“否定”既可以是消极意义上的，即绝对否定；也可以是积极意义上的，即辩证的否定即扬弃。相应地，沿着这条思路去建构哲学的可能形态，大致有两种不同的结果：或是与原有哲学形态没有承继关系和历史联系的面目全非的一种新的哲学体系；或是建构起来的哲学形态在更高的层次上深刻地体现出这种哲学的内在精神，更能发挥它在当代的积极作用和功能。

应该说，上述三种基本思路各有自己的合理性和片面性。然而，无论采取哪种思路，其指导思想必须是明确的，那就是：我们探索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当代形态，因而不能用这个“说”或那个“论”去消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应是在坚持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此同时，无论采取哪一种思路来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必须在其过程和结果中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第一，符合社会实践的内在逻辑。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相反总是根源于社会实践。不论一种哲学理论多么博大精深或者看来多么荒谬，我们都能从当时的社会实践中揭示它的成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体现着“实践精神”的哲学理论，它的内在结构理应是按照实践逻辑所展开的当代社会实践结构的哲学抽象。任何游离于实践之外去侈谈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都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第二，符合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哲学的发展不仅遵循着社会实践发展的客观逻辑，是“按照实践逻辑所展开的一定时代的社会实践结构的哲学抽象”，而且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有着自身发展的相对独立性，遵循着“自己构成自己的特殊道路”。不论哲学的各种形态区别如何明显，继起的形态总是蕴涵于先在的形态之中，在先的形态总是包含着发展为新的形态的可能性。这种更迭和演化是哲学自身逻辑的历史性展开。循着哲学历史的发展，可以使我们站在前人肩上进行哲学思维，去探寻新的哲学世界。第三，能够吸收、融汇人类实践和科学的最新成果。真正的哲学应当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力求把“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1]。要做到这一点，哲学研究、哲学形态的探索既要世界化又要民族化，是世界化和民族化的统一。所谓世界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全球意识和世界意识，一方面要自觉地面向当代世界人类实践，积极地探索当代人类所面临的各种形式和类别的“全球问题”、“发展困境”等，从中获取发展自身的思想材料和资源；另一方面要更加自觉地与当代世界各种哲学流派开展交流与平等对话，批判地吸收其积极成果，扬弃和克服其不足。所谓民族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民族意识，一方面要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发掘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华更加自觉地结合起来，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获取优秀的民族文化资源；另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加贴近和深入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从亿万人民的现实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寻找和创造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形式和民族内容，使之具有更为坚实的中国文化意蕴和民族根基。第四，能够解答现代人们面临的困惑和疑难。这种解答不是提供现成答案，而是通过哲学形态的转换，能够为人们提供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能够为人们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提供一种新的思维视角和方式。依靠这种思维视角和方式，就有可能对人们面临的许多问题，包括原有的同一问题和新出现的问题，如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计划与市场、主与辅(公有制与多种经济成份)、统与分(宏观调控与自主经营)、竞争与协作、先富与后富、公平与效率、个体与整体、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索取与贡献等等，能够有一种新的理解和阐释，从而获得比较合理的解答。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应当如何建构?笔者认为，沿着实践思路可以在以下相互联系的两条路径上进行。

一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现有体系)为对象，以实践的方式对其进行重组和重构。这种重组和重构之所以必要，深层地看，则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思想与业已形成的现有哲学体系之间，或曰“文本”与理解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偏差。这项工作的目的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恢复到它应有的合理形态。这种合理形态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尽管学术界关于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讨论十分热烈，但从总体上看，其构想仍然是粗略的，未深化的。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廓清和明晰化，如何操作有待进一步具体化。诸如这一形态的内部结构应由哪些部分所组成，各部分之间如何相互关联和逻辑递进，对哲学诸多问题应采取何种释义方式和表达方式，如何使得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这种建构真正体现和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实质和总体理论特色，等等。对此我认为，关键在于把实践作为一条红线，以实践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博大精深的理论内容。其具体操作这里仅以一个问题为例略加分析和说明。如认识论问题。马克思始终是围绕着人的实践来谈人的认识，在实践与认识的互动构架中去阐释认识之可能，认识的真理性以及认识的意义、归宿等问题。首先，在马克思看来，哲学的使命最根本的在于改变世界，即通过革命性的实践，使世界向人生成，成为人的世界。因此，解释世界自身并不具有自足的或独立的意义，它只有被整合于整个人的实践之中，成为实践性认识，而人的实践也据此成为为人所理解(认识)了的实践，这样的解释才是具有真正的生命力和正确的解释。其次，实践不仅能检验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而且对那种“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所谓通过“人对这个实践的理解”，是指把人的认识还原到实践基础上，通过对产生认识的实践活动自身性质、特征、功能、归宿等的理解，来解决在纯粹理论认识中不能解决的问题和困难。再次，人的认识所面对的对象世界之所以具有可理解性，能为人所认识，就在于它是人的实践力量的对象化的过程及其产物。当这种对象化的存在反过来成为人认识的对象时，人对这一对象的认识恰恰映证或凸显的是人对自己的认识。在这里，人的自觉活动与人的自我认识交织在一起。最后，人对世界的认识是为了实现人对世界的改造，而改造的真正目的又在于不断地满足人的需要。从这一基点出发，人通过实践去认识世界，也就是通过实践去阐释世界相对于人的价值和意义，否则，对世界的认识既无必要亦无可能。因此，在认识向实践生成的过程中，必然包蕴着对认识的实践建构和实践批判的双重肯定。人们不仅通过观念建构世界来指导实践建构世界，使世界发生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的变化，还通过观念批判世界来指导实践批判世界，以变革世界的实践方式来扬弃旧的不合理的世界，建设一个合乎人的本性需要的意义世界。由上分析可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际上是一种实践阐释理论，或者说实践阐释学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形态。

马克思的这种实践阐释方式不仅体现在认识论方面，在其他方面亦同样如此。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赘述。既然我们认定实践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当年创立的哲学的应有形态，那么恢复它应有的合理形态就构成了当代哲学发展可能形态探索与建构的必要和重要的一环。否则，任何形式的探索与建构都将可能失去何以进行的对象性前提和基础而陷于流产。

与前一条路径相联系的另一条路径是：在“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通过总结和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与现状，以人与世界关系的时代性变化及其特点为根据，借助于多种参照系，在与历史上和现代社会中的各种哲学形态的比较研究和对照分析中，把握当代社会实践的最本质特征，建构起反映时代性哲学主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比较而言，沿着这条路径进行探索和建构，最为重要的是要把握当代社会实践的最本质特征，从中领悟到现代社会的时代性哲学主题。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所以把自己的哲学叫做“实践的唯物主义”，就在于他一再强调它“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3]。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的这种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论结构理应是“按照实践逻辑所展开的当代社会实践结构的哲学抽象”。

对于当代社会实践的本质特征，人们正在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概括。依我之见，当代社会实践显现出这样一个矛盾性的特征：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社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现代物质文明，人的主体性日益增强，另一方面则是“全球问题”给人类带来的生存与发展困境和人的精神困惑与迷惘。面对此状，人们不得不冷静下来，深刻反省自身现有的活动方式和思维模式。在此基础上，如何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把技术创造的物质奇迹和人性的精神需要平衡起来，实现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的和谐有序的统一，就成为当代哲学必须关注的时代性主题。而这种时代性的哲学主题一旦为当代哲学家所认识和把握，则势必对当代哲学的形式和内容及演化趋向发生非常深刻的影响。如果说古代人侧重研究世界的本质问题而形成哲学的本体论形态，近代人关注科学认识问题而形成哲学的认识论形态，那么，当代人则由于关注人自身的精神安顿问题而使得哲学的价值论形态可能成为未来哲学发展的主导形态。

建构主义哲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哲学;建构主义;国际关系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开始突破了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朝多元化、跨学科、交叉性的方向发展。冷战结束后，这种多元竞争的局面更加活跃。这一时期兴起和逐步完善的以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为突出代表的国际政治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日益受到人们重视，成长为势头强劲的理论学派。它与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一起，成为了当代最有影响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且渐有后来居上之势。建构主义的理论基础，探讨的主题，考察问题的角度、方法和思路都与哲学有着紧密的关联，或者说有着鲜明的哲学特征。

一、建构主义的哲学基础

建构主义原本并不是国际关系学界的概念。它最初被用于教育心理学领域，曾经出现在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论述心理发生发展及认识形成的著作《发生认识论原理》当中。在这一领域，“建构主义”被用来说明儿童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同化”与“顺应”两个基本过程，逐步建立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发展自身的认识结构。这一心理学基础应用于教育学中，即演化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学生、教材(知识)、媒介四要素相互作用的建构主义教学模式。[1](P 58-60)

对建构主义使用最广泛、最深刻的是社会学领域，建构主义被人们公认为社会学领域内的概念或方法。这也是国际关系领域内的建构主义被称为“国际政治社会学”的原因。在这一领域，建构主义主要是指一种系统的社会学方法论，即从社会化、规范化的宏观整体出发，研究社会体系、构成这一体系的个体及其观念、身份和行为实践。

国际关系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可以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社会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韦伯的政治社会学、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等找到其深厚的社会学渊源。[2](P 1)然而，作为一种足以挑战国际关系主流理性主义学派的全新理论，建构主义首先要做的就是夯实它整个理论大厦的根基，建立与之相联系的深厚哲学基础。

哲学是什么?形而上地说，“哲学是指导人们生活的艺术或智慧”。形而下地说，哲学是人们理解世界和人自身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和方法，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价值观。哲学源于人类好奇的本能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它的永恒主题是人。[3](P 4)

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是全面提出和阐述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作，著作的第一部分基本上是社会理论和哲学理论。[4](P 3)温特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各个方面讨论了社会建构问题，同时建构了他“温和建构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一是基础性层面，即第二层面问题，涉及有什么内容以及我们怎样解释和理解建构主义”。[4](P 5)建构主义在其理论部分的中心词语是:社会结构，施动者，共有观念，建构。即认为:国际社会的结构是由国际体系的施动者通过其共有观念来建构的社会性结构，而非纯粹的物质性结构;即使是行为体自身的身份和利益也不是天然固有的，而是由共有观念和与之相应的社会性结构来建构的。这是国际关系几大要素的基本关系问题。

从哲学的角度来理解，建构主义承认社会结构和行为者身份是一种存在，观念属于思维范畴，但是这一存在并不是先验的、绝对的存在，而是物质因素和思维共同建构的存在。它们的联系就在于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存在，同时建构了存在。而存在既是已有的物质存在，同时也是受思维影响的存在。因为世界毕竟只是人们所认知的世界。(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太阳，其实只是感受到了它在几分钟以前放射出的光芒，而不是此刻真正的太阳的状态。)这也就是说，建构主义并不否认理性主义所讨论的世界具有客观性，并且可以认识，但是这种客观性只有在认识的主体间才能得到体现。因为认识客观世界必须在认知实践中才能实现。[5](P 30)

建构主义试图以整体主义和观念主义的方法，诠释国际政治的体系和个体及其相互作用，对观念的建构作用、社会结构和行为体的相互作用的阐发带有明显的黑格尔辩证唯心主义哲学的痕迹。它所宣称的“探求国际政治环境从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过渡”，追寻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友谊的目标取向，则更鲜明地展现了建构主义类似哲学的价值追求。

二、建构主义与人、社会、观念

在国际关系的动力和构成问题上，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社会的主要施动者“国家”实际上是无法看到的，国家行动依赖于个人活动，个人的共有知识再造了国家作为团体人或团体自我的观念，“国家也是人”[4](P 272-278)。实际上，相对于理性主义把国家设定为“理性经济人”的那种人格化来说，建构主义更加深刻地分析了个体主义的人和人性，它揭示出，施动者(国家)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意愿的多元化作用建构了国家的共同观念，从而影响国际政治。它甚至把国家比拟为人，但它是一个有观念和主观性的“人”，而不是一个客观的符号。从这一点来说，建构主义可以称得上是人本主义。

而人恰恰是哲学的主题。哲学探讨人的肉体与灵魂、生存与毁灭、精神与价值以及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建构主义从具有主观观念和主体认识功能的“人”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考察国际关系，实质上是在阐述关于人、人的观念、人与社会(国家层次和国际层次的)相互关系的建构主义主张。

建构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关系规定了人的存在，而社会的人及其观念共同建构国家，从而建构整个世界。建构主义从它的角度揭示了人存在的意义以及国际关系的实质:即国际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人与人的关系，从特征上看是扩大了的人际关系，是人以及人们的共有观念建构起来的一种社会关系。由此，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凭空的，不是先验的，而是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互动的结果;不是不包含人的观念与价值的“冰冷的机器”，而是能够体现人的主体性、社会实践性和主观能动性的政治现象。它跟国内政治一样，是公民的意愿与选择的多元化作用的结果。建构主义发掘人，人的观念和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联系，把三者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它拉近了个人与国际关系的距离，使国际关系变得人性化，使国际关系不再是实质上只作为概念存在的“国家”之间的事，使人性回归国际政治。[4](P 31)这不能不说是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贡献。

三、建构主义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所谓世界观，通常是指人们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而价值观则反映人们的需要、取舍、倾向和意愿。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注重价值观，世界观与价值观反映哲学的特性。

建构主义的世界观是明确的。它认为，“世界无政府状态”是一种特定事实，但是它不是先验的、自在的。它是世界体系的施动者及其共有观念建构的，因而也是可变的。这在哲学上就是说，世界是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也是我们的世界，人对世界来说不是无为的。这样，建构主义既肯定了现实主义关于世界无政府状态的实在性，肯定了新现实主义关于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又修正了这两者的观点，把这两种理论避而不谈的“世界无政府状态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并且深入研究，进而提出了自己革命性的理念主义观点:“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而不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4](P 1)。与此同时，建构主义用辩证主义哲学的方法，把新现实主义体系理论所忽略的单位层次因素对体系的建构作用，作为建构主义所要解决的另一个中心问题。而它的答案就是:“结构引导角色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重新界定它们的利益和认同甚至角色自身。”[6](P 380)简言之，这个国际关系的世界，实质上是体系和施动者(包括共有观念)之间的相互建构。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状态问题。

与此相应的，在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和方向问题上，建构主义坚决摒弃了科学行为主义的所谓价值中立，在现实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价值观问题，提出了理性的“理想主义”。它认为，既然国际体系的施动者国家是个体人共有观念的集合，世界体系是由施动者及其共有观念建构的，体系也建构了施动者的身份和利益，而和平、幸福与友谊是正常的个人的需要，那么也就有理由相信，国际社会可以坚决地抛弃“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霍布斯式无政府文化，从竞争对手式的当代洛克文化状态走向相互友爱的康德文化，从而确保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的福祉。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可以变化，变化的方向是向前的、进步的、乐观的，从而国际关系也将向着和解与和平的方向发展。它断然拒绝了现实主义关于国家的自私本能导致国际关系悲剧循环的理论，在肯定由于国家的选择和实践的消极和失误有导致国际社会“依然陷于洛克文化之中不能自拔”[4](P 42)的可能性的同时，展望了国际社会的光明前途，并对有实力的大国以及它们的选择和努力寄予厚望。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社会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理论殊途同归。四、建构主义的方法论

建构主义成型于旧的国际格局解体、新的格局尚未形成的国际关系大变革时代，实践的需要呼唤理论的创新，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由此应运而生。但是，理性主义方法统治国际关系理论界已有多年，建构主义如何引导人们摆脱绝对理性主义的束缚，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分析和研究国际关系呢?

建构主义的方法论特征是整体主义，它从国际体系结构的总体出发，强调体系对国家的建构作用，特别是国际体系文化对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构。首先，它引导人们怀疑理性主义关于行为体身份不变的假定前提，通过两个相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关系和观念，[4](P 40)轻而易举地对理性主义理论的这一固有缺陷进行证伪。国家间关系是变化的，国家之间彼此的看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一点人人皆知，因而理性主义理论派别对此根本无从反驳。然后，进一步归纳得出:建立在实证主义和因果性解释基础上的理论假定———国际关系是一个外在的客观现实，可以通过自然科学方法加以证实的观念———是错误的。因为社会历史事件是不可逆转、不可还原的，它只能由我们，站在各自不同的位置，带着各自特有的知识、经验、价值和道德观念去认知。进一步说，完全客观的现象即使存在，对于人来说也是没有意义的，理论研究者诠释的所有事件都是人们主观认知的现象，它不能脱离物质因素的作用，但观念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的。而国际关系的实质，就是结构、施动者和共有观念的互相建构。建构主义用普通的哲学逻辑方法，向人展示了一个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世界。

但是，如果我们追问，建构主义最初是何以发现和断言国际关系的这种建构主义特征的?因为观念建构体系，体系与施动者互构本身也是不能由科学加以证实的，恐怕这只能归功于建构主义的最初创立者们所谓“智的直觉”了。

五、结　语

从哲学视角考察和分析建构主义，无疑会让对这种理论更加充满期待。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是辩证的，它重视理念的作用，又不否定物质;它是实践的，它把国际关系中问题的最终解决出路放在国家的实践上;在分析体系结构和国家时，它实际上是真正承认现实的理性主张，却又对国际社会达到互相友爱的康德文化状态充满理想主义的激情;它把国家比拟为人，从人本、人性来考察国际关系的真实属性。温特“温和建构主义”的本意是要在传统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4](P 2)，却开辟了一方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全新领域。

[参考文献]

[1]　何克抗 建构主义革新传统教学的理论基础[J] 中学语文教学，2002(8)

[2]　郭树勇，叶凡美 试论建构主义国关理论及其社会学渊源[J] 国际观察，2002(1)

[3]　胡军 哲学是什么[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　[美]温特 国际政治社会理论[M] 秦亚青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建构主义哲学范文第3篇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重构

    从深层次的内在关联来看,此种宿命论式的历史理论必然性地“孵化”出了实践上的“主观主义”和“官僚唯意志论”。对此,卢卡奇曾经精辟地指出:“只是从非辩证的和非历史的观点来看,宿命论和唯意志论才是相互矛盾的。从辩证的历史观来看,宿命论和唯意志论只是两个必然的相互补充的对立面。”[13](p5)正是基于斯大林哲学过于强调历史必然性而无视人的主体地位的根本缺陷,东欧理论家普遍转向了极力彰显人的实践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人道主义,并以此为前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重构。对此,马尔科维奇在论及“新哲学”的性质时明确指出:“它必然是人道主义的:与斯大林主义的冲突导致了对官僚体制以及把社会主义归结为纯粹的物质增长,归结为非个人的、绵羊式的集体主义(在这种集体主义中,人的个性被抹杀了,人的关系被歪曲为政治关系)的官僚作风的一种强烈的批判态度。”[6](p2)不能否认,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各自彰显人道主义价值的理论重构中存在着研究兴趣和对某些具体问题理解上的差异,但在一般性的理论构架上无疑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下面,我们从三个层面对其进行简单的勾画。首先,“实践”本体论地位的确立。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实践不仅是人的本质性存在方式,而且是人类世界由以形成的基础。对此,南斯拉夫“实践派”的代表坎格尔加的论述极富代表性,他指出:“在谈到人的时候,必须同时谈及他的世界,人的世界只有通过人的历史生成,即通过把自然改造为人的自然才能实现。因此,无论是人自身,还是他的世界,都代表了作为纯粹外在(及自身‘内在’)所予和直接性(天然性、原始性和无意识性)的自然之历史—实践的人化过程。”[6](p53)也就是说,历史和自然、人与世界既不是统一于抽象的物质,也不是统一于抽象的精神,而是统一于实践,正如科西克所说:“就实践的本质和普遍性而言,它是人的秘密的揭露:人是一种构造存在的存在,是构造从而把握和解释社会—人类是在(即人类的和超人类的实在,总体上的实在)的存在。人的实践不是与理论活动相对立的实际活动,它是人类存在(即构造是在过程)的决定性因素。”[14](p170-171)其次,基于异化理论的当代社会批判。可以说,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确立的“实践”本体论体现了他们对应然性的人之本质及其生存状态的根本看法,即人是一种通过永无休止的实践创造活动而不断向未来敞开的存在。在这一过程中,人的世界朝着更加符合“人性”的方向发展,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程度同时也不断得到增强。基于这一前提,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当代社会所造成的人的自由创造性性本质的异化进行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例如南斯拉夫“实践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异化、政治异化以及意识形态异化的揭露和批判,赫勒的日常生活批判对人之陷入重复性实践(思维)以及由此丧失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分析,科西克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伪具体总体”以及人沦为单纯的“经济动物”的生存状态的揭露和批判,等等。此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遍认为,在现存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异化现象,包括商品拜物教、政治异化和国家权力、少数人的创造性活动与绝大多数人机械而低贱的劳动之间的鸿沟,等等,并从理论上展开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最后,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改造纲领。批判的目的在于超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基于对当代社会的批判提出了许多新的替代方案,例如南斯拉夫“实践派”的“生产者自治”、布达佩斯学派的“激进民主制”、波兰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科拉科夫斯基的作为各种价值之调和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沙夫的“新型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从总体上剖析这些方案的内涵,它们都体现了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这一点无疑直接从科拉科夫斯基和沙夫所提出的方案本身中便可以看出。而对于未来“自治”社会的核心要义,弗兰尼茨基明确指出:“以当代世界最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的发达的生产者自治,是这一社会区别于迄今为止所有社会的真正的、本质的、决定性的特征。它是这样一种新型民主,即只有在此基础上,不是损害他人而是同他人团结的、自由的个体才能发展和丰富起来。”[15](p402)同样,赫勒将“激进民主制”视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形式民主的完成”,“其核心是个体自由和平等参与社会决策的权力,即平等的自我决定”。[5](p140)毫无疑问,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方案与他们的极力彰显人的创造性价值的理论追求是高度一致的,无论是“人道的”抑或“民主”的,都是为了凸显自由的、创造性的和自我创造的实践主体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以上三个方面内在相关,依次递进,共同构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逻辑结构。就其理论取向来看,此种重构极力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向度与批判和改造世界的功能,并在深层次上体现了东欧理论家对“自主”探索新的未来发展道路的理论关切。

    “异化理论”的内在根基及其理想主义色彩

    虽然后期的思想也体现了某种程度的变化,但却决非是根本性的变化,而毋宁说实现了对早期思想的具体化,即“用具体的经验知识补充哲学,把先验的人本学观点融合到一种具体的、切合实际的理论中去”,这就是马克思为什么要“从《经济学—哲学手稿》迈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11](p260)科拉科夫斯基同样认为:“设想巴黎手稿包含《资本论》的全部精髓,那当然是完全错误的;然而,这些稿子实际是马克思一生写下去的一本书的初稿,那本书的最后形式就是《资本论》。而且,有正当理由设定,最后形式是以前稿子的发展而不是背离初稿。”[16](p155)从马克思思想演进的历程来看,由于经济学知识的缺乏,青年马克思尚不能在科学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对其展开内在批判,而是选择了一种外在于现实的人本主义路径,即通过预设理想性价值出发,对现实社会的“非人性”进行揭露和批判。正因为如此,当马克思声称要通过“实践”改造现实时,其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强烈的理想性诉求,“实践”未能被注入丰富的历史性的内涵,而是体现为对人在未受“现代性”迫害之前的一种“应然性”状态的价值悬设。正因为如此,当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依托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来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其理论本身也必然烙上浓烈的理想主义色彩。首先,作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构之本体论基础的“实践”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应然性的“价值”预设,而不是成熟时期马克思视野中的处于特定生产关系中的感性实践活动或生产。例如,南斯拉夫“实践派”普遍认为:“‘实践’(Praxis)则是一个规范概念,它指的是一种人类特有的理想活动,这种活动就是目的本身并有其基本的价值过程,同时又是其他一切活动形式的批判标准。”[6](p19)而当科西可指认“实践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因此,它绝不是只决定人类存在的某些方面和某些品格,而是在一切表相中渗透到人类存在的本质”[14](p171)时,同样体现了对人的“本然性”特征的描述。(p923)其次,这种理想主义色彩更为明显地体现在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上。基于对“实践”概念的人本主义理解,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遍坚持以对人类未来美好的生活状态的设想为前提,极力强调对人类生存现状的实践批判和超越,从而确立了以“未来”规定“现在”,以“应然”引领“实然”的历史理解路径。正如坎格尔加所说:“在现实的历史的水平上,生活意义的问题只能根据那种尚不存在,但却可能而且应该存在的观点,即根据未来的观点和倾向而提出,这已经包含了对现存事物之改造的需要和动力。”[6](p57)而当赫勒强调“哲学要求世界成为人性的家园”,因此其“必须成为激进运动的哲学”时,同样表明了这一点。而当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将此种激进的哲学批判付诸实践,并由此提出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替代方案时,则必定会因其理想性的色彩而无法付之于有效的行动。对此,衣俊卿教授指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还处于纯粹理性(理论理性)同实践理性的反差之中,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似乎表现为理论上的强者和实践方面的弱者。”[19](p644)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得与失启示我们,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必须实现“回到马克思”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有机结合。但是,回到“什么样”的马克思决不能根据我们的“需要”来筛选,而必须在深入而全面地把握马克思思想演进过程的基础上,不断挖掘体现其思想真髓的科学理论、观点和方法。唯有如此,才能真正造成“回归”与“发展”、“坚持”与“创新”相互促进的生动的理论发展局面。

建构主义哲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政治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构建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1-0016-02

政治哲学思想的产生不是偶然性的事件，而是在世界经济和思想发展的前提下的必然结果，从上世界70年代开始，一些重要的思想理论被提出来，尤其是随着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西方学界的许多学者开始注重对政治哲学的研究，而且这一研究人员越来越多[1]。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外的一些最新思想和研究方向也传入我国，引起了我国许多哲学研究者的兴趣。在中国近年来也掀起了研究政治哲学的热潮，随着进一步的发展，一些国内知名学者大胆断言，政治哲学的发展速度极快，可以说已经逐渐在世界哲学研究范围内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这一学科的发展和研究人员的增多能够帮助世界哲学研究者正确认识该思想，同时，政治哲学的兴起也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如政治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如何应对等。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首先厘清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兴起的原因及政治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一、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兴起的原因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指导思想，在社会中通过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来取得理解问题的资源，同时每一个时代又具有区别于其他时代的特征，社会中的问题也就是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特征和现实的体现。立足时代和现实研究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条基本思路。政治哲学的兴起和引起世界哲学研究者的关注，正是因为其是时展的一种反应。所谓政治哲学，综合学界观点，主要是指对政治生活或政治事物的哲学反思。西方发达社会现代化起步较早，上世纪中期西方国家进入一个快速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同时社会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如环境问题、政治问题、能源问题等。由此，西方的学者开始从政治等方面思考这些问题，力求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促使了该学科的兴起和快速发展。

我国的现代化发展相对较慢，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的发展才出现了与西方50年代相似的国情，只是这种国情远比西方国家最初遇到的情况复杂得多。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历史和文明特点更加鲜明[2]。中国一段长期的封建时期，中国的文化和政治特点深深地体现着封建的烙印。而西方国家的历史可以说是起源于民主制度和思想，但是中国一直到近代社会才产生民主思想，这种文化思想的影响不是一时就能消除的，同时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问题也更多且复杂。简而言之，我国社会还处在前现代向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虽然前现代性因素依然制约着我国现代化建设，但现代性因素已开始发挥积极作用。

尽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社会发展进步更加迅速，但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系统归纳和总结可以看出，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政治领域的问题，又都涉及权力过分集中的现状。遇到问题就应当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邓小平同志曾在谈话中明确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我国的渐进式改革之所以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又产生这么多的负面影响，都与此直接相关。正是出于对中国政治、社会领域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的深刻反思，近年，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关注这些现实问题，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兴起也就成为一个必然趋势。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构建

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制度建设和经济改革的重要思想依据，这一思想在我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无可比拟的作用。而随着政治哲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吸收其中的积极部分来解决我国当前社会建设所面临的最新问题，构建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政治哲学，做好这一工作的重点就是做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的转变[3]。

任何一项学术研究，都离不开两个基本方面，即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式。简单地说，就是研究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切入点，应该从现实问题入手还是从建构理论入手。对于这一问题，多数学者应当以社会现实问题为前提进行哲学研究，但是还有少部分学者持反对意见。19世纪马克思曾对脱离现实研究问题的方式提出过批评，我国的一些知名学者也做出了批判，如韩庆祥教授把这总结为三种顾虑：“其一认为研究现实问题不是学术，不愿研究；其二怕研究现实问题触及政治，不敢研究；其三认为哲学解决不了现实问题，不必研究。”

哲学的研究不能脱离社会而成为单纯的思想的东西，政治哲学的研究也是如此。马克思的哲学是社会的哲学，即在社会中研究问题的哲学，哲学承载着思想，思想是时代的声音，思想必须要反映时代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这是由哲学的批判特性所决定的。政治哲学也是如此，它是人们对社会中发生的一些问题的思考，正如马克思说的；“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社会是不断进步的，每个时代都会出现相应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这个时代对新的哲学研究方式和内容的呼唤，就如同每一个事件都具有时代烙印。以此，永远不能抛开时代去研究问题，哲学的研究一旦脱离的社会的现实必然会出现死亡，其研究的内容也不是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哲学研究的另一个重点应当是通过对社会的观察自己提出一些问题，并积极采取措施认识这些问题并最终解决之。总之，批判性地反思人类生活的时代意义，理论性地表征人类生活的矛盾与困惑、理想与选择，从而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这才是哲学的基本要求所在。

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也面临着巨大的任务，中国社会中出现了许多的社会问题等待解决，其中最主要的方面就是政治社会中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当以政治生活作为切入点，形成适应这一环境的政治哲学理论。当代中国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政治领域内的权力集中问题。因此，从权力及权力结构入手，来进行中国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是构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一条重要途径。

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研究方向也应当有所倾斜，当前首要的任务应当是从政治社会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入手，建构自己的、适应于现实生活并能引导时代思想潮流的政治哲学理论。当代中国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政治领域内的权力集中问题。所以，立足于权力和权力结构，构建中国的政治哲学理论，为当前的政治哲学研究开拓一条新的道路[4]。

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正确认识中国发展面临的社会问题是政治哲学发展的前提和具有生命力的保障。韩庆祥教授提出了“中国问题”的概念，他指出在哲学的发展方向上，应由只注重“词句革命”的哲学走向相对关注“中国问题”的哲学，这对我们研究当代中国存在的问题很有启发意义。当代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日益增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必须具有“问题意识”，走向面对“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参考文献：

〔1〕列奥・斯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234.

〔2〕俞建兴，李丽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团队[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2（11）.

建构主义哲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列宁 经济 阶级 民主

一、大力发展经济，夯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

列宁认为，经济落后的国家同样可以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因为革命成功后的经济落后的国家具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极小农结成了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如此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1]P768 经济落后的国家已成功夺取国家政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事情的结束，可以坐享其成了。既然，国家经济落后，那么在夺取政权后就要改变这种现状，为更高的目标而努力。只是，国家取得了政权，就是掌握了发展自己国家的工具，可以决定自己发展的方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他一切的发展都需要经济的支撑，因而，国家需要大力发展经济。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就好像自行车只有在保持一定速度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平衡一样。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相对比较弱，需要大力发展本国的经济，继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经济保障。

二、无产阶级执政党要协调与其他阶级、阶层的关系，发动广大人民投身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

列宁指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具备两个条件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一是及时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援；二是实现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之间达成妥协。在其他国家的革命还没到来之前，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小农占大多数，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继而苏联采用实物税和自由流转的制度。业主一定会为自身的利益而努力，因为向他们征收的将不是他们所有的余粮，而仅仅是实物税，这种税额应当尽可能预先加以规定。列宁采取的这些措施大大加强了工农关系，有利于苏联社会的稳定。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民人数占总人口的大部分，可以说农民阶级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力量，但我国是由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所以需要加强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关系，从而调动广大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性。在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条件下，我国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和摩擦日益增加。因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处理好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协调好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继而，提出我们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使得全国人民都能积极投身到国家的建设事业中，为伟大祖国的复兴出一份力。

三、发扬民主，反对，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政治氛围

发扬民主，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要达到的目标。列宁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2]P168

列宁主张通过改革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广泛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使群众感觉到：“苏维埃政权是他们所获得的比较民主，比较接近劳动群众的政权”[3]P381。列宁一再提醒俄共的党员和干部：共产党员不过是人民群众这个大海中的一粟而已，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人民群众。

晚年的列宁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解决的有效的办法：一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改造小生产，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二是实行党政分开，精简机关人员，改革国家机构，转变工作作风；三是普及教育，提高劳动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四是加强法制建设，用法律与作斗争；五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增强人民群众对权力的民主监督；六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保持与发展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列宁指出“对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4]。虽然列宁是针对苏联的国情提出的办法，但这些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仍有很大的借鉴作用，利于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四、结束语

列宁是第一个有着领导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经验的无产阶级领袖，他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付诸于实践。列宁针对俄国的实际情况和特殊国情，为俄国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和谐找到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尽管列宁从事社会主义实践的时间很短，但是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一系列可贵探索、有关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实践有着指导作用，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精神财富，为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以及最终走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3]列宁全集：第5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4]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5]袁方.列宁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管理[J].东岳论丛，20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