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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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法律制度范文第1篇

在追求生态文明的时代背景下，低碳经济应运而生，这是社会发展的理性选择，更是现代文明的现实需求。人类正在悄然步入低碳经济时代，以低碳经济为核心的新一轮产业革命正在来临，它将揭开世界文明发展的新阶段。低碳经济成为未来经济发展重要领域，世界各国都在争夺低碳经济发展的先机，占领世界未来发展的制高点。对我国来说，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根深蒂固，走低碳发展之路任重道远。同时低碳经济更是难得的发展契机，我国应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成为低碳时代的引领者。

城市作为人类现代文明的重要载体，具有人口高度集中，能源消耗强度大，生态相对脆弱等特点，已经成为现代生态发展关键因素和重要的一环。如何实现城市的低碳发展，打造生态的宜居城市是所有城市面临的共同课题。特别对于我国而言，我们仍然处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处在大建设、大发展的阶段，城市人口不断膨胀，规模不断扩大，生态问题更为突出。我国城市建设应当具有预见性和前瞻性，融入低碳生态的理念，使城市在求新求大求发展的同时，更加重视城市环保和城市生态，在发展低碳生态城市的时代潮流中主动应对，从绿色发展、城市节能、生态保护等各个角度走入一条城市生态文明发展之路。

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都在积极探索发展低碳经济和生态城市的有效方式。尽管各国的理念有别，手段不同，措施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重视法律制度的推进和保障作用，重视法律制度对低碳经济，对绿色发展，对生态城市的巨大的保障引导和推动作用。对于我国而言，发展生态城市最根本的在于，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形成促进生态城市发展的一个制度环境、政策环境，将低碳发展作为国家发展的长期战略，通过法律制度去激励、引导和促进低碳经济和生态城市的发展。

从我国法律制度的建设情况来看，我国已经制定出台了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以及国务院制定的一系列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低碳经济和生态城市的制度政策框架，我国要进一步出台关于低碳经济和生态城市发展的法律法规，要不断的落实这些法律法规的规定，不断修改这些法律法规，而且根据形势的需要，进一步制定新的法律法规，为低碳生态发展提供更加有利的制度保障。这需要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完善低碳经济的法律制度建设。

一、要进一步加强和促进低碳经济的制度建设，形成完善的低碳制度，低碳发展的制度框架。从我国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律框架来看，法律制度体系尚需进一步的完善，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我们需要制定低碳发展的基本法，来概括各种部门法，各种行政法规行之有效的制度，引进世界各国关于发展低碳经济的有效的法律制度，从根本上宏观上明确低碳发展的目标，建立低碳生态发展的基本制度措施，统领能源发展、能源利用、能源节约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作为促进和保障低碳经济发展的基本法律制度。

2、我国有关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的密度不够，在框架的原则和制度下缺乏更为细化的具体规定，也缺少一些强制性的标准，操作性不强，所以我们要进一步研究制定石油、天然气以及城市节能灯主要领域的单独的法律法规，完善循环利用节约环保和城市生态等领域的一些法律体系。

3、低碳发展需要理念的支持，更需要具体制度措施的有利保障，我们在强调法律作用的同时，要不断的增强制度的科学性，不断提高人们对执行法律理念的重要性的认识，强调对这些法律的信仰更加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来形成制度框架的完整、效率层次分明、关系协调有序的法律制度体系，使这些法律制度能够落实。

二、不断的促进低碳发展的制度措施，为低碳生态发展注入制度的活力。促进低碳生态发展关键在于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引入新的制度措施，为低碳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新的活力，新的机制。在主体方面要建立相关引导性的制度，使低碳发展理念成为市场主力的需求，演化为市场主体的自觉行动，使市场主体由被动接受转化为主动参与者，低碳的生态发展才能获得持久的动力支持。在制度方面，要发挥法律制度约束和推进作用的同时，要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激励和引导作用，使市场的主体在低碳发展中能够获益，在市场竞争中能够获得优势。在管理方面，政府在加强外部管理的同时，要建立机制，形成各个市场主体的自我管理约束机制，在强调硬性约束的同时，更应该体现政府的软性管理和有效引导。

三、完善低碳发展一些倾向性的制度，成为促进低碳发展制度的推动力。发展低碳经济是国家战略，在制度层面要体现对低碳经济的一种倾向性的支持和制度保障，加大低碳经济和生态城市发展的扶持力度。一方面政府要多多的给予支持，加大政府的财政资金投入，建立相应的资金保障机制，进一步强化对低碳技术创新的支持，构建低碳经济发展的技术保障体系，建立完善的优惠的融资制度，拓展融资的渠道，建立多元化的资金投入和保障机制。另一方面要少取，对低碳经济发展要采取优惠的税收政策和政府补贴措施，引导低碳经济和生态城市发展的方向，在制度建设中要突出对低碳经济的支持，关注城市的生态发展，并具体化为相关的制度措施，形成有效的激励和引导机制，为低碳经济和生态城市发展提供持续有效的一种推动力量，来促进创造良好的社会法律氛围。

四、要完善发展低碳经济的监督促进机制，营造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

发展低碳经济和生态城市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我们运用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以及社会舆论等多种手段来推动这一系统工程的发展，来形成和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合力以及约束的制度。在制度建设中要进一步完善政府管理和社会监督的一些机制措施，赋予政府源头管理和事后监督的有效手段以及外部监督和促进市场主体的自我管理，同时利用社会监督机制引导社会公众和社会组织参与和推动低碳生态城市的发展，着力普及城市的低碳发展理念，强化市场主体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的社会责任，提升全社会低碳和环保的意识，形成促进低碳经济和生态城市发展的浓厚的社会氛围。

生态文明法律制度范文第2篇

环境保护税(EnvironmentalTaxation)，西方学者称之为生态税(EcologicalTaxation)、绿色税(GreenTax)，我国有学者简称为“环境税”。目前学界对“环境保护税”这一概念的释义莫衷一是，笔者将关于“环境保护税”、“环境税”、“生态税”、“绿色税”等相关定义归纳如下。(1)环境保护税指“为实现一定生态保护目标而对一切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其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污染及破坏程度进行征收的一种税收”。(2)环境保护税指“以环境保护为目的而采取的各种税收措施或征收的各种税”H¨。(3)环境保护税“包括排放污染物税，以及为了保护特定的环境资源而征收的税收，以及政府采取的一些与环境有关的经济措施的税收手段”。(4)环境保护税指“对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根据其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程度及其对环境污染的损害程度进行税款征收或减免的税收制度’’。(5)环境保护税指“国家为了调控环境污染的区域范围、程度，而对那些给环境造成污染的主体征收的一种税种”。学者之间由于研究视角不一，对环境保护税这一概念解析也不完全一致，从而导致目前学界未形成统一的环境保护税概念。对此，有学者提出，“在财税领域的引入并强化法学分析的维度和视角，对于财税政策和决策研究至关重要”。环境保护税既是财税法学中“税制结构”下的一个经济学概念，同时又是税法学中税收法律制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0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应当以法学和经济学双重研究方法为基础，侧重税收法律体系的构建与完善，以税收立法目的、立法原则、权利义务关系为主要内容等法学基本范畴对环境保护税进行阐述。故，环境保护税是指为促进纳税人承担环境保护义务，实现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双重目标，国家根据一定法律程序，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征收的各种税种和税目的总称。环境保护税内容包括：其一，专门性的环境污染税，即国家为了限制污染，向污染者征收的一种专门税收，其用途限于环境治理；其二，资源税，即国家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者征收的一种专门税收，其目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其三，其他与自然环境、环境保护相关的税种，如消费税、所得税、增值税等税种。

二、新形势下我国构建环境保护税法律制度的现实必要性分析

第一，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构建环境保护税法律制度的政治因素。《决定》指出，当前深化税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建立规范的现代增值税制度，进一步发挥消费税调节功能，加快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开征环境保护税，加强和改进税收优惠政策设定，完善国税、地税征管体制。”可见开征环境保护税具备现实的紧迫性，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因此，要尽快将现行排污费等环境污染费改革为环境保护税，从而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向前发展。

第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构建环境保护税法律制度的经济因素。党的十以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社会、学界普遍关注的议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内容，即是由不可持续性发展转变为可持续性发展、由粗放型经济转变为集约型经济、由高碳经济型转变为低碳经济型、由忽略环境型转变为环境友好型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生态环境保护是辩证统一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更关注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构建环境保护税法律制度，积极发挥环境保护税的引导功能，有助于淘汰污染严重、资源浪费、经济效益低下的落后产业，有助于推动企业新能源、新材料、新工艺和节能技术的采用，有助于环保产业、绿色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从而加快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三，建设法治中国、实现财税法治化是构建环境保护税法律制度的法律因素。当今，税收法定主义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最高法——宪法的认可，在其宪法文本中专门对税收法治进行了明确规定。如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规定有关下列事项的准则各种性质的赋税的征税基础、税率和征收方式”；《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七款规定，“所有征税议案应首先由众议院提出；但参议院可以如同对待其他议案一样，提出修正案或对修正案表示赞同”；《新加坡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凡作出(不论直接或间接地)以下规定的法案或修正案，(1)制定或增加任何税收，或者废除、削减或豁免任何现行税收者”；“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约旦等国宪法均有类似规定”。除此之外，多数法治国家或者地区、若干发展中国家先后制定了专门的环境保护税法律。财税法治化包含形式上的税收法定主义和实质上的税收法定主义，前者强调税收应当有法律依据，后者关注税收法律规范的合宪性、正义性等法律价值。故，从法律价值的角度看，通过实施环境保护税法，明确税收机关和纳税人之间的税收法律权利和义务，有助于协调法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为我国财税法治化奠定法治先例。

第四，生态文明建设是构建环境保护税法律制度的社会因素。税收政策作为财政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通过开征环境保护税这一路径来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其一，改革现行财税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主要包括改革消费税、资源税、车船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与环境相关的税种。此外，可以开征必要的环境保护税新税种，如能源税、大气污染税(主要是碳税和二氧化氯税)、水污染税、垃圾税等。其二，通过开征环境保护税，让环境污染者履行其保护环境的法定义务，自行承担污染成本，并通过完善税收优惠政策，调动行为人的环保积极性，从而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奠定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开征环境保护税能够筹集大量税收收入以用于生态环境建设，以实现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双重目标。

三、我国环境保护税费制度的现状及困境

1．我国环境保护税费制度的现状及不足第一，现行税收体系中未规定专门的环境保护税种，由此导致我国环境保护税收体系缺乏明确性和规范性。国家通过开征环境保护税，目的是将其作为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有效财税手段。相比环境直接管制措施，环境保护税具备公平、高效、方便、简洁的优势，为当今世界绝大多数法治国家所采用。我国目前并未开征独立的环境保护税，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税收政策主要体现于其他税目中，未能建立较为完善的专门以促进生态保护为目标的各税种要素相互配合与协调发展的环境保护税收制度。第二，与自然环境、环境保护相关的税种在制度设计上缺陷重重。(1)目前我国环保相关产品的消费税税率普遍较低，未能发挥对消费行为的调节作用。一些属于限制消费、对生态环境危害较大的稀缺资源，其税目税率却不高，如汽油、柴油消费税税率过低，甚至一些产品未纳入消费税的征税范围。4(2)增值税中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税目减免计算方法过于繁多，在税收征管监督不力的情况下，多重减免方式易导致税收流失。(3)《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三项、第三卜三条、第三十四条对企业所给予的一些税收优惠政策虽然有明确规定，但是我国企业所得税所规定的取得税收优惠政策的条件异常苛刻、优惠期限过短、优惠形式单一，且大多限于对排放的废物利用采取直接减免等优惠形式，而对绿色产业设备的投资抵免、加速折旧或免税政策难以落实。除此之外，资源税存在一定缺陷．对此有学者认为，消费税在税收功能定位上体现出“单一征收范围过窄、计税依据不合理”等瑕疵。第三，我国目前排污收费制度已不符合社会变迁之需要，存在诸多弊病。其一，排污收费制度立法价值存在错误的利益导向，使得一些污染企业和个人认为，只要交纳相应排污费后，就可以无所顾忌地排放未经处理过的废物。其二，排污收费制度的立法依据为《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该规范性文件仅为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立法层次低且排污收费体系极不规范，这降低了税收对环境污染的控制力度，也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其三，排污费征收范围过于狭窄。缴费主体仅限于企业，使得大量的非企业排污主体被排除在外。在收费项目上，《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规定的收费项目仅包括污水、废气、超标噪声、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等5类113项污染源收费，而未将国际通行的危险废物、生活垃圾、生活废水以及流动污染源纳入收费范围，且未将间接污染纳入排污收费制度之中。其四，违法法律责任与违法收益不匹配。根据《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对环境污染违法行为一概处以罚款1至3倍，但在现实执法中，由于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过大，极易导致处罚不公。即使相对于3倍的环境污染处罚，企业的违法所得收益仍远远高于其处罚，造成大量企业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宁可认罚也不愿采取切实措施以治理污染。最后，排污费征管难度大。由于排污费征收立法层次低以及征收手段缺乏强制执行力，导致大量排污企业存在拖欠排污费的现象。

2．构建我国环境保护税法律制度的困境首先，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难度大，尤其体现在新税种的确立上。笔者认为，构建环境保护税体系必须着眼于当前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这一新形势之下。简言之，开征环境保护税，即将对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造成负面影响的一切生产经营行为均纳入其征收范围。故此次改革，尤其是环境保护税这一新税种的设立，涉及领域广泛，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巨大，制度设计难度大，环境保护任务艰巨。其次，环境保护税税制设计及征收难度大，尤其表现为环境保护税税率设计与社会变迁的契合。目前，学者在讨论环境保护税税率设计时，多从一般均衡模型这一理论层面设计次优环境保护税率。但是，我们看到环境保护税在实际征收中还应当根据我国国情，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税收征管现代化水平、污染物排放量、排污者利润与实际负担能力、环境治理成本等外部因素。故，笔者认为，通过科学合理的环境保护税税率设计来实现环境保护税税制的优化，在确保环境保护收入、实现环境保护目标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减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最后，我国缺乏环境保护资金管理、使用方面的先进经验。当前，我国税法理论研究多停留在税收征管机制的完善，以求实现税收征管的现代化、信息化和规范化，较少关注国外对税收款项的市场化运作。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对环境保护资金管理多采取基金方式，其做法是环境保护税由税务部门统一开征，再纳入生态基金或专用基金，并全部用于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方面的开支。

四、新形势下我国环境保护税法律制度之构建

首先，提高环境法治化水平。将环境保护税与生态建设纳入法治范畴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的共识。《决定》在“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由此可见，加快环境治理法制建设，提高环境法治化水平，是构建环境保护税的逻辑前提和制度保障。1979年9月，我国颁布了建国以来第一部综合性的环境保护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随后，我国先后颁布了《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草原法》、《渔业法》、《森林法》、《矿产资源法》等30余部有关环境、资源、能源与清洁生产等方面的法律，对控制污染排放和环境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面临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当前迫切需要将环境保护税与生态建设纳入环境法治之中。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加强环境保护税法治建设。其一，加强立法，制定《环境保护税法》，以构建独立、统一的环境保护税收法律体系。《环境保护税法》应当包含以下内容：环境保护税税收法律关系、环境保护税法的基本原则、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率、计税依据、纳税环节、纳税期限、纳税地点、环境保护税优惠政策、法律责任等内容。其中，《环境保护税法》应当分别确立自然资源税法律制度、二氧化碳税法律制度、二氧化硫税法律制度、垃圾税法律制度、生态补偿税法律制度等其他税法律制度。其二，修改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形成相互协调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笔者认为，主要修改《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噪声污染防治法》等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等规范性文件。其三，废除与环境法治化不符的相关法律法规，主要有《排污费征收标准管理办法》、《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和《排污费资金收缴使用管理办法》等以费代税的规范性文件。

其次，加快改进我国现行税制中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税种。(1)改进消费税，发挥其对消费行为的调节作用，提高消费税的环境保护力度。一是适当提高生态环境危害较大的稀缺资源的税目税率，如提高汽油、柴油消费税税率；二是适时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把高污染、高能耗的消费品纳入征税范围，以充分发挥其保护环境的作用；三是改进消费税计税方式，采用与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价外税”形式，以加强我国市民的税收法律意识。(2)改进资源税，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以实现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目前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可以扩大到与自然资源使用与保护息息相关的非矿藏资源，同时提高不可再生资源的单位税额，从而增加资源税税负。(3)简化《企业所得税法》中税收优惠政策，如简化税收优惠政策的条件、扩大优惠期限、增加优惠形式，从而推动企业淘汰污染严重、资源浪费、经济效益低下的落后产业，进一步促进环保产业、绿色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

再次，开征独立的环境保护税。我国现行的排污费制度，已远远不符合当前国际环境法治化的要求，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均开征独立环境保护税的国际形势下，开征独立环境保护税是完善我国环境保护制度的必然趋势。具体而言，我国独立的环境保护税包含以下几个方面。(1)环境保护税税制要素设计。一是征税对象及税目。目前世界主要国家的环境保护税征收范围为大气污染、废水、固体污染物、垃圾、噪声等5大类。我国现行排污费制度征费范围为污水、废气、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噪声等5类。故应将部分排污费直接改制为排污税，同时开征二氧化硫税和二氧化碳税，适时、适度地将居民生活废水废物纳入征税范围。二是纳税义务人。污染排放税由污染行为者承担，其中主要以企业为主。污染产品税、二氧化硫税和二氧化碳税以使用该污染产品者承担。三是税基。污染排放税和碳税依据实际排放量计税，污染产品税依据税目从价计征。四是税率。环境保护税税率既要体现其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又要对于同一类产品依据环境友好程度区别设计税率。按照税收财政学普遍共识，环境保护税率的最低水平应当维持污染行为所导致的环境治理的边际成本。五是税收优惠政策。对采用先进技术或技术改造有效减少污染物排放的企业，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对居民垃圾税实行“阶梯价格”，即对居民生活垃圾实行分类计量收取和超定额累进制。(2)税收征管。我国《环境保护法》第十六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采取措施改善环境质量”，可见，防治环境污染的主要责任在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笔者认为，为兼顾效率与规范，环境保护税统一由国税局征管，再按一定合理比例返还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生态文明法律制度范文第3篇

【关键词】末日；生态文明；措施

经过了最近风传的世界末日说，我感受到了很强烈的恐惧氛围，所以我毅然决然的选择了“生态文明建设”这个问题，下面是我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解和阅读一些权威的书刊等资料后，从中得出的结论。

党的十报告就把生态文明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志说，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下面我想从两个方面再次阐述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首先，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在中国历史上，水草丰茂、环境宜人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曾经孕育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在世界历史上，生态平衡、物阜民生的尼罗河、恒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和爱琴海、地中海、伊奥尼亚海岸曾经塑造了古代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巴比伦文明和希腊文明。而随着生态环境的变迁和恶化，一些绚丽多姿的文明之花则相继枯萎和凋谢。今天湮灭在万顷流沙之中的楼兰古国，就是一个例证。良好的生态环境、秀美的山川平原、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中华民族世代生存和永续发展的根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这个根基不应当有丝毫削弱，而应当不断地得到巩固。这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之所在，是我们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推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对人类文明和进步事业应当承担的责任。

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深刻地指出：“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绝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正确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必须坚决地摒弃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对立地荒谬的、返自然的观点；必须尊重和珍爱自然，把风景如画的山野和森林看做人类的物质粮食和精神粮食的提供者，看做保证人类生理和心理健康的伟大神医；必须自觉地认识并因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远的自然后果”——只有这样，人类文明才能植根于丰厚肥沃的土壤，不断绽放美丽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

再次要建立健全生态法律制度体系。健全的生态法律制度不仅是生态文明的标志，而且是生态保护的最后屏障。法律制度是文明的产物，它标示着文明进步的程度，其作用在于用刚性的制度约束人类的不文明行为，惩罚破坏文明的行为。目前，当务之急是要严格落实环境责任追究制度，尤其是刑事责任的追究制度，加大对违法超标排污企业的处罚力度，严惩环境违法行为。同时，要尽快补充修订环境保护法，明确界定环境产权，并建立独立的不受行政区划限制的专门环境资源管理机构，克服生态治理中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要加快建立健全生态法律制度体系，以制度规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下面我想对于加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举个特例，是我从一本叫做《生态文明与转型升级》的书中了解到，浙江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经验与新的理念。我感觉很不错，我总结如下：

一、坚持以推动转型升级为抓手

众所周知，浙江省在市场经济发展上处于全国前列，但是浙江省由于面积狭小、资源贫乏、人口密度大，在原有的产业结构和工业特点基础上的那种粗放型发展方式，要想获得健康持续的发展，已不再可能，特别是环境容量和生态系统已经不能承受进一步的污染和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浙江省及各地市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不惜牺牲暂时的经济增长数据，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最终促使一大批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产业和企业成功转型升级，大量高科技新兴产业和现代化服务业在浙江各地涌现，从而大大降低了能源资源的消耗，减少了有害气体的排放，减轻了环境污染，使生态系统整体获得了明显改善。

二、坚持以强化生态文明建设领导体制为核心

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瞩目的成就，其中一个核心的环节和因素在于浙江省各级领导机关的高度重视，并且建立起了科学合理的领导体制。首先是浙江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浙江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在深化三大规律的基础上，从21世纪开始着力推进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在2002年的党代会上提出了将设“绿色浙江”的战略任务，2003年省政府正是制定印发《浙江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各个市县也相应制定了生态市县建设的规划纲要，并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的实施意见、方案、条例，从而明确省市县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任务、目标。其次，建立起了从上而下的完整系统的生态文明建设领导组织网络，形成了运转有效、组织得力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再次，建立起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考核监督机制。最后，强化人大政协对政府在生态文明领导工作的监督。

三、坚持以发展生态产业为根本

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做法还在于通过大力发展生态产业，有效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良性互动。改变传统的粗放式增长方式，根本上就要发展生态产业和生态经济，核心是发展循环经济。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的规划条例。促进了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实现了经济发展质量、生态环境质量、人的生命生活质量的共同提升。

四、坚持以健全生态制度为关键

生态制度包括一系列有序有效地指导引导、规范激励各生态建设主题的生态行为的规范性组织、体制、机制、法律、法规、政策，主要包括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生态经济、促进生态科技、促进生态生活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机制。正是通过一系列符合实际的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使得浙江省这些年来无论是经济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都能扎扎实实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向前发展，不断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五、坚持以整合区域生态建设为策略

依据浙江省整体的生态建设目标，进行规划、分解为不同的生态区域的生态建设目标、任务，这些不同区域在生态建设上呈现出了重点在减碳或固碳、在发展生态工业或生态农业、在发展循环经济或旅游经济等方面的不同，呈现出来与区域经济发展、区域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区域生态建设格局。这些不同的区域生态建设又在总体上功能互补、效益互增，使浙江省的生态文明建设在充分调动各地积极性的基础上获得良好发展态势。

以上就是我对加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个人见解，我坚信着，只要每个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都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任务，坚守自己的原则，遵守国家制定的法、律、规，接受和学习新的正确的理念，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会很顺利的进行，世界会一直美好。

【参考文献】

[1]薛晓源，李惠斌.生态文明研究前沿报告[R].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沈立江，马力宏.生态文明与转型升级[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生态文明法律制度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农业 生态补偿 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3.04.002

一、生态补偿制度的理论依据

生态补偿国内外至今未见明确的定义，目前我国实际工作中的生态补偿，是指为了保护和恢复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或生态价值，针对生态环境进行的补偿、恢复、综合治理等行为，以及基于环境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而对可能因此丧失发展机会区域内的居民承担的给予资金、技术、实物上的补偿、政策上的优惠等行为。[1]生态补偿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关系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生态环境受益人、其他组织、国家、社会因保护或破坏生态环境活动产生的环境利益及其经济利益分配关系，是为保护区域生态环境和维护、改善或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所进行制度安排。

从经济学角度生态补偿制度的理论依据：一是公共产品理论。萨缪尔森公共产品是每个人消费这种产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个基本特征，生态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公共产品，公共产品没有排他功能，就会导致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使生态环境和资源遭到破坏，必须建立一种补偿制度，给与那些为保护生态资源而牺牲自己利益的人们一定的补偿，最终保证全体成员的利益不受损失。二是外部性理论。外部性理论是在生产或消费中对其他人产生额外的成本或效益，即成本或收益被加于其他人身上，然而施加这种影响的人却没有为此而付出代价或得到好处。该理论在生态保护领域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例如排污收费制度、退耕还林制度等就是对该理论的应用。必须运用外部性理论设计一套较完善、最终实现生态资源的最优配置生态补偿制度。三是生态经济学基础。生态经济学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相互生态经济关系。生态系统是经济系统的基础，经济系统对生态系统有反馈作用。建立生态补偿制度，正是促进经济和生态环境双向、共同发展。随着对生态补偿认识的全面系统和深入，结合学科研究的进展，多学科综合交叉研究生态补偿，对生态补偿的理解也更有趋同的趋势。自然生态学和社会学、经济学对于生态补偿的研究共同服务于一个目的：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2]

二、构建黑龙江省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农业生产和生活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日益严重，需要进行一定的制度设计来解决农业环境受到污染的问题，建立农业生态法律补偿制度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既有生产功能，又有生态功能，然而农业的生态功能不能转化为农业经济效益，也不能转化为农民的收入，而是体现为良好周边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处于农村地区的生态功能区域，为维护其农业生态环境，需要对农业生产活动进行抑止或限制，这是以牺牲农民和农业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为代价的，对相关的既得利益群体应公平负担这种牺牲。农业生态补偿就是通过对特别牺牲进行补偿，从而彰显社会公平正。所有主体在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上一律平等，保障任何主体的环境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够得到救济，对任何主体违反环境义务的行为都要追究其法律责任。说到底生态补偿是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环境公平问题的关键所在。

目前，我国对农业生态补偿已经开展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研究，国家和一些地方政府在宏观方面制定了生态补偿政策和生态补偿资金管理办法。例如国家草拟《生态补偿条例》，首次提出了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还有《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等等。《黑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生态建设达到新水平，使“十二五”成为我省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时期。资源消耗得到有效降低，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治理，耕地农田得到有效保护，废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16%，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5。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耕地保有量保持1160.7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47.3%。草原面积得到恢复性增长，“三化”面积下降。

其次，环保部、财政部、发改委推行“以奖促治”政策，加快了农村环境治理步伐。黑龙江省1980年成立农业环境保护监测站，20多年来，在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广大环保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我省的农业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自建站以来，农业环保机构从无到有，环保队伍不断壮大，目前已经建立市（地），县级站68个，四级（省、市、县乡）农业环保监察人员已达1000余人。1993年的旨在保护农业环境，防止农业环境污染《黑龙江省农业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在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和《农业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基础上，结合我省实际情况于1993年10月正式实施。条例规定：“农业环境保护，指对农业用地、农业用水、农业生物和大气等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在我省境内从事与农业环境有关的生产、建设、开发、科研和其他活动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本条例。”为落实中央文件，黑龙江省制定了《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在现有基础上，构建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不仅是必要的，还是可行的。

三、完善黑龙江省农业生态补偿制度的法律构想

1.农业生态补偿原则明确化。

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能超越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传统的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所造成的农业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已经远远超过农业生态系统所能承载的能力范围，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从实践出发，进行农业生态补偿首先必须确立一定原则。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是指生态利益享受者通过直接或间接地方式对补偿者进行补偿，依此原则确立农业生态补偿主体；生态补偿本质上就是为了调整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生态受益者与权益受损者之间的公平，进行立法时确立公平补偿为原则，在整体上实现公平。生态补偿主要是在政府的主持下进行，需要统一的行政管理，实现补偿方式的多元化，注重补偿资金的筹集，确立科学合理的补偿标准等，在进行政府补偿的同时注重市场运作实现补偿者与被补偿者之间直接的补偿，使被补偿者、补偿者都能够参与进来，尤其需要关注弱势群体在生态补偿中的参与，在保护生态环境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弱势群体的生计对生态环境的依赖作用，充分考虑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权利。[3]农业生态补偿主体在程序中的充分参与，既能保证补偿的公平，又能对政府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最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恰当的生态补偿措施。

2.农业生态补偿主体、客体法定化。

生态补偿法律关系主体是该法律关系的参加者，生态补偿的主体问题是生态补偿制度研究的重要范畴，生态补偿主体的确定是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构建的出发点和归宿。[4]由于农业生态补偿主体众多，生态补偿主体无法可依，从法律制度的实践理性来看，农业生态补偿主体法定化都具有必然性。应该遵守一定的原则和标准，对农业生态补偿主体进行类型分析，并按照具体类型予以权利义务配置。法律关系构成中首要强调的是主体要素，生态补偿主体是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基点和内核，首先认可和肯定的主体法律地位，主体法律地位的确立使得农业生态法律关系的形成成为可能，明确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企业、基层组织、农户等主体的权限，为各主体提供法制框架和行为边界。由于涉及面广，牵涉主体多，农业生态补偿需要协调多个类型的利益关系，主体法定化是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实践活动的必然要求。

3.建立与专项法协调、配套的法律体系。

目前黑龙江省具体的生态补偿办法、法律缺失，应尽快加强生态补偿的专项立法工作，根据生态补偿的类型及生态补偿的实际需要出台农业生态补偿法，使生态补偿有法可依，从法律上明确各生态补偿主体及其义务、生态补偿责任、补偿形式、补偿标准的制定方法等等，为生态补偿制度的规范化运作提供法律依据。同时，还应与其他环境资源法形成体系，避免单就补偿论补偿，减少各部门法之间的适用冲突。还需要建立一套生态补偿法律与非环境资源法的法律共同形成的法律体系，消除各部门、主体间的利益纷争，实现生态补偿的程序化和法制化，提高政府补偿的效率。该制度的成功与否不仅在于有完善的制度框架，关键还在于能够真正地理解并全面地实施。

4.健全、规范农业生态补偿管理体系。

加强政府协调监督，发挥政府在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中的作用。在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构建及运行中，离不开监督。在黑龙江省应建立农业生态补偿管理部门，下属区县也应设置相应的管理部门，主要进行农业生态补偿项目的审批和对农业生态补偿资金进行管理。补偿主体、补偿标准、补偿方式的多元化及复杂化给农业生态补偿制度的有效运行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作为政府应根据农业生态补偿的特点，保证主体双方尤其是受偿主体利益的实现。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为建立生态补偿关系的协调发展提供了正式规则，促进了农业生态补偿法律体系的完善。

参考文献

[1]王娟.北京市生态补偿政策体系研究，2007中国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陶建格.生态补偿理论研究现状与进展，《生态环境学报》[J]，2012，21（4）：786-792

生态文明法律制度范文第5篇

关键词：草原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生态保护；补偿主体

1草原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

1.1生态环境稀缺理论

稀缺资源是指不可再生资源或再生速度无法满足人类需要的资源，如石油、稀土、金矿、玉石等。稀缺资源有着匮乏性、局限性等特征，从这种角度看草原生态也属于稀缺资源。因而，在草原生态开发中，人们应保护、改善和补偿草原生态资源，为草原建设提供生态补偿。

1．2公共物品理论

公共物品是指全体社会成员所共有的物品，公共物品有着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等特征，非竞争性是指某种公共物品的使用不会引起产品成本的增加；非排他性是指人们消费某种公共产品时，不会影响其他人对该物品的消费。草原是一种全体国民所共有的公共物品，有着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等属性，如任何人对草原环境的消费，并不影响其他人对草原环境的消费；草原环境得到改善时，全体社会成员都会受益。正是由于草原生态环境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才产生了“公地悲剧”，即人们过度开发草原资源，导致草原环境恶化，草原资源枯竭。因此，应建立草原生态补偿机制，协调草原生态环境的各种利益关系，以实现草原生态环境保护的目的［1］。

1．3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是指“那些生产或消费对其他团体强征了不可补偿的成本或给予了无需补偿的收益的情形”。外部性可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人们的生产或消费行为对他人产生了正的效益，但是这种生产或消费却没有获得相应的补偿；负外部性是指人们的生存或消费行为对他人产生了负的效益，但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并未补偿后者。草原生态环境有着正外部性，因为草原生态环境改善会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福利，而草原生态建设者却蒙受了经济或社会损失，并未得到相应的补偿。显然，建立草原生态补偿制度有利于提高草原生态建设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有利于更好地保护草原生态环境。

2我国草原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现状和问题剖析

2．1草原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建设状况

我国宪法第十条、第十三条明确提出了补偿机制的法律地位，《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防沙治沙法》等提出草原生态补偿问题，并作出原则性规定。此外，《草原法》第三十五条、第四十八条针对休牧、轮牧、退耕还草等作了具体规定，明确草原生态补偿制度问题。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中也有许多关于草原生态补偿的规定，如1998年国务院制定了《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提出了建设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议；2002年国务院出台了退耕还草的若干意见，制定了退耕还草的财政和税收政策；2009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积极推进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扩大退牧还草工程，启动草原、湿地和水土保持试点工作；2011年农业部和财政部联合出台《中央财政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草原生态补偿的内容与范围。这些法律法规为草原生态补偿制度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2．2我国草原生态补偿法律所面临的问题

草原生态补偿法律体系不完善。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专业的生态补偿法律，关于草原生态补偿的内容多散见于法律法规之中，而且这些内容多是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和执行性。比如《草原法》提出，在禁牧、休牧、轮牧、退耕还草等过程中要对牧民进行补偿，但是并没有明确提出补偿方法和途径。再如，《退耕还林条例》并未对草原上过度放牧、生态破坏等做出具体规定，也没有配套的政策措施，在实践中很难将法律法规落到实处。此外，许多生态补偿制度多体现于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之中，针对草原生态保护的法律条款内容混乱，而且经常出现规章制度相互冲突的问题。比如，《退耕还林条例》与《关于完善退耕还林粮食补助办法的通知》在生态补偿方式与内容上就发生了冲突［2］。

2．3生态补偿的法律性质不明确

当前，我国法律法规中并未出现草原生态补偿的概念，所谓的草原生态补偿制度只是散见于法律法规的各种规定的总和。比如《草原法》《退耕还林条例》等都使用了“补助”一词，《中央财政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多次运用了“补助”“奖励”“补贴”等词语。此外，政府向牧民提供补贴、补助的行为也值得商榷。在国外，草原生态补偿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由国家或生态服务受益者提供补偿，我国草原生态补偿则以国家为主，涉及行政补偿、行政合同、行政征收等，有着浓重的行政色彩。最后，草原权属不清晰，生态补偿难落实。《宪法》第九条规定，草原是国家财产，属于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公民对草原资源拥有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由于草原的公共产品属性及其所有权问题，在草原使用上很容易产生“公地悲剧”，并导致草原生态补偿制度不能落到实处［3］。草原生态补偿制度有待完善。《草原法》《退耕还林条例》等法律规定，草原生态补偿主体为财政、林业、农牧等部门。这种以国家为补偿主体的生态补偿制度存在许多问题，如生态补偿效率低下，许多补偿金难以落到实处，行政执法中常出现职责不清、职能交叉等问题。当前，草原生态补偿经费多由政府筹措，依靠单一的税收收入弥补财政补贴，导致政府财政补偿资金匮乏。在补偿形式上，《中央财政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金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了草原生态补偿的方式，但是这些补偿方式较为单一，多以现金、粮食、贷款优惠、税收减免等方式进行补偿，而且在实际运用中缺乏可操作性和执行性。

3我国草原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建构路径

3．1建构草原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体系

在草原生态补偿制度建设中，应以科学发展观与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坚持“谁受益，谁补偿”的基本原则，建立政府主导、市场为辅的草原生态补偿机制，以更好地完善草业基础设施、改善草原生态环境。同时，应制订草原生态补偿计划，保障生态补偿参与者的合法权益，促使广大牧民积极参与草原生态补偿。要在现行法律框架内修改《环保法》《草原法》《生态补偿条例》等，将生态补偿制度融入法律之中，不断提高生态补偿制度的法律地位；应将草原生态补偿纳入法律法规之中，融入部门规章、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之中，建构完善的草原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体系。具体而言：在补偿内容上，应协调草原生态补偿各方的利益关系，确保各方的责、权、利相统一；在补偿主体上，应转变以政府为主的补偿模式，将草原生态环境的受益者纳入补偿主体之中；在补偿对象上，应按照草原承包责任制的要求，进一步明确草原生态补偿的对象；在补偿标准上，要充分考虑不同区域的经济差异，建立公平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在补偿资金上，应建立多元化的资金筹措渠道，如可以建立草原生态保护基金，征收生态环境保护税等，通过多种方式拓展草原生态补偿的经费来源。

3．2完善草原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内容

第一，进一步明确草原生态补偿主体。补偿主体是草原生态补偿义务的承担者，国家是草原生态资源的所有者，理应担当起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义务。因而，中央政府要通过政策法规等确立草原生态补偿标准、范围与方式，并通过转移支付、财政拨款、税收减免等方式支持草原生态补偿建设，地方政府也应积极投入草原生态保护之中，为草原生态补偿提供政策、资金等支持［4］。草原资源不仅有经济价值，还有着涵养水源、净化空气、保持水土等功能，因此享受草原生态资源的企业理应承担一些生态补偿义务。为此，政府可以向受益企业征收生态补偿金，以更好地协调草原生态补偿的利益关系。同时，从国外经验和法律实践看，也应将企事业单位、自然人、社会团体等草原生态受益者列入补偿主体的行列。第二，进一步明确草原生态补偿对象。草原生态补偿的对象主要是牧民，《中央财政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也明确草原生态补偿的范围与对象。但是考虑到我国草原分布广泛，草原承包使用方式复杂，仅对牧民实施生态补偿的方式并不合理。因而，还应扩大草原生态补偿对象的范围，将草原区域的地方政府、草原资源保护区、退耕还草的利益损失者等均列入生态补偿的范围，以提高利益损失者进行生态补偿的积极性［5］。第三，完善草原生态补偿标准。补偿标准直接关系着生态补偿的效果，也关系着草原生态环境建设。当前，我国草原生态补偿标准仍比较低，以内蒙古为例，草原生态补偿标准约为每年48元／亩（1亩≈667m2），远远低于草原生态补偿的实际需要。因此，应根据地方经济发展状况、草原生态保护成本等确定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以更好地提高牧民参与生态补偿的积极性。第四，创新草原生态补偿方式。当前，我国仍采用财政补偿为主的生态补偿方式，这种单一的补偿方式给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也影响草原生态补偿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应根据草原生态补偿的实际需要，创新草原生态补偿方式。比如可以制定财政转移制度的法律法规，健全草原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地方生态补偿的财政支持力度；可以制定草原生态补偿税收政策，对草原生态环境的贡献者减免税收，对草原生态环境受益者征收生态环境税，用税收促进草原生态环境发展；此外，还应探索草原生态补偿的市场机制，可以通过放牧权交易制度明确每块草地的承载量，用放牧收费的方式控制草原过度放牧。第五，落实草原生态补偿的法律责任。目前，草原生态补偿的法律性质不清晰，在法律实践中常出现无法可依的问题。因此，应落实草原生态补偿法律责任，明确利益各方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比如，应完善草原生态补偿责任追究制，明确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严查占用、挪用、贪污草原生态补偿经费的行为，追究失职、渎职的行政责任。再如，草原生态受益者应与生态服务提供者签订生态补偿合同，并严格按照合同要求履行职责［6］。健全草原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是改善草原生态环境、促进草原生态平衡的重要途径，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化、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应通过多种方式完善草原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更好地保护草原生态环境。

作者:刘旺余 单位: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马莉，王蕾，罗晓玲，等．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进展［J］．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09，22（5）：4－5．

［2］李笑春，曹叶军，刘天明．草原生态补偿机制核心问题探析：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草原生态补偿为例［J］．中国草地学报，2011，33（6）：1－7．

［3］郭建．充分挖掘草原碳汇功能助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J］．现代农业，2010（12）：3－4．

［4］汪劲．论生态补偿的概念：以《生态补偿条例》草案的立法解释为背景［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4（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