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范文第1篇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 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б婧妥市抛纯鼍涣嫉闹魈澹捎谒谴嬖谘现氐牡赖路缦蘸凸蟮募喽匠杀荆鹑诨钩鲇谧陨砦冉「囊螅滞辉赣肫浞⑸璐形孕纬梢衅毡榈摹跋Т被颉吧鞔毕窒螅醣艺叨哉饫嘀魈宓耐蹲室找膊幻飨？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张曙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 ，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 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 ，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应释放必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结构并不完全，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已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

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范文第2篇

【关键词】预期理论 房地产 宏观政策 影响效果

近年来，房价上涨问题严重，房地产泡沫经济突出，其市场发展趋势扑朔迷离。国家未来引导房地产经济向稳定方向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但是并没有起到预期效果，房价反而越调越长，严重制约着房产经济的发展。事实上，政府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宏观调控政策效果的与政策问题的特性和政策本身等因素有着重要的联系，另外社会心理预期也是影响其效果的因素之一，政府应该在预期理论下分析宏观政策，以便更好的引导房产经济的发展。

一、我国房地产调控政策总体分析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房地产经济迅速发展，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极大的带动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提高。与此同时房价上涨过快、城市开发规模过大等问题也不断凸显，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家政府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实施持续性的宏观调控，期望能够通过宏观政策引导房产经济健康发展，但是事与愿违，宏观政策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房价问题仍然制约着房产经济的发展。

二、预期理论下房地产宏观政策的影响效果

在实际经济运行中，预期理论认为房产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市场消费主体掌握的信息较少，不能有效的判断房产经济发展趋势们产生盲目投资行为。其次理性预期是建立在异性经济结构基础上而形成的但是我国房产市场结构不成熟，消费者难以对其做出理性预期，另外我国房产市场消费主体比较多，行业发展、宏观政策变化程度比较大，消费者难以获取准确的信息。

（一）开发商预期对政策的影响效果

比如在经济发展萧条下，政府为了救市会出台有些政策刺激房地产经济的发展，救市政策实施前期对开发商预期产生5%显著性水平下的负向影响，而后对开发商预期产生正向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政策公布当期，开发商预期可能受宏观环境影响导致政策没有起到效果，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政策逐渐生效，开发商预期好转。

（二）消费者政策效果的影响

比如2008年救市政策和2010年的限购政策，救市政策实施当期对消费者预期具有反作用，消费者购房愿望降低，因为这一阶段宏观经济环境影响购房者预期，救市政策还没有发挥其良好作用，只有在实施一段时间后，购房者才会看出房产市场的好处，提高购买欲望。而在限购政策影响下，不管是限购当期还是限购发生期与滞后期，均会对消费者的心理预期产生负影响，降低了消费者购房意愿，房价下跌。

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范文第3篇

一、引 言

近年来，我国经济步入了新一轮的快速上升通道。2001年到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分别达到8．1%、9．1%、10%、10．2%、10．4%和11．1%，呈现出逐年递增的态势。但在快速增长的同时，投资的膨胀、信贷规模的扩张、煤油电运的紧张、通货膨胀的压力等也给经济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经济结构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为防止经济“过热”，避免出现“大起大落”的局面，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如严格审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多次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下调部分商品出口退税、对房地产交易课税、实行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等。“加大宏观调控，预防经济过热”，成为了我国宏观经济的基本政策取向。然而，中央政府的这些宏观调控措施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大打折扣，调控效果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弱化。

目前学术界往往热衷于讨论我国经济是否过热，该不该进行宏观调控，以及如何进行宏观调控。但是，对于我国近年来已经出现的宏观调控效果弱化的现象，学术界的理论探讨还不多。就已有的文献来看，主要有以下观点：刘伟、蔡志洲（2006）[1]认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殊国情是使得宏观调控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易宪容（2006）[2]认为，目前宏观调控效果弱化的原因在于目前中国整个经济基础与市场体制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政府依然沿用计划经济思维，希望以旧有工具调控现有经济，走政府干预经济的计划老路，自然达不到调控效果。赵晓、谭国荣（2006）[3]认为宏观调控弱化，一方面由于当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资金都处于“超级流动”状态，这就使得虽然中央政府不断加大调控力度，但实际运行效果不佳。另一方面，政府的宏观调控尤其是房地产调控涉及到中央和地方博弈以及多个部门，但由于受不同利益取向的约束，多只看得见的手在本位主义的驱使下相互牵制，从而大大抵消了调控的效果，最终看不见的手打败了多只看得见的手。

上述文献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宏观调控效果弱化的成因进行了分析，尤其是从中央和地方关系角度的分析，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笔者认为，现阶段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弱化是一个系统问题，需要有更广的分析视角。宏观调控效果弱化的根源，在于我国现行的投资型经济增长方式与宏观调控之间内在的矛盾，而中央对地方政绩单一指标考核形成的委托――关系，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统一更加剧了这一矛盾。此外，中央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时忽视民众预期，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宏观调控效果。本文试图对这方面进行一些探讨。

二、我国现行投资型经济增长方式与宏观调控的矛盾

自“九五计划”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的有效供给能力显著增强，社会商品极大丰富，曾经长期存在的短缺状态宣告结束，我国开始从“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产能过剩、内需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为了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增长不得不严重依靠于投资和出口的拉动，而消费不能有效地对经济增长起到拉动作用。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近年来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而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占GDP的比重则逐渐上升。也就是说，在国内消费不能有效启动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必须依靠大量的投资拉动，而过度投资便成了近年来引发经济过热的直接原因。因此，我国目前的宏观调控，不再是过去既治理需求又治理投资的宏观调控，而主要是针对投资领域的宏观调控。但是在我国投资依赖型增长模式下，如果调控力度过大，投资骤降，势必影响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速度一旦放缓，对我国长期增长的影响是巨大的。

我国之所以形成投资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有其深层次的制度方面原因的。我国的市场经济制度是从过去计划经济制度转轨而来，一些旧制度的痕迹依然影响着现在的市场运行。而正是这些制度安排，导致了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也导致企业具有强烈的投资冲动。并且有些制度安排还导致企业普遍倾向用“资本替代劳动”，这就使得我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促进作用较弱。

从我国的税收体制来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利改税”以来，国有企业不再向政府上缴利润，而是和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交纳所得税，企业可以自由支配税后利润。这项制度改革在当时起到了减轻国有企业负担，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但随着近年政府“抓大放小”国有企业的政策，使得国有企业在公用事业、资源行业和高度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垄断程度不断提高，国有企业不上缴利润却成为了导致近年来我国投资型增长方式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资源行业，由于近年来资源价格的大幅上涨，资源溢价收入扣除税收后基本上都成为企业的未分配利润，而其它行业的垄断国有企业也获得了高额的利润。如2006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未分配利润达到8485．46亿元，占GDP的比重超过4%。①正是由于这些垄断高额利润不能转化成民众的收入，大部分便被用作企业的投资扩张，追逐更高额的利润。这种情况的必然结果就是消费市场不能有效启动，而企业投资十分旺盛。

另外，我国存在着劳动力市场、金融体系的“二元分割”的局面，这也是我国形成投资型增长方式的重要制度原因，并且直接导致了经济增长对就业的促进作用较弱。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使得我国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尤其是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正规部门就业的门槛变得极高，而一般的城市劳动力也很难进入国有部门尤其是国有垄断部门就业。金融体系的“二元分割”，使得大型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的大型工程很容易从国有商业银行取得贷款；在资本市场的融资方面，也是优先安排大型国有企业上市融资。这使得大型企业，尤其是垄断国有企业的融资成本很低。而资本价格被人为压低，又进一步诱使它们在产业和技术上选择用资本替代劳动。近年来的投资过热，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大型企业，尤其是有政府背景支持的大型国有企业选择资本密集型项目投资而引起的。与此同时，作为大量吸收农村劳动力和从国有企业富余劳动力的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却陷于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困境，加之政策对民营企业的限制，导致它们在许多领域发展不足，无法承担起大量吸收劳动力的重任。

我们知道，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所要追求的主要目标，对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按照经济学中奥肯定律，人口就业和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劳动力需求的水平，在动态意义上主要决定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速度快，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大，就业岗位增加，就业水平高，失业率低；经济增长速度慢，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少，就业水平低，失业率高。”许多实证研究表明，在美国，当经济增长率达到3%时，实际失业率大体上相当于自然失业率（程晓农，2003）。[4]也就是说，美国保证社会经济正常运转，维持自然失业率的经济增长率下限仅为3%。但根据上面我们的分析可以知道，由于我国制度安排方面的问题，使得经济增长需要依靠大量的投资，而大量的投资又排斥劳动，从而经济增长对就业的促进作用较弱。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要保证社会经济正常运转所需要维持的经济增长率下限远远高于美国。

在20世纪80年代，只要经济增长率低于7%，就会出现企业全面亏损、失业率上升的局面（程晓农，2003）。[4]也就是说低于7%的经济增长速度通常被称为是经济“硬着陆”。进入1990年代以后，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更是呈现总体下降趋势，这点可以从图2看出。尤其是自2001年以来，我国就业弹性②逐年递减，2006年全国的就业弹性下降到了仅为0．068。也就是说，在我国目前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下，为了保持社会稳定，不出现大规模失业，我国必须保持更高的增长速度，而保持更高的增长速度又必须依赖于更大规模的投资。因而，我国近年来的宏观调控本身就陷入了一种矛盾的境地。在我国这种制度安排所决定的投资型经济增长方式下，一方面要避免经济“过热”给社会带来的种种危害；另一方面，如果使用过于激烈的宏观调控手段，“踩急刹车”对投资领域进行干预，使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又会带来就业和社会稳定方面的诸多问题。现在我们谈宏观调控效果弱化，其实正反映了这种矛盾的境地，中央希望通过宏观调控解决经济过热，但宏观调控的力度究竟需要多大却很难把握，中央政府也不愿面对由于宏观调控减少投资而造成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进而导致就业压力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措施往往很难有效的贯彻执行，于是出现了宏观调控效果的弱化。从根本上讲，宏观调控效果的弱化正反映出了我国现行投资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困境，而现行投资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困境又根源于我国制度方面的缺陷。

三、中央、地方委托―关系与宏观调控效果弱化

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承包制、放权让利还是分税制改革，中央在制度设计上都是强调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权限、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在此基础上，钱颖一等人提出了著名的“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假说（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Montinola, Qian and Weingast，1995），[5](50-81)认为中央和地方的分权带来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然而，随着中央和地方分权的不断深化，中央和地方间委托-关系逐步形成。在我国现行的投资型经济发展方式下，中央和地方政府这种委托-关系事实上产生出了与宏观调控抑制投资政策的矛盾，这种矛盾导致地方政府缺乏执行宏观调控政策的激励，从而削弱了宏观调控的效果。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制度安排下的投资型经济增长方式，使得我国维持自然失业率所需要的经济增长率下限非常高。也就是说，在经济增长模式不能有效改变的情况下，为了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我国必须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央政府以GDP作为衡量地方政府政绩的根本尺度是有其必然性的。当然，以GDP来衡量政绩也具有评价比较容易实现，考核成本低，不容易掺杂主观人为因素等优点。在中央和地方的委托――关系下，既然作为委托人的中央政府以GDP作为评价和奖惩地方政府官员的主要依据，那么作为人的地方政府为了得到中央政府的奖励、晋升，便会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如何提升GDP这个中央政府所关心的指标。而我国现行的制度下，经济增长方式必须依赖于大量的投资，因此，地方政府追求GDP的主要手段也就是吸引企业到当地投资，甚至是地方政府自己投资。虽然中央政府意识到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会导致经济过热，要对经济采取宏观调控措施。但是，只要中央和地方的委托-关系不改变，中央对地方的考核标准不改变，地方政府就必须追求GDP增长，因而很难抑制住投资冲动。这样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于是就难以得到贯彻。

四、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统一与宏观调控弱化

由于我国分税制改革的局限性导致的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的不统一，客观上造成了地方政府财力的紧张，地方政府为了解决财力问题，必须依赖于当地的投资，这也是宏观调控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大宗税源被划归中央，零星分散的小税源划归地方。地方缺乏主体税种，也没有完全实行分级财政管理的财政实力，但地方的建设等方面需要大量的投入，同时由于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使得原本由中央政府和企业共同承担的社会保障责任转移给了地方政府。而且，地方的某些支出往往是以法律或行政规范的名义进行的，这就形成了我国独具特色的“比例预算”。

在现有体制下，不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公债，而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也不够规范。这样，在地方政府职能和事权没有减少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对于地方政府存在刚性，地方财政收入就成为支出的一种约束。这就迫使地方政府必须通过引进外部投资和鼓励当地企业投资来扩大地方的财政收入。此外，通过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而取得土地出让金也成为了地方政府解决地方财政收入问题的一个“法宝”。地方政府一个通常的做法就是将城郊农村集体土地改为城市国有土地，形成可供出让的“熟地”，然后采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招标、拍卖和挂牌方式出售。地方政府这种“圈地出售”行为，不仅导致了房地产开发投资的过热，而且也为地方政府引进外部投资和鼓励当地企业投资提供了土地支持，为企业投资过热提供了条件。因此，在没有解决地方财权、事权不统一的状况下，中央的宏观调控要求抑制地方的投资，实际上是切断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这就使得地方政府执行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积极性较弱，甚至部分地方政府还公然出现了违抗中央宏观调控的行为。

五、预期以及时滞因素对宏观调控效果的影响

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市场主体是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对象，受到调控政策的影响，但市场主体是有预期的，他们会根据自己的预期在宏观调控政策实施前或者政策实施后采取相应的行动来减轻宏观调控对其的不利影响。因而，他们对调控政策的预期和反应，制约着调控政策的效应与调控目标的实现程度。也就是说，宏观调控政策的成功与否以及调控目标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不仅取决于调控主体（中央政府）， 还取决于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与消费者的预期及其相应的行为，他们行为的依据是使其自身效用最大化。然而，对于不同的市场主体而言，一定调控政策的实施对其利益影响的方向和程度是不一样的。如果市场主体的预期是调控政策对其有利，其行为调整就会顺应而不是抵制调控政策的实施。但如果市场主体认为调控政策对其有损，其行为调整就会抵制调控政策的实施，导致调控效应降低甚至失效。

在笔者看来，近年来中央政府的许多宏观调控政策，并没有注意到市场主体的合理预期能力，对于预期也未给予应有的重视。我们的宏观调控政策往往把政策作用的对象，即各类市场主体看作是没有预期能力，只会跟着政策指挥棒转。政策制定者往往认为，只要宏观经济政策就其内容来说是科学合理的，它就能发挥预定的作用。然而，随着现代信息工具的不断进步，信息传播速度不断加快，信息渠道不断增多，市场经济主体掌握信息的能力不断增强。有时，经济主体通过市场掌握信息的速度甚至比政府部门还快。此外，还存在着“信息泄露”的状况，某些宏观调控政策在出台往往在其正式公布、生效之前，就被网络等传播渠道散播出去。高层决策信息的泄露大大提高了市场主体预期的准确性，市场主体往往在政策公布之前就已经开始寻找“对抗政策”的措施，出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因而市场主体的预期因素也是我国现阶段宏观调控效果弱化的重要原因。

当然，近年来宏观调控效果的弱化，也有来自政策时滞方面的原因。因为宏观调控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投资领域的，而投资一般都具有周期长的特点。一旦项目立项，除非遇到强力行政手段的调控措施（如江苏“铁本”事件，但这种情况极少发生），项目的投资将会在投资期内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因此，这种时滞效应也影响了宏观调控的效果。不过笔者认为政策时滞对宏观调控效果弱化的影响程度要小于上述的其他方面的原因。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对于如何解决宏观调控效果弱化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从制度改革入手，改变我国投资型经济增长方式

首先，要打破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缩小国民收入差距，使得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绝大多数国民，也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启动国内的消费市场。其次，深化公共教育、医疗体制改革，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过去之所以消费迟迟得不到启动，很大程度来自于公共教育、医疗以及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健全。民众感觉未来没有保障，因而消费倾向较弱，而储蓄倾向强烈。深化公共教育、医疗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让民众感到未来有保障，对于刺激消费，加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改变投资型经济增长方式是非常重要的。最后，应该打破金融领域的“二元分割”，以及资源价格被低估的状况，减轻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的倾向，避免人力资本价值的低估。

(二)完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

建立有效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引导地方政府官员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实行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内容要多样化，应该根据多种因素对官员进行综合性、系统性考核，增加考核指标。在经济发展方面，当然用GDP增长衡量政绩不可缺少，但同时应该加入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城乡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基尼系数等方面。只有综合考查，才能看到当地经济是否真正上了台阶，农民是否真正赋予，贫富悬殊是否真正缩小，等等。而且应重视社会发展方面的考核，如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

(三)解决中央和地方间的财权事权不匹配问题

在税制改革上，要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依法治税。在财政上，适当将一些税种划归地方，并且调整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基数，解决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上的瓶颈问题。而地方财政收入的解决，对于消除地方政府的支出约束，解决宏观调控效果弱化的问题是非常有帮助的。

(四)制定宏观调控政策应该注重民众预期

中央政府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市场主体的预期，这样宏观调控政策才有可能发挥好的作用。因此，中央政府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之前，应该充分调查市场主体可能产生预期，并对可能的结果提前进行评估。只有这样，才能减轻市场主体“预期抗体”对宏观政策的抵消作用。此外，中央政府应着力建立相对稳定的经济运行规则体系，致力于制定合理的法律和规则，而不是随意或是突然颁布宏观调控政策。宏观调控政策本身应具有严肃性和稳定性。

注 释：

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相关数据计算。

②就业弹性，表示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带动的就业增长率。图2的就业弹性数据为笔者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主要参考文献：

[1]刘 伟，蔡志洲．中国宏观调控方式面临挑战和改革[J]．经济导刊，2006（6）．

[2]易宪容．为何新一轮宏观调控效果不佳[J]．新财经，2006（10）．

[3]赵 晓，谭国荣．看不见的手打败了多只看得见的手――对当前宏观调控及房地产调控的分析[N]．开放导报，2006（6）．

[4]程晓农．重新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与结果[J]．当代中国研究，2003(1)．

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范文第4篇

[关键词]数学工具；本科生；宏观经济学；课程体系

[基金项目]2019年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改项目“双一流背景下提升本科论文质量的实践与探索”（2019xjyxm018、2019xjyxm025）；

2017年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改项目“高等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ww6020000020）

[作者简介]贺俊（1965—），男，安徽淮南人，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和内生增长理论；张钺（1994—），女，河南新乡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2017级金融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20）30-0223-03[收稿日期]2019-10-03

一、引言

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和社会进步，民众对更高层次的教育需求日益加强，同时，伴随着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加深，提升高等教育水平成为一项较为迫切的要求。另外，隨着知识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为了适应社会对新型综合性人才的需求，高校应当担负起培养具有现代化知识体系、创新化的高素质人才。因此，高等教育体系需要做出适当的改革和创新，以更好地教育和培养优秀人才。其中，作为高校最大的学生群体，本科生教育具有基础性、必要性的地位，设计合理有效的本科生课程教育体系，对促进高等教育水平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宏观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主要分支之一，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及其带来的结果，即研究如何使国民收入稳定地以合适的速度增长，这表明了宏观经济中常见的问题如经济波动及与此关联的就业、失业问题，价格水平及与此关联的通货膨胀问题，经济增长问题等都是宏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问题。对于各种经济变量，它们之间有没有内在联系，一个变量的变动会在多大程度上、以怎样的方式影响另外的变量，都属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因此，宏观经济学囊括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通过观察经济现象、分析经济变化、发现经济规律，最终用经济结论指导现实社会，宏观经济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由于我国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起步较晚，现有的宏观经济构架主要借鉴西方的宏观经济体系，虽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有所取舍，但更为适用的宏观经济体系仍待进一步完善，这就需要更多未来学者的努力。宏观经济学不仅限于经济学的范畴，随着学科之间的交叉和发展，该学科的覆盖面也包括了金融学、管理学、供应链管理等多方面，掌握宏观经济学的概念和知识对相关学科的本科生知识体系的构建十分必要。

与此同时，我国的本科生宏观经济学教育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就课程设置来说，掌握一定的数理知识和推导能力是学好宏观经济学的基础，而宏观经济学通常与高等数学、统计学等课程同一学期开课，因此，现有的课程设置可能导致本科生知识储备不完善，难以在宏观经济学的学习过程中全面、系统地理解知识点。就使用教材来讲，目前本科生课程中采用的教材多为高鸿业（人大版本）的《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1]，教材内容偏重于知识点的理论阐述和举例说明，辅以图表说明，较少涉及到数学推导和证明。相较与此，龚六堂[2]和胡适耕、吴付科[3]等作者的高等宏观经济学教材中，存在大量的数学推导和理论证明，学生只有在掌握相应的数理功底和数学工具运用能力的前提下，才能理解其中的道理。而宏观经济学作为高等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和前期准备，中间不免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断层，本科生如果学完基础的宏观经济学后再接触高等宏观经济学，数理基础较差的学生会有明显的吃力感。因此，在现有的宏观经济学教育过程中，应适当加入数理内容，引导本科生运用数学工具发现经济规律，这不仅有助于加强本科生对宏观经济学知识的掌握程度，也为未来学习高等宏观经济学打下较为坚实的基础[4]。

本文以宏观经济学教材中LM曲线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为例，通过阐述图形分析的缺陷，并列举借助数学工具帮助解决经济问题的优势，说明将数学工具引入本科宏观经济学教育的重要性，最后，针对我国本科生宏观经济学课程设置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二、宏观经济学教材案例分析

货币政策属于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指中央银行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以及通过货币供应量调节利率进而影响投资和经济体的行为，其目标包括充分就业、价格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货币政策的效果指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其大小受到IS曲线（产品市场均衡，投资等于储蓄）和LM曲线（货币市场均衡，货币需求等于供给）的斜率影响。

在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十五章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中，关于货币政策效果的LM图形分析部分，教材指出，在IS曲线斜率不变的情况下，LM曲线越平坦，货币政策的效果越差。由图1可知，IS斜率相同，货币供给增加使LM曲线从L时，LM曲线较平坦时，国民收入增加较少；而LM曲线较陡峭时，国民收入增加较多。

其原因是LM曲线较平坦，表示货币需求受利率的影响较大，即利率稍有变动就会使货币需求变动很多，因而货币供给量变动对利率变动的作用较小，从而增加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政策不会对投资和国民收入有较大影响；反之，LM曲线越陡峭，货币政策的效果越强。上述表述可总结为：LM曲线越平坦货币政策的效果越弱，实际上，这样的结论不够严谨。

根据LM曲线的表达和h的取值对斜率的作用方向相反，因此对货币政策的效果影响也相反。具体而言，当k不变时，h减小，LM曲线越陡峭，货币政策效果越好；当h不变时，k减小，LM曲线越平坦，货币政策效果越好。因此，教材上的表述严格意义上是指第一种情况，即“当k不变时，h减小，LM曲线越陡，货币政策效果越好”，原表述缺少了一个前提条件，即“k一定时”。

从另一个角度看，LM曲线对货币政策的效果影响可以从数学上得到证明。观察货币政策乘数，货币政策乘数是从数理角度出发，对经济等式经过一系列数学推导得出的结果。首先得出产品市场均衡条件：

-α+（1-β）y=e-dr+g（1）

及货币市场均衡条件：

ky-hr=m（2）

分别在控制实际货币供给量m和政府支出g的情况下对两式进行微分，化简得到财政政策乘数和货币政策乘数。根据货币政策乘数：

可知k和h的取值对乘数的作用方向相同，因此在k（h）取值一定的情况下，h（k）的减小将引起货币政策乘数增加，表明此时货币政策效果较强，与实际分析的两种情况相符。另外，借助货币政策乘数，也可以直观看出凯恩斯极端情况和古典主义极端情况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除此之外，龚六堂的高级宏观经济学教材中也提及针对复杂的经济问题，应善于利用数学工具予以解决。例如，同样在分析给定价格水平下决定利率和国民收入水平时，通过求解IS-LM曲线隐含的消费—投资函数和货币需求函数，可以得到均衡时的产出和利率水平。引入微分方程：

其中式（6）等号后第一项为Jacobi矩阵。然后进行Laplace变换并通过Cramer法则得到：

实际上，在解决复杂的经济问题时，可能需要从数十个等式中得出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此时构建Jacobi矩阵使用Cramer方法给予解决相当高效，因此，借助数学工具解决经济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相对于数学工具，单纯利用图像来分析经济问题可能存在较大的缺陷，不仅难以将问题解释清楚，在遇到三维或多维问题（变量）时更是难以通过图像表达，因此借助数学工具是较为明智的[5]。

从LM曲线与货币政策效果的例子可知，相较于图像表达和分析，数学公式推导的过程更有逻辑性，结论更加严密。因此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把数学工具引入本科宏观经济学教育的重要性。

三、优化本科生宏观经济学教育的建议

1.加快课程内容的更新。针对主要参考教材中的欠缺部分，本科宏观经济学教育过程中应对课程内容做出适当的更新和改进，在解决经济问题、说明经济规律时，除了理论阐述之外，可以引入数学工具，使用数学方法给予相应的证明和分析。通过这种改进，可以促使本科生在学习过程中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提高对知识点的掌握能力，也使教材相關内容的结论更加严密和具有逻辑性。

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范文第5篇

    关键词:理性预期;货币政策;宏观调控

    1 理性预期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的困境,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发生了危机,“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在改变停滞膨胀局面时也没有出现人们所期望的效果。这种形势下,理性预期学派产生发展起来。该学派以理性预期的概念改造宏观经济学,以预期问题为突破口,全盘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革命。加之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加之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

    在理性预期理论的代表人物中,罗伯特?小卢卡斯、萨金特和华莱士等人是第一代代表人物,典型理论是货币周期论;巴罗和普雷斯科特等人是第二代代表人物,他们发展了小卢卡斯等人的理论,建立了实际货币周期论、财政政策分析和政府决策行为分析等新的理论。

    2 理性预期理论的微观基础与基本假设

    小卢卡斯与凯恩斯主义的分歧始于他为凯恩斯主义寻找经济基础。他认为,宏观经济现象不过是许多个人经济活动的总和,宏观经济学中一切涉及人的行为的假定应该有微观基础。他在为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中的工资,价格部分提供微观基础的过程中发现,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确定的微观经济行为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相矛盾。在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发生冲突时,小卢卡斯转向了新古典主义。他试图寻求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从局部均衡转向一般均衡。所以,理性预期理论的宗旨是建立与微观经济学一致的宏观经济学。为此,理性预期理论的主要代表人提出了三个分析的基本假设:理性预期假设;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自然率假设。

    (1)理性预期假设。

    理性预期是在长期动态分析下,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以完全的、相同的信息为基础,他们能对未来作出准确的预期,做出合乎理性的经济决策,即他们能对未来做出理性预期。

    (2)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

    货币中性假说是指经济总产量和就业的实际水平和自然水平同包括相应地对商业周期发展作出反映的货币和财政活动无关。

    (3)自然率假设。

    自然率假说的要点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有其内在的动态平衡,外界力量能暂时打破这种平衡,但不能根本改变它;政府应该顺应这种动态平衡。

    3 理性预期理论的政策主张

    一是政府应制定长期不变的政策规定,消除政策规则的任意变动性。理性预期学派坚持古典经济学的信条,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因为“市场比任何模型都聪明”,它始终是使各种生产资源得以合理配置和充分就业的有效机制。理性预期学派坚持认为,政府的作用只是为私人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以使人们充分了解的良好环境。因此如卢卡斯所说,“我们需要的是稳定的政策,而不是积极行动主义政策。”政府干预越少,经济效率也就越高。

    二是政府政策目标必须注意长期性和稳定性,并且着力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政府的决策不能对一国经济的产量、就业和其他实际变量产生影响,但可以对一般物价水平等名义变量产生具有规则性的效果。因此,政府应该把最理想的一般物价水平作为唯一的政策目标。

    4 理性预期理论及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启示

    (1)应充分考虑并正确引导微观主体的理性预期。

    不得不承认,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正日益增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应充分考虑公众的理性预期,考虑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众的理性预期又是不断提高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一个前提条件。中央银行要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就要准确地公布通货膨胀指标和失业率,利用信息优势,通过舆论导向,准确披露决策相关信息,加大宣传力度,及时引导经济主体的预期,正确引导公众预期,让公众及时了解这种政策目标的变化,增强其信心。

    (2)应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局限性。

    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是有限的。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所面临的是诸如结构调整、制度转轨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单纯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很难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因为具有理性预期的公众对此是很清楚的,所以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难以得到公众的响应。可以说,货币政策不是调控经济的万能手段。不仅仅因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本身需要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支持;更因为货币政策本身在经济活动中具有局限性。

    (3)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以期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

    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原则是为了使微观经济个体顺利地从事经济活动,充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稳定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所以,政府的政策要想得到各种经济成员的积极配合,使各项经济政策取得预期的效果,还必须取信于民,避免“朝令夕改”。因此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和符合经济活动当事者的预期规律,可以使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从根本上摆脱由于政策的频繁变动对其造成不良后果的担忧,从而无需寻求应变之策,而尽力去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经济行为的最优化。

    总而言之,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有着重大影响,政府在采取宏观经济调整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并引导这种预期朝着政策目标的方向发展。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离不开经济政策调控,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今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日益增强,我们必须转换思路,注意把握宏观经济调控与微观层面理性预期的结合点,谋求经济政策、经济主体的预期与行为及经济运行三者的和谐与稳定。

    参考文献

    [1]杨玉生.理性预期学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杨丽彬.理性预期观点的评价[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