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和新经济政策范文第1篇

「关键词五年计划/决策能力/决策机制

一、研究背景及分析框架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干中学，学中干”，从一开始仿鉴苏联模式，到后来从国情出发，借鉴西方经验，走过了一条充满曲折而又前途光明的道路。这条路是独一无二的，它具有中国特色；这条路是世人瞩目的，它创造了一个东方神话；这条路也必定是让人思索和学习的，它还在无止境地延续。中国的崛起不仅给世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而且为欠发达国家的“追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希望。因此，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讨论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当前正处于“十五计划”的总结和“十一五规划”的部署阶段，对前十个五年计划的回顾与探讨就显得尤为必要。

乔舒亚。库珀。雷默用“北京共识”来概括中国的发展经验，认为中国突破了“华盛顿共识”的藩篱，创造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这主要包括：创新的速度快于社会问题出现的速度，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可持续的、平等性的发展；军事上的非对称战略，运用杠杆推动可能想要惹怒你的霸权大国[2].林毅夫、蔡?P、李周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始于改进微观激励机制，进而松动资源配置制度，推动价格体系的改革，与此同时通过新增资源的配置实现结构调整的渐进过程[3]（P273）：“采取了一条代价低、风险小，又能及时带来收益的渐进道路”[3]（P292）。胡鞍钢则认为，中国改革是一个“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型”，良好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和强大的学习能力（学习、竞争、创新）为中国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本文则以极具中国特色的“五年计划”战略为分析对象，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十个五年计划的系统梳理，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改革道路的经验特征——“政策治国”①。

胡鞍钢很早就提出，中国存在明显的政策周期，且与经济周期波动基本一致，可以称之为“政策舞蹈”（dance of the policy ）[4]（P185）。这可能被认为是计划经济遗留的印迹，但如果换一种视角来看，灵活多变、不拘一格的柔性政策或许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基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构建出增长战略的一种可行方法——“诊断法”，即鉴别出在任一时点上对经济的最大瓶颈因素，然后利用富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政策设计，集中精力减轻这些瓶颈因素的约束，从而实现次优效果[5]（P115）。这其中体现出来的主导思路与中国改革以来柔性政策的调整过程是基本一致的。

需要指出的是，政策并不完全归属于制度。诺斯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相互之间交往行为的框架；其可以分为两大类：正式规则（宪法、产权制度和合同等）和非正式规则（规范和习俗）[6]（P34）。之所以要建立制度，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减少信息不对称性，克服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交易成本；这其中一个基本要素是人们对自身行为后果的可预见性，即在完备的制度环境中，人们在做某件事或作出某种决策之前，能够预知自己行为可能带来的收益或损失。但柔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恰恰违背了制度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即其灵活多变的性质决定了其变化的周期比较短，从较长时期来看，人们无法按照现存政策来准确预期自己决策可能产生的后果。这也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主要议题。本文把执政党制定政策的基础分为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以此来建构本文的分析框架（见图1）。其中，决策能力包括自律能力、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决策机制则以民主化和科学化两个维度来衡量。

其具体含义如下：

自律能力指的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加强党内纪律，敢于面对自己的问题，治理腐败，发动政治体制改革等。自律能力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之一，为改革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和清明的环境。这也是政府主导型改革的前提。

学习能力②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面对新的危机、挑战都能很快适应，并从历史、国外经验中吸收对自己有用的知识，用于指导实践，应对危机。学习能力是中国共产党能不断引领中国克服困难，化解危机的宝贵财富。缺乏学习能力的执政党不可能将改革进行到底，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它是中国发展的动力。

创新能力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实现制度创新，用于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瞬息万变的中国，消除变化带来的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更多的变化和更多的创新。创新密度是救命良药[2]，它是中国进步的灵魂。

决策机制的民主化与科学化指的是决策在一个透明、广泛参与的集体决策中进行（相对于个人），并且依据的是全面的信息和科学的方法（相对于信息不对称以及“拍脑袋”决策）。坚持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减少决策失误的主要途径。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进行改革与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任何一个人或几个人的知识与经验都不足以认识或驾驭这个过程。因此，必须有几百个乃至上千个最优秀的各方面专家从事长期的、系统的、综合的研究，提出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进行充分的论证和反复的比较，才能在多种发展方式和道路的各个岔口连续作出符合中国国情的较佳选择[7]（P170）。

二、政策治国：五年计划的变迁特征

自从1955年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出台，至今为止已相继制定了十个五年计划，在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也集中体现了中国以政策治国的特点。例如，第七个五年计划开宗明义的指出：“（我们要）充分认识改革中还可能出现某些问题和风险，加强政策观念、法制观念和全局观念，作好克服困难的思想准备”[8].可见，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发挥着比法律、制度更加重要的作用。

作者综合整理了过去十个五年计划的战略和策略，从中可以看出，每个五年计划基本都牵涉了不断变化和调整的政策，通常以指示、报告、建议等形式表现出来。这些文件具有以下特点：

1.政策变化比较快。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历史看，中央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指导方针和政策内容总在不断变化。计划常常赶不上变化[4]（P185），每个五年计划要出台2～5个主要文件以改变既定的政策，如果计入制定和总结的时间，平均不到一年时间就会发生一次政策调整。这种情况既反映了在政治、经济形势骤变的背景下，中长期计划的管理与实效有限，具体数字很难有理想的预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计划工作因地制宜、适时调整的特点。

2.政策经历了从无序的变化到有序的变化的过程。这表现在五年计划的相关政策一开始主要是内部的草稿，后来成为政府工作的头等大事，并公布了相应文件。在十个五年计划中，处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前5个五年计划有4个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也就没有形成正式版本公开颁布；唯一形成正式版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在制定的过程中不断修改，在实施了两年多以后才形成正式文件颁布的。相对于前苏联曾将计划当作“法律”一般要求严格实施，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五年计划则是多变的计划[9]，受制于政治与意识形态斗争而无章无节。

以“二五”计划为例，由于指导思想的变化和对高速度的追求，正式的国民经济计划并未形成，只是提出了计划建议和编制了计划草案。这些建议和草案通过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一度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1956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此后正当“二五”计划紧张有序地编制时，从1957年秋冬开始，对1956年经济工作中的“反冒进”提出了批评，改变了中共一次会议确认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1958年3月成都会议以后，为了跟上“”的步伐，国家计委对“二五”计划草案的原定指标作了调整，提出了“两本账”的初步设想。原有的“二五”计划《建议》被搁置。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两个党组提出的1959年计划草案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书。会议于1958年8月28日做出《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要求对“二五”计划草案全面修正。但是，1958年8月以后，各地方和各部门集中主要力量抓当年工业生产及编制1959年计划，将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作推迟到1959年4、5月间进行[10]（P337）。而1959年形势发生变化，编制工作不再进行。第二个五年计划既无正式文本，也始终未能面世。而这些政策的转变主要由于非经济的原因，是一种无序的变化，无法预测。

实施改革开放以后，政策的制定不再只受到计划这单一因素的影响（通常体现为党的最高领导的个人意志），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环境下，政治斗争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影响逐渐减小。市场机制以及外在竞争压力对政策的决策起到了主要的作用。此时的政策变化真正是从实际国情出发，以经济发展为目的，造福于广大人民。从其有序变化这一角度说，此时的政策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特别是即将制定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从“计划”到“规划”，仅一字之差，却赋予政策更大的市场含义，同时也就增加了更大的灵活性。

3.政策的计划方式、调控方式从单一转向多元。早在“一五”计划期间，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就提出：“在计划方法上，有的采取直接计划，有的采取间接计划；在计划的范围上，有些生产、建设和事业的主要指标在国家计划中做了具体规定，有些则不做具体规定；在计划工作的分工上，各级计划机关除负责综合平衡外，着重注意直接计划，而在间接计划方面（如农业、手工业和私人工商业），则采取由国务院各办公室、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分工管理的办法来进行工作。”[11]（P181—182）这种全面计划和分别对待相结合、统一综合和分工管理相结合的方法，无疑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

但是，1958年以后，随着化运动的发展，农村经济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不断加强，管理形式趋于单一，农民的自主决策和农产品的自由交换微乎其微。当经济发展受挫之后，在1961—1964年的调整阶段，市场与自由贸易的作用一度得以发挥，适应市场松动和改进计划工作的要求，国家计委一度重新提出计划管理的多元性，包括指令性的、指导性的和参考性的。但是，上述改进的方式尚未实施，就进入了“”时期。在“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的口号下，生产队在农业经营中，连农作物的品种、种植面积、产量均受计划制约。因此，计划实施形式单一化了：几乎都是直接计划与指令性计划。“五五”计划以后，情况有所改善，计划手段不断丰富。仍以农业为例，“五五”计划后，国家除了对农业产值提出完成的硬性任务，多是指导和建议性的措辞，并且十分重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给予农民更大的自。

4.政策内容越来越充实、完备。从内容上来看，五年计划从着重关注的工、农业发展逐步完善，涉及人口、财政、精神文明、法制建设、地区规划、环境保护等各项内容，且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内容框架，具有一定科学性。当然，政策内容并非越全面越好；政策的制定过程往往是寻找最大约束条件的过程。治理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最重要的是在全面和深刻之间建立好平衡，既要“照顾好四面八方”的利益，但又不能平均用力、无关痛痒。因此，发展政策的变化常常体现在不同的强调力度之中。

5.政策经历了从只有制定没有总结到既有制定也有总结的过程，越来越透明、民主、规范。从“七五”计划开始，每一个新的五年计划都会对过去的五年计划作一个总结和回顾，或者以章节的形式放在新的五年计划报告里，或者通过《人民日报》等党的重要媒体刊登。而“十一五规划”在制定过程中，国家相关部委更是委托高校科研机构对“十五计划”的实施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同时也有研究机构独立对“十五计划”的成果和问题作出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这些都为“十一五规划”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信息。

三、柔性中的稳态：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分析

中国处在一个急速变化的时期，以至于灵活多变的政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中国的领导人以其强大的决策能力和趋向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不失时机地抓住了中国变革的方向，制定了一个又一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政策。物理学大师海森伯格在1927年说：“（一个电子）的位置测定得越精确，在这个瞬间的动量就越测不精确。反之亦然。”这就是说，如果你让某个事物停下来供你为其照相，你不知道接下来它会走向哪里。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你让某个事物停下来以便看个究竟的那个片刻，你便可以更加肯定，当你抬起头来时，中国社会已经继续前行。就在你对中国东北工业区由企业改革的问题了如指掌的时候，政府领导人将表示，他们正在放慢私有化进程，而把重点放在农民收入问题上[2].

政府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诺斯悖论”提出国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有了国家又会有许多麻烦。刘易斯也说：“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经济进步的……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也存在着这么多由政府弄出来的祸害，以至于很容易就训诫政府参与经济生活一事写上满满的一页。”[12]（P376）然而，中国政府却通过独特的政策，偏偏参与国家经济，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把两种矛盾对立的体制有机地糅合在一起，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不协调”有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归根结底，这与中国共产党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有关。

作为政策制定的主体，领导人的意志十分重要。领导人发展目标的主观性与中国国情限制因素的现实性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当领导人能够正视这个矛盾和冲突并理性地决策时，决策往往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当领导人急于求成，无视现实国情时，就会饱尝经济跃进之苦[7]（P162）。此时，领导人通常在经济扩张期提高经济发展目标，而在经济收缩期调整经济发展目标，当政府经济增长指标在高—低—高—低反复变化时，国民经济运行则出现经济扩张—收缩—扩张—收缩的周期性循环，引起经济波动[4]（P222）。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二五”期间：1956年9月，在国民经济恢复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正确分析了形势，提出了党的总任务，确定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但一年多以后，作了《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明确反对“”决议，认为“反冒进”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经济特别是农业的发展。从事实来看，关于农业的分析是不准确的。实际上1957年农业发展情况是良好的。就农业总产值来看，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1956年农业总产值为508.4亿元，1957年为536.7亿元，1957年比1956年增长5.57％；1958年农业总产值为550.0亿元，比1957年增长2.48％。1957年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幅度比“”的1958年要高一倍以上[9].在错误信息的干扰下，固执己见，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1960年6月18日，在他写的《十年总结》中谈到高指标的教训时，深有感触地说：“1956年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下了三年的余地，多么好啊！”[13]（P214—215）

伴随着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中国的政治决策机制在发生渐进式的演变，从时代的个人决策模式转向了邓小平时代的集体决策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进一步转向了集体决策加咨询参与型模式，中央的决策越来越多地重视听取、采纳各方面包括专家在内的意见和建议。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度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2003年3月，新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中，突出了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和加强民主监督问题，明确规定了国务院在做出重大决策前，要直接听取派、群众团体、专家学者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广纳善策，有利于集思广益，避免决策失误，增强决策科学性，也有利于形成广泛共识，使正确的决策能够顺利得到贯彻实施。新一届政府组成后，中国决策机制进一步转变，更加注重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经常广泛听取地方、部门、社会各界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各种决策咨询活动更加经常化和制度化。新一届政府更加善于倾听民意，并能够对民意及时做出回应和行为调整。中央政府实行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使经济决策更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既避免全局性的重大决策失误，又能够及时调整小的失误，不仅可以保证中国的稳定，而且可以不断提高决策质量，这是中国实施成功发展战略的关键③。

决策正确与否，作用举足轻重。矛盾冲突、社会动乱等问题的发生，既可能是决策失误的结果，也可能是未能及时正确决策的结果。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是否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较快的应变能力、灵活的协调能力[7]（P170）。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经济建设服从于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所以政策也很不稳定，使经济发展遭受了不必要的波动。而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人凭借其自身强大的决策能力和集体科学的决策方式，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激励下，不怕犯错、勇于创新，对于避免领导人个人因素对政策的非正常性影响方面达成了共识，形成了一系列的规则，使中国逐渐适应在与强国的竞争中生存。

四、初步结论与讨论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次五年计划制定和实施的经验看，战略决策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战略决策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政策决策能力受到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影响而波动以及决策机制时常缺乏民主性和科学性，此时国家实行纯计划，即经济受纯政策的影响很大，政策会引起经济的波动，呈现出增长不稳定的态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国家实行宏观调控，各种各样的原因使得决策能力不断增强，决策机制趋向民主化和科学化，此时柔性政策通常符合实际情况，是适时而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后，“政策治国”比较适应中国转型期的特点。

由于中国正处在经济、政治、社会全面转型的时期，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始终如一的目标模式……以后是不断调整变化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会进一步调整变化[14]（P268），所以政策变迁④十分明显。借用这种划分，中国的政策变迁以强制性变迁为主，且诱致性的政策变迁也需要政府的推动来促成。这种政府主导型的改革是中国发展的特点，它与政策治国紧密相连。而正是这种组合在中国形成了许多独特的经验，比如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坚持不懈的实行国家计划，并且以五年为一个常规单位。更重要的是政策的灵活性适应了中国转型的特点，使中国不至于在强烈的路径依赖里无法适时的改变现状而束缚了改革。而这种柔性政策的易变性，满足了中国渐进式变革的需求：不必发生强烈的变动而引起会对经济产生波动的激进行为。而渐进式改革最接近于“帕累托改进”[14]（P260）。在中国的渐进式变革中，试点经验是一大特色。中国的经济改革大多不是在全国范围内同时展开的，而是每项改革都从较小范围内试验开始，在取得成果后在局部推广，由点及面，不断总结和观察，进而扩大实行范围[14]（P258）。难能可贵的是，政府对于这种试点通常以默许或者主动进行的方式来鼓励，为改革营造了一种勇于创新的氛围。这就是中国虽然是政府主导型的改革，但并不僵化的原因。反而中国的领导人一直处于创新集团的地位，并没有因为对最初的选择产生依赖性，从而因为这种选择本身具有的发展惯性以及自我积累放大效应，而不断强化这种初始选择，产生所谓的“路径依赖”。甚至中央政府比地方团体更容易变革，不断地推出政策除旧立新，因为获益的团体往往都不愿意改变现状而缺乏整体的观念。

总的而言，中国改革最初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模式或改革范围，而是依照实际情况，不断调整目标和手段，这也是中国改革的成功之处。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中国几乎是在没有什么成功经验和理论可以借鉴及参照下，继续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来的发展事实表明，中国在近30个经济转轨国家中是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

中国的改革之路与前苏联及东欧国家改革不同，采取了渐进主义的改革策略，以灵活多变的政策为手段，从最容易的地方改革，从最小阻力的方向改革，首先由农村开始，以渐进方式逐步推向城市；由开放沿海地区开始，吸收国外资金技术及管理方法，通过实行双轨制来减轻改革所引起的震荡。这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一影响深远的创举[15]（P29）。也正是由于多变的政策适应了改革时期变化大、不确定性因素较多等特点，减少了改革中的摩擦损失。

从一开始中国的改革理念和改革目标就不是十分清晰、统一、固定，而是十分模糊、分歧众多、不断变化。这反映了传统意识形态对探索改革理论的强有力的制约。随后这一制约性在不断下降，反映了理论界与决策者对改革的知识积累不断增加，知识来源不断多元化，逐步从封闭式学习争论，走向开放式学习、交流和创新。改革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既没有先知先觉也没有固定僵化的模式。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就是一个试错中进行的改革，有一种允许试验与失败的环境。此外，也是个不断创新的改革。中国的决策层已经学会适应变化，并且顺应变化的形势发明新的规则。他们不断地倾听变化的声音。他们有时发现，正是声音的消失，也就是寂静反而是最大变化的前奏[2].面对变化，领导人能迅速做出反应。

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政策往往是非正式、非规范的，所以变起来比较容易，这是它的优点，也是缺点。在国家的经济、政治等渐渐步入轨道、转型成功之后，国家进入一个自我调节、有章有节的阶段，政策缺乏可预见性的不足会暴露出来，稳定的、长期的、规范的各种制度将更能有效的调节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制度化程度越高，其制度效率就越高[16]（P65）。灵活的柔性政策驾驶着中国这趟列车快速前进，但列车需要方向。政策固然添足了燃料，但政策的多变性使其具有不稳定、短视的缺陷，没有一个长期的整体的规划，通常解决了一个问题，伴随而来的是另一个问题。因此，如何把政策的灵活性与制度的稳定性结合起来，扬长避短，恐怕是中国发展之路上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注释：

①无可否认，在中国，政策的地位和作用几近法律，这与中国几千年都没有形成法治环境有关。然而，这里的政策治国与国家倡导的依法治国并不相悖，前者主要描述了政策对经济方面的影响，从而形成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而后者则主要从行为规范的层面表达了国家以法律来处理与公民的关系以及公民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态度。

②胡鞍钢把学习能力视为中国之路的成功经验之一[1].

③总理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出改革和完善政府决策机制。各级政府都要把科学决策、依法决策、民主决策作为政府决策的基本准则。要建立和完善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集体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和制度，健全决策规则，规范决策程序，提高决策透明度，强化决策责任，减少决策失误，防止滥用权力滋生腐败。要完善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凡涉及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必须由领导班子集体作出决定，不许个人独断专行。要建立健全专家咨询和评估制度，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必须进行专家评估和论证。要建立决策听证制度和公示制度，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决策，必须进行听证和公示，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要建立和完善决策后评价制度和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形成决策失误的纠错改正机制，对违反决策程序、造成损失的要追究责任。

④如果不区分政策和制度原本的含义，在中国政策变迁相当于制度变迁。而从政策起到的作用的看，在中国谈政策变迁似乎更有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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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和新经济政策范文第2篇

关键词：收入倍增 经验 政策指南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5-063-02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阐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新要求时指出，“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蓝图，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实践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怎样做好这个课题？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历史经验的借鉴不失为一个我们做好居民收入倍增这一重要课题的必要构成要素。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制定并实施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取得了卓越的经济绩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使得日本居民整体经济福利得到了提高，实现了向消费型和创新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成功转型，使得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发达经济体。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也面临诸多与日本当时相似的问题，如部分产业出现产能过剩，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出现失衡和扭曲，有效需求，特别是国内需求不足，使得我国经济和产业发展陷入瓶颈阶段。因此，分析和借鉴20世纪60年代日本实施的收入倍增计划的好的经验和做法，以期为我国做好居民收入倍增这一重要课题提供卓越和有效的外部知识源泉。

一、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简要回顾

二战后日本借助强劲外需，经济经历了特需景气，迅速恢复经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出现了经济发展高潮的“岩户景气”时期，经济的实际增长速度远超政府预测值。1957-1958年短暂的“锅底萧条”，触发了对日本经济增长能力的疑问和争论，即所谓的“增长力争论”，如此高的增长速度能否继续保持，是否会进入消减，同时“锅底萧条”的出现，暴露了日本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产能过剩，人口红利即将结束等结构问题。悲观派认为日本经济的根基浅薄，不可能出现进一步的高速增长，今后日本的经济增长应是“稳定”增长。而下村则认为，决定经济增长的两个因素是供给能力和有效需求，有效需求能够将依靠供给能力形成的经济增长的潜在力变为现实的力量。他认为当前日本经济的中心课题是如何驱动有效需求以适应十分充实的生产能力，他分析并作出结论认为日本经济是能进一步高速增长的。“增长力争论”的结果是，下村理论成为了收入倍增计划的理论支柱，池田内阁制定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1970年度）。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旗帜鲜明强调，收入倍增计划的最终目的是极大地提高国民的生活福利水平，实现充分就业。为达此目的，必须谋求经济最大限度的稳定增长。计划认为增长是核心，稳定是必要条件。收入倍增计划的计划目标是用大约10年左右的时间（1961-1970年）使得国民经济规模按照实际价值增加一倍，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预计为7.8%，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预计为6.9%，10年内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翻一番。收入倍增计划包括五个方面的框架内容：充实社会资本，诱导产业结构向高级化、现代化升级发展，促进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发展，提高人的能力和振兴科学技术和缓和双重经济结构、确保社会安定。收入倍增计划实施后实际的经济绩效是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1.6%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11.5%，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10.4%，远远高于计划目标，10年内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2.12倍。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使得日本经济突破了发展瓶颈的制约，改善了扭曲的经济结构，缩小了日本与欧美诸国在技术创新上的差距，经济增长的技术基础不断增强，经济持续较快增

长。

二、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核心构成要素

（一）避免收入差距过大

根据库兹涅茨的研究表明，国民收入的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收入不平等的现象是随着经济增长先加大后下降的。这就是说，在经济增长初期，伴随着经济增长，收入增加，但收入差距会拉大，随着经济进一步增长，收入差距会回落缩小，进而实现收入平等。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进程表明，除日本等少数国家在经济进入中等发展阶段后，经济进一步较快增长，并缩小了收入差距，成功步入高收入发达经济体，大部分国家经济发展到中等阶段后，无法有效扭转收入差距拉大现象，由于收入差距过大，经济长期徘徊在中等发展阶段，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日本作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经济发达体的国家，其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收入倍增计划中，日本特别注意避免收入差距过大，以此增强有效需求。面对城乡收入差距，日本政府制定政策措施提高农民收入，通过大幅提高大米收购价格，以此有效提高整个农产品价格，进而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变革传统低效率的零散的家庭农业经营方式，政策引导培植协作化的高效率的现代农业经营方式，确保农业能与其他产业部门保持均衡的收入水平，减少城乡收入差距。收入倍增计划实施后，1968年日本经济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日本的基尼系数仅为0.349，这就是说，日本经济实现了经济进一步高速增长和收入差距的缩小。

（二）效率工资 日本收入倍增计划目标明确指出，收入的倍增是按照实际价格计算的。保持物价的稳定是完成计划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日本内阁政府认为，从长期的劳动供求情况和国际经验来看，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是强大的和有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将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视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发展瓶颈问题。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对长期依赖廉价劳动力作为比较优势的产业和工资在其生产成本中所占份额较高的行业部门形成一种倒逼机制，使其对变革经营发展方式，依靠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等方法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式来消除劳动力价格上涨的不利因素。而这有效缓解了日本长时间悬而未决的技术先进、生产效率高的产业和技术落后、生产效率低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同时并存的双重经济结构问题。

在收入倍增计划中，特别注重“提高人的能力”。在收入倍增计划实施时期，劳动力还没有成为经济增长的阻碍因素，人口红利还没有消失，但是日本经济决策部门认为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技术的进步，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发展，势必要求劳动力的质量和禀赋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从长远观点来看，社会不可能长期源源不断供给廉价劳动力。基于这样思想认识，收入倍增计划特别强调“提高人的能力”问题，注重培训人才，加强职业训练，普及中等和高等教育，提高全体国民的科学技术文化水平。而这一战略决策使得日本劳动力适应现代经济高速增长，技术进步步伐加快，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经济和产业发展形式。

（三）政府政策的有机系统组合模式

日本政府制定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缘起于“工资翻番论”和“月薪翻番论”的设想，收入倍增计划的目标是用10年左右的时间使得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增加一倍。收入倍增计划是一套系统的政策组合工程，它涉及到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的诱导，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服务支出的重点方向和领域，以及对未来国民生活状况的憧憬规划。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政策涉及到了经济政策的几乎所有领域，如产业结构政策、收入分配政策、资源能源政策、贸易政策、经济合作、中小企业政策、产业技术创新政策等。

具体而言，如作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主要框架内容中五大中心主题之一的诱导产业结构的现代化、高度化。政府基于诱导性和补充性政策相结合，激励企业提高生产设备和装备的现代化水平，产业的联合企业化、生产的专门化等生产经营体制创新，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基于缩小区域差距构想调整产业布局，培育新的工业带；鼓励和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发展以促进工业化为中心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培养科研技术人员，加强科研机构和企业在产品创新、工艺创新等方面的互动活动，培育新兴产业。

三、对我国居民收入翻一番的政策工具以及政策表述的指南

（一）政府需具备较大的政策空间

收入倍增计划作为涉

国民收入分配，基础设施投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出，产业结构升级变迁等一揽子政策组合的系统工程，对政府的动员能力提出了客观要求。首先，政府要有实施有关经济计划的经验，日本在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之前，制定了许多的经济发展计划，同时，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制定是同此前内阁政府制定的“新长期经济计划”相联系的，该计划的目标是从1958到1962年实现以1956年为基准年的年均6.5%的经济增长率，同时实现国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其次，政府要有导引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和升级的禀赋和政策能力。这表现要为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政府要提供资金、税收优惠等激励政策，加大对基础教育、科研机构投入，科研技术人员的培养，为产业结构高度化、现代化发展提供坚强的科学技术基础和制度基础。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政府要有充实的资金。

收入倍增计划作为一个系统工程，计划中的有些框架内容和中心主题是需要政府提供资金支持的。比如日本政府在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时，在产业结构高度化、现代化发展变迁过程中，如何有效诱导和促进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问题上，日本内阁政府视住宅问题为可能阻碍劳动力在产业间转移的重要瓶颈，政府认为，大部分劳动者，特别是在生产效率较低的中小企业的劳动者，以其现有工资水平，依靠其自身力量解决住宅问题是困难的，因此依靠政府提供资金、保障房等住房政策措施解决他们的住宅问题是当务之急，而这是需要政府的资金支持的。此外，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等经济福利以及教育、科学人员培训等都需要政府资金的投入。这些都要求政府具备坚实的、潜力较大的政策空间。

（二）稳态的社会结构

收入倍增计划的制定实施、顺利完成和卓越的经济绩效的取得，是建立在两个基本前提之上的。一是经济体的长期增长，驱动经济体增长的源泉源源不断；二是具备驱动长期经济增长的内生要素，如劳动生产率和技术创新等提升的潜力和空间大。而这两个前提条件客观上要求社会经济体处于基本稳定的状态。收入倍增计划是实际国民收入的倍增，提高国民收入总体水平，构建一个庞大的消费倾向大且有消费能力的中产阶层的消费群体，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有保证的、稳定的驱动源，构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高、低收入群体占两端极少部分，而中等收入群体占中间大部分的“橄榄型”收入群体结构，是内需拉动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保证。

收入倍增计划的战略目标和实质是提高居民的经济福利和生活水准。根据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观点，经济体要增加经济福利，取决于两个维度要素，一方面，在生产维度上必须增大国民收入总量；另一方面，在分配维度上必须减少和消除国民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如果一个经济体处于贫富两极分化严重、通货膨胀的不稳定的社会形态，同时经济处于停滞状态，甚至出现经济增长的负增长率，这就是说，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的总量不是增大，而是减少。在这种不稳定的社会形态下，经济体的经济福利很难增加，进而收入倍增计划无法有效顺利完成和取得卓越的经济绩效。因此，实施收入倍增计划客观上要求社会保持基本稳定状态，存在着驱动经济增长的消费导向的大批的中等收入群体。

（三）发展理念和战略思想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在经济运行模式上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经济运行模式对于建国初期我国遭致多年战争破坏，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经济状况的迅速恢复和常态化的经济运行发挥了卓越的经济表现，但是，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和常态化的经济运行，这种经济运行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如“大锅饭”式的分配方式，其无法有效激励人们经济活动，致使人们的经济福利和幸福感长期处于低水平重复阶段。多少仁人志士对此进行了反思，思索新的经济运行体制和模式。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现代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运行的主要运行体制和模式，始于亚当·斯密。对于市场经济认识和理解，人们认为经济体是一种能够自我调控的系统，其是由数量众多的、相互分离的构成要素——个体、家庭和企业（从广义上也包括政府）组成的，其唯一的互动模式就是商品和劳务的自愿交换，这些经济体构成要素被假定和理解为理性的、完全信息的和自利的最大化行为者，在保证交易契约等制度安排既定的前提下，个体、家庭和企业等经济体构成要素之间的自愿、自由的交换行为能够系统且有效地组织经

济运行活动，并使得相关的构成要素都得到市场交易活动的好处。 自改革开放以来，上述关于市场经济的理想世界的主流认识逐渐引入我国，从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再到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实现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运行模式的转轨。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显示，从1979到2008年，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平均为9.8%，比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长速度高6.8个百分点；而又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资料显示，201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7.298万亿美元，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为10.48%，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从以上指标来看，市场经济理念框架的核心理念引入到我国，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越来越富强。但是，在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存在一些偏差和误区，其中一个突出的表象就是在我国在发展理念上更多追求“强国”，片面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发展经济的政策建议更多是基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正如凯恩斯在其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结尾所论述的那样：“不论早晚，不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定利益，而是思想。”这种“强国”发展理念的导引下，我国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但是作为经济体重要构成要素之一的个体和家庭并没有有效地得到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好处，并没有很好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根据有关研究测算，我国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持续不断下降，到2005年下降到36.7%，20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这也是造成我国国内需求无法有效驱动的关键环节所在。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贸易保护主义影响，我国外部需求萎缩，过去20多年那种依靠外部市场解决我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引擎问题的情景难以为继。发展的瓶颈使得我国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富有成效驱动国内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这就意味着，我国经济的关注点和核心基点是经济体经济需求层面的修正，而不是经济体的供给层面。经济转型必然要求从“强国”导向发展理念转变到“富民”导向的发展理念，还富于民，进而释放居民消费潜力，驱动居民消费，解决好我国经济体需求层面的问题。实施收入倍增，转变发展理念正逢其时。

（四）经济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和认识

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国民收入增长要求同经济增长同比例增长，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随之增大，居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社会向大众消费阶段转型。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着向大众消费阶段转型，主导产业向耐用消费品和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产业结构向高附加值、产业高度化方向发展变迁，基于内生技术创新，新兴产业不断出现和升级，传统产业不断淘汰和改造升级，经济结构不断完善。内需驱动型和基于现代服务业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我国未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导模式，是我国经济进一步高速增长的发动机。

大众消费阶段，国内需求将是经济增长的驱动源。人们体会到了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琳琅满目的商品和富有人性化、个性化的、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比比皆是，人们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理念得到了很好践行。商品的质量、安全和多样性，经济福利，教育医疗保健，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发展成为了大众消费阶段的关键核心元素。而向大众消费阶段转型，内需驱动型和基于现代服务业的经济增长模式，既是发展机遇，更是发展的挑战。而我国在向大众消费阶段转型时，面临着产业结构扭曲、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产品和服务的净出口，部分行业出现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等发展瓶颈；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使得发展的瓶颈日益凸显。而向大众消费阶段转型，内需驱动型和基于现代服务业的经济增长模式为居民收入翻一番，即收入倍增提供了契机。居民收入翻一番宏伟目标的有效实施将涉及到国民收入的分配、产业结构的升级、政府公共部门对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等社会网络的投入和支出等一揽子的政策组合。通过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增加了居民收入水平，刺激了消费，诱导了产业结构现代化发展，进一步增强了经济增长的基础，使得我国顺利实现经济社会向大众消费阶段，内需驱动型和基于现

代服务业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实现经济的科学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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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本经济企划厅.孙执中等译.国民收入倍增计划[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计划经济和新经济政策范文第3篇

英国的绿色经济主要体现在绿色能源、绿色生活方式和绿色制造等方面。2009年7月15日，英国了《英国低碳转换计划》、《英国可再生能源战略》，标志着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政府预算框架内特别设立碳排放管理规划的国家。按照英国政府的计划，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在能源供应中要占15％的份额，其中40％的电力来自绿色能源领域，这既包括对依赖煤炭的火电站进行“绿色改造”，更重要的是发展风电等绿色能源。在住房方面，英国政府拨款32亿英镑用于住房的节能改造，对那些主动在房屋中安装清洁能源设备的家庭进行补偿。在交通方面，新生产汽车的二氧化碳排放标准要在2007年基础上平均降低40％。同时，英国政府还积极支持绿色制造业，研发新的绿色技术，从政策和资金方面向低碳产业倾斜，确保英国在碳捕获、清洁煤等新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德国发展绿色经济的重点是发展生态工业。2009年6月，德国公布了一份旨在推动德国经济现代化的战略文件，在这份文件上，德国政府强调生态工业政策应成为德国经济的指导方针。德国的生态工业政策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严格执行环保政策；制定各行业能源有效利用战略；扩大可再生能源使用范围；可持续利用生物智能；推出刺激汽车业改革创新措施以及实行环保教育、资格认证等方面的措施。为了实现从传统经济向绿色经济转轨，德国除了注重加强与欧盟工业政策的协调和国际合作之外，还计划增加政府对环保技术创新的投资，并通过各种政策措施，鼓励私人投资。德国政府希望通过筹集公共和私人资金，建立环保和创新基金，以此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

法国的绿色经济政策重点是发展核能和可再生能源。2008年12月，法国环境部公布了一揽子旨在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计划，这一计划有50项措施，涵盖了生物能源、风能、地热能、太阳能以及水力发电等多个领域。除了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之外，2009年，法国政府还投资4亿欧元，用于研发清洁能源汽车和“低碳汽车”。此外，核能一直是法国能源政策的支柱，也是法国绿色经济的一个重点。

美国选择以开发新能源、发展绿色经济作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后重新振兴美国经济的主要动力。美国政府的短期目标是促进就业、拉动经济复苏；长期目标是摆脱美国对外国石油的依赖，促进美国经济的战略转型。美国政府绿色经济政策可以进一步分为节能增效、开发新能源、应对气候变化等多个方面。其中，新能源的开发是核心。2009年2月15日，美国出台了《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投资总额达到7870亿美元，该法案将发展新能源列为重要内容，包括发展高效电池、智能电网、碳储存和碳捕获、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和太阳能等)。在节能方面最主要的是汽车节能。此外，为应对气候变暖，美国力求通过一系列节能环保措施大力发展低碳经济。

日本注意宣传推广节能减排计划，提出建设低碳社会。2009年4月，日

王　宇，经济学博士，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处长、研究员

计划经济和新经济政策范文第4篇

（二0__年二月）

20__年，是全面完成“十五”计划的最后一年，也是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实现东明“率先突破”的关键一年。发展计划局党组以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为契机，以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更好地履行综合经济部门的参谋、协调、服务职责为己任，围绕充分发挥计划工作的总体指导和综合协调作用，促进东明经济快速、和谐、全面发展，提出以下工作思路：一、夯实基础内强素质，完善制度外树形象。

（一）抓好政治学习。每一名计划工作人员，不仅要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理，学会运用辨证、唯物的观点去分析问题、解决矛盾，更要密切结合当前形势，研究分析党和国家出台的各项新政策、新法规，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自觉遵守和贯彻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确保政令畅通，为我们做好经济工作提供有力的政治保障。

（二）强化业务学习。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形势瞬息万变，知识更新日新月异，因此工作中要注意把握本县、全市、全省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动态，有的放矢的学习现代市场经济、现代科技、现代管理、现代金融等业务知识，开阔眼界，拓宽思路，提高综合素质，树立新思维，适应市场经济对计划干部的新要求，为做好经济工作提供坚实的业务保障。

(三)完善规章制度。以提高效率、优化服务、规范管理为重点，建立和完善学习、卫生、财务、纪律、奖惩等各项具有很强操作性的规章制度，做到规范从政、制度理政，为做好经济工作提供健全的制度保障。

（四）创建和谐机关。全面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形成团结、和谐、协作的有机整体。科室之间、同志之间，按照分工要求，既要各司其责，又不能各自为政、各行其是，遇事多通气、多商量、多汇报，确保全局一盘棋，切实发挥好综合部门的整体功能，为全面做好工作提供具有整体合力的力量保障。

（五）提高服务水平。一要牢固树立公仆意识，全心全意服务发展、服务基层、服务群众。二要努力掌握和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克服三盲（法盲、科盲、外盲）现象，提高服务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三要自觉遵守廉洁勤政制度，规范个人行为，廉洁自律，树立良好的机关形象。

二、献计献策当好参谋，调查研究用活政策。

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结合县情、围绕领导、盯紧基层，发挥综合部门的参谋辅助作用，为领导和部门依法行政、科学决策提供可靠依据。

（一）做好年度计划和中长期规划的制订工作。

1、年度计划的制订一要立足实际去编制，二要正确分析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三要搞好方方面面的结合和沟通，四要研究可操作性和实用性，五要搞好监测预警，及时发现问题，调整工作思路和工作措施，保障经济的健康运行。

2、中长期规划。目前即“十一五”规划，是关系到全县今后几年乃至更更长时间发展战略的重大问题，要全力以赴投入该项工作，一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包括思想准备、工作方案、人员部署、资料收集等，二要正确分析“十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绩、经验和问题，三要正确预测今后的形势、发展环境、有利和不利因素，四要科学制订指标体系，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五要科学推断经济结构的构成和区域经济布局，引导经济结构向合理化、优质化、健康化、有序化发展，六要搞好关于经济发展强力支撑的重点行业规划，特别是围绕支柱产业和基地建设，作好项目策划和包装，七要拿出保障规划目标实现的工作保障措施和建议，八要组织好专家、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征求和集思广益工作，提高规划的科学化和周密化。

（二）认真研究和利用好国家政策。当前我国正处在政策适时调整和体制转轨期，对此必须予以认真研究和准确把握，以便更好的指导经济工作。一是土地政策。要关注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内容，关注土地承包经营政策、建设用地政策，做好以地生财、以地养城的文章。二是环保政策。上项目，没有环保部门的认可不行，要从落实科学发展观、人与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的角度去研究、应用环保政策。三是财税政策。尤其对于税收的分成、税种、税负等事关地方经济利益的财税政策和知识一定要研究深、研究透，利用好财税政策实现地方利益的最大化，利用好财税经济杠杆引导好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四是金融政策。引导企业如何建立信用等级、如何利用好融资主渠道，在当前的紧缩政策下突破瓶项把资金贷过来。五是产业政策。根 据国家发改委的产业目录，熟练掌握国家鼓励、支持发展的产业，限制发展的产业，禁止发展的产业，引导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培植支柱和朝阳产业，促进优势企业的迅速膨胀。六是改革政策。包括投资体制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建立起适应体制改革需要的工作运行机制。

（三）认真搞好调查研究。做好上情下达、外情内达、下情上达的文章。一是注意研究政策、把握政策，做好上级政策和本地实际相结合的文章。二是及时掌握市场信息、外地信息，做好为我所用的文章。三是积极发现、挖掘和反映东明的实际情况和特色优势，做好与上沟通、争取政策的文章。四是围绕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增强调研的实效性，做好整改和提高的文章。

三、综合协调加强沟通，相互配合形成合力。

发展计划局的工作涉及到方方面面，搞好综合协调是我们必须行使好的基本职能。

（一）加强与上级部门的沟通与协调，充分利用上级业务部门工作面宽、项目管理的优势，及时把握信息，有的放矢的寻求支持。

（二）要搞好与产业主管部门的沟通与协调。协同农业、工业、服务业、社会事业、基础产业等部门，共同搞好规划，共同论证项目，共同争取资金。

（三）要搞好与投资相关部门的沟通与协调。财政、建设、环保、土地、水利、审计、监察等部门都有投资的相关职能，要密切配合，确保投资工作顺利进行和善始善终。

（四）搞好内部沟通、协调与信任，形成强大的整体合力，共同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与障碍，显示出计划部门的团队精神和良好风貌。

四、发挥部门职能优势，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争取项目和资金是发展计划部门的一大职能优势，在当前国家“有保有压、有促有限”的宏观政策下，尽可能争取项目和资金，为我县经济发展注如入活力，增强发展后劲，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必须在项目策划和建设、资金筹措和管理等方面做好工作。

（一）搞好项目策划和建设。项目策划要结合东明实际，要与国家、省市的十一五规划相衔接，要和招商引资相吻合，搞好对接，力争策划的项目进盘子、进笼子能引资，同时要结合大项目建设年活动，积极搞好[文秘站:]大项目建设。对重点项目落实好政策、项目、责任、措施和目标。

计划经济和新经济政策范文第5篇

20xx年，××电视台紧扣中心主题，服务中心，服务大局，打好主动仗，唱响宣传报道主旋律，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紧紧围绕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运用灵活多样的形式，注重挖掘新体裁，发现新亮点，深层次地宣传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创新宣传报道方式，不断增强宣传报道的可读性、可视性。

《××新闻联播》栏目组立足权威的栏目定位，综合运用经济社会发展政策，把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与加快推进全民社保相结合，与妇女儿童政策、教育政策、公共卫生政策、社会福利政策互相融合，把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作为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的重大举措，摆到突出位置，大张旗鼓地宣传《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计划生育技术管理条例》和《安徽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实施办法》，并传达我市与人口与计划生育有关的会议内容，使计生政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人人明白，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20xx年，《××新闻联播》栏目组向省台《安徽新闻联播》栏目上投有关我市计划生育工作的新闻稿件5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