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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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2014年我国对外投资首次超过利用外资，我国将形成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格局，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快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程。我国对外投资起步晚发展慢，2003年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仅有29亿美元，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0．45％，之后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年均约45％的速度增长，到201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为1078．4亿美元，是2003年的37．2倍，201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之比为1∶0．92，基本呈现进出持平格局。这一比例虽然低于发达国家1∶1．4，但已经高于发展中国家1∶0．5的平均水平，可见近年来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步伐不断加快，成效显著，我国也由此首次跻身世界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之一。2014年对外投资约1200亿美元，超过利用外资水平，未来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达到1．25万亿美元。今后将向着对外开放的“大进大出”格局转变，这将意味着我国今后应继续促进“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更大程度上参与到全球经济竞争之中。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给我国带来的影响作用，不仅可以进一步丰富和实践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还可以带动推进更多的企业“走出去”。目前伴随着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作用也在不断显现。具体而言，其主要的影响作用表现为：一是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给投资国经济带来的最直接效应就是，伴随着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增加而形成经济增长效应。二是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影响。我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就是直接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投资主体的技术水平，形成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三是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通过转移国内剩余生产能力，延长产业生命周期，一方面获取更多收益，另一方面有利于腾出发展新产业的空间，促进新型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四是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促进效应。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规避贸易壁垒，使企业更方便的进行产品出口贸易，带来正的出口贸易效应。可以预期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会不断发挥其加快经济增长、技术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扩大出口贸易的影响作用。因此不断扩大对外直接投资，鼓励更多企业走出国门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所以要想使我国经济更广泛深入融入世界经济，最大程度的享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获取更高的国际地位，就必须积极推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推进“走出去”进程，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那么，伴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发展，其对外直接投资到底对我国带来怎样的影响，其影响作用程度如何，近年来成为关注的热点问题。而跟踪研究的目的在于进一步加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进程，提高“走出去”的质量，为提升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效应的研究状况

关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研究，主要还是从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等方面的影响状况进行跟踪分析。

（一）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探讨

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国内外大部分研究持肯定态度，比如国外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认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会同时增加投资国和东道国的国民收入，是一个双赢的投资行为。因为发达国家向高度工业化国家迈进时期，对外直接投资为发达国家的资本和产品过剩提供进一步获取高额利益的途径，并且同时也有利于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因此，旺盛的投资供需形成了当时的双赢发展态势。而关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探讨，是伴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加而开始被跟踪研究的。国内研究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改变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提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带动了我国国内经济的产出增长。由于我国区域差异较大，进一步分析各区域对外投资的效应也具有现实意义，比如认为我国东、中和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同时东、西部地区的GDP增长差异也由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异引起。可见从不同层面说明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具有互相促进关系，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又能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资金支持，但这种增长效应由于我国对外投资规模较小而处于较低水平。也有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主要体现在资源配置效应、资本积累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三个方面。肖怡楠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的贡献体现在平衡国际收支上，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加快资金流出，从而适当平衡国际收支顺差。吴建军等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能够促进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也有研究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给投资国带来的增长效应不明显，表现为对外投资不是GDP增长的Granger原因，并且从短期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对GDP的影响并不显著，但长期则呈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可见，多数国内学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有影响，但是影响不显著，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较小，影响力较弱；另一方面我国当前对外投资流向主要是资源类行业，可能对我国当期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时滞。所以，持续跟踪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效应研究

目前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效应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是通过衡量生产率的变动，体现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另一方面是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分析。从对生产率影响看，国内学者主要是通过实证研究检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且生产率的提升在我国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资本存量较高的东部地区的逆向技术溢出效果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但也有认为这种促进作用小于国内研发资金存量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所以，自主研发才是提高技术水平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同时，还有得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的观点。从对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看，研究普遍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的技术创新活动具有正的影响作用。白洁实证检验了1985年到2006年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我国R＆D投入和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发明专利和外观设计表征的技术创新能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研发投入作用不显著。也有学者加入技术吸收能力与国外研发资本存量溢出等指标，得出2003－2010年间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并说明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创新能力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但是持续对外投资会获得更高的生产率及技术溢价。多数成果也论证了对外直接投资正技术溢出效应，而持不同观点的认为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还较小，产业和地区分布不够均衡，导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未能充分体现出来。可见，学者对于对外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多集中于以技术创新能力作为被解释变量，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作为解释变量，没有考虑到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对提升母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影响。在验证逆向溢出效应存在性时，忽略了之后效应。而且，多数实证研究忽视了技术吸收能力的作用，而吸收能力对于能否消化吸收外来技术至关重要。因此，继续探究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获取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效应分析

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产业调整效应也存在观点不同的研究，关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调整效应的验证，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未能明显提升我国产业结构，并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比例变化，仅与第二产业有正相关性。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宏观绩效分析，发现2009年以来的对外投资并未发挥出应有的效应，主要是由于2009年以后我国自身产业结构优化的进程也在加快。多数文献的实证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具有升级效应，实际上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其优化效应影响会不断增加。有的研究从分产业角度研究对外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得出的相似结论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第二产业具有明显的升级效应，但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实证结果有差异，也有认为我国第二、第三产业与对外直接投资呈正相关，第一产业与对外直接投资呈负相关［。但普遍认为对外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可见，实证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有影响，但其影响大小、方向（正相关还是负相关）有不同。多数研究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存在，但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不佳，影响了对实证分析产业升级效果的全面认识。相信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规范，逐渐引入长期和短期影响，会使研究结果更客观。

（四）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贸易效应研究观点主要表现为，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替代作用、互补作用，或同时存在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也有认为不存在替代作用和互补作用，可见其研究结果的不确定。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替代效应的最早始于蒙代尔，认为资本越自由流动，替代国际贸易的作用就越明显。随后国内外学者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延伸拓展，并不断进行论证。实践检验表明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替代作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替代效应则相对较小。进一步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大小决定其贸易替代的影响作用程度。比如，项本武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但对外直接投资对从东道国的进口也形成了替代效应。也有从长期关系来看，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初级产品出口和制成品进口产生替代，对初级产品进口和制成品出口产生补充。可见，在研究替代效应上并没有得出明确结论，多数观点认为在短期内存在替代效应，但长期则是互补效应，或者局部是替代效应，但整体不是替代效应。总之，得出具有替代效应的研究成果不多。支持对外直接投资存在贸易互补效应的分析认为，多数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创造和扩大对外贸易的作用。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的成果支持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出口具有补充和促进作用。国外学者一般认为对外投资和贸易在发展中国家为互补关系，在工业化国家则不明显。大量的实证结果也证实了上述结论，通过不同的计量模型得出的相似结论是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对出口贸易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也有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尽管对出口贸易产生一定程度的刺激效应，但由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仍处于较低阶段，这种刺激效应还较为有限。而柴庆春引入时间因素后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在短期和长期中的表现不同，短期内直接投资的流量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著，从长期来看，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可见，目前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互补效应有着相似的研究结果。关于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从实证研究结果来看，多数认为互补效应处于主要地位，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起到创造作用，对进口贸易起到抑制作用。周昕通过引力模型对投资与贸易的关系研究，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既存在互补关系也存在替代关系，并且对零部件贸易的影响非常明显。但总体而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均表现明显的互补关系。也有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的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都不明显。显然是否存在贸易效应与对外投资规模密切相关，实际上到2010年之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开始大幅增长，今后对外投资的贸易效应会日益显著。可见，以后的研究会以更长远、更全面、更系统的视角探究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

（五）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研究成果不多而且观点各异。有的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存在替代关系，并且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较明显，但同时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促进高新技术行业的就业，一定程度上可以优化就业结构。与此相反，也有认为总体上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刺激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对就业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其效果较小。比较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就业效应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就业效应不明显，但增加了我国建筑业的就业岗位。从对外投资对我国三次产业的就业影响程度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第二、三产业的就业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效应程度较小，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会提高相应的影响程度。也有研究发现在短期内，我国对外投资对就业的替代效应大于刺激效应，表现出在当期对外投资会减少就业，从长期看对外投资与就业表现出长期正相关，有利于增加就业。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应研究的展望

国外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1.从学校角度来看

缺少建立校外实习基地的保障机制。从表面上来看，各个高校都很重视校外实习基地的建设，但是，实际上，这种重视往往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在建立校外实习基地的过程中，学校既缺乏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机制，也缺乏和企业进行沟通的正规渠道。学校不是通过官方渠道和企业协商有关建立校外实习基地的事宜，而是通过实习指导教师的私人关系开拓校外实习基地。这样做的结果就使得校外实习基地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大打折扣，从而也使得校外实习基地的长期有效性受到影响。

2.从企业的角度来看

缺乏与学校合作建立校外实习基地的积极性。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方面，校外实习基地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已经得到了企业的高度认同。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企业一方面抱怨毕业生动手能力不足，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缺乏与学校合作建立校外实习基地的积极性。究其原因，主要包括：其一，高校大规模的扩招，使得毕业生数量的增长远远超过了企业的接纳能力，受企业规模、办公场地的限制，企业很难满足毕业生的实习要求；其二，即便一些企业具备接纳毕业生实习的能力，但出于经济效益、商业机密以及生产安全的考虑，这些企业也缺乏接收毕业生实习的积极性。

3.从教师自身的角度来看

也缺乏建设校外实习基地的积极性。一般来讲，校外实习基地的建设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官方渠道由学校主管职能部门负责联系和建立；二是通过私人关系由指导教师以院系的名义负责建立。无论通过哪种途径建立校外实习基地，由于学校缺乏对教师的有效激励机制，使得教师缺乏对现有实习基地进行有效维护的积极性，更缺乏开拓新的实习基地的积极性，从而导致校外实习基地的建设难以长期持续推进。

4.从师资队伍的角度来看

能够胜任实践教学的教师严重不足。开展实践教学离不开具有实践教学能力的师资队伍，因此，培养一支具有较强实践教学经验的师资队伍是搞好实践教学的重要保障。然而，在我国大多数高校中，从事教学的教师队伍主要由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构成，大多数教师取得博士学位后直接在高校任教，缺乏在实际部门的工作经验，虽然各高校已对教师提出了在实际部门进行挂职锻炼的要求，但由于时间太短，再加之教师需分批派出，就目前而言，这个政策的执行效果并不理想。

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建立校外实习基地的路径

在目前的教育体制没有进行根本性改革之前以及现有的社会大环境下，建立校外实习基地的有效路径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探索。

1.加强校企合作

目前，在建立校外实习基地的过程中，各高校采用最多的方式是校企合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高校如果还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指望企业为其无偿地提供实习基地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可行的做法是各高校在利用企业为其提供的实习基地的同时，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为企业提供相应的服务，实现互利双赢。

2.鼓励学生参加各种形式的交易会

各种各样的交易会也可以成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校外实习基地的一个构成部分。各高校可以与主办方协商，将这些交易会作为学校的校外实习基地，学生可以志愿者的身份为交易会提供服务，而参加交易会也可为学生提供实习锻炼的机会。

三、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建立校外实习基地的长效机制

建立长期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有利于高校的实践教学的开展。然而，高校追求的目标和企业追求的目标是完全不同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找到高校和企业的利益契合点，使得双方的合作具有长期性和可持续性，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尝试。

1.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教育主管机构的强力推动

为了能够培养出适应社会需求的高级专业人才，实行产学研合作教育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然而，实行产学研合作教育，仅仅靠高校自身的推动是远远不够的，国家必须在政策层面进行引导，教育主管机构负责具体落实，方可产生效果。最近几年，在推行教育教学质量评估的过程中，教育部已经将产学研合作作为对高校进行评估的重要内容之一。

2.构建互利双赢的利益驱动机制

国外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本文从收入法国民经济核算出发，指出我国收入分配体系存在的问题：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持续走低、资本收益占GDP比重持续上升。随后，本文分析了这一问题带来的后果及其对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影响：国内消费与投资比例失调、外贸顺差居高不下。最后，本文得出结论：收入分配体系存在的问题是我国当前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从收入法国民经济核算看我国收入分配体系

国民经济核算的收入法是从收入分配的角度，以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应得的份额以及应向政府支付的份额为出发点计算最终产出。按照这种核算方法，GDP的计算公式为：GDP=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IH+营业盈余。其中：劳动者报酬反映了劳动力在初次分配中的所得，生产税净额反映了政府在总产出中取走的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之和反映了资本所得。收入法国民经济核算反映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政府、资本所有者对一定时期国民产出的占有状况，对整个分配格局的形成具有基础性作用，而收入分配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民经济中的消费、投资、税收行为。

图1反映了1996年至2006年我国劳动者、政府、资本所有者在国民经济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例。从图中可以明显的看出：在此期间，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持续走低，而资本收益占GDP比重持续上升。这一趋势可以通过影响劳动者的消费行为、政府的税收行为、企业的投资行为影响我国宏观经济。同时，我国资本回报率自1993年以来处于上升趋势①，也影响了企业的投资行为。由图1可知初次分配中生产税净额占GDP比重较小且稳定，因此本文只考虑劳动者报酬与资本所得占GDP的比重及其变化趋势对我国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影响。

二、收入分配体系与宏观经济内部均衡

宏观经济内部均衡指的是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的状态。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内部均衡最突出的问题是物价指数高企，经济面临很大的通胀压力。国家统计局月度统计公报显示：自2007年3月CPI涨幅超过3％以后便一路走高，2008年4月达到8．5％。当前的主流观点认为这一轮物价上涨是由食品价格引领的结构性上涨，如国家发改委曾在国新办新闻会上表示“现在物价上涨是一种结构性的上涨，在结构性上涨的因素消失之后，国内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在平衡的基础之上，可以保持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

本文认为，自2007年3月开始启动的这一轮物价上涨是由食品价格上涨引领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推动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拉动的新一轮物价整体上涨过程。食品供需失衡导致的短期物价结构性上涨是此轮物价上涨的直接原因，而其深层次原因则是失衡的收入分配体系造成的高投资率和低劳动报酬。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高投资率导致银行信贷扩张、流动性过剩并对物价稳定造成压力。如图1所示，由于资本在收入分配中获得了越来越大的份额，企业部门有了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基础。同时本文第一部指出我国资本回报率持续上升，使得以逐利为目标的企业有了投资激励。因此出现了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代表的投资冲动。在中国目前的融资体系下，固定资产投资激增与信贷扩张有着密切联系。而信贷扩张又导致流动性过剩，成为通货膨胀的一个诱因。如图2所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通胀率之间有着比较明显的相关关系。

其次，长期被压低的劳动力价格的回调要求使得劳动力成本有上升的压力。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持续走低，2005年占GDP比重为41．4％，而同期美国这一数值为56．4％@。以第二产业为例，有研究报告指出③：较之于发达国家，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英国的1／16，但雇员工资仅为其1／27；相当于美国的1／18，但工资水平为其12／1；相当于日本的1／15，但工资水平为其1／22。较之于新兴国家，我国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韩国的1厂7，而工资水平为其1／13。较之于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马来西亚的1／3，而工资水平为其1／4；劳动生产率大约是印度的3倍，而工资水平大约是其2倍多一些。因此从长期来看，由于我国经济的发展、经济自身回调的力量、劳动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有增大的可能，劳动力成本也会逐渐上升。这几年频繁出现的“民工荒”，以及一再上调的最低工资标准，都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表现。劳动力成本上升，必然从供给方面对物价造成上升压力。

因此，此次物价上涨过程既包括已经显露的压力——部分产品供需失衡，也有尚未充分显露的使物价长期上涨的压力——劳动力成本上升。所以，此轮．：勺价上涨过程有可能持续较长时间，在物价稳定后仍在高位徘徊，而难以出现随食品供给增加而使物价指数下降的情况。

除上文讨论的通货膨胀之外，国内许多宏观经济热点问题，如产业结构不合理、高耗能高污染项目屡禁不止、重复建设等问题，也与分配体系中资本处于强势、劳动处于弱势有关。也就是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以及丰厚的资本回报使得企业热衷于投资，没有动力进行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本文结尾处的图4描述了这些问题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

三、收入分配体系与经济外部均衡

外部均衡指的是国际收支平衡。目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着外部失衡的问题：经常项目维持巨额顺差，外汇储备不断增长。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外汇储备已经由2000年初的1561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初的15898亿美元，八年增长了约1O倍。外部失衡的加剧，对经济的内部均衡也产生了很大的压力。最突出的表现为被动投放基础货币导致国内流动性过剩。

关于我国宏观经济内部失衡的原因，有两派主要观点：首先，外资类金融机构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例如高盛高华在其研究报告中认为“汇率重估是保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最有效途径”④。其次，国内一些研究机构和学者则从中国经济自身的特点出发，如二元结构、区域发展不平衡，认为汇率不是造成经济外部失衡的根本原因，单单依靠人民币升值无法解决巨额贸易顺差问题。

本文认为，除去尚存争议的人民币汇率估值问题，收入分配体系中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下降，资本回报占GDP比重上升，即“弱劳动、强资本”现象也是造成我国外贸顺差不断扩大，经济外部失衡的一个原因。具体的分析思路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快于工资率增长速度，从而造成资本所得在产出中比重增大，企业部门利润空间增大。人民币升值会使出口企业的收益减少，但企业可以通过降低利润来保持出口，所以会出现在人民币升值(主要是对美元)的情况下贸易顺差还在增长的现象。例如，2005年7月汇改时外汇储备为7327亿美元，而截止今年3月已增长至16821亿美元。下面通过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表述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率的变动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假定：①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且只有家户与企业两个部门；②生产要素有劳动和资本两种；③产品的资本成本不变；④产品的售价与成本分别为P、C，社会总产品为Q，n为工资占总产出的比重。注意到完全竞争条件下P=C，则全社会工资总额为：

W=aCQ(1)

对(1)式两边取对数，得到：

LnW=Lna+LnC+LnQ(2)

对(21式两边微分，得到：

一：+

C。0

将(3)式改写为：

C=W-Q(4)

其中e表示劳动成本变动率，表示工资率变动率，O表示劳动生产率变动率。由(4)式分析可得：时，即劳动生产率增速大于工资率增速时，产品的劳动成本会呈现出下降趋势。由于假定资本成本不变，这一变化将会使得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增强，贸易盈余扩大，部分抵消本币升值对出口的不利影响。

下面以1992年为基期，1992年至2006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率增长率数据为依据，计算各年劳动生产率指数与工资率指数，作图3。由图3可以观察到：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指数高于工资率指数，且二者差值持续增大。考虑到制造业占我国外贸出口的比重很大，至2005年已达91．2％(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北京，2005年)，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率之间的差距极大地增强了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使得贸易顺差即使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还是持续扩大，因为出口企业有相对大的利润空间消化本币升值对出口收益造成的影响。

四、结论

本文分析了我国收入分配体系中初次分配存在的问题，指出这一问题通过影响居民部门、企业部门的消费、投资行为，对我国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影响。本文的结论为：劳动报酬和资本回报的失衡，是造成我国通货膨胀、巨额贸易顺差等宏观经济内外部失衡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为扭转宏观经济的内外失衡，本文认为可行的对策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an强人力资本投资；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第一，改善收入分配体制，提高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由本文的分析可知：劳动报酬的上升并不必然的降低利润、削弱企业竞争力。因为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成本两个因素。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即使在工资增长的情况下，企业部门也可以保证利润不变甚至增长。而且，提高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可以促进国内消费，避免我国经济过分依赖投资与出口所带来的危害。

第二，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是造成不同国家之间产出与国民收入悬殊的主要原因，较低的绝对工资水平往往伴随着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理论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资本投资的贡献率已经远远小于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

国外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2002年初日本经济从低谷缓慢爬出，2003年初才摆脱危机状态，经过2004、2005、2006三年的巩固与扩大，如今有可能成为战后日本经济复苏最长的一个周期。此次日本经济得以持久复苏的主要原因就是外需、内需两大动力先后开动马力、推动日本经济。

复苏的第一阶段2002-2004年，来自中国的外需推动了日本经济前期复苏。据日本海关统计。2002年日本出口总额仅仅增加107.24亿美元，但是对中国直接出口竟然增加了121.61亿美元，这意味着日本当年对其他国家出口总体是下降的，但是对中国出口足足抵消下降的损失之后还有富余。

将日本对中国直接、间接出口增长因素全部估计在内，可拉动2002年日本名义GDP增长0.46个百分点。

2004年5月，我国政府出台宏观调控局部经济过热措施，当年10月从日本进口增长开始放慢，对日本经济拉动作用才趋缓。可以说2002—2004年间中国因素对日本经济摆脱衰退、走出谷底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第二阶段为2004-2006年，此时企业开始扩张经营。90年代日本经济进行结构调整、改革，企业严格限制新的投资。进入经济恢复增长第一阶段后，日本企业连续盈利，又看准了市场前景，投资逐步活跃，2002年企业实际投资增长为-2.9％，至2003年则跃为6.1％，2004年为6.3％。2005、2006年仍然保持较快增长。这四年日本企业投资比90年代平均水平高出一倍。

不仅如此，2002—2006年日本在就业、薪金方面情况也有好转，2002年日本社会失业率为5.6％，2003年降至5.4％至2004年11月降至4.5％，出现明显好转，持续至目前最新统计，2007年8月已经降至3.8％，表明日本经济持续衰退带来的高失业率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考虑到日本企业雇用工增加，工作时间延长等，日本家庭可支配收入实际金额从2004年起转为小幅增长。如果认为2000-2003年日本个人消费实际增长处在低水平的话，从2004年起个人消费实际增长幅度出现放大趋势。

据日本政府统计，2002年内需同比增加1.7万亿日元，而外需同比增加3.6万亿日元，外需带动日本经济实际增长0.7％，内需仅带动0.3％。2003年日本内外需分别增加6.49万亿日元和4.09万亿日元，自此日本内需带动经济增长作用才超过外需。但是内需不足、外需依然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经济此次复苏，第一动力来自外需。在外需持续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日本企业经营业绩出现根本性改观。然后企业才开始扩大经营，增加投资、增加雇员。进而从更加深层次分析，可以看到外需肯定先是带动出口产业复苏，再逐步扩大到装备制造业，又由制造业传递到服务业，实现三大产业全面复苏。实现日本经济再生产全过程复苏。可见外需带动日本经济走出10年泥沼，足足花赞了近三年时间，一直渗透到日本经济各个领域，发挥的是第一动力和原动力作用。而投资、消费带动日本经济复苏发挥的作用仅仅是第二动力和派生性动力，即在第一动力“点火、催生”之后产生的动力。通过这次分析日本经济复苏过程，我们还更加深刻地认识到，2002-2004年外需启动了日本经济复苏，同时还启动了投资和消费，使其在经济复苏的第二阶段发挥作用。2000年-2004年外需启动，2004-2006年日外需和内需两大动力同时发挥作用，使日本经济复苏得以持久。而后期占日本国民生产总值7成以上的个人消费和企业投资持续增长，实现了内需为主、外需为辅带动增长的势头。但还没有形成以内需为主稳定增长的模式，还不能称为内需主导型经济。

2美国作用何在

如果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日本在中国投资或者租用企业，其制造的产品有—部分销售到中国市场，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销往美欧市场，笔者称其为“面向美国市场的日本分支迂回出口”。不仅日本包括亚洲四小也模仿日本企业做法，将中国作为加工基地，将制造的产品转口到美国、欧洲。如前所述亚洲四小在大陆制造的产品其使用的零部件也有些相当部分来自日本，笔者称其为：面向美国市场的“亚洲四小分支迂回出口”，类似还有“美国分支迂回出口”。也就是说，在21世纪初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在亚洲演变出一个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在这个体系里中国内地扮演加工基地角色，提供廉价土地、劳动力、厂房等生产要素，参与分工；日本扮演零部件、中间产品供应商和全球战略经营角色；美则扮演市场吸收器和全球战略经营角色；亚洲四小则扮演少部分零部件供应商和全球战略经营者角色。而日本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里获取利益有三大类：

一类在中国加工、在中国销售，获取低成本制造和绕过中国贸易壁垒实现间接出口；二类在中国加工向美欧迂回出口，获取低成本制造和扩大对美欧出口，以及规避与美欧发生贸易摩擦的风险；三类向亚洲四小分支、美欧分支、美欧分支等在华经营的企业提供零部件、中间产品，获取扩大出口、绕开贸易壁垒及分散贸易摩擦风险的利益。

综上可见，亚洲新的分工体系提供的巨大外需是支撑日本经济持续复苏的主要动力之一。据日本海关统计，2007年2002年比，日本对美国直接出口占比由28.5％降至20.6％，同期对亚洲出口占比由43.1％升至47.8％，其中对中国出口占比由15.7％提高到20.4％，对亚洲四小出口占比仍保持在22.7％水准。

国外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一、学术热点：日本战后经济体制源于何时?

对战后日本经济体制形成于何时，日本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概括而言，主要有两种论说，一种是“文化传统说”，另一种是“战后改革说”。前者认为：“日本的经济制度具有日本固有的文化背景，根植于民族特性。日本型企业和官僚制的原型，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的‘藩’和‘家’。可以认为连带意识和平等主义的根源，早在农村共同体中就已经存在。”后者则强调：“战后的日本是在战争的废墟上站起来的‘新生的日本’，同以往的日本有本质的差异，同以往的历史没有联系。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的生日是终战日，我们的父母是战后改革’。”由于“战后改革说”代表了长期占据日本史学主流地位的“战后史学”派的观点，因此在日本最有影响。

但是，早在20世纪70年代，否定“战后改革说”的动向在日本学术界已经出现。1977年，木神原英资、野口悠纪雄发表了《大藏省·日银王朝的分析——总体战经济体制的终焉》一文；提出了强调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存在连续性的“假说”，认为“战争结束时，日本社会的形式和理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另一方面，经济体制，特别是作为实行金融统制之基础的战时经济体制，却基本上得以存续”，“支撑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体制，基本上是战时总体战体制的继续”。1978年，中村隆英在《日本经济——其成长和结构》一书中指出：“战后和战前，不是飞跨战时联结起来的。战时形成、战后继续保持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技术、生活方式、习惯等，实在是出入意料之多。虽然这些东西在形成的时候，以后会变得怎样没人能够预料，但它们却构筑了战后的企业形式、生产组织乃至生活方式。”1988年，山之内靖发表了题为《战时动员体制的比较史考察——为了了解今日日本》的论文，认为日本为进行“总体战”而进行的战时动员，“形成了某种‘全体主义’。这种‘全体主义’，是形成战后日本‘体制社会’的起点”。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日本面临种种经济难题为背景，诸多学者对战后日本的经济体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日本战后经济体制是战时经济体制而延续”的结论。1993年，冈崎哲二、奥野正宽编纂出版了由8位学者共同撰写的《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源流》。该论著撰写者对日本金融体制、企业体制、劳资关系、业界团体、财税政策、农业状况等各经济领域在战时和战后的变迁，进行了详尽的历史性考察和比较分析，指出日本至战前30年代的企业统治，即由财阀家族确保股东的经济体制，是盎格鲁—萨克逊型的自由主义经济体制。但是在战争时期，这一经济体制转变成了“日本型经济体制”。正是这种转型后的体制，构成了促使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制的原型。他们通过各项考察后最终得出结论：“构成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大部分要素，都是在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期，为了对国家资源进行总动员而实施‘计划经济化’的战时经济的需要，以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实施‘统制经济’的需要而制定的。”1995年，山之内靖、J·维克特·考希曼(J.VictorKoschmann)、成田龙一主编了作为13位日美学者共同研究成果的论著《总体战和现代化》。该论著同样对构成战后日本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几个方面进行了颇为详尽的考察，并最终得出结论：“战后各项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战时的各项改革是共通的，这些改革使战前经济体制的制度性基础彻底解体……使战后体制向战前体制回归的道路被封闭。日本的经济虽然也算是市场经济，但是其制度性基础中，包含着在战时计划、统制经济的基础上导入的要素。可以说，日本的经济体制是一种独特的经济体制。”问同一年，野口悠纪雄发表了《1940年体制一再见了，战时经济》(按：他所谓的1940年体制，即战时体制)，考察了“1940年体制”即战时体制的形成过程、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和“1940年体制”的关系、“1940年体制”的基本理念、日本经济体制面向未来的选择等几个方面，明确指出了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的存续关系：“在战前具有浓厚古典的自由主义经济性格的日本企业和金融市场，在战时经济中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的日本型企业、间接金融体制的原型，存在于战时经济之中。”

总之，20世纪90年代后，以日本经济风光不再为背景，对日本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是否存在连续性的探讨，构成了日本学术界一个持续的热点，其影响波及日本现代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通过初步的历史考察，笔者认为至少就日本经济体制而言，战时和战后无疑存在连续性。

二、历史考察：日本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是否连续?

按照《现代日本经济体制源流论》中的论述，战后日本经济体制具有五项特征，即：(1)不是股东，而是经营者的“企业所有和经营的关系”；(2)以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为代表的“企业内的雇佣关系”；(3)以下包制或系列企业为代表的“企业间交易关系”；(4)以银行借贷为中心的“和金融市场的关系”；(5)以行政指导为中心的“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如果我们认同该论著对战后日本经济体制之特征的概括并逐项进行历史考察，那么当不难发现，这些特征都是在战前呈现雏形、在施行战时计划和统制经济时期最终形成、在战后得以延续的。

就第一项特征而言，战前的日本企业也曾经是股东。但是1937年的爆发，使前此日本“股东”的古典资本主义企业经营模式受到了极大冲击，“使日本企业在大约3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从极端的股东，向极端的从业人员180度的转变”。曾赴美就职、后任日本电源开发总裁的高琦达之助，在1954年曾对他1916年和1947年两度回国时获得的不同印象作了生动描述。对前一次印象，他这样写道：“我首先没有料到的是，第一，在会社从业员不知情时，会社的股票已经从A大量流向B，而在股票流动时主要经营首脑已发生更换，经营方针很不稳定。第二，经营首脑主要不是着力巩固会社的基础，而是竭力博取股东的欢心和获取高额红利，以及竭力使股价上扬。”对第二次印象，他却这样写道：“股东的权益完全被无视，事业的经营由从业员执其牛耳，恰好同我大正五年(1916年)第一次回到日本时截然相反。”

日本经济体制的第二项特征同样是战时的产物。在战前，日本的劳动力流动曾经相当普遍。在明治时代，熟练的机械工人在全国到处流动的状况，至大正时代仍得以继续。大正年间大阪市的《劳动调查报告》曾这样写道：“不管怎么说，我国劳动者的最大缺点，就是在同一个企业里工作的时间太短。这种状况无疑使我国工业不断蒙受极大损失。”没有终身雇佣，也就没有与之密切相关的年功序列。但是，同样由于的爆发，为了摆脱通货膨胀的困境，日本政府对经济进行了战时统制，并了一系列法令。其中对形成终身雇用和年功工资序列产生重要影响的法令，有1939年颁布的《从业者雇人制限令》、1940年颁布的《从业者移动防止令》和《工资统制令》。前两项法令禁止随意招募员工和随意离退职，使职业流动现象几近消失，后一项法令则不仅扩大了工资中的定额部分，而且使基本工资定期、自动提高作为一种惯例在全国迅速普及。1939年3月，作为施行上述法令的具体措施，日本政府又规定了“初任给”，即对刚参加工作的员工的工资数额，根据地域、年龄、性别进行统一规定。另外，自1939年9月开始，又施行“工资冻结”，即一律不准擅自加薪的工资统制。1942年，日本政府又颁布了《重要事业所劳务管理令》，规定在某种条件下，如果获得厚生大臣的许可，企业可以不施行“工资冻结”。所谓的“某种条件”，就是制定加薪规则，事实上，日本政府“规定一年一次必须以所有从业人员为对象，按照最高、基本、最低基准额进行加薪””2)。如尾高煌之助和中村隆英所指出的：“正是因为经历了这一过程，年功序列工资和根据工作年限升职制度，在全国得以普及。”构成“企业内的雇佣关系”另一个侧面的企业内工会，也是在战前工人运动的推动下呈现雏形，在战时最终形成的。在这方面，为战时经济需要而组建的“产业报国会”，可以说是战后企业内工会的母胎。按照中村隆英的观点：“战后按照占领军的指令迅速组成的许多工会，均以该组织(产业报国会)作为母胎。”“按企业形成并存续至今的日本工会，事实上只不过是战时产业报国会等组织变换了一下名称。”

日本现代经济体制的第三项特征(同时也是日本制造业的一大特征)也是在战时形成的。在战前，日本的大企业即使零部件一般也自己生产，并不采取下包的形式。但是，由于战争，很多企业的生产规模急剧扩大，作为一种紧急措施，不少企业采取了将部分产品，特别是零部件交中小企业生产的“下包”方式。由于这种紧急措施不仅强化了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关系，提高了中小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并且使中小企业因能够比较稳定地获得订单而减少了破产和被大企业挤跨的风险。所以，下包制或系列企业在战后作为一种理想的生产方式而得以保留。例如，根据美国学者约翰，多尔的研究，至20世纪60年代末，向丰田汽车公司供应零部件、作为其子公司的企业，40%以上都是在战时通过下包制，和丰田公司构筑起这种关系的。”

作为日本经济体制的第四项特征，即主要通过向银行借贷，而不是发行股票或企业债券融资的“间接金融”体制，更是战时的产物。在明治时代，日本企业基本上是依靠股份和企业内部资金储备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属内部金融时代。在这广时代，由于财阀占有矿山开采和对外贸易等高收益产业，拥有充足的资金储备，因此一般均以企业内资金进行再投资，扩大再生产。不受财阀支配的一些产业，如棉纺织业和铁道运输业，则依存于以股东的股份担保金额支撑的内部金融机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正式进入了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迅速发展期，以往通过内部金融机制筹措资金的做法逐渐捉襟见肘。于是，企业通过外部筹措资金的做法开始被普遍采用。日本金融体制开始呈现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二者并重的状态。不过，当时主要仍以直接金融为主。1937年爆发后；随着日本当局金融控制的全面强化，日本进入了“时局金融”时期，上述情况开始发生显著变化。据统计，1936年，日本企业通过发行股票筹措的资金，占其资金总额的63.8%。但是战争爆发后，这一比率逐年下滑，再至1939年占33.6%，至1945年则仅占0.61%。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向银行借贷作为取代股票发行筹措资金的方式的比重，则自1939年呈显著上升趋势：1936年为40.6%，1945年达到93.2%，即企业已几乎完全以向银行借贷作为基本融资方式。”不言而喻，间接金融体制是在战争时期形成的。

最后，以行政指导为中心的“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不仅是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特征，也是“东亚模式”的两大特征之一。但同样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在实现近代化的历程中，日本政府在推进产业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在以前，日本政府事实上并不直接、全面地介入民间的经济活动。即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概览当时一系列“统制立法”，我们便不难发现，日本政府在战时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仍是保护、扶持乃至救助民间企业。只是为了发动对华侵略，日本当局开始真正将国民经济转人“战时经济”，才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广泛介入民间经济活动，密切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正是在这一阶段，战后政府和业界团体双向关系或者说行政指导体制的原型，开始出现”。

三、福兮祸兮：如何认识日本“战时经济体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般认为，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因日本向和平国家转型而摆脱了军费负担，以及农地改革、解散财阀、禁止垄断、劳动立法等经济民主化政策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是，按照野口悠纪雄的观点，日本经济所以在战后迅速恢复并马上实现高速增长，主要归因于在战时形成的经济体制。他这样写道：“‘日本型企业’的各种特征，对经济高速增长的实现，起了发动机的作用。”“正是由于实行了金融统制，才可能对资本集约性战略产业实行重点资源分配，才可能在作为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支柱产业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中，实现工业化。就这个意义而言，可以说在金融体制中维持‘战时体制’，是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大原因。”不过，野口悠纪雄对“战时体制”的评价，绝不仅止于肯定它的积极作用，绝不意味着他称颂乃至推崇这一体制。相反，他认为这一体制已经落后于时代要求，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他明确指出：“迄今为止，虽然日本政府几度试图进行改革，但是这一体制依然没有改变。在日本走向未来的今天，1940年体制已经成为一大桎梏。”

野口悠纪雄的观点，有助于启发我们对日本创造经济“奇迹”的进一步思考。众所周知，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英国和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以此为背景，西方国家的政界和学术界开始探寻日本为何能创造“奇迹”，而上述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特征的核心内容，曾被视为日本创造“奇迹”的要因。

首先，将日本经济“奇迹”的产生，主要归因于日本特有的企业用工制度和机制的观点，曾经倍受推崇并非常流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埃兹拉·沃格尔于1979年发表的《日本名列第一：对美国的教训》，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沃格尔在该论著中通过对日本战后的政治、经济、科教和社会生活作了详尽的考察后得出结论：日本所以能取得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日本企业拥有一大批愿意为企业尽心尽力的职工；而日本企业所以能拥有这样的职工，就是因为日本企业具有“对企业忠诚，对工作热爱，以及为企业献身”的激励机制。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外交家埃德温·赖肖尔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里厄斯·詹森也认为：“终身雇用制度在日本发挥着良好作用。”“年功序列制度，也为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日本的雇用制度和工资制度显然对该国的工会发展产生影响。”

其次，就间接金融体制而言，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日本战后的经济恢复和高速发展时期，银行一直充当了资金的提供者和企业经营风险监督者的角色。所以，尽管战后日本经济发展速度惊人，企业规模急剧膨胀，但整体上金融秩序井然，没有出现大的金融动荡。之所以如此，战时形成、战后延续的金融体制具有稳定性，是一大要因。寺西重郎提供的一个数据为此提供了证明：在战前，银行破产是寻常的现象，1902年至1919年的18年间，经营出现破绽的银行年均24.6家，1920年至1932年的13年间为43.5家，1933至1945年的13年间为7.8，但是在战后，直至70年代，没有一家银行倒闭。

再次，认为日本经济“奇迹”的产生，主要得益于政府和企业间的“密切协作”的观点，也曾经盛极一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1970年美国学者吉姆斯·阿布格伦在《探讨日本式经营——株式会社日本》一书中提出的“日本株式会社论”。在该论著中，阿布格伦将日本比喻为一个综合企业——日本株式会社，日本政府是“总公司”，各日本企业是分公司。虽然阿布格伦的原意，是讽刺日本依靠官民一体的体制追求经济利润，但是，这一比喻，又被视为官民密切协调发展经济的范例，是“东亚模式”获得成功的一条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