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安全的意义范文第1篇

关键词：政治意识形态；安全；方法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0-0041-02

引言

政治安全在国家的安全体系当中属于最高层次，同时政治安全还是国家安全的主要标志以及安全的根本，而政治安全的灵魂就是政治意识形态安全，它与促进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前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全球化浪潮的不断冲击，人们对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的重要背景就是全球化。所以在全球化这一背景之下维护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安全已经成为人们越来越关注的一个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之下，本文对我国政治意识形态安全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并提出了如何对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进行构建。

一、政治意识形态安全以及政治意识形态

一个国家对内部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以及对来自外部的颠覆、压力和政治干预的有效防范，从而使国家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稳定和安全得到充分的保证，并对国家和领土完整予以维护，不断地促进自身国际地位的增强，这就是所谓的政治安全[1]。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以及制度的安全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安全的必然前提，其中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政治制度安全以及安全。国家安全的核心就是政治安全，而政治安全中的灵魂则是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安全。

1.政治意识形态安全及其本质

意识形态指的就是与社会的政治结构以及经济结构相区别而又相互联系的社会意识形态，是指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物质生活相区别而又相联系的精神生活。作为特定社会的观念上层建筑以及特定阶级的“自觉意识”，它是在社会中占有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所产生的，并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以及经济基础服务的[2]。这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所在以及本质表现。除了作为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之外，一个阶级还是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政治意识形态安全就是指使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可以保持相对的完整和稳定。作为不可忽视的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在我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包括了社会政治信仰的安全、社会政治指导思想的安全、国家民族精神的安全以及道德秩序的安全等一系列秩序的安全[3]。

2.政治意识形态安全所具有的重要性

政治意识形态，在维护国家利益、价值导向以及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主流意识形态在通常的情况下会起到一种思想先导的作用，意识形态作为精神支柱以及有效武器可以极大地促进社会的发展。在保持社会的合力、排除各种因素干扰以及对各种社会力量进行整合的方面，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必不可少的精神条件[4]。作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在促进国家利益实现的方面是一种非常关键的形式和手段。不管是文化的、军事的、经济的，还是政治的手段，都必须要在主流意识形态下予以开展的。

二、保障我国政治意识形态安全的方法和策略

1.坚定思想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要在思想上予以坚持，通过对社会舆论、教育、宣传以及示范等各种形式和途径，通过创新意识形态的手段、方法以及内容等，从而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逐步地在人心深化，同时还要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长期的日常生活行为准则与内在信条[5]。

国家领导人对作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充分的认识，其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所以需要在实践的过程中坚持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在对新的实际情况进行指导的时候需要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要清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当中遇到了很多的挑战以及诸多的不利因素[6]。我们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观点、思想以及立场来对现实问题予以回答。

2.稳定政治

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在当今复杂的世界环境中面对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其中主要是我国国内涌现的各种社会矛盾以及各种社会问题，从而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支持和信仰极大地动摇了[7]。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直接关系到了我国的国家政治稳定状况，同时还直接关系到了是否能够从根本上保障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所以要想从制度上充分保障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就必须要首先保障我国的政治稳定。要想较好地保持政治稳定，就必须要促进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促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不断改善，从根本上对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我国的阴谋予以预防，维护我国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地位不动摇[8]。对党的作风予以整顿，对党内腐败予以严惩，促进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的不断加强，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对我国主流意识的侵蚀予以警惕，这是促进意识形态安全不断加强的必要措施和手段，因为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当中马克思主义是否能够占据主体地位的关键问题就是党风问题。只有这样，党和政府才可以真正赢得群众的心，人们才能够真正将共产主义的信念树立起来[9]。

3.发展经济

很多学者已经关注到经济发展与意识形态的问题。当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及当代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当代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结构与政治结构当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到了支持的作用。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意识形态的发展状况以及安全与否直接受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所以，我们要想保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稳定，就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发展的中心，不断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壮大，从根本上保证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目前由于处于重重包围之中，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较大的冲击和挑战，而我国整体经济没有壮大起来是最为根本的原因。所以保证意识形态安全的首要任务就是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壮大发展。社会主义只有加快经济发展，才能真正在与资本主义竞争的过程中取得相应的优势，只有不断地促进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升，才能保证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从内心中予以拥护[10]，才可以对社会主义予以更好地坚持，并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潮予以防止，并能够最终保证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地位。

4.创新文化

意识形态与文化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意识形态总要指导与支配一定的文化，而同时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文化的一种[11]。作为文化建设的一项中心任务，意识形态的安全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需要不断地促进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从而在意识形态多元化以及文化激荡的今天，不断地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予以坚持，大力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进步与发展。文化将一种持久的人文精神资源以及文化动力提供出来从而对人的社会生活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目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意识形态将文化作为外延和载体趋势变得越来越为明显。所以必须要促进文化的创新，有效地统一人文精神以及科学精神，并有效地融合民族精神以及时代精神，不断地促进文化的发展和变革，同时还要以新的文化精神以及新的意识形态的面貌不断地去影响世界潮流的价值取向以及发展趋势。

5.注重网络

作为新的媒体传播的出现，网络使原有的信息控制方式改变了，人们在对世界进行了解的时候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来实现，同时还可以对各种社会理念、价值形态以及政治观念进行了解[12]。在网络发展迅速的今天，要想保证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必须要促进意识形态安全的加强，积极开展意识形态的指导、教育和宣传。面对着来自网络上的巨大冲击，就一定要使国家的信息边疆得到确立和保护。与此同时，还要使网络信息安全以及网络运行安全得到确保。此外，还要促进网络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加强，为了将网络宣传的制高点抢占下来，将意识形态斗争以及网络信息传播的主动权掌握在手中，必须要采取主动姿态，对条件进行主动地创造，积极促进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渠道的畅通，从而有效地保证我国意识形态在网络信息时代下的安全。

三、讨论

意识形态作为与社会的政治结构以及经济结构相区别而又相互联系的社会意识形态，是指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物质生活相区别而又相联系的精神生活，在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必须要对之予以充分的重视。我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安全现在面临着来自国际以及国内的巨大冲击，尤其是面临着网络信息的高速发展，必须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从各个方面进行有力的保障，从而有效地保证我国意识形态的完整和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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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梁莹,现代政治知识成长中的信任因素研究――实证层面的解析[J],人文杂志,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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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郑志谦,当代大学生政治价值观问题研究[J].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8]黄希庭，张进辅，李红，等.政治价值与政治活动的追求――探析政治概念的二元结构[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

[9]孟东方.政治价值.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关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基本问题的断想[J].当代青年研究,2009（6）.

[10]陈晓阳.政治价值与政治活动的追求――探析政治概念的二元结构[J].山东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政治安全的意义范文第2篇

政治正当性问题所考察的是一个政治共同体通过怎样的统治来获得政治正当性。在《政治思想字典》一书中，罗杰?斯科鲁顿（roger scruton）论述到，“政治权力收获被统治者认同之过程，乃通过正当性之信念完成之。”[1]韦伯也指出，“只有被人们认为是具有某种正当性理由的命令，才会获得被统治者的追随，从而具有合法性。”[2]这些观念可以被表述为，只有具有正当性的统治，才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同，或者说被认同的统治，是具有正当性的统治。

意义是一个语言层面的东西，无关实体。因而，生命意义，从其本身属性看，也无关实体。作为语言命题的生命意义 ，没有固定的回答，任何语言文字都无法描述它的全部内涵与外延。自从有了人类和人类社会，人们就不断地在追问生命的意义。毫无疑问，人的生命的存在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存在，它总牵扯到意义，著名哲学家波兰尼也指出，个体生命的在场，对外在世界有应在的意义，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强调生命社会意义和自我完善的统一。显然，生命的意义不仅包括人对外在世界的意义，还应包括人的解放、人的尊严、自我完善的发展。

人总是生活隶属于一定的政治共同体，可以肯定的是，一个拥有政治正当性的政权，无疑能够为人的生命意义提供确定性的担保。本文以此来阐释为何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在人们生命的时间和空间都无法担保的情况下，红色政权实现了人们的生命意义，同时获得了坚实的政治正当性。

一、生命意义诉求于延安红色政权

20世纪30年代，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下，中国社会处于全面危机状态，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之危险。有人讽刺当时的形势，“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北平的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这样一个山河破碎、灾难深重的动荡时代，人民一方面充满了对国家民族未来前途的焦虑，另一方面也充满了对个人命运的未知性隐忧。个体比任何时候都渴望获得生命在场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在何方，有志之士开始了漫长的寻找意义的旅途。

当意义的诸种源泉以及那些能够为意义提供确定性承诺的事物纷纷崩坏，进入广阔的公共政治领域，信仰并追随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无疑是一种可能性选择。这种精神力量必须有足够的道德优越，能够形成道德感召，这种精神力量必须代表着“进步”，代表着一个“创造新世界”的先进的维度。延安红色政权无疑具有上述特点，首先，它以马克思主义为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宏达与缜密，价值观的契合时宜，解决了广大民众在儒家思想破产后的价值危机。其次，延安红色政权的政治清廉，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尊重，对底层民众的关怀，无疑使它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再次，作为中国的革命型政党，此时，共产党人也已在陕北站稳脚跟 ，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这些为知识分子以及进步人士的追随提供了现实条件。最后，最重要的是，延安政权以创造新世界为使命，为丧失生命意义感的人们树立了生命的信念。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来到延安这样形容，那里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物质享受，但是住着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可见，延安不仅聚焦了国人的目光还聚焦了世界的目光。

这些都为人们朝向延安寻求生命意义，埋下了伏笔。据统计，1938年，每天都有100个左右的青年来到延安，仅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就有4万余人。[3]无疑，延安红色政权以其卓越的政治魅力，已成为照耀中华民族前程的灯塔，吸引着万万计的人们前来。

二、延安红色政权赋予生命崇高意义

阿尔蒙德曾说；“如果一个政权能够坚持或造就国民一种共同的信念，那么该政权就是合法的或有权威的。”[4]252在中国人民遭受革命与战争摧残的年代，只有能对国家危机做出可靠反应并能动员民众，给予民众共同信念的精英集团才能获得真正的权力和权威。此时的延安红色政权在民族国家危难之际，扛起抗战救国的大旗，以国家、民族的大我整合个人的小我，动员民众，给予民众家国同构、同甘共苦的理想信念，赋予民众生命崇高意义，从而获得权力和权威。

1937年，当日本对中国主权的蚕食愈演愈烈，全面大战一触即发之际，毛泽东明确指出当前的现状是，“‘中日之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因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保家卫国，是当前的主要任务。”[4]252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5]如果不能战胜日寇，就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将面临“全国丧亡，嗟悔无及”的可怕状况。全部的个体团结携手，投身于救亡事业，实质就是“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结果必定是：“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5]

康德说过，每个人维持自身的生命是一种义务，在逆境与忧伤中，他之所以保持其生命并不是因贪恋它，只从义务而保持它。于是，他维持生命的标准便有了道德价值。[6]当延安红色政权以国家、民族这个“大我”来号召个体投身挽救国家民族的战争，无数先进人士会为之感动，受其感召，在民族存亡系于一线的危机之秋，投身革命实践，无疑是最能使具有关怀与担当的先进分子所接受的。投身革命，不但心中神圣而崇高的国家民族可得以保全，自身的生命也因自由、真实地参与到对神圣价值的挽救行动中而得以实现其意义。

三、延安红色政权实现生命崇高意义

卢梭认为，个体的真实自由唯有在全体中才可能得到实现。马克思进一步论述了个体真实的自由和全体的关系。马克思强调，孤立的个人是无法生活的，只有各个人自觉地为获得自身的自由而联合成的共同体才能赋予个体真正的自由。延安时期，红色政权通过各项政治措施和创造各种条件将个体团结组织到集体中，在集体的共同秩序中个体摆脱了茫然无措的无根之感，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和发展。

为了将进步人士团结组织起来，加入党组织，毛泽东在刚到陕北时，在一份给彭德怀等人的电报中指出，凡同意党的纲领政策在工作中表现积极的分子，不念其社会关系如何，均应广泛地吸收入党。在1938年2、3月间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要大大发展中共党员，只有这样才能选拔大批的干部。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党中央专门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党的力量发展进入新的高峰期。到1942年，党员人数发展到80万。[7]这些先进分子在党的集体中逐步成长为抗战的中流砥柱。为了吸纳开明人士支持抗战，在政府人员配置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了“三三制”原则，即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三分之一的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三分之一的不左不右的中间派。这一制度对大量的党外开明人士加入到政府当中、投身革命实践提供了制度保障。

为了鼓励广大民众参与边区建设，《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一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参政议政热情，边区在第一次选举各级议员时，民众参与率达到了80%―90%，连“小脚妇女、老太婆，都觉得非到会不可”，[8]广大基层民众真正的当家做了主人。

为了使个体能够通过各种渠道参与到抗战的工作中，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延安建立了各种民众团体。到1939年，各行各业的工人有95%参加了工会，农民全部参加了农会，70%以上的妇女参加了妇女救国会，青年参加了青年救国会，商人组织了商会，儿童组织了儿童团。在这些民众团体中个体的生命意义与民族解放运动联系在了一起。

除以上的政策制度外，延安红色政权也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文化、教育和卫生等领域的建设活动，并开展妇女解放运动，通过举办冬学，读报、识字、普及卫生知识运动，充实了边区民众的生活，极大地促进了民众对执政党的信任，增强了社会认同。

通过以上政策、措施、活动，使得个体有现实的机会与家国天下的共同体理想相关联，能够自豪地为国家民族贡献一份力量。当生命的个体在红色政权的共同体中进行主体的扬弃后，生命真正回归主体并得到丰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延安红色政权从而成为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得到认可与信任，获得坚实的政治正当性。

四、延安红色政权满足生命现实意义，二者最终达成契合

值时局艰危之际，许多有志之士选择奔赴延安，在波澜壮阔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实现自身理想，以获得生命的意义。但政治生活不是他们唯一所要的生活，壮阔的理想也并非生活的全部。在政治领域之外，他们有着多种日常需求，有对文艺的热爱，有对丰富课外活动的向往，有对恋爱的渴望，亦有对亲人的思念。这些非政治生活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无疑，延安能满足他们这些诸多诉求。对此，毛泽东同志早在1934年就指出，我们要胜利，不能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他举例说，“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4]136-137对于文化生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嘱咐文化文艺的“专门家”们一定要关注群众的种种文化生活：“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我们的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小剧团。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我们的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美术。”[4]136-137这些指导思想在实际工作中贯彻的结果是，延安红色政权下的人们过着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文化形式多彩多样，文化团体层出不穷，原本冷寂的大西北变成了繁荣的文化重镇。比如，仅延安的文艺社团先后就有中国文艺协会、陕甘宁边区美术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边区分会、延安文化俱乐部等。除此之外，还有文艺工作者自由结社建立的抗战文艺工作团、鲁艺文艺工作团、延安抗战剧团、民众剧团、西北战地服务团、烽火剧团、青年艺术剧院、西北文艺工作团及文艺月会、淮安诗社、延安星期音乐社、延安业余国乐社、延安业余杂技团、联政宣传队等。据统计，成立于1938年7月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在抗战八年间，平均八天内有三天在乡间。八年中，他们共走了全边区31个县市的23个县，190处镇村庄，演出1475场戏，平均两天一场，达260万人次。这些社团丰富了边区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抗战背景下民众生活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此时的延安，有它的伟大崇高，也有它的“柴米油盐”“欢声笑语”。在这样的生活氛围中，人们洋溢着积极进取、锐意向前的热情，不但焕发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还得到了关于生命的确定性的承诺，这一确定的承诺能够给予人们革命必胜的信念，人们相信未来美好的中国必将建立。因为，未来的道路是确定的，方向是确定的，人们不再忍受失去确定性担保的无意义困扰，所以，人们当下做的一切都有切实的意义。未来与当下，在有序的政治生活与生动的日常生活的互动中实现了连贯，生命的意义蓬勃而生动地呈现出来。

如前所述，生命的意义在延安红色政权的政治秩序下得到了充分的实现。当我们深入探究其内在逻辑时，会发现，在这种政治秩序中交织着个人、集体的关系。通过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将个人自由纳入到集体意志之中，实现一种真实自由的人，当然，个人自由纳入集体意志中，是以集体意志为主导实现二者之统一的，这体现了对自由的保障，并非消弭个人自由。政治生活之外，多姿多彩的大学生活、繁荣的文化生活、愉快的业余劳动、鼓舞人心的劳动英雄大会等等丰富多彩的非政治生活，满足了人们在政治之外的多种需求。繁荣的非政治生活与强健有力的政治生活浑然构成个体生命经验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形成了有效的互动，在政治生活与非政治生活的互动中，个体获得了更为整全、更为真实的生命意义。 个体生命意义的实现，使得生活在这样的政治秩序中的人们，过着一种真实而有意义的生活，通俗地讲，即“活出了意义”，红色政权，也在这样一个意义上，赢得了权威，巩固了政治正当性，个体生命意义与共同体的政治正当性达成了高度契合。

五、小结及启示

前文探讨了延安红色政权与生命意义的互动关系，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即个体生活是否具有意义与个体所处的政治共同体密切相关。从价值的层面上讲，政治共同体是否能够为个体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享受良好的精神发展提供某种保障，这本身就是一个应然的问题，即一个政权应当面对、应当解决的问题，属于政治正当性对于政权的内在价值要求。从现实的层面讲，一个关心个体生命意义、精神价值的政权，更容易获得个体的政治认同，政权的政治权威，将得到更广泛的拥护，这本身就是政治正当性的增强。

政治安全的意义范文第3篇

一、网络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目前学界对于网络与国家政治安全影响的研究呈现出雨后春笋的研究状态。对于这方面研究，学者们首先分析了网络作为新兴的传播工具，与传统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相比，网络的开放性、平等性、虚拟性、互动性等特点显得尤为突出。[2]也有从网络舆情的角度为基本出发点，研究网络政治的特点：网络政治主题突出，网络的普遍性、及时性和敏感性、真实性和直接性、互动性、表现力强等特点。[3]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网络对政治安全提出的新挑战，有学者提出网络时代政治安全问题的出现的全新特点，政治安全的影响因素在信息化时代的空间领域有了新的扩展，由传统的海陆空等传统领域扩张到网络疆域，由此可见政治安全受到的威胁必须得到重视。[4]

网络与全球化一样是一把“双刃剑”，既给我国政治安全带来全新的机遇，同时也是严峻的挑战。关于网络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影响研究成果也是相当的丰富，主要是从利弊两方面进行阐述。关于网络对政治安全的积极影响，学者主要是政治稳定的角度进行论证。第一，从公民角度出发，在互联网时代，公众借助这一新的传播媒介，政治参与热情高涨，政治参与渠道拓宽；互联网开辟了政治参与的新渠道，民众借助这种新渠道可以发泄政治不满情绪，从而缓解和减少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降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概率；第二，从政府角度出发，互联网增强了民众对政府政治决策过程的监督，促进决策的科学性与透明性；互联网也实现了信息在政治主体之间的沟通与互动，使政府层多倾听民意，了解民情，从而减少政治沟通失灵。[5]同样，网络政治参与促使网络民意得到更加有效的表达，提高民众的政治素养，为现代化进程中政府治理模式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为政府职能转变提供了路径，有利于合理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构建，为政府决策集中民意与智慧，从而缓解社会冲突、化解社会矛盾。[6]针对这些观点，学者更多的是从动态的政治过程来研究网络对于政治安全的积极影响，从民众与政府两个主题出发来探讨网络的功能，这与网络的开放性、虚拟性、互动性等特征是密切相关的。

其次，以阐释政治安全的内涵为基点，论述网络之于政治安全的挑战及消极影响是学者们的研究重点。政治安全内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加之研究者研究背景的多样性、研究角度的层次性，主要有以下几点：主要是从政治安全概念分析入手，讨论网络带来的挑战。第一，网络挑战国家主权安全。网络的发展拓宽了国家主权的边界，使国家主权形式上分散化，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网络信息技术上的薄弱使得他们面临信息泄露的威胁，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在网络信息时代呈现出新的不平等。[7]发展中国家在网络信息技术上的不成熟迫使他们严重依赖发达国家，信息主权面临严重威胁。[8]第二，网络威胁国家政治制度安全。一贯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以各种方式极力鼓吹西方的价值观与政治发展模式，希望以此来冲击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并用网络手段使发展中国家在网络层面成为新的“殖民地”，新的“依附体系”在网络时代大行其道。[9]第三，网络冲击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互联网的便捷性与即时性为意识形态的渗透提供了不同于现实的便捷途径，在技术层面西方发达国家的地位占据主导。[10]传统意义上的信息垄断在网络时代被打破，网络传播信息的快速性使得政府垄断信息的局面收到挑战，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的传播收到挑战，多元化思想传播弱化了统一舆论的影响，意识形态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11]第四，网络威胁政治秩序安全。网络打破了国家节制政治参与的瓶颈，网络政治参与呈现新的态势，政府对网络事件的控制力度得到弱化，全球理念传播更加广泛，政府威信与权威受到挑战。综合以上四点，网络对政局稳定的冲击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从宏观层面看待这些消极影响，与积极影响相比，网络对政治安全的威胁更多的是制度层面的破坏，从而影响动态的政治参与等一系列政治行为。

维护网络时代我国的政治安全问题，首先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应当深入认识网络政治问题，重视网络对政治安全的影响，坚持思想、制度建设与政治层面相结合。思想层面，正确看待网络之于国家安全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将学习国外与立足国内相结合，网上工作与网下工作相结合原则；树立“网络边疆”[12]意识，构建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新型政治安全机制模式；从制度管理层面出发，制定相应的网络政治安全法律，充分发挥立法的作用，从法律制度方面对技术以及行为进行规制，及时有效地针对实际情况进行相关法律的制定、修改与废除工作；从网络技术管理层面出发，加快我国网络信息化建设，在网络信息技术层面就投入更多人力物力与财力，减少与发达国家技术上的差距，增强网络信息安全的防御能力，开展多方面的网络安全国际合作，加大力度培养高精尖网络人才。在网络政治层面，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机制在互联网平台上引入有序的政治参与渠道，健全和完善民主机制；大力宣传网络安全意识，增强民众网络民主意识与网络王权维护意识；推行与实际相结合的电子政务，使电子政务服务更加全面、高效、便捷。除此而外，更重要的是要为网络政治安全的维护树立坚实的经济支撑与后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网络安全提供内生动力；加快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提高政府决策的效率；扩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健全政治参与机制的健全和完善；发扬社会公平与正义，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二、网络舆情给政治安全带来的挑战

关于网络舆情的研究，有学者指出，舆情是一种社会政治态度，是指要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民众对政府所做的政策的反应及态度。[13]网络舆情就是民众在网络领域的所表现出的政治态度。事实上，无论是舆情，还是网络舆情，二者都属于大众媒介的一部分。所以说，网络舆情对政治安全影响的过程就是网络这一新媒介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的过程。

有学者对网络舆情从不同学科角度例如从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政治社会学等多方面进行研究，探讨其内涵的多样性与舆情过程的动态性。因此，针对网络舆情，研究者主要从它的定义与特征，产生的途径与方式，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等方面进行论述。因此，很多学者在研究网络舆情的过程中又不得不提及网络政治参与这一政治现象，在当今中国的网络政治参与中，网络群体的庞大、网络信息的复杂、网络舆论的可控性差，存在各种网络群体，这些网络群体以公共舆论为名，对政府所做的各种决策施加压力，在网络政治参与中以各种网络结社的形式影响公共决策。对参与政治者进行特征分析、研究网络政治参与与国家政治安全之间的关系以及政治参与过程中的政策思考主要成为这一方面的研究内容。当前我国网络群体的主要是围绕维护个人利益以及监督政府权力为主题，网络群体相对零散、自发性表现突出。在当代西方国家，群体的政治参与是公民集中表达意见一种常态化的政治行为，民众主要以这种方式影响政府决策。群体政治参与一般是以理性的方式参与政治扩大实践影响从而影响政府决策的出台。

国家安全的网络舆论的形态是通过网络舆情表现出来的，网络舆情是国家安全在网络舆情领域的体现。一般来说网络舆情安全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在国家层面上，另一层含义是在社会层面上。无论是在哪一种层面上，网络舆情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影响都不容忽视。例如，美国依仗期其互联网技术优势针对我国民主、人权等问题进行网络舆论夸大宣传，对我国有效维护国家安全造成巨大压力。[14]学者对于网络舆情对国家安全的思考更多的是建立在网络对其影响的基础之上，因此，对策也是从思想意识层面、制度建设层面以及组织领导层面来进行建言献策，无论是在哪一个层面均以经济发展水平为基本前提，只有这样才能为维护政治安全树立网络舆论层面的屏障。

三、网络外交的兴起与其对政治安全的冲击

所谓网络外交，是指在信息时代条件下，在以互联网为基本平台，依托信息技术，以维护自身发展利益为前提的国际行为主体所进行的一系列外交活动。网络外交主体表现形式十分多样，传统形式是国家，网络时代也可以是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亦或是个人。网络外交作为外交在网络时代的特殊形式，其目的也具有外交的一般性，即为了维持国际发展主体自身的利益，这是网络外交的基本出发点。网络形式多样也导致网络外交的方式多样性，可以是不同的国际主体之间在网络层面展开的外交活动，这种活动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行为，在公共领域可以是公开亦可是秘密进行。[15]从其定义可以看出，网络外交是一种将现代化信息网络技术与外交系统结合的政治活动，本质上仍然是公共外交，与传统外交相比更具有虚拟性、即时性、互动性、灵活性等特点，核心是信息与知识传输与价值认同的塑造。[16]

近年来，网络外交逐渐成为政治学甚至是传播学的研究热点。网路外交发展潜力巨大，对其研究呈现出多学科、多领域的发展特点。与许多新兴学科的研究相类似，尽管学者已经对网络外交给予了很多关注，但是相关的专门化、系统化的研究还未出现，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是近几年来呈现一个较快的发展态势，数量上增长比较迅速。主要研究集中以下几个方面：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网络外交状况，探讨了我国网络外交的现状与对策；网络外交兴起的原因与障碍，及其对我国网络外交的启示；奥巴马政府“E外交”的提出、发展、效果与趋势；网络外交兴起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的政治动因；还有学者从网络外交的形式与机制为基本出发点研究网络外交的各种类型。总体而言，国内外外学者对网络外交的发展关注度不断提高，相关研究不断深入、全面，但是系统性的研究专著仍未形成。由于网络外交这一现象还处于发展初期，研究者也只能从现象表层以及背景层面进行相关探索，从政治学学科角度进行论证还还未形成理论性成果。

从传统意义上讲，主权国家通过外交手段进行过与其他国家的交流活动。然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特别是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化格局势不可挡，世界已然被连成了一个整体。传统的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活动更多地以网络外交的形式存在。任何一个国家通过网络进行的外交活动可以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传遍全世界，随之会引起国内外民众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在此基础上网络舆论变会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进而影响政府的决策，这种现实压力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危及国家的政局稳定；同时，由于网络的便捷性、开放性与高度灵活性，政府面对舆论压力往往无法进行有效控制，一旦这种外交影响超出政府预期，加之政府再次决策的滞后性，这种连环效应便会带来新的外交挑战。毋庸置疑，网络与政治安全的关系不可分割，网络舆情与网络外交等形成密不可分的网状关系，新时期网络所带来的政治影响将会愈加凸显。

政治安全的意义范文第4篇

讲文化安全，就不能不讲社会思潮。社会思潮是反映一定历史阶段、一定社会阶层利益要求和政治诉求的思想倾向。随着国内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展，经济成分、利益关系、组织形式、生活方式等日益多样，西方的政治理论、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也伴随而来，致使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诉求相互碰撞、各种力量竞相发声，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当前，国内社会思潮多种多样，性质各异，这里讨论的思潮是指与党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相对立的错误思潮。

经过几十年的生成和演化，学术思想界和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带有特定的政治倾向性的错误思潮，比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论”、民主、“新闻自由”、公民社会以及儒化思潮、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等，质疑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些错误思潮散布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各个领域，其思想观点既相对独立、有所侧重，又相互联系、彼此呼应，构成一幅反映当下思想界各种非主流思想众声喧哗的纷乱图谱。

错误思潮的泛滥直接危及国家文化安全。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冲击和解构人们的文化自信。关于文化自信，讲了三个方面的内涵，即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然而，一段时间以来，这三个方面的文化自信直接受到了上述错误思潮的冲击和侵蚀。

在如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儒化思潮的冲击不容小觑。儒化思潮又叫文化复古主x思潮，这股思潮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百年历史被证明是失败的，西方思想理论和政治制度在中国也是行不通的，唯一出路就是“尊孔崇儒”，重新确立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一些极端观点还主张“去马归儒”、回归“孔孟道统”，甚至提出确立儒教为国教，要“儒化共产党、儒化中国、儒化社会”。中国共产党对中华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态度和原则是明确的，始终强调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否定的绝对主义态度。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提出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在继承和弘扬革命文化方面，主要受到来自思潮的冲击。否定唯物史观，坚持唯心史观，否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认识体系。其突出表现：一是“告别革命”论，贬损和否定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史、斗争史，丑化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史；二是做“翻案文章”，美化中国近代以来反动统治阶级和反动历史人物，颠覆我们党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重要问题的科学结论；三是以“还原历史真实、揭示秘闻真相”为由，在历史支流中寻找所谓“阴暗面”和“空白点”。比如，借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些失误和错误而否定党的全部历史，借晚年的错误而否定其一生，大搞“非毛化”“反毛化”，等等。近年来，一些人将“虚无”的矛头对准了民族英雄和革命先烈。比如，有人污蔑和诋毁“狼牙山五壮士”，污蔑和诋毁，以至于这些先烈和英雄的后人不得不通过法律手段来讨回公道。刚刚闭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民法总则》规定，“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通过立法捍卫英雄先烈的做法，会有效遏制这股“去史灭国”思潮的蔓延。

在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面，也受到诸多思潮的冲击，其中以“普世价值论”思潮的冲击为最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提炼和概括出来的思想文化精华，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体，体现了当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政治理念，体现了当代历史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然而，“普世价值论”主张者抹杀不同社会制度下价值观的界限，混淆价值的一般性和具体性、普遍性和特殊性，将反映资产阶级价值观念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属性的具体价值说成是代表“历史前进方向”和“人类文明主流”的“普世价值”，要求我国“从指导思想上确立普世价值的观念”，不能用“中国特色”拒绝“普世文明”，有的还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混同于西方“普世价值观”。可见，“普世价值”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危及我国文化安全的政治问题。这股思潮影响广泛，社会上对其认同者不少，既需要在学术上进行澄清，也需要从政治上加以揭露。

文化安全的核心是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关乎道路安全，关乎政治安全，关乎政权安全，关乎制度安全。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和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发挥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进行有效维护、对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进行科学论证，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提供科学理论指导的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意识形态安全面临严峻挑战。除了前述几种思潮外，还有一些思潮比较集中地攻击党和国家的核心制度。比如，民主集中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道路，否定人民民主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主张多党制、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等；新自由主义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集中攻击社会主义公有制，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民主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等等。

上述种种错误思潮看似分布的领域不同、针对的对象各异，但究其政治实质，它们的指向是相同的，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如果任其肆意传播，必然动摇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冲击国家文化安全，进而危及我国的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毫无疑问，文化安全属于“不能犯颠覆性错误”的“根本问题”之列。

政治安全的意义范文第5篇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d domestic and overseas researches on the ecological politics theory for the past few decades，including the definitions of conception， content and frame，theoretical value and effective ways. On the basic summarization, this paper proposed the content and direction of deepening researches.

关键词： 国内外；生态政治理论；研究述评

Key words: domestic and overseas; theory of ecological politics; research review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8-0183-02

0引言

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已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国内外学者对什么是生态政治、生态政治包含哪些内容、生态政治具有怎样的价值以及如何建设生态政治，从各自不同的研究视角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观点。

1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内涵研究

生态政治作为目前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国内外对其有不少定义。由于侧重点不同以及生态政治本身的复杂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国外代表性的观点主要包括：其一，罗依・艾克斯利（Robyn Eckersley）把生态政治解读为生态（绿色）思潮、生态（绿色）运动和绿党三个层面。其二，美国学者卡普拉（Capra）和斯普雷纳克（Spretnak）把生态政治一方面理解为一种生态运动，另一方面又把它看成是绿色政治学。其三，丹尼尔・A・科尔曼将生态政治解释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通过重温公民权利和社群合作，通过把地球理解为我们的家园而实现的生态化生活方式。

国内对生态政治内涵研究的代表性观点主要包括：其一，《中国大百科全书》（1992）将生态政治扩展为政治生态，认为生态政治学是运用生态学的观点研究社会政治现象的一种理论和方法。其二，刘京希（1998）把生态政治理论解释为是研究政治体系及其机制的“内生态”以及政治体系在动作过程中与社会及自然环境间生态关系的理论。在内涵上他把生态政治理论从以对自然生态的维护为中心转变为以政治的生态化为中心，在外延上把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从政治自然生态层次推进到政治社会生态层次及政治体系内生态层次。其三，吴海晶（2003）从综合角度指出生态政治既是观念、运动,又是力量和理想。作为观念,它反映了人类对其生存状况的关注和思考；作为运动,它表明了人们对无度生产、无度消费所造成的环境破坏的抗议和反对；作为力量,它显示了政府、公众、环保组织、国际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安全的信心和勇气；作为理想,它寄托了人类对生态文明的希冀和期望。

2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内容研究

西方生态政治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影响较大的理论主要有三种：绿党政治理论、环境安全理论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绿党政治理论是西方生态政治理论中主题最为鲜明、结构最为系统的理论。其基本理念包括:一是生态学理念。绿党以生态学中生物同外部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为基础，探讨自然、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倡导生态优先原则。二是社会责任理念。绿党政治理论认为，社会责任感等同于社会正义。一个社会或社群不能以损害他人利益来谋求自身的环境安全，要坚持环境正义，实现社会正义。三是基层民主理念。绿党的民主目标是国家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面民主化，使人们有权决定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他们生活条件的方式和选择自己的工作、生活方式。四是非暴力理念。绿党的政治目标是把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粗暴关系变成一种平衡和尊重的关系。五是女权主义理念。“把男性和女性都解放出来”是绿党政治理论的重要理念。它强调男女平等，反对压迫和剥削妇女。六是和平政治理念。绿党强调全球责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坚持“胸怀全球,行于当地”。

环境安全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它是从安全的视角来认识和思考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问题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影响。1977年美国环境专家莱斯・R・布朗在《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中从理论上首次将生态环境因素纳入安全概念和国际政治范畴，提出应重新界定国家安全的范围。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提出“环境安全”的概念。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将环境保护与“一个更安全更繁荣的未来”以及“人类对安全稳定的自然环境的需求”联系起来。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绿色运动”中，认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本路径在于变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它的基本理论观点包括：其一，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危机都根源于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结构和价值取向；其二，生态危机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突出的问题，并已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其三，主张立足当代现实,“超越”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用“异化消费”论去“补充”马克思主义；其四，要求重新评价工业文明及其生活方式,主张建立一种“无增长的”经济模式；其五，主张用小规模的技术取代高度集中的、大规模的技术，使生产过程分散化、民主化；其六，认为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从国内对生态政治理论内容的研究来看，由于我国学术界研究生态政治理论较晚，目前并没有形成一个较完整的、统一的理论体系。陈清硕（1995）认为生态政治学以社会生态的政治问题及其影响为研究对象,其主要的研究内容是探求社会生态系统与社会政治系统的相互关系及其规律性,研究的目的在于使社会生态与社会政治能够相互适应与协调发展。肖显静（2000）认为生态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首先是选择正确的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以摆脱环境危机，其次是对市场体制的政府干预进行政治经济分析，第三是建立当代国际政治新秩序，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张连国（2006）在系统介绍国内外生态政治学研究的现状的基础上指出生态政治的基本内容是“政治生态体系”观，它是以人为主体的生命与其环境之间，以及人所组成的“政治体系”与“社会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模式。

3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价值研究

绿党政治是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以反对传统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人类社会和谐发展为内容,突出强调人类整体利益和未来人类利益的新的政治运动。环境安全是环境问题与安全问题结合形成的一种新概念，它不同于传统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安全问题。环境问题日益恶化所引起的环境安全问题构成了人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逐步增多。尽管目前对与环境安全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但它唤醒了人们的环境安全意识，并已为全世界各国所广泛接受。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基础上，运用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成因及解决生态危机的路径进行了不同于其他生态政治理论的独特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蔡先凤（2003）认为生态政治的兴起堪称20世纪中后期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它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力量对比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王治军（2008）指出生态政治理论在对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将生态问题提高到了政治的高度,将政治问题从人类社会扩展到自然环境。

4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建设研究

西方生态政治理论研究基本沿着“深绿”与“浅绿”两个方向展开。“深绿”的生态政治理论认为只有用生态思维、生态智慧重新建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民主，以致于从根本上改变对政治的理解和建设才能彻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浅绿”的生态政治理论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在自然生态环境的有限性上，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只有彻底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包心鉴（2001）认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政治与政策出路在于加强政府在环保方面的意识与责任：一是加强和完善立法工作；二是实行一种后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模式；三是充分重视政治家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中的作用。赛明明、孙发峰（2006）认为应该从政治和社会的深层角度、特别是从政府的权力和责任出发,从制度和机制层面,从公众广泛的参与权力和途径等视角来思考和进行我国的生态政治建设。

5生态政治理论研究现状述评

国内外学者面对日益凸显的生态环境问题，从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对生态政治理论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关于生态政治理论的有益成果，对我们在新形势下有效应对与化解生态危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但从根本上说，国内外学术界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许多学者偏重于宏观层面的研究，学理意味浓厚，缺乏具体的实证分析，提出的一些政策措施在实际应用中缺乏可操作性；二是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大都局限于单一学科，缺乏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对生态政治理论从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等视角进行探讨的成果较少；三是专门从马克思主义原著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思想的成果还比较薄弱。

因此，在研究生态政治理论过程中，既要注重从宏观的整体层次上进行探讨，又要善于对微观层次加以分析和探讨，并注重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与此同时，要在深入阅读原著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和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思想，并结合我国生态政治的现状和借鉴国外生态政治理论的有益成果进行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和生态社会的综合研究。

参考文献：

[1]Robyn Eckersley，Environmentalism and Political Theory：Toward an Ecocentric Approach，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2.

[2]（美）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M].石音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

[3]（美）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M].梅俊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4]张友渔.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

[5]刘京希.生态政治论[J].学习与探索，1995（3）.

[6]吴海晶.生态政治的内涵、作用及意义[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4）.

[7]陈清硕.方兴未艾的生态政治学[J].社会科学，1995（4）.

[8]肖显静.生态政治何以可能[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0（6）.

[9]张连国.生态政治学研究述论[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10]蔡先凤.当代西方生态政治理论述评[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

[11]王治军.生态政治理论的产生及影响[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