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经济特征
封建社会经济特征范文第1篇
那么，怎样运用归纳法总结历史阶段性特征呢？下面，笔者结合教学实践谈谈自己的看法。在运用归纳法总结历史阶段性特征时，需要做好以下三步：
第一步，分类梳理史实。
这是归纳的基础。因为史实浩如烟海，只有依据学习目的将具体史实进行归类整理，才可能进行第一步的研究。在总结历史阶段性特征时，归类整理的方法是，把同一时期、相同性质的重要史实排列在一起，或者按史实的基本分类（如政治类、经济类、思想文化类等）将同类重要史实排列在一起。例如，在总结春秋战国时期的阶段性特征时，把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王室衰微、分封制崩溃等史实与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各国变法运动等史实归于政治类；把铁器牛耕的使用推广、井田制的瓦解、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确立、经济的发展等史实归于经济类；把春秋时期的思想文化和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等史实归于思想文化类。
第二步，分析得出每一类史实的本质特点。
任何一类史实或一个史实都有若干特点，为了最终得出规律性的认识，就要找出其本质的内容，分析得出其本质特点。仍以总结春秋战国时期的阶段性特征为例，在分类梳理的基础上，可以根据经济上铁器、牛耕的使用和推广，井田制的瓦解，私田的出现，各国通过变法将封建土地私有制合法化进而推动经济繁荣发展等史实，总结出这一时期的经济特征：封建土地所有制代替了井田制，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可以根据政治上春秋时期王室衰微、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进行变法确立封建制度等史实，总结出这一时期的政治特征：奴隶制瓦解，封建统治确立，上层建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思想文化上从百家争鸣到法家思想备受统治者推崇的变化，反映出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的变化和政治上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是密切相关的。
第三步，概括不同类史实的共同本质，或者通过分析不同类史实的内在联系，揭示历史阶段性特征或发展规律。
封建社会经济特征范文第2篇
历史科《考试说明》中一项重要的能力要求，就是“再认、再现历史的阶段特征、基本线索和发展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平时的教学中，尤其是在高考复习中，必须重视历史阶段特征的教学。什么是历史发展的阶段特征呢？概括起来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和每个时期的不同阶段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阶级关系、国际关系、思想文化等领域呈现的带有普遍性的基本特点。认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阶段特征，这是历史学科的基本要求和方法之一。不懂得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阶段性和阶段特征，不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去分析历史的阶段性与阶段特征，就不会懂得历史现象和历史进程为什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因此掌握这些阶段特征，对于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本文就世界近代史的基本特征，作一概括说明。
世界近代史是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至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并逐步形成世界体系和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历史。关于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史学界还存在着不同观点，尚未形成定论。1995年新编订的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仍以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而1996年秋季启用的新编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教材，则从14、15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兴起讲起，将这段历史作为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折，作为世界近代史正式到来前的序幕。
从14、15世纪到17世纪早期，欧洲正处在封建社会解体和资本主义兴起的阶段。在经济和生产领域，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在地中海沿岸和西北欧的一些地区，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早期阶段——工场手工业已经兴起，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正在解体。国际关系方面，以西班牙、葡萄牙为首的殖民主义者，开辟新航路，侵占掠夺殖民地，成为欧洲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在思想文化领域，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冲破天主教会和封建传统观念的桎梏，掀起了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在阶级关系上，一方面是农民阶级的反封建斗争更加高涨，一方面是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要求取得政权，16世纪后期发生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尼德兰革命，独立后的荷兰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世界近代史的第一阶段是从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19世纪早期的拉丁美洲独立革命，被称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是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一些先进国家确立的时期。这一阶段，英国、法国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美国和拉丁美洲各国通过民族独立性质的资产阶级革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而这一阶段欧洲和亚非的大多数国家，还处于封建社会或更早的社会阶段。欧洲的一些封建国家如俄、普、奥等国的君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虽然加强了君主专制，但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蒸蒸日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发生在19世纪早期的反法同盟和拿破仑的战争即是突出事例。亚洲的封建国家如中国、日本、朝鲜、印度等国，日趋腐朽没落，成为西方各国的侵略对象。在生产领域，虽然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开始，但资本主义各国占主流的生产方式仍然是工场手工业，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没有明显分开，由金融资产阶级控制着工业生产。由于资本主义制度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各国的经济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在社会巨烈的变革时代，欧洲思想领域出现了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为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作了充分的思想动员，为资本主义制度设计了一套政治构想。在国际关系方面，英、法、荷等国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大肆殖民扩张，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殖民地和争夺殖民霸权的斗争，最后英国取得了霸权地位。
英、法、美、拉丁美洲各国进行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由于工场手工业时期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还未走向成熟，所以在革命中起主导作用的往往是金融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化的贵族——新贵族，在美洲则是“把自己的经济建立在黑人奴隶劳动上的资本家”——种植园奴隶主，或封建的大地产者。由于封建势力的顽固和反扑，各国都采用了暴力斗争的手段，革命经历了反复和曲折的过程，资产阶级充分发动和依靠工农群众，人民群众起了革命的主力军作用。这些就构成了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
封建社会经济特征范文第3篇
关键字：公共财政、契约、交换、法治
当西欧封建社会步入暮年时，商品的扩张摧毁着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市民阶级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在商品市场上，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均具有独立的产权，各自的活动及其产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等价交换、自由竞争。人成了市场交换中独立自主的个体和自由平等的主体。契约经济日益普遍，契约活动大量增加，契约现象日益成为日常生活中最普遍最基本的现象。经济基础决定社会意识，人们逐渐接受契约思想。“社会契约论”首先成了建构新型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可供借用的理论资源，逐渐成了人们的思维习惯。虽然“社会契约论”有虚构之嫌，但是不可否认，在西欧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在公共财政建立的过程中，社会契约的思想始终提供着深刻的理论根源。
一、市场经济是“私人契约”的经济
在自然经济形态下，经济的封闭性、局限性、保守性和自给自足，使人们限于血缘、亲情、宗教、伦理、等级所限定的各种身份，并在特定的身份下循规蹈矩、安于现状。这种规模狭小的小农经济，决定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对人的依赖、对土地的依附，进而对土地所有者的依附，又决定了那时的小生产者没有独立的人格，难以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体，社会成员习惯于接受实行人治的专制制度。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契约关系是商品生产者经济交往的最基本形式，因而也是范围广泛的社会关系存在的前提或基础，从这种意义上说，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度里，契约原则具有真正的社会意义，契约精神也得到普遍的发扬。
首先，市场经济是一种平等的经济。契约的缔结是以主体地位平等为前提的身份不再起作用，人们已消除人格上的歧视，缔结契约完全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事。此外，平等不仅仅是契约缔结的前提，而且还可以看作是契约实现的过程和结果。
其次，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的经济。契约是当事人双方通过自由意志达成的合意，对于任何一方来说，都不能容忍对方或第三者的强制，其相互间只能是凭借自愿与诚信，自由地(自主地)选择缔约对象，并决定契约内容和形式。
再次，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契约表达私人合意的经济。参与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体以契约形式所达成的合意通常由权利和义务表现出来。这是因为，经过反复的要约与承诺，缔约双方达成的合意便物化为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在这里，契约既是权利和义务实现的手段，又是权利和义务形成的条件。
最后市场经济还是一种竞争的经济。参与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体或市场主体，必须在平等和自由的竞争中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而这一切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又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市场机制正是在自由竞争中发挥作用的，通过竞争的优胜劣汰，社会资源才能从低效利用向高效利用流动，市场对资源的合理配置的功能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很明显，市场机制、特别是对资源的合理配置，离不开契约关系的建立，是在契约的引导下实现的。正如黑格尔所说，在资源的转移上“契约关系起着中介作用，使在绝对区分中的独立所有人达到意志统一。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契约关系的中介，没有契约精神的指引，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是难以发挥作用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是以社会主义契约原则和私人契约为基础，因为它除了是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这一特定经济基础上之外，其余方面与其他类型的商品经济有着许多相同的地方。它同样要求在其经济生活中，社会主体必须是平等的、自由的，其商品交换等经济交往的实质依然是利益交换和实现权利的过程，私人契约依然是社会主体参与社会经济交往活动和进行利益交换的最基本、最普遍的形式。
由此可知，参与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体，在经济生活的全过程和每一个环节亦即在商品生产、交换、消费等诸方面，都必须借助契约这个中介形式才能完成。在这一形式中，双方当事人自然以直接独立的人相对待，相互之间表达的是各自的自由意志，进而形成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私人契约是市场经济最本质的属性，是市场经济最通行的行为准则，是市场经济最适当的组织形式。
二、公共财政首先是保护私人契约的财政
公共财政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并与之相适应的一种财政模式，因此，公共财政的首要任务是对市场契约的尊重和保护。公共财政应当成为保护市场契约的工具，公共财政的使命就是保护私人契约。从这点上讲，公共财政首先必然是“法治”的财政，因为对契约的有效保护是法制的本质特征之一。在封建社会，法的主要功能是统治的手段和封建统治者维护封建特权的工具，没有什么私人契约的保护。近代以来，资产阶级为了发展商品经济，保护私有财产，才开始把对私人契约的保护作为法的根本，因此，现代法制的起点，也就意味着私人契约普遍受到重视，法律开始对政府权力的加以限制，私人契约得到保护。
其次，公共财政必然要实现从“身份财政”向“契约财政”的转变。
1861年，英国法律史学家亨利·梅因(HeryMaine)发表了他的代表作《古代法》。在该书中，梅因探讨了法的起源和发展。他得出的结论是:“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公式化的语言表达形式，以及命题所蕴含的理论容量，不仅使它成为法律文献中最著名的文句，而且也成为经济学家解析社会制度变迁的经典性的理论工具。
纵观西欧公共财政的建立过程，充分的体现了从“身份财政”向“契约财政”的转变。法国十六世纪税收特点是对贵族、僧侣、和城市都实行豁免政策。到了后来，所有的大富人、高级官员和专业人士都可以申请豁免。有的乡村、区和城市，还用钱购买了豁免权。结果，法国的有产阶级都豁免了财产税，而农民和穷人却承担了这项主要的税收。“三等级”的社会划分便是“身份财政”的集中体现，而法国大革命后，在《人权宣言》的指引下，所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公共财政体制，才实现了向“契约财政”的转变。“1215年，英国议会迫使国王签署《大》，初步确立了自己的征税权和财政监督权，这之后，又经过了400多年的斗争，直到1689年通过《权利法案》，议会才最终掌握了税收立法权。该法案规定，国王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征收和支配税收权，不得对臣民要求超额的捐税和罚款。这400年，就是人类历史上公共财政制度产生的过程。”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公共财政的建立过程必然也是“契约财政”代替“身份财政”的过程。计划经济时期的我国财政显然是一种“身份财政”。在财政收入上，我国税收为了贯彻政府的所有制政策，实行了“个体重于集体，集体重于国营”的区别税收政策。在财政支出上，国家对于不同的经济成分也区别对待。财政支出主要放在增大国营经济的投资上。配合政府的其他经济政策，导致了计划经济时期“一大二公”的出现。上述的“身份财政”，显然是直接服务于计划经济的，因此，在市场取向的改革中是应当被否定的。由于契约是市场经济必然采取的交易方式，市场契约的缔结又是以市场主体地位平等、人们已消除人格上的歧视，交易双方身份不再起作用为前提的。这样，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财政必然要求政府的财政支出对所有已纳税的市场活动主体公平对待、一视同仁。所有的市场主体都无法依靠政府权力索取额外的利益，也不因为政府权力的干预而遭受额外的费用和损失。只有这样，市场机制才能在自由竞争中发挥作用的，通过竞争的优胜劣汰，对社会资源合理、有效的进行配置。
三、公共财政是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相交换的“公共契约”
契约的概念本质上不仅仅是一个私人领域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涉及公共领域、以及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关系的范畴。哈贝马斯认为，“在社会领域，它是作为市场的个体间的契约或计划的中央契约或是二者相结合的形式而存在。”西方交换学说（代表人物主要有霍布斯、约翰·洛克、孟德斯鸿等）认为：国家征税和公民纳税是一种权利和义务的相互交换，公民有为获得国家保护而交纳税收的义务，同时亦有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并保障其公民权利不受侵害的权利。政府与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什么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是一种特殊的交易关系。这种交换本身便具有公共契约的性质。
古典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在赋税理论的核心即国家课税的依据问题上虽没有表明态度，但在其赋税原则之第一项。平等原则中，他讲了这样一段话:“一国国民，都须在可能范围内，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即按照各自在国家保护下取得收入的比例，缴纳税收，维持政府”“一个大国的各个人须级纳政府费用，正如一个大地产的公共租地者须按照各自在该地产上所受益的比例，提供它的管理费一样”。由此可知，他的赋税依据的观点，很大程度上也包含交换思想。
就私人契约和公共契约两者的关系来说，公共契约是私人契约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契约化的公共财政、没有契约化的社会制度，就不会有真正的私人契约，在只有私人契约而没有公共契约的社会，私人契约往往如同废纸一张，在只有私人契约精神而无公共契约精神的社会，这种私人契约精神迟早也会荡然无存。
只有在尊重“私人契约”的基础上，具有公共契约性质的公共财政才是弥补“市场失灵”的、提供一般的、非盈利性的、法治的。
早在西欧的封建社会早期，公共契约的思想传统便影响了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关系。一方面是君王对臣子(骑士)的“授土”，而臣子对君王要“效忠”，即臣子在获得权利的同时要尽义务;另一方面是这种权利和义务还成为关系两方面都必须信守的契约。换句话说，除臣子不尽义务不得享受权利而外，还包含有王侯超额索取，臣子可以反抗。
后来随着中世纪的到来，欧洲封建社会常常弥漫着战争的硝烟。“在封建制度发展的时代，欧洲是一个内战的世界”，对外作战几乎成为国王的主要职责。连续不断的战争，无疑需要巨大的花费，因而往往给国王带来很大的财政压力。而公共契约的思想在社会各阶层限制国王征税权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1215年6月5日，英国国王约翰在贵族压力下签订的《大》。《大》规定国王征收任何形式的非常税都要召集全体封臣到场共同议决的原则，特别强调了在国王与封臣的传统财政关系中，王权的行使必须在封建法所许可的权力范围内。第一次以正式制度安排确定了由纳税人批准税收的原则。即在传统的封建收入之外，要增加新收入，必须经全国公意许可。未经国民同意，议会可以拒绝国王的征税要求。
《大》所确认的这种政府与人民的“权利—权力”结构，无疑是英国社会主体合意的结果。如果说私人权利产生于当事人双方的“合意”即市场经济的契约关系的话，那么公共权力显然就产生于人民的“社会合意”，于是在这种主体的“权利一一权力”结构下，从微观层面看，社会主体作为市场的权利主体，可以平等地、自由地参与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商品交换、自由竞争，从而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主人。而这一点也正是社会主体享有广泛民利的前提和基础，唯此人民才能成为国家的政治生活的主人亦即国家的主人。从宏观层面看，公共权力来自人民的“社会合意”，因而以权力服务于人民的权利是其本分。这种新型的“权利—权力”结构，切实提供了“私人权利制约公共权力”和“公共权力服务于私人权利”的最基本、最现实的形式。
而中国的封建社会又有其自身的特点，我国封建社会一个重要特点是以宗族为中心，其特征是它对属于同一民族内部不同宗族之间的斗争特别重视，并且这种斗争不是那种具有契约关系的集团利益的调整、中和，而是你死我活式的暴力争夺，“非其种者，锄而去之”。国家和法律的职能自然主要具有暴力和刑罚的色彩。因此，在中国的传统社会观念中，历来看不到与统治阶级与百姓形成契约，公共权力从一开始就控制着私人权利。不知权利只知有义务，只能产生子民意识、臣民意识，公民意识是无法从这里产生的。没有公民意识的公民便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公民。在只有臣民意识的“公民”身上能产生具有现代公民特征的自觉纳税意识岂非咄咄怪事。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主张税收强制性的国家分配论在我国获得共鸣，并一直保持着至高无上的位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育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是一个由政府推行的从计划到契约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的巨大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种经济体制的改变，而且更是一种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的改变。与此相适应，财政理念也应该实现从计划财政的“国家分配论”向市场财政的“财政交换论”的转换。从公共财政应为纳税人提供与其征收的税额相适应的服务角度来观察我国社会中的各级各类政府主体，就会发现，政府权力过大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的交换更是无从谈起。过大的权力所导致的过度干预只能实现国家对私人权利强制分配。笔者认为该由私人契约发挥作用的领域，必须削弱或取消政府原有的广泛权力，用外在的法制化的公共契约防止它去管那些不该管的事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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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会经济特征范文第4篇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国民经济史是一门新建设的学科。几年来，在这门学科的建设上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特别是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部分；随着这门学科的建设，许多有关的基本问题都提到讨论的日程上来了。这些问题，有的已经在公开讨论，如对象问题；有的虽未公开讨论，但不同的意见都以各种方式提出来了，如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分期等问题。很明显，这些问题的讨论是有助于这门学科的发展的。本文企图对后一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根据近年来发表的著作、文章和一些学校的讲义或提纲来看，对于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大致有下列几种意见：
(一)把1840年鸦片战争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的经济发展分成八个时期：1840～1895年，1895～1912年，1912～1919年，1919～1927年，1927～1931年，1931～1937年，1937～1945年，1945～1949年。“以上的八个时期又分成两个阶段，从1840年到1919年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到1949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①
(二)在好几个学校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讲义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分期意见，但在讲义编章的安排上和内容的叙述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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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杰：《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6页。
致是把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分为七个时期：1840～1864年，1864～1894年，1895～1914年，1914～1927年，1927～1937年，1937～1945年，1945～1949年。①，
(三)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农业、手工业的资料中，都采取了一定的分期办法。虽然由于各个经济部门的具体情况不同，采用的分期不尽相同，但是也可以看出其中共同的地方，如都采用了1927年和1937年为断限的时间，都没有以1919年作为一个时期的断限等等。
从上面分期年限上看，当前的几种意见有共同之处。如都以1840年为起点，1949年为终点；其中大都采用了1894(或1895)年、1927年、1937年为分期点。但是，分歧的地方也是很大的，需要通过讨论，得出一个比较妥当的、切合历史实际的分期意见，以便有利于这门学科的建设和教学工作。几年来，由于共同的努力，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发展过程的面貌，已经弄得比较清楚，使我们有可能进行切实的讨论，以取得一致的意见。
二、正 名
在讨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时，首先要对下面一个问题取得一致意见，这就是：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应从何时起到何时止，换言之，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内容是什么，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那一个阶段的历史。这个问题也是和中国现代经济史的内容和起点问题是密切相连的。
几年来，这个问题是一直存在的。对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起点，大家都同意在1840年；然而对止点，意见就不一：有主张1919年的，有主张1927年的，还有主张1914年的，而从公开的著作文章来看，大多同意以1949年为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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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湖北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
版。
吴杰先生在“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问题”①一文中，认为中国现代经济史应以1919年为起点，而“终点”，吴先生没有明确指出，但是从他提出的“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的几个重点”中，包括“要加紧研究解放十年来的经济史”，以及文中其他地方，都可以看到吴先生所认为的现代经济史，是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史。这种把1919年为界划分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和中国现代经济史的意见，我们认为是值得商榷的。
对于世界史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历史来说，所谓近代史，一般来说(不是很精确的)是指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历史。“近代”，一般是资本主义时代。所谓现代史，一般来说，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这是现在在世界史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史上共同习惯的用法。②在我国，由于历史发展的特殊情况，没有经过正常的资本主义经济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但是，从鸦片战争后，我国就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我国近代史就应当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它的起点应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终点应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认为，把中国近代通史或近代国民经济史看成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通史或国民经济史，是科学的，符合历史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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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杰：《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问题》，《学术月刊》1959年第⒎期，第56页。
② 如在苏联来说，近代史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现代史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对世界史来说，近代史就是资本主义胜利时代的历史。现代史就是从十月革命开始以来的历史。
以通史来说，在1956年的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许多同志都感到必须明确中国近代史的范围应是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以经济史来说，在解放以前，进步的经济史学家，一般都把鸦片战争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称为“近代经济史”或“近百年经济史”。解放以后，一般习惯于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史称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就是吴杰先生在195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绪论中，也是主张鸦片战争为起点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点的。因此，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民经济史，统一称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用“中国近代”这个习惯用语来代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概念，既符合一般称为“近代”所代表的科学含义，又符合经济史学界习惯的用法，没有改变的必要。
吴杰先生在上述文章中改变他原来的看法，提出中国现代经济史从1919年起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吴先生的这种意见值得商榷，除了上述的原因外，还因为：
第一，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史上来看，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在1919年的前后，是两个不同的阶段，其中有了质的变化：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把鸦片战争到以前的历史称为近代史或近代革命史．把以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称为现代史或现代革命史，尚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种名称的区分表明了革命发展史上质的区别。但是从经济发展史上来看，虽然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上爆发的，同时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重大的影响。然而，应该指出，前后我国社会经济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从而以区分经济史为近代与现代两个大阶段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第二，1919年至1927年，中国还完全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就是在1927年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开始产生新民主主义经济以后，从全国范围来说，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1949年以后就不同了，社会经济起了根本的变化，1949～1959年的历史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历史。所以把1840～1919年划为近代经济史，把1919年到现在划为现代经济史，就缺乏理论上和逻辑上的一贯性：1840～1949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史的整体被划成近代和现代两个阶段；而1919～1949年和1949～1959年两种不同社会性质的经济史又都被划人了“现代”经济史的范围。①
这里还需指出：有人认为中国现代经济史应从1914年起，这当然是不妥当的。还有一些人认为现代经济史应从1927年开始，主要理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产生的。我们认为这种意见也不妥当。主要理由已如上述。1927年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萌生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表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开始瓦解，但是，它并不表明中国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以1927年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分期的一个年限是可以的，作为区分中国近代和现代经济史的年限则是不合适的。
总之，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民经济发展史，包括的时间是从1840～1949年；中国现代国民经济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史，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国民经济发展史，包括的时间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
三、标 准
要正确分期，必须有正确的分期标准。只有根据正确标准划出的时期，才能表明国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某些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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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近代史”和“现代史”，“近代经济史”和“现代经济史”……等等中的“近代*和“现代”是一个沿用的习惯称呼。“近代”和“现代”是具有相对意义的时间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指的绝对年代是不相同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不是按年代的久远来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而是按社会经济形态来划分历史时期的，因此，它都赋予习惯用的“古代”、“近代”、“现代”以社会经济形态的内容。
整个社会经济史应以生产方式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根据(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阐明了的。至于在同一社会经济形态历史时期内，如何划分历史阶段，应根据什么标准，需要根据经典作家们的指示进一步讨论和明确。
苏联国民经济史学者过去和现在都讨论过同一社会经济形态内部国民经济史分期的标准或原则，许多意见可以作为我们讨论的参考。我国近几年来关于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对我们的讨论也有很大的帮助。必须吸取这些讨论中的积极成果。但是，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分期的标准，必须结合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这门学科本身的特点，找出一个最切合实际的标准。
现在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是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和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标准是否应当一致?我们认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和近代史的联系是极密切的，但是，作为两门独立的学科，二者在研究的对象、内容及所担负的任务上是不相同的。中国近代史必须研究国民经济的变化，因为经济的变化是阶级斗争、政治、思想、文化等等变化的基础。但是，作为近代通史，不仅它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广泛得多，而且它的主要任务和基本线索，不能不是叙述和分析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发展。以此为它的主要内容。因此，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标志，应当是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是一门专史，它的对象是社会经济整体的发展过程，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和统一的发展过程，也就是生产方式演变的过程，虽然不可能也不应该离开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其他社会现象，但是它的主要内容和任务是叙述和分析经济发展过程的。这是它和近代通史的主要区别。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的分期标准，应当是国民经济变化的重要表现和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标准是有区别的。
在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内部，以国民经济变化的重要表现作为分期标准，看来是很明显的。问题在于：我们必须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特征，分析和找出这些重要表现是什么。这正是运用这一标准能否正确划分历史时期的关键所在。
我们认为，这些重要表现是：
第一，在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内，国民经济变化的重要表现，首先是国民经济在各个时期发展的快或慢，生产力的增长或破坏，经济的高涨或危机，工、农、商、交等部门的发展或停滞、倒退，等等。这些表现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状况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各个时期的表现，是在决定经济史分期时必须考虑的因素。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这些表现不是显示或表明各个时期某些质的区别的主要因素。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此外，在旧中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农业由于分散经营，技术停滞，又受到几重残酷的剥削，生产表现为长期的慢性危机的过程。如从1873年到1933年，耕地面积和单位产量并没有什么增加，①1933年以后耕地面积还在缩小；同时，落后的分散的小农生产，对自然灾害抵抗的能力极弱，产量的增减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很大，所以农业生产量这一年与那一年的增减，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并不完全表明社会生产关系或生产力有什么重大的变化。如抗日战争以前几年，农产量有所增加，但并不能说明这几年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有什么重大的变化。至于资本主义工业，虽然其生产的发展或危机是能较明显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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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各时期22个主要农业生产省份的统计的计算，如以1873年为lOO，1893年、1913年、1933年的耕地面积指数都为101。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5页．
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之间的变化；但是，我国资本主义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小，它的发展与衰落虽与其他国民经济部门有密切关系，可是也有变化趋势不一致的时候。因此，工业的变化趋势也不能完全代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趋势。企图以资本主义工业的迅速发展或停滞、危机的表现来划分我国近代经济史的时期，是不妥当的。范文澜同志曾经正确指出：由于中国近代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不能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把近代史等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从而“仅仅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划分中国近代史的阶段是不全面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①
第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种特殊的过渡性社会，是居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一种过渡性社会，是居于独立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过渡地位。从而社会经济成分特别复杂，国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表现有性质的逐渐变化。指出：“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②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性质的某些逐渐的变化，主要的表现在新的经济成份的生产和发展、各经济成份间关系的变化上。诸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一步一步地”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经济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势力开始侵入中国，中国人民遭受双重经济剥削，半殖民地城市和商业买办阶层开始产生，一些地区自然经济受到破坏，……等等。但是资本主义仍然处于萌芽状态。只是到19世纪6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生产，资本主义才由“萌芽”发展成为经济成份。“中国自从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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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8年，第100页。
②：《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20页。
以来，中国社会就逐步改变了性质，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虽然封建经济还是占优势。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封建经济说来，它是新经济。”①这个时期，外国资本主义已经侵入中国，但还没有全面控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只是当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中国攫取了投资特权，把大量“过剩”资本侵入中国国民经济各主要部门，这样，外国垄断资本就控制了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社会经济性质又有了某些变化，殖民地的性质加深了。1931年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在中国建立公开的直接统治以后，很大一部分地区变成殖民地经济，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经济，由于这些变化表现社会经济发展中某些性质(质)的变化，所以是国民经济发展变化中最重要的表现。
在以上述的经济表现作为分期标准时，还必须十分重视下面两种情况：
首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要特点之一，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②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各地各民族的经济变化在速度上、程度上以至趋势上都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在考察整个国家经济的变化并决定经济史的分期时，必须全面地研究各地区和各民族经济的变化，同时又必须善于找出那些能够表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趋势与程度的因素来，特别是那些能够表明经济发展趋势与性质变化的新因素。如19世纪6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最初只是限于少数地区，但它却表明中国经济发展中封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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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民主主义论》。《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88页。
②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25页。
瓦解的趋势。在这里，特别要着重指出，由于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及其他因素，决定我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民主革命首先是在一个地区取得胜利，逐渐发展扩大以至取得全国的胜利。所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崩溃与灭亡也表现为一个逐渐的和不平衡发展的过程。1927年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的进行，新型的、经济上“有社会主义的因素”①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就表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崩溃和灭亡的开始。因此，1927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进入崩溃阶段的开始。
其次，经济发展的过程与阶级斗争的发展比较起来，一般表现为一个逐渐的过程(当然，如经济危机的爆发等等是表现为突然的激烈的形式)，其新的产生和旧的死亡总不如阶级斗争事件那么形式激烈和阶段明显。具有特殊过渡性特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更是如此。因此，要从一个经济发展过程的各种表现中找出一个事件发生的年代(如工厂建立年代，危机发生的年代等等)，就作为分期断限的年代，往往是不恰当的。如要以1871年中国第一个民族资本创办的工厂产生的年代来划分时期。是不能确切表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正由于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很残酷，所以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都很激烈。这些斗争对于经济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影响经济变化的趋势、前途与发展的速度等等；一些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往往揭示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时期的开始(如1840年和1927年)；或者直接引起经济的重大变化(如1894年与1931年)。而且，这些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本身又是经济变化一定阶段的表现。如19世纪6。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资产阶级在19世纪末开始走上政治舞台领导革命斗争，使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准备时期转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特别是辛亥革命后的迅速发展，工人阶级的成长，才为工人阶级力量壮大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准备了一定的条件，使中国革命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使中国经济发展前途发生变化。故我们在经济史分期时，不仅要十分重视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发展，而且要采取那些对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并能表明一定阶段经济发展实质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事件发生或终止的年代，作为经济史分期断限的年代。在经济史分期上忽视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是十分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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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民主主义论》，《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72页.
综上所述，我们在以国民经济变化的重要表现作为分期标准时，就必须充分地考虑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民经济的特点，全面分析国民经济变化的各种重要表现，诸如新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经济成分的产生，经济发展的速度以及停滞或危机，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发展变化等等。在这些因素中，特别要重视那些表明和引起社会经济性质某些变化的经济因素的产生、变化和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
关于划分国民经济史的标准，吴杰先生曾提出：“国民经济史划分时期，主要是以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为主要标志的”。这是可以同意的。可是吴先生在论证国民经济关系的变化的具体表现时，只是认为“有时表现为阶级斗争的高潮和爆发，有时斗争的结果被巩固于国家和法律之中，有时反映在人们的意识里，而阶级斗争尤其是最重要的标志”，①并进而得出结论：“我们考虑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时，更必须把革命斗争作为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最重要的具体表现”。②吴先生在这里分析国民经济关系的变化的表现时，是有一些严重的缺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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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杰：《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3页。
② 同上书，第14页。
第一，吴先生在这里根本没有指出“国民经济关系”，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化本身的最直接的最明显的表现(诸如新生产力的产生、发展，新经济成分的产生，以及经济危机等等)，而是完全撇开这些，认为只表现在阶级斗争、法律、意识等方面。大家知道，后面这些方面，虽然与经济关系有密切的联系，但究竟不是国民经济变化本身的表现。阶级斗争、法律和意识对经济变化的表现或反映，并不是一步一趋的，在时间上也不总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在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中也就会或迟或速地发生变革”。①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也完全是如此。如我国资本主义工业在]9世纪60年代以后开始产生，但资产阶级激烈的政治活动，却到19世纪9。年代才开始、又如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始于1919年，但新民主主义经济却产生在1927年以后。我同意范文澜同志下述意见：“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是没有什么重大联系的”。“革命的进行，不依靠资本主义的发展或停滞而发展或停滞。”②由于吴先生忽视了国民经济本身的表现，所以吴先生分期的标准，实际上不是“国民经济关系的变化”，而是“阶级斗争”，这从吴先生的具体分期意见上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诸后吴先生没有把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产生的前后划分为不同的时期，又如吴先生把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也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后来进而把1919年以后定为现代经济史等等。把国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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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1954年版，第340～342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着重指出：“经济情况改变以后”政治情形，或是早，或是迟． ……也总是要被改变的。”(重点号都是引者加的)
②《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8年，第101页。
济史完全与革命史等同起来，看不出国民经济分期的特点。吴先生主张的国民经济史分期标准的表现，与近年来有些同志主张的中国近代史分期应以阶级斗争为标准的表现是完全一样。①我们认为以阶级斗争作为近代通史的分期标准或许是正确的，但作为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标准就不能被同意了。因为这两门学科的对象和内容是有区别的，从而分期标准就不应当相同。
第二，吴先生在分析国民经济变化的表现时，根本没有分析和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特点，特别是没有考虑到过渡性社会经济的特点，从而在分析分期标准的标志及具体分期上，没有指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某些性质的变化。这从吴先生对各个时期的命名和说明中看得很清楚。吴先生没有能够明确地指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加深和崩溃的阶段，以及一个时期和另一个时期某些质的区别。使人不理解分出一个时期的意义和原因何在，分期的目的何在。而这些，都是在划分经济史发展时期时极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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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8年，第5、13页。
四、分 期
根据上述分期标准，我们考虑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民经济史，划分为下述三大阶段九个时期。
(一)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之年(1840年)起，到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之年(1895年)止，为第一阶段，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本特征形成的阶段。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起点。从此以后直到19世纪末，在此时期中，中国的经济面貌起了根本的变化，已由封建社会经济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具体说，到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基本面貌或基本特征已经形成。这些特征是：①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逐步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土地制度及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仍然存在，并且占着优势。②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产生，并且有了某些发展，但是没有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也随之产生。③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在中国拥有很大的经济力量，并且开始操纵中国对外贸易、金融和航运等部门。中国经济依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成为侵略国家的商品市场和原料掠夺地。买办阶级随之产生。④中国广大劳动人民遭受外国侵略者、封建地主阶级以及本国资产阶级的剥削，首先是外国侵略者和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农民大量破产，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封建的斗争从未间断。⑤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出极大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在性质上、程度上，都与过去的不平衡有很大的区别。
这个阶段又可以分成两个时期：
1．1840～1864年。这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经济特征与4O年代以前和60年代以后都有重大区别。基本上仍然是封建经济和自然经济，但是外国资本主义已经侵入，在五个通商口岸已产生几个小型机器工厂，通商口岸附近的家庭手工业开始破坏，半殖民地城市及商业买办阶层开始产生，中国人民遭受双重的剥削，社会经济已经开始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方向发展。这就是说，与鸦片战争前不同，中国经济已不是独立的封建经济，而已经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同时，与6O年代以后也不同，封建自然经济还保持相当完整的形态，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还没有产生。
2．1864～1894年。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本特征初步形成的主要时期。社会经济的重要变化是：①外国商品大量输人，数量迅速增加，及于中国各地；外国资本非法地在沿海设立一些工厂、银行，开始在金融、航运、对外贸易中处于优势；并且开始向清政府贷放政治和铁路借款。②广大地区的农村家庭手工业和城乡手工业生产者，在外国商品的竞争打击下破产；农业生产商品化有了发展；土地兼并产生一系列新的特点(土地更加集中，土地流转更加迅速，外国资本占有和兼并土地，官田之变成民田……)，半殖民地性质，半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开始形成；大批农民及手工业者破产，自然经济结构初步瓦解，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推销商品的市场和掠夺原料的基地。③民族资本主义的工、矿、交通运输企业产生(包括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企业)，并有了某些发展；部分地区的一些手工业部门中的手工工场有了增加，资本主义的作坊和包买商有了发展；农业中资本主义开始萌生；旧式的商业和钱庄逐渐转变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资本主义已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成分。④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各部门之间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这首先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结果。与上述变化相适应，新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产生，农民阶级发生激烈与复杂的分化；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二)从中日甲午战争结束(1895年)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1927年)，为第二阶段，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本特征发展的阶段，或者如某些学者所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加深”或发展的阶段。①在这个时期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各基本特征，都发展到更加典型的形态。主要表现在：①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资本输出迅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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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种特殊的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崩溃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而不是五种基本社会形态之一。在这个特殊阶段中，没有一种新生产方式占着主导地位。因此，严格说来，它不可能有什么形成时期和发展时期。不过，这种社会又有它自身的基本特征，就这些基本特征来说，是有它们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或时期的。
加，成为经济侵略的主要方式，控制了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外国的垄断资本主义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内部一个具有支配力量的恶毒成分。由于德国、美国、 日本等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更加明显地成为“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国家”。①②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业、交通运输业有了发展，农村的富农经济和各种“农垦公司”有了增长，银行是在这个时期产生并有了迅速的发展。资本主义开始在国民经济中占着重要地位，发生重要作用。③农村商品经济继续发展，地主经济和买办经济日益结合，大多数富农和农垦公司的土地都带有半封建性质，侵略分子在中国抢占大量土地，进行封建剥削，土地更加集中，农村阶级分化空髓激烈，大批农民破产流亡。④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影响，由于辛亥革命后军阀的混战，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统一的特征更加显著。由于上述一系列的变化，新的富农阶级产生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发展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日益贫困悲惨，革命斗争由一个高潮到另一个高潮，由单纯的农民战争到资产阶级领导的斗争，到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这个阶段又可以分成三个时期。
1．1895～1911年。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帝国主义开始大量向中国输出资本，控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通过条约特权、借款、直接投资、吞并等手段，外国资本控制了国内关税与海关、交通运输、对外贸易和国内商业、工矿业，金融业和中国政府的财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的投资场所。国际垄断资本侵入中国经济内部，成为一种经济成分，并在各部门中占有优势。帝国主义由此得以支配中国的政治军事力量。与此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对自然经济的猛烈打击和影响，农村商品经济大量发展，广大地区的农民变成小商品生产；由于人民反帝斗争的推动，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得到初步发展，农村出现少数农垦公司。资产阶级的力量壮大起来，它领导的和辛亥革命都先后爆发和相继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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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37页。
2．1912～1919年。这个时期经济变化的主要特征，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强和资本主义经济比较迅速的发展。国民经济变化总的趋势，仍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强，自然经济进一步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前后各时期比较来说，显得比较突出。这是国内外各种经济政治变化所促成的。首先是由于中国人民反对封建统治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所直接推动的，同时也由于世界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忙于相互厮打的世界大战。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在近代工矿业、城乡手工业、商业、银行和农业各个部门，主要是在轻工业方面。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程度还是很有限的。尽管如此，由于国外经济的影响和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危机开始出现；由于广大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活动领域的扩大，它们的作用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现象。
3．1919～1927年。是中国经济由发展到衰落的转变时期，是中国经济有可能走新民主主义道路，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转变时期。经济的发展到衰落，表现在农业、工业、手工业和贸易各个方面，而工业最为明显。1922年以后工业发展进入停滞和危机阶段。在工业、银行、贸易的发展和危机过程中，同时出现资本集中和官僚资本、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结合的过程，产生了带有地区垄断性或行业垄断性的资本集团。更重要的在于：中国是在这个时期才找到经济发展的现实出路一一新民主主义道路．。在此以前，先进的中国人，想使国家富强，认为只有走独立的资本主义道路，事实上这是走不通的，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没有可能。只是在这个时期，中国才具有物质条件和政治条件，走新民主主义之路。不仅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姿态，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且使中国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这个革命为中国经济带来新的、可能实现的最好出路，如斯大林在1926年所指出的，“中国走向非资本主义的发展”。①指出：“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②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的领导革命，是中国经济走这条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基本保证。1925～1926年，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地区，开始要改变土地制度。1927年以后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土地革命的进行，中国经济就开始走上新民主主义发展的现实道路。
(三)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1927年)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崩溃的阶段，也是新民主主义经济胜利的阶段。1927年革命根据地建立，土地革命开始，新民主主义经济萌生，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开始崩溃。以后中国经济变化的过程，虽然形式极为复杂和曲折，但是，它的主要内容，就是这新旧两种经济对立斗争和相互消长的过程，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在全国范围内胜利，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完全崩溃。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崩溃的，还有社会生产力遭受长期的破坏，经济危机日益严重、深刻，经济生活极端紊乱，以破坏性和腐朽性为特征的中国垄断资本主义一一官僚资本主义的产生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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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44页。
②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42页。
这个阶段又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1．1927～1931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开始崩溃的时期。首先，是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土地革命的进行，工农民主政府的公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社经济的产生。这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的因素和半封建的因素”，①产生了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和半社会主义的成分，从而“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②它是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根本对立的，并是其代替者。其次，是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开始产生，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中的垄断资本主义，是在掠夺和破坏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的，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和腐朽性；它集中起来的财富，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所以，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瓦解过程的产物，并是其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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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打退第二次高潮的总结》，《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785页。
② ：《井岗山的斗争》，《选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80页；另见：《我们的经济政策》，《选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27页。
2．1931一1937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进一步崩溃的时期，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开始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时期，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开始发展的时期。首先，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我国东北，在占领区内建立日本垄断资本的直接统治，使经济半殖民地化。指出，“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①其次，各革命根据地从1931年后有了较紧密的联络，1931年11月7日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统一的经济政策，革命根据地扩大了，并有了比较固定的地区，土地革命逐步深入，公营经济有了发展，并开始了可能的必要的经济建设。最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地区，1931年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工矿企业大量倒闭、停工，农村急剧破产，对外贸易逆差迅速增加。由于集团卖国反人民的政策，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结合，发展十分严重。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是在这几年中基本上建立起来的。
3．1937～1945年。基本的趋势和上述时期一样，主要不同之点，是全国都卷入了战时经济，国民经济遭受更严重的破坏。首先是日本占领的殖民地经济地区扩大，大部分地区直接受到战争的破坏。日本帝国主义经济在中国的直接统治和破坏，发展到了最高峰，也是它被赶出中国的时期。其次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地区内，四大家族利用民族灾难和独裁政权，通过掠夺的办法，发展官僚资本主义经济，造成本身统治的危机。这个经济地区是在曰益缩小的。最后，新民主主义经济及其地区得到空前的发展，占有全国五分之一人口的地区，由于抗日战争的关系，新民主主义经济一部分地区的经济结构和以前有某些不同(由于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的原因)，为抗日的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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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会经济特征范文第5篇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及其特征
1.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与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指在中国大地上由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相对于现时代而言的一切文化创造活动与文化成果，［1］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地位的封建文化。这种产生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和专制政治基础上的文化形态，是以伦理政治为轴心，以封建等级制度、纲常礼教为基本内容的。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它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传统智慧的结晶。［2］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具有巨大的同化力、融合力、凝聚力和顽强的生命活力，是世界文化中惟一经历数千年、持续至今而未曾中断的文化。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内倾性。中国是半封闭的大陆型环境，优越的自然生存条件，使得中国文化具有较大的独创性和统一性，也使国人容易产生 “，无求于人”的封闭观念，对外来文化采取排斥态度，不肯变革更新。虽抵制了外国文化冲击，中国文化得以独立和延续，但也让中国失去了吸收世界先进文化成果的机会，某种程度上丧失了自我更新能力。
第二，务实理性。中国是以小农为主的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它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力量。几千年来，农民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和科学技术，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 “重实际而黜玄想”，即不太重视纯科学玄想和逻辑思辨的民族性格和中国传统文化务实理性的基本特征。
第三，伦理道德至上性。在封建社会，中国与封闭而分散的小农经济相适应的政治制度是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制度。既维持了宗法制，确立了中央集权制，使社会安定、国家统一，农民能稳定地进行农业生产; 同时对人身的严酷控制，经济上局限于小农经济，礼教观念对人性的桎梏也严重影响了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相结合，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从空间角度把马克思主义与处于地理位置远离欧洲的中国相结合; 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时代特征相结合，是从时间角度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中国相结合。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相结合，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两者融合过程中，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被中国文化所解读，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思想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得以丰富和发展;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由于马克思主义融入而发生新的变革并不断得到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总结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并使之上升为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两者融合过程中，既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要把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 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又要在实践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
1. “大同” 的社会理想与共产主义奋斗目标的契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大同”的社会理想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们追求的最高境界。在西汉经学家戴圣编纂的 《礼记?礼运》中将 “大同”社会基本特点归纳为: “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康有为在其《大同书》中构思了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理想社会。孙中山更以 “天下为公” 自勉，要求“国民之权利义务，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轻重厚薄，无有不均”。这些描述看似朴素、疏浅，然而，却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有诸多相似之处，即都是指向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这就使得中国人民一见到马克思主义便找到了两者的契合点。
2. 民本思想与历史唯物主义群众观点的结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的思想资源。在中国历史上，早在西周时期就产生了朴素的民本思想，之后逐渐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发展和阐述。诸如，孟子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至理名言。这种对重民思想的描述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非常相似，正是这些类似马克思主义观点为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契机。邓小平在继承前人的同时，进一步把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发展为人民主体思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复要求全党要始终把人民 “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一思想，在他提出的 “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判断工作成败得失的标准之一”的论断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从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提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就是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4］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和制约
1. 宗法等级观念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血缘宗法关系严重地制约着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以明确亲疏尊卑的手段，在宗法血缘关系基础上建立家庭的等级制，并使传统社会和文化呈现出等级格局，然后将维护宗法等级关系的道德原则与治国安邦紧密地联系起来，达到 “纲纪天下”的政治功能。这种家国一体的政治体制及宗法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过程中虽然曾起到过积极的社会镇定剂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做了社会进步的滞化剂、腐化剂。
2. 由官本位思想衍生的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