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范文第1篇

长期以来，流俗见解对于《资本论》一书中辩证法的理解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即只是将《资本论》的辩证法看作从抽象到具体、分析与综合、对立统一等思维“技术”的应用，而不是将之看作新世界观本身；只是从辩证法的批判“功能”层面来看待《资本论》对古典经济学的超越，而不是从辩证法的批判“本质”层面来看待《资本论》对古典经济学、古典哲学乃至一切旧世界观理论形式的扬弃。因此，我们的分析就从《资本论》辩证法的真实意义辨析开始。《资本论》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因为它围绕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也就是关于现实存在的世界观批判而展开，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达到了内在的统一。但这种统一方式，既不是《反杜林论》的对应论战结构（分别批判杜林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理论），也不是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的线性演绎结构（其根本目的是为苏共执政作自然客观性的形而上学论证），而是由辩证法的彻底批判性出发，从哲学批判走向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批判的必然逻辑。关于这种统一逻辑，《资本论》跋语给出了总的说明：“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3]其要义在于，马克思“合理形态”辩证法的批判锋芒不只针对哲学理性，而是针对“任何东西”“现存事物”——整个旧世界及与之相应的旧世界观。所以，辩证法“按其本质”就必须指向对旧世界的思想堡垒（哲学、经济学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全部批判。显然，这是与对辩证法的“思维技术式”定位大不相同的。“思维技术式”理解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将辩证法看作“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的直观方法论。例如有这样的说法：辩证法在革命战争年代应该重斗争，轻和谐；在和平年代应该重和谐，轻斗争，从而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我们毫不讳言对这种见解的批评，因为它是对辩证法的严重曲解，把辩证法降低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常有理”，其实践后果就是让人民群众摸不着头脑，形成讽刺意义上的“不怕唯物论，就怕辩证法”。这种庸俗辩证法自以为是超越了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唯物辩证法”，但其思维水平与黑格尔相距万里。当黑格尔说“现实的即是合理的，合理的即是现实的”[4]时，他的主旨是要表达一种历史不可遏制地向前运动的世界观，而不是所谓的可以脱离具体内容而盲目运行的“对立统一规律”。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隐含着冲破旧世界的革命怒火，但这种怒火囿于纯粹的哲学概念批判而遭到窒息，它不过是在与现实的影子作战。马克思从黑格尔主义出发而最终超越黑格尔主义的真正意义正在于此：继承黑格尔辩证法的世界观批判性质而扬弃黑格尔辩证法的纯批判性质，铸成一种以否定性为根本武器、以现实世界为真实对象的新辩证法。没有这种辩证法作为整体世界观，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无一能够自立。葛兰西对这一问题有着深刻的洞察。他写道：“哲学—政治学—经济学这三种活动领域是同一个世界观的必要组成要素，按照它们的理论原则，一种要素可以变为其他两种要素。”[5]我们认为，葛氏所谓“一种要素可以变为其他两种要素”，实质说的就是辩证法的合理形态成为贯穿三大批判的灵魂、红线；葛氏所谓“同一个世界观的必要组成要素”，则指出了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与合理形态辩证法的一致性。从原则上看，马克思的合理形态辩证法与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是同一理念。在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中，不能在辩证法以外剥离出历史唯物主义，或是在历史唯物主义以外剥离出辩证法；辩证法作为能动的、否定性的方法，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自我展开。当然，如果从思想演进角度看，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又有着复杂微妙的相互生成关系。其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理解这一关系的钥匙。该《序言》回顾了马克思从哲学研究走向经济学研究的经过：“1842—1843年间……第一次遇到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6]表面看来，马克思从哲学到经济学的“转行”似乎是由“遇到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这一偶然因素导致，但如果深入理论内部，就会发现这一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马克思从纯粹哲学研究走向经济学研究，在根本上是由现实世界的客观结构（而非思想家的主观偏好）所决定的。马克思初因研究物质利益的直接需要而进入黑格尔法哲学研究，但在研究过程中却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那就是人们迄今对现实世界结构的理解是颠倒的、是反客为主的。在真实的世界结构中，法的关系不能从它本身或从人类精神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这就意味着，黑格尔辩证法作为世界观，是一种颠倒了的神秘形式；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则应当是从现实副本（以法哲学—意识形态为理论载体）批判到现实本身（以经济学—史科学为理论载体）批判的革命性跃迁。进一步看，现实世界不是由宗教、哲学、政治、自然等罗列组成的总和，而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主导的社会有机体。《资本论》手稿对此写道：“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7]显然，资本就是现实世界的“普照光”，是支配一切的权力。这种哲学“之外”的发现，却成为变革哲学的杠杆，因为它揭示了传统哲学一直想揭示但始终未能彻底揭示的“存在”之谜。谜底既不是康德的物自体，也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而是掩藏在物与物的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资本及其所造成的人类异化。换言之，传统哲学所要追问的存在等问题，在其颠倒的世界观框架内是无法得以破解的。要真正解开哲学谜题，必须由哲学走向研究世俗物质生活的政治经济学。在这种转向里，纯粹的哲学批判被扬弃在经济学批判当中，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承载起了新世界观的使命[8]。这种转向的重大意义，在费尔巴哈、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等“纯哲学家”那里甚至是没有自觉的；蒲鲁东和拉萨尔也试图借鉴黑格尔的辩证法来研究政治经济学，但他们的招数只是用“正反合”的僵化公式去硬套经济原理而已，结果是使政治经济学变成了“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9]，一步也未超出旧世界观的地基。总之，马克思认为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只能是对全部旧世界的总体批判，而由于全部旧世界的统御逻辑是资本逻辑，因此必须最终诉之于对资本逻辑及其理论形态——古典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本点，同样在于揭示国民经济学从世界观到具体范畴的永恒性质，在于揭示国民经济学承认前资本主义社会有发展而资本主义社会已然终结历史的“半截子”辩证法——“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3]。如果抽掉剧变、冷战结束这些具体史实而只看基本原则，福山在20世纪炮制的“历史终结论”算不上什么新见解，它一直就存在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典型代表如巴斯夏的学说[10]）的本性之中。如果说上文所引的葛兰西语，是从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间的要素转化角度来揭示这一点，那么卢卡奇则直接从三大组成部分的重心（经济学）出发而得出了相同的结论：“马克思不把他的著作命名为经济学，而命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因为“这一批判中同时还含有对任何一种事实、对任何一种关系、对任何一种具有规定性联系的，这里所强调的是内在本体论的批判”[11]。贯穿马克思理论活动的辩证法乃是批判“任何一种事实”的思想武器，即世界观批判武器。由于空想社会主义是批判现存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既有理论形态，因此马克思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又必然延伸到其批判之中。

二、从辩证法的“合理形态”看马克思走向空想社会主义批判的必然性

马克思从哲学批判走向经济学批判的根本理论动因，在于纯粹哲学批判当中辩证法的不彻底性、非批判性（其典型形式有黑格尔、费尔巴哈、鲍威尔兄弟、大卫•施特劳斯、施蒂纳的哲学）；同样，空想社会主义者（以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为代表）用以批判现实世界的辩证法亦不够彻底、不够合理，这就构成了马克思必然要走向空想社会主义批判的根本理论动因。柏格森曾断言，一个真正的思想家一生只思考一个问题；我国学者赵汀阳对于哲学家的研究对象还有一个非常醒目的概括叫“一个与所有问题”。借用他们的提法，我们可以将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或辩证法的彻底批判，称为马克思全部思想活动中的“一个与所有问题”。且回到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关系的经典论述。恩格斯在阐述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时指出：“新的历史观对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表明）历史的领导权已经转到无产阶级手中。”剩余价值学说则使“困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是社会主义者”的“劳动价值论与资本剥削的相容性问题”获得解决，二者使“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真相大白”，所以，“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两个重要事实为依据的”[1]。在这里，恩格斯是从理论意义的角度来揭示三大组成部分的关系的；如果从理论逻辑的角度来看，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持辩证法的非批判性（批判的不彻底性）则构成了马克思从哲学、经济学研究而走向空想社会主义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建构的内在动因。下文的分析将表明，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知识建构意义，是奠基在辩证法的彻底批判性这一灵魂、主线之中的。首先来分析空想社会主义者辩证法思想的不彻底性、非批判性，这构成了马克思走向空想社会主义批判的问题牵引。恩格斯指出：“傅立叶是和他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熟练地掌握了辩证法的。”[1]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辩证法思想，既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活动的重大理论资源，又是主要针对目标：在其否定性地看待现实世界方面构成重大理论资源，在其抽象性地对待现实世界方面构成主要针对目标。空想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良知基础上的抽象人道主义，存在着道德批判尖锐性与实践变革软弱性的双重特点。就前者而言，空想社会主义者率先揭开了资产阶级社会“自由、平等、博爱”的虚伪面纱，因此充满着辩证法的批判精神。例如，傅立叶紧紧抓住资产阶级的天堂许诺来反讽，以血淋淋的现实反衬“理性世界”的食人本质。傅立叶写道，资本主义所谓的“文明制度”带来了野蛮，它“不能保证给予人民劳动和面包”；“在文明制度下，贫困是由富裕产生的”[12]。这里闪烁的辩证法思想被恩格斯所深深赞叹。但是，傅立叶只是在浅层触及了私有制、生产过剩等问题，总体上看，他是以（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性批判”为辩证法形式，这种辩证法形式有如弃妇骂街，极尽历数陈世美恶劣品行之能事，对于改变真实命运而言乃是自暴自弃。圣西门也是如此，他开出的药方也是所谓的善良意志，“道德感的力量将会促成变革”以及“博爱之心将迫使贵族和神学家服从这个原则引导出来的结论”[13]。这种乞讨式变革，这种对资本家苦口婆心的道德劝诫、向试验工厂劳动者所进行的良知教化等，更多地只是提供了反面教材，它不仅无法改变工人的奴隶命运，而且容易滑向消极接受现实的歧路。事实证明，无论欧文的“新和谐城”、傅立叶的“法郎吉”抑或圣西门的“实业制度”，尽管取得了重要的实践探索经验，但均不能真正改变无产阶级的苦难命运。傅立叶、圣西门、欧文等人从反对资本主义的出发点，走向了维护资本主义的落脚点。这就牵引出对空想社会主义者辩证法形态的超越任务。空想社会主义是不成熟的工人阶级发展状况的产物，随着工人力量的增强，无产阶级向自己的理论家提出了扬弃空想社会主义的要求。马克思正是这一使命的承担者，他揭示了傅立叶等人辩证法思想的非批判性，即停留于抽象理性批判，而躲避物质现实批判的根本弊病。与这种空洞的辩证法形式相反的，就是马克思的“合理形态”辩证法。合理形态的辩证法以批判社会存在的方式展开活动，从而揭示奴役工人的真正根源，寻找获得解放的真正途径。黑格尔的辩证法不是这种合理形态，因为它把历史猜测为一个“有规律”但“无人身”的发展过程，因此是神秘形态的辩证法；傅立叶的辩证法也不是这种合理形态，因为它没有把否定性力量规定为实践着的无产阶级，因此是空洞形态的辩证法。相反，马克思从生产力这个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中找到了最现实的批判力量，以历史实践的辩证法取代了抽象理性的辩证法。在这一基点之上，他才有了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目标形态、改良主体、实施道路等方面的系统批判。在历史观上，圣西门等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动因在于人的天性，资本主义前景道路在于实验示范，资本主义解放主体在于作为天才的慈善家。一言以蔽之，理性的辩证法乃是救世的根本。所以说，空想社会主义者与旧哲学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立场实质相同，同属唯心史观——非批判形态辩证法的思想阵营，从而才成为被马克思合理形态辩证法一网打尽的批判对象。与空想社会主义者针锋相对，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动因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资本主义前景道路在于无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解放主体在于无产阶级本身。历史的辩证法才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真实武器。总之，随着阶级条件的成熟，马克思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从上面”怜悯工人阶级、诉诸天才人物“理性”的辩证法，而是“从下面”唤醒工人阶级、诉诸奴隶自己的抗争。因此，说辩证法的合理形态才是贯穿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的灵魂，这不仅不与恩格斯的经典论述相冲突，反而是真正深入到了人类解放总体学说的内在逻辑。可见，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的统一性逻辑，存在于马克思主义所要扬弃的古典哲学、古典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三大理论形态的统一性逻辑之中，而并非存在于从普适世界观（哲学）到具体科学域（政治经济学）再到实践政策域（科学社会主义）的线性演绎之中。马克思主义的特质在于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于以破为立，而不在于模仿传统形而上学假定一套终极原理并以之诠释具体实在。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来源的同一性——辩证法的非批判性（即：唯心主义哲学与影子作战的概念辩证法；古典经济学只承认前资本主义社会有历史发展而断言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终结人类历史的半截子辩证法；空想社会主义者用理性来谴责和拯救现实的软弱的辩证法），是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整合逻辑的根本前提。

三、从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反思滞后于空想社会主义的时空倒错现象

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范文第2篇

命题意图是通过试题题意体现出来的。试题由命题材料和设问构成。试题的命题材料和设问规定了试题的题意。试题题意就是试题的含义，即试题的规定性。它包括题型、题眼、题问、题旨。题型就是试题类型。目前政治学科高考试题有五种题型：最佳选择题、不定项选择题、简答题、辨析题、论述题。题型不同，答题方式和测试功能也不同。题眼就是试题命题材料和设问规定的命题角度。它主要体现在命题材料和设问中的关键词语上。它规定了题问内在逻辑关系的思维角度，规定了试题的答题角度。把握题眼，才能避免答题跑题漏点。否则试题解答就如同盲人走路。题问就是试题命题材料和设问规定的试题问题。它通过命题材料和设问中的关键词语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体现出来。辨析题的题问含在命题材料之中。题问从不同的角度划分为：直问型和变问型、归纳型和演绎型、抽象型和辩证型、理论型和实际型等。不同类型的题问，有的是相互交织的。题旨即试题的主题、立意，就是试题的中心旨意。它是题意的核心，反映命题的思想性，体现命题的根本意图。把握题旨，答题才能高屋建瓴、通观全局。把握了试题的题型、题眼、题问、题旨，才能完整准确地把握试题题意，进而明确命题意图。

明确命题意图是为了更好地解答试题。政治学科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是考生解答政治试题的四大要素。在政治试题解答中，知识是载体，方法是手段，能力是核心，觉悟是灵魂。考生解答试题的前提和关键是必须明确试题命题意图要求考查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明确命题意图，也就是确定命题意图。明确试题命题意图中考查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就是确定试题命题意图中考查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也就是确定解题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

明确即确定命题意图的依据是试题题意。政治学科命题考查的学科知识，主要是根据试题题意中的题眼的、题问、题旨确定的。题眼的命题角度规定了试题考查的知识范围及应用角度，是确定试题考查知识的重要依据。题问的内在逻辑关系规定的思维方式方法及其提供的逻辑思路，规定了试题考查知识的具体内容，是确定试题考查知识的主要依据。题旨规定了试题的主题、中心，规定了试题考查知识的基本内容，是确定试题考查知识的基本依据。另外，试题题型规定了试题考查知识内容的伸缩程度。论述题要比简答题考查的知识内容细致全面些；辨析题考查的知识内容，介于论述题和简答题之间。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2题题眼的主要命题角度是：“农村经济发展”，不是“国民经济发展”。因此规定了命题材料中的“无工不富”的“工”是指乡镇企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业；规定了试题考查的知识范围是乡镇企业知识，不是工业知识。高考中不少考生把握不住这一命题角度，用工业知识答题，使答题跑题。该题还有一个重要的命题角度是：“无农不稳，无工不富”。这句话隐含着“发展农业和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的命题角度，规定了试题考查的知识范围是发展农业和发展乡镇企业关系的知识。高考中很多考生忽视了这一命题角度，使答题漏点。该题的题问是：运用经济常识知识，说明“农村经济发展”，为什么“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在把握题眼、题问的基础上，进而可以把握该题的题旨，即考查考生对发展农业和乡镇企业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发展农业和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的认识。从该题题旨可以折射出试题考查的学科知识的基本内容是：农业的地位作用、乡镇企业的地位作用、发展农业与发展乡镇企业的地位作用、发展农业与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把握题眼，依据题旨，结合题型，按照题问的内在逻辑关系规定的思维方式方法及其提供的逻辑思路，折射学科知识，便可确定出此题考查的知识的具体内容是：农业的地位作用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乡镇企业的地位作用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发展农业和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可见，准确确定试题考查的知识，才能使试题答案内容与标准答案内容基本吻合，才能增强试题解答的实效性。

政治学科命题考查的学科方法，主要是根据试题题意中的题问确定的。题问从思维方式上可分为：归纳型和演绎型、抽象型和辩证型。试题题问思维类型不同，考查的思维方式方法不同，答题的思维方式方法也不同。试题题问中抽象型题问主要包括归纳型和演绎型题问，考查的是抽象思维方式中的归纳法和演绎法，所以要求考生用抽象思维方式中的归纳法和演绎法答题。试题题问中的辩证型题问，主要考查辩证思维方式中的历史的方法、辩证的方法、具体化的方法（即理论和实际辩证的具体统一的方法），所以要求考生用辩证思维方式中的历史的方法、辩证的方法、具体化的方法答题。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第一问是归纳型题问，要求考生用归纳法思维答题；第二问是演绎型题问，要求考生用演绎法思维答题；第三问是抽象型兼辩证型题问，要求考生用抽象思维中的演绎法和辩证思维中的具体化法思维答题。可见，明确试题考查的思维方式方法，把握试题解答的论证方式方法，按照试题命题意图要求的思维方式方法答题，才能保证试题解答的逻辑与标准答案要求的逻辑相一致，才能增强试题解答的逻辑性。

政治学科命题考查的学科能力，主要是根据试题题意中的题型、题问确定的。题型不同，对能力考查的要求不同。最佳选择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四种能力，重点考查比较分析能力；不定项选择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5五种能力，重点考查判断推导能力；简答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7五种能力，重点考查理解分析能力；辨析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5、7六种能力，重点考查分析判断能力；论述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5、6、7七种能力，重点考查综合评价能力。题问类型规定试题考查的能力。题问类型相同，考查的能力相同。分析近几年高考政治试题的题问类型变化趋势可见：高考政治试题题问类型趋向变问化，表明高考越来越突出地考查理论联系实际能力；题问类型趋向辩证化，表明高考越来越突出地考查辩证思维能力。题问类型不同，考查的能力也就不同。一般说来，直问型低于变问型对能力的考查要求；理论型低于实际型对能力的考查要求；归纳型低于演绎型、演绎型低于辩证型对能力的考查要求。同一道试题，题问类型不同，考查能力的要求就不同。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第一问是归纳型题问，考查的是归纳思维能力；第二问是演绎型题问，考查的是演绎思维能力；第三问是抽象演绎型兼辩证具体化型的题问，考查的是抽象思维中演绎思维能力和辩证思维中具体化思维能力。显然，第一问低于第二问、第二问低于第三问对能力的考查要求。同一题型，题问类型不同，对考查的能力及其程度的要求也不同。例如：1995年高考政治第36题和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都是论述题，但是1995年高考政治第36题考查的基本上是教材知识，知识跨度小，综合程度低，是理论型题问。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考查的是教材知识和时事知识，并要求二者具体结合，知识跨度大，综合程度高，是实际型题问。可见，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与1995年高考政治第36题相比，不仅增加了对辩证思维具体化能力的考查，而且对分析综合评价能力的考查要求程度也提高了。不同题型，题问类型组合不同，考查的能力及重点也不同，尤其是表现在主观性试题上。简答题的题问一般为理论型、抽象型，表明这一题型重点考查考生综合运用教材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抽象思维能力。辨析题的题问一般为理论型、辩证型，表明这一题型重点考查考生综合运用教材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辩证思维能力。论述题的题问一般为实际型、抽象型兼辩证型，表明这一题型重点考查考生综合运用教材知识和时事知识具体结合分析解决问题的综合评价能力，既考查抽象思维能力，又考查辩证思维能力。另外，由于题眼命题角度的转换，使测试难度加大，对各种题型考查能力的要求程度特别是对各种题型重点考查能力的要求程度也就提高了。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5题，命题设问角度由以往要求选出人物转换为要求选出孔繁森事迹。这样不仅提高了对再认能力考查的要求程度，而且也提高了对比较分析能力的考查要求程度。又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2题，命题材料规定的隐蔽巧妙的变问命题角度（前面已经说明过，故略）显然比直问命题角度提高了对理解分析能力的考查的要求程度。可见，考生只有具备试题考查的能力，并明确试题要求考查的能力，在试题解答中有意地体现命题对能力的要求，使能力发挥到位，这样才能使方法运用到位，觉悟体现到位知识应用到位，才能增强试题解答的科学性。

政治学科命题考查的学科觉悟，主要是根据试题题意中的题旨确定的。试题题旨立意反映的思想性，就是试题命题意图考查的学科觉悟，也就是考生在试题解答中体现的学科觉悟。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5题，主要是考查考生对孔繁森先进事迹的掌握程度，以此考查考生对这一时事政治的认识水平。又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主要是考查考生对我国目前国有经济中汽车制造企业的经济效益状况，解决汽车制造企业经济效益的途径以及提高汽车制造企业竞争力做法的认识。以此考查考生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水平，考查考生的主人翁意识和思想政治素质。可见，考生只有具备试题考查的觉悟并明确试题命题意图要求考查的觉悟，才能在试题解答中自觉体现觉悟，充分发挥能力，正确运用方法，准确运用知识；才能增强试题解答的思想性。

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范文第3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资本论》；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苏联政治经济学；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7）02-0023-06

如何看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二者是统一的，还是分立的？这是任何一个研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学者都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纵观政治经济学说史及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史，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两条迥然相异的思维路线。一条路线以马克思为突出代表，认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统一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内在精神。另一条路线以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与前苏联政治经济学为代表，认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分立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外在于政治济学的另一个学科或领域，它在政治经济学之外形成，然后被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深入探讨这两条思维路线的经验教训，是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一个必要内容。

一、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相统一

马克思的《资本论》理论体系的系统性和辩证性，甚至让其理论对手都不得不折服。其原因就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根据刘永佶教授的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的主要环节有：一是从实际经济矛盾出发，充分占有材料；二是实证与抽象的内在统一；三是以概念运动为核心；四是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统一；五是专题研究与系统研究的统一；六是以概念从抽象到具体转化为主干的论述体系；七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①

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的核心是概念运动，而《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正是对概念运动各环节的全部成果的系统总结。《资本论》一、二、三卷的理论体系可以总结为以下的概念运动链条：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工资―资本积累―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总产品的两大部类―利润―平均利润―生产价格―商业利润―利息―地租。这个概念运动链条，就是《资本论》理论体系的主干，也可以称之为概念体系。它是以剩余价值为核心概念的，其核心突出，主线清晰，环环相扣，层层推进。这个概念体系不是马克思灵感爆发的一时之作，而是他呕心沥血四十年才得以铸造成功的。纵观马克思四十年的研究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所呈现的只是概念运动全过程的最后环节，即多个概念的转化环节，而概念运动的全过程实则包括概念的规定、展开和改造以及多个概念的转化环节。以上概念运动链条上的每一个概念的规定、展开和改造以及概念间的相互转化都体现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以概念运动作为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的主干，马克思的这一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有两个理论来源：一是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二是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其中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对概念运动的强调是最突出的。马克思本人曾这样概括黑格尔的概念运动的思辨辩证法：“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整个体系。”②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以概念运动为主干的辩证法，但对其以意识为人的本质所导致的错误予以批判，在强调劳动为人的本质核心的基础上，通过对经济矛盾的实证抽象，形成了系统的实证抽象法，并与理论体系统一于规定经济矛盾的概念运动中。概念运动既是《资本论》方法论的核心，也是《资本论》理论体系的主干。方法构建体系，体系发挥方法，二者高度统一。

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分立在理论体系之外的数学技术或科学哲学方法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具有两种含义。一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即指现代西方主流的经济学家们在经济学研究中所运用的方法论，具体而言就是数学技术。第二种含义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独立出现的一个叫做“经济学方法论”的新学科，这个新学科的具体内容是用科学哲学的方法来评判西方主流经济学。欧美学者对于上述两种含义的方法论按首字母的大小写来加以区别。第一种含义的方法论首字母小写――methodology，第二种含义的方法论首字母大写――Methodology。不论是数学技术，还是科学哲学方法，都不是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内生的，而是分立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外的。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把数学技术作为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一种局部思维形式或技巧的做法很早就出现了，但将数学技术上升为主导整个学科理论研究的方法论的做法则是从边际学派的杰文斯、瓦尔拉斯等人开始的。这一企图随后受到了新古典学派的马歇尔的强力抵制。马歇尔主张经济学家应该将数学作为一种速记工具以启发和记录灵感，在正式出版物中则应该把数学全部放在脚注或附录中，甚至最好全部烧掉。

关键性的转折发生在1947年萨缪尔森出版的《经济分析基础》。萨缪尔森在此书的扉页上引用了一位美国数学物理学家的“数学是一种语言”的名言。在书中，萨缪尔森明确表达了他对马歇尔传统的不满：“就如许多时髦经济理论所表现的那种特征，对本质上很简单的数学概念作费力的文字说明，这不仅从科学进步的立场上看毫无裨益，而且所涉及的也只是一种特别无聊的智力体操。”③继而他将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消费理论和福利理论全部翻译成数学上的多元微积分求极值法，并尝试将动态均衡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翻译成数学上的微分方程和差分方程。坚持以文字语言为主要叙述方式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理论阵地，就这样被萨缪尔森用数学形式主义攻占了，从此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正式将数学技术作为整个学科的方法论。这一事件可以称之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革命”。

自1947年以来，数学形式主义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愈演愈烈。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主流经济学的本科及研究生的教学，不仅纯数学技术类的课程以及与数学技术高度相关的理论课程的课时比重越来越大，而且主流经济学教材也依照所使用数学技术的复杂程度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层次，似乎数学技术越复杂经济学就越高级。二是美国主流经济学的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的数学形式主义倾向也越来越严重，连篇累牍的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论文占领了大部分版面。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将数学技术作为本学科的方法论，造成了理论体系与方法论的分立。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以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为典型代表，但这个理论体系并不是萨缪尔森本人的创造，而是他把马歇尔、张伯伦、希克斯等人的理论作为微观经济学，把凯恩斯的理论作为宏观经济学拼凑在一起的产物。后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经济学界的争论，萨缪尔森还把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些理论拼凑进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以《经济学》教科书的第19版为典型代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由以下的一系列主干概念搭建起来的：稀缺、效率、需求、供给、价格、均衡、效用、成本、收益、利润、竞争、垄断、劳动与工资、土地与地租、资本与利息、国民收入、消费、投资、总需求、总供给、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国际贸易、汇率、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经济周期等。可以看出，这些主干概念没有一个是笛Ц拍睿它们都是由在萨缪尔森之前的经济学家们通过使用非数学的定性研究方法才得以规定的。由此可见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与作为其方法论的数学技术之间的明显分立。这种分立表现为，数学技术都是数学家们在思考数学问题时创造出来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所能做的只是学习掌握并运用这些外在于经济学的数学技术。

这种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分立给西方主流经济学自身理论的发展制造了严重的障碍。自从数学技术被人为地提升为经济学方法论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便放弃了在经济学研究实践中内生发展经济学方法论的抱负，转而满足于从数学中寻找各种既有的技术，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某些既有概念进行演绎性的数学演算。这种做法可以对一些既有的经济学概念之间的数量关系进行分析，不能说毫无可取之处。但其最致命的缺陷是很难规定新的经济学概念，尤其是主干性的经济学概念。这是因为，数学技术与数学概念是统一的，用数学技术演算既有的经济学概念，可以实现既有经济学概念的数学化，也可以发现既有经济学概念在外延上的不完善性从而对之进行改造，甚至还可以用“既有经济学概念+数学概念”的方式规定出新的辅的经济学概念，比如说XX率、XX曲线、XX指数、XX乘数、XX函数、XX方程式、平均XX、边际XX、总XX等，但却很难规定出新的主干性的经济学概念。④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虽然在每一次更新版本时都会收入一些新的经济学概念，但这些新概念要么是用“既有经济学概念+数学概念”的方式规定出的新的辅经济学概念，要么就是由具体经济学科（如财政学、金融学、国际经济学、公共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提供的新的辅经济学概念，整个理论体系中的主干性概念并没有发生变动。总之，数学技术上升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后，并没有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贡献出一个新的主干性经济学概念，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长期僵化。

创建以使用科学哲学的方法评判西方主流经济学为具体内容的“经济学方法论”新学科的是马克・布劳格，创建的标志是1980年发表的《经济学方法论》一书。⑤参与这个新学科建设的欧美学者除马克・布劳格（证伪主义）外，还有考德威尔（多元主义）、麦克洛斯基（经济学的修辞学）、豪斯曼（新穆勒主义）、罗森伯格（大众心理学批判）、劳森（批判实在论）、汉兹（新经济学方法论）、博兰德（批判理性主义）等人。1994年他们还创建了《经济学方法论杂志》，作为这个学科论文出版的主要阵地。参与这个新学科创建工作的学者们大部分是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哲学家，也有少量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专家。总结归纳他们发表的著作和论文，可以看出绝大部分是在批评主流经济学家们使用的方法论仍停留在科学哲学的实证主义阶段，因而是不够科学或者不够先进的，因此需要根据他们的科学哲学方法――五花八门的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方法――加以改造。

这个所谓的“经济学方法论”新学科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分立是明显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基本拒绝与他们认真对话。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深知只有把时间花在钻研高深数学技术上才方便快速发表经济学论文，才能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和科学哲学家们讨论经济学中的实证主义问题则纯属浪费时间。萨缪尔森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这帮科学哲学家的鄙夷之情：“有科研能力的人，从事科学研究；没有科研能力的人，就闲聊科学方法论。”⑥

应该承认，这些科学哲学家所做的工作并不完全是无用功，他们中的有些人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方法论的批判是相当深刻和精到的，足以给我们以重大启发。但是，由于他们将“经济学方法论”视为是外在于经济学的另一学科，所以只能从外部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批评意见。这些科学哲学家们依据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可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让人眼花缭乱的批评意见，但终究没有一人能建立起替代性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种在理论体系的外部进行批评的局限性正如黑格尔所言：“真的驳斥必须在对手强有力的范围内，和他角力较量；在他以外的地方去攻击他，在他不在的地方去主张权利，对于事情是没有进益的。”⑦

三、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分立在理论体系之外的“唯物辩证法”

与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把数学技术提高到经济学方法论的方向相反，前苏联政治经济学家们则把哲学方法论――“唯物辩证法”直接作为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由此形成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其理论体系的另一种类型的分立。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以前苏联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和列昂节夫等人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典范代表。该教科书是在斯大林的倡导和关注下，以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指导，形成的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表述。该书第三版（1958年）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和认真学习。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第三版分为上下册。上册在简单叙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后，重点放在论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上，从内容上看是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缩编。下册则是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的论证，但编者没有区分清楚“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一般，将其对“苏联模式”的论证混淆为对社会主义一般的论证。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理论体系是由以下的一系列主干概念搭建起来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然后教科书再结合前苏联当时的各项经济政策，分别叙述各部门经济，主要包括国营企业、集体农庄、商业、财政、金融、国民收入和对外经济交往。

这样的一个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五大经济规律”为主干的理论体系，具有浓重的先验性和强制性。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工作者们似乎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都是未卜先知的天才预言家。他们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产生和成熟之前就准确地预言了其中的各种主要经济规律。这样留给政治经济学工作者的任务就很简单了：只需要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中找出几条提炼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内容，然后以此为据，去注释苏联政府当前推行的各项经济政策，去向民众宣传这些经济政策是合理的、科学的就足够了。

纵观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史，虽然随着政治经学工作者们的世代更迭，政治经济学界又陆续推出了新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前苏联解体，这个理论体系的主干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随时代所变动的只是教科书所要注释的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20世纪60年代查果洛夫主编的教科书是用既有的理论体系注释赫鲁晓夫的“用20年时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政策。20世纪70年代鲁缅采夫主编的教科书是用既有的理论体系注释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政策。20世纪80年代梅德韦杰夫和阿巴尔金主编的教科书是用既有的理论体系注释戈尔巴乔夫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经济政策。

至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工作者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研究社会的经济制度。”⑧唯物辩证法是哲学方法论，前苏联政治经济学家将哲学方法论直接视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由此就造成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明显分立。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者们并不从事哲学研究，而科研院所的学科建制依照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划分，严格地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分开，方法论就成为了哲学的专属物。政治经济学工作者只能从哲学教科书中直接拿来哲学层次的“唯物辩证法”，再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去。

比较早地发现这种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分立现象并提出批评意见的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副岛种典。他在1961年由日本青木书店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判》一书中尖锐地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不是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结果，而是由于二十五年以上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仅是列宁指出的研究大量的实际材料，还包括对前人经济学说的细密的研究）方才可能。”⑨副岛种典据此判断出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存在严重的方法论上的错误。这是他的历史功绩。

由于将唯物辩证法直接视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工作者们主动放弃了对方法论的深入探讨，而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交给了哲学工作者们。而前苏联的哲学工作者中的绝大多数又固守着由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中对“唯物辩证法”的那几条干巴巴的规定，不去讨论具体学科的具体问题，因而不能丰富和发展辩证法，反而将“唯物辩证法”变成了一个专门用来批斗学术异端的紧箍咒，动辄以他人违反“唯物辩证法”为借口粗涉具体学科的方法论探索。在意识形态的高压电网面前，前苏联众多学术工作者们宁犯思想错误，不犯组织错误。唯上唯书的学风笼罩着哲学界和政治经济学界。

总之，由于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理论体系分立，前苏联经济学界既没能发展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也没能变革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既有理论体系。教条主义的阴影笼罩着整个政治经济学界。这种状况或许对贯彻前苏联领导人的意志是合适的，但却不能切实揭示和解决经济矛盾。这种比美国主流经济学还要庸俗和僵化的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最终在与美国主流经济学的全面较量中败下阵来，其留给中国政治经济学界的教训是极其惨痛和深刻的。

四、以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为原则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由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前苏联政治经济学将方法论外在于政治经济学，不仅方法论的研究不能深入、系统，更制约着理论体系的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必须克服这个缺陷，以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统一的思路展开对经济矛盾的系统抽象。

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学界在方法论上的苏联化、美国化的倾向依然存在。表面上看，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已然退出历史舞台，固守前苏联教科书“原理”的人在中国已经不多了。但实际上，目前很多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根据撰写论文并提出政策建议的人，其方法还是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教条主义方法，只不过其所依据的“原理”从前苏联教科书上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普遍真理”变成了美国教科书上的“市场经济的普世价值”而已。另外还有一批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学者，则把美国主流经济学的数学技术作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引入国内，并以此作为“学科规范”来改造国内的经济学期刊和经济学教育，结果在国内形成了一种竞相以使用和要求别人使用高深数学技术为能事的风气。有某大学学报的编辑将这些方法论上固守苏联化、美国化思维的经济学论文称为“八股倾向”，这种批判是入木三分的。⑩

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内在精神，中国经济学界如果不在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上克服苏联化、美国化的误区，那么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建立永远只是空话。作为有学术理想追求的中国经济学人，研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和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学。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应该继承马克思的思维路线，坚持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相统一。统一的关键，还是在概念运动。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有自己的概念体系，探讨建立这一概念体系就是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任务。

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是对他的那个时代的欧洲（尤其是英国）经济矛盾的概念规定。我们应继承其中的辩证精神和原则，但不能将他的体系视为绝对真理和亘古不变的教条。当前中国的现实经济矛盾和《资本论》相比，既有国度性的差异，又有时代性的差异。机械地照搬照抄《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是不能对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作出恰当的理论规定的。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是原则，中国政治经济学工作者要依循这个原则，从探讨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以及相应的概念规定、展开、改造和转化入手，探索与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内在统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依循马克思开创的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原则，刘永佶教授于2015年12月出版了《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一书，该书的主要内容有：第一，清除了原来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克服了源自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关于上帝或物质为世界本原、本体的论证）传统；第二，明确了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因此其方法论也具有国度性；第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而非另一学科或领域，不是可用可不用，可用此也可用彼的外在工具；第四，中国政治经济学由主体、主义、主题、主张为基本构建；第五，系统规定经济矛盾八个层次；第六，明确“实证是对现象本质联系的抽象”，形成“实证抽象”的概念；第七，初步规定中国经济矛盾概念体系；第八，依据对中国经济矛盾的规定探讨其解决途径。这部著作全面贯彻了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原则，集中探讨了如何以概念运动规定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对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创新发展做了扎实的探索。

注释：

①刘永佶：《〈资本论〉逻辑论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2-143页。

③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增补版）》，何耀等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④凯恩斯提出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概念似乎是个例外。但仔研究就会发现，“总需求”和“总供给”概念并不是凯恩斯通过数学技术演算而规定出来的。从数学技术上说，将单个商品的个人需求曲线、企业供给曲线分别加总，只能分别得到行业需求曲线、行业供给曲线，而不可能得到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这也是一些西方学者一直抨击凯恩斯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的原因之一。但能规定出“总需求”和“总供给”这两个概念，恰恰体现了凯恩斯的思维层次和思维能力远高于他的同行。

⑤桂起权：《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之走向》，载于《经济评论》，2002年第2期。赵华，李建珊：《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哲学化》，载于《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8年第5期。

⑥D・韦德・汉兹：《开放的经济学方法论》，段文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⑦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44页。

⑧前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册），北京编译社译，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页。

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范文第4篇

因此，中国化也成为当时哲学建构的主要动力和目标。必须指出，在20世纪许多中国哲学家的心目中，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实际就是传统儒学的现代化。儒学的现代化包括形式和实质两方面。在形式上，儒学的现代化就是采用西方逻辑分析方法来说明传统儒学的概念和辩论，使之更清晰，使儒学更具有理性主义的形式。冯友兰说：中国需要近代化，哲学也需要近代化。近代化的中国哲学，并不是凭空创造一个新的中国哲学，那是不可能的。新的中国哲学，只能是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分析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使那些似乎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

（冯友兰，1992年，第207页）冯友兰所谓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他以前多次提到并进行实践的一样，就是把逻辑分析方法引入中国哲学的观念，使中国哲学的辩论和证明更清晰、更理性化。张岱年说：哲学之基本工夫，实在于解析。解析法是英美新实在论的贡献。中国哲学不太注重解析法，中国新的哲学必须运用解析之方法，使儒学的唯物论观念更加清楚。（《张岱年选集》，第40、42页）张岱年所说的解析法就是逻辑分析法。总之，以冯友兰、张岱年为代表的一些哲学家，把逻辑分析理解为现代化的哲学特质；他们所做的哲学现代化的努力，首先就是使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逻辑化、理性化，使之更具有理性主义的特征，使儒学在形式上实现现代化。

然而，儒学的现代化不仅有形式方面，而且还有实质方面。在实质上，儒学的现代化就是引进西方哲学的某些重要概念或理论架构，对传统儒学的一些观念进行发明和新诠释，以应对新时代的社会、政治、自然和人生问题。按张岱年的说法，现代的中国哲学必须能指导科学工作，给科学一种广阔的前提；必须能指导生活及政治社会的实践，为人们提供改造世界的指针；必须是一种有力量的哲学，能给中华民族以勇气的哲学。（同上，第30－34页）相对于儒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时被认为是现代的，它无所谓现代化，但却存在着中国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包含着形式和实质两方面。在形式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实际上牵扯着一个更大的问题即哲学的民族性。

那么，哲学的民族性如何表现且有何意义呢？冯友兰说：民族哲学之所以为民族底，不在乎其内容，而在乎其表面。我们以为民族哲学之所以为民族底，某民族的哲学之所以不仅是某民族的，而且是某民族底，其显然底理由是因为某民族的哲学，是接着某民族的哲学史讲底，是用某民族的言语说底。（冯友兰，1995年，第269－270页）照冯友兰的说法，接着本民族的哲学史并用本民族的语言讲，就表现着哲学的民族性；而且这种哲学的民族性对于这个民族精神上的团结和情感的满足有很大贡献。因此，哲学的民族性是必要的、有意义的。冯友兰把接着本民族的哲学史讲，用本民族的语言讲，作为衡量哲学民族性的标准，这是一种外在的、形式上的衡量。马克思主义哲学要被中国人接受而成为中国的民族哲学，就必须使它的语言中国化，必须接续中国哲学史讲，这是一种形式方面的中国化。

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就是语言的中国化和接着中国哲学史讲的。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开山之作的《大众哲学》，是艾思奇有意识运用本民族熟悉的、日常的语言讲哲学的典范。当时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语言中国化，而且要接着中国哲学史讲。胡绳在《辩证唯物论入门》中说，辩证唯物论的中国化，要述及中国哲学史的遗产。（《胡绳全书》第4卷，第162页）1938年，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很显然，把继承孔子以来的中国哲学史遗产看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环节；而他所说的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形式就是中国化，它不仅包括语言形式，而且还包括由接续中国哲学史而来并被中国人喜爱的所谓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正是在的号召下，陈伯达在延安开设中国古代哲学讲座，这是要接中国哲学史讲唯物辩证法的尝试。艾思奇在《研究提纲》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有它的基础，即中国古来伟大思想中的辩证唯物论要素的存在。

由此可见，当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实是从语言中国化和接着中国哲学史入手的，这其实是形式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方面，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具体问题相结合，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和理论。然而，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不管是儒学的现代化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其目标都是为了创建一种新的中国哲学，此两者不可能是截然分离的。如果我们能撇开长期存在于头脑中的政治意识形态或党派性的纷争不谈，那么就会发现：在具有哲学活力的30至40年代，儒学的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融合为一的。

在这场创新活动中，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曾在同一群哲学头脑中际遇，并在双方的会通中激出了活力。这是一个特殊的哲学群体，它包括张申府、张岱年、，还有冯友兰、梁漱溟、熊十力等人。这些头脑长期被儒学浸染，并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相当程度的同情了解。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会通中，围绕着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以张申府、张岱年、等人为一派，他们将辩证唯物论做某种儒学的解读，通过儒学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而以冯友兰、梁漱溟、熊十力为代表的另一派，他们将儒学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做某种唯物史观的解读，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儒学现代化。下面就沿这一线索述之。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张申府、张岱年、等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是接着中国古代哲学哲史，并用儒学的语言来格义、诠释辩证唯物论的。张申府是较早提出将儒学与辩证唯物论结合的哲学家，他要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张申府，1996年，第240页）他把《易传》的辩证思维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结合起来，并用罗素的逻辑分析方法表达，形成了自己的辩证法。张申府认为，辩证法的本质就是相反相成、矛盾的和谐，它是科学的、客观的规律。受孔子哲学的启发，张申府重视相成、和谐，但又认为相反者之统一是有待的，暂的，转移中的，相对的，而互相拒的相反者之交斗相争，则是绝对的，如动与演化然。（同上，1986年，第117页）他强调对立、斗争的绝对性，看上去更接近马克思的辩证法。当然，张申府的辩证法是零散的、很不系统的，还有待后来者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其功劳则在于指出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会通的方向。在张申府的影响下，张岱年以儒学来融会辩证唯物论。

经过长期沉潜研究，他完成了《天人五论》，建立了自己的新唯物论体系。张岱年的哲学是将《易传》、张载、王船山、颜元、戴震的辩证法和气论，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加以综合创新而成。在方法论上，张岱年首先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辩证法总结为六条规律，认为对立统一规律为辩证法的核心并贯穿于六条规律之中。然后他又把六条规律汇归为儒学的反复、两一两原则，认为反复是事物的阴阳两方面向对立面的变化，而两一即矛盾，它指事物内部矛盾的两方面（阴和阳）的作用相推，是事物变化的原因和根据。（《张岱年选集》，第80－88页）以此，张岱年便既精巧地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儒学化，又不失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另外，他发挥张载的仇必和而解观念，强调了矛盾的和解与统一的真义。（同上，第216页）的儒学与辩证唯物论的会通，体现在他的矛盾论、实践论和实事求是观上。

毛--泽-东的矛盾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讲变化的宇宙观，第二是讲作为变化的原因及变化规律的矛盾。把传统哲学的新陈代谢观念与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相结合，来讨论事物的发展变化。他认为宇宙中的一切事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变化和发展是宇宙不可抵抗的规律，从而建立了变化的宇宙观。把事物内部的矛盾（即对立统一）作为事物变化的原因和根据。他认为，中国哲学的相反相成、和而不同就是对立统一。他用相反相成来分析矛盾的对立性和统一性，提出了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矛盾、矛盾的次要方面的区分，重视次要矛盾和矛盾次要方面在矛盾运动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强调矛盾的对立面在特定条件下的统一和转化的重要意义。（《选集》第1卷，第301－333页）在认识论方面，接着儒学的知与行关系的讨论，把儒学的知行论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批判地结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实践论。其实践论所主张的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和理学家的知行合一有很大的相通性。（同上，第282－288页）还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实事求是观念来格义辩证唯物论，并对之做出新的解释，认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求就是研究，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所谓实事求是就是从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去研究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选集》第3卷，第801页）的实事求是与朱熹的即物穷理实质上有一致之处。

三、儒学的现代化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中，唯物史观可以说是对中国人影响最大、也最容易接受的。从理论上看，唯物史观是辩证唯物论哲学方法在历史、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运用。冯友兰、梁漱溟、熊十力等人曾经接受唯物史观，并对儒学的历史观和政治思想作新的解释。

20世纪30年代中期，冯友兰欧游回来接受了唯物史观，并把它与秦汉春秋学的五德三世说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新五德三世论历史哲学。冯友兰认为，从秦汉时期邹衍的五德说、董仲舒的三统说及何休的三世说，可以寻出适合现代的历史观。他指出，历史是演变的，没有永存不变的社会政治制度，《周易》所谓穷则变、变则通之言，很可以拿来说明这个意思。历史演变乃非依精神的势力，而是依经济的势力。

按照唯物史观的说法，一种社会的经济制度要一有变化，其他方面的制度也一定跟着变。人的意向和行为，不是随意而为的，必须受到环境的限制。人类历史上所表现的制度，都是一套一套的，即有某种经济制度，就要有某种社会、政治制度；有某种所谓物质文明，就有某种所谓精神文明。一种社会、政治的制度，就是为了适应一种经济的制度；当它与经济制度成一套的时候，它就是好的。

人类的社会虽可有各种一套一套的制度，但人类社会之所以能成立是由于有一些基本条件是不变的。这些基本条件就是基本道德，它是每一个社会的人所必须遵守的（譬如信），没有它任何一个社会不能存在。所以，这些基本道德，无所谓新旧，无所谓古今，是不随时变的。关于历史的运动，五德说或三统说认为历史是循环的，而三世说认为历史是进步的；如果把五德说的循环与三世说的进步结合起来，我们就得到辩证的历史观，即历史的演进既是循环的，又是进步的。

因为在历史的演进中，我们不能恢复过去，又不能取消过去，我们只能继续过去。也就是说，历史的演变遵循着辩证的规律。（冯友兰，1984年，第345－351页）以上就是新五德三世论的历史哲学，其基本上是唯物史观儒学化的表达。当然，冯友兰肯定基本道德的普遍不变性，不大符合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精神。他以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的社会之理来肯定基本道德，与他在新理学中所强调的共相思维是一致的。在《新事论》中，冯友兰还用程朱理学的体用范畴来讨论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等经济基础是体，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是用。体改了，用会跟着改。（同上，1993年，第72页）然后，冯友兰用这种儒学化的唯物史观来讨论中国的社会政治发展问题，并指出：中国的发展道路，要经过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者（即所谓资本主义社会），然后实现生产社会化而支配亦社会化者（即所谓社会主义社会），最后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同上，第279页）这是为中国的现代化来寻找道路了。

梁漱溟对唯物史观的态度极为复杂含混。一方面，在哲学理论上，他似乎是与唯物史观相悖的。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批评唯物史观，指出物质环境对意识或文化创造只能说是有缘，不能说物质环境是产生意识的因。也就是说，只能说两者有关系或关联，不能说物质决定意识。他认为，中、西、印文化的不同，不是基于物质条件的不同，而是基于人生态度或精神欲求的不同。一个民族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道路取决于一个民族的人生态度。（梁漱溟，1993年，第139－143页）因此，梁漱溟看上去更倾向于精神决定论而不是唯物史观。另一方面，在实践上，梁漱溟又主张社会经济制度的改革，以便能改善社会阶层的不公平，实现理想的人生。

30年代他放弃纯学术研究而推行乡村建设运动，就是先从改善农村经济入手，促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为政治建设寻找新的出路，这又是肯定经济基础对政治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可以说，唯物史观在他的思想中形成了一种奇特而矛盾的混合。然而，可能正是由于对唯物史观在理论上的拒斥和实践上的接受，才使得他在寻找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时，既没有简单选择欧洲近代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道路，又没有简单选择苏俄发明的道路，而是主张要走中国特色的民族自救道路。

其中的理由也在精神和经济两方面。他认为，欧洲近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道路走不通，是由于中国现有物质条件的不适应，或因中国人对民主政治的态度问题；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东西民族根本精神的不相契，即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中国人重视人际情谊，缺乏个人权益和竞争心，这与重视法律、个人权益保障和竞争心的资本主义是格格不入的。苏俄发明的道路走不通，是由于中国是职业分途的社会，缺乏西方社会的阶级对立，因此，革命的阶级基础不存在、革命对象不明确、思想理论难于统一。而民族自救的道路走得通，因为它是取于本民族固有的精神，同时符合当时的中国现实。

梁漱溟的这条民族自救道路，似乎要把孔家的生活方式与基尔特的合作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要走一种儒家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梁漱溟，1989年，第510－512页）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哲学主张心物一源、翕辟成变，认为心具有刚健纯善的德性，它能主宰物而不随物转，具有改造物的特殊作用。熊十力重视心的作用，此与辩证唯物论重视物的观点大异其趣。然而，熊十力也承认，中国哲学有如张载、王船山那样的唯物论系统，但其气之为物，是灵妙有理且生生不息的，这与近代辩证唯物论之物差距甚远。不仅如此，熊十力认为唯气论不是儒学的真宗，讲心物同源的孔子之学才是正宗。

建国后，熊十力主张马列主义中国化，认为必须先昭明孔学真相，为吸收马列主义之基础。（熊十力，1994年，第29－32页）熊十力虽然倡导马列主义中国化，却是要使孔学借马列主义来实现自身的现代化。熊十力晚年的学术活动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他用唯物史观解读孔子的政治哲学。在《原儒》中，熊十力指出：孔子之外王学，主张废除统治阶级私有制，而实行天下为公之大道。（同上，2001年，第475页）因为在统治阶级与私有制之下，大多数人受少数人之侵欺，其道德与智慧不易表现。在阶级与私有制废除，天下一家之制度下，人人可以表现其道德与智慧。即荡平阶级，而建立天下一家之新制。（同上，第463页）这就是大同之世，而在大同之世里，没有阶级统治和压迫，没有私有制，人人都是道德和智慧觉悟很高的士君子。如何实现大同之世呢？

他认为，在政治方面上，必须通过人民革命拨乱的方式取消王权，消灭统治阶级，并通过人民选举来决定公共权力之执掌。（同上，第476、520页）在废除私有制方面，他明确提出三方面的措施：一是土地国有；二是生产事业，其大者皆国营，乃至全地万国，亦逐渐合谋平等互助，以为将来世进大同，国际公营事业之基础；三是金融机关与货物之聚散，皆由国营，无私人资本家。（同上，第534页）熊十力用唯物史观来解释孔子的大同思想，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容纳进儒学里，使儒家政治哲学看上去更有系统、更有说服力并具有现代内涵，从而使儒学现代化。冯友兰、梁漱溟、熊十力等人用唯物史观对儒家的历史观和政治观赋予一种新解释，不仅使儒家的历史和政治哲学显得更思辨化、条理化，而且还用唯物史观来分析中国历史的社会发展过程，试图为中国的现代化寻找一种道路，从而使唯物史观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他们的努力不仅使儒学在形式上实现了现代化，而且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实质上实现了中国化。

四、反思在儒学的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双向会通的过程中，张申府、张岱年、等人以儒学来格义、诠释辩证唯物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同时又间接使儒学现代化；而冯友兰、梁漱溟、熊十力等人以唯物史观来引申、发明儒家的历史和政治哲学，使儒学现代化，同时又间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此富有创意的会通中，我们能得出以下几点启迪与思考：

第一，在哲学的现代化和中国化中，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在上述哲学家的头脑中不存在僵化的对立。在他们看来，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在精神上有相通的地方，而且完全可以创造性地相互转化。那种所谓排斥说只是由于政治意识形态或党派性的立场而来，而那种对儒学与马克思主义都给予肯定的不痛不痒的并存说，在潜意识中还是存在着政治意识形态对立的影子。

第二，建构新的中国哲学必须做到哲学的现代化与中国化的统一。即，一方面我们要吸收现代知识学的新成果，使传统哲学的概念、辩论和证明更加明晰化、理性化和系统化，且不与现代科学常识相违背，以便使传统哲学适应现代人的心智，同时又切实应对现代人所遇到的自然、社会和人生问题；另一方面，所引进的西方哲学范畴和理论必须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使之能接上中国哲学史、并用中国人熟悉的语言来表达。那些保持原汁原味中国哲学的要求，只是理想化的田园牧歌式的情调，因为这种做法只能满足少数人的美学口味，却有可能导致中国哲学在现代社会中死亡。同样，那些照搬照抄西方哲学而不能将其中国化的哲学，也只能供学院书斋中极少数人把玩，而不可能在多数中国人的心灵土壤里生根发芽并结果。因此，一种未来的中国哲学必定是现代化与中国化的统一。

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范文第5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教育理论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2）41-0137-02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学马列要精，要管用”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一条重要原则。《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简称概论课）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中的核心主干课程，理论、实践教学难度大，学生期望、诉求趋于多元化，因此引导学生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科学内涵，是概论课教学的根本任务。

1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黑格尔曾有一段经典言论，提及：“哲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与别的科学比较起来，也可以说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对于它的本质，对于它应该完成和能够完成的任务，有许多大不相同的看法”。对于马克思主义也同样如此。追问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教学的一个根本问题。从整体上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首要问题。

同志在2003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讨会上，从理论特征、政治立场、理论品格、社会理想四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做了科学概括，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坚持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立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把握和顺应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树立为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境界极大提高，为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的最崇高的社会理想。

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定义。

（1）从创造者继承者的认识成果讲，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并由其后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丰富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从狭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也就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从广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也包括继承者对它的发展，即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从广义上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主要内容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以、邓小平、、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产生的理论成果。

（2）从阶级属性讲，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整个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

（3）从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讲，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转变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普遍规律的学说。社会主义，作为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一种思想体系、社会制度，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列宁、把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变为现实的社会形态。

2 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组成的辩证统一的整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原理可以概括为如下12条：

①关于客观物质世界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运动发展的原理；②人类社会形态由低级到高级演进和发展规律的原理；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统一的原理；④阶级、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原理；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的理论；⑥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⑦剩余价值学说和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的理论；⑧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和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学说；⑨社会主义革命（包括改革）和建设规律的理论；⑩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和共产党建设的理论；B11人的全面发展和共产主义的原理；B12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原理等。

哲学和政治经济学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都是为科学社会主义服务的。例如马克思通过阐述唯物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来论证“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社会化，达到同他们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恰恰是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马克思曾说，研究政治经济学“是要在理论方面给资产阶级一个使他永远翻不了身的打击”，为此，他付出了一生的主要精力。马克思详尽地分析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发现了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必然趋势的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就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制度，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为此，“必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所以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解放，也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是人民群众改造世界改造自身的理论武器，是实现共产主义美好社会的行动指南。

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不发达阶段，是属于完整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因为社会主义的前途和方向是共产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殊性最根本的源于马克思所谓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也就是说前资本主义国家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可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种“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条件下都曾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走回头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现实，揭示自然、人类社会、思维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体系，各种自由主义观点、“补资本主义课”的叫嚣是违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逆历史潮流的反动和倒退的，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

所以在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实质是科学社会主义”这一理论基础上，帮助学生全面了解我国历史和国情，深刻认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真理性，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树立基本政治观点和态度：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真理性，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根本指导作用；中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国实行的是人民民主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多党制不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终究可以战胜资本主义等。上述内容蕴涵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目标的三个层次：全体学生应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文科学生应进一步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应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这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核心价值，也是社会主义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事关国家前途、社会和谐、学生幸福。引导帮助学生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在复杂多变的政治考验中永远站稳立场，永远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才是真正让学生“终身受益”。

3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1932年12月，曾问吴黎平：“马列主义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他接着说：“顶重要的是辩证唯物主义。你们大概都学过辩证唯物主义，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看问题，了解情况。共产党员立场要稳，方法要对，那么辩证唯物主义就给了我们正确的思想方法。” 1959年在一次与外宾的谈话中指出：“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马列主义应包含三部分，马列主义哲学是理论基础。”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基础，而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它的“证明和运用”。马克思首先是一位哲学家，他首先进行哲学变革，然后在变革了的哲学指导下再进行政治经济学变革，并在此基础上才将社会主义由空想转化为科学。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源、根本理论基础和最本质的东西。关于辩证法，马克思最经典的阐述是：“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唯物辩证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革命精神。“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马克思主义最经典的文本大多以“批判”为题，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哥达纲领批判》等，不胜枚举。马克思之所以成为“千年思想家”，是因为他的实践特征和人类情怀，在批判现实中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努力甚至牺牲，已成为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共识和信仰。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条唯物辩证法的红线，从“唯物辩证法大师”、邓小平到以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理论成果无不体现唯物辩证法这一精髓。在新时期，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掌握唯物辩证法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联系、发展、矛盾的基本观点，在实际工作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共产主义运动是用实际手段来追求实际目标的最实际的运动。”这都是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的经典语录，从不断变化的实际出发，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 有学者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角度进行概括，认为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它自己并且始终不变的根本原则，就是两条：一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全部马克思主义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凝结和体现，而且是由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经历几十年的实践总结概括出来的。二是“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导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立场和理想追求的集中体现。我们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将其正式确立为党的“宗旨”，而“宗旨”的意思即是“最高的、根本的价值取向”。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是统一的，什么是实事求是，为什么应该实事求是，以及怎样实事求是等问题；什么是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应该和必然选择这个价值取向，以及怎样实现这个价值取向等，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所回答和应该回答的。

理论联系实际是教育教学活动的基本原则，实践教学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中明确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有课程都要加强实践环节。” 在2008年，团中央对万名大学生进行了思想状况问卷调查，在“你认为要形成坚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主要依靠什么”这个问题上，60. 4%的学生认为主要应当通过社会生活的历练，而不是靠课堂简单的理论灌输。这是因为，信念本质上是一个践履和体验的问题，是人应该做什么事，怎么做事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逻辑和科学的问题。通过实践教学改革探索，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的互补、理论和现实的互动，让学生学中做，做中学，向人民群众学习，磨炼意志，增长才干，树立劳动观点、群众观点和大局意识，引导学生今后在基层一线就业创业，谦虚好学，敬业奉献，拼搏进取，为服务社会、成就事业打下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M].王太庆，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崔建霞.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理论问题聚焦[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

[3]中央编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