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计划与计划经济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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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计划与计划经济的区别范文第1篇
关键词：日本；落后地区；开发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重视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已成为许多国家经济干预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从世界范围来看也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尤其是大国都面临程度不同的区域经济问题，中国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日益突出，区域经济差距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面临的一个问题。国家对此高度重视。为此，研究日本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发展其落后地区的经验与教训，对中国目前西部地区的开发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一、日本开发落后地区的举措法律措施与开发计划
日本是个法制完备的国家。先立法，计划与立法相结合是日本开发落后地区的成功经验之一。在日本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对落后地区的发展都是首先始于立法，其法律大致分为全国性大法和地方法。全国性的法规有，《国土综合开发法》（1950）、《土地利用计划法》（1949）、《国土利用计划法》（1974）、《土地基本法》（1989）等。这些都是针对国土综合开发而制定的法律。地方开发政策方面的法律主要有：《落后地区工业开发促进法》（1961）、《城市振兴开发特别措施法》（1971）、《新产业城市建设促进法》（1962）、《工业整备特别地区整备促进法》（1964）、《关于促进地方据点城市整备和产业业务设施再配置的法律》（1992）等。 各地区开发的法律主要有：《北海道开发法》（1950）、《东北开发促进法》（1957）、《九州地方开发促进法》（1959）等；特定地区开发的法律主要有：《特殊土壤地区防灾及振兴临时措施法》（1952）、《豪雪地区对策特别措施法》（1962）、《过疏地区活性化特别措施法》（1990）、《海岛振兴法》（1953）、《山村振兴法》（1965）等。另外，还有与地方开发密切相关的土地利用，水资源，交通，生活环境整备，公害，国土保护，防止灾害和公共事业长期计划等方面的法律。
在法律规定下，日本进一步制定了地方开发的计划体系。这些计划按照开发对象不同，分为全国综合开发计划；都、道、府、县综合开发计划；地方综合开发计划和特定区域综合开发计划四种类型。这些计划对落后地区每一期的经济发展目标作了明确规定。
经济计划。1955年以来，日本政府共制订了15次经济计划，其中的《公共投资基本计划》和《社会资本整备长期计划》，是国土综合开发和地方开发的重要环节。
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全国综合开发计划是日本国土开发中最重要、最根本的计划，也是国土开发的中心环节和地方开发的基础。1962年以来，日本政府共制订了五个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即《全国综合开发计划》（1962年10月）、《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1969年5月）、《第三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1977年11月）、《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1987年6月）《21世纪国土的宏伟目标》（1998年3月）。
国土利用计划。1960年以来，日本政府共制订了三个国土利用计划，其中第一次计划称为《工业布局计划》。另外，根据有关法规，还制订了城市计划、农业振兴地区整备计划、森林计划、公园计划和自然环境保全计划等相关计划等。
地方开发计划。各个落后地区都有相应的开发促进计划，例如，对于北海道，日本政府1951年以来就制订了五期《北海道综合开发计划》，其中，第一期包括第一次、第二次计划，第五期为《新北海道综合开发计划》。
特定地区开发计划。根据有关法律，一些因特殊原因而落后的地区，如半岛地区、渔村、海岛、豪雪地区、特殊土壤地区等，政府批准指定为特定开发地区后，都制订了相应的开发计划或振兴计划。
二、建立专门的行政机构
日本政府是干预型的市场经济国家，在开发落后地区时设立了专门的行政管理机构，在总理府设立了三个开发厅：北海道开发厅、冲绳开发厅、国土开发厅。开发厅负责制订开发计划、政策和措施，对开发工作给予行政上的指导，建立了这样一个中央直辖与地方辅助的双重管理机构。提供财政金融支持帮助，为此还设立了一些相关的机构。
公共投资。根据历次的经济计划和全国综合开发计划，日本政府都制订了相应的《公共投资基本计划》或《社会资本整备长期计划》，对地方开发进行了相应的公共投资。
促进地方开发的特别会计。现有《城市开发资金融通特别会计》（1996）和《特定国有资产整备特别会计》（1969）。前者除三大都市圈外，主要是为政府指定的33个人口30万以上的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厂迁移等提供低利或无息贷款；后者主要是为政府建筑物等特定国有资产向地方转移提供低利或无息贷款。
促进地方开发的公库。现有《北海道东北开发公库》（1951）和《冲绳振兴开发金融公库》（1972）。作为财政投资机构，其资金来源除政府出资外，主要是政府借款和发行政府保证债券所筹措的资金。
促进地方开发的公团。现有《地域振兴整备公团》（1974）。该公团利用财政投融资提供的公共资金，主要是从事煤矿地区振兴事业、地方城市开发建设事业、产业设施和工业在配置事业等。
民间城市开发推进机构。这是1988年根据《关于推进民间城市开发的特别措施法》而指定的财团法人，它通过日本开发银行，对特定民间城市开发事业提供长期低利贷款。
大力振兴落后地区的科教事业，充分发挥科教教育的带动作用。
为了提高落后地区的科教水平，日本政府非常注意科研机构的布局，在每个地区分别设立了一个国立的工业开发实验所和一个农业实验场，各地方政府在本地区也设有公立的科研机构。国立科研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在进行基础性的共同研究，同时，对基层的科研机构的科研活动给予指导。各地区设立的公立的科研机构的主要任务是：适应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有关课题的试验研究，为中小企业设立开放的实验室，为他们进行有关试验研究提供方便，实行技术指导。这些措施对于提高落后地区的科教水平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日本对落后地区的开发是卓有成效的，首先，缩小了地区差距，各个地区的人均收入趋于平衡。其次，缓和了人口过度集中的趋势。再次，保护了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由于过疏过密问题的缓和和环境保护对策的成功，日本不仅成为治理公害的先进国家，而且由于森林和自然环境的有效保护，还成了自然灾害损失最轻的国家。
三、日本落后地区开发的主要经验
1.以法律为依据，以计划为引导
日本政府无论是对全国性开发，还是对地方性开发或特殊性开发，都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并根据各项法律制订了相应的计划，从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了政府的主导作用，保证了政府各项开发政策的实施。日本落后地区的开发是在全国综合开发的基础上展开的，即使是针对地方的开发，也都有全国性的开发计划。在地方性开发中，又有一般落后地区开发和特殊落后地区的开发。这样以来，就形成了以国土综合开发为中心的立体交叉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国土开发格局，从而使落后地区没有死角，无一遗漏地得到了普遍的开发。
2.中央跟地方的开发计划应该协调一致
日本政府在制订开发计划时坚持了公开透明的原则，地方与政府的分歧在政策、计划制定之前就得到了很好的协调。这样既保证了开发计划的权威，又提高了实施的效率，大大减少了在实施中的扯皮现象。
3.注重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
基础设施又被称为社会现行资本，它的完备与否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繁荣的程度。日本在开发的过程中将基础设施建设摆到了重要的位置，并收到了良好的效益。
4.注重环境保护
无论在国土综合开发中，还是在地方开发中，自然和环境的保护都一直是最基本的开发理念和开发方针。例如，第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21世纪国土的宏伟目标》就明确地提出：在中小城市和自然环境优美的农村、渔村和山区，要以适于21世纪的新生活方式为目标，保持宽松的居住环境，既使居民能够享受到现代的物质文明，又能领略到大自然淳朴的美，从而创造“多自然居住的地域”。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国外开发借鉴[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2]钱津.日本开发北海道对中国的启示[j].当代世界，2000，（5）.
经济计划与计划经济的区别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经济区域划分
一、引言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合理划分经济区域，无论是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决断，还是对经济的更好协调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外对于经济区域划分的研究起步较早。美国区域经济学家埃德加.胡弗（Edgar.M.Hoover）指出：“把区域视为一个聚合体，可以减少所掌握和处理的事件，这有助于描述区域。”美国等发达国家进行经济区划方法主要是聚类分析法。国内学者对于经济区划的研究主要有：遵循全国生产力分工的区划模式。刘再兴(1985)把全国划分为六大一级经济区；胡序威(1994)将全国组合成六大经济区；邹家华(1996)提出了七大经济区的划分；厉以宁(2000)给出了现行的中国经济区域打破省、市、自治区的界限，以专区或县为单位的区域划分结果；在《中国发展研究报告》（2003）一书中，作者将中国大陆划分为经济区。顾朝林(1991)提出了九大城市经济区；杨建荣（1996）中国分为“都市圈”；王建（1996）提出到2010年在我国建设“九大都市圈”的设想。总的来看，在这方面的研究往往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
本文在对经济区域划分时首先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确定各省市综合竞争力的分值，再用聚类分析方法进行划分，最后确定最佳方案。
二、经济区域划分指标体系的构建
1、指标评价体系设立的原则
（1）全面性原则。省市综合竞争力评价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很难用一两个指标全面地反映出来。因此，需设置相应的具体指标来反映各方面的具体效果，从而保证评价的全面性和可信度。（2）科学性原则。指标的选择、指标权重的确定、指标的计算与合成，必须以公认的科学方法为依据，这样才能证明分析结果的真实性与客观性。（3）可操作性原则。指标的选取、相应指标量化的计算与合成、体系结构的建立应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数据资源要便于获取，准确可靠，尽量利用现存数据和已有的规范标准，以便于计算。
2、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上述构建原则，主要从经济发展、金融发展、基础设施以及能源优势四个方面，通过12个单项指标构建省市综合竞争力的基本框架。
（注：①交通便利指数=（运输线路总长度/地区土地面积）*（货运量/货运周转量）②资源综合优势度=（资源数-地区数-资源排名之和）/（资源数?鄢地区数-地区数）；资源包括：水、煤、石油、天然气。）
三、中国经济区域划分的方案设计
1、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
中国是国内地区间自然地理、人口资源、经济和社会差异最大的国家之一，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中国国情的基本特征。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东部沿海省市在全国所占比重过半，并且增长速率也比较大；中部六省所占比重约为1/5；西部省市所占比重不足1/5。
2、经济区域划分的原则
区域划分既要遵循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方便区域发展问题的研究和区域政策分析。中国的区域划分应该遵循以下原则：（1）地域相邻。在空间上应互相毗邻，自然条件相近。保持行政区域的完整，同时要高度重视少数民族积聚地区的经济发展，保持民族自治区的完整性。（2）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各成员在经济上联系密切或面临相似的发展问题，社会结构相仿；（3）中心城市。城市具有组织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功能。每个经济区至少应给有一个作为经济中心的城市。（4）规模适度。每个区域的成员个数不宜过多，规模过大则不利于区域研究和区域政策分析。
3、中国经济区域划分的具体方案设计
中国经济区域划分方案设计的总体思路为：先用因子分析方法得出各省市每个层次的因子得分，然后采用距离聚类的方法遵循以上划分的原则得出经济区域划分的结果。之所以没有采用把四个层次的因子综合计算得出综合得分的方法是因为把四个层次的因子综合计算得分的时候，由于像GDP这样的因子在诸成分分析计算时所占的比重较大，这种计算方式会忽略所占比重较小的因子如：自然资源的对衡量省市实力的影响，但是这个因子在衡量省市实力的时候又是不可忽略的，因而，本文采用分层次计算因子得分的方式得出各省市在经济发展、金融发展、基础条件和资源优势的得分。
本部分共选取了全国31个省市作为样本，收集了2000-2004年各省市相关指标的原始数据，对原始数据的分析采用SPSS14.0软件实现。数据的标准化最常用有两种方法，一是平均数法，一是中位数法。这里就截面数据而言，采用平均数法，并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从表二所描述的评价指标体系可以看出综合竞争力评价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每个方面的因素又是由若干因素决定的。对照该表，我们建立了由两个层次的因素所构成的综合评价因素集，即第一层次的因素集为U=｛U1,U2,U3,U4｝，第二层次共有4个子因素集，它们分别为U1=｛x1,x2,x3,x4,x5,x6,x7,x8,｝，U2=｛x9，x10,x11,x12｝，U3=｛x13，x14,x15,x16｝，U4=｛x17｝。
对上述指标的数据采用SPSS14.0分析，可依次获得样本的相关系数矩阵、特征值、共同度、方差贡献率和正交因子旋转矩阵（详见附录），样本数据全部有效，最后算出各层次因子的得分。
然后采用距离聚类方法，根据以上划分原则，考虑到目前各种划法的弊端，我将中国大陆分为如下七个区域：
第一组：新疆，陕西，山西，甘肃，内蒙古西，青海，宁夏
第二组：，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重庆
第三组：北京，天津，河北
第四组：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
第五组：广东，福建，海南
第六组：山东，江苏，浙江，上海
第七组：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东
以上各组的中心城市分别为：西安、重庆、北京、武汉、广州、上海、沈阳。这里有如下几点说明：一是由于内蒙古省东西绵延距离较远，结果把该省分划为东西二部分，分别与地理位置接近的省份合并为一组；二是传统观念上认为的中部不再包括山西省，而是将该省与西北部的省份结合在一起，组成新的经济发展区域；三是在分析的过程中，河北省理论上的结果应与湖南、湖北等省份划分在一个区域，但考虑在现实发展中，中部地区的区域面积过大，不利于其发展且河北省本身就与北京、天津二个直辖市地理位置上包容在一起，故在确定最后结果时将该省与北京、天津组合成一个新的区域，以北京为中心城市。
四、结论
鉴于目前关于中国区域的各种划分方法存在诸多弊端，本文在了解西方和我国经济区划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的基础上，以一个全新的视角-金融角度，对我国经济区划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探索，建立了经济区划的理论和方法模型，并经过实证分析，提出了划分中国区域的一种新的方法。
【参考文献】
[1]高洪深：《区域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8
[2]安虎森：《区域经济通论》[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9
[3]侯景新：尹卫洪《区域经济分析方法》[M]，商务印书馆，2004.12
经济计划与计划经济的区别范文第3篇
[提 要] “一带一路”倡议与马歇尔计划有根本差别，前者以共同发展为根本属性，以平等互利为原则，以务实合作为导向；后者本质上是一项政治与安全战略，美国通过附加条件的援助，开始了与苏联的冷战进程。此外，与马歇尔计划相比，“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面临更多的挑战，不仅需要应对沿线国家多样化的利益诉求、更加复杂的政治和安全环境，还面临诸多域外因素的干扰。对于将“一带一路”倡议与马歇尔计划类比的提法，需要理性、区别对待，不宜将二者直接对立，因为从经济发展的逻辑看，二者的确存在共性，马歇尔计划也可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
关键词 ] 一带一路、马歇尔计划、中国外交
[作者简介] 金玲，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0452 8832( 2015)1期0088-12
本研究受中国与东印度洋地区合作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资助。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明晰和相应举措的出台，国内外将“一带一路”倡议与美国战后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的说法也日益增多。国内媒体多从经济视角出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会产生马歇尔计划在欧洲经济复苏和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西方学者和媒体则多从政治与安全视角出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在国际力量中心转移背景下，中国经营势力范围、争夺地区主导权的政治安全战略。事实上，二者虽存在一些共性，但从形式、内容和根本出发点上都有本质区别。
一、“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概念的由来
“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概念的提出源于国内外学者对于国际社会和中国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解决方案，与“一带一路”倡议并无关联。
（一）林毅夫的“新马歇尔计划”
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提出应对金融危机的“新马歇尔计划”，使“马歇尔计划”第一次与中国联系在一起。2009年，面对金融危机的挑战，林毅夫表示需要出台新的“马歇尔计划”，促进全球范围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打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瓶颈，并给高收入国家的结构性改革提供空间，也就是通过对全球基础设施的投资，增加发达国家的出口需求。这种投资是双赢，发达国家可借此进行结构性改革，走出金融危机，而发展中国家可以消除自身的基础设施瓶颈，从而获得更快发展机会。
该计划实际是一种全球性合作，各国协调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于基础设施瓶颈和环境瓶颈，实现增加需求的效果。计划的实施主体是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诸多国际发展机构，如欧洲发展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拉丁美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计划的主要功能是以上述国际发展机构为依托，同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事实上，在林毅夫的“新马歇尔计划”中，中国只是国际协作的参与者之一，与当前的“一带一路”倡议没有必然关联。
（二）许善达的“中国式马歇尔计划”
最早提出实施“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是著名经济学家许善达。2009年，针对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出口减速的情况，时任全国政协委员许善达提出了利用“中国式马歇尔计划”创造内需，即由中国政府牵头，对海外进行大规模定向投资的倡议。
许善达建议国家设计一项对外援助计划，利用一定数额的外汇储备和人民币，主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援助项目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如电力、水利、公路、铁路、港口、矿产、能源等。受援国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不同的项目，通过国家信用、项目收费等方式偿还相应债务。
具体来说，该计划涉及三个方面的措施：建立一个中国国际援助与合作基金，以政府名义对外实施贷款；政府贷款带动国内产能过剩企业“走出去”；与人民币国际化配套协调实施，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结算货币、支付货币和储备货币。该计划一方面可以把中国国内的过剩产能转化为国家债权，创造和培育新的外需，为国内提高居民消费率争取时间和财政资源：同时可以缩小全球性贫富差距，为从根本上改革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创造条件。该计划与马歇尔计划最大的相似之处在于由中国主导对外实施援助，但与“一带一路”倡议有很大区别。
（三）“一带一路”倡议被称作“中国版马歇尔计划”
在上述两种概念基础之上，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出台，尤其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北京峰会期间，中国相继宣布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之后，中外诸多媒体迅速将“一带一路”倡议形容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并指出“所谓‘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是指中国建立在‘一带一路’规划基础上，面向东盟、中亚等地区的对外投资和发展计划”。其中，金砖国家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相互联系的战略安排，被归纳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重点安排。
诸多评论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与60多年前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有异曲同工之处。不少评论文章提到，“新马歇尔计划”有三个作用：一是通过对外投资减少外汇储备；二是缓解基建领域的产能过剩：三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除了从经济视角将“一带一路”倡议与“马歇尔计划”进行类比之外，还有观点从地缘政治视角将二者加以评判。“将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与马歇尔计划相类比并非偶然，二者都是崛起的力量试图利用经济手段实现对外政策目标，当然也包括支持国内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马歇尔计划帮助美国成为‘真正的超级大国’，北京也寄希望于‘一带一路’倡议实现同样的目标。”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主任李牧山浩石，仅从经济角度看待“一带一路”是错误的，“‘一带一路’是地缘政治再定位，是中国式的马歇尔计划。资助周边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将赋予北京成为亚洲最重要力量的影响力。”
二、“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
尽管从某些角度将“一带一路”倡议类比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并非全无道理，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自身和沿线国家的经济拉动作用以及促进地区一体化方面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完全可能发挥马歇尔计划对战后欧洲经济复苏和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相似作用。但是，由于所处的时代背景完全不同，中美对各自倡议（或计划）的定位和目标诉求亦不相同，“一带一路”倡议与马歇尔计划从形式、内容到实施方式都存在本质区别。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属性是共同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首先是共同发展的战略，以开放性和包容性为主要特征。与马歇尔计划出台的两极格局背景不同，当今世界相互依存不断加深，一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发展密不可分，各国只有共同发展，才能实现长远发展。基于此，“一带一路”倡议首先强调弘扬古丝绸之路和平友好、开放包容的精神，不搞排他性制度设计，不针对第三方，不经营势力范围，任何有合作意愿的沿线国家都可参与，是一项完全开放的合作倡议。当前已有50多个沿线国家表态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其中有大国，也有小国；有发达国家，也有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充分体现了该倡议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特征。此外，中国倡导成立的支持基金，无论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还是丝路基金，都将在开放性原则下欢迎其他国家的参与和共建。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通过自身的发展与对外合作实践，对制约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诸多因素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中国在与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合作中，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发展模式，最主要的表现是拒绝西方国家附加条件的援助模式，转而采取平等协商基础上的互利合作，综合利用援助、投资和贸易手段，解决制约国家发展的基础设施瓶颈，发挥发展中国家的先天优势，实现共赢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人心相通的“五通”目标，是新形势下对上述共同发展模式的继承与创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起步或加速阶段，面临着建设资金短缺、技术经验缺乏的困难。这些国家有的能源资源富集，有的市场广阔，有的基础设施亟待建设，与中国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中国可在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同其他国家共同发展，实现优势互补。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同沿线国家长期共同发展的一个战略构想，它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意在通过互联互通，发挥地区各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实现互通有无、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
相比之下，马歇尔计划是战后美国对西欧的援助计划，虽有多重目标，但首先是一项政治和安全战略，具有明显的排他性。
美苏围绕战后欧洲形成的政治真空进行争夺是马歇尔计划出台的背景。“马歇尔本人后来也表示，做出对欧即刻进行援助的最终决定是1947年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失败之后。”“马歇尔认为苏联政府已经陷入停滞，不会同意任何可能缓解欧洲紧张和危难的可行性计划，而是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恶化欧洲的形势。”由此可见，马歇尔计划从最初就将苏联排除在外，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和谋求势力范围的特征。据此，马歇尔计划被认为是两大阵营形成的转折点，也是冷战的起源。
战后西欧各国经济凋敝、政治左倾、社会主义思潮影响上升，马歇尔计划意在通过有附加条件的对欧援助，实现对欧洲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控制，遏制苏联社会主义影响，巩固美国业已确立的霸权地位，意识形态色彩浓厚。1948年《对外援助法案》的第一条表示，“恢复或维持欧洲国家的自由原则、自由机构和真正独立，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良好的经济条件基础之上”，这表明决策者关切的不仅是经济援助，还有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政治目标。正如时任美国总统特别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所言，“我们担心的不是市场，而是预防苏联扩大其控制范围。二战在自由世界留下了巨大政治真空，苏联决心填补真空，这是马歇尔计划的基础。”
由此可见，马歇尔计划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政治和安全战略。马歇尔计划的规划者担心苏联利用欧洲危机进一步扩大影响，会威胁美国的安全。只有美国拥有足够的经济力量恢复欧洲活力，向亚洲的非共产党国家提供希望。如果不提供援助，不断加剧的混乱会严重危及自由世界，威胁美国利益。对此，乔治·凯南表示，“经济上失序使欧洲社会容易受到各种极权政治的利用。马歇尔计划是遏制战略的有效工具。”朝鲜战争爆发后，军事安全取代经济自助，成为美国在西欧政策的主要目标。为了强调经济力量对于军事安全基础的重要性，15亿美元复苏计划援助额被定位为“防务支持”，并最终于1951年10月10日通过互助安全法案，共同安全机构取代经济合作机构，进一步表明马歇尔计划的政治和安全属性。
（二）“一带一路”倡议遵循平等、互利原则
相互尊重和互不干涉内政是中国外交的根本原则，也必将体现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各项合作中。长期以来，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充分尊重相关国家的自主权，合作不附加任何条件。“一带一路”倡议仍将秉持上述原则，强调“共商、共建、共享”，有关各国自愿平等参与，完全根据本国利益自主作出决断，共建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在APEC会议期间举行的“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中，主席重申“建设互联互通，实现亚洲联动发展”，“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照顾各方舒适度，不强人所难，不干涉他国内政”。阿拉伯国家在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的研讨会上表示，他们之所以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充满期待，是因为中国在推进倡议过程中，采取平等开放的态度，不谋求私利，不搞势力范围，不干涉他国内政，不强加于人，也不与其他大国和既有机制竞争。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基本理念是“战略对接”，与伙伴国和地区的发展战略对接，从根本上体现了与伙伴国合作的自主性和平等性原则。将“战略对接”作为基本理念，既是平等互利原则的要求，也是中国与国际社会合作的成功经验总结。从倡议初期与伙伴国的磋商，到当前早期项目的推进，无论是与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计划的对接，还是与印度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对接的“产业园区计划”，都充分体现了“战略对接”理念。
相比之下，马歇尔计划则在援助中附加了诸多不平等条件，获得干预西欧各国内部经济政策的有力手段。“马歇尔计划发挥作用的重要渠道是通过其附件的条件，让美国得以对受援国的经济政策发挥重要影响。”马歇尔计划首先确立了联合援助的条件，即单个国家不能享受援助，旨在将西欧各国共同捆绑在美国的影响之下。此外，美国还提出了具体的受援条件，受援国与美国签订双边条约，承诺平衡预算，恢复金融稳定，稳定汇率，加强合作。马歇尔计划除了提供“胡萝卜”还有“大棒”，在很多方面类似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宏观经济调整计划。例如，援助不能自由支配，而是在美国政府同意的条件下用于购买国外商品：受援国还被要求设立对应的国内现金账户，即对应基金，其使用也需获得马歇尔计划相关机构的批准。
事实上，美国通过分享“对应基金”的处分权，获得对双倍援助资源的控制。据此，美国剥夺了受援国自主制定经济政策的权利，实现了将欧洲纳入其主导的自由经济政策秩序之下，以维护美国的经济霸权。最后，为了转移美国国内过剩的资本和生产力，其援欧款项大多被要求用于购买美国产品。到1950年6月底、美国对欧援助达94.6亿美元，其中88亿美元被要求通过商品购买授权实现。对此，法国民意机构1947年9月的调查显示：18%的受访者认为马歇尔计划旨在真诚援助欧洲复苏，17%认为美国意在干涉欧洲事务，而4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需要外部市场，以此避免自身陷入经济危机。
（三）“一带一路”倡议以务实合作为基础
“一带一路”是合作共赢的理念和倡议，并非实体或机制。该倡议将本着务实、效率原则，充分利用既有合作机制，根据沿线国家不同的发展优先和自身条件，创新合作形式，灵活推动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不谋求通过新的制度设计实现主导权，遵循因地制宜、项目导向的务实合作原则。
依靠现有合作机制也表现了尊重地区自身发展逻辑的务实态度。“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广泛分布在欧亚大陆和西亚北非地区，经济、政治和安全环境以及不同地区的一体化程度都有显著差异，难以在统一的多边框架下有效展开合作。2013年9月，主席在哈萨克斯坦首提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时即强调，相关合作要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构想。2014年11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研究“一带一路”规划时，主席再次强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抓落实，以点带线、由线到面。这里的“点”主要指在双边框架下的项目合作。
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已在诸多伙伴关系和地区合作框架下展开，取得了不少早期进展。例如，与中亚国家的联合申遗、土耳其东西铁路项目建设以及与中亚国家全方位的产能合作等，都展现出“一带一路”倡议务实合作的特性和生命力。
与“一带一路”倡议务实合作相比，马歇尔计划则意在通过制度安排、规则制定，谋求对欧洲事务的主导和美国的霸权优势。“援助的重要性不是其规模大小，重要的是对欧洲经济、财政和货币政策施加影响。”为实施马歇尔计划，美国首先推动设立“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尽管该组织的设立原则是“自助和自救”，但美国作为观察员的地位和援助国的优势，使该组织成为美国对欧内部事务施加影响的重要制度工具。
在马歇尔计划实施过程中，该组织主要发挥了分析受援国共同的经济困难和问题、协调受援国政策、消除欧洲内部贸易壁垒、形成多边支付体系和建立“欧洲支付同盟”等作用。美国正是通过上述制度性作用，打破了西欧内部货币不能自由兑换的局面，使美元成为欧洲国家间结算货币，确立了美元霸权地位，改变了欧洲国家间贸易壁垒森严的格局，在欧洲确立了美国主导的战后经济新秩序。
三、实施“一带一路”倡议面临更大的挑战
与马歇尔计划相比，“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无论是所涉国家的多样性，还是合作领域的广泛性，以及国际环境的复杂程度，“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所面临的挑战都不能与马歇尔计划同日而语。
从合作对象来看，马歇尔计划的受援对象是西欧国家，与美国拥有共同的价值观，面对美国宣传的共产主义威胁有共同的认知，加上共同的经济困境，各国在接受美国援助的必要性方面容易达成共识。因此，马歇尔计划在提出之初便获得英法最为积极的回应，西欧各国也很快就建立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确定合作原则取得一致。相比之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仅充满多样性和异质性，对中国具有不同的认知、彼此之间存在冲突，有的甚至还身处大国博弈的核心，增加了务实合作的经济、政治和安全风险。如何应对多样化的发展诉求、复杂的地区安全形势，以及不断上升的地缘政治风险，将是“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最主要挑战。
从合作领域和范围来看，马歇尔计划是美国主导的援助计划，合作领域相对单一。从实际执行来看，马歇尔计划主要通过三个阶段提供援助：首先是提供大量食品、原材料及替代品，缓解物资缺乏困境；第二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新的投资计划，包括援助现代工业和能源设备，尤其是扩大本土投资的设备；第三阶段是直接应对西欧各国的生产效率问题。而“一带一路”倡议是一项综合性合作工程，不仅涉及的领域广泛，包括贸易、投资、金融、交通和人文等诸多领域，而且希望实现从点到面、从线到片，最终实现区域大合作的构想，必然涉及更多的双边协调、多边对接以及一系列规则和标准的沟通、融合问题。
从面临国际环境的复杂程度来看，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处于两极格局之下，美国对西欧的援助没有受到过多域外因素干扰。而“一带一路”倡议则面临更加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当前，中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快速上升，但由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与西方国家不同，后者对中国的发展走向充满疑虑。尽管中国一再声明不谋求霸权，但中国影响力的增加仍引发西方担忧，被视为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潜在主要力量。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丝路基金的设立，都被认为是中国寻求重建国际秩序的努力。
四、客观、理性看待二者之间的异同
对于将“一带一路”倡议与马歇尔计划类比的提法，需要理性、区别对待，不宜将二者相提并论视为对前者的抹黑。第一，从经济发展的逻辑来看，二者的确具有共性，这也是中国学者主张推行“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原因。实现互联互通目标需要的大规模投资，将实际拉动中国和伙伴国经济发展，并客观上起到推动地区融合的作用，与马歇尔计划在复兴欧洲经济以及促进欧洲一体化方面的作用具有相似性。第二，尽管马歇尔计划的根本属性是政治和安全战略，对其发挥的作用也存在争议，但总体上来看，西方对马歇尔计划的评价是积极的。第三，尽管“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属性是共同发展，但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从来就不是孤立的，也会有利于实现中国外交政策中维护和平的目标。
尽管存在根本区别，但马歇尔计划的实施过程仍可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在如何加强合作的灵活性以及增强内外协调和统筹能力方面。在马歇尔计划实施过程中，美国不仅要求欧洲成立协调机构，自身也设立了独立于国务院、直接对总统负责的经济合作局（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以下简称ECA）以加强内外协调。“ECA的作用在美国和平时期的对外关系中前所未有。ECA与受援国的沟通远比传统的使馆和对外联络机构之间的沟通广泛，在美国内部不断与不同政府部门，包括财政部、经济部、农业部以及广泛的私人利益集团之间进行沟通。”
当前，“一带一路”倡议还处于实施的初始阶段。为了避免误解，针对将其类比为马歇尔计划的提法，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沟通措施。针对沿线广大发展中国家，除了强调上述不同，消除其顾虑，还需说明“一带一路”倡议不是马歇尔计划式的援助，而是南南合作框架下的共赢合作。中国是合作的倡议者，而非主导者。对于西方国家，可重点回应其对“中国重塑秩序”的担忧，突出“一带一路”倡议经济合作、共同发展属性的同时，不回避合作外溢的政治和外交效应。
“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获得沿线各国政府层面的积极表态，但在学者和民众层面认知度并不高。因此，一方面需要通过各种国际研讨会、中外联合课题研究等形式增加外界对倡议的了解。另一方面，可由国家层面出台纲要性文件，统一阐释倡议的主要理念和路线图。更重要的是，加快推进框架下的具体合作，用实际合作成果向外部世界展示其共同发展的根本属性。
经济计划与计划经济的区别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一带一路；挑战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14.013
0 引言
2013年在访问东南亚及中亚时，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简称“一带一路”战略。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阶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企图用自己拥有的各种优势阻碍该战略的继续推进，将其比作“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此种说法日益渗透到各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之中。然而“马歇尔计划”与“一带一路”战略却有本质的区别。“一带一路”的推行是顺应时展的需要而诞生的，尽管在推行过程中面对各种阻碍，但总体的发展期望还是可以预见的。
1 研究现状
2015年可谓“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开局之年，我国高层领导人在不断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前进之时，学术界也掀起了对该战略研究的热潮。学者们大多数对“一带一路”涉及的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所研究，术业有专攻，各个学者研究方向也有所不同。但在2015年，大多数学者几乎锁定在一个方向上，即对美国“马歇尔计划”与“一带一路”的对比研究。最早提出实施“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是著名经济学家许善达，2009年，针对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出口减速的情况，时任全国政协委员许善达提出了利用“中国式马歇尔计划”创造内需，即由中国政府牵头，对海外进行大规模定向投资的倡议；其后，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再次提出“新马歇尔计划”，通过全球基础设施投资来打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瓶颈，并给高收入国家的结构性改革提供空间，林毅夫此说法的提出，燃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研究“一带一路”战略与“马歇尔计划”的极大兴趣。据笔者文献考察，尽管国家主席于2013年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但关于“马歇尔计划”和“一带一路”的对比研究主要集中在2015年。大多数学者在论述“一带一路”的作用时，皆不约而同谈到了通过对外投资减少外汇储备、缓解基建领域的产能过剩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在论及两者对比关系时，也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阐释了“马歇尔计划”和“一带一路”的相同作用和效果；从政治学角度和时代背景、意识形态等方面讨论了两者的本质区别。诚然，“马歇尔计划”与“一带一路”确有其本质区别，在其经济模式雷同的影响下，国内外各界人士却放大了其共同点，忽视了两者的不同点，以造成舆论走向更多的是“一带一路”战略的负面影响。为此，本文将主要深入探析目前“一带一路”发展状况和面临的挑战上。
2 美国“马歇尔计划”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异同
2.1 “马歇尔计划”的概述
二战以后，西欧经济一片衰败，百废待兴，而美国却一枝独秀，经济发展迅速，为此，美国第50任国务卿乔治・马歇尔提出了援助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主要通过物资援助、经济投资、技术支出三方面提供援助。表面上旨在援助欧洲经济，实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复兴，但其实质上是为了缓解美国产能过剩问题，推动国内制造业的发展，为其找到输出途径，实现国内经济持续繁荣；其次是借拯救欧洲控制和占领欧洲市场，对抗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
2.2 “马歇尔计划”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形似之处
2.2.1 发展机遇相似
R歇尔计划提出之时，正值西欧经济颓废衰落之际，欧洲各国想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重振经济，显然困难重重。美国则利用二战获得的红利迅速崛起，经济发展速度不断提升，国内产能积累较多，需要国外的输出途径以消化过剩产能，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但美国却以“欧洲复兴计划”为名获得欧洲各国的信任，实施其转移过剩产能的目的，欧洲国家此时急需援助，为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创造了土壤和环境，提供了机遇。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的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顺利度过2008年金融危机后获得巨大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级大国，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及非洲、欧洲各国经济受到重创，东南亚、中亚、西亚、俄罗斯等地区的经济也亟待帮助。不少地区主动期望获得经济援助，如乌克兰的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乔治・索罗斯明确提出“乌克兰需要一个当代马歇尔计划，就像美国帮助欧洲进行二战后的重建一样”。
中国正好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不得不承认，沿线地区尤其是周边国家和新兴市场为重点的产能输出、资本输出及成了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题中之意。根据工信部、发改委等部委的调研，2012年底，中国的钢铁、水泥、电解铝、平安电脑、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在相关行业协会调查的39个产品中，有21个产能利用率低于75%，而世界公认的标准，低于75%已经属于严重过剩。面对国内如此严重的产能过剩形势，传统的化解方式显然无法完全解决问题，“走出去”实现产能输出成了化解国内产能过剩的最佳方式。在此背景下，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顺势诞生了。
2.2.2 援助模式雷同
美国的马歇尔计划起初是通过对欧洲国家食品、原材料及其替代品进行物资援助；其后是资金援助，对于援助基金，马歇尔计划的基金使用设立了特别的基金制度，即“对应基金”，这里的基金由美国政府操控，资金的支配和投资方向受到美国政府支配，而受援国只能被动接受只来自美国的物资供应，物质流动均需计入该账户中。其实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对欧洲国家的控制。
我国对于“一带一路”的战略则采取的是一种以“金融合作――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的三位一体新型经济合作模式。首先，通过成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合作投资基金、专项信贷等渠道和形式，向沿线国家提供重要基础设施和重大工程建设所需的项目融资，沿线国家则以自身的资源作为担保或等价补偿，目前我国设立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即是“一带一路”主要的投资基金；其次，由中国工程公司承揽沿线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和重大工程项目，而沿线国家则用中方提供的资金支付基建和工程所需的产品、材料装备和劳务；第三，能源开发在满足中国和国际市场需求，带动中国能源装备出口的同时，加速所在国积累发展本国经济所需的资金；第四，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状况的进展将带动其国内市场、就业、投资环境的改善，不仅为中国的产业转移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进一步的商品出口与企业投资培育了市场；第五，通过跨境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将中国与沿线各国连接起来，形成区域间互通有无、优势互补的产业网络和经济体系。
可以看到马歇尔计划与“一带一路”战略确有相通之处，中国在与沿线各国的交流与合作中，一直以开放包容的态度诚恳地合作，对于基金的使用没有做出过多地限制，真正从长远的角度考虑与各国友好合作，可谓是双赢的好策略。
2.3 “马歇尔计划”与“一带一路”战略的神异之处
2.3.1 秉承理念不同
马歇尔计划诞生在冷战时代，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历程来看，美国向来是以本国利益优先为原则促进合作。马歇尔计划的实施是带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的，最初就将8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排除在外，马歇尔公然明确表示，对任何投票选举共产党掌权的国家，欧洲复兴计划所规定的援助将立即停止，清晰地反映出“马歇尔计划”的时代局限性和对世界各国操纵的欲望，其实质是大国争霸的权力扩展。时任美国总统特别顾问克利福德也说过，“我们担心你不是市场，而是预防苏联扩大其控制范围”即便是对西欧国家援助，美国也为干预各国内部政策埋下了定时炸弹，不平等条件的附加也只能让西欧国家忍气吞声。
而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首先强调弘扬古丝绸之路和平友好的精神，秉承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原则，通过平等协商与合作，将该战略真正落实到位。回看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一直是一个包容文明的古国，中国开放怀抱，欢迎世界各国共同参与，不排斥任何国家，不针对任何国度，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去阻止各国的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65个，目前有近60个国家参与支持“一带一路”战略，有50多个国家明确表示愿意参与。中国与各国的合作将不断深入并长期持续下去，相信任何一个国家都会看到中国的真诚。
2.3.2 合作模式相异
马歇尔计划的合作对象主要是具有一定发展水平的西欧国家，且采取的是传统的区域贸易合作。而“一带一路”战略开创了新的经济合作模式，经济走廊和经济带的出现扩大了经济区域合作的范围，且连续性强，相互影响和联系的程度更大，这使得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理论取得了新的突破。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有35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涉及42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其中，经济走廊有中巴经济走廊、中国新加坡经济走廊等，经济走廊的新模式涉及的范围更广，经济带以经济增长极辐射周边，较之以往的^域经济有明显的差异。这样的方式更为便利，有助于沿线各国的进一步合作与经济互动。“一带一路”此次合作对象的多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合作的同时可能更多的问题会凸显出来，“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也将面对更多的挑战。
3 “一带一路”战略所面临的挑战
3.1 “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舆论煽动，徒增沿线各国信任危机
“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一经提出，便一石激起千波浪，世界各国为何如此惧怕马歇尔计划的再度实施？想必是美国马歇尔计划实施后对世界的影响极其深远且深入人心。二战后，“马歇尔计划”造成了东欧与西欧的对立，加剧了欧洲的进一步分裂，对整个世界的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时至今日，仍不可磨灭。今年来，各种版本的“马歇尔计划”不断涌现，各国对类似的做法会有一定的抵触心理，作为世界一极的美国更容不得这样的国家出现。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加强，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利益强大威胁到美国的霸主地位，依照自己最初提出“马歇尔计划”的初衷，当然畏惧中国也有称霸世界的野心。为此，不论是美国还是世界其他各国，面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均有所戒备，且在美国的前车之鉴下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产生信任危机。加上美国对沿线国家的强烈干预，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行增加了重重困难。
3.2 沿线各国政治局势不稳定，基础设施建设风险较大
除西欧以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长期面临着国家建设的结构性困境，存在着国家治理能力低下、民族认同淡薄、政治危机频发等一系列问题。不少国家中，民主政治逐渐丧失了解决冲突的能力，矛盾的不断激化，使得“街头政治”、“”等力量异军突起，成为国家政治解决的主要途径。相比民主政治的柔和性而言，这些非常规的政治参与方式使得国家长期处于动乱和无政府状态。而“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行涉及的沿线国家从南至北，多达65个国家，其中作为节点国家的泰国、缅甸、巴基斯塔、乌克兰等国内政局长期动荡，对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行造成较大阻碍，在最初的基础设施建设阶段便面临重重困难。例如泰国，2013年11月由于泰国局势的持续动荡，先前积极主张“大米换高铁”计划的总理英拉下台。诸如此类风险还有很多，由于“一带一路”战略推行的长期性和延续性，各国项目的不稳定性还将继续出现，对于初始阶段的基础设施势必遭受严重考验。
4 推行“一带一路”战略的对策建议
4.1 用事实说话，以公平包容的合作理念消除信任危机
实践出真知，一直秉持的独立自主的原则下，合作发展、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态度。在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扶助各国，带动其经济的发展。“一带一路”涉及的范围广泛，从东至西，囊括了备受关注的东亚经济圈和发展态势稳定的西欧经济圈，以及北非、东南亚，中东欧等经济活力尚待开发的版块，以期通过与沿线国家的相互合作和共同发展，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经济命脉。我国政府在不断以包容友好的态度向世界展示我们的诚心，在全国瞩目的十报告中也明确指出，“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在今后的长期合作中，中国政府应当从实践上真正做到合作共赢、平等包容，以一个大国的风度承担更多的责任。让沿线各国真正信任中国的能力和决心，让一切舆论自成泡沫。
4.2 建立长期有效的合作机制，降低政治危机带来的风险
不同国家组成的政党不同，国家内部的政治斗争也会此起彼伏，“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中，不少国家政府长期处于动荡状态，对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行确实造成了巨大阻碍，使得不少基础设施的建设被无辜抹杀在襁褓中。关于各国的政治问题，我国坚持不干预他国内政的基本原则，只是期望各国能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尽早恢复稳定，才有利于国家的持续健康发展。对此，我们首先要认清各国形势，在深入考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与沿线各重要支点国家国内的主要政治力量和派别的友好关系，对于国内部分派别的对华政策审慎使其与政治斗争脱钩，在涉及重大的战略合作项目时，要做好权衡，确保任何一方势力的失势将不至于严重影响“一带一路”建设的正常推进。同时建立真正有效的长期合作机制，利于国家建设和发展的行动该都被各国民众所认可和接受。重视与合作国内部的各个种群、宗教、地方和派别的交流与互动，为“一带一路”项目的长期推进营造良好的环境。
5 结语
马歇尔计划与“一带一路”战略有着本质区别，核心是出发点不同，宗旨和目的也不同，依照形式的类似而妄加论嗍且恢植幻髦堑淖龇āV泄以大国的风度，用合作共赢的理念向世界展示真诚合作的意愿，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的增长，尽管会遇到各国国内政治动荡和国际安全等诸多阻碍，但合作的趋势和发展的双赢性，是“一带一路”战略持续推行的生命力。中国定当以更真诚的合作共赢的理念，以脚踏实地的实践向全世界证明“一带一路”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可持续性。
参考文献
[1]邹磊.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6）：122248.
[2]何维达，辛宇非.“马歇尔计划”的成功经验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启示[J].学术论坛，2015，（8）：8084.
[3]张梦临.“一带一路”之“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误读辨析[J].理论探讨，2015，（7）：4951.
[4]姚婷.“一带一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J].新视点，2015，（9）：4042.
经济计划与计划经济的区别范文第5篇
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自我完善为宗旨的经济改革目标的进一步完善和具体化。但是，如何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在哪里等等问题，经过几年的实践和理论探索，特别是党的十五大的阐述，虽已愈来愈清晰，却并非已无疑问，有的甚至更为模糊，思想更为混乱。因此，当我们已比较全面了解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历史与现状及其经验教训之后，为了更好地吸取其有益成份，为我所用，就很有必要在此作一番讨论，以求正本清源，更好地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本文拟讨论如下三个问题：
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
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
⑶对抹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区别的各种观点辨析
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
这里是打算从历史的角度，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说明计划与市场二者是相互对立或相互替代关系，还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关系。
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指明，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是任何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必然要求。但如何实现这一按比例发展要求，即如何合理配置资源，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则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方法；各个不同阶级的经济学家对这不同方式方法的性质和作用，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生活在上升发展时期的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首先提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认为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即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目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阿尔弗里德·马歇尔进一步把市场机制吹嘘成像受地心引力的钟摆那样，是一部非常灵巧美妙的合理配置资源的万能自动器。
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及其运动规律进行科学分析之后明确指出，当社会经济由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后，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于是，人类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8页)
这样，在人类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就提出了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两种配置资源的方式方法，同时也依此而展开了各种不同思路的争论。
十月革命后，当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资本主义制度正面临社会主义的冲击和威胁的情况下，以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发动了一场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攻击。他在1920年发表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算》一文，公开指责社会主义计划不能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因为资源的合理配置需以经济计算为前提；经济计算要以价格机制为前提；各种物品的价格决定必须依存于市场，市场的存在必须以各种物品的所有人互通有无为前提。而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所有这一切条件都不存在，因而就不可能合理配置资源。这样，他就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断言“问题仍然是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 (见《现代外国经济论文选》第9集，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7页)
米塞斯的追随者，伦敦学派的自由主义者罗宾斯（lord robbins）、哈耶克（f·a·v·hayek）甚至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即便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也不值得追求，因为它最终必将导致极权主义。在他们看来，一旦实行社会主义，中央计划部门必将凌驾于个别企业活动之上，于是企业利益与个人利益将不复存在，个人主动性、进取心无法发挥，结果是官僚主义滋长，极权主义盛行。罗宾斯说，计划当局“将会试图象战争时期总参谋部指挥军队那样来管理整个生产……这种制度将要求把作为生产者的个人资金编入严密的组织”。 (罗宾斯：《大萧条》1934年英文版，第154－155页。)哈耶克在1938年发表的《自由与经济制度》一文中，更进一步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自由”截然对立起来，认为二者不可相容。他在1944年的《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中，竟然把社会主义经济与希特勒的法西斯统制混为一谈，认为都是“通向奴役的道路”。这些情况说明，如果说在十月革命以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只是一般地提出和论证了市场机制的方法；十月革命以后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则把计划经济视为与市场经济根本不相容的对立物而加以疯狂攻击了。
面对米塞斯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攻击，波兰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 给予坚决的反击。他在1936年－1937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著名论文中指出，米塞斯实际是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同于自然经济，应该看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并不一定完全排除货币价格工具的存在。同时他还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证明社会主义经济中价格决定不是任意的，而是通过相继试验错误的方法来实现的，因而具有客观的性质。一旦中央计划当局把这种价格作为计算的工具，即可实行资源合理配置，达到经济的均衡状态。在他1965年去世后才发表的《计算机与市场》一文中又针对哈耶克、罗宾斯认为价格若由中央计划去计算需要解几百万个方程的观点时说：“如果我今天重写我的论文（指《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引者注），我的任务可能简单得多。我对哈耶克和罗宾斯的回答可能是：这有什么难处？让我们把联立方程放进一架电子计算机，我们将在一秒钟内得到它们的解。市场过程连同它的繁锁的试验似乎过时了。”(转引自李可等著《20世纪初的西方经济学》第138页，复旦大学1990年出版。)兰格的这些观点虽然不尽科学，但他站在同情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坚决反对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根本否定计划经济的态度却是很明确的。由此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的概念，即认为生产资料可以为社会公有，基本决策和发展方向可由中央计划决定，但除此以外的经济活动则让市场力量发挥其作用。
其他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认为运用计划机制不失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有效方法。如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wilfredo pareto）早在1902－1903年的《社会主义体制》一书中就相信“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部在理论上可以达到恰好和一种理想的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均衡力量所导致的完全一样的经济计划”。 (转引自罗尔：《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1年版，第403页。)另一个意大利数理经济学家恩里科·巴罗内（enrico barone）在1908年写的《集体主义国家中的生产管理部》一文中也认为，根据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即使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中央计划当局也能通过解联立方程的途径推算出同竞争经济中固有的市场价格起相同职能的计划价格。(参见《当代东欧经济学流派》第70页，洪银兴、周晓寒等著中国经济出版社。)当米塞斯发动了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攻击之后，除兰格之外，还有一些同情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美国的弗雷德·曼维尔·泰勒（fred manville taylar）、英国的亨利·道格拉斯·迪金森（henry douglas dickinson）等都不同意米塞斯之流根本否定计划机制的观点。
60－70年代，前东欧各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在各国进行经济改革的实践进程中，进一步修正和完善了兰格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他们认为，兰格模式从总体上讲是二元运行机制，而且市场范围狭小，其中生产资料市场还是一种“模拟市场”，中央计划当局通过试验法确定的市场价格易于失真和滞后，同时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动力，以及企业能否对“模拟市场”发出的价格信号及时作出反应的问题，因而在应用上缺乏可操作性，实际也从未能付诸实践。在提出这种意见的经济学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⑴前南斯拉夫著名经济学家霍尔瓦特。他强调经济的快速发展只有建立在市场基础上才有可能；市场定价体系有平衡供求、合理分配稀缺资源，使经济行为合理化和公平化以及选择最优物质结构等四大功能；废除市场必然导致（前）苏联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因而是东欧经济学家中较多强调市场作用的市场社会主义者。⑵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布鲁斯（w·brus）。他在比较社会主义经济各种不同模式之后提出引入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分权模式。他认为这是在理论上比较正确和理想的一种模式，优点在于使供给结构更有弹性地适应需求结构。这种适应在计划所规定的比例和条件的限度内，是在供货者和购买者之间直接挂钩的基础上实现的，而不必由中央一级直接地详细地加以决定，也不必在每一场合由中央一级批准。⑶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内（janos kornai）。他强调兰格没有考虑硬预算和买方市场等条件，因而其模式是立足于对计划者和企业行为的错误假设之上。他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但其著名的短缺理论实质也是倾向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并为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⑷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经济学家奥塔·锡克认为，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自由的市场价格”。在他看来，市场功能不仅仅在于信息和管理，而且主要应归结为利益问题；企业应有一定的投资决策权，既要受益于正确的生产和投资决策的盈利，也要承担经营责任和投资风险。
总之，前东欧一些经济学家进一步修改和深化了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而付之于实践最典型的则是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模式。它深化了兰格的社会主义模式，又不完全同于兰格模式，即它不像兰格模式那样重视计划的作用，而是强调企业和工人自治的作用。至于这个模式是否正确，只能由实践来回答。现历史已对这个模式作了不成功的结论。
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理论，不仅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频频出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有相当市场，英国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英国早期市场社会主义起源于以韦伯夫妇为代表的费边社会主义（1884年成立费边社）。本世纪20－30年代托尼、德宾和盖茨克尔阐述了新费边社会主义即英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在1945年工党上台之际，英国社会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福利经济学合流，形成一种奇特的混合经济学，即英国早期的市场社会主义。其主要观点是：第一，收入社会化，鼓吹“消灭贫困”、“合理分配收入”、建立“福利国家”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第二，生产资料社会化。力图通过“国有化”政策把若干部门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所有，把单一私人经济变成公私部门混合生长的经济，并将其视为改变所有制，从而使生产者摆脱被束缚地位的重大措施；第三，中央计划当局运用市场最优配置原理来指导决策。要求有自由选择的劳动市场，并以市场定价和以消费者主权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进入80年代，英国经济学界又掀起了一场新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讨论的热潮。英国市场社会主义者、伦敦经济学院的李尔·埃斯特林、尤利安·勒·格兰德等人撰写的《市场社会主义》和牛津大学米勒写的《市场、国家与社会：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1989）、南安普敦大学普兰特的《平等、市场和国家》（1987）等，在这场讨论中唱了主角。他们提出了要使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联姻理论”和旨在启动市场取向改革的市场“主导机制”理论，企图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在这些市场社会主义者看来，战后英国工党政府实施国有化政策和福利政策，就是在搞市场社会主义。但很明显，英国的这种市场社会主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因为它们把实现这种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英国资产阶级政府特别是工党政府身上，既不触动其政治结构，也不从根本上改变其私有制的经济基础。
以上说明，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究竟如何配置资源，长时期来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存在着计划与市场两种方式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依靠计划能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计划与市场能不能结合？怎样结合？在以市场为主导的情况下能不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所谓市场社会主义实质究竟是什么等等。
从社会历史的实践来看，十月革命后，苏联、中国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运用计划配置资源，虽然带来不少弊病和消极作用，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曾有力地促进了生产高速发展，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现在，有的把过去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说得一无是处，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以往存在的一切历史曲折和失误的根源都在于实行了计划经济，甚至把目前我国存在的一些腐败现象，国企困难和“括风”等等也归咎于实行了计划经济。因此，我觉得在这里有必要谈谈过去计划经济的得失问题。
就前苏联来讲，在列宁、斯大林时代，计划经济曾使一个落后的沙俄在半个世纪内成为与西方最发达的国家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重工业、国防力量和科学技术在世界上数一数二。若再考虑到苏联还顶住了法西斯疯狂侵略的历史功勋和遭受战争的巨大损失，而美国却成了战争的受益者等因素，更可显示出计划经济威力。在苏联，只是在战后，当经济已进一步大发展的情况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才愈益显示出其不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而需要适当加以调整；而且这时苏联已经改变了斯大林时代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境况，本来可以对国民经济结构作适当调整，加快发展轻工业，更快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快地提高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但这时，在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下，却固守原有的体制和经济结构不变，到了最后又根本否定计划体制，走向另一个极端，以至彻底葬送了社会主义经济。
就中国来讲，在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使中国从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转变成基本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科学技术体系的社会主义强国，为改革开放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1953－1978年间，我国国民经济年均实际增长率：国民收入为6.0%，社会总产值为7.9%，工农业总产值为8.2%，.大大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来看，同期原煤从0.66亿吨增至6.18亿吨，发电量从73亿千瓦/小时增长至2,566亿千瓦小时，钢从135万吨增长至3,175万吨，成品钢材从106万吨增至2,208万吨，水泥从286万吨增至6,524万吨，分别增长8－34倍。从主要农产品产量来看同期粮食产量从1.6392亿吨增长到3.0477亿吨，棉花从130.4万吨，增至216.7万吨，分别增长86%和67%。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民收入中农业的比重由57.73%下降到32.76%，工业（不包括建筑业和运输业）的比重从19.52%上升到49.40%；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重从56.9:27.8:15.3变为24.8:32.4:42.8。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国家普遍出现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我国却基本保持物价稳定，全国零售物价上涨率，50年代即使承受着国民党恶性通货膨胀余波的冲击，也只2.3%，60年代为0.92%，70年代为0.56%。因此，除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外，人民生活稳定，全国居民消费指数，以1952年为100，1979年上升到188。
更为重要的是，我国依靠计划体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苏联的援助下顺利地进行了以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心的由694个限额以上的大中型项目组成的基本建设。而且这些项目的大多数是配置在我国工业交通一向不发达的经济落后的内地，缩小了沿海和内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差距；改变了旧中国畸形的产业结构布局；建立和发展了一系列新型工业部门，并建立起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高新技术和国家安全体系。
在80年代我国计划经济体系虽然已被冲破，但经济计划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还起着相当作用的情况下，经济发展速度又有了进一步提高，1979－1990年我国gnp年均实际增长率为8.7%。国民收入年均实际增长率8.4%。
可见那种完全否定过去计划经济的历史功绩，特别是完全否定国民经济计划的必要性是缺乏充分根据的。
至于有的人把目前我国存在的一些腐败、国企困难、“刮风”等等消极现象也一股脑儿地归咎于计划经济就更没有道理了。我们不需多费笔墨，只要排列一下时间顺序就足可把这种“因果”关系论彻底推翻。因为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改革开放开始之日起，就已在不断被改革、削弱之中，作为其最具典型代表意义的产品指令性计划指标，时至今日基本上已荡然无存。(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1978年纳入指令性计划的产品有837种，达到历史的最高峰。1996年底，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属指令性计划的比重已下降到不足5%，仍实行计划分配的商品仅有粮食、食用植物油、生猪、食糖、棉花、紧压茶、化肥、农药、农用薄膜、盐、成品油、卷烟、烟叶、中药材等14种。)然而我国目前十分引人注目的腐败、国企困难等等恰好是在近20年来计划经济不断被削弱的过程中出现的。而在此之前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却基本上不存在这种情况。而且我们可以毫不夸张而自豪地说，在那儿十年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了世界历史上最廉洁的政府和培养出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廉洁奉公的干部；国企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朝气蓬勃，蒸蒸日上。所以，怎么能说计划经济带来了腐败和国企困难呢？在此，我们并非说计划经济在过去的实践中是完美无缺和不需要改革，这在后面将会论及。但若把当前出现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20年前的计划经济是无论如何难以令人信服的。至于说到“刮风”，这是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与计划经济更无内在的必然联系。事实证明，过去有“浮夸风”“共产风”；现在也有迷信“一包就灵”、“一股就灵”，还有“下海风”、“出国风”、大吃大喝，奢侈浪费风，以及假冒伪劣,虚报浮夸凤,等等。所以把“刮风”现象也记在计划经济的账上，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当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同历史上任何新事物一样，不可能达到十全十美，也不可能不经过历史的曲折和考验。我国过去经济计划的主要缺陷：一是只片面强调计划的作用，而忽视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二是由于作为计划基础的经济统计工作薄弱，手段落后，统计数据不够准确，使得计划缺乏科学性、准确性；三是计划过死，集中过多，以致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企业经营的积极性；四是在计划安排上，在正确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的同时，却对农业、轻工业的发展缺乏足够的重视，使消费品的生产相对不足等等，然而，这一切缺陷都是由于经验不足，在运用经济计划规律的实际操作中发生的问题，而不是计划要求本身有什么过错。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过去的计划工作必须改革是毫无疑问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但改革是要改其缺陷，而不能全盘否定，正如倒污水不能把小孩一起倒掉一样。
其实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资源配置手段，不论其社会形态如何，都必须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全面合理地配置资源，任何偏废都是不利于资源的最佳配置和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的。因为市场调节是从微观经济利益出发的，即使在微观上是最优的，在宏观上却不一定最优；计划调节是从宏观出发的调节，因而对微观的利益则往往易于忽视，资源利用的潜力就难以充分发挥。国民经济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结合的一个统一整体，因此，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调节机制，就自然需要相应地使宏观上的计划机制与微观上的市场机制结合起来，相互取长补短，才能使整个社会资源得到最有效、合理地使用，使整个国民经济得到持续、稳定、快速而健康地发展。往下我们将会看到，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不可移易的真理。
在本世纪30年代以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片面强调市场机制调节，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由于市场调节本身所固有的盲目性、滞后性和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性，便不可避免地使生产陷入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之中，以至在本世纪30年代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使以迷信市场机制万能为特征的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彻底破产。
面对30年代大危机和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破产，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凯恩斯主义便应运而生。凯恩斯理论是一个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它的基本特征就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体系却缺乏微观的理论基础。战后美国凯恩斯主义者又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与新古典的市场经济理论综合起来创立了一个新古典综合理论体系。这种理论在强调国家干预的同时，又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主张在宏观调控方法上实行“相机抉择”、“松紧搭配”的“一揽子”计划。这种把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或者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用作配置资源手段的经济理论体系，就是区别于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它的基本特征就是承认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经济运行，既要以市场经济调节为基础，又要重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宏观调控。所以，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乃是对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战后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可以说在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下，都通行的是上述这种把国家干预与市场结合起来的现代市场经济。战后资本主义各国经济之所以有相对稳定、较快发展的局面，而未出现30年代那种大危机，就与实行了这种新的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机制有关。可见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乃是完善社会化大生产的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所不可缺少的。
作为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无疑更有必要，也更有可能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因为公有制企业为宏观计划作用的发挥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和微观基础。马克思、恩格斯也正是基于这一判断，而早有预见地指出，当社会经济由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之后，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而且如前所述，在十月革命和二战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的实践也取得了巨大成功。遗憾的是马克思的这一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正确原理，在过去相当长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即在进行有计划地发展的同时，却忽视了市场调节的作用，以致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一些困难，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困难也愈益明显。正如陈云同志1979年3月在谈到“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时候说的：“在十月革命和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当时苏联和中国这样作计划工作是完全对的，但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加以发展，这就导致现在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点” (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8－69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的指引下，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克服过去单纯依靠计划调节的片面性，而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取二者之所长，补二者之所短，而不是要用市场去取代计划从而根本否定计划的积极作用。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14大报告中所说的：“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又说：“在宏观调控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这就是说，江泽民同志在阐述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一刻也没有忘记要强调运用计划手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当我们把计划和市场看为配置资源手段的时候，对计划和市场二者的关系，则只能理解为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关系，而不能视为后者对前者的替代或否定。改革开放以来，正因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才使我国经济有了较为迅速、稳定的发展。
以上事实说明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最后都逐渐发展到使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阶段上，这乃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所不同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是由片面市场调节走向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之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是由片面的计划调节走向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之路，二者殊途同归。这个事实再次说明计划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而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替代的关系。
必须指出，现在有一种倾向，企图把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鼓吹市场经济万能，把市场机制吹嘘为人类最好的配置资源的手段，并认为，要实行市场经济，就要根本否定经济计划性，谁说要加强宏观调控，加强计划性，就要被扣上要走回头路，再搞计划经济那一套的大帽子。这种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也是十分有害的。近些年来的事实表明，每当国家放松了宏观调控的时候，社会经济就出现不同程度混乱，每当加强宏观调控的时候，社会经济就趋向于稳定。如1993年以来在中央加强宏观调控的正确决策下，逐步取得“软着陆”的胜利和“高增长、低通涨”的大好局面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但也必须看到，在这大好局面下，迷信市场万能的倾向还远未清除。如有些地方、部门、企业抵制宏观计划调控，任由市场调节，以致出现大而全，小而全，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经济结构失调，企业开工不足，加重了工人失业下岗的问题，社会资源严重浪费，就是其明显的表现。据《人民日报》披露的材料，我国一些主要行业如机械、电子、轻工、纺织普遍是一般加工产品大量供过于求，生产能力利用率大多在70%以下；在50%、40%以下的为数也不少。(人民日报1998年2月19日《重复建设主要在加工产业》。)若从全国600余种主要商品的供求情况来看，过供于求的商品在1997年上半年占5.3%，下半年猛增到31.8%，高出26.5个百分点(经济日报1998年2月25日，冯并、阎卡林《全面认识买方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结构调整，一些工人被下岗分流，自然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但这是在改革中出现的大量资源浪费也不能不说是一个事实。据估计，目前城镇下岗尚未就业的有约600万人，加上登记失业的570万人，失业率高达6.3%左右(见中国信息报1998年2月24日《城镇就业答问录》。)。不可理解的是，现有些人对于这种结构失调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不仅未从计划削弱方面去找原因，（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反而责怪是过去计划经济带来的结果。如前所述，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改革开放之日起就已处于不断削弱之中，时至今日，还纳入计划分配的商品仅有粮食等14种农副产品。现在生产过剩，结构失调的产品，恰恰不是计划分配的农副产品，而是市场调节的机械、电子等产品。比如1997年轿车全国生产能力可达110万辆，产量只47.9万多辆开工率不及45%(经济日报1998年3月12日《冷静看待汽车降价》。)。再如据国内贸易局商业信息中心对605种商品的排队显示,供过于求的商品在1999年上半年占72%,下半年又进一步上升到约80%,其中供过于求的工业品占到91.14% 。其他在第三产业中，诸如高档商场，星级宾馆也大量重复建设，设备闲置，难道也是计划经济造成的么？
可见，我们如果不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使之取长补短，相辅相成，相互补充，而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单纯片面地以市场调节去代替或否定计划的积极作用，就没有不给社会带来消极影响和混乱的。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
前面已说明，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经济都需要把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一种手段，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存在市场经济。但这不等于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区别，事实上二者是有原则性的本质区别的，有的企图否认二者有本质区别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首先要弄清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一词在国内外文献中通常有三种不同的涵义：一是指生产的产品是用作交换的商品，因此，往往把市场经济等同于商品经济，以区别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二是指在社会经济中配置资源的手段，因此往往把市场经济等同于市场机制，以区别于通过计划和国家干预来配置资源的方法，我们在上节里主要就是在这一含义上来论述市场经济的；三是指一种社会的经济制度，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般都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英国经济学家戴维·w·波尔斯主编的《现代经济学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88年出版）解释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制度，……这种经济的决策是分散的决策，就是说，经济决策是由该经济的一些组织和个人各自独立地决定的，而不是由中央计划当局决定的。市场经济通常也包含着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即资本主义的经济”。不仅如此，过去联合国也是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并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相区别的。例如，在苏东剧变之前《联合国统计年鉴》和《联合国世界统计提要》把世界各国划分为中央计划经济（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国家、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国家、发展中市场经济（developing market economics）国家三种类型。其中第一种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二、三种指的是资本主义国家。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自然是不科学的，但也不能不看到其中有一些合理因素，即承认市场经济中包含有作为维护人们一定经济利益的制度（不是社会的基本制度）的内涵。我们通过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分析就不难发现市场经济作为一种配置资源手段，它所以能调节和配置资源，仅仅因为它能调整参与市场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关系，从而能对其产生强有力的激励、约束功能的结果。可见，市场经济既是一种配置生产资源的手段，同时也是一种维护人们某种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即维护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各个行为主体按照他们所投入的资源、产品多少好坏来获取不同利益的经济制度。当然这种经济制度并不是独立地或孤立地存在的；相反，它只能是，而且必然是从属于或依附于某一社会基本制度的一种派生的经济制度。
为什么市场经济只能是一种从属于某一社会基本制度的派生的制度呢？这是由于一种社会形态最基本制度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内容的，而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方式是商品交换，商品交换就是产品的不同所有者之间对产品进行的交换或产权交换，所以市场经济总是与一定社会的基本制度相联系，并作为其派生的一种经济制度而出现的。单纯的抽象的市场经济是从来没有的。历史上最先出现的市场经济是与私有制相联系的市场经济，最典型的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难怪西方经济学家总是把市场经济看作资本主义经济，二者几乎可以划等号。后来人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逐渐发现，市场经济还可以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联系起来，并从属于后者而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或联系的一种经济制度，正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或联系的一种经济制度一样。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
以上说明，市场经济一词通常有着三种不同含义，实际上这三种涵义都是其客观存在的思想反映，而且是相互联系的，共同构成为一个完整统一的市场经济的内涵。简言之，市场经济就是指在商品经济已有一定发展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用以配置资源和维护人们一定经济利益关系的经济体系。
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不能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两种不同性质社会的基本制度本来就有本质的区别。这两种社会的基本制度各自维护着不同人群的经济关系或经济利益，从而也就不能不影响到两种市场经济各自维护着不同人群的利益，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要以维护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利益为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归根到底是以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目的。这种本质区别在现实的操作运行上，主要是通过如下几个方面具体表现出来的。
1.两种市场经济各自与之相结合的社会基本制度不同。这里说的社会基本制度就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必须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多种成分共同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则根本不存在公有制的成份，而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这乃是两种市场经济最本质的区别所在。这里有几个容易引起误解的问题需要给予说明：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问题。有的认为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是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社会化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必将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之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根本之点就在于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坚持公有制，就意味着从事社会化生产的联合起来的劳动者成了企业的主人，能自觉地充分发挥生产积极性，有力地推动生产力发展；放弃公有制就意味着劳动者或迟或早将要重新陷入被剥削、被压迫、被奴役的境地，使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压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恩格斯说：“社会主义的任务，勿宁说仅仅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马恩选集第4卷，第303页）。这里说明公有制乃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基本特征。一切修正主义者最根本的错误之一，就在于放弃了对实现公有制这一根本任务的要求。伯恩斯坦说：“只要社会一充分行使它的监督经济关系的权利，那末经济企业向公共经营的实际转移就不象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了。一部好的工厂法可以比一整批工厂国有化包含更多的社会主义”（伯恩斯坦：《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和社会革命》）。当然我国目前由于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适应不同生产力水平发展的要求又还不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而只能实行坚持以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结构。
第二，所谓公有制为主体的内涵是什么？简单地说，它既是一个量的概念，也是一个质的概念，即在量上要求公有资产必须在社会总资产中占据优势，当然，这个优势不应该只计算纯公有企业部分，同时也应把融入非公有企业中的公有资产部分一并计算在内。这是十五大所明确提出来了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份和集体成份；同时在量上，既然是‘优势’，在总资产中的比重就不能只占少数或50%以下，也不能只是简单多数或50%以上，而必须是60－70%以上或2/3以上。这是一个普通的常识，否则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是难以保证的。十五大报告中还指出这个公有资产的‘优势’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区别”。因此，有的村、乡甚至只有几万人的小区、小县，并不一定都要求公有资产占据优势，但也不能把这“有的地方”任意地无限扩大到一个地市甚至一个省，几个省的范围，因为这就无异于把“一国两制”的方针任意扩大到大陆境内。而且从发展的观点看，私有的范围如果在逐渐从一村、一乡、一区、一县一地扩大发展，就难保不会影响其他地区省市以至动摇整个社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正在逐渐演变的现实。如，据统计资料表明，有的省份公有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重已降到50%以下(据《中国信息报》报导，广东早在1992年底非公有企业注册资金（2,646.8亿元）就已超过公有（国有、集体）企业注册资金的总和。国有、集体、非公有企业之比重，分别为30.2%、16.4%、52.4%见《中国信息报》1993年4月23日。)，这是不能不引起人们警惕的。
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仅表现在量上，还应表现在质上。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说：“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就是说，十五大不仅重申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要体现在公有制经济占有量的优势，而且进一步明确必须把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命脉部门的控制和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或导向作用也要纳入公有经济“主体”内涵之内，作为它的一个组成部份。可见，在十五大报告中，公有经济“主体地位”的内涵，比人们过去所理解的更丰富，要求更高，而不是像目前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更低了，即认为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现似乎已不要求在量上占优势，因而它在社会总资产的比重大小已无足轻重，或者说已可继续下降，首先是国有经济可以继续下降，乃至下降到20%或者更少的程度。(曹思源的记者访谈录：《国有经济改革出路何在》《中国经济信息报》1995年9月7日。)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本来质与量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质的提高只能建立在一定量的基础上，这是一个起码的哲学常识。十五大要求“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并不是要抛开量的要求而去追求所谓质的提高，事实上如果削弱了量的要求、质的提高也就犹如建立在沙滩之上的大厦是没有根基的。设想如果国有资产只占社会总资产20%（即在量上，公有经济已不占优势），它又怎么能保证国家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性质，从而它又怎么能起到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导向作用，充其量最多也只能像西方某些国家的国有经济所起的那种发展资本主义的导向作用而已。
看来，要想把我国国有经济起着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国有经济的导向作用，已不是我们妄加在那些论者们头上的主观推论，而是由他们自己精心设计的蓝图。比如有的强烈要求国有资产退出竞争性行业，积极主张“国有经济应主要集中于那些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掌握国家经济命脉、非国有企业办不了或办不好，因而只能由国家兴办的事业”。有的还进一步具体规定了国有企业的范围，说什么“我们国家真正需要实行国有制的只有公益性产业，如城市交通等利润率低于平均利润率甚至亏损的，或有关产业，如邮电、航空等”(曹思源的记者访谈录：《国有经济改革出路何在》《中国信息报》1995年9月7日。)据他们计算，这些国有企业资产在总资产中不足20%(同上。)原来他们的如意算盘就是让只有微利或亏损的企业由国家经营，即由国家承担亏损，让其余80%的非国有企业，主要是让非公有经济的外国老闾和国内大款们去赚大钱，从而改变我国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使之成为替资本家服务的工具，即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之所以说是理想的集体资本家的、为私人资本服务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其根本的经济原因就在于它用国家财政收入来承担亏损，以便让私人资本企业去赚大钱。事实上，西方国家一般也正是基于这种原因才建立起国有企业的。而且它们的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约占20%，有的甚至更多。如1968年西方各国国有企业资产占全国企业资产总额的比重：英国17%、西德227%、意大利28%、法国33%。(《世界经济统计简编》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42页。)可见，那种主张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要把国有资产比重继续下降的观点，实际是企图按西方模式来把我们国家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性质改变为资本主义性质，混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区别的观点。
在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质方面要求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即公有经济所体现的生产关系方面是更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所体现的，不单是所有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或在本质上是生产关系，是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私有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也绝不是什么抽象概念或原理，而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后来，马克思给所有制下一般定义时进一步指出，所有制是人们“对生产条件的关系”。这里说的生产条件是指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因此，所有制的概念从表面上看只是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即人与物的关系，而实质却是通过这个人与物的关系体现出占有生产资料的人对劳动力占有支配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则是占有资本的资本家对雇佣劳动的占有、支配关系，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则是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对自己劳动的占有和运用的关系。恩格斯在说到社会主义社会之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时还特别指出“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33页。)其“目的就是完全废除雇佣劳动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86页。)所以，对公有制主体的概念除了要看到它所体现的人与物关系，即公有资产所占总资产的比重外，还不能不看到它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是否也占主体，即全社会参与生产的劳动者的主体部份是否已摆脱了雇佣劳动制度的束缚而成为在公有企业的主人。因此，在目前如果为了调整产业结构和解决国有企业的某些困难而使大批工人沦为非公有企业的雇佣工人，以致最后发展到雇佣工人成为全社会劳动者的主体，就很难说是坚持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
第三，非公有经济的性质问题。有的根据十五大提出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制度”，就断言非公有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称之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份。这又是一大误解。这里说的“基本制度”不过是我们前面一再指出的所有制结构问题。我国现阶段的一项基本制度或所有制结构，乃是由我国现实生产力状况决定的，既有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也有居于非主体地位的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份。可见把非公有经济成份纳入初级阶段的“基本制度”之中，绝不等于说非公有经济就已变成社会主义性质的了。所以十五大在提出了上述“基本制度”概念之后，紧接着又解释性的强调指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却从没有说，也不可能说非公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济基础，或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份。因为它们本来就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份。如果把非公有经济也视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那么，我国目前就已经不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了。其实，客观的情况是很明显的：个体经济属于小生产经济，具有两重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但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可以被引导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或者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但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都是以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因此，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或者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这里，之所以在“资本主义性质”之前还要附加“基本上”三个字的定语，是因为考虑到有些规模较小的私营企业主也参加少许生产劳动，因而还不是完全的典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但它们也绝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
2.两种市场经济的分配制度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行的是按资分配或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因而必然带来收入差距悬殊，两极分化现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辅的制度，因而会兼顾公平与效率，防止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这是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所明确提出来了的。也是前述所有制结构所派生的一个结果。即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消费品的分配自然要以按劳分配为主，它充分体现了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还存在非公有制经济的条件下，产品的分配自然还须相应地存在其他分配方式。所谓其他分配方式，包括有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生产者的产品，全部归个体劳动者自己所有（除去交纳的税收）；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产品除按劳动力价值支付雇佣劳动者的工资和奖金外，其余都按出资的多少，分配给投资者所有，或者说实行按资分配原则。由于企业资本的来源不同，有的是企业主自有资本，有的是借入资本，因此这按资分配的剩余价值部份，往往划分为利润、股息、利息等各种不同形式分给各个资本持有者。此外土地所有者也需分得一份地租。这样在非公有经济中的分配就有了作为劳动力价值的工资和作为剩余价值各种具体形式的利润、利息、股息、地租以及个体小生产者的劳动产品等各种形式，而这各种形式的收入都是以各自提供不同的生产条件或生产要素为依据的，因此，这“其他分配方式”又可较具体地表述为“按要素”分配。所以十五大报告在论述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时，在重申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之后，紧接着又具体指出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很显然，这里说的二者的“结合”，不言而喻的也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和按要素分配为补充的条件下的相互结合，而不是二者主次不分，或主次颠倒情况下的结合。
目前对十五大表述的分配制度有三种误解是应该澄清的。
第一，有的认为按劳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应占居主体地位。这种观点不仅与公有制占居主体地位的所有制结构不相称，而且与十五大强调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规定是相矛盾的。
第二，有的把“按劳分配”融入“按要素分配”之中，从而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按要素分配为主体，甚至全部都是按要素分配。在他们看来，劳动也是一种生产要素，所以“按要素分配”中已包含了按劳分配的内容。我们认为，这是对十五大精神的一种曲解。如果“按劳分配”可融于“按要素分配”之中，那么再提“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坚持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起来”就完全是多余的，而只需提“按要素分配就够了”。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十五大讲的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是分别指在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两种不同经济中的分配制度，二者既不能相互兼容，也不能相互替代。即使就劳动这个要素来讲，它在公有制下所得的收入是按劳分配的结果；私营、外资企业中得到收入是按劳动力的价值即出卖劳动力所得的价值或价格；在个体小生产下是劳动者全部劳动的收入。后二者与“按劳分配”所得的收入都有原则的区别。实际上那种把按劳分配融入按要素分配的观点的要害也就在于企图抹杀这种不同所有制下按劳分配和按劳动要素分配的原则区别，进而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使社会主义经济下的按劳分配与非社会主义经济下的按要素分配相混淆，从而在分配制度上抹杀两种市场经济下的本质区别。
第三，是把“按生产要素分配”与“生产要素创造价值”相混淆。十五大提出了“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观点，有的就误以为十五大已承认了价值由生产要素创造这一观点，所以才需要按要素分配。其实价值的分配与价值的创造完全是两码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价值只能由劳动创造出来，在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要素中，既有创造价值的劳动要素，也有不创造价值但却瓜分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的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等。论者笼统地说生产要素能够创造价值，或者说它们在价值的创造中作出了“贡献”，无非是为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所有者无偿瓜分工人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进行辩护，掩盖其剥削的实质而已。这种观点的庸俗性质，马克思在对“三位一体”公式的评析中已作了充分揭露。这里就不必多说了。
现在还需着重说明的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习惯于把技术、信息、品牌和企业家的经营管理才能也列入生产要素之中，在产品分配中它们自然也应得到一定相应的收入。但这些要素从分配中所得到的收入的性质是需要具体分析的，而不能笼统地说它们都是由于自己创造了价值的结果。现分别说明如下：
⑴就技术要素来讲，如果指的是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技术知识经验，实际是劳动者脑力和体力，主要是脑力劳动能力，因此，依以获得的收入可以归入按劳分配收入（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或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的收入（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如果指的是一种技术成果，如技术设计图纸、专利、机器设备，则可以视为各种不同的积累劳动，它本身并不创造新价值，其依以获得的收入一部份是转移的价值，一部份，很可能更多的部份是因使用这种新技术而获得的超额利润。
⑵就信息要素来讲，由于信息的获得是要付出劳动和其他各种费用的，因此，可以说它是物化劳动的一种形式，尽管有的信息并无一定载体，所以依信息而获得的收入部份有类似于技术成果的收入：一部份属于转移的价值，另一部份属超额利润。
⑶就品牌来讲，实际是指企业产品的信誉。它本身并非劳动的凝结，因而并无价值可言。但由于它是以优质的产品、优质的服务，优等的规模、诚实的宣传等因素为基础的。而这些因素又都是直接、间接劳动投入的结果，所以品牌本身虽然没有价值，但归根结蒂与劳动价值有关，即品牌之所以有价格，是由于企业凭着与劳动价值有关的产品的信誉，能扩大销路，扩大市场占有率，从而能给本企业带来超过同行业中一般企业的利润，这可称之为“行业超额利润”，以区别于个别企业因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获得的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的超额利润。名牌价格就是这个行业超额利润的资本化，正如没有价值的土地的价格是地租的资本化一样。
用公式来表示：
行业超额利润量
名牌价格（或名牌价值）= ————————
利息率
（rpm–arpm）(q)(spp)
= —————————————
i
式中rpm表示名牌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rate of possess market,缩写rpm），arpm表示同行业产品平均市场占有率（average rate of possess market,缩写arpm），q表示同行业产品销售总量（quantity,缩写q），spp表示名牌企业平均单个产品的利润额（single product profit,缩写spp），i表示利息率（interestrate,缩写为i）。这个用英文大写字母表示的分子式的含义是很明确的，分子为名牌企业所获得的行业超额利润，分子为银行存款的一般利息率。公式表示，某个名牌的价值就是该名牌企业所能获得的行业超额利润资本化了的价格。其它企业愿以这个价格去购买这个名牌，就等于投下这个价格的资本以求获得行业超额利润，所以，这个价格也就成了品牌的价格或价值。
⑷就企业家的经营管理才能来讲，如果属于生产企业的企业家的经营管理决策和管理才能，就如同企业的普通劳动者的才能一样，属于劳动力的内容，因而它的使用能创造价值，所以，这部份收入是劳动收入，而且一般应比普通劳动者获得更多的收入，因为他比普通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要大，或者劳动的贡献要多。但目前我国有些企业，特别是私营、外资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的收入往往比普通劳动者高出很多倍，比如高出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上百倍。则其中一部份乃是瓜分了工人剩余劳动而得来的，因此是不合理的。
总之，按要素分配的收入，并非都是要素创造的价值收入，因而从创造价值的角度来看，笼统地说按要素分配就是按要素贡献的价值分配是不符合实际的，这是被马克思批判过的“三位一体”公式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3.两种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有重大差别。
在运行机制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需要把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结合起来，但二者结合的程度和方式却有所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更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相应的宏观调控和计划调节的作用就比较薄弱，即一般都限于间接的调控和参考性、意向性的计划。国家约束力比较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因而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的同时，还更有可能加强国家宏观计划调控的作用。由于宏观计划反映的是国家长远的、整体的利益；市场机制的调节只是以个别企业眼前的、局部利益为依据的，因此，要使整个国民经济获得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就必须在宏观计划的主导之下把宏观计划与市场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二者之所长，避免二者之所短。从而使企业的眼前、局部的利益与国家长远、整体的利益结合起来，并使前者眼前、局部的利益服从于后者长远、整体的利益。
现在有一种意见认为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率配置资源的方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就能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即使需要有计划也只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才让其发挥补充的作用。从而把市场凌驾于计划之上，根本否认计划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这样就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相混淆，甚至使国家在运用计划调控的作用上比起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日本等都还不如。
4.两种市场经济运行的结果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实行按要素分配，形成两极分化，需求不足；加之，在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配置资源方式下而形成无政府生产，必然造成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和严重的失业。因此，失业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伴侣和必要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便能兼顾公平与效率，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因而不会存在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同时由于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特别是要在宏观计划主导下把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二者之所长，避免二者之所短，便能最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避免无政府生产和结构失调，同时也就能避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失业，从而保证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这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优势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