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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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特征范文第1篇

关键词：消费行为；城镇化；习惯形成；预防性储蓄

中图分类号：F0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7-0019-07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里，我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化加速过程，但发展中也伴生着突出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其突出表现之一是内需与外需失调，内需不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消费需求不足，特别是居民消费不足。由于经济增长过多依靠投资拉动，投资与消费失衡已成为长期困扰我国发展的一个难题，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适时提出要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将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然而利用城镇化扩大内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由于城镇化进程使得大量农村居民成为城镇居民，相应地扩大了消费需求规模，另一方面，城镇化引起的人口、产业集聚也会加大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多方面的投资需求，从而进一步加剧投资与消费失衡问题。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不利于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增长。在内需不足的经济中，启动消费需求可以加快短期经济增长，城镇居民消费是支撑中国消费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差距较大，农村消费市场难以启动的客观情况下，在持续数十年的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和城镇化的时代背景下，合理解析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特征，从而找到提高城市居民消费率的途径，成为经济学界研究者的重要现实任务之一。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以此为标志，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在近二十多年来的转轨过程中发生了较大的变异[1]。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在1989年为88%，到2005年降至75.7%，“十一五”期间，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继续呈下降态势，2010年为70.5%，2011年则进一步下降到69.5%。与长期消费不振相对应的是居高不下的储蓄水平，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9年我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为5 146.9亿元，到2006年底达161 587亿元，而截至2012年底则突破40万亿元。中国居民的收入在持续增长，但却比过去更加倾向于储蓄，20世纪80年代把收入的约15%纳入储蓄，现在则是储蓄收入的30%。中国居民尤其是城镇居民的消费并未表现出标准的生命周期和持久收入假说（LCPIH）模型所描述的特征。根据LCPIH假说，储蓄应该与持久收入水平无关，中国家庭的储蓄水平应该远低于现在的水平。许多研究者已经用欧拉方程方法或消费函数证明标准的LCPIH模型关于消费路径的预言与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并不吻合，然而模型失效的原因并不确定。对此，通常的一个解释是，失效是因为经济转型期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2][3][4]。正如Deaton（1992）所言，不确定性会从根本上改变消费者行为[5]。但此类研究往往假定偏好是时间可分的，这一假定意味着个体的消费决策不需要作任何形式的比较，既不跟周围的人的消费作比较，也不跟自己过去的消费决策比较，然而，此假定与我们感受到的现实并不相符，既无法解释中国居民消费行为存在的惯性特征，以此假定为基础对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进行预测也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要使前述典型化事实与消费选择的经济学原理相符，一个可行的方法是在效用函数中引入“习惯形成”（Habit Formation）。

习惯形成假说认为效用函数在时间上是不可分的，当前的效用不仅依赖于当前的支出，还依赖于用滞后支出表示的“习惯存量”。习惯形成假说的起源可追溯到Duesenberry（1949）提出的“棘轮效应”。Brown（1952）对此进行修正并正式提出习惯持续假说，认为前期实际消费是比前期收入更恰当的解释当期消费的滞后变量，习惯效应是由先前的实际消费水平产生的。习惯形成假说在宏观领域可以解释资产溢价之谜，导致高增长中的高储蓄水平和消费的过度平滑性[6]。在微观层次，由于受数据所限，习惯影响消费决策的经验证据相对缺乏。国外文献中Alessie和Teppa（2010）利用荷兰家庭数据[7]，Guariglia和Rossi（2002）利用英国家庭数据证明了消费偏好存在显著的时间不可分性[8]。国内文献中龙志和、王晓辉和孙艳（2002）、艾春荣和汪伟（2008）、杭斌和郭香俊（2009）等考察了中国居民消费的习惯特征[9][10][11]。以上国内研究中除龙志和等（2002）以外均采用总量数据，然而，要探究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以及如何促进居民消费，仅仅从宏观总量上进行把握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从微观上研究居民消费行为的特点，首先，总量数据不能控制个体之间不可观测的异质性，会造成估计结果有向上的偏误，高估家庭消费的习惯形成效应。其次，龙志和等（2002）虽然采用了家庭的微观数据，但是样本量太小，且未考虑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及不确定性下的情形。最后，上述文章中均未对消费习惯和不确定性的形成机理进行深入探讨。基于以上原因，本文首次利用家庭水平的面板数据运用欧拉方程方法考察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的偏好性质，在习惯形成模型中引入收入或支出不确定性，在一个考虑习惯因素的消费理论框架下对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分析，从而发现处于经济转轨和城镇化进程中的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特征并进一步探究其形成机理。

二、理论和模型

依前述分析，研究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除考虑生命周期和持久收入外，还需考虑消费习惯因素和预防性储蓄动机。习惯形成假说认为，在习惯形成的情况下，t期的效用函数不仅包括当前的消费水平也包括习惯存量Ht，即Ut=U（ct-？酌Ht），？酌的取值代表家庭消费决策中习惯的影响力，如果？酌为正，效用随Ht递减，这是传统意义上的习惯情形。在这种情形下，如果？酌越大，习惯存量增加，在每期消费相同数量的商品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越来越少，要获得同样的效用就需要更多的消费。另一方面，如果？酌为负，我们可以把Ht解释为过去的消费产生的服务流，因此，在这种情形下，效用函数纳入了消费的耐用性。在耐用性的情形，消费在不同时期是替代的而不是互补的，现在和过去的消费都产生效用。？酌的符号揭示了家庭的消费习惯表现出耐用性还是持续性（Deaton，1992）。而根据预防性储蓄假说，当效用的三阶导数为正时，未来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会提高未来预期消费的边际效用，从而吸引人们更多地储蓄，与确定性情况相比，所增加的这部分的储蓄被称为预防性储蓄。除了二次型的效用函数之外，常相对风险厌恶效用函数（CRRA）和常绝对风险厌恶效用函数（CARA）都可以满足这一假定。习惯形成使支出平滑，而耐用性增加消费波动的方差，从而增加预防性储蓄，使消费对收入冲击更敏感。预防性储蓄是习惯形成强度的一个减函数，但是商品耐用性的一个增函数。如果消费增长由于习惯形成展现出正的自相关，那么预防性储蓄应该比在一个时间可分模型中更小。而如果消费增长由于耐用性展现出负的自相关，那么预防性储蓄应比在时间可分模型中更大[12]。

（二）实证分析

1. 在总消费还是在非耐用品消费的欧拉方程估计中，消费的滞后期增长率对当期消费增长率在统计上均有显著的负影响，即习惯系数？酌为负，意味着效用函数呈现出耐用性。因此，估计结果说明忽略家庭偏好的习惯形成会得出错误的结论。？酌的负号意味着消费者从过去的消费水平中得到效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模式应该表现为递减而非常数，城镇居民在总消费支出上的习惯表现为耐用性。总消费包括耐用品消费和非耐用品消费，为深入考察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需进一步分析影响非耐用品消费的因素，本文采用食品消费作为非耐用品消费的变量，同时，由于CHNS不提供其他非耐用品的消费信息，为便于实证研究，假定食品和其他非耐用品的偏好可分，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各列均显示耐用性影响当前的消费决策。前期消费增长10%会导致本期消费减少约2%左右，这一效应意味着过去的消费水平越高，要使个体保持相同的效用，本期的消费越低。

2. 无论在总消费还是在非耐用品消费的欧拉方程估计中，以收入波动或消费波动衡量的不确定性变量的系数在统计上均显著为正，正如理论所预期的，耐用性增加消费波动的方差，从而增加预防性储蓄，使消费对收入冲击更敏感。在预期到未来的收入风险或支出不确定性后，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更加谨慎，消费呈现出陡峭的轮廓，城镇居民表现出强烈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西方经济学的预防性储蓄假说是在假设不存在重大社会变革的情况下展开分析和讨论的，认为收入不确定性是居民进行预防性储蓄的主要原因，而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长期处于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城镇居民将感受并预期到支出的不确定性，导致预防性储蓄增加而降低当前的消费水平，本文的经验证据表明，支出的不确定性同样是导致预防性储蓄的原因。

3. 家庭净收入增长率前面的系数显著为正，无论是总消费还是食品消费都呈现出对收入的过度敏感性。但所估计的食品消费敏感系数（0.14）远低于艾春荣和汪伟（2008）用总量数据估计的结果（0.84）。这表明，随着城镇居民收入逐步增长，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虽然在逐年下降，但总消费和食品消费支出仍然与收入紧密相关。估计结果同时显示，城镇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事实上，东、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居民存在明显的收入差距，在消费对收入敏感的情况下，中西部地区的居民的消费必然会显著低于东部地区。

五、中国居民的消费倾向为何持续偏低

与国内以往的相关研究不同，本文利用中国的大样本城镇家庭面板数据，结合习惯形成假说和预防性储蓄假说，运用欧拉方程方法估计了影响中国城镇家庭消费决策的因素。估计结果同Guariglia和Rossi（2002）的一致，滞后一期的消费变动对当前的消费变动有强烈的负效应，消费习惯表现为耐用性。也就是说，关于偏好是跨时可分的假定是错误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标准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模型为何在实证检验中屡屡失灵。估计同时显示，收入不确定性和支出不确定性都是影响消费变化的重要因素，城镇居民存在强烈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具体而言：

（一）居民消费偏好的跨时不可分性即习惯特征意味着消费的服务流是跨期持续的，从而导致居民消费倾向偏低

居民消费偏好的习惯特征原因涉及几个方面：第一，消费习惯以一定时期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为基础，居民的消费行为特征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一定的物质条件、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因素形成一定的消费习惯并扩散，因此除非物质生活条件有相当程度的改变从而对某一习惯特征形成巨大冲击，习惯的惰性很难得到改变。第二，消费习惯受到一个社会的正式制度的约束。我国从经济到社会、从生产到消费均呈现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已有的经验证据也已表明，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习惯特征并不相同。第三，消费习惯的形成与固化深受社会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一个社会的居民群体有什么样的消费习惯与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密切关联。中国的历史、文化等因素与西方国家不同，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有自己的特点，例如崇尚节俭消费，喜欢量入为出，厌恶负债消费等等，使得中国居民消费倾向偏低的惯性特征包含了大量文化传承因素在内。

考虑到本文估计结果中城镇居民消费对收入的过度敏感性，可以展望在收入出现大幅度变化的情况下，强烈的收入冲击极可能会改变居民消费的既有习惯，比如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成功后，习惯参数可能会有较大程度的减小，则中国居民的消费习惯具有阶段性特征。城镇化进程和转型经济中的一些典型事实也支持这一结论，例如由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主要建立在过多地依靠高污染、高耗能、低产出的粗放型投资基础之上，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水源短缺等一系列黑色发展问题，居民的消费习惯已经受到冲击，可再生能源或清洁能源的使用已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认可。消费习惯受到严重冲击的另一个典型事实在食品消费领域，接踵而至的毒奶粉、地沟油等食品安全事件已经将许多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来源从国产产品转向进口产品，由此集聚的累积效应将进一步加剧内需和外需失调的矛盾。绿色发展需要政府和全民行动，绿色消费习惯需要进行市场培育和法制维护，仅从这两个典型事实来看，重视并有意识地培育居民消费的习惯对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走绿色发展道路及新型城镇化道路便有战略性意义。

计划经济特征范文第2篇

[关键词]本土化　经济学范式　中国经济学　经济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F01；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10―0052―07

共同荣获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位经济学大师――缪尔达尔和哈耶克，尽管在学术主张上截然不同，但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上却罕见地表达了他们之间的共同观点。缪尔达尔指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重大差别：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永远也得不到常数和普遍适用的自然法则；也即，在我们的社会领域中，对事实以及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所涉及的事物，比物质的宇宙间的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而且变化多端并充满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究其原因在于，社会科学所研究的问题是关于人的行为的问题，而人的行为，不像自然物质一样具有永恒不变的性质，人的行为有赖于并取决于生存其中的生活条件和组织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复合体；人类的行为表现为不同的、千变万化的可变性与僵化的东西的各种组合，因而即使是在某一时点上和在某种特殊情况下，这些现象确实是难以把它们作为事实而定义、观察和衡量的。同样，哈耶克也指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存在着这样的不同：一方面，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上是“单一”现象，很容易观察到各因素之间的规律性，而社会科学把资料分类和确立其规律性并非根据它所具有的共性，而是基于我们所作的关于个人行为的假设；另一方面，自然科学所研究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涉及到的是相对简单的现象。而社会科学所研究的人与物或人与人的关系涉及到生活、精神和社会中更为复杂的现象，因而社会科学具有非常强的主观性，它并不是按照客体所具有的共同属性，而是根据个人对经济现象以相同的方式所作的主观反应去对经济现象分类并找出其规律性的。这也意味着，社会现象中没有一成不变的事情，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同样的行动产生的后果完全不同；因此，我们就不能从中归纳总结出公理性的经验规律，而只能对个体现象、个体行为和个人性质作出假设和概括。

一、社会科学离不开心理文化的基础

经济学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一方面，经济学所研究对象――经济现象――本身就是人类行为的产物，不仅主体的行为构成了经济现象的一部分，而且主体的认知也构成了经济现象的一部分，因而主体对经济现象的认知也不是脱离自身的经验和感觉的，即经济学的研究本身就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另一方面，人们对社会现象进行探究并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仅仅是应用不可变更的原理，相反是试图对不合理的现状进行改造以促进人类社会更为良性地发展，从而使社会科学的研究本身具有强烈的规范性。正因如此，经济学的理论探索本身就充满了主观性和规范性：主观性体现了个体的私人知识和传承的社会习惯，规范性体现了个体的社会关怀和立场视角。Ⅲ正因为经济学本身具有强烈的人文性，经济学的科学性也体现在如何理解真实而具体的社会关系下人的理性内涵问题：显然，具体社会中的人类理性具有丰富的社会性内容，而不仅仅是自然主义的先验理性。事实上，经济学根本上是要通过剖析人们的行为机理来探求提高人们的福利的途径，因而经济学不仅是要研究物，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人，也即，经济学的研究必须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面对着自然物时如何行为，如何最大化地使用自然物；二是人对着他人或社会时如何行为，如何充分运用人的理性以实现社会需求的最大化。前一个内容可以借鉴自然科学的知识，但并不需要像目前这样复杂化；而后一个内容根本上是心理学和文化学的内容，需要分析具体环境下人的行为方式和偏好。而且，根本上说，社会现象都必然涉及到后一个内容，因而需要认真研究内在经济现象中的“人”的因素；譬如，米塞斯就把经济学视为研究人类有意识的行为的科学，研究人如何达到他的目的。

而且，即使现代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视为研究理性人如何行为的科学，但理性本身也是具体社会关系下的产物，从而也具有明显的社会人文性。事实上，经济学所意指的理性主要集中于在人们的目的与选择的手段之间的关系上，本意是强调达到目的的合理手段的选择；但显然，目的本身只不过体现了人们愿望，从而具有主观性和多样性，因而目的本身没有所谓的理性与非理性之分。正是基于这一角度，“每个人的行为总是有理性的”，这表现为两点：“(1)它指向某一目的；(2)在他眼里，它的收益必须超过它的成本，否则他便不会采取这一行动。”这意味着，对理性的理解和判断与人的具体目的有关，如果仅仅因为从自己的评价角度看行动的目标是不值得追求的而把它们称为非理性的，这显然是无根据的。进一步地，人的目的与心理和文化有关，因而不同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人的目的是不同的；特别是，受不同文化所熏陶的人之社会性也是不同的，因而其行为机理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正是因为社会现象是由人的互动行为产生的，而行为又受人的心理支配的；因此，有的学者就指出，心理学实际上是任何社会科学出发的基础，所有根本性的解释都要以此为基础，分析具体社会关系下人的理以及人类行为造成的经济现象。也正是由于不同社会环境下人的行为方式的不同，因而要真正探悉社会现象产生的内在机理，要探究人类有效的理性行动，则必须搞清楚行为主体的需求特点以及行为发生时的条件或背景；正因如此，经济学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本土性，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也必须建立在本土行为机理的契合性基础之上，而“所谓‘本土契合性’，就是指研究者的研究活动及研究成果与被研究者的心理与行为及其生态、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方面的脉络密切或高度符合、吻合及调和的状态”。

其实，正如帕累托指出的，“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心理的活动，根据这一观点，不仅经济学的研究，而且还包括人类活动的所有其他部门的研究，都是心理学的研究，并且所有这些部门的事实，都是心理学的事实”；显然，这一观点也得到穆勒、波普尔等人的认可，而且，许多经济学现象的经典解释也依赖于心理主义。譬如，主流经济学有关价格变化的解释就是建立在假定一个或多名个人的偏好变化的基础之上，现代经济

学对人类行为中互动均衡的理解也是建立在心理学定律的帕累托有效的概念之上；可以说，从微观经济学的“戈森三大定律”到宏观经济学的凯恩斯三大心理基础都与心理学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以致长期以来学界也往往把经济学的思想视为心理学或应用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当然，由于现代经济学产生、成长并壮大于西方社会，从而也就是建立在西方个人主义行为心理的基础之上的；特别是，随着20世纪30年代之后主流经济学在美国最终形成，从而导致现代经济学也深深地打上了美利坚民族行为的烙印。基于此我们认为，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就是真正的“西方”经济学，而且，即使已经为广大非西方国家所广泛传播和接受的马克思经济学，它也是“西方”非主流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们都是建立在西方人行为心理之上的，并体现了西方社会基本的自然主义思维(尽管与主流经济学还存在一定的差异)。

正因为经济学本身存在强烈的人文特性，需要与具体的文化心理相结合；事实上，经济学探究的是社会主体行为所产生的经济现象，而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行为动机是不同的，从而建立在人类行为机理之上的经济学理论也有所不同。例如，中国人的思维就与西方社会截然不同：在中国，人一直被视为思维和认知的主体，中国社会本质上也是人本主义的，它首先关心人类社会，儒家文明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共生关系；因此，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方式就是由人而物、由内而外、由社会而自然，将从对社会秩序的探究中获得的知性逐渐反思到自然社会中，这是天人感应乃至于天人合一哲学的基础。正如杨国枢指出的，“所谓美国心理学，无非是美国人的本土心理学：所谓德国心理学，无非是德国人的本土心理学：所谓法国心理学，无非是法国人的本土心理学。但在近代史的不同阶段，中国心理学却曾先后将这些国家的本土心理学当作‘世界心理学’或‘(全)人类心理学’，甚至将之视为可以照样适用于中国人的心理学。试问，任何单一国家的本土心理学能够置诸天下而皆准吗?能直截了当地成为世界心理学或全人类心理学吗?美、英、德、法大都是属于基督教文化圈的国家。然则，基督教文化圈之人民的本土心理学能代表人类的心理学吗?它能适用于儒家文化圈(中国、日本及韩国)的人民吗?”显然，这里把心理学一词换成“经济学”一词，意思同样存在；杰宁斯就强调，文化不仅保证了人类社会行为和社会内在安排的连续性，而且也意味着，社会过程不是由一个普遍规则所支配而是互动和历史地决定的。

因此，经济学本质上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科学化、客观化和通用化，而是具有强烈的本土化色彩：特别是，随着经济学研究对象从原先狭隘的物质资源配置领域转向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领域，经济学本土化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了，现代经济学根本上面临着一个本土化的问题。然而，尽管早期的古典经济学本身就包含工程学和伦理学两方面内容，但自新古典主义以降，经济学日益局限于稀缺性资源配置的探究，而“人”这一因素在经济行为中的影响逐渐被主流经济学所忽视了；相反，它开始盲目地接受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刻意模仿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以求研究的“客观”和“科学”，从而逐渐形成了与工程学的研究内容相适应的抽象化方法论。特别是，迄今为止的经济学理论仍然建筑在西方的科学主义基础之上，从而抹煞了经济学的人文性和本土性，也使得经济学理论与不同社会的具体制度安排相脱节。哈耶克就感慨，“20世纪肯定是一个十足的迷信时代，其原因就在于人们高估了科学业已取得的成就；所谓人们高估了科学业已取得的成就，并不是说人们高估了科学在相对简单现象的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而是意指人们高估了科学在复杂现象的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因为事实业已表明，把那些在相对简单现象的领域中被证明为大有助益的技术也同样适用于复杂现象领域的做法，是极具误导性的”。为此，本文通过对经济学说史中的本土化现象来对当前中国经济学的走向作一分析。

二、经济学说史及流派中的本土化现象

关于经济学的本土化问题，我们可以从经济学说史的发展以及各个流派的特性中窥见一斑：正是基于经济学的这种本土性，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所形成的经济学往往具有较大的差异，而这些不同特质的经济学流派共同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在历史上形成了两种相差很大的理性传统：一是经验的和演化的理性传统。一是先验的和建构的理性传统：即为盎格鲁的经验主义传统和高卢的唯理主义传统。其中，法国受启蒙主义时期的百科全书派学者以及卢梭等的建构理性主义影响较大，充满了笛卡尔式的唯理主义；相反，英国传统主要是由一些苏格兰道德哲学家所明确阐明的，他们当中的杰出者首推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亚当・福格森，这些思想家所利用的资源主要是那种根植于普通法理学中的思想传统。正因为两个国家在思维特质上存在差异：从英国传统发展的是演进理性，而法国发展的则更凸显建构理性的特点；因而这两个国家产生的经济思想、理论和政策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法国的经济学特别重视均衡和数理的分析，这一点显然不同于与英国传统强调演化和连续性的思想。事实上，在从重商主义向古典经济学的过渡方面，英国就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方式，继承和接受了重商主义重视商业和贸易的传统：而法国的重农主义则是18世纪法国的资产阶级在对重商主义的激励批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把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因而更有效地探讨财富的增加问题，并开始思考整个宏观经济的均衡问题。而且，在古典时期形成强调供给等于需求的萨伊学派与强调演化的斯密学派也存在很大不同，也正因如此，在边际效用兴起之后，瓦尔拉斯开创的洛桑学派主张与古典经济学断裂，也正是在继承这种建构理性主义的思维传统的基础之上拓展了一般均衡的分析；相反，以马歇尔为首的新古典经济学则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和信奉“自然不会跳跃”的格言，充分将边际分析与较早的以李嘉图和穆勒为其冠冕的英国经济学早期传统结合起来，并基于演化理性主义的传统构建了在特定域里的封闭性的局部均衡模型。

经济学本土化现象更为突显的例子是德国，德国本土孕育出来的经济学说与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存在很大的不同，它特别强调历史的意义和国家的作用，这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文化上具有强烈的集体主义和文化主义色彩；二是历史进程上的落后状态使它无论是思想上还是经济形态上都深受中世纪的影响。事实上，德国承袭了日耳曼部落人的民主政治传统和立约、守约精神，在早期的日耳曼公社制度中就有民众大会以及民选王的制度：民众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它有权决定部落中的一切重大事务，包括立法等事项，并具有审判的功能；在日耳曼部落的民众大会开会时，所有成年男子均全副武装参加，由王来主持，但在开始时王的权力并不大，王由民众

大会选出。随着氏族贵族和军事贵族势力的增强，在日耳曼部落中也曾出现过“贵族议事会”，有关战争、媾和、土地分配以及对外交涉等重大事务，都先由贵族议事会审议，然后再在民众大会上讨论。这种形态也在神圣罗马帝国中得到继承：当时众多邦国林立和封建主地方割据，为了解决教会的神权与皇帝的王权、国王与邦主之间的利益冲突，德意志皇帝、教皇以及大封建主之间经常进行争斗，而每次较量的结果都会制定一项“诏书”、“条例”或“合约”之类的性法律性文件。因而帝国皇室的权力实际上很小，并形成了德国通过封建领主选举方法产生君王的独特历史传统。也正因如此，德意志地区长期以来都处于诸侯割据的状态，直到18世纪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德国的思想家也尚未经历过市民社会的生活：因此，德国的启蒙运动在康德那里达到了其顶峰：但并没有成熟就开始消逝了，而他的学生海德格尔将康德的启蒙思想扭向了另一个方向，成为启蒙运动的批判者，代表了前浪漫主义运动观念的最初发展，其关注的焦点问题是文化差异观、民族精神、各民族在历史中的地位等。同时，为了快速提升国家和民族的力量，德国社会又特别赞颂国家的作用，认为个人是附属于国家的分子。个人财富不仅依赖、而且必须服从整个民族国家的福利和权力；因此，德国的经济学思想深深地打上了历史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烙印，这不但与英国存在着差异，敌视孕育斯密思想的世俗化自然法则，而且与法国也有很大不同，敌视功利主义和强求来自理性的一般规则。

事实上，这种区别自从德国的官房学派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后来的历史学派则更深刻地体现出了这一点；而且，即使二战后受到了英美制度的改造，但德国的弗莱堡学派的经济思想依然残留着历史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特征。其中，关于德国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差异突出地体现在古典时期，当时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就强调德国人的行为和社会环境与英国的不一致性，并以此出发认为，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这种普遍的经济规律，而只可能有适用于某特定国家的经济规律：从而尝试建立以国家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提出需要确立一些新的适合于经济落后的或正在兴起的国家的原则，而且根据这种思路，李斯特等又将古典经济学视为“英国的国民经济学”。譬如，李斯特就认为，“政治经济学或国家经济是由国家的概念和本质出发的，它所教导的是，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的特有国际关系下，怎样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因此，经济学的任务就是将经济现象加以历史的经验的叙述。从德国的民族立场出发开始着手建立德国的国民经济学，李斯特强调，国家经济学的任务是“研究如何使某一指定国家凭农工商业取得富强、文化和力量”，并研究“国家为了改进它的经济状况所应该遵行的政策”：而且，基于历史发展的事实，他提出了经济发展阶段说，认为在不同的时期应该有不同的政策，相对于当时工业化程度最高的英国，相对落后的德国就应采取保护政策。特别是，尽管德国的历史学派是根基于本国的历史，但它对经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影响了本国的经济学发展，而且派生出了美国的早期制度学派等。

正因如此，尽管20世纪30年代后美国逐渐把英、法两大经济学传统合流起来，但德国经济学却仍然作为一个重要思想流派或泉源而存在着；直到现在，德国仍乐于将经济学称为国民经济学，推崇自由市场的同时仍然偏好国家干预的弗莱堡学派仍然以新自由主义旗帜飘扬在当今世界经济学界。显然，这种经济思想存在着明显的历史渊源和连续性传统，如弗莱堡学派的创始人――欧根早期就比较倾向于历史学派，只是由于面对一战后魏玛政府时期空前严重的通货膨胀，历史学派却束手无策，欧根才放弃历史学派的传统，而走向经济理论的研究；但不管如何，欧根的思想却深受历史学派的影响，他和他的追随者反对概念式的经济理论研究，而主张重视现实世界的经济分析，而这被视为是历史学派的精粹。而且，弗莱堡学派推崇的“奥尔多秩序”这一词汇就是从中世纪欧洲基督教会关于“ordo”的观点中直接脱胎而来的，它强调的是一种合乎人和事物本质的秩序，体现为一种有用和公平的秩序，从而具有较强的规范性色彩。事实上，根据中世纪基督教会的观点，世界秩序是神授的秩序，这种秩序是“本质秩序”、“自然秩序”或“奥尔多秩序”，是合乎理性的人和事物的自然本性的秩序；而且，这种秩序特别强调连续的或适当的顺序、有规则的排列，所以政治上往往用于指公民的等级、阶级级别等，而教会也用来指教会内部的等级。此外，德国历史学派的一些方法论和政策主张对经济学的发展也作出了积极贡献：一方面，目前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已认识到历史经验研究对于解释现在、检验旧理论、发展新理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历史归纳法也已经被普遍接受并成为抽象演绎法的补充；另一方面，历史学派认识到不加限制的自由企业不一定为整个社会生产出可能的最佳产出，因此对自由放任的批驳也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般共识。

三、本土化现象对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启示

当然，尽管西方经济学说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历史发展界定和特殊文化的差异而产生出不同的流派，但是，整个西方文化的基本特质是大体相通的：都是发源于希腊理性和希伯莱信仰，并且都受到基督教文明的长期洗炼；正因如此，西方社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机理也大致相似，这为西方经济学的趋同提供了相应的文化心理基础：英、法两大经济学传统逐渐被统一在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旗帜下，德国学派的很多思想也不断地被吸收进主流经济学中。其实，李斯特并未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行为基础，仍然把英国的古典经济学称为“世界主义经济学”：但是，他认为，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经济理论是不同的，英国的古典经济学不适合德国的实际经济状况，因而主张德国要建立更适合自己经济发展背景的经济学，并基于历史发展阶段提出了国民经济学。也正因为如此，当西方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开始趋近以后，原来具有浓郁本土化倾向的各流派就开始逐渐统一起来；当然，这种统一也是建立在西方文化也更趋同化的情况下的(如德国社会的个体主义意识已经明显增强)。与此同时，这种统一也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日益集中在资源配置领域有关，这可以更好地引入自然主义思维，并以物理学和生物学为效仿的榜样；正因如此，我们说，以美国为中心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实际上是源于西方各国的理论和思想之综合，并逐渐用数学分析和经济计量学来作为经济学的统一语言。正如斯皮格尔所说，“尽管很多不同的民族都对经济思想作出过贡献，但大体上说，经济思想是整个西方文明遗产的一部分”。

然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人的行为却与西方存在很大的差别，即使像日本这样已经高度西方化的国家。在一系列的社会制度上也与西方存在很大的差别；因此，经济学的东方化就不像李

斯特所讲的那么简单。这需要对经济学基本的微观行为机理进行修正。事实上，我们知道，尽管日本的经济实力已经非常高，且社会制度也与西方存在如此的差别，但在经济学领域并没有取得相应的成就和声望；究其原因就在于，当前的经济学话语权还为西方社会所掌握，而东方社会迄今也没有提供一个相应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尽管日本学者也正在朝这方面努力。杨国枢说，“时至今日，儒家、佛教、伊斯兰教三大文化圈的心理学者大都仍在东施效颦，以盲目模仿基督教文化圈的本土心理学为能事，所发展的只是一种西方本土心理学(特别是美国本土心理学)的复制品――西化心理学”；显然，经济学更是如此，因而经济学更自诩为客观的一般化的科学，这种一般化实际上也就是将西方经济学一般化。正因为经济学基本研究范式，特别是其基本微观行为基础是西方的，那么，当前的经济学也只能是“西方”经济学，没有以自身的行为机理为基础，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本土化理论。显然，目前社会上流行的那些本土化口号也仅仅是肤浅的将研究对象本土化而已，而其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思维也都是西方的，也必然无法真正搞清楚中国社会现象的内在机理。

计划经济特征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人性化；居住区；园林景观设计

一、目前小区园林景观的现状

园林景观发展的历史在中国已经有几千年，适应现代园林景观研究却只有40多年。所以，很多人对园林景观的认识很肤浅，认为园林只是种花种草，挖湖堆山，置石理水。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人有了出国的机会，看到欧洲几何对称的园林，开阔的大草坪很壮观，于是欧陆风、草坪风等风格的住宅小区不断涌现。随着房地产的蓬勃兴起，中国园林风、欧陆风在居住小区中盛行，但这些园林景观往往只注重形式不注重功能，也没有考虑到小区人性空间和功能性空间。

二、了解居住者的需求

当然，设计一个具有人性化空间的居住区首先必须了解居住者的行为需求，生活习惯。居住环境是为人而创造的，是为满足人的需求而设计的。美国心理学会主席A·马斯洛在《动机与个性》一书中提出了需求等级论，他认为人的需求由低级到高级、由物质到精神，有着不同的层次：生理的需要一安全的需要一归属与爱的需要一自尊的需要一自我实现的需要。

生理和安全的需要是指人生存的基本需要，如衣、食、住、行以及人身安全、劳动安全等需要；爱与归属及自尊的需要是指人的心理需要，包话对社会交往、地位、传统、文化的需要；自我实现则是人高层次的发展需要，包括对生命的意义、自我的满足、个性风格的追求等等。当然，不同人需求的层次是不同的，并且这种需求随着时间、地点和场所的不同也有不同的表现。在居住环境建设中，必须从满足居民的各种需求出发，使环境具备一些基本的特征。

(一)安全性

安全是人们生存的首要条件，没有安全性也就谈不到其他各方面的特征。居住环境的安全性表现在日常安全系统、防灾系统、防盗系统等方面。

(二)健康性

居住环境健康性指标包括空气、日照、噪声和环境民事行政等与人的身体健康密切相关的内容。居住环境空气要保持清新、自然，防止各种有害气体和物质的深度超标。同时，健康性还要求通向健康身心的设施、空间配套齐全，满足居民锻炼身体的需求。

(三)舒适性

居住环境的舒适性指使用上和视觉上的感受。使用上的舒适，包括各种设施是否以人体工程学的原理创造使用的合理，是否从环境心理学的角度创造满足人们活动的空间；视觉上的舒适，要满足不同地区居民的传统生活习惯和对环境景观特点的认同。

(四)通达性

通达性保障着居住环境各种功能使用的效率和效果，通达的可选择性体现了社会公平与实现多样需求的目标。通达空间的层次决定了通路的性质和等级。私密性强的空间，通路的等级低，交通性弱，通达性也小。

(五)识别性

居民是居住环境的主体，居民要求所处的环境具有识别性，让居民分辨出自己的住宅以及自身在空间环境中所处的位置、方向，进而掌握环境的构成模式和组织规律，以便按不同时间和场合需要，以最佳的方式到达自己想去的位置，参加自己想参加的活动。强化识别性，需要赋予外部空间以视觉上鲜明的个性。

(六)领域性

居住环境不同于一般公共环境，它的领域性要求强烈，层次多样。美国学者斯卡·纽曼提出的这个空间概念认为，人的各种活动都要求相适应的领域范围。他把居住环境归结为由公共性空间、半公共性空间、半私密性空间和私密性空间四个层次组成的空间环境占有与控制的要求，认为领域在空间上是固定的，不随人的移动而移动。

(七)多样性

多样性的要求是基于不同人群的年龄、职业、喜好、修养、文化等要素而产生的，而且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中。空间的创造、设施的设计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中国造园艺术谓之“造园无格、借景有因”，说的就是无需固定的格局、法式，要因地制宜地将景观组织起来，各种景色皆可为我所用。

(八)和谐性

多样的外部环境各要素之间做到和谐统一，避免不同形式、风格、色彩的要素产生冲突和对立。同时，环境构成要素作为实体来构成空间，空间才是主角，各要素需要以环境和谐的整体利益限制自身不适宜的夸张表现，使各自的先后、主次、从属分明，共同构筑协调、统一的环境景观。

(九)连续性

在居住环境景观空间中，应注意居民在居住区内不同时间、空间、方位的视角和活动方式，进行全方位的景观设计，努力创造步移景异、延绵不断的效果，尤其要注重节奏、形式、色彩与空间的协调。

(十)文化性

居住环境的文化性体现在地方性和时代性当中。应当充分考虑传统生活方式的特点，寻找与现代居住空间环境的契合点，以不同的方式，从空间形态、尺度、界面的色彩、细部表达对传统与现代的理解，延续文化脉络。

(十一)生态性

回归自然、亲近自然是人的本性，引入自然界的山、水、绿化，模拟自然风光，也是居住环境的基本要求。具有生态性的居住环境能够唤起居民美好的情感寄托，人与大自然共生共栖，才能体验到永恒的真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是美的最高境界。

三、重归人性的场所。找回故事的地方

当满足了环境的一些基本特征后，我们开始考虑何为人性化的居住区。当设计是为了生活、为了人内在的体验，当设计师成为一个内在者而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当设计的对象具有功用和意义时，我们方可重归人性的场所，找回那故事的地方。所以，进行景观设计时，作为设计者应做到：

1．认识人性。人作为一个自然人和社会人，他们到底需要什么?人需要交流，害怕孤独；需要运动，需要坐下休息；人离不开水，人也爱玩火；爱采摘和捕获；需要庇护和荫凉，需要嘹望，看别人而不被别人看到；人需要领地，需要适当尺度的空间；人需要安全，同时人需要挑战；爱走平坦的道路，有时却爱涉水、踏汀步、穿障碍、过桥梁。同时，人要交流、要恋爱、要被人关注、同时喜欢关注别人因此，需要设计的场所能让人性充分发挥。

2．阅读大地。大自然的风、水、雨、雪，植物的繁衍和动物的运动过程，灾害的蔓延过程等等，都刻写在大地上。因此大地会告诉我们什么地方可以有树木，什么地方可以有水渎；大地也告诉我们什么格局和形式是安全与健康的，因而是吉祥的，什么格局是危险和恐怖的，因而是凶煞的。同时，大地景观是一部人文的书：大地上的足迹和道路，门和桥，墙和篱笆，建筑和城市以及大地上的文理和名字，都讲述着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爱和恨，人类的过去、现在甚至未来。因此，阅读大地是在认识自然，而更重要的是认识人自己。

3．体验生活。体验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当地人的价值观。如果你不到都江堰的江边林下坐上一天，就不明白为什么成都被认为是中国最悠闲的城市；如果你不搭一回北京街上的出租车，就不理解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含义；如果你不到温州街头走走。你就不知道“全民皆商”的意味。只有懂得当地人的生活，才会有符合当地人生活的公共空间的设计。

4．聆听故事。故事源于当地人的生活和场所的历史，因此要听未来场所使用者讲述关于足下土地的故事，同时要掘地三尺，阅读关于这块场地的自然及人文历史，不管实物的或是文字的。由此感悟地方精神：一种源于当地的自然过程及人文过程的内在的力量，是设计形式背后的动力和原因，也是设计所表达和体现的场所的本质属性。这样的设计是属于当地人的，属于当地人的生活，当然也是属于当地自然与历史过程。:

5．寻回童年的记忆。童年是绝大多数人一生中最美好、最快乐的时光，而且大多数人经历过相同的童趣。在设计里融入一些童年记忆的痕迹，让居住者忆起童年时光，这也是体现居住区园林景观人性化设计的表现。

总而言之，营造人性化居住区景观，要符合自然法则，遵循生态学原则，挖掘和赋予特定居住区特定景观的独特理念和精神，追求自然、社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力求做到“天人合一”。

[参考文献]

计划经济特征范文第4篇

【关键词】 西部地区；制造业；工业结构；要素禀赋结构；优化升级

我国制造业分布较广，其中西部地区是我国重要分布地区之一，在转变发展方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西部各地抓住此次机遇利用资源优势，积极挖掘禀赋优势，打造了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特色优势产业。由于资源禀赋优势的发挥、相应政策支持、交通条件的改善以及对外开放、技术水平的提高，特色优势产业与过去相比数量增加了，同时成长率也很高。但从产业发展来看，西部未能彻底改变其经济落后局面，加上资源条件和历史原因影响，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水平尚需提高。例如2009年西部大部分省区城乡居民收入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数据显示，我国西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18286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1%。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分析西部制造业禀赋特征，提出相应的结构优化对策与建议。

一、要素禀赋结构、贸易结构、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

要素禀赋结构是指经济发展所需各种生产要素的比例关系，当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为主要研究对象时，通常所说的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是指当资本与对劳动比较时，前者越来越丰富，也可以理解成资本深化的过程。

首先，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中有着始发性地决定和制约作用的因素便是要素禀赋结构。一方面，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实际上是其生产要素禀赋及其利用方式的综合反映，产业结构内生于要素结构且随着要素结构升级而升级；另一方面，贸易的基本动力便是比较优势，在影响贸易结构与国际分工方式的主要因素中要素禀赋与技术差异是决定因素。其次，产业结构决定贸易结构，而对外贸易的发展反过来对产业结构的改善有着反向作用。“原像”与“镜像”可以用来形容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进一步来说，产业结构在空间范围上的扩展便有了对外贸易。

二、西部禀赋结构状况及优势产业结构状况

1、禀赋优势

（1）自然资源相当丰富。西部地区占全国156种矿产资源中的138种，保有储量上西部有24种矿产资源占全国50%以上，其潜在总价值占全国的66.1%。稀有战略性矿产锡、钒、镍、稀土；有色金属锌、铅；贵金属例如铂族金属等储量占有较大的优势。西部地区的天然气已探明储藏量占全国87.6% ，煤炭占全国39.4%；未利用土地占全国80%，西部草地占全国62%，后备耕地资源占全国57%，水资源占全国80%。

（2）劳动力优势。总量来看，西部有很多劳动力资源赋存比较充足的省份，其中四川总人口就超过8500万。劳动力成本上西部占有一定的优势，西部1.03元的产值就可以创造1元的工资，东部则需2.19元的产值；同时劳动力成本西部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2%，比东部地区低18.56%。

不仅如此，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是中西部地区的主要特征，现在普遍认为制造业布局受到很多因素影响，廉价、数量多的劳动力资源是其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西部地区劳动力资源开发潜力很大，对那些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加工贸易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3）西部地区面积广大。西部地区宽阔，在建设用地、厂房建设成本等方面有很大的优势。我们查阅了2005年国土部门的基准价，发现中西部地区395.1元/m2，而东部则是568.9元/m2。可以从2005年我国主要城市经营成本指数来看，例如福布斯排行榜的指数测算指出，杭州、南京、上海、广州平均为0.84，而合肥、武汉、郑州、成都平均为0.73，相比可以明显看出西部低成本优势突出。

2、日渐完善的软硬条件

近年加工贸易得益于西部地区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迅速发展，运输成本取决于交通基础设施、通达度以及物流系统，当它们三者得到改善和提高时，运输成本就相应的降低了。西部地区交通建设用地规模随着我国整体经济快速发展也在快速扩大，其中道路里程、货物周转量也相应增加。有关资料统计显示，2007年西部地区交通建设用地面积158.8万公顷，占我国交通建设用地244.4万公顷的64.98%。

三、西部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基本思路和途径

1、确立战略取向

以竞争性为主是制造业最主要的特征，因此必须坚持市场机制为主配置资源的主导作用，要敢于让企业“下海”，通过市场机制引导向优势产业、企业集中，提升产业高度化，提高产品竞争力。但是，对于一些地处欠发达地区、市场体系发育不完善的西部老工业基地，要从技术转移和产业升级的综合考虑出发，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同时制订制造业专项计划、扶持战略性支柱产业的成长、技术标准制定、装备资源空间布局、鼓励及限制淘汰产品目录定期公布、克服盲目和重复引进等。政府要控制好度，不可制定绝对的产业政策引导。取消一些地方政府推出的、不合理不合法的所谓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规范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管理，防止地区之间恶性竞争，创造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

2、正确处理转型升级与增长速度的关系

推动制造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时要处理好增长速度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而在这两者关系的处理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又有所差异。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大环境各地区都必须要适应，因为经济增速过快不利于结构的转型，所以要为结构的转型升级预留空间就必须将经济增速降下来。更好的调整好区域之间的产业转移需通过区域结构优化和制造产业结构优化结合，协调好产业升级、技术进步与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关系。

3、形成高附加值化、高加工度化、高技术化的工业结构

工业附加值率从较长时期看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并这种趋势主要由制造业结构中高加工度、高技术、高质量产品比重不断提高来支撑称为“三高”（即高加工度化、高附加值化、高技术化）制造业结构。加大对西部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一是通过“三高”的快速发来提高制造业在工业中的比重；二是注重全方位产品升级，既重视高端产品替代低端产品，同时又重视质量、加工度、品牌、技术水平等多方面的提升；三是产业深化，即重视产业内部加工的程度和加工环节的纵深化发展。从而完善要素市场，提高其对资本、劳动等要素的配置效率。

总之，要注重区域独特优势的发挥，充分发挥西部制造业的禀赋要素，推动改革创新。要充分延伸产业链，促进区域分工协作，充分发挥西部特色制造业的优势。这样西部制造业与经济发展就能够迈上新台阶。

【参考文献】

[1]李毅中.我国工业和信息化发展的现状与展望＼[N＼].科技日报，2009.10.11.

计划经济特征范文第5篇

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认为，一个行业内激烈竞争的局面源于其内存的竞争结构。一个行业内存在着五种基本竞争力量，即潜在进入者、替代品、供方、需方以及行业内现有竞争者。从静态角度看，这五种基本竞争力量的状况及其综合强度，决定着行业内的竞争激烈程度，决定着行业内的企业可能获得利润的最终潜力。从动态角度看，这五种竞争力量抗衡的结果，共同决定着行业的发展方向。作为特定行业内的企业，必须时刻关注行业竞争结构的现状和行业竞争结构的变化趋势，并据此制定出企业拟从事的行业领域和企业发展战略。同时，企业还必须根据行业竞争结构的态势，适时而适度地做出相应的战略调整。

二、某区域的波特五种竞争力分析

某区域科技孵化器经过近10年发展，特色核心产业已经形成，包括绿色能源产业、生物技术产业都已形成一定的产业聚集，10年来达到每年30％以上的发展速度。某区域科技孵化器已经成功孵化出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小型科技企业；聚集创新要素的平台已经初步形成，在人才、技术、资源、市场、资金、管理六大要素的整合上有了基础平台。以某区域科技孵化器而言，对其进行逐一分析如下：

1.潜在进入者。目前，孵化器的参与者比较固定，本行业资本需求大，生产难度比较高，技术含量较高，而且孵化器大多需要政府的各项政策、资金等各方面的支持，因此，对于孵化器行业来讲，进入壁垒相对较高，其潜在进入者的数量较少；但相对地，如果在某一区域或某一时期，政府要大力发展孵化器及高新技术产业的话，那么这时对于新的孵化器企业的成立会相对较容易。

2.替代品。孵化器作为孵化企业的企业，作为一种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具有与其他企业一样的企业特性。从开始出现至今在各地区其形式基本大同小异，所变化的只是政策优惠、融资方式和管理方法。同样，在企业创业过程中，孵化器起着重要作用，不管世界政治经济科学的发展程度如何，孵化器基本形态和基本功能没有太大的变化。并且世界上至今没有可以完全替代孵化器的产品。因此，企业孵化器不必担心大范围替代品的出现，孵化器市场也将是一个稳定持续存在的市场，随着各国经济水平以及技术水平的提高，还将出现增长。

3.供方。和其他组织一样，要维持某区域科技孵化器的正常运行，需要有一些必要的资源供给。在我国，供应到某区域科技孵化器中的资源不仅包括人、财、物三方面的有形资源，也包括政府支持孵化器的承诺、为孵化器制定的各种优惠政策等方面的无形资源。当然，考虑到测量的可操作性，应该以投入的有形资源为主：

（1）人力的供给。采用每个孵化器全职工作的人员数，员工是企业投入要素中最活跃的要素，也是企业发展的动力源泉，员工的多少及配置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企业的成本，这是反映企业的“人力”成本投入指标。

（2）物力的供给。科技企业孵化器主要的物力为孵化场地和各种配套设施，在衡量过程中将采用各个孵化器的孵化场地面积作为一个重要的投入指标。

（3）财力的供给。如果以当年孵化器的支出来衡量显然不够全面，因为孵化器的产出有一个时间过程，大致说来，当年的投入与当年的产出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主要考虑孵化器的累计年末资产净值。

4.需方。某区域科技孵化器的需方主要是在孵企业，它们大都是新成立的创业企业，有一定的科技含量，有的属于同一技术领域，有的分属不同技术领域，相互之间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某区域科技孵化器的目标是：为创新型科技企业提供多层次的服务，扶持中小型科技企业，降低其成长风险，减少破产率，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因为企业为减少创风险，享受孵化器提供的场地、物业管理、管理咨询、税收优惠、融资等一系列优良服务，更好的进行投资实现收益，才能够实现社会功能和自身收益。所以，高新技术的创业企业对孵化器的需求很大。某区域科技孵化器在制定各项政策法规时，要充分考虑这类企业的要求，从而吸引更多的企业入驻。

5.现有竞争者。市场的本质在于竞争，竞争是不同对象向同一目标、按同一标准比试高低、优劣，为了自己方面的利益争胜。某区域科技孵化器作为企业，与某些中心城市之间、同一城市中不同区域之间、某些智力与资本密集区内孵化器间的孵化器竞争，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近两年来，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了门类多样的孵化器，许多孵化器的资金和技术力量非同一般。随着孵化器数量的增多，创业企业已经不再满足于最基本的房租减免和初级的服务，它们要根据自身实际，挑选最合适的孵化器，这样就会给某区域科技孵化器带来巨大的竞争压力。但这一方面督促某区域科技孵化器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孵化能力；另一方面，使某区域科技孵化器也会面临着争夺同样的政府支持、同一个孵化目标、同一块市场资源的尴尬。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某区域科技孵化器，属于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第二，某区域科技孵化器主要依靠各项政府优惠政策，优良的物业管理、管理咨询、税收优惠、融资等服务来吸引企业的入驻，并且用先进的技术和完善的管理来孵化企业，使企业顺利毕业；第三，某区域科技孵化器与其他的同一地区的不同孵化器或不同地区的孵化器的竞争较为激烈；第四，某区域科技孵化器的发展仍然保持上升势头，但是某区域科技孵化器的产业集群化还不够完善，因此，打造创新集群是某区域科技孵化器的新阶段的首要任务，也是某区域科技孵化器的孵化体系建设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挑战。要充分发挥某区域科技孵化器在高端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引擎作用和落实创新型国家战略中的载体作用。具体目标是：第一，要把某区域科技孵化器建设成为聚集高端要素和专业要素，形成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区域；第二，要把某区域科技孵化器建设成为具有极强的内生长机制，能够从创业企业中培育出具有潜力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大公司的区域；第三，要把某区域科技孵化器建设成为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发源地，成为走向产业高端，引领中国乃至世界高科技潮流的区域。

三、针对某区域的波特竞争力分析得出的某区域发展要求建议

这些在给天津高新区孵化体系建设工作带来难得发展机遇的同时，也给某区域科技孵化器的发展提出了更多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