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哲学；经济批判；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16）01-0021-06

毋庸讳言，在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版图中，政治哲学基本上是空缺的，所以，近几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积极介入政治哲学问题域，进而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迅速成为一个前沿和热点领域，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引人注目的学术大事。然而，笔者始终认为，在将一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向前推进的过程中，既要以一种前沿跟踪的方式捕捉最新的研究动态与理论进展，也要回到这个领域的原初思想语境，廓清那些对学科发展具有方向性和指导性的前提性理论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而言，迄今尚未得到根本澄清的一个前提性问题是：马克思自己有没有政治哲学？或曰，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解读马克思，在多大程度上是合法的？我们知道，自19世纪末以来，马克思理论的诠释者们，不管是基于何种立场、出于何种意图，往往都相沿成习地在科学性和事实性的思维路数上来图绘马克思，结果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造成了马克思排拒规范性论证和缺乏政治哲学思维的刻板认识，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关涉权利、正义等的政治哲学论题和重大现实问题上失去了话语权。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以柯亨、埃尔斯特、麦克布莱德等为代表的一些英美学者虽然从规范性和政治哲学的视角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了这样那样的解读，并且也提出了不少发人深思的学术论见，但他们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解和阐释，总体来看却是零散的、不自觉的、非反思的，这主要表现为，他们只是通过甄别、挖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等著作中的个别字句和论题中的规范性寓意而为马克思政治哲学（尤其是正义思想）的在场性予以辩护，而没有在整体上把握马克思理论研究的政治哲学意义，所以，作为政治哲学家的马克思形象并没有随着这些英美学者的阐释而树立起来。在笔者看来，这种非政治哲学和半政治哲学的解读，在理解马克思上都是极其不得要领的。笔者的观点是：马克思不仅有政治哲学，而且马克思哲学的实体性内容，基本上就是在政治哲学的问题域中得以展现的，这构成马克思哲学的一个根本开展向度。

一、近现代哲学的发生学原理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在场

从思想史的视域来看，马克思不管在多大程度上革新了前人所确立的思想传统，他也正像施特劳斯、伯尔基、麦卡锡等人所指认的那样，是承接着近代哲学进行理论创造的，因而只有在打通马克思与前人（特别是近代人）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内容及思想特质。其实从这一点，我们尤其能够看清马克思与政治哲学之间的根本相关性。深层挖掘，马克思与近代人在一定意义上的“同宗同源”，不单单是概念史和观念史的接续和延伸，更根本来看，则是概念史和观念史背后的现实历史缔造了马克思哲学与近代哲学之间的高度关联。众所周知，黑格尔曾在《法哲学原理》中不无深刻地指出，哲学是思想中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1]黑格尔的这个论断启示我们，要把握近代以来的哲学发展史，根本工作之一，在于深刻领会近代以来的历史所包含和揭示的时代问题。如果说西方近代以来的历史是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的生成与不断发展而展开的，与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具有对应和同构的关系，那么追根溯源，近现代哲学的理论逻辑实际是从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这与古典哲学的形成机理具有本质的差异。与传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不同，商品经济社会的一个根本要求，在于确立人们分配和占有自然资源和物质财富的原则、规则及边界。而实际上，洛克之后的近现代政治哲学，就是在把握这一要求的基础上逐次发展起来的，因为近代以来那些最深刻的政治哲学问题，包括权利、自由、平等、正义、道德、伦理、法等问题，都是与人们的财产归属这个更基始性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在近现代政治哲学中，权利首先意指的是财产权或所有权，平等和正义首先意指的是人们财富占有上的关系，而道德、伦理和法的原初意义就在于维系市民社会中正当的经济秩序。这个问题，集中体现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我们注意到，在这部政治哲学的集大成之作中，黑格尔虽然将市民社会界定为与“抽象法”和“道德”相并置的“伦理”的一个中间环节，但其实，这个概念在整部著作中起着奠基性和支配性作用，因为黑格尔实际是在深刻洞察市民社会这个鲜活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领域之矛盾的基础上，才进入抽象法、道德及伦理等问题域中的。问题的关键之处就在于：不仅近现代政治哲学的理论问题几乎都是从经济层面生发出来的，而且反过来说，近代社会以来经济层面的问题又是具有政治性的，即在商品经济及以之为基础的市民社会中，一定蕴含着政治哲学家们所普遍关注的理论问题。所以，毋庸置疑，只要承认近现代哲学的理论逻辑是植根于商品经济与市民社会的，那么就可以看到，真正主导近现代哲学发展的正是政治哲学，即政治哲学在近现代哲学中实际扮演着“第一哲学”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人们通常会在认识论的层面上去概括、描述和理解近现代哲学，并由此界划出经验论和唯理论两大分殊性的哲学传统。然而，我们知道，认识论是伴随着主体性的出场和凸显而形成的哲学形态，而主体性这一从属于理论哲学的概念和原则，则是随着现代商品经济的定型和现代市民社会的历史形成而凸显出来的，所以，这一概念和原则，往往最终又要落归于权利和自由等政治哲学问题，从而转化为实践哲学的范畴和原则。于是，考察近现代哲学史不难发现，那些在认识论问题上树立了理论丰碑的哲学家，如洛克、休谟、康德以及黑格尔，无不把思维的触角根本性地伸向政治哲学领域，从而在不尽相同的路数和传统中推进了政治哲学的发展，由此将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历史实践提升到理论层面予以整体性反思、批判和规范，并因此而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构建起以权利和自由为价值底色的政治伦理秩序。以笔者之见，这不仅是在商品经济获得自足性发展空间，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得以重新建构的近现代社会中所必然会凸显的哲学主题，而且也必定会成为近现代哲学的根本理论范式。就此而言，只有进入政治哲学的问题域，才能够根本性地把握近代以来哲学的逻辑生长点及原生结构。对于马克思哲学的研究，情形也不外于此。毋庸置疑，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商品社会大踏步向前推进的历史背景下介入哲学的，所以，从近代以来哲学的形成机理来看，马克思哲学的原生性逻辑恰恰就是生长于政治哲学问题域中的，这一点，与整个近现代哲学没有实质性差别。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如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情况，贯穿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及《论犹太人问题》等马克思早期重要著述的最核心概念，即是作为近现代政治哲学基石的市民社会概念。这意味着，在自由和平等的价值基点上对现代社会制度的正义性予以质询与批判，不仅是一些近现代哲学家的理论关切，也构成了青年马克思哲学理论探索的根本旨趣与核心问题。正是因为如此，当青年黑格尔派还在“前黑格尔”的水平上围绕“宗教批判”展开这样那样的争论时，马克思则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2]马克思在这里是说，在现代社会，因人与神的关系而形成的传统矛盾结构已经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体现在法和政治关系中的世俗矛盾，所以现代哲学研究的中心任务，在于从宗教批判转向政治批判（即关于现代社会制度之正义性的批判），进而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并由此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根据马克思的这一阐释，我们在政治哲学的维度内来概括其早期的哲学理论活动，并由此将他确证为一位政治哲学家，应当是没有什么疑义的。

二、经济批判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深化

人们在梳理、把握马克思哲学发展历程时，往往像阿尔都塞那样，认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为界分点，马克思的思想形成了一个前期和后期的根本性变换甚至断裂。根据这种理解，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似乎只是存在于其前期的理论著作中，而后期著作似乎与政治哲学的论题渐行渐远，最终趋于消解这种哲学形态。然而，真实的情形恰恰相反，即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后，马克思不仅没有远离政治哲学问题域，反而以一种更为深刻的方式考察、探析了政治哲学的相关理论问题，从而将霍布斯、洛克以来的政治哲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理论反思水平。理由何在？如果根据上述，近现代政治哲学（乃至全部近现代哲学）是在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历史地基上形成和发展的，其所反映的是近代以来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根本利益诉求，那么显而易见，只有保持着对现代市民社会和经济关系的高度敏感性，对经济活动领域中的矛盾予以深刻洞察，才有资格进入到政治哲学的问题域中。这是我们在解读洛克、休谟、边沁及黑格尔等的政治哲学思想时需要把握的关键问题，因为这些彪炳政治哲学思想史的理论家，无一不是在现代市民社会的历史地基上，在洞思现代社会经济生活关系的前提下提出政治哲学问题，进而发展政治哲学理论的。从这一点来看，对现代市民社会中的经济生产关系理解越深刻的哲学家，在政治哲学的理论探索中越能够提出发人深省的见解。所以，笔者又认为，在马克思之前的近现代政治哲学史上，由于黑格尔比霍布斯、洛克、休谟等人更自觉地在理论层面对市民社会这个劳动和需要的体系进行了探析和反思，所以他在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上所达到的高度是后者无法企及的，虽然人们在研究政治哲学史时通常会把黑格尔作为中间环节而非启端。这个问题，对于理解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富有启示性。早在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马克思就认识到，在中世纪，市民社会由于是从属于政治国家的，因而它直接具有政治性质；而在现代社会，市民社会虽然因为与政治国家完成了二元分野从而不再具有直接的政治性质，但由于现代政治制度“本身只有在私人领域达到独立存在的地方才能发展。在商业和地产还不自由、还没有达到独立存在的地方，也就不会有政治制度”，[3]所以，市民社会实际成为了政治国家的内容，而政治国家本身则只是一种形式。马克思的这个认识无疑是准确而深刻的，因为西方现代政治制度与中世纪相比，在其建立的过程中的确是呈现出一种从下而上的倒序结构，政治的合法性并不是由政治本身给予的，而是由褪去政治光环的市民社会所给予的，即政治的内容不在政治本身，而在市民社会。这一看似在逻辑上充满悖论、无法说通的问题，却真实地反映出近代之后政治社会结构的形成机制，如权力和权利之间所确立的契约关系，就从一个微观的层面深刻表明了这一点。与这种情况相对应，如果说根据自由、平等及正义的规范性要素来为现代民主制度予以辩护，构成霍布斯、洛克以来政治哲学家的根本理论追求和价值目标，那么这一理论追求和价值目标的原生利益结构，乃是随着商业、地产、私人领域、市民社会的“去政治性”而确立起来的。这意味着，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并不是从直接的“政治性”出发，在对政治国家本身的考询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相反，这样的理论路数是无法洞察现代政治之内在本质的，毋宁说，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只有以考察需要、劳动、财产、所有权等为路径，才可能达及政治的本质性层面。从这一点来看，马克思早期环绕市民社会所进行的理论探索，无论如何都是置于政治哲学问题域的。不过，在1844年之前，由于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经济学研究的支持，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本身的把握毕竟还处在一个较浅层面，所以在宣告从宗教批判转向政治批判之际，他对现代政治的理解并未达到后来的高度。由此可说，马克思早期的哲学固然可归结为政治哲学，但这种政治哲学尚未实质性地超越过往的政治哲学。马克思与自霍布斯、洛克到黑格尔的政治哲学的分道扬镳，毋庸置疑是随着其经济学研究的逐步加深而发生的。众所周知，自1844年开始，马克思从政治批判明确转向了经济批判，由此开启了其长达30多年的经济学理论探索之旅。从传统的学术视角来看，马克思的这一理论转向，不仅没有将其政治哲学思想推向纵深层面，反而是其规范性的政治哲学研究与科学的历史理论建构之间的根本界标，亦即，在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中，政治哲学并未占有一席之地。我们承认，要根本性地洞思现代政治哲学问题需要回到经济学的语境中，并不意味着任何经济学的理论都可归结为政治哲学，虽然从现实来看，近代以来经济层面的问题往往具有政治性质。比如，亚当•斯密之后将商品和资本界定为“物”的经济学理论，以及当代西方许多实证性的经济学理论，恰恰都是反政治哲学的。然而，在马克思这里，却具有与实证性的经济学截然相反的情形。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这样说道：“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4]根据马克思这里的说法，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旨趣之一，在于通过深入剖析市民社会而从根基上理解法的关系及国家的形式。由此可以看到，马克思1844年之后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实际是承接着早期以市民社会概念为核心的政治哲学理论探析而展开的，故而他从政治批判转向经济批判，并非是要求疏远政治批判，而是要求落归于物质生产关系这一实质性层面来开展政治批判。在此番意义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绝非代表着其政治哲学的终结，相反是其早期所确立的政治哲学理论思路的一种根本性深化，故而也就代表着其政治哲学的推进和最后完成。其实，从近代以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以及政治哲学的形成机理来看，也只有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构中，马克思才能够真正共享那些由洛克、休谟、康德、边沁及黑格尔等人所提出和反复申述的政治哲学论题，如需要、劳动、财产、所有权、道德、正义等等。所以，概而言之，在政治哲学研究上，政治经济学既没有偏题，又没有离题，而是真正回归本题。正是因为审思到了这一点，灵活运用思想史方法来研究马克思的麦卡锡才这样强调：“马克思的后期著作是他理解历史和社会关系的产物，此二者奠定了其伦理理论与社会正义理论的基础。”[5]

三、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独特开展

在确证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之政治哲学意义之后，我们又需要立即指出，马克思既因为系统的经济学研究而实至名归地植入到了自近代以来一直延续着的政治哲学论域中，又因为其经济学的研究而根本性地超出了近现代政治哲学家的理论视野，从而与那些影响了他的先贤们划清了界限。这里的问题在于，如果正如上述，对经济生产关系理解得越深刻，越能在政治哲学的理论探索中提出发人深省的见解，那么，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政治哲学整体性地超越过往的政治哲学，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道理很简单，在对现代经济关系的理解和把握上，无论是洛克之后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还是亚当•斯密以来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抑或是康德以来的德国古典哲学家，都无法与马克思比肩而立，虽然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知识是在研习这些前人著作的基础上获得的。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这里，历史唯物主义对于政治哲学所具有的重大思想史意义显现出来了，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不仅通过经济学的艰辛理论探索而创立起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其后期以《资本论》为核心的经济学研究，也是其历史唯物主义落脚于社会生产关系之后的一个必然归宿点。但人们通常并不情愿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叙事来证立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相反，这一理论叙事却往往成为人们否定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最有力证辞，即在人们看来，作为一种基于事实的认知性和描述性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必然是排拒政治哲学的。这貌似强有力的证辞，其实只是流于表层、不堪一击的偏蔽之见。且不论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只是一种认知性和描述性理论，它是否也包含了规范性的视角，仅就马克思落归于社会生产关系来开展经济学研究而言，历史唯物主义所具有的政治哲学意义就是显而易见的。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开展经济批判的基本要求在于不是从经济事物和经济活动的表层出发，而是从其深层出发；不是从作为“物”的商品出发，而是从作为“社会关系”的商品出发。所以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域中，马克思的经济学必然不是在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层面上展开的，而马克思所看到的那些由经济生产关系所生发出来的深层次的社会政治问题，也必然不可能一目了然地出现在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视野当中。正是因为如此，英国古典经济学就没有整体性地上升到政治哲学的高度，虽然斯密也曾论述过正义之类的政治哲学问题；而经过历史唯物主义深化之后的马克思经济学，则不仅将其早期的政治哲学推向一个新的位阶，而且也是霍布斯、洛克以来的政治哲学所达到的一个最高点，这充分印证了全部近现代政治哲学由社会而国家、由经济而政治的基本生成逻辑。就此而言，历史唯物主义大概是近代以来政治哲学所遵从的基本开展路径的最彻底形式。洛克、休谟、边沁、黑格尔等，虽然无一不是或隐或显地以市民社会为支点来提出权利、自由、正义等问题并由此构建政治哲学的，但他们显然都没有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层面，至多只是处在一种“前历史唯物主义”的水平上。进而论之，马克思政治哲学与他之前政治哲学之间的质性区别，无疑只有借助于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够得到豁然开朗的审视和理解。概括说来，由于并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之前的近现代政治哲学家只是基于自然个体在市民社会中的生活经验来进行推理的，其所确立的基本分析单位是“原子式的自然个人”，所以他们不忘宣说的权利和自由，只是原子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他们所追求的正义，只是原子式个人在市民社会中的一种理想化的权利组合关系；他们心目中的社会，只是原子式个人的一种集合形式。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是一种比自然式的个人组合关系远为复杂的社会关系，所以将个体的生活经验固化之后的政治哲学，必然不能从根本上切中这种社会关系的实质，因而也必然不能真正把握现代社会中的基本矛盾，尤其在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而定格为一种客观性的“结构”之后，这种在个体生活经验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政治哲学，在解释、解答现实复杂政治问题上就更是捉襟见肘了。在这种情况下，实际只有在真正“社会性”的意义上来阐释权利、自由、公正、道德等等论题，政治哲学才能够展现出其宽广的解释力和持久的洞察力，而这就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研究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之一。直截了当地说，马克思在接续近代以来政治哲学基本论题的前提下，将政治哲学的立论支点由“自然人”置换为“社会人”，所以，与过往政治哲学家不同，马克思所着重分析和揭示的是权利、自由、平等、公正、道德的社会和制度基础而非自然基础，这正如麦卡锡在阐释马克思的道德理论时所指出的，马克思把现代传统关于对与错、好与坏以及美好生活的本质与物质幸福这些道德问题的质疑，转换成了对现代社会制度结构的审查，也即转换成了政治经济学。社会阶级、权力关系、财富所有制以及社会生产关系变成了理解道德问题的整个大背景。

[6]上述情况意味着，马克思虽然是围绕着近代以来不断推延的权利、平等、公正、道德诸种论题而在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视域中建立政治哲学理论叙事的，然而，一旦将这些论题置于社会制度背景中予以质询与阐说，那么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又必然会以大异于西方通行的政治哲学的形式而展现出来，从而形成政治哲学理论与一般社会批判理论和历史哲学理论相互缠绕的复杂格局。就此而言，以笔者之见，社会阶级、权力关系、所有制以及生产关系，这些统摄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论题，不仅构成了理解马克思道德理论以及政治哲学的话语背景，而且其道德理论和政治哲学，最终又要落归于对这些问题的深刻检视和系统阐发，从而使这些从西方规范性政治哲学视角来看是“非政治哲学”的问题，成为了其关于权利、平等、公正、道德等的政治哲学理论得以展开的根本载体。应当说，这是政治哲学在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视域中所必然会具有的理论形式。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马克思政治哲学”虽然是一个存在于马克思历史性文本中的命题，但出于其独特的问题意识和理论任务，马克思毕竟没有像后来的罗尔斯那样，去构建一种一目了然的、可供人们直接套用的政治哲学理论，所以无论是在西方学术界还是在中国学术界，“马克思政治哲学”又是一个在当代解释学的语境中所凸显出来的命题。这个情况决定了，人们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予以追寻和探析的逻辑起点在于当代而不在于马克思，亦即，从学术上来看，人们实际是以理解和把握当代政治哲学的理论命题和学术任务为前提来切近马克思的。然而，我们知道，当代政治哲学是罗尔斯《正义论》发表以来，在自由主义、社群主义、民族主义及女权主义等意识形态的争鸣中迅速复兴的。所以，当人们置于所谓“当代政治哲学”理论语境来开展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时，便会很容易将这些政治哲学形态作为范本和标准，进而据之来评析马克思是否持有政治哲学思想或在多大意义上持有政治哲学思想。可问题是：由于其开展形式的独特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的政治哲学，必然难以与这些作为“标准”的当代政治哲学形态相符合，所以显而易见，马克思是否持有政治哲学思想或在多大意义上持有政治哲学思想，也就会成为一个永远无法厘清和论明的问题。这一学术路数的根本缺陷，在于只是注重在马克思哲学的“外部”来建立学术立论的支点，而忽视了对马克思政治哲学自身生成逻辑的理解和把握。在这一学术路数下，人们注定无法在马克思与政治哲学之间建立起实质性的关联，因而至多只能捕获到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只言片语”，却很难达及马克思为政治哲学所开辟的广阔理论空间。不过，只要领会了整个近现代政治哲学的“发生学”原理，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政治哲学意义，我们就有理由宣称：马克思不仅从来就没有远离政治哲学，而且他始终行走在如何将政治哲学的理论思考推向纵深的路上！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序言第12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83-284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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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范文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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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范文第3篇

旧哲学对世界的理解是抽象的。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是确立了以物质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人类世界的实在性。这不仅是确立了一种全新的哲学观，也是确立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正是通过这种全新的哲学观和思维方式，马克思超越了旧哲学对世界的抽象理解，真正将哲学理性思维与人类的现实生活联系了起来。将理性思维的真理性建立于实践的基础之上，将实践理解为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客观活动，意味着对哲学功能的全新理解。在这种理解中，现实的生活世界不再以抽象的形式呈现，哲学理论也不再玄远。因此，在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观的变革中，哲学功能的转变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任何一种哲学都不可能不解释世界，关键在于怎样解释世界，在于为什么要解释世界，而这恰恰取决于这种哲学对哲学功能的预设。马克思之前的一切哲学都无例外地将哲学仅仅视为穷究世界之理的学问，无论它们对世界是“从客观的形式去理解”还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都不可能不陷于对世界的抽象解释。现实的生活世界是活生生的、历史地发展着的，而单纯的解释就是说明和分析，是不可能以活体为对象的，因此，对于马克思之前的旧哲学来说现实的生活世界在其视野之外。旧哲学之所以不能理解“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从来就没有打算这样做，在于它们对哲学功能单纯的解释性预设。旧哲学只是想解释世界，因此，它就只是把自然看作僵死的解释对象，而把人看作是独立于自然存在的解释者。在这样一种视域中，人和自然是相互分离的存在。由于作为主观者的人站在作为客观者的世界之外，世界也就只能以两种可能的方式获得理解：一种是纯客观方式的理解，即“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另一种是纯主观方式的理解，即从人“抽象的”、“能动的方面”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毫无疑问，只要哲学没有打算在头脑之外说明头脑，它就不可能不受到头脑的束缚。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们相信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到黄昏时才起飞，相信只有当对象成为一种客观性存在时才能为哲学所把握，因此，旧哲学也就不可能在建构生活世界中发挥作用。马克思哲学观中的革命因素首先在于它对哲学功能的革命性预设，在于它不满足于哲学解释世界的功能，因此，它必然将哲学理解为照亮人间未来之路的普罗米修斯之火。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马克思自己对哲学所作的说明，即哲学只有通过改变世界的活动才能证明自己的真理性和存在的价值，才能证明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这其实包含了马克思对哲学功能的预设，并且其哲学观的确立也有赖于这一预设。马克思并不是为了比前人更好地解释世界而进行哲学变革的，从一开始，他就将变革哲学的目的与改造世界的目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这一点，使他能够撇开纯粹的经院哲学问题而在人的现实活动中寻找思维的此岸性，使他能够看到以往的哲学家们所无法看到的实践的价值。马克思从来反对将哲学理解为一种建构抽象世界观的活动，在他看来，哲学如果不为解除人间的饥饿而发挥作用，它就不可能是什么科学的世界观。可以设想，如果马克思没有将自己的理论活动与火热的现实生活相联系，他就不可能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实现哲学观的变革。马克思哲学观的科学性、真理性和生命力，就在于它为自己所设定的改造人类生活世界的革命性目标。这决定了它不仅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概括与反思而解释世界，更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不断地批判而建构作为现实世界否定形态的理想世界。马克思说：“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将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在这里，“实践的”一词的基本含义在于强调了他的现代唯物主义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而非其他。由此可见，马克思哲学观的确立与他对哲学功能的革命性理解是分不开的。

理论之所以能够改变现实的生活世界，首先在于它将生活世界作为批判的对象看待，对其持批判的态度；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亦在于它关怀时代的命运，以建构理想的生活世界为己任。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在他的原始文本中系统地阐明过自己的哲学观，他的哲学观是在对现实生活世界从未终止过的批判中体现出来的。因此，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无论“回到马克思”还是“重读马克思”，都不仅是为了更准确地解释其原始的文本，而且是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功能，是为了重新找回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精神。生活世界是变动不居的，今天的生活世界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生活世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继承马克思，因为任何一种哲学所体现出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都不等于具体的批判本身。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具体批判可能会过时，可通过那些具体的批判而体现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却不会过时，只要它借以建立的现实生活世界尚存。所以，人们是否可以在今天坚持马克思哲学观的关键，必将通过对如下问题的回答而显示结论：19世纪的马克思所批判的现实生活世界是否依然存在?即作为批判对象的这一现实生活世界是否依然是现实的?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多重批判纬度

勿庸置疑，马克思毕生都在致力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但他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没有看到20世纪之后市场经济所经历的一系列改变。因此，我们必须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全面看待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并认真地从其具体批判中探讨他哲学的批判功能和批判精神。

以今天的立场看，马克思在19世纪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批判，其实是对早期形态的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总体上说，这是一个由多重纬度、多种批判共同构成的总体性批判。在这一批判中，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虽然影响深远，却也只是整个批判中最为外显的部分；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虽是最深刻的内容，却也只是整个批判的一个深度切口；而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总体性的社会批判才具有更为深远的内在意蕴。当年马克思针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所作出的有些具体结论可能的确已经不再适合于今天的现实，因为市场经济社会的存在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这意味着作为批判对象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巨大改变。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马克思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并非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单一政治批判，亦非对这种经济制度的单一经济批判，而是包含着多重纬度的社会批判和历史批判。而这一点恰恰就是奠立在实践观的基础之上，并包含了对现实世界和人的存在方式的全新理解的哲学批判。换言之，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所作的社会历史批判是他对生活世界的总批判，因而是以哲学的方式而不是以具体科学的方式批判现实的世界。不理解马克思哲学观与现实生活世界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哲学观的独特性和它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不理解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是一种社会历史的批判，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哲学观实践转向的真实含义。

马克思政治批判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制度。这一批判显示了他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中具有强烈阶级对抗性质的现实政治生活之本质的揭示、反思和改变的诉求。借此批判，马克思所要达到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建立一种能够促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只有把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当作精神武器，才能改变现实的生活世界，从而实现其自身和一切人的解放；同时，哲学也只有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才能成为起到促进人的解放作用的真正现实的哲学。正因为马克思把哲学活动看作是一种现实的批判活动，他的哲学观与他的政治批判之间的联系也是现实的。他说：“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应当说，和马克思的其他批判目标相比，其政治批判目标是最为具体的，是对实践活动最具指导意义的理论批判。一方面，在这一批判中，作为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是一种最为现实的社会主体条件，它的存在第一次使历史主体的活动和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在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中，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是一种最为现实的客观条件，它的存在以及它所导致的尖锐阶级对抗将历史主体与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变成了现实的历史运动。因此，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成为他所有批判中最为尖锐、最为直接、最具穿透力和最具实践价值的批判；而且，人们往往也最容易将这一批判看作是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进行批判的标志，最容易从这一批判出发理解马克思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

与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相比，他对这种政治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所作的经济批判更为深刻，也更具有持久的价值。直到今天，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等理论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但这里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否可以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形态相剥离?即在理论分析的意义上，对资产阶级统治所作的政治批判是否可以与对市场经济所作的经济批判相剥离?对于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模式来说，这种分析本身无疑就是用超阶级的原则取代了阶级分析的标准，因而是不可取的。可是，当与意识形态对垒的坚冰被逐渐打破之后，当多种模式的市场经济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不容质疑的现实的今天，我们将必须直面这种分析。当然，对于我们所作的这一剥离来说，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显见的驳难：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批判是建立在对市场经济的经济批判之上的，因此将两者剥离开来必然会导致对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的割裂。对此，我们可以找到历史的和理论的例证为自己辩护。正如在现实的历史过程定的经济结构并不绝对地导致唯一的政治后果一样，在理论上一种特定的经济分析也不绝对地导致唯一的政治理论。例如，在历史上，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既产生过英国的立体，也产生过法国的共和政体；在理论上，从自由市场的经济理论中既可以推断出洛克式的市民社会模式，也可以推断出孟德斯鸠式的市民社会模式。同样的道理，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从他对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分析中推断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结论无疑具有其合理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市场经济社会发展唯一可能的道路，也不意味着马克思对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形态所作的经济批判只能得出政治革命的结论，马克思在不同的著作中所作出的不同论述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将马克思的经济批判同政治批判剥离开来，并不是想要说明马克思经济批判的超历史性，而是为了强调它作为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性。在这里，我们更是为了强调，市场经济并非只能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相结合，因此，马克思的经济批判，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整个社会批判所指向的生活世界依然存在。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和他对市场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是具体的，它们分别代表了马克思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这些批判只是他对作为总体的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社会历史批判的不同侧面。只有当我们从马克思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总体性批判中，才能真正把握住马克思理论中所透射出的历史感和哲学批判精神。

三、马克思哲学观中的社会批判之维

作为特殊形式的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本身就要求以之为对象的理论批判的具体性，可是，具体的理论批判也总是因其具体性而具有较强的历史性。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社会批判，是一种以现实的实践为基础的历史主义的批判。这一批判纬度并不以特定历史时期内的阶级关系为分析基础，而是以人的整个活动以及活动的历史变化为分析基础，因而并不直接指向特定的阶级对立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关系，而是指向一般的人类活动方式的转向所造就的现实生活世界——市场化进程所导致的整个社会生活状况。这一社会批判也不同于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它不仅仅局限于对市场交往关系的分析，而是要通过这一分析考察整个人类社会关系的异化及其克服途径。如果说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和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因其依据于早期市场经济的经验而遭到一些当代西方学者的质疑和冷落的话，他的社会批判则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直到今天仍然被广泛地关注和尊崇。当然，无论冷落还是关注都只是一种表象，隐藏在这一表象背后的深刻原因是，马克思哲学观中的社会批判纬度是以更为全整的人类生活世界为批判对象的，是建立在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基础之上的，因而也蕴含着更为深远、更为本真的哲学批判精神。马克思对早期市场经济所作的经济分析和对早期资本主义制度所作的政治分析中的许多具体结论已经成为思想史，但是，他对市场经济社会中人的生活世界所进行的批判却仍然在书写着未来的思想史。

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哲学；意义；答案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3－082－03

哲学作为一门学问，原本只是一种生活态度，就是保持好奇的天性，探寻一切事物的真相，这种态度被称为“爱智”，但是爱好智慧并不等于拥有智慧，哲学强调爱智，所强调的是“过程”，要不停地质疑与询问，要永远在等待着接受惊讶。这正像黑格尔所说的：“生活的艰苦使人们太追求实利，太忙于实务。”但其实这是一种短见，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深刻的理论修养，先进的哲学意识，这个民族注定没有远大的前途。笔者认为哲学还有重大的作用。但哲学的作用不是一种“立竿见影”的作用，不是一种指令性的作用，而是在相对长的时期才能见效的“渗透性”的作用。

一、哲学是在唤醒的理性维度

(一)哲学在唤醒人们对世界的反思

哲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某一特殊领域的研究对象，哲学研究的是我的思想所面对的世界之存在，并且是世界的整体存在，哲学所研究的领域之广可见哲学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之大，哲学的渗透性是要渗透到世界的整体存在，哲学的作用是要唤醒人们来反思，那么在此面对世界之存在，哲学的作用便是要唤醒人们对世界的反思。“哲学是一种学养。哲学的探究是一种以学术培养品格，以真理指导行为的努力。哲学之真与艺术之美。道德之善同是一种文化，一种价值，一种精神活动，一种高清而有意义所不可或缺的要素。”更确切地说，哲学是在唤醒。

哲学人生无异于询问的过程，因为人有理性，所以要求解释，于是每一个人在生命的某一阶段，总会浮现出一种深刻的愿望想要了解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同样，对于哲学，当我们在询问哲学有何用时其实正是一种哲学作用的体现，哲学的作用其实就是可以使人不停的思考哲学究竟有何用。哲学就是要唤醒人们的这种询问和反思的意识。人们要询问和反思我们所存在的这个大千世界，正是因为我们存在其中，这个世界中的一切都值得我们反思，我们要反思这个世界的存在，它的发展变化运动的规律。我们要细致深入的了解这个世界，以便我们在世界中更好的生存发展，我们的反思的越彻底对世界的了解便会越深入，才会使我们更好的融入到这个世界存在之中。

(二)哲学在唤醒人们对社会的反思

哲学的本质是批判革命的，它具有一种社会反思功能，这种反思性会影响到人们的反思，这里哲学是在唤醒对社会的反思。哲学是一种反思性全面性超越性的理论，它是一种理想性的存在，马克思把哲学的本质表述为“批判革命的”，哲学要唤醒人们反思现实，超越现实。在1978年“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运动中，哲学充分发挥了它的反思性的批判作用。在今天，哲学仍需要发挥它的反思批判作用，需要它反思社会社会现实，反思改革。改革作为“治疗”我国社会问题的一场革命，它也像任何治疗行为一样会有它的负作用，负现象，真正关心。拥护推进改革的人应该正视这一现状，并反思这些现象，进一步提出改进措施。例如，对改革中缺乏主体目标设计，忽视人的因素；对改革中的极端倾向，忽视问题等都应做进一步反思。哲学与现实的结合，哲学对现实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它对现实的反思作用上。而不是一味的论证，赞赏现实复杂深入地改革更需要哲学唤起的反思，这种作用可以不断地使社会校准发展方向防患于未然。如果在社会的实践中排除了哲学的这一作用，到头来是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失。所以哲学唤醒人们对社会的反思也格外的重要。

(三)哲学在唤醒人们对自我的反思

哲学的研究对象虽然是这个大千世界，但这世界存在的主体却是我们人类自身。我们首先要承认的就是人类的主体地位，所以人类对自我的反思即自我的审视便显得格外重要了。正因为哲学重视人，所以人才重视哲学。哲学就是要唤醒人们审视自我存在及人类身上更多的意义所在。哲学与人的话题始终是哲学的永恒主题。这里所谓的意义便指选择成为自己的可能性，实现自我的过程，很多人都喜欢询问人的一生究竟会有什么意义，然而，人生的意义绝不可能存在于某一个地方，或是某一件事情上面，人生的意义是一个人决定去做某件事，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一种自我肯定的力量，也就是说，人生的意义只能是由内而发的，而不是向外寻求的，所以自我的反思即是在寻找这种隐藏的力量。

二、哲学引领生活的理性维度

(一)哲学对物质生产经济生活领域的探释

哲学就像一把梳子，学习哲学就是用梳子把本来散乱的头发梳理整齐，因为物质生产经济生活是一个从其方式、模式以及分配交换消费等诸多环节上都需要进行全面深刻的清理，这种清理其目的不仅在于对这些关系环节的实然状况的确认，然后再进行技术性的调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对其结构性与价值关系性的评价，从而使国家的经济生活领域获得可持续性的发展机制的支撑，而这些又都是知性科学的经济学难以提供的审视能力与评价尺度。卡西尔说过，在他看来，伟大的思想家，“常常不得不以超越和反对他们时代的方式进行思考，没有这种理智上和道德上的勇气，哲学是不可能完成它在人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使命的。”在物质生产经济生活领域哲学不再是笼统的“大哲学”的形态，而是以“经济哲学”的形态发挥着哲学对生活的关注审视与批判。所以面对以上情况，要实现对物质生产与经济生活领域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观念到行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观念到行为的系列追问与反思，只能是具有整体性的哲学方可为止，这样，物质生产国家经济生活与哲学之间也就获得了内在关联性，哲学在此以经济哲学的身份形态来审视、反思物质生产与经济生活中的关系环节并进行调整，经济哲学对经济生活的反思与批判性的追问。又为现实经济生活从观念、思维、心理、价值确定到方式模式等多方面进行自觉转换与重塑提供了批判武器与理论支撑。

(二)哲学对政治生活领域的审视

随着经济生活的全面转轨，政治生活从理念类型、内在规律到执政方式、能力等诸多方面也必然的发生顺应的调整与转变。这是现代政治受制于经济规律的强势法则。国家政治生活系统不仅涵盖着国家政治理念的树立与调整，政治制度的创建于改革，政治信仰的维护，政治价值的保证等，这些政治问题从一般性的考察，到现实政治生活中的特殊问题的反思都凸显了对以“政治哲学”的学科角色出场的哲学来发挥作用的内在需要。应政治体制改革内在需要而形成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大大的促进了政治哲学自身的发展与繁荣，反过来不可否认也促进了中国政治生活向着良性方向发展，这是政治哲学与政治生活的互动关系，也是哲学与生活的价值之所在。

(三)哲学对文化生活的关爱

文化哲学本质上是对支撑国家生活或个人生活的最基础的文化价值。文化思维、文化品质、文化心理、文化意识的追问，通过追问判断现实生活的文化维度上的“问题”及其文化发展的新动向，确立支撑人们精神文化生活健康发展的价值系统与正常的思维方式，从而为现实生存提供精神资源与营养。为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提供正当的文化尺度、文化意志与文化依托，构造出向上的整体信念与信仰，最终为个体生存提供可依托生命的精神家园。文化哲学以对精神文化的理性审视，价值重估为手段，以吸取多种文化价值观念的合理的、健康正当的成分为资源，以建立正确的精神文化价值理念为中介，以建构坚固国家整体生活和个体生活，并对生活具有真正的良性引导功能的价值平台为目的，从而实现精神文化生活的自觉与自主。由此，文化哲学在当前的责任与任务就必须批判旧文化，创造新文化，满足国家与个体精神文化的生活对价值不倦的追求。

三、哲学与各门学科会通的理性维度

(一)哲学是对具体科学的抽象概括

正因为哲学既是意识形态又是科学和知识体系，哲学一直延续至今天这个飞速发展的现时代，其研究方法除沿用传统的思辨方法，逻辑证明等之外，还应加入并且更注重科学实证的方法，比如可用具体科学的最新成果去证明哲学上的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有的学者不赞成用具体科学的研究成果去证明哲学上的问题，理由是害怕哲学成了具体科学的普及读物。如果只是对具体科学的研究成果予以简单罗列，也许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但哲学绝不是对具体的科学成果予以简单的罗列，而是对具体科学的研究成果进行加工，提炼，概括，总结，使具体科学的原理，经过整合之后，成为哲学上的原理，来影响并作用指导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会再反作用影响于具体科学的创新发展，这也正是哲学指导作用的体现之一。其实近代以来，“以自然本身去说明自然”的哲学方法早已成为通俗的一科-重要说法，只是在黑格尔之前，这种方法流于形而上学的方法而已。黑格尔的《逻辑学》中有200多页讲的-就是自然科学的知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也主要是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去证明他所想要证明的哲学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既是思辨的科学，也是实证的科学。罗素认为：“不能自圆其说的哲学不会完全正确，自圆其说的哲学满可以全盘错误。最富有结果的各派哲学向来包含着显眼的自相矛盾，但是正为了这个缘故才部分的正确。

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批判逻辑 哲学批判 经济学批判 社会 政治批判

【中图分类号】F042 【文献标识码】A

在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体系中，是先有了政治学批判、经济学批判才有了哲学批判，还是先有哲学批判，才形成了经济学批判和政治学批判？为了消除传统的误解，通过对思想史的考察，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从马克思理论的形成过程来看，其政治哲学思想、经济哲学思想和实践唯物主义元哲学思想是在相互促进中走向成熟和发展的。

对哲学的批判

逻辑的表述对于思想的进程来说可能会有某些重叠，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通过历史的视角来揭示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形成过程。首先是哲学批判，哲学素来被称之反思的学问，反思不仅指向思考对象的内容，而且指向思考过程本身①。即前提性批判，反思哲学的基础必然是现实化的生活世界。所以，马克思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可以说是在哲学观上实现了重大的革命变革，这种变革不仅是在积极扬弃近代哲学、主要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上实现的，而且也是在扬弃古典经济学和吸收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同样，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也不能离开对古典哲学的批判，特别是对黑格尔精神哲学的批判和超越。他高度评价了黑格尔精神哲学中的意识和存在、思维和现实互为统一的观点，但同时认为二者的统一仍是在思想范围内的事情，哲学作为绝对观念的体现并不能履行对真正现实世界的改造功能。马克思要求以“自我意识”把世界从非哲学中解放出来，这表明马克思已逐渐脱离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流派。

对于黑格尔法哲学方面的批判性思考，标志着马克思哲学思想开始发生了转变。马克思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是组成国家和法律的根本。对国家和法等政治问题及“市民社会”的经济问题的考察已然成为其哲学观形成的必备环节，这一思想虽不能说达到了实践哲学的高度，但标志着马克思已站在了唯物主义的平台上。所以马克思决定不做德国的庸人，以战斗的姿态在批判旧世界中去发现新世界。旧的世界首先主要指宗教和政治国家。虽然马克思认为宗教异化是由于政治异化造成的，把世俗世界的自我分裂作为哲学批判现实的主要任务，但马克思又深刻地批判了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市民社会的异化和劳动异化还没得到说明）肯定了人类解放才是人的彻底解放。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可以说是马克思早期研究经济学（经济哲学）一本重要著作，其中心要说明市民社会的异化问题，它是政治异化的根源和世俗世界分裂的根本。按马克思的设想，自由自觉的劳动才是人的真正本质，也正是从劳动出发，阐述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动物与自然界是直接同一的，而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及由此产生的对象化是在劳动中发生的，对象性及所产生的对象化越强，人的本质力量就越发得到充分的确证。人作为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不仅可以按自己固有的尺度进行生产，还可以按任何物种的尺度来塑造，即按美的规律来塑造。所以劳动中的对象性和由此产生的对象化活动，使人建造出了以人为主体的自觉文化世界和现实生活世界。现实的生活世界或属人化的自觉文化世界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全新视域，因此也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观以自觉的文化哲学形态。

对经济学的批判

马克思通过哲学批判、政治学批判和经济学批判而把哲学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创建了自己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抛弃对抽象法的关系和国家形式而转向对市民社会和财产关系等经济问题的研究，不仅是马克思哲学观形成的内在必要环节，并把这一观点树立于劳动、生产和实践的基础之上，而且又把这一哲学观作为进一步研究社会问题的出发点和方法，再深入到“市民社会”和经济领域，形成了其理论独特的成熟经济哲学（经济问题的前提批判）。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②。这一思想向我们揭示了两个基本的事实：其一，实践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获得，通达真正社会历史的道路由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完成。其二，实践是现实世界和社会生活的基础，一切历史都是生产实践史，在此基础上揭示了社会有机体的基本结构，提炼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马克思的这一经典论述表明实践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具有了经济哲学批判的方法论特征。

马克思经济哲学的中心视域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市民社会的现实运动联系在一起，市民社会的批判完全可以通过批判古典经济学来实现③。如何能够通过古典经济学批判而达到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呢？对此，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一部经济学说史就是社会经济现实的鲜活反映，因为它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线索。马克思经济学批判并不只局限于文本，他一直秉承对旧有的社会现实进行无情批判的诺言。早期对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的批判和改造，是出自于对黑格尔国家观和法哲学观批判的需要，甚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其哲学根基还有抽象理想化色彩，之后一旦新唯物主义形成，就会以自己的成熟世界观为基础，来展开对当下社会现实的经济状况进行批判，在《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资本论》等著作中形成了有关生产、分工、私有财产、资本、社会再生产及经济危机理论。

实际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表达了对物质生产、分工和财产所有制的科学认识。一方面，马克思揭示了人与物质生产的关系、物质生产与交往的关系。指出：受个人的肉体组织决定，人必须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它是历史的前提，物质生产使人与动物相区别，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生产中又产生新的更高级需要，所以生产要不断持续下去；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相应的交往关系，由生产延续自己生命的同时，也繁衍另一些人，包括家庭关系和一系列新的社会关系，所以物质资料的生产同时便是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生产的发展水平通过分工来表现，分工的发展也不断改变人们的交往关系，从而产生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不同的社会形态，生产能力和交往关系的相互影响，在矛盾中推动历史进步。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对历史的本质及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中，对于生产和财产所有制关系给予了基础和中心的位置。物质生产构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同时代物质生产水平的不同，人与自然就有不同的统一形式；物质生产也构建了人与社会的关系。一是社会关系随物质生产水平的变化而变化，二是人也会受到前一代传下来的生活条件的制约，即是说在生产活动中人创造了环境，同时环境也创造了人；社会历史本质上就是物质生产的历史。正是从这一理论前提出发，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批判了普鲁东主张保留小私有制和在经济研究中滥用范畴的做法，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强大的生产力应提高自己的阶级意识团结起来进行政治斗争。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揭示了以剥削雇佣工人的劳动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实质，这些关系的对抗性表现为劳动的利益和资本利益的对立。剥削的机制就是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交换，使资本家获得了除补偿工人所消费的东西的更大价值。已经接近于“劳动力”商品这一重要发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个人的生产是属于一定社会性质和社会关系下的生产，因而总是指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④。虽然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的标志和规定，但不能因为经过比较而抽取出来的共同点和统一性而忘记本质的差别，因为每种生产形式都与其产生出的特有的财产关系、法的关系、统治形式相联系，所以并不是一提到生产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个阶段一一加以研究，而是指某一特定的历史时代，例如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是我们研究的本题。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顺其自然地就劳动力成为商品和私有财产转化为资本来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剩余价值的本质。资本的循环和周转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造成了无产阶级贫困化和经济危机的爆发。无产阶级不断反抗的结论表明资本的逻辑不仅是一种经济逻辑，也是一种政治逻辑和文化逻辑，不仅是资本主义的生存逻辑，也是资本主义的瓦解逻辑。

对政治学的批判

正像经济学批判对市民社会的考察成为马克思的哲学观形成的必要环节一样，包括国家观和法哲学在内的社会政治批判也是马克思的经济哲学和元哲学形成的基本前提。如果说45年之前，不成熟的社会政治批判与不成熟的经济学批判和不成熟的哲学批判相对应，那么47年之后，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则是在实践唯物主义和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观基础上形成的必然结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扬弃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进行辩证的历史分析及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本质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扬弃又必须看成是对其哲学理论基础、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批判和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进行构想的全面批判和继承，尤其是对哲学理论基础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批判是通过古典哲学和古典经济学的中介而完成超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考察了生产、分工和财产所有制关系的基础上马克思又对社会形态、阶级、国家与革命及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哲学的分析。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主要论证了无产阶级的产生过程，工人运动的兴起与发展，指出了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和目的；说明了共产主义同其他形形社会主义的区别及共产主义者对待其他政党的态度；预言了未来社会的主要特征。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原理阐明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以阶级斗争理论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使命。分析了无产阶级革命是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重要渠道。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改造社会的重要条件。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生产力极大发展，消灭私有制和商品经济，实现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在《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阐明了革命爆发的主要原因取决于经济动荡和政治危机的内在联系，革命才是“历史的火车头”。无产阶级革命必须结成自己的联盟，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重要前提。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以后，必须建立无产阶级，实现不断革命和消灭一切差别。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必须占有生产资料，消灭雇佣劳动。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中，恩格斯主要分析了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一切历史上的斗争都是阶级的斗争，这些阶级冲突都受他们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军事官僚机器。必须与农民阶级结成联盟，否则“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⑤。另外，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本质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对政党制度的批判、普选制度的批判和议会制度的批判中。这是哲学批判和经济学批判的必然结论。

在笔者看来，从40年代初到70年代末，除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后期的有些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著以外，马克思的绝大多数著作，包括《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都不属于单一的元哲学、经济哲学或社会政治哲学，而是这些思想内容的统一体，这种现象颇耐人寻味。据此，许多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不是正统的哲学家，这也正说明马克思的哲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抽象思辨的解释世界的哲学，而是现代意义上的力行改变世界的哲学。所有的著作也都是在批判中走向建构。

根据历史的线索以批判的逻辑作为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其核心要义就是要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基础上凸显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履行对旧有的理论和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进行“诊断”和“治疗”的改造功能。逻辑性表达了哲学批判、经济学批判和社会政治学批判的内在有机统一性。这一点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一切哲学相比所表现出来的异质性，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秘密之所在。以文本学的方式澄清这一思想的重大意义就是要适应“回到马克思”的理论诉求，旨在还原马克思文本群中的正确思想，从总体上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特征，以消除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分割成几个不相关联部分的理解误区，所以批判性和总体性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把“钥匙”。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从这一理论前提出发，对整个二十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各种异化现象进行全方位的批判，实现了社会文化批判转向，虽然变革的主题、环境、主体和策略有所不同，但都是在马克思批判理论的视域下展开的。就对话学的方式而言，不仅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与整个现代西方哲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对话也不应被终结，而应该保持一种永续性的开放状态。当下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对象不仅指当时社会背景下的古典哲学、反映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古典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还包括与现代西方哲学、经济学和社会文化批判理论的对话交流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对话和批判空间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近20年内随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西方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甚嚣尘上，就在场方式而言，西方一些学者趁机宣布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马克思无声的退场了。笔者认为，马克思从来就不曾退场，德里达等人所谓的让马克思重新出场，只不过是他们对寻求马克思主义当代在场的一种呼吁，这是由马克思主义随时代而发展的本质决定的。马克思的思想是否已经过时或成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当今世界的发展是否还需要马克思主义作方法支撑和智力支持？这些思考和探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是世界全球化发展的今天，我们思考和审视时代主题的基本方法。

（作者分别为东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东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存观的历史视域及对马克思实践历史观的意义”的成果，项目编号：10D011）

【注释】

①③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2页，第60页，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