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导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科举学导论》；刘海峰；科举学；综合性专学

Abstract:“StudyofImperialExamination"isabookbyProfessorLiuHaifeng,whoconcentrated14years''''painstakingeffortonthestudyofImperialExaminationtheorysystem.Thewholebookcontainsabout490,000charactersandeighteenchapters,notonlydiscussestheimplication,contentsandstructureofthestudyofKeju,butalsodeeplycommentsthetheoryofthiscomprehensivespecialstudyfield.Thecharacteristicsofthebookcanbesummarizedinfiveaspects:big,true,theory,newandbeauty.Thebook,“StudyofImperialExaminations",whichcameoutinAugust,2005,isasuppercultureforthecivilserviceexaminationsystem''''scenturysacrificesentertaining.Atthesametime,italsohasestablishedonemimicpointfortheKejudiscipline,andstructuredafundamentaltheoreticalplatformanddevelopmentframefortheStudyofImperialExamination.

Keywords:StudyofImperialExamination;LiuHaifeng;studyofKeju;comprehensivespecialstudy

科举制废止百年之际，伴随着“科举学”作为课程进入大学课堂与“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正式召开，凝聚刘海峰教授十四年心力的《科举学导论》（以下简称《导论》）也映入学人的眼帘。全书约四十九万言，辟有十八章分别界定科举学的基本概念、研究范围与目的，叙述科举学史、科举史，探讨科举的起源、科举的存废、科举的东渐、科举的西传，介绍科举人物、科举法规、科举术语、科举文献，从政治、教育、文学、社会、文化、地理六个学科视角剖析科举。此书重在科举学学理的阐发和学术史的梳理，着力为科举学构建出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和发展平台。细品全书，其特色可以概括为“大、实、理、新、美”五个方面。

一

科举学是以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历史上存在的科举考试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一个专门领域。作为一门综合性较强的专学，它至少涉及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文学、文化学、社会学、法学、人文地理学、经济学、心理学、中外关系史学等十几个学科领域，并且其资料繁杂、分布范围殊广。因此，综论性的科举学专著一定要有一个大的视野。非大视野不足以囊括广阔的研究范围，非大视野不足以统摄丰富的研究史料，非大视野不足以整合丰硕的研究成果。《导论》一书以大视野对科举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走出了盲人摸象、各说各话的局面。

大视野下的科举学，需要一个大的结构来驾驭。《导论》的结构是由总到分。前三章是科举学元研究，为全书行文奠定了基调，统摄全书。第四到第六章是科举史研究，在此基础上对科举的概念、起源、演变、评价做了一个扼要的交代，为读者更深更好地理解下面各章打下基础。第七章到第十八章是分述，其中六章从不同的学科视角进行研究，这六个学科均为科举学中最重要、成果也最为丰硕的学科视角，另外六章研究了科举学中六个基本的问题，人物、术语、文献、法规使科举以整体的面貌形象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东渐论与西传论则充分体现了科举学是一门国际性的专学。

科举学不仅是一个知识体系，也是一个理论体系。此书力图提纲挈领地论述科举学的涵义、内容、结构，进行学说的锤炼和理论的锻造，为科举学打造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和发展平台，以促进科举学走向成熟和完善［1］(P6)。所以，本书在资料剪裁上体现为一种大境界，主要不是面面俱到地介绍科举知识或研究科举制度，而是探讨科举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或者说带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问题，重在科举学学理的阐发和学术史的梳理［1］(P2)。相对于其他独立的科举专题研究，本书在一定意义上着力打造科举学的“纲”，所谓纲举目张，科举学的成熟能够为具体的科举问题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和背景依托，进而促使整个科举研究出现突破和飞跃。

二

学问贵在一个“实”字。科举研究首先是一种历史研究，“实”为历史研究的第一要义。作者接受过十年正规的历史学训练，谨守学问之道，时刻保持一种实实在在的学术态度。《导论》一书虽视野开阔、规模恢弘、着力于理论的构建，但均坚持论从史出，而非以论带史，更不以论代史。作者总是运用微观的史料来严密论证其宏观上的论点。论点的得出，力求建立在所能发现的全部材料上，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而非以是否符合先验的“论点”而定取舍。

要在科举研究领域做出令人心悦诚服的成果，离不开扎扎实实的考证功夫。《导论》一书仅列出的参考文献就有中外文论著592部（篇），附录中所搜集的包括中外八国的论著568部（篇）文献也多有参考引用。参考的文献不仅有近人的研究专著、论文，更有大量的原始资料，不仅包括正史、会典、登科录、题名录、碑录，还涉及诗集、日记、笔记小说、回忆录。若获取资料尚勤，则鉴别资料尚智；取材广博、资料宏富可凸显出作品的厚重，材料真实、恰当方能使作品经受时间的考验。作者细致入微的考证功夫在破解进士科的创立时间时表现尤为明显，作者从正反两方面四条途径进行考证：第一，指出今本《隋书》中没有任何关于进士科的直接记载［1］(P89)；第二，列举最接近隋代的《旧唐书•薛登传》、《旧唐书•杨绾传》、《通典》、《选举典》等大量可靠史料，这些史料明确表明，炀帝始建进士科；第三，使用“消极性质的史料”推定进士科创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第四，对于有学者依据房玄龄举进士及其生卒年月而得出进士科始于开皇年间，作者首先通过两《唐书》中的具体事例说明，直到北宋年间，进士与秀才互用的例子还很多，进而提出《唐摭言》作者不以大名鼎鼎的唐初宰相房玄龄作为隋代进士例证的反问，来说明房玄龄可能并非进士出身，最后指出研究也不能以个别否定一般。

研究结论的表达也要老老实实，坚持有几分证据就说几分话。既不能少说一分以保进退，更不能多说一分附会“论点”，博求异说。例如，关于科举西传是否成立的悬案，刘海峰教授自1991年始先后赴英国、日本，新发现邓嗣禹《中国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中未涉及的文献近50种，结合邓文加以研读、斟酌，在得到“明确指出英美等国考试制度曾借鉴中国科举制的宝贵资料”后，得出“科举西传说可以确立”［1］（P395）的结论。关于乡试录取率的问题，作者指出并无确切记载，而且不同地方的录取比例也不相同，然后在占有相关原始资料以及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出“从现有的文献来看，顺天和应天府的中式比例较高”的结论。如果作品在最后的结论表达上出现问题——或者已有铁证而不敢得出明确的结论，或者缺乏足够的论据、严密的论证而仓促得出结论，以致事后出现“硬伤”，实为可惜。

三

有充分的考据，学问才有根据而不流于空疏。考据是一种特别的功夫，只有耐得住寂寞的人才能做出实在的成绩。但若在考据上兜圈子而不能有进一步的工作，则至低限度，这种人是难得有什么思想可言的［2］。“研究”不能局限于事例的罗列、资料的堆积，也不能拘泥于古今中外名人名家各种“理论”的排列组合，而是要在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解读出令人信服的意义。考据必进至义理才能开拓其心胸，才能使考据不致落空，真正的“研究”须落脚于义理且离不开义理的阐发。《导论》一书不以考据为底止，注重推出义理，在扎实考证的基础上着眼于理论的探究，通篇贯彻一个“理”字。阐发义理要求作者跃出故纸堆、逃离“大拼盘”，更不能甘于人云亦云，即要有“疑”的特质。《导论》一文疑“废科举后社会表面十分平和”［1］(P109)、疑“书院反科举的特点”［1］(P177)、疑“八股文一无是处”［1］(P217)，等等不胜枚举。

严耕望认为：做研究，要善于对资料进行挖掘，善于理论的提升。《导论》体现出作者善于提炼总结的才智，能够读出资料的空白处，能够通过具体事件找出彼此间的联系，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能够对前人的成果进行系统化、理论化的研究而总结出科举学中的一般规律。其中以比喻来描述科举发展脉络乃至影响最为出彩：科举这艘自汉代开始建造的航船，从隋代起锚扬帆后，历经云诡波谲的唐代河段、波涛起伏的宋代流域、跌宕汹涌的元代河谷，进入了波澜不惊的明清水域，经过500余年平稳航行之后，整艘船的复杂精细结构和部件已经变得老化失灵，行驶至清末，船破恰遇顶头风，在强劲的欧风美雨和坚船利炮的冲击之下，已是摇摇欲坠。科举制在20世纪初虽也作过一些改革挽救措施，但就像木制帆船再大也有腐朽的时候，在蒸汽机时代只能落得被淘汰的命运，更新部件已来不及，终于无法阻止其最后沉没。然而，此时东西方许多过借鉴中国科举而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正在扬帆远航，真令人有“沉舟侧畔千帆过”之感［1］(P110)。

科举作为一种制度已成为历史，研究历史如何还其本来面目乃至古为今用？这需要占有详赡可信的资料，更要有知今通古的智慧。史料不可能完整表达历史，史料本身也不能自动活化为历史。就研究目的而言，鉴古固然可以知今，但就研究方法与策略而言，知今却有助于通古。一个人越了解现实社会的一些问题，也就越容易认识历史上相似问题的真相，在一定意义上，古与今是互补为用的［3］。《导论》一书多次借助对现代考试尤其是对高考的理解，来更清晰地阐述历史上的科举制。例如以现代社会的高考制度所能达到公平的程度来理解科举的公平性进而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以高考作文客观评分之难作为解释八股文长期存在的考试学依据，以“”期间废除高考前夕将其“妖魔化”来比附清末科举的舆论遭遇，都体现出作者用“常识”手段来解决“知识”问题乃至“理论”问题的睿智。

四

创新程度是判断作品价值高下的关键标准。在二十余年科举专题研究的基础上，作者的这一新著把科举学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导论》第一次系统地探讨了科举学的学科性质：科举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专学，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同时，也可以说科举学又是一门交叉学科，一门发展中的学科，或者说是一门成长中的新兴学科［1］(P16)。作者通过对科举不断深入的研究，发现“科举”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词语……应该把“科举”当着一个中性词来看待［4］。进而旗帜鲜明地提出为科举制平反，着力挖掘科举制的积极成分。本书在就以往科举能否选拔真才、科举与清末官场腐败、科举与中国科技落后、妇女不能参考非科举之错等问题抒发新见的基础上，又论证了“科举对中国文学繁荣的促进作用”［1］(P206)、“科举制并非统治者愚民的产物”［1］(P217)、“科场案是制度与人发生冲突时解决矛盾的典型表现”［1］(P280)等新的论点。

对一本开拓性的学科专著而言，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并重，对于地位重要、文献众多、价值甚高而又被历史偏见充斥的科举学而言更应如此。本书一方面探究了科举学的学科性质、学科价值、科举学的架构、科举学的旨趣等基本问题；另一方面也提出了科举活动和科举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性［1］(P29)，科举学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1］(P64)，科举制的总体评价［1］(121)，西方文化与科举制的关系［1］(P273)，同年进士的政治学研究［1］(P5)，举人、秀才、童生的宏观群体考察［1］(P19)，科举文物的考古学研究［1］(P26)，科举的经济学研究［1］(P30)等重要问题。

学科建设离不开研究方法上的探索。《导论》一书的贡献还在于方法论上的开拓。由于科举学研究的广博性，其研究对象是已有任何学科所无法包容的［5］。本书作者引入了多学科的方法来研究科举学，把科举学的研究分为内学研究和外学研究，内学研究就是科举制度本身的研究，而外学研究就是与之密切联系的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文学、社会学等学科视角的研究［1］(P26)，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可以丰富科举学的内涵。鉴于科举为“学”，作者引入了系统论的观点，统合概括各学科独立和分散的科举研究成果并兼顾各学科无法独立研究的边缘和交叉地带，不仅使各学科的科举研究成果会通，而且根据原先不同侧面的平面图像，重构一尊立体的雕塑［1］(P2)。以“大科举观”统整已有的科举研究成果，使科举学研究产生飞跃，达到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效果。

五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文字的优美畅达可以提高学术专著的影响力。文字的表达有四个层次：文从字顺、词能达意；运用自如、文字流畅；得心应手、炉火纯青；妙笔生花、出神入化。流畅是文字之美的基础，妙笔生花则是文字之美的最高境界。《导论》一书是建立在扎实考据基础上义理与辞章兼具的力作。本书虽是着力于理论构建，但作者能喻善譬使全书通俗易懂，诗文的适当引用令文字产生一种优美的韵感。文章不厌百回改，如此精致的文字既得益于作者深厚的中文功底，也离不开作者潜心细致的打磨。

本书在理论构建之余，还给人们奉献了一席知识的盛宴，充分彰显了知识之美。它不仅能使研究科举的学者对一些科举公案与热点问题有更为深入的认识，普通读者也能籍此对科举知识有一个大体的了解。作者向读者清新明快地剖析了科举的变迁；简练精要地介绍了科场条例、考试程式与内容；分门别类地讲解了科目、名位、贡院规制等科举术语；条分缕析地梳理了秀才、举人、进士、状元等科举人物；饶有趣味地展示了试帖诗、策论、八股文、状元戏、才子佳人小说等科举文学；兴致盎然地解说了饮食、游乐、社交、建筑、科名崇拜等科第风俗。作者还将题名录、登科录、朱卷、闱墨、试卷等科举文献与东亚诸国科举的概况作为科举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读者分享。做学问要力求深入、力求专精，但其思路应清晰可见，表达应练达易懂。相比时下诸多令专业人员也常难窥其堂奥的玄“学问”，刘海峰教授的《导论》使读者毫无滞碍晦涩之感，尽享思维之乐趣。他带领着读者出入一系列科举的“迷宫”，有赏心悦目之畅快，而无晕头转向之苦恼。作者通过“平淡”的语言，尽显科举学的迷人之处：在谈到科举制废止的仓促时，作者说，那是一段匆忙写就的历史，那是一段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1］(P109)。谈到八股文极端形式主义，作者云，既公平客观又不诱导片面应试，这是一个人才选拔中的千古难题［1］(P116)。谈到科举考试内容的局限，作者道，这些古典人文知识毕竟和社会生活实际相隔甚远。为选拔少量的从政人才，却诱使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成天埋首钻研复杂精细的八股文考试问题，虚耗了无数士人的心血和光阴，因此八股文越是淋漓尽致地发挥其测验选拔功用，同时也就越造成全民族才思的浪费，或许八股文的长期盛行确有助于提高中国人的智力，但到清末，西人日为有用之学，而中国人仍沉迷于八股迷津之中，对近代社会而言自然是弊大于利［1］(P204)。科举学中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在作者的“轻描淡写”中清晰地刻入读者的脑海，使读者尽享理论之美。

作为第一本“科举学”专著，本书难免有些许缺憾。政治、教育、文学、哲学、社会是与科举关系最为密切的五个方面，限于精力、资料与学科背景的制约，“哲学”在本书中没有专章论述；“政治”虽辟有专章，但与其它各章相比，论述略显薄弱。科举学的广博性也决定了全能且均衡发展的“专家”很难出现。总体而言，本书材料丰富，论断平允，踏踏实实、不发空论，能见人所不能见，言人所不能言，工作规模恢弘、组织严密、且有创获，在精细中而能见其大，是一部“充实而有光辉”学术力作［6］，为科举学的学科建设确立了“原点”。

［参考文献］

［1］刘海峰.科举学导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张荫麟.中国史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导读：7-10.

［3］刘海峰.科举制与“科举学”［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106.

［4］刘海峰.知今通古看科举［J］.教育研究,2003，(12)：61.

政治哲学导论范文第2篇

学问贵在一个“实”字。科举研究首先是一种历史研究，“实”为历史研究的第一要义。作者接受过十年正规的历史学训练，谨守学问之道，时刻保持一种实实在在的学术态度。《导论》一书虽视野开阔、规模恢弘、着力于理论的构建，但均坚持论从史出，而非以论带史，更不以论代史。作者总是运用微观的史料来严密论证其宏观上的论点。论点的得出，力求建立在所能发现的全部材料上，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而非以是否符合先验的“论点”而定取舍。

要在科举研究领域做出令人心悦诚服的成果，离不开扎扎实实的考证功夫。《导论》一书仅列出的参考文献就有中外文论著592部（篇），附录中所搜集的包括中外八国的论著568部（篇）文献也多有参考引用。参考的文献不仅有近人的研究专著、论文，更有大量的原始资料，不仅包括正史、会典、登科录、题名录、碑录，还涉及诗集、日记、笔记小说、回忆录。若获取资料尚勤，则鉴别资料尚智；取材广博、资料宏富可凸显出作品的厚重，材料真实、恰当方能使作品经受时间的考验。作者细致入微的考证功夫在破解进士科的创立时间时表现尤为明显，作者从正反两方面四条途径进行考证：第一，指出今本《隋书》中没有任何关于进士科的直接记载［1］(P89)；第二，列举最接近隋代的《旧唐书•薛登传》、《旧唐书•杨绾传》、《通典》、《选举典》等大量可靠史料，这些史料明确表明，炀帝始建进士科；第三，使用“消极性质的史料”推定进士科创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第四，对于有学者依据房玄龄举进士及其生卒年月而得出进士科始于开皇年间，作者首先通过两《唐书》中的具体事例说明，直到北宋年间，进士与秀才互用的例子还很多，进而提出《唐摭言》作者不以大名鼎鼎的唐初宰相房玄龄作为隋代进士例证的反问，来说明房玄龄可能并非进士出身，最后指出研究也不能以个别否定一般。

研究结论的表达也要老老实实，坚持有几分证据就说几分话。既不能少说一分以保进退，更不能多说一分附会“论点”，博求异说。例如，关于科举西传是否成立的悬案，刘海峰教授自1991年始先后赴英国、日本，新发现邓嗣禹《中国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中未涉及的文献近50种，结合邓文加以研读、斟酌，在得到“明确指出英美等国考试制度曾借鉴中国科举制的宝贵资料”后，得出“科举西传说可以确立”［1］（P395）的结论。关于乡试录取率的问题，作者指出并无确切记载，而且不同地方的录取比例也不相同，然后在占有相关原始资料以及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出“从现有的文献来看，顺天和应天府的中式比例较高”的结论。如果作品在最后的结论表达上出现问题——或者已有铁证而不敢得出明确的结论，或者缺乏足够的论据、严密的论证而仓促得出结论，以致事后出现“硬伤”，实为可惜。

二

科举学是以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历史上存在的科举考试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一个专门领域。作为一门综合性较强的专学，它至少涉及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文学、文化学、社会学、法学、人文地理学、经济学、心理学、中外关系史学等十几个学科领域，并且其资料繁杂、分布范围殊广。因此，综论性的科举学专著一定要有一个大的视野。非大视野不足以囊括广阔的研究范围，非大视野不足以统摄丰富的研究史料，非大视野不足以整合丰硕的研究成果。《导论》一书以大视野对科举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走出了盲人摸象、各说各话的局面。

大视野下的科举学，需要一个大的结构来驾驭。《导论》的结构是由总到分。前三章是科举学元研究，为全书行文奠定了基调，统摄全书。第四到第六章是科举史研究，在此基础上对科举的概念、起源、演变、评价做了一个扼要的交代，为读者更深更好地理解下面各章打下基础。第七章到第十八章是分述，其中六章从不同的学科视角进行研究，这六个学科均为科举学中最重要、成果也最为丰硕的学科视角，另外六章研究了科举学中六个基本的问题，人物、术语、文献、法规使科举以整体的面貌形象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东渐论与西传论则充分体现了科举学是一门国际性的专学。

科举学不仅是一个知识体系，也是一个理论体系。此书力图提纲挈领地论述科举学的涵义、内容、结构，进行学说的锤炼和理论的锻造，为科举学打造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和发展平台，以促进科举学走向成熟和完善［1］(P6)。所以，本书在资料剪裁上体现为一种大境界，主要不是面面俱到地介绍科举知识或研究科举制度，而是探讨科举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或者说带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问题，重在科举学学理的阐发和学术史的梳理［1］(P2)。相对于其他独立的科举专题研究，本书在一定意义上着力打造科举学的“纲”，所谓纲举目张，科举学的成熟能够为具体的科举问题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和背景依托，进而促使整个科举研究出现突破和飞跃。

三

有充分的考据，学问才有根据而不流于空疏。考据是一种特别的功夫，只有耐得住寂寞的人才能做出实在的成绩。但若在考据上兜圈子而不能有进一步的工作，则至低限度，这种人是难得有什么思想可言的［2］。“研究”不能局限于事例的罗列、资料的堆积，也不能拘泥于古今中外名人名家各种“理论”的排列组合，而是要在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解读出令人信服的意义。考据必进至义理才能开拓其心胸，才能使考据不致落空，真正的“研究”须落脚于义理且离不开义理的阐发。《导论》一书不以考据为底止，注重推出义理，在扎实考证的基础上着眼于理论的探究，通篇贯彻一个“理”字。阐发义理要求作者跃出故纸堆、逃离“大拼盘”，更不能甘于人云亦云，即要有“疑”的特质。《导论》一文疑“废科举后社会表面十分平和”［1］(P109)、疑“书院反科举的特点”［1］(P177)、疑“八股文一无是处”［1］(P217)，等等不胜枚举。

严耕望认为：做研究，要善于对资料进行挖掘，善于理论的提升。《导论》体现出作者善于提炼总结的才智，能够读出资料的空白处，能够通过具体事件找出彼此间的联系，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能够对前人的成果进行系统化、理论化的研究而总结出科举学中的一般规律。其中以比喻来描述科举发展脉络乃至影响最为出彩：科举这艘自汉代开始建造的航船，从隋代起锚扬帆后，历经云诡波谲的唐代河段、波涛起伏的宋代流域、跌宕汹涌的元代河谷，进入了波澜不惊的明清水域，经过500余年平稳航行之后，整艘船的复杂精细结构和部件已经变得老化失灵，行驶至清末，船破恰遇顶头风，在强劲的欧风美雨和坚船利炮的冲击之下，已是摇摇欲坠。科举制在20世纪初虽也作过一些改革挽救措施，但就像木制帆船再大也有腐朽的时候，在蒸汽机时代只能落得被淘汰的命运，更新部件已来不及，终于无法阻止其最后沉没。然而，此时东西方许多过借鉴中国科举而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正在扬帆远航，真令人有“沉舟侧畔千帆过”之感［1］(P110)。

科举作为一种制度已成为历史，研究历史如何还其本来面目乃至古为今用？这需要占有详赡可信的资料，更要有知今通古的智慧。史料不可能完整表达历史，史料本身也不能自动活化为历史。就研究目的而言，鉴古固然可以知今，但就研究方法与策略而言，知今却有助于通古。一个人越了解现实社会的一些问题，也就越容易认识历史上相似问题的真相，在一定意义上，古与今是互补为用的［3］。《导论》一书多次借助对现代考试尤其是对高考的理解，来更清晰地阐述历史上的科举制。例如以现代社会的高考制度所能达到公平的程度来理解科举的公平性进而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以高考作文客观评分之难作为解释八股文长期存在的考试学依据，以“”期间废除高考前夕将其“妖魔化”来比附清末科举的舆论遭遇，都体现出作者用“常识”手段来解决“知识”问题乃至“理论”问题的睿智。

四

创新程度是判断作品价值高下的关键标准。在二十余年科举专题研究的基础上，作者的这一新著把科举学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导论》第一次系统地探讨了科举学的学科性质：科举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专学，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同时，也可以说科举学又是一门交叉学科，一门发展中的学科，或者说是一门成长中的新兴学科［1］(P16)。作者通过对科举不断深入的研究，发现“科举”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词语……应该把“科举”当着一个中性词来看待［4］。进而旗帜鲜明地提出为科举制平反，着力挖掘科举制的积极成分。本书在就以往科举能否选拔真才、科举与清末官场腐败、科举与中国科技落后、妇女不能参考非科举之错等问题抒发新见的基础上，又论证了“科举对中国文学繁荣的促进作用”［1］(P206)、“科举制并非统治者愚民的产物”［1］(P217)、“科场案是制度与人发生冲突时解决矛盾的典型表现”［1］(P280)等新的论点。

对一本开拓性的学科专著而言，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并重，对于地位重要、文献众多、价值甚高而又被历史偏见充斥的科举学而言更应如此。本书一方面探究了科举学的学科性质、学科价值、科举学的架构、科举学的旨趣等基本问题；另一方面也提出了科举活动和科举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性［1］(P29)，科举学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1］(P64)，科举制的总体评价［1］(121)，西方文化与科举制的关系［1］(P273)，同年进士的政治学研究［1］(P5)，举人、秀才、童生的宏观群体考察［1］(P19)，科举文物的考古学研究［1］(P26)，科举的经济学研究［1］(P30)等重要问题。

学科建设离不开研究方法上的探索。《导论》一书的贡献还在于方法论上的开拓。由于科举学研究的广博性，其研究对象是已有任何学科所无法包容的［5］。本书作者引入了多学科的方法来研究科举学，把科举学的研究分为内学研究和外学研究，内学研究就是科举制度本身的研究，而外学研究就是与之密切联系的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文学、社会学等学科视角的研究［1］(P26)，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可以丰富科举学的内涵。鉴于科举为“学”，作者引入了系统论的观点，统合概括各学科独立和分散的科举研究成果并兼顾各学科无法独立研究的边缘和交叉地带，不仅使各学科的科举研究成果会通，而且根据原先不同侧面的平面图像，重构一尊立体的雕塑［1］(P2)。以“大科举观”统整已有的科举研究成果，使科举学研究产生飞跃，达到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效果。

五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文字的优美畅达可以提高学术专著的影响力。文字的表达有四个层次：文从字顺、词能达意；运用自如、文字流畅；得心应手、炉火纯青；妙笔生花、出神入化。流畅是文字之美的基础，妙笔生花则是文字之美的最高境界。《导论》一书是建立在扎实考据基础上义理与辞章兼具的力作。本书虽是着力于理论构建，但作者能喻善譬使全书通俗易懂，诗文的适当引用令文字产生一种优美的韵感。文章不厌百回改，如此精致的文字既得益于作者深厚的中文功底，也离不开作者潜心细致的打磨。

本书在理论构建之余，还给人们奉献了一席知识的盛宴，充分彰显了知识之美。它不仅能使研究科举的学者对一些科举公案与热点问题有更为深入的认识，普通读者也能籍此对科举知识有一个大体的了解。作者向读者清新明快地剖析了科举的变迁；简练精要地介绍了科场条例、考试程式与内容；分门别类地讲解了科目、名位、贡院规制等科举术语；条分缕析地梳理了秀才、举人、进士、状元等科举人物；饶有趣味地展示了试帖诗、策论、八股文、状元戏、才子佳人小说等科举文学；兴致盎然地解说了饮食、游乐、社交、建筑、科名崇拜等科第风俗。作者还将题名录、登科录、朱卷、闱墨、试卷等科举文献与东亚诸国科举的概况作为科举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读者分享。做学问要力求深入、力求专精，但其思路应清晰可见，表达应练达易懂。相比时下诸多令专业人员也常难窥其堂奥的玄“学问”，刘海峰教授的《导论》使读者毫无滞碍晦涩之感，尽享思维之乐趣。他带领着读者出入一系列科举的“迷宫”，有赏心悦目之畅快，而无晕头转向之苦恼。作者通过“平淡”的语言，尽显科举学的迷人之处：在谈到科举制废止的仓促时，作者说，那是一段匆忙写就的历史，那是一段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1］(P109)。谈到八股文极端形式主义，作者云，既公平客观又不诱导片面应试，这是一个人才选拔中的千古难题［1］(P116)。谈到科举考试内容的局限，作者道，这些古典人文知识毕竟和社会生活实际相隔甚远。为选拔少量的从政人才，却诱使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成天埋首钻研复杂精细的八股文考试问题，虚耗了无数士人的心血和光阴，因此八股文越是淋漓尽致地发挥其测验选拔功用，同时也就越造成全民族才思的浪费，或许八股文的长期盛行确有助于提高中国人的智力，但到清末，西人日为有用之学，而中国人仍沉迷于八股迷津之中，对近代社会而言自然是弊大于利［1］(P204)。科举学中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在作者的“轻描淡写”中清晰地刻入读者的脑海，使读者尽享理论之美。

作为第一本“科举学”专著，本书难免有些许缺憾。政治、教育、文学、哲学、社会是与科举关系最为密切的五个方面，限于精力、资料与学科背景的制约，“哲学”在本书中没有专章论述；“政治”虽辟有专章，但与其它各章相比，论述略显薄弱。科举学的广博性也决定了全能且均衡发展的“专家”很难出现。总体而言，本书材料丰富，论断平允，踏踏实实、不发空论，能见人所不能见，言人所不能言，工作规模恢弘、组织严密、且有创获，在精细中而能见其大，是一部“充实而有光辉”学术力作［6］，为科举学的学科建设确立了“原点”。

［参考文献］

［1］刘海峰.科举学导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张荫麟.中国史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导读：7-10.

［3］刘海峰.科举制与“科举学”［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106.

［4］刘海峰.知今通古看科举［J］.教育研究,2003，(12)：61.

［5］田建荣.科举学：理论、体系与方法［J］.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2)：70.

［6］严耕望.怎样学历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67-68.

政治哲学导论范文第3篇

导，指导、启发使明白的意思；论，分析阐明事物道理的文章、理论和言论的意思；导论亦称引论，一门课程的导论是指用较为概括的语言，来论述这一学科的基本的、整体的思想，从而使学习者能够对该学科有较为整体的、系统的把握，对这门课有概括的了解。这样看来，一门课程的导论有两个基本内容：一是概括介绍这门课程的基本内容，二是指导、引导、启发。一门课程的基本内容的介绍只要谙熟了这门课程的内容，做一归纳、提炼即可。而指导、引导、启发就比较复杂，因为这就有一个向哪里指导、引导、启发的问题。

一、导论的方向

应该向哪里指导、引导、启发呢？这不是简单的对一门课程的理解和把握的问题，而是对一门课程的一个“形而上”的追问。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形而上”的追问呢？这是由这个追问的缘起决定的。人本身就是一个意义动物。哲学对意义的探索由来已久，历史上著名的有：洛克和休谟的观念论的意义论，穆勒和罗素的指称论的意义论，维特根斯坦的图象论、工具论的意义论，戴维森的真理论的意义论，胡塞尔的意向论的意义论，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的理解论的意义论。袁祖社（1999）“人生于世，区别于动物者，在于人是追求意义的动物。人为意义而活着，在意义的指引和推动下又去创造新的意义。失去意义，人便复归于动物。”人的意义动物的本性决定了人做的所有事情都有一定的目的和价值取向。作为所有课程学习主体的人，自然在学习任何课程时必然要追问其意义，这是学习者的本能。所以，一门课程的导论应该是向学习者普遍关注的价值和意义的方向，进行指导、引导、启发。心理学的研究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这个问题，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人的心理需要被激发起来后，情绪学习系统就产生一种激情，当教育人员传授的信息有助于达到学习者的个人目标时，心理能量能涌动起来，产生的复合胺等化学物质渗透到大脑的生物组织中，驱使大脑不断地产生这些化学物质。

二、公共关系策划课程的导论

（一）公共关系策划课程的基本内容

1.公共关系策划的基础理论和知识

一是公共关系策划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主要是公共关系策划的涵义、实质、基本类型，产生、发展、现状，策划的原则、地位和作用，等等；二是公共关系策划的基本过程。让学生学习、掌握从公共关系调查材料的分析———目标的确定———策划类型的提出———创意———计划———完善的策划全过程。让学习者通过公共关系策划的基础理论和知识的学习，铺垫一个进行公共关系策划活动的理论功底。

2.公共关系策划的基本技能和技巧

一是专题策划的知识、技能、技巧，如开业典礼策划、产品营销策划、危机策划、社会赞助策划、旅游策划、会展策划等。二是综合策划的知识、技能、技巧，主要是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的公共关系策划，如生产性组织、商业性组织、服务性组织等。

（二）公共关系策划课程导论的方向

政治哲学导论范文第4篇

(一)教育交流成为教育学科重建路径的可能性

罗素曾经指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2]作为文明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交流通过对异域教育资源多种形式的利用,能够对国内教育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由于教育交流的形式多样,限于篇幅,本文重点考察以对国外教育学科发展成果的译介为目的的隐蔽式教育交流的影响。回顾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教育学科的发展历程,隐蔽式的教育交流之所以能够成为教育学科重建的重要路径,其可能性取决于如下三个条件:1.国内教育学科的发展陷入困境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政治的原因,我国教育学科的发展逐步陷入困境。“”前,受前苏联教育理论的影响,我们对近代以来形成的各门教育学科进行改造,只留下了教育学、教育史、教育心理学、各科教学法等少数领域,其他如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学等被取消。“”爆发后,教育研究更遭灭顶之灾,教育学成了“语录汇编”,外国教育史被视为“毒草”,中国教育史被斥为封建主义的“黑货”,教育心理学、各科教学法也被取消,“教育学科濒临绝境”[3],形同废墟。但随着改革开放逐步展开,教育事业得到恢复和发展,教育实践的变革呼唤理论指导,教育学科的重建势在必行。2.国外教育学科的蓬勃发展与国内教育学科面临困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教育学科在国外得到了蓬勃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夸美纽斯、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单数”形式的教育学逐步解体,教育哲学、教育史学、教育统计学以及教学论等分支学科产生,教育学“复数化”。二战以后,社会变革加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出现高度分化与综合的趋势,在此背景下,教育学科继续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一方面,新的教育理论如结构主义教育理论、终身教育思想、全民教育思想等不断涌现;另一方面,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人类学、教育生态学、教育未来学等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等纷纷产生;在教育自身领域,高等教育学、职业教育学、课程论、德育论等相继独立。这样,教育学科“形成为有别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门独特的、有50门之多的科学学科群”[4]。3.对外教育交流的大门打开由于政治的原因,1949年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我国在对外教育交流领域执行的是“一边倒”的政策,主要同前苏联以及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开展交流,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封闭政策。因此,前苏联的教育理论对我国教育学科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中苏交恶以及的爆发,对外教育交流的大门几乎完全关闭,研究和介绍国外教育学科已不可能,这使得我们对世界教育学科的发展隔膜甚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尘封多年的国门打开,出国留学迅速扩大,多边及双边教育交流频繁,全方位对外教育交流局面逐步形成,国外教育实践经验和教育理论成果得以大量引进国内。在此背景下,研究、介绍国外教育学科的研究成果成为可能。上述三个条件决定了隐蔽式的教育交流能够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我国教育学科重建的重要路径。

(二)教育交流为教育学科的重建蓄积了丰富的外部思想资源

教育交流成为教育学科重建的路径,主要是经由译介国外教育学科的研究成果、提供外部思想资源实现的。要在废墟上重建教育学科,吸收和借鉴国外的教育学科发展经验是学者们的共识。20世纪80年代初,在《教育研究》编辑部举行的“进一步解放思想,繁荣教育科学”的座谈会上,学者们纷纷提出:繁荣教育科学首先就要放眼世界,了解国外教育科学研究的成果,“现在世界上有许多新的教育科学体系,发展了许多新的教育学科,如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工艺学、教育环境学、学校管理学”,但“我们缺乏对七八十年代世界教育科学理论方面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的了解”[5],一些新兴的教育学科“几乎还是空白,不要说系统的科学著作,就是有分量的论文也不多见”,因此,“对一些新兴教育学科的研究,则要解放思想,敢于引进,善于结合我国的实际加以创造性的研究和应用”[6]。为此,当时主要的教育刊物以及一些教育专著纷纷介绍国外教育学科的发展资料,为国内教育学科的重建提供了大量急需的域外思想资源。此处拟简略考察20世纪80年代初期———即我国教育学科重建的重要时期———《教育研究》等主要教育刊物研究介绍国外教育学科发展资料的情况,展示教育交流为国内教育学科重建蓄积外部思想资源的状况。

1.《教育研究》对国外教育学科的研究介绍

《教育研究》是我国教育领域的权威性刊物,由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创刊于1979年,正当我国当代教育学科重建的关键时期。创刊伊始就将开展教育交流、研究国外教育作为宗旨之一。在创刊号的《编者的话》中,编者明确提出:“我们要推动教育科学前进,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并使教育研究本身现代化,就必须打开关闭多年的门窗,流通流通空气,让外边的风吹进来。”在这一宗旨的指导下,该刊发表了不少介绍国外教育学科发展的资料。据初步统计,1979年至1985年,《教育研究》共发表了13篇有关国外教育学科发展的论文,分别介绍了国外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比较教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统计学等学科的研究情况。如1979年第3期,发表了张人杰的《教育科学中的几个新领域》,文章指出:“国外的教育科学,也已经突破了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史、各科教材教法以及比较教育这一传统框架。就我们视野所及,近年来还有教育经济学、教育工艺学、教育人类学、教育未来学等。即便有些领域,如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由来已久,但近年来已有新的发展,国内除了偶有几本译著外,对此几乎不闻不问。”[7]作者在文中还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国外教育工艺学、教育未来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的发展状况。有学者统计,从1979年到1987年,在《教育研究》所刊发的论文中,涉及到众多新的教育分支学科,包括: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教育心理学、教育哲学、教育工艺学、教育工程学、教育法学、教育评价学、教育卫生学、教育未来学、比较教育学、学科教育学、教育文化学、教育人类学、教育生态学、教育语言学等[8]。这表明《教育研究》在研究、介绍新的教育学科方面,视野开阔,蓄积了大量的思想资源。

2.其他刊物对国外教育学科的译介

除了《教育研究》以外,其他的教育刊物尤其是以研究介绍国外教育为宗旨的刊物,也刊发了大量介绍国外教育学科的文章。据笔者对当时的《外国教育》、《外国教育资料》、《外国教育动态》等三种主要研究国外教育的刊物所作的统计,1978年到1985年间,三种刊物共发表了39篇有关国外教育学科发展情况的文章,涉及多个教育学科领域,包括:(1)介绍国外教育社会学的10篇。如:新堀通也著、钟启泉译的《教育社会学的发展》(《外国教育资料》1979年第3期);吴小平的《西方教育社会学的发展概述》(《外国教育动态》1985年第6期)。(2)介绍国外教育经济学的9篇。如:梁忠义的《西方教育经济学述评》(《外国教育》1981年第5期)。(3)介绍国外教育哲学的5篇。如:R.D.范斯科特等著、蔡振生译的《当代西方教育哲学流派》(《外国教育动态》1980年第6期)。(4)介绍国外比较教育学的6篇。如:朱勃的《比较教育学的发展》(《外国教育动态》1981年第4期);吴文侃的《比较教育学和它的研究方法》(《外国教育》1981年第1期)。(5)介绍国外教育工艺学的2篇。如:高列夫译的《教育工艺学的课题与实践》(《外国教育》1980年第1期)。(6)介绍国外教育史、教育心理学、教育未来学的各1篇。如:吴小平的《西方教育史学的形成与发展》(《外国教育动态》1984年第2期);刘范等的《国外教育心理学研究的一些问题》(《外国教育》1981年第2期);周南照的《西方“教育未来学”述评》(《外国教育》1983年第4期)。(7)其他介绍国外教育学科的文章4篇。如:托斯顿•胡森著、求实译的《最近二十五年教育理论概观》(《外国教育》1980年第4期)。可见,以《教育研究》等教育刊物为阵地,通过研究介绍国外教育学科的研究成果,隐蔽式的教育交流为我国教育学科的重建积蓄了大量的域外思想资源。这些资源在我们缺少对国外教育学科发展的了解而又急需重建我们的教育学科的关键时刻,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我们可以通过对教育哲学、教育经济学的文本考察窥见一斑。

二、教育哲学重建的教育交流路径

(一)我国教育哲学的重建

教育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始于西方。1886年,美国教育家布莱克特(A.C.Brackett)将德国教育家罗森克兰兹(J.K.F.Rosenkcranz)的《教育学的体系》(1848年)译成英文,易名为《教育哲学》,标志教育哲学诞生。在我国,杜威1919年来华讲演后,“教育哲学”一时成为“显学”,高校普遍开设教育哲学课程;20世纪2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编撰自己的教育哲学著作,教育哲学得到初步发展。1949年后,由于全面学习苏联教育经验,我国高校教育哲学课遂告取消。当然,有关教育哲学的探讨并未完全放弃,比如,1965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白恩斯(H.W.Burns)和白劳纳(C.J.Branuer)合编、瞿菊农译的《当代资产阶级教育哲学》一书,作为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内部发行”资料。不过,总的来看,在“”结束以前,我国的教育哲学实际上处于停废状态。我国当代教育哲学的重建始于70年代末。1978年,教育部修订高师教育系课程计划,选修课中列入了教育哲学课程。1979年,在教育部召开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上,学者们提出了重新开设“教育哲学”的建议。从1980年开始,我国高等师范院校教育系陆续重开教育哲学课。在教材建设方面,1982年,黄济编著出版的《教育哲学初稿》,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部教育哲学著作。此后,更多专著不断面世,我国教育哲学得到恢复和发展。

(二)教育哲学重建的教育交流路径透视

1.教育交流对国外教育哲学发展资源的蓄积

由于1949年以后的30年间,我国教育哲学学科基本被取消,对国外教育哲学的发展又缺乏了解,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吸收和借鉴国外教育哲学的研究成果,是恢复和发展教育哲学的有效途径。为此,70年代末80年代初,报刊杂志刊发介绍国外教育哲学的论文,有关国外教育哲学的论著也陆续出版。论文已如上面所介绍,在著作出版方面,如:张焕庭主编《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杭州大学教育系编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流派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陈友松主编《当代西方教育哲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罗伯特•梅逊著、陆有铨译《当代西方教育理论》(文化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等。通过论文和专著,隐蔽式的教育交流为教育哲学的重建提供了外部资源,奠定了影响教育哲学重建的坚实基础。这一点,可以通过对我国教育哲学的文本分析加以证明。

2.国外教育哲学的资料成为我国教育哲学文本写作的重要内容

检视我国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教育哲学著作,国外教育哲学的发展历史无一例外地成为文本写作的重要内容。(1)黄济编著的《教育哲学初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一章“绪论”对教育哲学在国外的产生以及“现代资产阶级教育哲学流派”进行了简介,作者还将乔治•奈勒(GeorgeF.Kneller)的《教育哲学导论》(《Introductiontothephi-losophyofEducation》,1967)中的部分内容以《现代西方教育哲学流派简介》为题收为附录,介绍了现代西方主要的教育哲学流派。(2)傅统先、张文郁著的《教育哲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一章“导论”对教育哲学在西方产生、发展的历史作了简单介绍,第三编以“当代西方教育哲学的新发展”为题,介绍了20世纪50年代后西方教育哲学发展的新趋势,评介了分析哲学、存在主义等教育哲学流派的基本观点。

3.国外教育资源为我国教育哲学研究提供了思考的路径

这一点可以从教育哲学著作注释中的国外文献引用情况进行分析:(1)黄济著《教育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全书213处注释,国外文献有60处,占28%。外国文献比例虽然不太高,但作者在文本中对教育职能、人的发展、教育目的、知识与教学、道德与德育、美学和美育等教育哲学基本问题的分析,都立足于评介国外的相关主张之上。(2)傅统先、张文郁著《教育哲学》,全书共有278处注释,国外资料123处,占44%。另外,在每章后面所列参考书中也包含大量国外教育文献,如:伯克(CliveBeck)的《教育哲学与理论》,杜威的《价值论》、《教育中的道德原理》,柯尔伯格和梅耶的《发展是教育的目的》,赞科夫的《和教师谈话》、《教学与发展》,皮亚杰的《教育科学与儿童心理学》,奥苏伯尔的《教育心理学》,加涅的《学习的条件》,布鲁纳的《教育过程》等。注释或参考文献大量引用国外教育资料,这表明国外教育资源成为作者思考教育哲学问题的路径之一。

4.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体例受到国外教育哲学研究的启发

以黄济编著的《教育哲学初稿》(1982年版)为例,作者通过考察国外教育哲学研究的对象和体系后,提出了自己的基本主张。

(1)教育哲学研究对象的确立

为了明确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作者首先考察了国外的四种观点:第一,德国的泡耳生(Paulsen)、克里克(Krieck)以及美国的巴格莱等认为教育哲学是综合教育科学的知识而成为一个整体的系统学问;第二,德国的梅瑟耳(Messer)、波德(B.H.Bode)等认为教育哲学是根据价值论来讨论教育价值的学问;第三,德贺夫(DeHover)等认为教育哲学是从哲学的观点论教育,更从教育的观点论哲学的学问;第四,奈勒认为教育哲学是寻求从总体上去了解教育,并协调各个教育学科的研究成果。作者认为,上述四种观点分歧很大,共同点是把教育中的根本理论问题当作教育哲学研究的对象。在分析国外教育哲学研究对象的各种观点后,作者提出,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应当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教育中的一些根本问题,从哲学的高度作一些根本的研究和探讨,从中找出一般的规律,作为教育理论和实际的指导[9]。作者的这一结论,当然不是对国外观点的照搬,但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域外观点的不同程度的吸纳与借鉴。

(2)教育哲学研究体例的确立

作者首先对国外教育哲学研究的两种体例进行分析:第一类,以讲教育哲学流派为主,讲流派时兼讲教育中的主要问题;第二类,以讲教育中的根本问题为主,讲问题时兼述各个教育哲学流派的主张。第二类又分为两种:一是从哲学的基本问题出发而论及教育;二是从教育的基本问题出发上升到哲学,将教育的本质、教育的作用、教育的目的、教育的价值、课程与教材、教学法等根本问题,提到哲学高度加以分析,如杜威的《民本主义与教育》就系此类体系。在进行上述考察后,作者明确提出:“我们也主张采用第二种体系,就是从教育的基本问题出发,提到哲学的高度,从方法论上去做一些根本的探讨。”[9]为此,作者提出《教育哲学初稿》要讨论教育的社会职能、人的发展与教育、教育目的论、知识论和教学、道德论和道德教育、美和美育等基本问题。在此,作者有关教育哲学研究体例的确立无疑受到了国外教育哲学的启发。对教育哲学的简单文本分析可以肯定:隐蔽式的教育交流通过引进国外教育哲学的相关资料,在我国当代教育哲学的重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在教育哲学研究领域,国外教育因素的影响是如此强烈,以致有学者批评我国的教育哲学“引进介绍国外的东西多,体现中国特色的研究少”,因此,更“应该立足于我们今天的时代,从现代化建设对人的发展需求出发,以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为目标,去进行理论的创新和探索”[10]。

三、教育经济学建立的教育交流路径

(一)我国教育经济学的建立

教育经济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西方教育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出现。在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国内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教育如何适应并促进经济建设的要求为教育经济学的生长准备了适宜的土壤。在此背景下,通过对国外教育经济学研究成果的译介,我国的教育经济学科逐步建立起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国内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共同体逐步形成库恩(ThomasSammalKuhn)认为: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community)“是由一些学有专长的实际工作者所组成。他们由他们所受教育和训练中的共同因素结合在一起,他们自认为,也被人认为专门探索一些共同的目标,也培养自己的接班人”[11]。共同体是科学知识增长和科学革命的基础。在我国教育经济研究领域,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教育经济研究会筹备组成立;1980年9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召开教育经济学研究交流会;1984年10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经济学研究会宣告正式成立,初步搭建了库恩意义上的共同体,成为教育经济学建立的重要标志。2.教育经济学研究专著出版教育经济学研究专著出版是该学科建立的又一重要标志。1982年,全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会筹备组出版我国当代第一本《教育经济学论文集》。1983年,杨葆火昆等编写的《教育经济学概论》(青海人民出版社,1983),是我国当代第一本教育经济学专著。据统计,1980年到1992年,我国学者编撰写作的教育经济学专著达30余部[3]。1992年后,又有一批教育经济学著作陆续出版。主要有:厉以宁著《教育经济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邱渊著《教育经济学导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王善迈主编《教育经济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靳希斌编著《教育经济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范先佐著《教育经济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等等。共同体形成、专著出版,表明教育经济学在我国初步建立。回顾我国教育经济学科的建设之路,教育交流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教育交流对国外教育经济学资源的蓄积

由于教育经济学是在国外首先发展起来的,因此,译介国外教育经济学成果是建设我国教育经济学的重要途径。1978年7月28日,《光明日报》发表《教育经济学》,率先介绍西方教育经济学。此后,报刊杂志相继刊发有关国外教育经济学的文章,影响较大的如:厉以宁的《技术教育与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邱渊的《教育经济学的形成、发展与现状》(《教育研究(丛刊)》,1979年12月)。前者所提供的西方教育经济学研究成果,成为当时国内学者论证教育与经济关系的重要依据;后者则首次系统地介绍了国外教育经济学科的发展历史,提出了我国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体系的初步意见,明确主张“引进国外有关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资料,通过分析,设法掌握其中的基本经验,并尝试提出改进研究方法的意见,作为我国教育实践问题的参考———可能是大有裨益的”[12]。除了论文介绍,翻译出版西方教育经济学著作,是译介国外教育经济学的又一途径。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翻译出版了大量国外教育经济学著作。重要的如:日本文部省调查局编、梁忠义译的《日本的经济发展与教育》(吉林人民出版社,1978);希恩著、郑伊雍译的《教育经济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舒尔茨著、曹延亭译的《教育的经济价值》(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E.科恩著、王玉昆等译的《教育经济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舒尔茨著、蒋斌等译的《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经济研究的作用》(商务印书馆,1990);MartinCarnoy著、闵维方等译的《教育经济学国际百科全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等等。通过刊物介绍、译著出版等方式,隐蔽式的教育交流将国外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引进国内,为教育经济学的建立蓄积了丰富的外部思想资源,提供了影响教育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可能性。

(三)教育交流对我国教育经济学建设影响力的文本考察

为分析隐蔽式的教育交流对我国教育经济学建设的影响,本文以邱渊著《教育经济学导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为个案进行文本分析。邱渊是国内较早译介国外教育经济学的学者,他于1979年发表的《教育经济学的形成、发展与现状》,是国内第一篇系统介绍国外教育经济学的论文。因此,教育交流通过译介国外教育经济学研究成果,从而一定程度地影响到他所著的《教育经济学导论》是可以理解的。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注释大量引用国外教育经济学文献从该书的注释来看,隐蔽式教育交流的作用明显。全书共有注释174处,其中,引用国外教育经济学的资料96处,其他国外资料30处,国内文献资料48处,国外教育经济学的资料占注释的55%。另外,作者在该书每一章后都列有阅读参考文献,这既可以看作是作者向读者推荐的延伸阅读书目,也可以看成是影响作者写作的思考路径。从所列阅读参考文献来看,国内的著作或论文25种,国外的文献资料56种。可见,国外教育经济学研究成果对作者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国内文献。2.国外教育经济学资料成为著作的重要内容有关国外教育经济学发展的资料成为该书文本写作的内容。如:第一章“绪论”,对国外教育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以及主要教育经济学著作进行述介;作者还将《国外本学科综述性著作内容大纲选录》、《教育经济学的形成、发展及近况》作为该书的“附录”。3.文本结构受到国外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启发该书共12章,除“绪论”外,分别是:“教育的人力资源和实物资源”、“教育资源的财力条件”、“教育结构的经济效能(上、下)”、“教育的经济效力”、“教育的经济效用”、“教育成效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教育成效的分配和影响”、“教育成效与教育投资的比较”、“教育发展计划及其编制”。上述主题,主要围绕教育的资源、教育的效能、教育的效用、教育计划等展开。这种结构作者是怎样构思出来的呢?首先应该肯定,作者结合我国社会和教育发展的实际所作的独立思考,是上述研究结构提出的主要路径。同时,国外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也起到了重要的启发作用。证据有二:(1)作者在该书的“附录”中,列举了8种国外教育经济学著作的体例结构,以资比较。这种以附录形式出现的对国外教育经济学著作体例的不厌其烦的介绍,除了为读者提供广阔的域外视野外,也在不经意间为该书体例的合理性进行无言的辩护。(2)该书的上述结构,在作者1979年发表的《教育经济学的形成、发展及现状》一文中已基本确立。此文是国内最早系统介绍国外教育经济学的文章,作者当时就对国外教育经济学的研究结构十分关注。他仔细介绍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教育与经济》的结构、韦锥(J.E.Vaizey)为泛英大百科全书所写的“教育经济学”词条的结构、苏联教育界对教育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意见。通过对上述资料的分析,他主张“在目前的研究过程上,不妨就以上的代表性材料,从求大同存小异中,看出目前比较公认的教育经济学的大致内容”。为此,他提出教育经济学的研究结构应该包括:教育的经济条件、教育的经济效能、教育的经济成就以及教育计划[12]。可以清楚地看到,邱渊在《教育经济学导论》中所采用的结构,同他在论文中的主张如出一辙,其思想渊源不证自明。注释中大量引用国外教育经济学资料、文本写作中嵌入介绍国外教育经济学的内容、文本的研究结构受启于国外教育经济学的体例,这表明,隐蔽式的教育交流对邱渊著《教育经济学导论》产生了实际的影响。

政治哲学导论范文第5篇

晚近以来，视觉文化课程在欧美大学本科和研究生不同层次上开设，有的学校开设了视觉文化专业。以下我们选择几所西方大学的视觉文化专业或课程设计，以期了解这一领域专业和课程设置情况。

1.美国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ofWashington)的视觉文化课程(本科)

授课教师：

AlexanderCampbellHalavais(halavaisu.washington.edu)

课程说明：

课程集中在以下理论的阅读和讨论上：视觉和符号传达与知觉、认知和社会关系的关系。课程将从社会学和心理学开始，进入到知觉研究、美学、符号学、空间研究和信息环境设计等领域(该课程在网上教学)。

授课内容：

第一周：知觉理论

阅读材料：柏拉图，《洞穴寓言》；埃柯，《一张照片》；曼诺维奇，《知觉的工作》

第二周：视觉知识和权力理论

阅读材料：米歇尔，《意图和人工性》；马特拉和马特拉，《文化工业，意识形态和权力》；莱维，《艺术和赛博空间的建筑》

第三周：符号

阅读材料：图夫特，《逃避平面国》；迪尔凯姆，《三种信仰的起源》；伯克，《人的定义》；弗洛伊德，《拜物教》；荣格，Aion；索绪尔，《任意的社会价值与语言学符号》

第四周：社会符号学和创造意义

阅读材料：巴特，《照片的信息》；马克思，《商品拜物教和秘密》；霍杰和克莱斯，《社会符号学》；费斯克，《电视：多义性与流行性》

第五周：视觉的机制

阅读材料：拉塞，《形象分析导论》；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罗维，《电影形式与叙事》

第六周：模拟

阅读材料：鲍德里亚，《仿像与模拟》；埃柯，《在超现实中旅行》；莱姆，《第七次突围》

第七周：作为视觉域的城市

阅读材料：魏特姆，《物理空间》；西美尔，《大都市与精神生活》；芒福德，《隐形城市》；米歇尔，《进入生活的计算机》

第八周：信息环境

阅读材料：哈拉威，《虚拟狗宣言》；麦克卢汉，《机器新娘》；克卢兹，《本世纪的十大界面》；克兹维尔，《精神与机器即临的融合》

第九周：狂欢、交游、混乱和文化壅塞

阅读材料：贝伊，《时间自动区域》；埃柯，《走向一个符号游击战》；莱里，《屏幕》

2.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University)视觉文化研究计划(研究生)

研究计划说明：

视觉文化学科包括艺术史和艺术理论(包括建筑)、电影和电视研究。研究生研究或课程包括以下一些领域：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建筑，1920世纪欧洲艺术和建筑，澳大利亚艺术和建筑，美学艺术和建筑，电影和电视研究，摄影、艺术画廊和博物馆研究，亚太艺术等。

研究性学位：

哲学博士学位

艺术研究硕士学位

澳大利亚艺术研究硕士学位

画廊和博物馆研究硕士学位

课程性学位：

澳大利亚艺术课程硕士学位

画廊和博物馆课程硕士学位

课程资格硕士学位

艺术研究生证书

视觉文化教师证书

3.美国加州大学河畔分校(UniversityofCaliforniaatRiverside,本科)

专业名称：电影与视觉文化

主修：电影与视觉文化主修课程提供关于电影、电视、录像、多媒体和视觉文化的多学科考察，首先强调历史与理论，其次强调生产，主修课程由三组课程构成：

1)电影与视觉媒介；

2)电影、文学与文化；

3)人种志、纪录片与视觉文化。

辅修：电影与视觉文化辅修课程提供对于电影、电视、数字多媒体和视觉文化的多学科考察，突出理论和历史而非生产，以便培养学生的媒体知识。

课程选录：

电视艺术导论；当代艺术批评导论；数码成像导论；现代西方视觉文化；电影研究导论；世界电影批评方法；视觉人类学导论；电影与媒介理论；电影与媒介史专题；媒介之间：艺术、媒介与文化；大众媒介与通俗文化；居间摄影；社会性别、性征与视觉文化；种族、族性与视觉文化；电影与视觉文化专题；高级摄影实践；脚本写作；舞蹈与视觉研究；电影与媒介体裁专题；国际电影、独立制片电影和另类电影；比较电影研究；高级数码成像；摄影史：20世纪；日本电影与视觉文化；电影、录像与艺术：理论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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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视觉文化研究英文文献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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