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
封建社会范文第1篇
1、封建社会正式开始于公元前221年,结束于公元1953年。封建社会：指实行封建制度的社会状态。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封建社会”是指地主或领主占有土地并剥削农民或农奴的社会形态，西方学者的“封建社会”指由共主或中央王朝给王室成员、王族和功臣分封领地，是一种国家管理“制度”而不是一种“社会”，属于政治制度范畴。
2、地主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社会是封建社会，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封建社会形成的自然经济是以土地为基础，农业与手工业结合，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具有自我封闭性、独立性，以满足自身需要为主的经济结构组织。
（来源：文章屋网 ）
封建社会范文第2篇
自汉武帝盐铁官营之后，国家控制工商业成为历代封建王朝奉行不逾的宗旨，官营工商业由此成为社会经济中的主导。在此后的近两千年中，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渐发展和官营工商业的弊端丛生，国家控制工商业的理论——轻重论逐渐发生歧变，最后终于被主张工商业私营的理论所取代。本文试图在论述重论嬗变及其它经济理论兴起的同时，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从而对今天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西汉轻重论的产生
春秋初期，随着“工商食官”论的瓦解，山川鱼盐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私营工商业逐渐获得发展。虽然这时有齐国管仲的专山海政策和战国时秦国的政府控制工商业，但都为时较短和仅局限于某些个别地区，因此，对山泽之利采取放任私人经营、官取其税是此时期发展的主线。秦统一后，继续实行工商官营政策，对东方私人工商业者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富商大贾们被没收财富，迁离本土。由于秦始皇在统一后仍频繁调动兵马，大兴土木，造成赋役繁苛、刑罚严酷，从而被农民起义所。秦祚的短促使秦政权只摧毁了东方的私营工商业，但并未建立适合封建大一统需要的工商业机构和经济理论，因而在经济结构上并没有真正完成从私营到官营的转型。
西汉建立后，对秦亡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陆贾的“居马上得天下”而不可“以马上治之”的话，集中反映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因而，汉王朝的当务之急是政策的根本转变，即变秦王朝的“举措暴众”为无为而治，通过清静无为来恢复残破凋敝的社会经济。刘邦为恢复经济采取了一些重农抑商政策，重农措施取得了成效，抑商却仅流于形式。如他规定不准商人衣丝乘马、不准商人子弟做官等，只是压低商人社会地位的贱商措施，在经济上对商人并无多大限制。到惠帝和吕后时，“弛商贾之律”，除仍不许商人子弟做官外，其他抑末措施暂缓施行，实际上放弃了刘邦制定的贱商政策。其后，汉王朝又实行“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的工商自由经营政策，造成“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流之物莫不通”的局面。那些在秦代遭到打击的工商业者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迅速暴富起来，其势力的发展竟远远超过了战国时期，《汉书·食货志》所谓“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就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
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恢复，人民富足，国力强大，封建大一统的各种规章制度也逐渐确立，在这种情况下，汉王朝的理论指导就开始从“无为”向“有为”转化。此时私营工商业者虽然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但并不支持封建政权，在国家急需财政支援时袖手旁观，《史记·平准书》记载他们“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七国之乱时，汉军中的一些列侯、封君为出征向商人借债，长安的大商人除无盐氏外，均拒绝贷给。当汉武帝内外兴作，耗费巨大，发生严重财政困难时，富商大贾仍然不予支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想完成名垂青史的功业，单凭农业经济的收入是难以支撑的，而过度征敛又会导致秦朝速亡之覆辙，于是掌握财富的私营工商业者就成为与汉王朝争夺经济控制权，妨碍封建政权巩固和发展的主要威胁。因此，汉武帝对其采取了毁灭性的打击，实行盐铁官营，建立了一系列适应封建专制集权的官营工商业机构。这样，从春秋开始的工商业自由经营的主流到汉武帝时终于让位给国家控制工商业，这也是封建大一统王朝高度集权的必然结果，只是因为秦王朝二世而亡而有所推迟罢了。
在汉武帝由政府直接经营工商业的大规模行动之后，到西汉末年，随着认识的深化和实践的积累，形成了以汇集《管子》作为国家控制工商业的理论即轻重论的理论总结。所谓“轻重”，是先秦时期人们用来说明货币方面问题的概念，到西汉时逐渐被用以研究商品流通领域中的货币和商品的比价问题，以达到国家操纵这种比价变化的目的。轻重论包括轻重之势、轻重之学和轻重之术三部分，三者中以轻重之势最为重要。所谓轻重之势，指封建国家对经济活动直接参与以控制和垄断社会财富和资源，只允许百姓在国家严格控制的经济领域内活动，从而把对百姓的予、夺、贫、富主动权全部掌握在政府手中。以这种地位和威势“御天下”，就不需要用暴力进行掠夺和驱使，民众在政府的控制下既无法逃避税收，又不会太贫穷以至铤而走险，更不让其太富而看不起国家的赏赐和俸禄，从而使他们安心地为政府出力和效命。
轻重论作为封建大一统王朝较为成熟的经济思想，虽然仅限于工商业领域并过分强调商品货币经济在社会中的作用，突出流通领域而不重视生产，但对打击与封建国家离心离德的富商大贾和地方分裂势力，解决中央集权所需要的庞大财政开支，战胜匈奴的外来威胁等起了巨大作用，因而基本上被后世所继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维持统治的主要经济思想。
二、唐宋轻重论的嬗变
从汉武帝到唐前期，盐铁官营一直是封建统治者始终不逾的既定国策，其间除了东汉时期由于豪强专权而略有放松外，其他王朝都把国家控制工商业作为维持统治的重要法宝。唐前期的盐铁管理采取以官营为主、民营辅之的政策，此即《唐六典》卷30所谓“官不采者”，“听百姓私采”，然后征收课税。从唐高宗时开始，随着土地买卖的加剧，均田制逐渐破坏，以丁身为依据的租庸调日益减少，不课口的数量和政府的开支却日益增加。安史之乱后这种状况更加严重，当时承担赋役的人口只占总数的13％，唐王朝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在经济结构变化的情况下，唐政府为扩大税源，只有增加间接税的征收，于是唐前期对民营盐铁的征税制就变成了唐后期的盐铁禁榷专卖制。唐廷急于求成，派第五琦负责榷盐法的推行，实行官运官销制，此法使生产者和销售者均无积极性可言，弊端早在汉武帝时即已显现，因此收效甚微。其后，刘晏临危受命，负责唐政府的理财工作，他不但广泛灵活地运用了轻重之术，而且在某些方面有所创新，使轻重论有了进一步发展。如在榷盐方面，他将官运官销变为政府批发、商人运销零售，把一部分盐利分给商人，以增加商人的销售热情，并减少国家机构直接经营生产和流通的弊端。这样就把商人由原来的打击对象变为在一定程度上推行轻重政策的助手。当然，为了限制商人居奇谋利，刘晏又设常平仓，防止边地商人垄断市利，使商品流通中“无甚贵贱而物常平”，以把轻重之势掌握在封建国家手中。
刘晏理财有和汉代轻重论者一样的目的，即扩大财源和增加统治力量，做到“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但刘晏比前人进了一步，即既考虑增加国家税收，还要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像他设立的盐政机构不但征收盐税，还对生产进行检查、指导，由此起到了增加财政收入和促进经济恢复与发展的作用。刘晏还以增加物质待遇来刺激经济活动效率和质量的提高，如运漕粮时以雇工代替徭役劳动，在造漕船时加大造价以保证质量，以高价招募传递经济信息的“急足”等。刘晏的理财取得了较大成效，扭转了唐王朝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使唐中央实际控制户口由不足200万增加到300余万，盐税由60万缗增加到600万缗，为唐后期王朝的延续打下了稳固的基础。刘晏在理财中重视发挥商人的作用，又用部分雇佣劳动代替徭役劳动的创新思想，反映了唐中叶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的新趋向，对后世经济思想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唐中期之后募兵制取代府兵制，国家财政要拨出大部分经费养兵的现实促使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承继唐制的宋王朝为了维持庞大的中央禁军，不得不相对放松国家对工商业的控制，活跃商品经济以扩大税收，因而宋代的社会经济呈现了与前代不同的繁荣景象，盐、茶、酒、商税、市舶、矿冶等工商收入约占总收入的70％，其中北宋商税年平均征收约1000万贯钱，占总收入的10％。工商业收入的大量增加使得宋政府更加需要国家进入商品流通领域的轻重论，只是应用的方法有所改变而已。这其中以王安石的工商思想最具有代表性。王安石并不否认封建国家控制工商业的必要性，他继承刘晏的经济思想，变僵硬死板的官府全面控制为官商分利，干涉与放任兼而有之，视各行业的具体条件而采取不同的方法。如食盐严格实行分区专卖以获取厚利，但少数地区仍可以实行民营。茶叶禁榷严厉效果不好后改由大商人包销，但他们分取茶利太多，王安石又将之改为官收茶税由私人自行贩运。酒的专卖收入与商税不相上下，每年约有1000万贯，宋中期前官府控制较多，之后则采取了由私商包销的办法使酒税更加扩大。在矿冶业方面，由于官府矿业效率底下，得不偿失，因而采取鼓励民营矿业发展的政策，对金银铜铁等实行“二八抽分”税率，其余自由贩卖，宋代民营矿业由此得到较大的发展。王安石在宋代商品经济较为发展时期，将轻重论灵活运用，当国家专营的某一行业效益不好时，就将之改为民营以税之；当大商人包销分利太多时就适当控制，总之，减少管理弊端、提高效率，倾向于增加民间经营以税之是王安石适应时代潮流的思想宗旨。
三、明清反轻重论思潮的兴盛
明朝继承唐、宋、元的工商业政策，盐茶实行禁榷专卖钞引制；矿冶以官营为主，民营辅之；海外贸易则变宋元的官民并存双轨制为朝贡贸易单轨制，同时在全国建立了庞大的丝织、造船等官府工业体系。明政府严密控制工商业的政策在明初商品经济尚待恢复的情况下运作良好，但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渐发展，如同前朝一样，其专卖政策日益受到市场作用的冲击，榷盐和榷茶政策在私商的参与下逐渐破坏；实行海禁以维持朝贡贸易的政策在走私猖獗的情况下也难以进行；官府工业则由于落后的生产方式而效率低下，举步维艰，无法满足朝廷的各种需要。明中期国家控制工商业政策出现的各种问题迫使统治集团重新考虑应对方法，传统的轻重论受到非议，主张工商业私有化的观点开始抬头。其实，早在轻重论形成的初期，司马迁就曾系统地加以批驳。他从好利好富是人的天性出发，认为农、工、商都是衣食之源，它们越扩大，社会财富越增加，从而“上则富国、下则富家”。所以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是听任各种私人经济活动的发展而不加干预。司马迁的自由放任经济思想不能适应封建国家专制集权的需要，自然不会被重视。当轻重论成为封建社会正统的经济思想后，千余年间没有人敢于公开批评，只有叶适打破沉默，公开批判和否定轻重论的核心——重本抑末，但由于轻重论经过刘晏、王安石等改善后仍具有一定的活力，而私营工商业者的势力又相当弱小，所以响应叶适者寥寥。随着明中期商品经济的活跃，轻重论日益不能适应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以丘浚为代表的新经济思想的出现并最终取代轻重论就是很自然的了。
丘浚的工商思想主要是反对盐茶的禁榷专卖，主张私人经营和开放对外贸易。丘滩在《大学衍义补》一书中认为盐等自然资源都是“天地生物”，应该由全体民众“公共之”；君主应以其权威保证百姓共享这些资源，禁止少数人垄断。因此，他主张废除盐茶专卖，实行国家监督下的私人生产和运销。为此，他设计了一套食盐官督商卖方案，即灶户向官府交纳一定“举火钱”后煮盐自卖，盐商则直接从炉户处购买，然后按数纳税，凭引到指定地区贩卖。这样就将明初切断的商灶购销关系恢复起来。政府只用征税和引制进行间接控制，比刘晏的就场专卖更为松弛。丘浚还反对官府经商及以场务等机构垄断控制市场，主张发展私商，改革漕运，扩大国内商品的流通。同时，他看到东南沿海居民必须依赖出海贸易互通有无才能生存，海禁实际上无法真正实行，因而主张开放海外贸易。他根据唐、宋、元鼓励对外贸易、国家财政收入大为增加的事实，认为舶税“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比之增加国内民众负担、妨碍内域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苛捐杂税要好得多。丘浚朦胧意识到互通有无的好处，比仅是为了赏玩国外珍奇物品的思想显然有所进步。明王朝在官营专卖和官府工业日益难以维持的情况下，被迫于明后期放弃对工商业的直接控制，实行盐茶商专卖和鼓励民营手工业以税之的政策，从而开始了向官督商办的转变，以丘浚为代表的反轻重论理论终于被统治者所接受。
明中后期新的经济因素的出现和明末清初剧烈的社会动荡使当时士大夫的思想发生了新的变化，像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从新兴市民阶层的人性论出发，反对封建君主“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的不仁暴政，对传统的重本抑末、贵义贱利理论进行了猛烈抨击，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观点。这些思想不仅比司马迁更明确地指出了封建君主控制工商业的实质并强烈反对君主专制，而且比前代拥有更雄厚的社会基础，因为此时商人已经过宋、明两代的发展而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阶层，所以他们反对国家干涉工商业、主张私有化更有力。
封建社会范文第3篇
1、《红楼梦》内容宏富，包罗万象，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2、早在清代，就有“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是枉然”的说法。有这样的成就，并不是偶然的，“小说家要把复杂的生活现象成功地描绘下来，组成广阔的时代画卷，这需要有多方面的知识和修养。在这一点上，曹雪芹的才能是非凡的，他能文会诗，工曲善画，博识多见，杂学旁收，三教九流，无所不晓。”[1]正是由于曹雪芹本身的多才多艺，决定了《红楼梦》的磅礴大气，绚丽多姿，而《红楼梦》里面的近二百首诗歌，则更是其中的明珠，其中许多优秀的篇章至今为人们吟诵不倦，有着其不同于唐诗宋词的独特的艺术魅力。
（来源：文章屋网 ）
封建社会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封建社会 社会形态 历史分期 历史理论
作者黄敏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006）
关于西欧“封建主义”是否具有普遍性以及中国有无“封建社会”问题，中外学界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潘顺利在《学术界》2007年第5期发表了与黄敏兰商榷的文章《中国中古社会形态就是封建社会》（以下简称《潘文》），笔者看后有些想法，愿提出来与潘先生商讨。
一、应予澄明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1、学术研究的原则
潘文的题目首先就让人困惑不已，因为如此斩钉截铁的全称肯定句在学术文章中实在罕见。学术研究最基本的原则应该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公然标榜只有自己一家的观点是唯一正确，规定“就是”什么或不是什么。学术无定论，探索无止境；不断超越前人，不断以往的成见正是学术生命力的表现，而不应以狭隘和专断的态度对待他人的研究。
其次，历史学的基本要求是论从史出。因为历史学是一门实证科学，每一个问题，每一项立论都需要用充分的史实来证明。对于中国有无封建社会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起码需要交代封建社会的具体规定性是什么，中国中古社会在哪些方面符合了这些规定。然而，潘文对此并未涉及，使得“中国中古社会形态就是封建社会”这一结论在文中也缺乏相应的史学根据。
2、关于“不加分析地搬用西方学术观点”
潘文批评黄敏兰的文章《中国中古社会形态并非只能有“秦以后封建论”一说》（载《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4期）“不加分析地搬用西方的某些学术观点”，“表现出学术的狭隘”。黄文究竟是如何“搬用”西方的学术观点，潘文却没有具体的说明。实际上，黄文中仅有一处引用西方学者，即法国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英译本前言中的一小段话，用以证明一个史实，并非用来分析文中所要阐述的问题。文中所有论证都是依据中国学者的观点，并不存在潘文所指责的那种“不加分析”搬用西方学术观点的错误。相反，马克思主义本身才是来自西方的学说。长期以来一些中国人正是因为简单粗略地搬用马克思的某些观点，才导致片面地认识社会，从而得出中外社会历史都一样的错误观念。
3、关于历史分期方法
潘文批评黄文主张可以用古代、中古来代替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名称是“混淆了社会形态和历史分期的概念”。但实际上历史分期有多种方法，有时代、年代分期法，有社会历史阶段分期法。五种社会形态论就是后一种分期法，对社会阶段的区分本身就形成了对历史的分期。两种分期法并非如潘文所说，是“风马牛不相及”，而是统一的和互补的。可以相互替代，也可以同时采用。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较多使用“古代”、“中世纪”、“近代”的概念，也用过“原始氏族社会”、“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这类名词；有时候还两者并用，如在《反杜林论》中说过“封建的中世纪”。并没有一种固定的模式。
4、有关命名问题
潘文批评黄文提出中国中古社会可以有一些不同于“封建社会”的其他名称是“随意、草率、不负责任”，说“解放思想，不是胡思乱想”。因而我们有必要对命名问题进行基本的梳理。
首先，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给人类社会的各个阶段规定一种严格的、前后一致的名称。人们多次引用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段名言这样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
原文中没有提出“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这样明确的概念，给人类社会以五形态作明确命名的是苏联人，所以一些学者认为“五方式论”并非是马克思的原意。此外，马克思的“资产阶级社会”还有另一种说法。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俞可平说：“马克思著作中译本中的‘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在其德语原著中是同一个词：burgerlichegesellschaft，这是马克思著作中出现频率最高、最重要的术语之一。”“马克思所说的‘市民社会’既是指人类社会的一个特定发展时期，又是指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的私人活动领域。”[2]
不同名称是不同观察角度的结果，并非是“随意、草率、不负责任”。在马克思是如此，在中国亦然。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多方面认识中国中古社会，得出多元化的认识。马克??说：“时下我国各种学者不时来讨论封建，有人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还有公共知识分子。在那些领域里，你可以说什么绅士社会、贡纳社会、选举社会、世袭社会、官僚社会、小农社会，都对我们很有启发。”[3]当前，中国学术全面地发展，多学科交流，打破了传统历史学那种封闭、单一的状态。所以，仅用一种方法来认识社会已远远不足，仅用一种名称来概括中国中古社会就显得比较狭隘。
5、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潘文说，黄文主张对中国中古社会不必非要用“封建社会”命名，就是“放弃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研究的指导地位”。然而实际上，马克思并没有对“封建社会”作具体的和明确的概括，否则后人也无需为此争论不休了。潘文中引用的马克思的那段话，是论述花剌子模国家的，与中国的情况相去甚远。不能看到马克思在某处说过“封建”这个词，就认为“封建”无处不在。况且，马克思、恩格斯常常会对同一个问题有多种说法，前后并不统一。例如关于封建社会的基础，他们有“大地产”[①]或“大土地占有制”[②]、“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小生产”（相当于“小地产”）[③]、和“地产”[④]三种说法，地产当然包括了大小地产两种，但是大地产与小地产却是一对相互对立的概念。如果仅引用其中的一种说法，就会造成片面性的认识。
无论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应该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和研究态度，并不是恪守某种结论。还应该看到，马克思的某些历史理论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时代的局限和地区的局限。已有不少学者指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受欧洲经验的制约。李峰说：“只要我们承认马克思是一位学者而不是一位神，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他对欧洲社会历史的认识也是受了他当时学术水平的限制的。如果我们认为一百年前的马克思比之当代西方专门研究欧洲中世纪的学者还更了解欧洲中世纪，那么我们似乎要全盘否定西方这一百年来的学术进步了，这恐怕大有问题了。而至于马克思对中国的看法，本来就是含混其辞的，其基本轮廓都不一定准确，这当然也是受到一百年前西方汉学初创阶段学术研究水平的限制。我们今天如果还用马克思的眼光来看欧洲中世纪并以之来衡量中国历史的发展，那问题可能就更大了。”[4]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也说：“那些把源于欧洲经验的马克思主义模式直接运用于中国历史的人，要么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概念简化为一些不能与中国历史实质产生有机关联的有名无实的范畴，要么虽强调普遍性，却掩盖了中国社会发展中最显著的一些细节。”[5]
潘文在上面提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研究的指导地位”，在最后却提出要“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样看来，潘文的真正意图和出发点就显而易见了。这种混淆学术与意识形态的做法，实在令人感到惊讶。
6、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问题
潘文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这个规律就是着眼于生产方式的运动变化。”的确，人类历史是有规律的，但是这规律并不就是五种生产方式的演进。
何新说：“五种生产方式公式的理论背景一是古典进化论的单线演化模式，一是欧洲中心主义。然而，对于亚、非、拉地区的大多数民族和国家来说，由于它们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欧洲是那样地不同，它们不仅从未走过欧洲式的资本主义道路，而且也从未经历过希腊、罗马那种奴隶制以及中世纪欧洲那种封建制的道路。但是三十多年来的中国历史学却一直在做两件事。第一是试图尽可能地削足适履，扭曲、删改、修正中国历史，以便把它塞进这个历史公式的框架内。第二就是在“历史规律”的名义下，将这个公式神化成不允许怀疑和批评的神圣教条。”[6]
确切地说，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只是西欧历史演进的模式，并不是人类社会历史的普遍规律。据一些世界史和中国史学者的研究，无论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都没有五方式论的那种发展模式。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需要从各国历史的特殊规律中总结、归纳出来，不能靠简单的逻辑推理得出，更不能以偏概全。
甚至就是历史规律本身，人们至今也并没有搞清楚。论者往往不加思考地运用着“历史规律”或“历史发展规律”这类名词去说明一切被论及的历史问题，却并不真正了解这些名词的确定含义。王和、周舵说，历史规律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他们认为：“历史规律，是历史学家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的描述和归纳，即对多次出现的具有相似性的历史现象和过程的描述。”[7]如果对历史规律的认识过于简单化，就会导致历史研究的盲目性和片面性，这也是以往一些错误的根源。
7、历史研究与政治的关系
潘文提出“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已经将所讨论的问题政治化：谁若是不承认中国中古社会是封建社会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或者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仅此还不够，潘文又进一步把这个问题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联系在一起：“对秦汉以来社会封建性质的认识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及其纲领的关系是如此之密切，绝不只是不同的看法而已，而是必须十分严肃、慎重对待的问题。”进而提出，如果否定中国中古为封建社会，近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指半封建）是不是搞错了？”
但是对于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定性，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己对中国社会历史作认真研究后得出的结论，而是苏联人——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中国施加的影响。对这个问题，李洪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来龙去脉》中有详细的介绍：“学者们一般认为，最初指明中国之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是列宁”，“但是，列宁对中国社会的复杂情形，毕竟不了解。当时，在共产国际内部，也没有中国问题专家。”[8]在并不了解中国情形的情况下做出的对中国社会的概括，究竟有多少科学性呢？
为了维护这样一种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论断，而不惜歪曲中国古代的历史，岂不是有违历史学求真的原则吗？学者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在最近召开的有关封建名实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上，有学者认为不应将近代和古代扯到一块，近代史问题不应影响到古代史的研究。还有学者说，对近代的反帝反封建也应从新认识。
应该承认，封建问题曾经是个政治问题：为了革命的需要给中国社会定性。现在革命任务早已完成，就得由政治向学术转化，还历史以真面目。定性、命名是上世纪的任务，现在重要的是认识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党领导人民革命实践的结果，并不是“封建论”的功劳。况且反帝、反封建只是一个大目标，后来还有更具体的目标、任务。抗战时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战争时期“打倒，解放全中国！”这类口号就起着更直接的作用。
二、中外学界对“封建社会”问题的反思
近几十年来，西方历史学界对西欧封建主义feudalism做了大量反思性研究。一些学者认为这一术语过于宽泛，缺乏严格规定性，难以概括西欧的中古社会，因而主张抛弃它。不过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大部分中世纪学者采取了一种比较慎重的态度，尽可能在他们的著作中避免使用这一词汇。另一些学者则是在他们的著作中一边批判这一概念，一边使用它。现在西方史学界似乎有一种比较普遍的态度，那就是尽管我们可能不必要完全抛弃这一概念，但是如果它一定要被使用的话，那只有在有fief即领地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也就是说，要按照其词源对feudalism进行严格的界定。”[9]
旅美中国学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李峰教授根据这种情况总结说：“如果说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所讲的feudalism是一个错误，即使是可以比较正确地称为“领地—封臣制度”的这种制度在欧洲中世纪的将近一半时间内也并不存在，即使后来存在也不能涵盖欧洲社会的一切关系，那么由它发展出一种概括社会形态的模式，再把这一模式套用在其他社会特别是非西方的社会之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错误的连锁性反应。这不仅是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问题，对同样源于欧洲十八到十九世纪学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恐怕也不能不是一个严重问题。我们不禁要问，把这样的模式（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用在万里之外的古代中国之上，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和必要？”[10]
中国内地对封建问题的再探讨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五方式论的大讨论，起初并没有像对奴隶社会问题的讨论那样热烈。对“封建”问题的专门讨论在最近的两三年内形成热潮。法国学者马克·布洛赫研究封建主义的经典性著作《封建社会》中译本于200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推动了学界对西欧封建主义有无普遍性的更深入研究。在《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组织的“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中译本出版笔谈”中，一些著名学者（主要是西欧史学者）发表了两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西欧封建主义具有普遍性，因而世界各国，包括中国都曾有过封建社会，另一些人则不同意这种说法。
2006年，冯天瑜梳理“封建”概念的学术史著作《封建考论》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引起较大的反响，从而将对封建问题的讨论推向高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历史研究》编辑部协办的“‘封建’社会名实问题与马列主义封建观”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10月11日至12日在京举行。会议上的争论十分热烈，甚至是激烈。
事实表明，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学界，“封建”问题都是一个尚未解决、并且正在不断探究的问题。而且从总的趋向看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包括海外和内地）认为中国只有在西周时期才有封建制。从秦到晚清的社会不应被称为“封建社会”。在这一阶段，社会状况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并不相同，也与斯大林所概括的以经济为特征的封建社会有较大的距离。他们批评滥用“封建”的现象，并力图用新的概念来代替“封建社会”，用新的理论体系描述从秦到晚清的历史。如果能在中外学界学术动态的基础上看待问题，就难以得出“中国中古社会形态就是封建社会”这样斩钉截铁的判断了。
三、如何解决这个世纪性难题
用不同的方法去研究，便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以往多是从理论出发，以论带史甚至是以论代史，从而得出中国也与西方一样，经历了五种社会形态，也都有封建社会的认识。潘文之所以在缺乏实证研究的情况下，轻易得出“中国中古社会形态就是封建社会”的结论，实际上是基于这种普遍性的认识。所以，需要进一步研究这种认识的具体表现情况。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早期，郭沫若没有深入研究中外历史，仅从逻辑推理就得出中外历史相同的结论。他说：“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由人所组织成的社会也正是一样。中国人有一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这种民族的偏见差不多各个民族都有。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甚么不同。”[11]郭老后来深刻反省自己过去公式化的错误。近年来，有些学者提出，只要把“封建”看作是一种社会形态，它就具有了普遍性，就可以用来研究世界各地类似的社会。这等于说，五种社会形态论具有“点石成金”的魔力。只要你认为哪个社会是“封建社会”，这个社会自然就具有了封建性。这种方法虽简便易行，却并不可靠。
有学者将封建社会形态以一个公式概括。马克??说：“如果认为封建是一种社会形态，是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的结合，是农民和地主对立的社会，那么它的普遍性就是没有疑问的，中国和西欧都存在过封建社会，有过封建时代。”[12]然而，这个大前提本身就存在疑问：这种概括过于抽象，由它形成的“封建社会”只是观念形态的，在世界上找不出任何一个实际的例证，从而中国是封建社会的论断难以成立。关键在于这些学者是用政治经济学方法研究，研究的是生产方式，而不是真正的社会，把社会高度抽象化，只说大地产，看不到中小地产；仅重视生产性经济，忽视非生产性经济；只看农村、农业经济，不说城市、工商业经济；只说生产关系（地主—农民），不说非生产性社会关系（教会、贵族、市民、皇帝、官僚），等等。对城市，仅注重其封建性，而不做历史学的分析。然而，正是因为这种不合理的抽象舍弃了历史的具体内容，才赋予西欧封建主义普遍性。
“中国有无封建社会”问题，本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需要用充分的史实来证明，以往的失误就在于没有弄明白这个道理。论从史出，从史实出发去研究，即可得出不同于以往的结论。例如马克??在《关于封建社会的一些新认识》中提出中西社会在许多方面相同，但是从大量史实来看，这些论断还是存在一定疑问的。
论断一，中古西欧和中国的城市都是封建的。
西欧城市的确具有一定的封建性，这表现在城市依照封建契约，给封建主承担一定的义务，因为城市的用地是由领主提供的，有些城市就是由封建主创建的。城市对领主的义务类似于封臣给封君所尽的义务，城市则在此基础上享有一定程度自治的权利。可以说，封建制在某些方面是有益于西方城市的独立和发展的。正如汤普逊所说：“新形成的资产阶级要求承认城市的权利与特权；这项要求从政治上来说是：那在封建世界几百年来有效的契约原则应扩充到非封建世界。平民也要求‘权利’与‘自由’来执行自己的司法、征税、铸币、市场管理等等，像封建王公在他们领土上所做的那样。”“他们要求在封建统治内的而非在封建制度下的一个地位。城市应有它的行政官，它的团体印章，它的市政厅，它的钟塔。这一切都是它独立的象征。”城市还有自己的宪法。[13]而中国的城市不是封建的，仅是专制帝国的附属单位，所以没有独立发展的可能，也不会有西方那种封建契约原则和保障城市自治的城市法。
论断二，在生产关系方面，普遍是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的结合
马克·布洛赫指出，庄园的土地分成两部分：一种是领地或领主产业，另一种是农民的份地。“从经济角度看，一份大产业与许多小地产在同一个组织中的共存是领主制的基本特征。”[14]
封建普遍论者把农奴仅仅看作是出卖劳动力的生产者，看不到他受剥削的经济前提是领主给予他的份地，而这正是西欧生产方式的特征，为中国所无。更重要的是，忽视了农奴的财产关系，西欧封建制解体的原因就无从认识。因为农奴对份地可以继承、买卖，取得对土地的私人财产权是封建制解体的一大表现。
走出庄园看全社会，大地产也只是其中的部分。西欧领主和中国地主都是以中小地产居多数（限于篇幅，不能详细论证）。此外，中国中古的大地产以国家和皇帝、官僚为主，是权力支配的经济，这一点与西方领主的个人经济明显不同。西欧的领主庄园制是真正的封建经济形态，而中国的地产并非分封得来的。更为重要的是，皇帝、官僚集团主要利用强大的国家权力剥削、奴役广大编户齐民（其中有庶民地主，也有自耕农），而不是仅靠地产剥削农民。这是中国与西方的重大区别。造成这种区别的恰恰是因为中国没有西方那种封建制。
论断三，在政治方面，都是君主制统治，其发展趋向是君主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西欧君主受教会、城市、贵族多方面的制约，其中一项重要的制约，即财政的制约就是来自封建原则。按照封建原则，国王要靠自己过话，只能以自己的领地收入为生。如果国王要征收额外的赋税，则须取得纳税人的同意。西欧财政严格区分封建财政（国王个人财政）和国税（需经纳税人同意的公共财政）。马克·布洛赫说：“西欧封建主义的独创性在于，它强调一种可以约束统治者的契约观念。因此，欧洲封建主义虽然压迫穷人，但它确实给我们的西欧文明留下了我们现在依然渴望拥有的某种东西。”[15]正因为有这种制约，才会有《自由大》和议会制的产生。而中国因为没有封建制，集权、专制的君主制有能力对全社会无限制的剥夺，用国税养庞大的皇室及其家奴。西方君主以个人领地为家，中国君主以天下为家，实行“家天下”制度。像慈禧太后挪用大量海军军费为私人造园林的事情，在英国是绝不可能发生的。英国伊丽莎白（一世）女王要想从议员钱袋里多掏一便士，比要他们的脑袋还难。
另外，中西君主力量都有强大的趋向只是一个表面的认识，其意义截然不同。西方君力与同步发展，不是个人权力的加强，而是法律制约下的公共权力的加强。正因为这样，西方才能率先实现现代化。魏建国说：“英国近代以来的崛起和强大，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而其中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体制的形成与完善，无疑是其最重要的结构性和制度性支撑。”[16]中国君主力量始终是个人权力无限制发展，由此造成中国长期停滞和落后。
论断四，中古的中国和西方都没有自由和权利，自由和权利只是近代才有的。
这个论断对中国适用，而在西方中古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观就是自由和权利。西方的权利意识恰源于封建制，封建制的契约原则强调有条件的义务、与权利对等的义务。因而广大社会成员有自觉的权利意识，能够随时拒绝和抵制不合条件的义务。例如，封臣从封君那里分得土地，每年要以服40天的军役作为回报。这个条件是严格遵守的，多一天也不行。哪怕战事正酣，封臣只要是服役期已满，便可立即撤离战场。如果封君需要他继续服役，就得付与他额外的，而且能使他乐意接受的报酬。在权利意识的指导下，才有贵族对国王的持续不断的反抗，才会产生不经同意不得征税的原则。城市的发展也是靠争取权利和自由。即使是农奴，也有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有权抵制不合理的负担。相形之下，中国民众无限度、无条件地为统治者尽义务，却没有任何权利以及权利意识。 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出，中国没有西欧的那种封建制，因此不宜称其为封建社会。同时可以对如何解决“中国有无封建社会”这一难题，选定一个有效的和合理的方法。那就是跨越五方式论的抽象公式，一切从史实出发，通过中外对比来深入探讨，以求达到对社会的全面认识。
--------------------------------------------------------------------------------
[①]“大地产是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真正基础”，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290页。
[②]“大土地占有制是封建贵族借以获得代役租农民和徭役租农民的先决条件”，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225页。
[③]“在资本主义时代之前，存在过以劳动者私人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小生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72页。
[④]“封建时代的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一方面是地产和束缚于地产上的农奴劳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9页。
--------------------------------------------------------------------------------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3
[2]俞可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1993（4）
[3]马克??．中国有没有封建社会？．史学理论研究，2004（4）
[4]李峰．欧洲feudalism的反思及其对中国古史分期的意义．中国学术（24），2004
[5]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85
[6]何新．古代社会史的重新认识．读书，1986（11）
[7]王和、周舵．试论历史规律．历史研究，1987（5）
[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
[9]李峰．欧洲feudalism的反思及其对中国古史分期的意义．中国学术，（24），2004
[10]李峰．欧洲feudalism的反思及其对中国古史分期的意义．中国学术，（24），2004
[11]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8
[12]马克??．关于封建社会的一些新认识．历史研究1997（1）
[13]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25
[14]马克·布洛赫．法国农村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80
封建社会范文第5篇
相比世界上其他国家，中国在公元前就进入了封建社会，历经周、秦、汉、三国、西晋、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辽、西夏、金、元、明、清、中华民国众多时期，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统治。而封建社会具有的共性就是它的特权制度，几千年的历程使中国封建特权制度的发展也具有多样性和多元化，本文就就中国古代存在那些特权制定以及这些特权制度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做一下简要分析。
一、我国古代有那些封建特权制度
中国封建社会特权制度缘起西周，西周法律中有“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的规定，是指大夫以上的奴隶主贵族及其妻室成为民事或刑事案件的一方当事人时，可以不亲自出庭受审。这反映出宗法制度对中国古代司法传统的影响，即身份相当者才能对簿公堂，而身份悬殊者不互相争讼。西周之后，汉代又有“先请”制度，即对触犯法律的贵族官僚审理前，必须先奏请皇帝，以“请”皇帝作出减免的决定来保护贵族官僚的特权。到曹魏时期，我国封建社会特权制度有了系统的发展，“八议”制度首次入律，所谓“八议”制度是指法律规定的以下八种人犯罪，一般司法机关无权审判，必须奏请皇帝裁决，由皇帝根据其身份及具体情况减免刑罚的制度。这八种人是指：议亲，指皇亲国戚；议故，指皇帝的故旧；议贤，指依封建标准德高望重的人；议能，指统治才能出众的人；议功，指对封建国家有大功勋者；议贵，指上层贵族官僚；议勤，指为国家服务勤劳有大贡献的人；议宾，指前朝的贵族及其后代。
自此之后，“八议”之法便一直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我国古代的律法中，至唐代，“八议”有了新的发展，《唐律》除规定了“议”之外，还规定了“请”、“赎”、“官当”等按品级减免罪行的法律制度。唐代之后，宋、元、明在律法中沿袭了这些制度，并将其作为重要内容做了肯定。除律法之外，中国古代的“礼”强调“等差”和“别异”，具体体现在祭祀、服饰、礼仪、服制等方面[1]。这些特权制度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古代百姓、商家、贵族官僚的生产和生活，甚至可以说，封建社会即特权社会。
二、特权制度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1.从封建社会的本质看特权制度存在的必然性
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资本自已社会，究其本质都是阶级社会，而阶级社会必然存在一个经济上永久占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在战国奴隶社会末期，新兴地主阶级虽然在经济上占据优势地位，但在政治上却处于劣势地位，这种矛盾使得新兴地主阶级严重缺乏安全感。我们通过历史和政治学习已知，阶级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阶级斗争，新兴地主阶级通过不断的阶级斗争结束了奴隶主的统治，成为了国家的统治阶级，建立了以地主阶级为统治的封建社会。而由封建官僚一手创制的中国封建法律制度，当然无处不反映官僚特权阶层的利益和要求[2]。于是像“刑不上大夫”、“上请”、“八议”、“官当”等维护官僚阶级利益的特权制度就应运而生了。无论封建社会如何标榜“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等理论，其最终还是维护官僚阶级统治的工具，只要封建阶级国家这一属性没有变，封建特权阶层的存在都是必然性的。
2.从君臣博弈的角度看特权制度存在的合理性
博弈是指在一定条件下，按照一定的规则，二人或多人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中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从中取得各自相应结果和收益的过程。而博弈可分为合作性博弈和非合作性博弈：合作性博弈是指参与者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与其他参与者达成协议或形成联盟，其结果对联盟双方均有利；非合作性博弈是指参与者之间无法达成约束性的协议。封建社会的君臣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选择达成一定协议的合作性博弈是必然的。对于处在金字塔顶峰的皇权来说，其权力得以发挥的前提就是封建官僚制度的存在，故唯一能与之作有效抗衡的就是传统的官僚制。当官僚集团的实际政权掌握过强导致威胁皇权时，就必须做出调整以重新适应“君尊臣卑”的原则[3]。相反一旦官僚集团的利益遭到过分削弱，那么官僚阶层必然会奋起反抗以重新获得特权。并且鉴于皇帝和官僚集团之间有着共同的阶级利益，故皇权给予官僚阶层的部分“特权”并不会危害到其统治利益，反而使官僚阶层满足现状，使双方可以和平共处。这种博弈的互相妥协便是封建特权制度存在的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