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研究综述
数字经济研究综述范文第1篇
截至目前，《创新科技》杂志已蝉联两届河南省自然科学一级期刊20佳;文章多次被《新华文摘》、《中国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或摘要刊发。全文收录于《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维普网》《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和《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
一、内容栏目
本刊主要发表科学学、科技战略与政策、创新系统与集成、科技创新与创业、科技人力资源研究、科技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学术论文及经典案例研究等，省级以上软科学计划项目研究、学术论文和综述报告等优先刊发，旨在进一步促进省级以上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研究成果的学术交流。
主要栏目为：战略研究（科学理论与方法、区域科学发展、创新系统与集成）、技术预见、产业技术创新、情报科学、科技管理、企业发展研究、数字人文等。
二、约稿细则
1.理论研究成果，上述内容的最新研究成果、典型案例、创新方法工作战略研究成果等，应具有原创性，引用重质率不得高于30%，思想新颖、观点鲜明、文字精练、数据可靠、图表清晰、论证严谨，符合学术论文刊发规范（包含准确的中英文摘要、关键词、省级以上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基金项目等课题号、参考文献、作者简介）。
2.来稿字数一般应控制在1万字以下（不低于4500字），包含作者简介（即姓名、出生年、职称、学位、研究方向）和联系方式等要素，以方便编辑联系商榷稿件和寄赠样刊;发稿周期为50天。
3.为鼓励加强理论研究，凡优质稿件，经本刊专家编委会委员评审，均给予稿费酬劳，其中，省级以上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基金项目文章优先予以刊登。另外，期刊集团每年将定期评选优秀论文奖，并颁发证书。
4.凡着重于科技与经济宏观发展研究、科技统计与分析研究、科技投入与科技金融研究、科技体制与管理研究、科技预测与评价研究、农村科技与区域发展研究、产业技术政策研究和社会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以及我国科技与河南科技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前瞻性、全局性和综合性的原创性研究报告等优秀文章，除在《创新科技》刊登外，经本刊编委会同意，优先刊发于由河南省软科学研究会、期刊集团《创新科技》杂志社和河南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联合出版的内资出版物《研究报告》中，这是河南省唯一一本由三家机构和省会部分知名专家学者联合选稿编审的内部参考资料，以供决策层参考。
三、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河南科技期刊传媒集团 单位地址：郑州市政六街3号 邮 编：450003
数字经济研究综述范文第2篇
关键词：信息产品；定价策略；定价因素；定价模型
信息产品是网络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并且在网络经济环境条件下，由于其自身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都具有与传统经济商品不同的特性，特别是信息产品与其他商品在需求、供给、价值实现及价格形成四大方面的差异性，导致了定价者难以用传统经济理论和营销管理方法对其进行定价研究。因此，网络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信息产品定价问题，就成了学术界探讨的热点。本文在对现有信息产品定价策略进行分类、比较等综述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影响定价策略的五个方面，并构造出基于五个关键影响因素的定价模型设想，为定价者具体的定价活动提供参考依据。
一、信息产品定价策略综述
目前，有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信息产品进行过定价方法、策略、模型等方面的研究，大体来看可从传统经济、网络经济及营销管理三个方面进行概述。比如，刘波运用英国经济学家庇古（Pigou）的传统经济中的价格歧视理论，对信息产品进行一级价格歧视、二级价格歧视、三级价格歧视定价；干春晖和钮继新以网络经济新特性（规模经济、共用品特性）和信息产品特性（成本结构和市场结构）为依据，提出信息产品基于功能、性能、时间的版本划分定价和包含信息捆绑、定制捆绑的捆绑定价，以及徐晔运用网络经济中的正反馈、注意力经济、顾客锁定等原理，提出阶段性定价和版本划分定价；张宇和张小我着重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法在信息产品定价中的应用，以及司辉和许炜运用营销管理学中一般商品的静态和动态定价方法，分析并制定了信息产品的定价策略。还有许多学者综合运用经济学价格形成原理、网络经济学特性、营销学定价方法对产品信息定价进行了大量具有应用意义的研究。根据搜集到的相关资料来看，某些学者最初于2000年对信息产品定价进行理论研究，目前取得了一定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践应用（有关信息产品定价策略综述如表1）。
二、影响信息产品定价的五大方面
由表1可以看出，无论是歧视定价、版本定价还是产品生命周期定价，其定价的影响因素都是错综复杂的，但根据信息产品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过程，大体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对信息产品定价影响因素进行分类和原理阐述（如表2）：
由表2可知：定价策略都与以上因素影响有关；影响信息产品定价因素是比较多的，并且相互之间的界线是模糊的，即很多因素之间相互关系密切，比较难以把握其间的因果关系；每个因素的影响系数或权重大都是定性的，是难以定量的。
三、基于关键定价因素的定价模型设想
为了进行模型构造和定量化研究，我们从上述五个方面中选取五个关键影响定价因素。选择的原则根据经济学中的供需理论，将定价模型公式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由生产方定价公式构成，另一部分由需求方定价影响因子构成，两者共同合成信息产品的定价模型公式。具体步骤如下：
（一）基于生产方的定价公式
根据经典的微观经济学MC=MR原则，可以得到关于一个普通商品的定价公式：
由L=TR-TC-R=PQ-FC-VQ-R可推出P=（L+FC+VQ+R）/Q
其中：L――利润；TR――产品总收入；TC――产品总支出；R――风险收益；P――单位产品价格；FC――固定成本；V――单位产品可变成本；Q――产品产量。
由公式可知，生产商的单位产品的定价为利润、固定成本、变动成本和风险收益之和，并且此时的价格也应是信息产品定价的下限。在这个公式中，根据生产方的信息产品成本结构和开发的风险性和困难性特点，既考虑了信息产品的较大的沉没成本（即固定成本），也考虑了其预期风险收益，以减少研发风险。
由于数字化信息产品拥有独特的自身特性和外部性特点，决定了一般普通商品的定价公式不太适合数字化信息产品。所以，在这个公式的基础上，根据数字化信息产品的特质，加上一个系数K，称为信息产品特征系数，K值主要由需求方中的定价影响因素来确定。
这样，信息产品定价模型数学公式为：
P=K*（L+ FC+VQ+R）/Q
（二）基于需求方定价影响因子K值确定
从营销管理中消费者行为角度考虑，从五大定价影响方面选取M、L、U、C、P’五大关键影响定价因素，并将K构造成为关于五大关键影响定价因素的复合函数，即：
K=f（M，U，L，C，P’）
其中：
M：梅尔卡夫原则系数，回答网络中有多少潜在用户的问题。梅尔卡夫原则是培养顾客基础的基础，只有参与网络上人数越多，网络价值也会越大，成为信息产品消费的潜在性也就越大；
U：顾客体验效用系数，回答潜在用户转为实际用户的关键过程问题，即只有当潜在用户变为实际用户后，并切实体验到信息产品的效用时，才会继续使用该信息，并且顾客的认识价值也是信息产品定价的上限；
L：顾客锁定系数，回答培养顾客忠诚度和创造顾客增加值（Value-added）的问题，即对于使用信息产品后并感到满意的顾客，生产者应去培养其顾客忠诚，加以“锁定（Lock）”，并提高其转移成本；
C：信息产品版本划分系数，回答根据顾客价值分析（CVA），针对不同顾客消费特征采用差别定价的问题；
P’：竞争对手定价系数，回答生产者时刻关注竞争者，以突出自己竞争策略和优势的问题。
由信息产品的定价模型公式可知，公式中既包含了生产方的定价因素影响，也包含了需求方的定价因素影响，即考虑了网络经济特性对定价的影响，也考虑了信息产品自身特性对定价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既体现了信息产品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价值增值的过程，也体现了信息产品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定价策略的选择。
四、结束语
本文从现有信息产品定价策略综述，着重分析了影响定价策略的五大方面，并从中选取五个关键因素构建了信息产品定价模型，这也是本文的最终目的。但还存在着对此模型中各因子进行量化并构造函数关系的困难，作者将会进一步加以研究。
参考文献：
1、刘波.信息产品的定价策略[J].情报杂志,2005(1).
2、干春晖,钮继新.网络信息产品市场的定价模式[J].中国工业经济,2003(5).
3、徐晔.信息产品的定价研究[J].中国物价,2004(9).
4、张宇,唐小我.在线信息产品定价策略综述[J].管理学报,2006(2).
数字经济研究综述范文第3篇
数字城市的概念来源于数字地球，是数字地球的城市信息化的必然发展趋势，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简而言之，就是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把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网络上进行数字化虚拟实现。现在城市的生活发展离不开信息服务，城市信息化的建设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城市的发展。
1、建立信息化服务平台的意义
随着数字城市的初步建设，数字城市公共信息平台在九五末期和十五初期就被提了出来，并得到了较广泛的认同。2001年建设部组织有关专家编撰的数字城市导论中就给出了一个经多次讨论修改的数字城市框架体系，该体系中列出了三个公共平台，分别是城市综合信息平台，城市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和城市电信基础设施平台。
通过建设数字城市信息化服务平台，不仅能提供城市统一的基础信息平台，实现整个城市的各类信息可视化查询、显示和输出，而且可以满足城市各政府职能部门的日常办公及其专业应用需求，在空间上优化配置，在时间上合理利用，实现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交流、综合和合作；同时还能宏观性的全局性的制定城市整体规划和发展战略，、为城市的建设、管理和服务等提供综合决策的现代化工具和手段，。
2、数字城市公共信息平台的作用：
数字城市公共信息平台的作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基于程序专用或公共网设施，为城市信息共享和应用提供高效率的网络环境支持。实现城市的网络化，即电话网、有线电视网与Internet，三网实现互联互通；通过网络将分散的数据库，信息系统连接起来，建立互操作平台，建立数据仓库与交换中心，数据处理共享平台；二是通过建设地理空间框架数据库，为社会经济等信息基于位置的整合与集成提供支持。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既是一座城市的空间基础信息平台，也是国家空间数据基础设施的基本组成部分，它是信息集成的载体，是数字城市赖以实现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支撑；三是在地理空间框架数据库的基础上，通过整合和扩展城市公共社会经济等信息，建立信息管理与应用服务系统，实现城市公共信息的共享，为基于公共信息平台开发各种信息应用系统，开展综合或专题应用提供保障。
3、数字城市公共信息平台的内容：
早在2002年中国GIS协会完成的测绘科技发展基金项目，构建数字中国地理空间基础框架总体战略研究中，数字城市框架系统基本上被完全接受，并被扩展为数字中国基本框架，上述提到的三个平台被分别表述为：社会经济信息平台，地理空间基础框架和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尽管用词不一致，但在城市层面上提及意思是一致的。它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中，网络基础设施主要为数字城市的运行提供基础保证，是国家和地方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任务，空间基础信息平台或地理空间框架数据平台一般由城市最基本的空间信息及其管理和服务系统构成，是空间信息应用以及实现社会经济信息与空间信息整合的基础；城市综合信息平台和社会经济信息平台，就是在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数据平台的基础上的一个服务于城市应用的整合性公共平台。这三个方面实际上也是城市公共信息平台所应包括的基本功能和应起到的核心作用。
城市公共信息平台要建设起来，并能发挥其作用，首先需要合理确定城市公共信息的内容及质量。地理信息提供与地理位置有关的空间信息与属性信息，是其他各类信息的空间定位基础载体，是城市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比如目前所谓的基础地理信息实际上是基本地形信息，不能满足大多数应用的需要。地理空间框架数据是一级有最广泛用户群的空间基础数据，主要包括行政区划、道路、水体、地名、建筑物、地下空间设施、地址、地籍、数字影像高程测量控制点，土地利用现状规划用地园林绿地，特殊管理区域公共服务设施和环境等数据。
城市公共信息除包括地理空间框架数据外，还应包括一些基本的社会经济和统计等信息，这些信息的质量取决于数据本身的特征及应用需求，同时还需要认真研究城市公共信息平台的服务模式，北京、武汉等城市在信息平台服务方式方面都做了很好的尝试，他们可以提供基于专用网络在线信息租赁服务，传统意义上的数据提供或拷贝服务以及面向公众的信息和浏览服务等等。
4、数字城市公共信息平台的成果：
应该说在十五期间，我国在数字城市和城市信息化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比如，众多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地理空间框架数据与空间信息平台和城市信息应用建设等方面的工作，取得了积极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和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对城市空间信息给予了较大力度的支持，研究开发了一批关键技术，并形成了若干示范应用工程，多项城市空间信息应用方面的国家和行业标准等等。而与此同时，人们对数字城市及城市空间信息应用的认识更加理性化，科学化和合理化。
5、数字城市公共信息平台面临的挑战：
数字城市公共信息平台的广阔数据平台，充分实现了城市信息的共享，为城市建设和人民的生活提供了便利，也为政府更好地服务于广大民众提供了工具。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数字城市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在整个城市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和问题，既有技术上的局限，也有体制机制方面的制约，比如核心技术的国产化程度较低、信息获取与处理的时效性相对滞后，海量公共信息的存储维护更新问题，地理信息的保密与公开服务的矛盾问题，具备处理公共信息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缺乏等等，使信息平台的发展和应用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整个数字城市公共信息平台的推广和发展还需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但是信息平台包含着的强大功能和应用价值，只要在未来采取措施着重解决这些问题，信息平台还是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前景。
6、结语
数字城市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是城市发展和社会信息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城市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随着智慧城市、云中心、物联网建设的兴起，城市信息化建设又将掀起新一轮的高潮，通过数字信息技术的应用，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的建立，提高城市综合服务能力及服务水平，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虽然面临一些挑战，必须转换观念，以战略眼光认识城市信息化平台建设的意义，以发展眼光看待城市信息化建设的内涵与前景，以务实的态度处理好长远规划与近期目标的关系，通过技术创新人才队伍培养和共享机制，实现数字城市向智慧城市迈进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肖建华.罗名海.Xiao JianHua.Luo MingHai 城市信息化测绘体系建设的若干问题[期刊论文] - 城市勘测 2010（5）
数字经济研究综述范文第4篇
关键词：数字资源;绩效评价;理论基础
中图分类号： G250.73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1968/tsyqb.1003-6938.2015136
Review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bout Digital Resources Use
Abstract Based on economics， management science and operations research. This paper combs the scientific methods of Digital resources performance evaluation theory. These methods include philosophy method， the general scientific method， economic efficiency theory， the management control theory， the behavioral science theory， the service quality gap model and Multi index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Then it is further clarified that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digital resources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s a new areas of Multi subject intersection research which relates to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ce， economics， management science， operations research; finally the research result can provide reference to the future research on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digital resources performance evaluation.
Key words digital resources; performance evaluation; theoretical basis
数字资源使用绩效评价问题的研究已有十多年的历史。目前，业内对数字资源使用绩效评价的标准、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等相关内容的研究与实践已有不少成果，但数字资源使用绩效评价所依赖的理论基础研究仍比较欠缺。数字资源使用绩效评价作为一个组织管理的重要部分，也需要有相关理论基础支撑;然而数字资源使用绩效评价理论基础的模糊不清，一方面导致我们无法完全了解数字资源使用绩效评价的方法和模式的构成与所要达到的理想的绩效评价结果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也使得数字资源使用绩效评价的相关新方法模型的发展很难在绩效评价模式中得到充分的展现，深入探讨数字资源使用绩效评价的理论基础对于数字资源使用绩效评价的理论和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对数字资源使用绩效评价的理论基础研究基本集中于服务质量差距理论，然而数字资源使用绩效评价的理论基础应该既有公共管理绩效评价所具有的共性，也有数字资源使用绩效评价的个性，而不仅仅局限于服务质量差距等个别理论;因此本文根据数字资源使用绩效评价相关研究现状结合公共管理绩效评价理论，从系统科学、管理学、运筹学以及经济学等学科领域梳理了数字资源使用绩效评价所涉及的理论基础。
1 科学方法论基础
科学方法论是关于科学研究一般方法的性质、特点、内在联系和变化发展的理论体系，是关于获取科学认识的一般程序的系统理论。科学方法论按照抽象性层次可划分为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具体科学方法[1]。由于具体科学方法是探讨各门学科专门的具体方法和技术，因此本研究将具体科学方法分解到各学科理论基础研究中探讨。
1.1 哲学方法
所谓哲学方法，就是运用哲学的方法原理来解决具体的科学问题。哲学方法作为最高层次的方法，它适用于并能指导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及交叉科学的研究，是人们处理外部世界关系的基本规范和准则，是调查研究工作中的一种基本方法。
调查研究中所用的各种方法，均要受到调查研究者的立场、观点的制约;方法问题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认识论、世界观、方法论的统一。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必须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和规律[2]。只有掌握了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才能正确地使用各种现代化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去研究数字资源使用绩效评价工作中存在的矛盾、本质与规律。
1.2 一般科学方法
一般科学方法是人们进行科学研究所运用的具体方法，是从专门科学方法概括和发展出来的，具有较高的概括程度和较大的适用范围。在一般科学方法中，数学方法、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方法对图书馆数字资源使用绩效评价工作的产生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数学方法。数学方法即利用数学工具对研究资料进行数量处理，以达到对事物的量化认识和描述。它可以为数字资源使用绩效评价提供定量分析工具与手段，采用数学方法构建评估模型;对指标权重进行测算是数字资源使用绩效评价的关键环节，是确保图书馆数字资源使用绩效评价纵向深入发展、得出准确评价结论的重要前提。目前用于数字资源使用绩效评价数据处理与分析的数学方法有：统计分析、 线性规划、模糊数学等方法。
（2）系统论方法。系统论就是把一个研究对象当作一个系统，并研究系统各要素之间的规律性[2]。它对数字资源使用绩效评价的指导作用在于：可以从思想观念上指导数字资源使用绩效评价系统构建的整体性、综合性、动态性、模型化和最优化等问题的解决;有助于理清数字资源使用绩效评价体系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及所采用的各种方法之间的互补性问题。
（3）信息论方法。信息论是用信息这一中心概念研究系统的目的和控制功能，把系统的有目的的运动抽象为一个信息变换过程，通过信息变换与反馈控制使系统保持或趋向于一定的目的[3]。信息论的基本原理在数字资源使用绩效评价系统中可以形成信息优势，因为数字资源使用绩效评价的过程其实质就是对数字资源使用绩效评价指标信息的一种评价。
（4）控制论方法。控制论是把一个对象看作是动态的系统的由多因素组成的有机体，并揭示各种系统内部因果关系的结构、方式、系统的功能和运动机制以及控制过程的一般规律[4]。通过控制论方法中的经济控制论可以把数字资源使用绩效评价各环节看作是一个由多因素组合的有机系统，动态地、整体地把握和控制数字资源使用绩效评价流程各环节的作用，从而更好地实现数字资源使用绩效评价体系的管理控制目的。
2 经济学基础
在经济学相关理论中，涉及数字资源使用绩效评价的常用经济理论有帕累托最优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理论。
2.1 数字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
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也称为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管理学所研究的管理活动，其目的是充分利用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优化资源配置，争取以最小的成本创造最大的效率和效益[5]。
数字资源配置满足帕累托最优状态就是最具有经济效率的，但帕累托最优模型是否适用于评价数字资源的配置问题呢？贾晋和吴永臻[6]认为帕累托最优标准用于分析信息资源的配置效率虽然在根本意义上存在缺陷，但还是可以为信息资源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下的配置效率分析建立相关标准。房春英等[7]也认为在信息资源配置效率上应用帕累托最优是提高信息资源配置效益的很好选择，对提高信息资源配置的效率是非常有意义的。
数字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常用埃季沃思盒状图（Edgeuorthbox diagram）进行分析[8]（见图1）。
一般来说，数字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时，如上图两个数字资源用户A和B使用两种数据库产品X和Y时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会同时满足以下三个边际条件：
（1） 交换的最优条件：对于任意两个数字资源用户A和B，任意两种数字资源产品X和Y的边际替代率MRS是相同的;即：
MRS=MRS
（2）生产的最优条件：对任意两个生产不同数字资源产品的数据库商，投入的两种生产要素劳动力L和资本K的边际技术替代率MRTS是相等的，即：
（3）社会效用最大化：任意两种不同的数字资源产品之间的边际替代率MRS必须等于数字资源生产商在这两种数据库产品之间的边际产品转换率MRT，即：
MRTS XY=MRTSXY=PY/PX
2.2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理论
柯布（C.W.Cobb）和道格拉斯（Paul H. Douglas）提出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是在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上所做出的改进，引入了技术资源这一因素。
该函数的通常形式[11]是Y=A（t）L？琢K？茁 ？滋， ？滋≤1。其特点为：①可线性化;②模型中A、？琢、？茁为固定参数;③与其它代数方程相比，参数估计计算较为便捷;④计算分析结论较为准确。
正是由于这些特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对于数字资源使用绩效的经济数量分析具有特殊意义。在数字资源使用绩效的评价应用中，Younghee Noh[9]应用投入与产出的比率关系分析了韩国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使用绩效;唐蓓和董川远[10]应用该生产函数，提出图书馆生产函数概念，从平均增速、效益系数、边际生产力、贡献率4个方面测算图书馆数字资源的投入产出关系及对高校科研产出的贡献度，从定量角度考察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的绩效。
在基于生产函数的数字资源使用绩效评价中，数字资源使用要素的年平均增长率可直观地反映出数字资源的使用增长趋势;数字资源使用的效益系数可反映出数字资源建设的成效及相应的改进策略;数字资源的边际生产力可以看出每增加数字资源的某一要素所得到的效益，从而判断出与数字资源使用的最佳效益的差距;其要素贡献率则可评价数字资源各构成要素的绩效贡献力，以改进数字资源使用中的薄弱环节，使其综合效益最大化;然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并不能直接给出数字资源各生产要素最优组合配比值，且由于其指标主要反映数字资源的投入与产出关系，对数字资源使用绩效评价几大维度指标的全面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3 管理学基础
3.1 管理控制理论
美国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和海因茨・韦里克[11]认为管理工作的控制职能是从事于对业绩的衡量与校正，以便确保目标和为达到目标所制定的计划顺利实现;并认为管理控制工作与其所衡量的工作成绩相关，且管理控制工作的成果要靠控制员工的工作来实现。
管理控制的基本过程包括制定标准、衡量成效、纠正偏差三个逻辑环节。其任务是通过调节、沟通及合作把个别分散的行动统一起来以便于实现组织的整体目标。功能是对被控目标进行调查、测定，得到该目标所表示的状态及其输出的管理特征值，并与预期期望相互比较来找出其具体差距，以对前期管理进行调节和控制，从而达到组织活动的最优效果[12]。
数字资源使用绩效的评价基本过程也离不开管理控制的基本思想，数字资源使用绩效的评价有其具体的指标，并按照相关绩效评价标准和原则确定评价指标体系，在收集相关使用数据的基础上，测评相关数字资源绩效，之后再纠正偏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反馈控制系统，完成一个评价周期，保证评价活动向目标方向健康地发展，数字资源使用绩效评价的管理控制基本过程（见图2）。
3.2 基于行为科学理论的相关绩效管理理论
行为科学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是研究人的行为或人类集合体的行为，它广泛应用于组织管理，激发工作人员劳动热情，提高工作效率[13]。
行为科学思想对绩效评价系统的设计所产生的影响表现在：一是绩效分析系统可以反映出被评价组织工作的改善情况与工作人员的业绩密切相关;二是绩效分析指标和评价标准要具有可控性和激励性;三是要采用参与式的民主管理方式来制定评价标准;四是行为科学应用社会学、心理学知识研究如何改进人的行为来提高其工作效率[14]。
除了行为科学基本思想对绩效评价所产生的影响外，在数字资源使用绩效评价方面，关键绩效指标理论和平衡计分卡思想等行为科学相关理论也对数字资源使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起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3.3 服务质量差距模型
目前，以GAP服务质量差距模型为基础的SERVQUAL理论模型以及建立在GAP理论和SERVQUAL模型基础上的LibQUAL+ TM绩效测度理论模型，被认为是图书馆数字资源使用绩效评价的理论基础。
SERVQUAL（Service Quality）是在美国营销学家A.Parasuraman， Valarie A Zeithamal和Leonard L. Berry等人[15]提出的5GAP模型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的以顾客感知为尺度的服务质量评价模型。
LibQUAL+TM模型是由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ARL）于1999年在“研究型大学图书馆服务质量评价”项目中，为了将服务质量评价更好地应用于大学图书馆环境，以SERVQUAL质量评价模型为基础，重新设计和修订了调查问卷、评价层面和指标等而形成的以用户为中心的绩效评价模型。徐革[16]和余昭芬[17]等人以SERVQUAL和LibQUAL+TM理论模型为基础，应用模糊数学原理，计算数字资源的绩效值，认为该方法可操作性强，具有较强的实际应用价值。然而，该模型在图书馆各种绩效评价的应用中仍处于探索阶段，Franklin[18]等学者对其是否适用于各类数字资源使用绩效的评价提出了置疑，认为该模型对于各类数字资源使用绩效评价的适用性仍有待深入改进。
4 运筹学理论基础
运筹学是把学科的方法、技术和工具应用到一个系统的各种管理问题上，为人们提供最佳解决问题方法的一门学科。运筹学理论包括确定性理论和随机性理论。运筹学已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诸如资源配置、管理问题、计算机与信息系统以及决策咨询等。运筹学理论方法在数字资源使用绩效评价中的应用主要包括数据包络分析和多指标决策理论等。
4.1 数据包络分析
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是1978年由Charnes和Cooper创建的一个对多投入/多产出的多个决策单元的效率评价方法，可对多个同类型单元进行有效性评价[19]。
数据包络分析法在数字资源使用绩效的评价中也得到了重视，Kim， S.-A[20]应用DEA模型对高校图书馆的电子资源使用绩效做了深入分析。李新凯[21]应用数据包络分析法的C2R和BC2模型对数字资源的使用绩效做了应用研究。
数据包络分析法属于非参数统计法，其指标权重计算是由实际统计数据求得，客观性较强，统计数据且不需要标准化处理，但其缺点在于研究结果较为粗糙，并可能存在信息丢失。
4.2 多指标决策理论
多指标决策（Multiple Attribute Decision making，MADM）也称为多指标综合评价、多属性决策或有限方案的多目标决策，是把多个描述被评价对象的不同方面且量纲不同的统计指标，转化为无量纲的相对评价值，并综合这些评价值以得出对该评价对象的一个整体评价值的方法[22]。
4.2.1 多指标综合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在多指标决策分析中，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通常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1）主观赋权法：是评价者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直接赋权的方法。主要有德尔菲法（Delphi）、相对比较法、特征向量法、模糊综合评价法[23]、层次分析法[24]与网络分析法[25-26]等。 主观赋权法反映了评价者的主观判断或直觉，但是可能受到决策者的知识结构、工作经验及偏好的影响，具有随意性。
（2）客观赋权法：是根据决策矩阵提供的客观信息（指标值），通过建立某种数学模型计算出权重的方法，可用于数字资源使用绩效评价的客观赋权法主要有熵值法[27]、变异系数法[28]、主成分分析法[29]、因子分析法[30]等。客观赋权法通常基于完善的数学理论，但指标信息数据的采集难免受到随机干扰，也容易忽视决策者的主观信息，而且可能与指标的实际重要性程度不完全符合。
（3）组合赋权法：由于主、客观赋权法各有利弊，实际应用中应该有机结合。在管理学其他研究领域已有不少学者提出了综合主、客观赋权的组合赋权法，主要有方差最大化赋权法、基于熵的线性组合赋权法等，但在数字资源使用绩效的评价中还没有学者进行过这方面的探讨。
4.2.2 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
对于多指标综合评价问题解决方法，一般是选择能反映被评价对象各方面情况的单项指标进行综合，先将各单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再用一定的合成方法计算出一个综合指标，最后对综合指标的大小进行比较和排序。现有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模型较多，常见的包括简单线性加权法[25]、理想解法、功效系数法、灰色关联法[28]等。
近年来，数字资源使用绩效评价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的研究与实践均有了较大发展，新的方法时有提出，旧的方法也不断得到改进，评价方法日趋复杂化、数学化、多学科化;多指标综合评价理论在数字资源使用绩效评价中的应用，为数字资源使用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决策矩阵归一化处理、指标权重确定等的研究都奠定了理论基础，从而使多指标综合评价这种综合分析技术在数字资源使用绩效评价中的应用得到了广泛的认同[31]。
5 结语
综上所述，数字资源使用绩效评价的理论基础具有理论来源的广泛性以及理论层次的差异性。理论来源的广泛性表现为多学科交叉，而不仅仅局限于管理学方面;理论层次的差异性表现为某些理论基础也具有不同的层次性，比如管理控制理论是数字资源使用绩效评价的理论基础，而管理控制理论本身又以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等一般科学方法论为基础。这就要求今后在探索数字资源使用绩效评价时，应该紧紧围绕数字资源本身及其使用绩效评价过程特征来选择更加适合于数字资源使用绩效评价性质与特征的评价理论与方法，才能更为准确的得到数字资源的使用绩效情况;另一方面，今后在探索新的更加适合数字资源特征的使用绩效评价方法时，也应该根据数字资源的特征对已有相关理论方法进行改进和完美，以便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数字资源使用绩效评价的理论与方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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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研究综述范文第5篇
从现有的研究看，南京大学人口所已故的马淑鸾教授可能是国内最早采用PQLI（直译为"生活的物质质量"或 "物质生活质量"，移译为"生命素质指数"或"人口素质指数"）来测度人口素质存量的人口学家。马淑鸾根据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进行计算并与国外比较，结论是：1982年中国的PQLI为77，印度为43，美国为94；而且 1982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口生命素质指数在全国的排序与其人均GNP 的排序基本一致（马淑鸾1986）。王俊改等对1982～1990年中国人口生命素质指数的变化进行了时序比较，结论是：1990年中国的PQLI为83；从区域差别看，PQLI达到80以上的高素质人口占了全国总人口的81.24%，PQLI在60～80之间的中等素质人口占了全国总人口的18.57%，唯独西藏只有51，属于低素质人口。并且再一次发现PQLI与人均GNP 存在着较为密切的正相关关系（王俊改，谢韦克1997），即人口素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函数，二者同时也相辅相成。笔者本人也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对1990年的PQLI值进行了国际比较，结论是：世界平均为65，发达国家为94，欠发达国家为53，中国约为80，印度为57. 结合人均GNP 来看中国人口素质的综合发展水平，至少在现象的层面上可以认为中国人口素质的发展水平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穆光宗，许金声1991；朱国宏1994）对这种怪异的现象主要有二种解释：一种认为，上述的 "超前"现象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国人口素质潜能转化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较低；换言之，中国的人力资源还有待于更充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这似乎与我们所观察到的社会事实是吻合的（穆光宗1996）。另一种认为，"超前"可能是一种假象（冯立天1992）。
虽然PQLI方法有很多优点，如3 项指标达到较高水平是人们的普遍愿望，3 项指标具有泛人类色彩并反映的是 "产出"的情况，能够较好地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福利状况，计算比较简单方便等；但也有不少的学者认为，这种方法有不少的局限性：首先，在PQLI的3 个构成指标中有2 个是反映健康状况的，而只有1 个是反映教育状况的；仅用识字率来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对文化的需求似乎太粗；仅从健康和识字两个方面来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生活质量显然又过于简单等。据此，有的学者提出了一些改进的办法，用"0 岁平均预期寿命"这一指标来代替婴儿死亡率和1 岁预期寿命，用"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来代替识字率（冯立天，1992）。还有的学者用 "25岁以上人口受过中等教育以上人口的比重"来代替识字率，并用实际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朱国宏1994）。
也有一些学者另劈蹊径，用新创造的指数来衡量中国人口素质的存量。首都经贸大学人口所陈再华（1992）利用模糊数学方法来处理各因素指标，利用模糊隶属函数使各因素指标成为无量纲指标，并且具有横向可比性，建立了人口素质综合评价模型。结果发现：无论是综合来看还是分因素来看，中国人口素质都是呈递增的趋势。从结构来看，问题主要出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方面，区域之间的差异也主要在这些方面。陈再华的方法一个最大的缺陷是过于复杂，不利于推广。南京大学人口所夏海勇（1992）也提出了一种"人口素质综合指数"，他考虑了人口结构因素，但舍去了思想道德方面的内容，最终他选择了9 个指标来构造"人口素质综合指数"，即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残疾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总和生育率、男性成人识字率、女性成人识字率、受过高等教育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城市人口比重、15～64岁人口所占比重。计算方法是借助于系统聚类分析等方法，组成一套评价指标体系的取值阵，求得基点数据，并进行同度量处理，再计算出"人口素质综合指数"，从而获得评价概念。根据作者自己的评价，此方法效果较好，反映面广、灵敏度高等。但主要问题还是方法不够简便，不利于推广。此外，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许金声（1991）和江苏计生委陈友华等（1998）也探讨和提出过"人口素质指数"。
由于人口素质本身是相当复杂的现象，试图用一种方法就揭示清楚是不太可能的。综合上述，笔者以为：PQLI 方法的生命力是不容忽视的，目前国内的一些探讨还没有达成共识，还没有一种新指标可以替代PQLI的位置。因此，继续探求新指数无疑必要，但需要提醒的一点是，要注意数据的易得性和操作的便利性。从目前的情形来看，改进 PQLI方法使之更加实用和准确比较现实。
五、人口素质问题的理论探讨
1992年，刘铮教授重提"人口现代化"，在人口学界和实际部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人口现代化"的框架中，"人口素质的现代化"被摆上了关键的位置（刘铮1992；穆光宗1995，1999；陈友华1998）。目前，国内提的 "三优系统工程"正是实施"人口素质的现代化"的具体措施，所谓三优，是指优生、优育、优教。
为了从整体的角度来把握"人口素质"问题，笔者于1991年上半年撰文提出了"人口素质木桶理论"。与此同时，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许金声也提出了相似的理论。所谓"人口素质木桶理论"是从科学哲学常讲的"水桶现象"中获得启发的，即一个水桶的容量受制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假定水桶的周边是参差不齐的话。笔者认为，人口素质本身存在的问题和人口素质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分属两个层面的。也就是说，一是人口素质存量水平的高低问题，二是人口素质潜能开发水平的高低或转化程度的大小问题。中国人口素质的"短板效应"主要表现在非智力素质方面存在的问题。因此，只有建立正确评价人才和合理开发人力资源的社会经济机制，中国才能塑造不断克服"短板效应"的机制，让人口素质潜能不断喷发出来。人力资源的开发与人口质量投资唯有相辅相成才能形成良性循环，人口质量投资则大致包括了优生优育投资、文化教育投资、健康卫生投资和环境（生态环境、劳动环境和生活环境）优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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