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体制机制改革方案范文第1篇

司法体制改革推进全面有序

据有关权威部门的信息，自2014年以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司法体制改革文件达23个。随着司法体制改革工作的推进，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规范司法行为，深化司法公开，推进司法民主，加强人权保障，完善司法管理制度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通过完善相关法律完成了一批改革任务，全面推开一些有重大影响的改革举措并取得阶段性成果。如通过大力推进司法公开，进一步健全了开放、动态、透明的阳光司法机制，审判、检务、警务、狱务公开进程明显加快。全国法院系统建成审判流程、裁判文书、执行信息三大公开平台，中国裁判文书网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裁判文书网；最高法院还在2015年推进立案登记制改革，有效缓解了“立案难”问题。人民检察院在网上案件程序性信息、重要案件信息和法律文书。司法部进一步深化狱务公开，将提请罪犯减刑、假释建议书、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等上网公开，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案件、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2015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等单位联合出台《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更加注重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

基础性制度改革试点深入推进。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四项基础性改革，到2015年已确定两批18个省（市、区）开展试点。至2015年11月底，上海、吉林、湖北、海南的试点工作已在全省（市）推开，另外14个地方（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正在报请审定试点方案。从试点已开展情况看，各地在将总数控制在中央政法专项编制的39%以内的基础上，还不同程度地留有余地。

司法体制改革已经破题。中央政法委会同中央组织部、中央编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以及中央政法单位，出台关于司法责任制，法官检察官职务序列及配套工资制度，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编制管理，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省级统一管理等文件，出台《法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改革试点方案》和《法官、检察官工资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在实行法官、检察官员额制基础上，实现法官、检察官等级与行政职级脱钩，在等级设置、晋升方式、晋升年限、选升比例、考核惩戒和工资制度等方面，充分体现司法职业特点，实行有别于其他公务员的人事管理制度。

改革中的困难和问题不容轻视

司法改革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体制机制改革的实质是利益结构的调整和司法资源的重新配置，必然涉及多个利益主体与多种利益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与改革的整体推进、与其他改革的系统性联系密切相关。司法改革不仅是司法机关的改革，司法改革的任务也不可能由司法机关自身全部完成。在改革推进的过程中，各个试点地区都在不同程度上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有的瓶颈难以突破，反映出司法改革的艰难程度，也对改革方案和改革举措的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透明性提出了要求。

法官、检察官员额制改革是四项基础性改革中最早启动的内容，目前已有一些试点地区基本完成。在法官、检察官员额比例不得超过39%的硬指标下，各地进行了有益探索：有的试点地区一步到位，不留过渡期；有的地区实行省级统筹、以案定员；也有的地区实行综合定额。反映出各试点地区在充分肯定实行员额制改革大方向的同时，对落实步骤、途径有不同认识。在实际推进中也显现了一些不足，各地方法院、检察院尤其是普通法官、检察官较为普遍的反映是：员额比例考虑个案的差异性不够；领导入额、辅助人员、繁简分流等配套措施不足，案多人少局面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变；法官、检察官分流政策缺乏吸引力，缺乏不入额法官、检察官的体面推出机制；辅助人员缺少动力，年龄大的不甘于做助理，年轻的则认为前途渺茫，缺少工作动力；员额制改革的保障机制没有同步跟进，队伍稳定受到影响等。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现象是，法院、检察院的人才流失问题，而按改革方案确定的从律师、法学教师中遴选法官、检察官试点却应者寥寥。

推动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相对于其他领域，推进较为缓慢，难度较大。虽然从中央到各试点地方都在积极开展试点工作，有的已经完成机构编制和人员划转，有的已经成立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有的决定从2016年起实行经费统一由省级财政保障，有的已经开发建设涉案财物集中管理信息平台，实行全程实时监管。但由于对统一管理的具体实施方式还缺乏明确解释，各地的试点都没有推彻底、没有推到位。如何管、钱从哪来、利益如何协调等问题存在诸多困惑。在队伍管理、财物管理、司法人员的薪酬待遇等方面，实际操作中的变通可能与去除司法地方化的目标相悖。

司法责任制改革作为基础性改革的核心，对突破“办案者无权”、“定案者不办案”、“办案责任虚置”等老大难问题有明显效果，权责明晰的司法权运行机制正在形成。法官、检察官的责任心进一步增强，合议庭运行更加规范，审判质量和效率明显提高，一些地方推行的“权力清单”也使司法权力运行更加明晰、案件审理更加透明。但在试点中，法官、检察官也对“终身追责”存在困惑：错案认定的标准如何把握、由谁决定？“终身追责”与“司法豁免权”之间是否有明确的边界？惩戒委员会是什么性质、如何行使惩戒权？司法责任制下，法官、检察官的职业尊荣感与社会公信力如何提升？

其他各项改革推进过程中，也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如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改革，无论是作为改革“试验田”的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还是一些地方试点法院，都存在着如何确定重大、疑难案件的标准问题，管辖改革带给群众无法分清“大跨”、“小跨”问题，上下级改革不同步问题，等等。司法公开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成为了司法改革“看得见”的“温度表”、“助推器”，但司法公开发展到纵深阶段，也面临着形式化、选择性、被动式、内部性等“四重困境”，影响着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感受与社会公平正义的获得感。

法官、检察官在司法改革中，是改革的主体，既要推动改革又要接受自身利益调整，如何充分调动他们的改革积极性，引导他们支持改革、配合改革、接受改革带来的利益变化，是改革成败的关键。不少法官、检察官希望，涉及他们利益的改革过程应该更加“阳光”，法官、检察官的工作能力的考核指标设置更加科学和“阳光”、评价机制更加“阳光”、法官的职业操守和道德品行考核更加“阳光”。

当前，司法改革在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遭遇改革“天花板”。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改革自身涉及面广、利益调整难度巨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各方面对改革方向、改革路径和改革内容不清楚，难以达成改革共识。社会各界、包括司法机关内部也建议司法改革要广开言路、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高度重视改革的内生动力与外部协同性，建立社会公众知情、参与机制，实施司法改革评估机制。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2016年的司法体制改革任务已经确定，各项改革将围绕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继续推进，北京、河北等14个省（市、区）也被确定为第三批改革试点地区。当前，司法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要改变传统思维模式，冲破复杂利益藩篱，必须有政策和法律的双重支撑。因此，司法体制改革应当遵循依法原则，遵守宪法和国家基本法律的规定、原则、精神，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的改革，是在法律框架内进行的改革。

如果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司法体制改革文件为司法体制改革提供了政策支撑，那么，通过修订法律或者采取由权力机关专门授权方式推进改革，既为司法体制改革提供法律依据，也将司法体制改革的成果以法律形式加以固定，为司法体制改革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支撑。改革必须于法有据，应成为司法体制改革的底线。

根据中共中央推进司法改革的文件精神以及试点地区的改革任务，正在进行的改革涉及到《宪法》和诸多法律以及相关法律制度。在试点过程中，有的改革未采取法律授权方式，有的改革没有提出暂停法律实施建议，目前还没有修改法律的整体方案，导致各方面对改革路径以及改革依据的困惑，形成不利于司法改革有序推进的负面影响。

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对司法体制改革作出重大决策，中央深改办出台多部有关司法体制改革的文件，从党的政策角度肯定了司法体制改革的正当性。但改革的本质在于对现行司法体制中不当或不合时宜之处进行革新，直接涉及对现行法律规定的突破，要将改革政策落到实处，按照法治思维与法治方法首先要修改法律或获得全国人大的法律授权。通过先行修改法律或者获得全国人大法律授权的方式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为司法体制改革提供合法性支持，有助于全社会达成司法体制改革共识，提升对司法体制改革的认同度、自信心。

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法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可以通过法律授权、法律修改等方式为改革方案提供合理的预期，在改革方案形成阶段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专家学者、司法人员、社会各界可以对司法体制改革过程知情、参与、表达、监督，进行充分的风险沟通、利益协调，提升改革内容的共识度、方案设计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增强改革的透明度、公开性，以减少众说纷纭、情绪波动、舆论误导，有利于形成改革合力、激发改革动力。

在今后的司法体制改革推进过程中，应对以下方面高度重视法律的修改和制定：

通过有针对性地修订法律，解决改革的合法性问题。根据中央确定的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内容，有针对性地修改法律。如在法官、检察官员额减少以后，各项诉讼制度要跟进修改配套，须及时修改《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推进人员分类管理改革，需要相应修改《公务员法》、《法官法》、《检察官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落实人、财、物管理改革的主要依据是政策和规章制度，对这些规章制度能上升为法律的要尽快上升为法律。

通过修法充分回应社会各界关切，让司法体制改革更加透明。同时，从法律上明确法官遴选委员会的地位和职能，发挥这个专业机构吸纳民意、反映民意的作用，将民意转化成为实实在在的措施。

通过修法明确组织人事、财政、国有资产管理、编制等部门的职责，解决这些部门的责任担当问题。当前，组织人事、财政部门在司法体制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主要依据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系列文件。通过修订法律，可以将这些部门参与司法体制的责任从政治责任上升为法律责任，增强他们的责任和担当，推动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改革。

公司体制机制改革方案范文第2篇

关键词：司法体制；改革；完善路径

一、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现实迫切性

首先，是推动经济体制完善的必然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政治体制已成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道路上的巨大瓶颈及障碍。司法体制作为政治体制的一部分，属于上层建筑的内容，如果司法体制不能够尽快的适应经济体制变化的要求尽快迎头赶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必然难以为继，改革开放多年所取得的成果也会功亏一溃。

其次，是落实依法治国战略的客观需要。我国司法体制中目前存在的弊端已经与依法治国所倡导的公平正义要求不相匹配，与民众对于法治社会公平的期盼相脱离，很多司法体制方面弊端导致的社会公平正义受损，严重影响了公众对于司法体制信任。因此，必须要加快司法体制改革，建设公正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体制，让每一个公民都能够感受到公平正义，从而助推我国依法治国战略的全面落实。

再次，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现实选择。司法部门作为政府公权力的具体运用组织，这些年一些权势阶层凭借自身的权力资源，倾轧弱势群体，一些司法部门做不到秉公执法，严重影响到了司法部门的权威，对于政府公信力更是一个极大地损害。鉴于此我国要加快司法体制改革，针对当前司法体制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制定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让司法部门运用好政府的权利，能够在代表好的政府的形象，保证对各种案件审判的公开公平，增强人们对于司法体制的信任，并带来政府公信力的提升。

二、我国司法公开的主体与对象

司法公开的主体是负责审理案件的司法机关和法官。由于司法的性质和特殊规律决定司法必须公开，司法机关公开审理案件就不仅是其权力，而且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司法机关的义务。也就是说司法公开不是可做可不做的选择动作，而是必须进行的规定动作，是司法机关和法官职责的要求。

司法公开的对象包括案件当事人、社会公众、其他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首先，案件当事人是司法公开的首要对象。对当事人公开是为了保证当事人能够获得全部的诉讼信息，即诉讼程序、相应权利、案件材料和证据、法庭组成、判决理由等信息。向当事人公开还能够使当事人监督司法活动的合法性和司法人员的公正性。第二个对象是社会公众。司法公开对于现代法治社会而言，具有向社会和公众普及法律和树立法治信念的作用，让公众了解如何运用法律处理社会纠纷和如何实现社会正义的作用，同时还具有鼓励公众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从而参与司法和法治发展，确保阳光司法的作用。司法公开的第三个对象是其他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我国现行的行政体制决定了司法权在多个方面受制于地方政府机构，甚至可能受到其他社会组织的干预。这种全过程的司法公开有助于向这些机构和组织昭示司法的独特程序和作用，使其明确国家审判权的惟一性和专属性，杜绝各种私下途径和交易对司法权和司法活动进行影响和干预。

三、目前，我国司法公开的现状

《人民法院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确立了司法公开的六大内容，即立案公开、庭审公开、执行公开、听证公开、文书公开和审务公开，标志着我国的司法公开改革进入了全面公开的新境界。目前，我国司法公开的实践探索主要有两类，一是司法公开技术创新，即借助网络等现代科技，便利司法信息公开，主要包括：案件信息查询系统、庭审网络直播、裁判文书网络公开、网络对话以及网络诉讼服务等；二是司法公开形式创新，即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形式创新，拓展司法信息公开范围。司法公开形式创新主要包括了以下方式：立案窗口公开、判后答疑、新闻发言人制度、新闻手册与审判白皮书和设置公众开放日等。

四、我国司法公开制度存在的问题

公开理念的权力主导性。当前的司法公开更多地体现了法律本位和主导的指导思想，未完全满足当事人的司法主体性需求以及确认和保障当事人和民众对司法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为根本出发点和主导目标追求。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司法公开的启动条件、时间、监督等相关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事项都由法院说了算。

相关法律规定缺失。从现行的司法公开法律规定和文件看，无论是三大诉讼法抑或是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相关规范性文件，大多只涉及关于审判公开的规定，这些法条均以宏观指导为主，严重缺乏可操作性。相关地方法院的规范性文件虽更具体、明确，但是一不具备强制性，二只能在本行政区域内产生法律效力。

公开范围十分有限。现有的司法公开其实仅是公开原本就应当公开的司法信息而已，在司法实践中公开相关信息仍存在诸多限制。此外，裁判文书公开的内容也不全。登录诸多法院的网站，仅仅写了依据某某法律，判决如下；涉及个人隐私部分公开内容严重缺失，此虽能保护当事人的个人隐私，但却直接影响了公开的效果。

司法公开的成本较高。以推行“庭审三同步”为例，同步录音录像、同步记录、同步显示庭审记录等三项工作不但需要更多的人手，更需要先进的仪器，而采购仪器的经费和专人记录的成本支出对于落后地区的法院来说，没有财政保障，无疑是一个沉重的包袱。

五、我国司法体制改革方向

一是司法机关人财物统一管理。未来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方向就是实现司法机关人财物的统一管理，不受制于司法地方化，实现司法机关独立，在人员编制、经费来源等方面都由财政统一解决，保证司法机关不受地方干扰独立办案，实现司法公正。

二是持续推进我国司法公开。公开是司法公正实现的重要手段，通过将司法审判置于阳光之下，可以减少各种暗箱操作以及，获得群众对于司法的信任。因此未来的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就是推进司法公开，凡是属于法律规定的应当公开的案件都应进行公开，从立案到审判，再到裁决以及执行，都要通过合适的渠道进行公开，接受社会给公众的监督，杜绝各种司法腐败。

三是改革司法工作机制。我国当前司法工作中属于典型的行政层级工作机制，很多案件的审判中往往会出现行政层面因素的干扰，法院的高层领导对于下属断案具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司法体制改革中要重点注意这一问题，推进审判权与裁判权的统一、审判的权力与责任合一、司法事务与行政事务分离，实现行政权力与司法审判的分离，确保法官不受行政干扰依据法律独立断案。

【参考文献】

[1]周功满.论司法公开之度[J]，理论观察.2012（02）

公司体制机制改革方案范文第3篇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执法犯法、权大于法、徇私枉法、这些与法制社会格格不入的名词在中国社会却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这些现象可以归结为一个原因“司法腐败”。这是目前中国社会倍受关注的一个话题，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司法现状的不满以及对司法公正的强烈向往，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司法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和重要性。司法改革最基本也是最迫切应该解决的是“司法腐败”问题。进行司法改革，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工程。本文认为，我国司法改革的重点可以分为以下六个方面：（一）司法体制的改革；（二）继续法官职业化改革；（三）审判方式及监督机制的改革；（四）建立直属中央的司法监督机构。（五）建立人民参与监督机制。

“司法腐败”是目前中国社会倍受关注的一个话题，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司法现状的不满以及对司法公正的强烈向往，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司法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和重要性。司法腐败的问题不能解决就根本不可能实现司法公正和法律所代表的正义。自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以来，全国法院系统掀起了积极探讨法院改革各项措施的高潮。北京市法院系统明确提出了“健全人民法院的组织体系，建立公正、公开、高效、廉洁、运行良好的审判工作机制，在科学的法官管理制度下，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改革目标。党的十五大更加明确地提出：维护司法独立、确保司法公正，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及时的秩序保障，并最终促使法治理想的实现。司法机关关于司法改革的迫切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来自于社会对司法腐败的强烈不满，而司法腐败的大量出现除了有司法机关内部的原因以外，来自于外部力量的干预、影响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正是内外两种因素导致许多案件的长期拖延、久拖不决和处理结果的不公正。因此，要消除人们对司法的不满，就有必要进行司法必革。

二、我国司法改革的目标

要进行司法改革，就必须设定一个改革的目标，目标就是方向，只有预先确立了目标，才能围绕着这一目标设计出各种相互协调、相五配套的制度。没有目标，司法改革就不可能有一个中心，也就不可能会有总体的规划。那么，我国当前司法改革的目标应当是什么？是司法公正、还是司法独立，抑或是公正与高效？对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学者们主张各异，本人认为不能解决司法腐败问题一切皆无从谈起。从司法活动存在的根本分析，之所以存在司法，就是因为需要恢复在现实中遭到破坏的社会公平和正义，司法是整个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腐败是造成司法不公的根源，因为当前出现的司法腐败而导致司法不公现象已经使整个社会对司法的不信任到了极其危险的程度。在这个意义上说，解决司法腐败问题是司法改革的基本任务和目标。司法改革包括制度、程序、体制的改革以及建立现代司法制度。有必要指出的是，提高司法效率也是司法改革应当达到的目标，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效率是司法公正的应有之义，不可能存在没有效率的公正。实践中有的案件可以被拖上十年、八年，这样即使最终的处理结果符合法律的实体性规定，可是谁能说权利人在这样的案件中获得了公正的审判呢？“延误的正义就是抹杀正义”，拖沓、延误所得到的结果根本不能被称为公正，不管其与实体法律的规定多么相符。那么，司法独立能否成为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呢？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许多司法不公的案件都与来自地方或者部门领导的干涉有很大关系，而地方领导为什么干预司法公正呢？说到底还是为了谋求私利而导致的腐败引起的，也应该归属于司法腐败的一种。而从司法独立的国际性标准来看，司法独立是一项基本的司法准则，由此是否就可以得出结论认为司法独立是我国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呢？从历史发展沿革和实践运行来看，司法应当独立的原因在于要保证受过专业法律训练的司法人员在不受外来干预的情况下依照法律作出公正的裁判。只有在司法廉正的前提下谈司法独立才有意义，司法独立只是确保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保障制度而已，所以司法独立的要求便不再具有单独存在的正当根据。司法独立自身尚无资格成为指导和统率司法改革全局的目标。

因此，我国当前司法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彻底解决司法腐败，除此之外的某些具体的制度设计都应当是围绕着如何解决司法腐败来进行的。

三、我国司法改革的重点

当前，我国要解决司法腐败问题就必须在司法改革上下功夫。本文认为，司法改革的重点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司法体制的改革

我国1987年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该项规定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司法独立原则。司法独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制度保障，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这一宪法原则长期以来未能得到切实遵守。我国的司法独立与国际上公认的司法独立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有关人员对司法公正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多年来，一些部门领导干预、社会团体干预、地方保护主义干预，甚至个人干预的现象一直难以消除。之所以如此，除了一些个别人滥用权力的因素之外，究其原因是我国司法体制的问题。

本文关于司法体制的改革主要包括现有司法机关的领导体制、财政体制和人事制度的改革。目前，司法机关实行的领导体制是，各级司法机关受各地党委领导。这种领导体制不符合司法独立原则的要求，因而很多法律界、学术界人士提出了不少改革设想，其中主要有以下两种设想：第一种设想是改司法机关地方党委的领导为上级党委的领导；第二种设想提出，为了改变目前司法机关受制于地方的现状，应当打破现行按“行政辖区”设立司法机关的做法，实行按“区域”重新设立司法机关。目前，多数学者对第二种设想持赞成态度，本文认为，按“区域”重新设立司法机关的设想虽然很好，但目前在我国是否具有可行性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和考证。

根据现行的财政体制，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各地方政府财政。这种经费体制不仅造成各地司法机关经费多少不一，而且导致司法机关“严重地方化”，出现地方保护主义。要消除这些现象，必须对司法机关的经费供应体制进行改革，以确保司法机关有充足的经费，为此，司法界和学术界也提出了许多改革建议，主要有：1、司法机关的经费由上级管理，统一由国家开支，地方不再负担。2、司法机关的经费实行中央和省两级管理的体制。13、司法机关经费保障体制的改革应当从实际出发，目前可先实行省级司法机关编制计划，报省级人大批准后，逐级下拨给各地机关，待条件成熟后，再实行全国司法机关的经费统一由中央财政预算。本文认为第三种建议比较可行。

司法机关的人事任免制度也应予以改革。司法机构的主要人事任免权应由人大统一行使，不受行政的干预，力避行政对司法的不当介入。同时应赋予司法机构对下级司法人员的一定的人事权力。2

（二）继续法官职业化改革

孟子曾说过：“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官的好坏、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司法公正的实现，因为他们手中握着“惊堂木”，决定着官司的胜负。对于中国目前法官的现状，是颇令人担忧的。目前社会上“一切向钱看”的思想严重干扰了法官队伍的建设，影响了它的运作和机制。一部分法官政治水平低，社会责任感不强，随波逐流；一部分法官业务素质差，执法水平不高，服务观念差，把审判权当作特权，放任使用，为了攀富比贵，办理“三案”（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贪赃枉法，枉法裁判。“官司一进门，两头都找人”，可以说，这就是我国司法现状的真实写照。过去所说“有理走遍天下”的人，现在也害怕了。因为他们怕“歪嘴和尚”给他们的官司判输。北大陈瑞华教授说“中国的法官令人尊重不起来”，3指的主要是法官的素质和腐败问题。这是目前司法不公的最主要的原因和具体表现。

法官是行使审判权的主体，法官代表国家独立行使司法权，其一言一行直关系到广大公民的切身利益和安危荣辱。凡是采取司法独立原则的国家，无不把保障法官的独立地位作为审判独立制度的基石，法官独立是审判独立的本质要求。审判独立，实质上就是法官独立，这已成为国际公认的重要司法原则。国际法学家学会在第一次世界司法独立大会通过的（司法独立世界宣言）和联合国拟定的（世界司法独立宣言）等国际文件中均有规定：每个法官均应自由地根据其对事实的评价和对法律的理解，在不受来自任何方面或者由于任何原因的直接或间接的限制、影响、诱导、压力、威胁或干涉的情况下，对案件秉公裁决。法官在作出判决的过程中，应独立于其同事及其监督，任何司法体系或者不同等级的司法组织，均无权干涉法官自由地宣告其判决。

法官的这种极端重要性，要求贤能者任之，职业化是对我国全体法官的首要要求。这就要求法官具备：1、系统的法律专业知识；2、执业所需的经验和技能。

在职业化的基础上还必须进一步要求法官（特别是最高法院的法官）的精英化。精英化是职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比职业化更高的要求。精英化要求法官必须是法律精英，一方面，即是法律专家又是道德品质高尚的贤者；另一方面，法官的数量要少而质高。

为实现法官的职业化，需要：1、以司法统一考试为基点，严把法官入口，建立完善法官遴选、培养、考核和升迁制度。2、要保障各级法院的法官是职业型法官，对他们的法律职业经历年限以及学历应该作出明确规定。3、让法官从非司法事务中脱身、专事司法工作，相应给法官配备适当的辅助人员。

考虑到我国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在法官的职业化和精英化方面，在经济发达地区应尽快加以实现，将其作为近期司法改革的目标之一。而在边远农村等经济落后地区，应尽快创造条件提高法官的素质，但可暂时不把法官精英化作为近期改革目标，待将来经济发展后再作考虑。

总之，中国的司法改革必须在法官的素质方面下很大功夫，尽管我们可以以各种形式加强对法官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必须建立一个既具有丰富法律知识和理论，又具有相同法律信念和理念，并能够自觉接受法律精神约束的法官队伍。

（三）审判方式及监督机制的改革

首先，改革现行审判方式，建立主审法官制。改变现行中的名为审判集体负责制，实为无人负责的状况。取消内部层层审批的制度，切实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三大诉讼法的规定，贯彻落实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的独立审判权。取消案件审理中承办法官向本庭庭长、副庭长汇报案情的多余程序，取消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制度。要给主审法官以应有的独立审判的权力，同时让其独立地负起责任，唤起每一个法官对司法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改变审判委员会的职能，审委会可以作为一个学术性的指导机构，对主审法官起监督和指导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审法官承担责任，一旦出现错案，应由主审法官个人承担责任。

其次，公开审判活动要贯彻全过程，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必须坚持和完善公开审判制度，并且贯彻在审判的全过程。如公开审理的案件应当提前公告，案件判决应一律公开宣告。要公开审判活动的全过程，就应当公开所有的案卷，以增加司法行为的透明度，避免暗箱操作。办案质量和效率应贯彻在司法审判活动的全过程，包括从立案、审理、判决到执行等各个环节。另外，应进一步提高律师在司法活动中的地位，尊重律师的权及其抗辩权，充分认识到律师在审判及整个诉讼活动中对司法权的监督和制约作用以及对我国法制进程的推动作用。

第三，改革判决书的框架。判决书不只是诉讼程序的反映，而且是理的载体。各级法院都应当改变传统的司法文书制作方式，注重判决部分的说理和推论。法官应当对自己采纳证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理由和推理过程做出具体说明，从而使在法官头脑中完成的裁判活动公诸于众，提高审判决策的透明度，以便民主监督，让专家和公众评价。

第四，在司法活动中加强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在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国家中，新闻舆论对于司法活动都发挥着巨大的、不可替代与不可阻挡的监督作用，这种作用的结果虽然会影响到个别司法机关的威信，但在总体上，新闻监督对于促进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将起着重要的、积极的作用，从而在根本上树立司法机关的良好形象。因此，无论从社会呼声的角度，还是从加强司法公正和制约机制的角度，强化新闻舆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作用已经刻不容缓，应当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但是，在加强新闻监督的同时，也必须对其加以规范，以避免新闻媒体不断地通过对个案的渲染，产生错误导向，使得司法的公正性受到伤害，干扰司法独立。

（四）建立直属中央的司法监督机构。现在一些司法人员之所以敢于贪赃枉法、知法犯法、鱼肉百姓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强有力的监督惩罚机构来监督他们。所以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直属中央，同时不隶属任何地方和部门的司法监督机构。新成立的司法机构具有以下主要职能：1、随时接受人民群众的举报。2、对司法行业的腐败分子和不法行为进行监督和处理。3、监督各级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及人员的守法执法行为。新成立的司法监督机构打破现有行政区域划分，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划分其监督区域。并模仿部队采取定期换防制度，以尽量减少和避免与地方官员发展私人关系，而影响监督效果。

此外在商业气息非常浓厚的当今社会里，从事商业活动的单位和个人难免受到利益驱使去从事一些活动，因此必须彻底杜绝任何司法机关及相关人员从事商业买卖。以杜绝司法机关或司法人员受利益驱使从事非法活动。

（五）发动人民群众与司法腐败做坚决斗争。其实我国的司法腐败并不是一个单独的孤立事件，而是中国行业腐败的冰山一角。在中国目前的社会大环境下，想单独解决司法腐败更是难上加难。只有在大环境净化的前提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司法腐败。其实学过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都煞费苦心的在解决司法腐败问题上尝试各种努力和改革，并且已经在制度和体制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是终究没有解决司法腐败的问题。那么究竟原因是什么呢？根本原因是统治阶级强调阶级统治，重视本阶级利益，而回避阶级矛盾。从而造成司法体制和法律执行过程中没有民主缺乏透明，最终导致阶级矛盾无法调和使统治阶级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在中国的情况下要从根本上解决司法腐败问题和其它一切的腐败问题必须广泛的动员人民群众与各种腐败份子、腐败现象做斗争，并建立与之相配套的保护和鼓励的长效机制。让腐败份子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在中国打一场反腐败的人民战争，中国的腐败问题才能根本解决。

四、结语

司法改革势在必行，十几年来的司法实践已经客观地反映出这种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推进司法改革，是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是中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要求，是铲除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的要求。对于这一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不应当存有争议。然而，由于任何一种改革都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所以，改革的难度也同样明显地摆在我们面前。司法制度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司法制度必须在全国高度统一，不允许此地实行一制度，彼地实行另一种制度。司法改革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涉及国家体制、国家机关、社会环境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整体性司法改革必将触动现行的干部人事、机构编制、财政预算与拨款、权力的配置等制度，因此，司法改革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之内统筹兼顾，整体推进。决不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考虑到我国政治体制的实际情况，司法改革应当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设立司法改革专门机构进行。并应当经过详尽的调查，多方的考察，认真考虑方方面面的意见，进行科学的论证，吸收国外司法制度的精华，拿出合理的科学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改革方案，然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成法律付之实施。我们不能阻碍司法改革，不能对司法改革漠不关心，但也不能任意“改革”和“创新”，否则，不但难以达到实现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的目的，反而会出现“南辕北辙”的势态。

总之，在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中，法律界和理论界提出的各种观点和主张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司法改革的实践工作，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当前司法改革的目标是彻底铲除司法腐败。从改革的长远考虑，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可喜的进步，但还必须正视我国当前司法腐败的严峻形势，唯有此，我国的司法改革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注释】

1、参见肖扬《人民法院改革的进程与展望》，载于《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第8页。

2、参见左卫民《司法改革的十大理念》载于《中国律师》2003年11期

3、参见北京大学研究生院《法治之路：司法改革的对话<陈瑞华的主题发言：司法权的性质>》，载于《北大法律信息网》

【参考文献】

1、参见刘隆亨、章峥《司法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司法公正》

2、参见陈卫东《中国司法改革十年检讨》载于中国司法改革网2003-06-29

3、参见邝少明《论司法公正与我国司法体制改革》，载于《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2期，第122页

4、参见肖扬《人民法院改革的进程与展望》，载于《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第8页。

5、参见邓思清《论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载于《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

6、参见左卫民《司法改革的十大理念》载于《中国律师》2003年11期

7、参见《培根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3页

8、参见北京大学研究生院《法治之路：司法改革的对话<陈瑞华的主题发言：司法权的性质>》，载于《北大法律信息网》

9、参见刘青峰、吴多辰《法院改革大走势》载于《诉讼制度、司法制度》2002-02

10、参见王利明《WTO与司法改革》

11参见左卫民《司法改革的十大理念》载于《中国律师》2003年11期

公司体制机制改革方案范文第4篇

由于历史和客观的原因，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现有司法体制的弊病日益凸显，司法工作的开展不尽如人意，司法人员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不甚乐观。对此，党和国家作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决定。

党的十报告提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这是我们党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高度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具体要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针对司法工作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专门提出了若干司法体制改革措施。深刻领会、认真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贵州省作为西部经济欠发达省份，在此轮司法体制改革工作中勇于担当，不甘落后，成为全国首批司法改革七个试点省份之一。近半年来，我省在已经开展的司法体制改革工作中，亮点迭起，成绩斐然，切切实实地发出了“贵州好声音”。

推行动态员额制

提高司法效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整体法治意识的不断增强，一些民事和经济矛盾纠纷越来越多，其中相当一部分需要诉诸法律，由法院进行裁判和解决，民事经济案件呈“爆炸式”增长。

据统计，近五年来，我省法院系统审结的民商事案件和执结的执行案件每年均以10%以上速度增长，2014年案件总数较2009年翻了一番。尽管办案人员每年都在增加，但办案效率却没有显著提高，案件久拖不决的现象比较严重。

“迟来的公正不是真正的公正”，要让“有效的人员办理有效的案件”，推行员额制成为我省司法体制改革率先开展的工作。

根据中央政法委批复的《贵州省司法体制改革试点方案》，我省在贵阳市花溪区、遵义市汇川区、黔南州贵定县和黔东南州榕江县四个基层人民法院开展法官员额制试点工作，对审判人员推行“以案定员”的员额制。经过统计测算，试点法院按照省里确定的以案定员、一步到位原则，根据案件数量、特点、法官承办案件能力等综合因素，计算出各试点法院法官员额，并从严控制员额比例，为将来调整留下足够空间。花溪、汇川、贵定、榕江四个试点法院法官员额分别为29%、30.7%、24%和30.8%，今后还将根据实际情况运用信息化系统适时调整员额比例。

以上试点法院通过推行员额制，工作成效明显提高。花溪区法院、汇川区法院当庭宣判率分别达到74.7%、80%，花溪区法院案件平均审理时间减少28.5天，榕江县法院案件平均审理时间减少37.5天。以承办简易程序案件的花溪区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团队为例，今年上半年共收案204件，结案192件，其中当庭裁判率92.19%，当庭送达率93.23%，案件平均审理天数为11.94天，平均开庭时间仅11.2分钟（含宣判时间），息诉服判率96.29%，判决书上网率100%。无论是法官还是案件当事人，都对员额制表示认可和称赞，办案效率得到极大提高。

实施科学保障制

增强司法荣誉

长期以来，我国司法人员属于公务员的一部分，与其他公务员在薪酬待遇方面完全一致。由于司法的特殊性质和特定对象，其工作比一般公务工作强度高，风险大，责任重。近年来，许多年轻优秀司法人员“逃离公检法”，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司法人员薪酬待遇偏低。

针对这种现象，我省提出提高司法人员保障的意见，主要体现在薪酬制改革方面。薪酬制改革涉及的各部门、各行业利益较多，我省在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紧密结合地区经济发展实际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测算司法工作人员薪酬额度。具体而言，就是增加司法人员的薪酬待遇，特别是大幅度提高一线办案人员的收入。

从我省在一些试点法院改革的情况来看，目前正在实行的“以案定补”方式，使一线裁判法官人均月收入提升2000元左右。如果不在一线办案，这种办案补贴是包括院领导在内的其他人员所没有的。每月提高2000元，对于长年累月辛苦奋战在一线岗位上的司法人员来说，是对其工作的一种肯定，也进一步激发了广大一线办案人员的工作热情。

落实有效责任制

勇于司法担当

司法人员是司法程序中守护正义的最后壁垒，如果司法人员失察失职，案件当事人就会有可能被错误处置，司法公信力就会面临消解。实现司法公正，关键是要建立符合司法规律的办案责任制，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这将有效警示司法人员要时刻谨慎、公正地行使好司法权力，捍卫法律的底线和司法的正义。

2015年8月18日，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要落实法官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严格依纪依法追究法官违法审判责任;要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构建公平合理的执法责任认定、追究机制，做到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检察人员应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

随着改革的推进，我省试点法院初步提出权责清单，但还不够清晰健全，需要进一步细化、科学量化司法责任，明确法官要办多少案、担什么责、怎么追责，使司法责任制更具可操作性。试点法院在改革审判组织结构、组建新型审判团队、突出法官办案主体地位的基础上，明确法官办案的权力和责任追究，健全对审判权力的监督机制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同时，试点法院也将司法责任与审判绩效挂钩，对于审判质效不佳的法官追究相应责任，审判质效较好的予以激励，从而激发办案活力，形成“争办案、快办案、办好案”的正能量。

强化全面监督制

打造阳光司法

司法办案内部监督机制是一套复杂的综合系统，需要相应制度体系支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导各试点法院加强案件流程管理和节点控制，完善案件分配、办案流程监控、案件质量评查、工作绩效考核等案件管理制度体系，强化对司法权力行使的内部监督制约。

贵定县法院出台了“1+17”司法改革试点“一揽子”方案，从入额选任团队职责分工、审判权运行机制、审判流程管理、案件质量评查、第三方案件评查、错案瑕疵案件责任追责到办案绩效考评、以案定补等都作了规定。花溪区法院配合各项制度的落实出台14种案件台账管理表，切实用制度管人管案管事。

公司体制机制改革方案范文第5篇

关键词：公司治理；改革法案；比较分析

美国和德国分别作为北美和欧洲的主要经济强国，其公司治理有着各自典型的特征，他们代表了两种运作模式下不同的公司治理方式，由此也产生了不同的经营绩效。但进入21世纪，美德两国的大公司相继爆发危机，为改善公司治理、维护投资者利益，两国相继出台了公司治理改革法案，本文就两国公司治理改革法案进行简要的分析，以期对完善我国的公司治理起到一些启示和借鉴作用。

继多年来业界备受尊重的超级公司安然公司2001年底在资本市场投下一枚财务造假的重型炸弹之后，安达信、世界通信、施乐等世界知名大公司相继东窗事发，美国上市公司和中介机构丑闻越闹越大，股市因此连日重挫，一度跌穿了“9．11”之后出现的5年来最低点，投资者在一系列的丑闻中损失数十亿美元，很多公司雇员养老金严重缩水，一向被视为资本市场和公司治理典范的美国，开始遭到人们的严重质疑，投资者持续恶化的信心危机严重威胁着美国经济。另外，美国中期选举即将来临，美国政界也急于采取措施扭转不利的经济状况，以赢得更多选民的支持，在这个背景下，美国开始对与上市公司、中介机构相关的制度进行一系列改革，其中影响和争议最大，也最激进的改革当属2002年7月26日国会通过的2002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又称2002年美国公司改革法案，由布什总统于7月30日签署，使其正式生效。该法案从加强信息披露和财务会计的准确性、确保审计师的独立性以及改善公司治理等主要方面对现行的证券、公司和会计法律进行了重大修改，是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深刻的一次证券业改革。

在德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几家大公司经营不善引发危机，使投资者丧失了对公司经营和股票市场的信心，进而削弱了德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大公司遇到的危机引起了德国各界的关注。无论是从事公司治理研究的学者，还是致力于公司治理实践的企业家，乃至德国政府，都意识到危机的重要根源是银行等大股东的长期控制，造成公司运营缺乏透明度和对一般股东的保护，进而抑制了公司的竞争压力和创新动力，因此必须对公司治理机制进行改革。在社会各界的推动下，德国联邦政府于2002年夏季提出了公司治理改革的10点计划。在此基础上，2003年2月15日，德国联邦司法部长和财政部长共同提出了《联邦政府改善公司治理的措施目录》，此后又颁布了《德国公司治理准则》，我们把以上合称为德国公司治理改革法案，该法案从强化对股东权利的保护、加强对董事的约束和激励、强化监事会的监督职能、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完善审计制度以及设立独立的财务监控主体等主要方面对德国公司治理进行一系列革新。

美德两国的公司改革法案在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加强对高级管理人员的监督和约束以及完善审计制度，强化审计的独立性3个方面有一定的共识，但具体规定各异，以下就两国法案在这几个方面的规定进行阐述和比较。

一、完善公司信息披露机制的比较分析

一向以披露为监管理念并且也引以自豪的美国证券市场，面对安然等公司长期的欺诈而未被发现的事实，不得不承认信息披露制度上的缺陷。吸取证券市场披露的一系列教训，法案对信息披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要求SEC至少3年一次复查发行人包括其财务报表在内的披露信息；要求发行人迅速和及时披露关于财务状况和运营的重要变化的信息；预测的财务信息不至于具有误导性，和发行人根据GAAP要求所的财务状况及运营结果一致；公司内部控制机制的披露；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高官道德准则的遵循情况及没有充分遵循的理由等。这样既便于公司利益相关者透过财务信息“表面”理解公司“实质”，也便于通过披露增加媒体舆论对管理层的监督和约束。

德国公司也普遍存在信息披露不充分问题，造成投资者和政府对公司经营者监控乏力，因此，法案提出了完善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一系列措施，主要有：强制执行国际会计准则，建立完善的公司财务会计制度；要求经营者及时披露与公司有关的重大事件；要求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必须及时披露其成员所直接或间接持有股份的变化情况；以及要求公司在每年的财务说明书附录中列出支付给董事会成员的保险补偿金和股票优先认购计划的细节性问题等。这样可以使公司提供的报表更能反映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更能防范公司经营者进行不法的会计操作，从而有利于投资者和政府机构对公司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监控；另外还可以使投资者作出理性的投资判断，及时地调整投资策略，从而更好地防范公司经营者从事内幕交易而损害一般股东的利益。

二、加强对高级管理人员的监督和约束的比较分析

针对美国所发生的一系列的财务丑闻无不与高级管理人员有关这一现实，美国公司改革法案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了对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监督和约束：（1）法案要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保证公司提交的定期报告（不限于财务情况）的真实性，如果明知道是虚假的仍然提供保证，他们将要承担较为严厉的刑事责任；（2）法案要求当重编报表与证券法存在实质性的不符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应当返还奖金、其它形式的激励性报酬以及买卖股票所得收益；（3）证券发行公司被禁止向董事或者高层管理人员提供私人贷款，在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存在例外；（4）公司高级职员、董事或者受益权人10％的股权变动必须在两个营业日内披露；（5）在养老金计划管制期内，公司的董事和高层管理人员不能交易股票；（6）如果有人违反了证券法的专门规定，并且他们的行为表明他们做公司的管理人员或者董事是不合适的，SEC可以禁止他们成为证券发行公司的管理人员或者董事。由于德国公司股权结构相对集中，作为大股东的商业银行和持股公司控制着公司的经营权，强势大股东侵害弱势中小股东的问题尤为突出，因此法案提出了强化股东以个人或少数股东身份监督和约束高级管理人员的措施：（1）对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作出适当修正，大大降低股东代表诉讼的门槛，减轻股东的诉讼风险，使中小股东有更大的激励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进而使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应有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2）完善股东集体诉讼制度，创立模范审判制度，方便股东因公司的虚假陈述或其它不法行业而遭受损失时提讼，要求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3）赋予董事注意义务，主要有：制定适合于公司的经营策略并执行；确保公司的经营活动遵守各种制定法的规定；确保公司在适当的商业风险内从事经营活动并尽量控制经营的风险；及时地向监事会报告所有与公司经营有关的重大问题等；（4）规定董事的忠实义务，主要有：董事在任职期间不得为自己或为他人从事与公司相竞争的业务；董事不得利用自己的身份或职务获取非法利益；董事会成员必须向监事会及时披露其利益冲突交易，并向董事会的其它成员发出通知等。

三、完善公司审计制度，强化审计独立性的比较分析

美国发生财务丑闻的上市公司的财务审计者都是享誉全球的会计师事务所，他们不可能没有能力发现所审计的上市公司存在财务黑洞，但最终仍然出具了公司赢利的报告，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会计师事务所同时承担了上市公司的财务咨询和审计业务，因而在审计时会受到上市公司的牵制，从而使会计师事务所丧失审计的独立性。鉴于此，美国公司改革法案一方面规定公司必须设立审计委员会，要求审计委员会必须完全由独立董事组成，其中至少要有一名财务专家，而且由审计委员会负责任命审计师，为其发放报酬，并对其进行监督。另一方面，为强化审计师的独立性，法案禁止会计师事务所在进行审计业务的同时提供其它非审计业务，要求审计委员会从事的所有实质性的审计业务和非审计业务都要事先得到批准，并在公司的定期报告中向投资者披露非审计业务，法案还要求审计小组的领导成员每5年轮换一次。

德国公司改革法案也把完善审计制度以及强化审计的独立性作为改革的重点，一方面要求公司在监事会中设立专门的审计委员会，负责处理公司内部会计、判断经营风险、确定审计的重点和审计费用等。另一方面，与美国相同，为了保证审计机构和审计人员能独立地进行审计，法案也禁止审计机构为公司提供咨询等服务，避免审计机构与被审计公司形成过于密切的经济联系。另外，法案还提高了审计人员的赔偿责任的最高限额，以保证审计人员更加勤勉独立地进行审计工作。

为弥补审计制度的固有缺陷，强化外部审计的行业自律，美国公司改革法案要求成立“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由SEC任命5名委员，其中注册公共会计师不超过2名，其他3名委员来自会计行业之外的专家，该委员会负责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注册、制定自律规范、对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检查、调查审计事务所的不法行为并有权对涉案的事务所和个人予以处罚。德国公司改革法案则提出成立一个由政府机关设立并提供运作经费的，完全独立于被监控公司的外部机构对被监控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该机构有要求公司提供应披露信息的权力，要求公司调整财务说明书的权力，对公司的特定事项进行特别审计的权力，解除对审计人员的任命的权力以及与其它机关进行合作并交流信息的权力，由于该机构在经济上完全独立于被监控公司，能以更客观的立场对被监控公司进行财务审计，同时也对会计公司的审计工作进行有力的监督，促使会计公司提供更为客观真实的审计报告。

实践证明并不存在任何一种理想的公司治理模式，适当借鉴国外公司治理中的经验和教训是我国当前建立和改进公司治理的理性态度。美德两国公司改革法案对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监管、会计师行业监管等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借鉴两国的公司改革法案，对完善我国公司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李茂年．美国公司改革法案述评．法商研究，2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