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消费的优点范文第1篇

从2002年－2004年，全国性品牌的“洗牌战”和地方品牌的“自卫战”形成了乳品格局的发生了三次大的变化，行业集中度逐渐偏高，伊利，蒙牛凭着资源的聚焦及其相关的事件行销等策略，不断走向强列，且相继上市，双方的总体市场份额由2004年的58％增长到66％，而其他的三线品牌的增长的速度明显低于行业的平均增长水平，整个行业出现了马太效应的局面，似乎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地方性品牌中，济南佳宝乳业谨慎扩展，夏进乳业打收缩战略，重庆天友疲于应战蒙牛、伊利的疯狂进攻，新希望模式在乳品行业中也到处碰壁，北京三元和完达山已经完成重组，期待重生机会。全国性品牌的拓展式发展，地方性品牌狭缝中求生存，据笔者对行业的了解，大部分三线强势品牌大部分是都是依靠点状的几个二三级城市为生存的市场基础，真正能够在省内市场完全称霸的品牌少之又少，那么作为区域性的地方性品牌，无论是自己的品牌力资源，传播资源，管理能力，资金都无法与大品牌相匹敌，盲目性的跟进发展或者挑战性区域性扩张策略都无法真正去消弱劲敌的市场体系力量。市场竞争的激烈化，大牌的疯狂性扩张，地方性品牌在制定区域性发展策略时首先要保证的是自己的品牌如何能够在自己的区域范围内持续性走强，走俏，不能因彼失此。

其实一个企业的成功，往往都是整体产业价值链的协调性优势突破，从品牌，到资源，到渠道，到市场布局，及其经营目标的规划和营销计划对当地市场的生态环境适应性。蒙牛，伊利能够迅速发展从宏观角度来讲，是依赖于他的品牌及其大量资源的匹配优势。但是一旦落实到具体的区域性市场，自然有他许多弱势的空洞，对于地方性品牌来说肯定存在其突破的机会，比如当地消费者对品牌的接受度，品类认知水平；当地的经济水平，消费者的偏好，当地市场对传播的反应度，及其市场的管理，配送物流水平等。所以无论是区域性品牌地位弱强，都必将存在单点突破的机会。只是我们如何去通过合适的方法来探索企业的营销模式爆破点？

从营销的角度来讲，一个乳品企业的发展突破口无非不是在其产品的供应链奶源，产品类型配置，渠道物流的配送，品牌传播，市场的精细化管理的几个核心点来挖掘。

从奶源的供应链角度来看，城市型乳业大部分的品牌基本上都建立在二三级城市，某种程度上奶源的供给依赖城市郊县的草原牧场和农户集体散户经营的形式，相对大品牌来讲，物流配送半径较远的二三线市场，区域性品牌无疑在配送成本和便捷性上保持较大优势，侧面上为牛奶的新鲜保持优势提供较大支持，当前消费者选择牛奶时考虑属性的关键点上是生产日期的早晚，这对本身市场位置优势的区域企业无疑提升了在消费者选择的优势。城市型奶源的供应为其牛奶的新鲜度，配送时间和空间成本提供较大的支持，因此对于区域优势的企业来讲，必须充分利用位置资源节省下来的成本保证自己的关联性的产品优势和客户服务质量。

产品类型的选择上，尽管全国性大品牌都在兼并收购地方性乳品企业实行全国市场的布局计划，但是根本上无法解决消费者对奶源新鲜认知的问题，这也是这些年来蒙牛，伊利不断通过进行常温奶教育，加强消费者对常温奶的认知，利用常温奶保持期长，配送条件要求低的优势，以此为产品平台跳板进行全国各地市场销售。反而对于地方性乳品企业来讲，如果从品牌对产品支撑上来讲，无法与蒙牛，伊利相媲美。但是本身占有先天的区域品牌认知优势，当地消费者对品牌，企业乳品的品类认知，及其品牌的情感性利益都较高，因此只要采取合理的产品组合，在不同渠道，不同消费群体的产品区隔化，满足市场个性化需求，包装上采取相对成本较低的百利包，塑料袋，塑料杯等不同规格的组合尽力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满足。多规格的包装组合增加了消费者选择机会，同时降低消费者对产品价格的敏感度。

区域性品牌渠道模式上基本上以投递和商超为主，多年的市场精耕，对当地市场环境和消费特征比较熟悉，多年的发展物流体系必然在当地市场占有垄断地位。无论是在客户信息和客户服务，当地的渠道关系相对竞争品牌都占主导地位，特别是对直投渠道来说，当地性品牌无论是覆盖面和覆盖深度上，服务质量必须把握核心渠道的优势；这样才能维持当地市场基础；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市场传播环境复杂，消费者面对各个品牌的声音，早已产生了审美疲劳和接受困惑，多对一的传播无法在效果上与单一互动性传播相比，社区投递渠道除了本身的销售功能之外，还是一个较好的传播平台。因此对于区域性品牌来说必须充分开发提升社区渠道的竞争力及其利用现这个渠道资源，产生渠道辐射效果，带动消费者对其他渠道的认可。山东济南乳品市场竞争激烈，历来是各大品牌所觊觎之地，但佳宝公司凭借着其独特的地缘优势，运做最具潜力的投递渠道并建立遍布济南的专卖店，到目前为止，佳宝在济南市场的占有率高达80％。而且其以巴氏奶为主的产品结构及快捷的服务网络是其他任何外来品牌难以模仿的。

品牌上：其实在二三线市场全国性品牌不一定因为品牌力强而占较大优势。中国乳品消费的特点就是两端低，中间高的特征，收入水平较低的消费者因为价格和消费习惯等因素往往只能接受巴氏奶，酸奶等相对便宜的价位，而收入水平高的消费者因为自身消费意识高，对巴氏奶，酸奶的营养认知度高，往往品类的选择上也以巴氏奶，酸奶为主。特别是处于二三线市场的消费者消费水平较低，价格定位上不能接受相对所谓的溢价较高的品牌，导致市场基本上都处于品类和产品竞争的阶段。本身区域性品牌在当地还是占有较大的消费本地化的优势，相对外来品牌来讲，具有较大的品牌亲和力和情感力。因此只需要提供当地性的时效，针对化，个性化的产品即可具有较大的抵抗力。

理性消费的优点范文第2篇

一、判断产业结构是否合理的标准

1、由产业结构决定的产品或服务结构与社会消费意愿的吻合程度。由产业结构决定的产品或服务结构与社会消费意愿的吻合程度是判断产业结构是否合理的最重要标准。但产业结构对需求结构不仅仅是静态适应，而且要能够动态地跟踪消费结构的变化，这种适应消费结构变化的快速应变能力也应作为评价产业结构合理性的重要指标。例如，由于某种原因导致某种商品或服务需求的突然增加，引起该产品或服务价格上涨时，良好的产业结构应该能够迅速调动各种资源组织对该产品的生产或服务的提供，来满足这种变化的需求，从而使价格在短时间内基本下降至原来的水平。这种从价格开始上涨到基本恢复再到原来水平的周期长短是反映产业结构适应需求结构柔性的重要指标。由于消费需求和生产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消费需求决定生产，生产又反作用于消费需求，因此合理的产业结构还应当具有发现潜在消费意愿，引导消费需求适应当地资源条件,促进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功能。

2、产业结构与生产要素的匹配度。优势生产要素是否已充分利用，短缺生产要素和资源是否被过度开发使用，也是判断产业结构与生产要素结构是否匹配的重要标准。例如，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科学技术要素方面有很大的差距，在没有取得科技要素优势之前，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小，就不能当作是产业结构是否合理的标志，因为优势生产要素培育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由于优势生产要素缺乏而引发的问题，不可能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从新配置生产要素的办法来解决。

（三）产业内部之间的协调性。我们知道，生产要素不足导致存在瓶颈产业，而总需求不足会导致存在过剩产业。但这些不能简单的判断为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解决的办法应该是增加要素投入和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和开发新的需求、扩大现有需求，同时要增强产业内部之间的协调性，才有望得到理想的效果。

二、制约河北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因素

1、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矛盾突出。消费结构不合理阻碍产业结构升级。消费结构合理化对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调整的导向作用十分重要。消费结构的合理化使消费的选择性和个性化大大增强，需求的范围增大、层次增多，将促使产业结构优化和市场细分深化，使产业内部的新兴产业不断出现，专业化市场不断形成，产品系列不断拓展，可有效解决消费品市场的供求失衡问题。但目前河北消费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服务性消费支出比重低，热点消费不够突出。全省城镇居民“居住”与“交通通讯”等热点消费支出严重偏低，“居住”比重低5.7个百分点，“交通通讯”比重低3个百分点。消费结构不合理压制了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削弱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动力，不利于产业结构稳定有序的升级。

2、资源的比较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以静态的资源比较优势为基础，通过改善人力、资金和技术等要素投入条件，将资源比较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和动态的市场竞争优势。技术进步是推动产业发展和优化升级的根本动力，是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只有落后的技术，没有落后的产业，关键是要培育出有技术进步支撑、有市场竞争力的优势产业。河北有食品、钢铁、医药、机械、化工、建材、纺织等七个优势产业，但都明显存在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

三、河北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策略

1、转变优化产业结构的主导方向。把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费结构水平作为优化产业结构的主导方向。为此，需要建立稳定有效的收入增长机制，并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一是建立规范的政府指导下的劳动就业中介机构，给失业、下岗、分流的职工和新进入劳动阶层者提供就业信息及指导服务，减少就业成本，增加就业率，使职工对就业有稳定的心理预期。二是在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下，制定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调整税收政策，解决行业之间和职工之间分配不公、居民收入差距不合理扩大等问题。三是建立适合实际情况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社会保障资金的收集力度和筹资融资能力，使职工老有所养，失有所供，病有所治，消除居民生活后顾之忧，提高居民消费预期。

2、通过优化消费组成结构来优化产业结构。消费结构的优化、尤其是热点消费品和服务性消费的合理发展，对于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消费生产出新的需要，消费结构生产出新的需求结构，而需要又是生产的动力和目的。因此，消费结构通过它所生产出来的需求结构制约产业结构，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产业结构的变化。为此，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一是引导消费者关注国家鼓励发展的消费热点和消费领域，以便形成国民经济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新动力；二是引导人们自觉提高服务性消费比重，提高消费层次和质量，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三是注重提高消费主体的素质，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进而增强精神消费力，促进消费质量的提高和消费文化的提高。

3、河北的产业结构调整必须以资源比较优势为依托，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突出特色经济，大力延长产业链。河北要把自然资源禀赋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就必须按照市场需求选择资源开发重点，同时，对资源实施深度加工，必须选择好市场需求的加工方向以及加工程度，才能获取较高的附加值。发展特色经济，关键在于专业化和规模化。河北应依托初级产品的优势产业，努力延长相关产业链，培育河北的特有产品，不断提高质量，培养出以资源为起点，经过中试，直到最终产品的产业链体系，把特色经济做深做细，做出规模来。当前，要把培植和发展产业链，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线，把现有的比较优势产业进一步优化升级，推进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和市场开拓，努力使其成为在省内外、国内外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

理性消费的优点范文第3篇

[关键词]“十三五”时期 消费 投资 出口

[中图分类号] F1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6）02-0046-04

[作者简介] 邓娜（1980 ― ），女，湖南安化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和投资；陈丹（1991 ― ），女，山东潍坊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经济学；曾思孟，女，湖南沅江人，北京大学数学学院，研究方向：金融数学。

一、我国需求结构变化情况

近年来，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我国基础设施和设备投资高速增长、耐用消费品和住房逐步普及、出口竞争力持续提升，带动了总需求规模扩张，需求结构总体呈现“两高一低”特征，消费、投资、出口比例不协调状况有所缓解。

一是需求结构“两高一低”特征明显，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触底回升。从三大需求对GDP的贡献率看，2011年以来，我国“调结构”措施效果逐步显现，消费贡献率多次超过投资贡献率，2014年最终消费贡献率达到51.2%，比资本形成贡献率高2.6个百分点。从三大需求占GDP比重看，最终消费率从2001年的61.4%逐年下降至2013年的49.8%，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70%，与此同时，资本形成率呈现阶梯式上升态势，从36.5%提高到47.8%，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0%。

二是消费需求稳步增长，消费结构升级换代加快。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十二五”前四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3.7%，2013年我国最终消费规模达到29.2万亿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新型消费不断涌现，消费结构升级换代步伐加快。从消费结构看，实物消费经历结构升级换代，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等消费比重逐步下降，消费结构由“吃穿用”向“住行”为主升级；同时，交通旅游、通讯娱乐、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消费快速增长，网络购物、信息消费等新型消费呈爆发式增长态势。从消费主体看，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劳动人口抚养比逐步提高，年轻群体改变了低消费、高储蓄的传统，二代农民工等新型城市消费群兴起，都对消费稳定增长形成一定支撑，消费潜力得到一定释放。与此同时，我国传统消费升级缓慢、新兴消费供给滞后、特别是居民消费能力不足等问题仍然突出，制约消费的体制性因素仍然很多。

三是投资保持快速增长，服务业和民间投资比重持续提高。2001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达22.2%。从投资占GDP比重看，2013年投资率高达47.8%，比2001年提高11.3个百分点。投资结构有所优化。从三大主要投资领域看，制造业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总体上行，但近年来增幅持续回落。2004～2013年制造业投资年均增速为25.2%，制造业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从2004年的27.8%提升到2013年的33.1%，2014年降至13.5%。此外，随着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步伐不断加快，服务业投资明显快于工业，信息服务、电商服务等领域投资增长较快。2014年服务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56.2%，高于制造业14.7个百分点。

四是对外贸易换挡减速，结构进一步优化。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进出口增速大幅下降，年均增速从危机前7年的24.3%下降到危机后7年的10.3%，特别是2015年，可能出现年度性进出口负增长。随着货物贸易增速的由正转负，再加上不断扩大的服务贸易逆差，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缩减。贸易结构调整升级步伐加快，装备制造业成为出口的重要增长点，民营企业已成为最具活力和出口潜力的经营主体，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达71.8%。一般贸易占出口比重达51.4%，20年来占比首次过半，对出口增长的贡献达87.8%，开始形成以我国自主产品为主体的结构。贸易伙伴不断拓展，出口市场日趋多元，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出口占比达45.4%，我国已成为42个WTO成员国的前三大出口国和107个WTO成员国的前三大进口来源地。2014年中西部对进出口增量的贡献率为60.3%，首次超过东部。服务贸易发展加快，2014年进出口总额达6043亿美元，增长12.6%，占外贸总额比重升至12.3%。

二、“十三五”时期需求结构变化趋势预测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需求结构将出现阶段性调整优化，消费拉动经济作用更加凸显，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传统投资需求空间受限，新的投资机会不断涌现，进出口步入中速发展阶段，国际竞争新优势正在积极培育。

一是三大需求“一升一降一稳”态势更加明显，消费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十三五”时期及今后10年，我国将经历从中高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进程，潜在增长率明显放缓，需求增速有所放缓、但结构将更趋合理，三大需求逐步呈现“一升一降一稳”态势，即消费率逐步提高，投资率达到峰值后转而下降，净出口率保持总体稳定。按照最终消费年均增长率16%（比“十二五”前三年提高1.4个百分点），资本形成年均增长率保持13%，净出口年均增长率6%计算，到2020年，投资率将降至43%左右，比“十二五”下降5个百分点，消费率上升至55%左右，净出口率在2%左右。

二是消费将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服务等新型消费发展迅猛。“十三五”时期我国消费市场具备平稳增长条件，但增速将比“十二五”时期有所放缓，到“十三五”末期，预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0%左右。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网络消费、服务消费、大众消费和绿色消费成为新亮点。食品和生活必需品消费比重下降，高档商品和医疗、信息等服务消费比重不断提高，保证产品质量安全、注重用户体验、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消费结构升级步伐加快。一二线城市掀起消费升级浪潮，三四线城市生活品位迅速提高，中西部城市、二代农民工等催生出新的城市消费群，消费潜力巨大。

三是三大主要投资增速稳步放缓，新型投资发展加快。传统产业和房地产投资相对饱和，化解产能过剩需要较长时间，制造业、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三大投资增速将有所放缓，预计2020年固定资产投资将达100万亿元左右，“十三五”时期年均增长13%，比“十二五”前四年下降6.5个百分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投资行业结构不断升级，逐步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研发投资和服务领域投资比重不断提升；投资主体结构逐步优化，政府投资比重下降，私人投资比重提高。

四是外贸发展进入新常态，国际竞争新优势逐步形成。“十三五”时期，随着我国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优势减弱，国内产业全球布局和价值链进一步优化，我国经济中工业比重将明显下降，加上全球总需求不振，外贸增长将相应地由高速向中速过渡。“十三五”时期，预计货物贸易增速略高于世界贸易平均水平。同时，国内产业技术不断升级，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并行发展，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比较优势由传统优势向技术、品牌、质量、服务等综合优势转换，出口主导产业由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升级。服务贸易保持快速发展。

三、促进三大需求稳步增长

和结构优化的对策建议

充分释放消费需求潜力，通过扩大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增长，是未来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经济结构、需求结构调整的关键所在。要顺应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升级大趋势，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坚持稳需求和调结构同步推进，以最终消费为依归，以投资为先导，扩消费、优投资、稳出口。

（一）建立健全扩大消费需求和推动结构升级的长效机制

一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节初次分配、提高二次分配公平性，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实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鼓励创业，增加就业，拓展居民投资渠道，增加财产性收入，缩小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提升广大民众的消费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鼓励农民工就近就业、创业，促进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

二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居民的消费预期。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完善社保、教育、医疗、养老等配套改革，加大扶贫攻坚力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强化国家对居民基本需求的托底作用，增加公共消费支出，以社会消费带动居民消费，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三是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推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充分利用新型城镇化释放农村消费，鼓励流通企业下乡，加大农村基本交通、电信网络建设，逐步将消费与生产、交易相结合，促进农村市场消费。扩大服务业开放，加快服务业发展，缓解服务消费增长的供给瓶颈，重点培育和发展信息消费、家政、旅游休闲、文化体育、医疗养老、绿色消费等新的消费热点，促进服务消费发展和转型升级，激发服务消费潜力。鼓励多层级、多样化的消费方式，对基本完成工业化的东部地区，消费供给要向服务消费升级，物质消费向绿色、低碳、环保的可持续消费转变，大力发展以体验经济、精神消费为核心的服务经济；对中西部地区，进一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降低流通、交易成本，更好满足基本消费，挖掘消费潜力。

四是以电子商务引领流通方式变革，引导和创造消费需求。随着互联网、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创新和广泛应用，电子商务发展迅猛，正在对流通方式产生革命性影响，传统流通业态发展空间受到挤压，新型业态蓬勃发展，线上线下交易加速融合，物流体系重新整合，流通格局面临深刻调整。要规范和促进电子商务发展，提高电子商务应用水平，优化电子商务发展环境，探索发展全渠道经营模式，促进商业模式、消费模式创新，积极引领流通方式变革，推动信息技术在流通领域的创新和应用，提升流通现代化水平，以更加有效的供给发现需求、引导需求、创造需求。

五是优化消费环境，提高消费便利性和安全性。要健全城乡商贸流通体系，加快流通方式变革，优化城市商业网点布局和业态配置，完善农村流通基础设施网络和农产品流通体系，推进电子商务、商贸物流向社区、农村延伸，构建方便、快捷、安全的流通网络，挖掘消费新增长点。加快商品流通和消费品安全领域的立法进度，加强市场秩序规范及整顿治理，加大侵权假冒打击力度，加强农产品等重要商品流通追溯体系建设，建立对消费环境的监管机制，完善商业诚信体系建设，提升安全消费保障水平，促进安全消费，提振消费信心。

（二）稳步推进投资结构调整和优化

一是保持主要投资稳定，有序化解产能过剩。适度采用“托底”政策，稳定基础设施、房地产等投资增速，释放尚存的需求空间。建立市场化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预警与调控化解机制，抑制垄断企业和公共机构的过度投资倾向，杜绝投资领域铺张浪费，形成与后续消费、出口相匹配的投资规模，防止再次出现严重产能过剩行业。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推动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破局性重组，防范财政金融风险，缓解企业融资成本过高困境。

二是加快研发创新和民生领域投资，培育投资新增长点。加快信息基础设施演进升级，发展信息产业新业态、新服务和新模式，开发多层次的文化产品，加大公益性体育健身场所设施、养老机构服务设施和护理人员培训投资，增强信息、养老、健康、文化、体育等服务供给能力，满足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加大教育、医疗、水利等民生领域薄弱环节的投资，实施重大公共设施工程，弥补城乡民生领域投资欠账，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投资保持合理增长。以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为切入点，加大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生产环节的设备更新改造投资，大力发展机器人替代人工，适应节能减排和污染治理，推动环保设备更新改造投资。

三是创新投资模式，提高投资效率。加快对非公有制经济开放垄断行业的投资准入，进一步放开服务业，推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发展公私合作制（PPP模式）。为广大社会资本提供优质投融资服务，培育推动创新和生产率提升的私人部门，发展众创空间，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活高级生产要素活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推动需求结构升级。

四是深化投资体制改革，规范政府投资。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推广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使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的领域，更好落实企业投资自。改革境外投资管理体制，完善“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管理方式，提高企业境外投资便利化水平。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安全审查、投资争端解决。改进政府投资方式，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税制度，硬化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预算约束，强化投资责任追究，规范地方政府举债投资行为，更好发挥政府性投资对社会资本的引导和放大作用。

（三）加快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

一是巩固传统优势，积极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在巩固传统市场和传统优势产业，稳住国际市场份额的同时，积极开拓新兴市场。推动高铁、通信、电力设备、工程机械、汽车、商用飞机等资本品和中间品出口，提高中高端、高附加值商品出口比重。充分发挥我国市场规模巨大的优势，扩大先进技术、短缺资源进口，增强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权和话语权。鼓励企业培育自主品牌，提高产品质量，开展研发创新，建设国际营销网络，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国际竞争新优势，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

二是创新贸易方式，促进贸易投资互动发展。鼓励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等加快发展，培育外贸发展新平台，打造对外贸易新增长点。充分发挥对外投资对外贸转型升级的带动作用，深化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对外开放由简单买卖型向相互投资复合型转变，形成一批具国际强竞争力，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要素资源配置和市场网络布局的跨国公司。

三是推动服务贸易大发展，提升服务贸易水平。巩固劳动密集型服务出口领域的规模优势，重点培育资本技术密集型服务领域发展；加快对外文化贸易发展，加强承载中华文化特色服务领域的贸易、投资和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开拓服务贸易新领域，鼓励技术进出口，加大吸引外国游客来华旅游、购物的力度，缩小运输服务逆差。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建立服务贸易促进政策体系，提高现代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保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持续快速增长，优化产业结构，提高技术含量高、高附加值的服务外包业务比重。

Analysis of Demand Structure in the Period of 13th Five-Year Plan

Deng na ， Chendan ， Zeng Simeng

（ School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5 ）

理性消费的优点范文第4篇

业内在评价酒水连锁经营时说,酒水经销商今后的发展方向就是建立酒水品牌专卖店,通过特许加盟连锁的方式,搭建自己的酒水销售平台。这样,不仅利润空间会增加,也利于经销商立足长远发展,形成稳定而可持续的发展通道。

其实,在本人看来,酒水经营连锁只不过是酒水传统零售业态的一种而已,在我眼里实在看不出与传统零售业态(商超、烟酒店、便民店等)在模式上有什么不同,但既然专家们对这一现象如此重视和研究,我想还是附和专家们讨论一下吧,毕竟能和专家共同探讨和争论一个营销主题,还是很荣幸;但我不想争论酒水经营连锁的所谓商业模式可行性,我只想探讨一下酒水营销连锁的前景和出路。

酒水经营连锁本质就是酒类借用了目前红遍中国大地的电器连锁(或是服装连锁等)专卖业态,即利用终端网点的规模优势直接向厂家进货然后零售给消费者的一种销售模式,其所起的积极作用是压缩流通环节,同时提供给消费者一个专业、品类丰富、自由选择、相对低价的购买场所,所带来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

首先,以往酒水营销模式在渠道运作方面基本以不正当竞争形式出现,尤其受到“盘中盘”理论的蛊惑之后对餐饮渠道的垄断更是疯狂,尽管“盘中盘”理论是一种消费领袖示范效应,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演变成为集中利用优势资源对渠道进行垄断,阻击竞争者,忽视消费者,是一种完全以竞争为导向的营销理论,与成熟商业环境中所倡导的以消费者为导向的营销理念背道而驰,最终伤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如价格更高,自由选择性更低)。同时也让厂家深陷自挖的泥潭,害人害己。酒水连锁的零售业态兴起或许能帮助厂家在已经逐渐认识到“盘中盘”的短视行为和负面作用的背景下,集中更多资源和精力来进行品牌营销,借用连锁渠道网络更科学地进行全国性拓展。

其次,酒水连锁可以利用或多或少的规模采购优势给消费者带来实惠的同时,对假冒伪劣产品起到商业性打假作用。目前各个城市充斥着大大小小无数的名烟名酒专卖,鱼龙混杂,给假冒商品带来了巨大的生存空间,致使不少消费者即使购买酒水也不敢去烟酒专卖。而酒水连锁可以利用连锁品牌优势给消费者带来安全感,促进酒水在传统零售业态的健康发展。但酒水连锁所带来的积极作用并不意味着一定能给自己带来多少发展前景和空间,快消品和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特点还是存在很大的不同,因此酒水业零售业能不能出现电器业的“国美”、“苏宁”非常难说,原因如下:

一、购买行为不同、便利性要求不同:耐用消费品通常是一项价值相对较高,具有长期计划性的购买特点,消费者在购买这些物品时,需要做慎重考虑和认真比较,因此便利性并不是主要影响因素,而快消品通常价值较低并且多无计划性,因此购买便利成为了主要考虑因素,比如请客吃饭或者在家招待客人。

二、消费行为、场所不同,价格敏感度也不同:耐用消费品是个体消费,因此价格敏感度较高,哪怕价格相差十元或者一件小礼品都可能导致消费者的购买场所转移,但快消品尤其是酒水的消费行为多是群体消费,处于尊重客人或者面子心理,不会花上几个小时的功夫去考虑购买何种产品和价格高低,但耐用消费品尤其是大件物品消费者可以花上一个月的时间去考虑然后花上一天的时间去不同的场所去研究和比价。

三、售后服务要求不同,商家品牌要求不同:耐用消费品通常使用时间长,因此对售后服务要求较高),而不同商家给消费者所带来的售后服务成本和方便性的不尽相同,因此商家的品牌印象好坏对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有一定的影响。而酒水类快消品等基本是即时、一次性消费,消费者对售后服务相对零要求。当然,鉴于目前的中国商业和法制环境,不合格产品及假冒伪劣商品时有发生,因此不同的零售点给消费者带来的心理安全有一定影响,但相对耐用消费品要求极低,只要是合法经营即可达到。

四、规模采购压缩成本空间有限:大家都知道,受白酒情感利益需求和流行性的消费特点影响,容量最大的中档及中低档白酒在每个省市和区域都有消费者相对忠诚的地方品牌为主,因此在规模采购上很难做到像家电等耐用消费品那样具有全国性特点,你不可能让安徽口子窖、江苏的洋河像格力、海尔、美的那样通过连锁终端卖到全国,并且都能销售,至少目前还不行,而高端的五粮液、茅台本来相对渠道供价弹性不大,因此酒水连锁专卖的规模采购优势并不凸显。

因此酒水连锁要想取得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决不能照搬和引用某种商业模式就可以了,必须要创新性地借鉴耐用消费品的连锁优势再结合快消品的消费特点使之有机结合,方达大成。鉴于目前的中国酒水商业环境,本人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受酒水消费特点影响,应以中高档酒水专卖为主:有些专家对目前市场上的酒水连锁提出建议,认为必须面向大众,重视中低档酒水的销售,但本人恰恰不这样认为,因为中低档酒水很难取得全国性规模采购优势,并且网点便利性不如超市,很难和一些小超市竞争。而高档酒水基本都是国际性、全国性品牌,有规模采购成本优势。

二、以实体终端为依托,重视团购、礼品、婚庆等市场,因为中高档酒水很大部分是公款消费,因此这部分群体消费必须依靠团购手段进行渗透,同时利用连锁品牌带来的货真价实的消费者印象去抢占节日礼品、婚庆等市场。

三、相对与传统商超零售市场,要想取得酒水销售优势,必须引进差异化服务,针对一些重度消费者提高附加增值,如实行会员制,提供送货上门服务,与传统商超进行错位竞争。

理性消费的优点范文第5篇

在关于消费投资关系的研究中，决策部门非常关心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在一个经济体中，是否存在一个消费投资的最优比例?如果存在，到底应当是多少?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当决策人员要求提高消费率、降低储蓄率，但又确实不知道应该提高到多少，降低到多少时，其困惑和尴尬是可想而知的。

在现实的社会经济发展中，人们从千百万次的或成功或失败的实践中得到了一系列的规律性总结，如“总的来说，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有效率”、“政府有时候可以改善市场运行结果”、“严重的通货膨胀不利于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生产率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等等。对这些认识，人们大都相信其真理性，并努力遵循之，以获取最大收益。

那么，在消费投资领域，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具有真理性的最优比例呢?如果确实存在这样一个理性的、科学的、于国于民都有利、为人们所公认、能够实现最优增长或最大效用的消费储蓄比例，那么，经济似乎就应内在地、不可遏制地向这一比例趋近，就像市场经济原则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可持续发展理念具有越来越广泛的影响，而通货膨胀却越来越不受欢迎一样。

然而现实并不是如此。

从全世界的角度看，各国的消费投资比例历来是高低错落、参差不齐的，高高低低相较之差可达几十个百分点之多(参见表1)。如果确实存在一个像黄金分割那样的最优值，那么它为什么不会像阳光一样普照全球呢?

从具体国家的情况看，美国经济学家和美国政府早已认定美国经济的资本存量大大小于黄金规则水平。因此，其推论是如果美国把其收入的更大比例用于储蓄和投资，它会更迅速地增长，并最终达到更高消费的稳定状态。但奇怪的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国民素质普遍较高的国家，这样的“好事”竟然无人理睬，要通过提高储蓄率以在长期中实现所谓黄金规则所确定的更高的消费水平好像比登天还难。2002年，美国的消费率竟然又上升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高点。

中国的消费储蓄关系情况与美国恰恰相反。按所谓黄金规则衡量，由于资本收益远低于经济的平均增长率，因而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很可能偏高了。进一步的推论是如果降低储蓄率和投资率，人民将在长期中得到更多的福利。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宏观决策部门和不少经济学家们持有相同的观点，他们近几年来一直在大声疾呼要提高消费率，降低储蓄率和投资率。但实践结果令人失望，这样的善良愿望竟然也没有得到社会的回应：2005年，中国的消费率又降到了20多年来的最低点!至于中国究竟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优化的消费投资比例，到目前人们甚至还没有一个最基本的说法，尽管关于降低投资率的决心是十分坚定和明确的。对此，著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巴里・诺顿教授的提法颇有代表性：“许多人认为投资率太高，会导致经济过热。这种看法或许是正确的，但必须承认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决定什么样的投资率对中国才是合适的，因为我们无法决定中国的经济增长率。”

以上的情况自然而然地提出了一个疑问：是否真的存在一个什么最优消费投资比例?如果确实存在这样一个比例，那么为什么在如此之长的时间和在如此之广的范围还没有被发现、被接受、被发扬光大呢?

二、关于理论界探索的分析

理论界对消费储蓄比例的最优化问题有不少探索，其中拉姆齐模型和黄金规则理论较有影响。

拉姆齐模型是由经济学家弗兰克・拉姆齐在上个世纪20年代提出的。拉姆齐认为，在一个国家的收入中，储蓄应占的比例可由一个十分简单的法则推得。在一系列假定，如只有一种商品、没有人口增长、没有技术进步、没有效用的贴现等等之下，该法则规定，储蓄率乘以消费的边际效用，应该等于效用的总净享乐率与最大可能享乐率之差。拉姆齐运用这个法则推断，最优储蓄率应大大地超过人们通常提出的储蓄率。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其中的最优储蓄率应为60％。这是一个惊人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据戴维・钮伯里所言，经济学家们对拉姆齐描述储蓄和投资正确水平问题模型的兴趣的恢复最初是由战后国民经济计划热引起的，但现在已失去人们的偏爱。尽管拉姆齐所开创的模型方法至今在这一研究领域仍具有相当影响，但其结论的实践价值显然是相当有限的。

主流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主要是运用从索洛模型中演化出的资本的黄金规则水平进行的。曼昆曾谈到，储蓄率可以决定经济的稳定状态，即长期均衡状态。由于个人本身并不关心经济中的资本量，甚至也不关心产出，他们关心的是他们可以消费的物品与劳务量，因此决策者在选择一种稳定状态时，就要选择使社会的个人福利最大化、消费水平最高的稳定状态。这种使消费最大化的稳定状态值称为资本的黄金规则水平。

黄金规则的提出对讨论消费储蓄比例最优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要真正将其付诸实践还相当困难。

例如，这一模型的提出首先是以个人的物品和劳务的消费最大化为前提的，可问题恰恰在于消费者通常并不以此为确定其储蓄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在实践中，我们听说过为防止失业储蓄、为养老储蓄、为孩子教育储蓄、为建房储蓄、为应急储蓄，但为消费最大化而储蓄却鲜有听说。这种现实反映在理论研究中，可能就是消费最大化理论在凯恩斯、莫迪里亚尼和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大师们的消费模型中未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

又如，这一模型要求经济中的生产函数、储蓄率是确定的，还假设储蓄的决策和投资的决策是同一的，假设“决策者可以把经济的储蓄率定在任何水平上”，这些显然离现实生活都太远，其结论自然也难以为实际决策所用。

再如，所谓资本的黄金规则水平是以稳定状态为特征的。而在现实中，尽管欧美发达国家的资本存量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还没有一个国家的资本存量能接近稳态所要求的使投资与折旧相当。要真正达到所谓的稳态水平，还不知道有多长的路要走。

从研究的角度看，存在两种意义上的最优消费投资比例。一种是由经济学家们在纯理论意义上完成的，其特点往往是高度简化，而且具有一系列严格设定条件，其关注重点往往是应该怎样，而不是实际怎样。拉姆齐模型和黄金规则大致都可归于这一范围。尽管这类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意义，但其纯理论模型的性质毕竟使之远离尘世。另一种则是以宏观调控的现实需要为出发点，希望寻找一个现实的、活生生的、可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或者说是调控目标的最优消费投资比例。在本文中，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三、一个初步探索

为了寻求一个现实的答案，我们只能从人们现实的行为出发进行分析。

第一，人们都是理性的

经济学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都是理性的，都是所谓的“经济人”。他们对其自身行为的每一种可能性都衡量其收益和代价，然后按照追求自身利益的原

则行动，这就是所谓的理性选择。

理论界对于如何定义理性的争论很多。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介绍，对理的较权威的说法来自豪尔绍尼。他对所谓“完善的理”表述是：“我们的理论是一种规范性理论，而不是实证性理论。至少这种理论正式而明确地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每一个局中人在对策中为了最有效地促进他自身的利益应该怎样做，而不是事实上将怎样做。”由于这个问题涉及面很广，理论界至今还远远没有达成一致性的认识。

在本文中，我们将理性简明地定义为经济主体对自身利益的不断追求。它包括以下几点含义。

其一，每一个经济主体都是理性的。不论它是个人还是企业，不论他是穷是富，是白领还是蓝领，是农民还是计算机技术专家，是年少或已进入耄耋之年。作为经济人，不管他处于什么境地，对现实是否满意，不管他的行为受到什么样外部条件的约束以及这种外部条件如何变化，都是一个理性主体，按追求自身利益原则行事这一基本行为模式不会变。

其二，在理性的经济人前提下，可以进一步说经济主体的各种社会经济行为，当然也包括他的消费、储蓄和投资行为都是理性选择的结果，都是理性的行为。鉴于实践中人们行为的多种多样性，这样的提法显然容易引起争论。但我们以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具有不同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环境、不同收入的经济主体对何为自身利益的理解不同，其所谓理性选择也必然会有多种多样的，甚至可能出现相互矛盾的表现方式。要求不同的人们接受一个关于何为自身利益的统一的、标准的解释显然是不现实的。我们认为，只要承认每一个主体都是理性的，就没必要争论其消费储蓄模式是否最优，结果必然是多样化的。可能正是因为如此，阿罗等经济学家指出，尽管实际行为从原则上说可以采取任何形式，但有理由去假定在大部分时候它实际上可以被描述成是“理性”的。至于那一小部分的“非理性”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以存而不论，因为不论它存在与否都不影响我们对主题的探讨。

例如，经济学家们对储蓄率的巨大国际差异是从对待消费储蓄的态度不同来解释的，而每一种态度显然都应被看作是不同行为主体追求自己利益的结果，尽管它们之间是如此的不同。

中国的社会文化传统是崇尚简朴、提倡居安思危、强调要有忧患意识，这是中国的高储蓄率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国人认为这样的行为方式符合其自身利益，因此他们的选择是理性的。中国人还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视为一种美德。不少人尽管清楚地知道子孙后代们肯定会比自己过得更好，但还是宁可自己少消费一点，也要为子孙们多储蓄一些。他们的选择依然是理性的。

美国人的生活哲学是相信“明日生活更美好”，于是他们选择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甚至还要通过借贷支持当前消费的生活方式，这可能是其与东亚国家相比储蓄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的根本原因。尽管美国政府和美国学者们对此大发感慨，强烈呼吁美国民众提高其储蓄水平，但按照理性即经济主体对自身利益的不断追求这一定义，谁又能说美国民众的消费储蓄选择是非理性的呢。

如果再细分一点，我们还可以发现美国消费的一半是由那些具有由生命周期模型所描述的特征，即希望在整个生命周期有一个较平滑的消费轨迹的家庭完成的，而另一半则由那些信奉及时行乐、基本上消费完他们当前收入的人们所完成。虽然后者的行为看起来不那么令人满意，但谁又能断定他们不是在按自己的理解追求自己的利益呢。

考虑到企业储蓄是整个社会储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以把企业储蓄投资行为纳入我们的视野。首先，企业的储蓄动机与家庭的储蓄动机完全不同，前者是为了赢利，后者则是为了在不同时期消费的平衡。真是各有各的利益，各有各的理性。其次，就企业本身来说，尽管无不以赢利为经营动机，但其储蓄投资行为却往往不同。有的厂商具有较强的冒险精神，有的厂商则比较谨慎；有的厂商注重于从长远角度考虑企业发展，另一些则更注重现实利益。不同企业的行为特征虽然各异，但它们都在刻意追求自身利益，都是理性主体，其储蓄投资行为也都是理性的。

第二，消费最大化并不是理性消费储蓄行为的基本标志

在讨论中，一些人喜欢把经济主体的理性消费储蓄安排与消费最大化等同起来。所谓资本的黄金规则水平就是一例。消费最大化是一种很诱人的、特别有利于理论性分析的假设，但与现实生活似乎距离并不近。

一般来说，经济行为者的目标都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去寻求可能实现的最大满足，但最大满足并不必然意味着消费最大化。对此，赫伯特・西蒙曾指出，个人可能实际上根本不使任何函数极大化，他们的行为可能会采取被称之为“令人满意”的形式。令人满意的行为的含义与极大化行为的含义可能完全不同。西蒙认为，在有限理性模型中，人类的选择被看作不是以总的最大化行动来表示的，而是被视为一系列的特殊决策，这些决策相互间并非完全融合，它们在不完全信息的情形下做出，并都建立在有限反应的基础上。

例如，不同收入群体问消费储蓄行为的差异是经济学家和政策研究人员们一直关心的一个课题。从理性消费储蓄行为的角度看，不同收入群体对自身利益的理解不同，现实条件不同，因而不可能按一个模式安排其消费储蓄关系。低收入人群将其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当前消费以维持最基本的生计，只留小部分收入作为储蓄是一种符合自身利益的理性选择，这种选择与什么消费最大化目标没有什么关系。高收入者将大部分收入都储蓄起来，只消费一小部分也是一种符合其自身利益的理性选择，但似乎也难以用消费最大化模式来解释。

又如，许多经济学家对老年人的消费储蓄行为进行了认真研究。他们发现许多老年人并没有按个人消费最大化的模式行事。相反，他们在给子女留下遗产，这很难与其自身的消费最大化模式联系起来。但如果按西蒙的“令人满意”的模式分析，则可理解长辈们为子女儿孙储蓄本身虽然与其自身的消费背道而驰，但这可能恰恰构成他们自己享乐、效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是其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实现形式，是他们所寻求的个人最大满足的一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家们有时将遗产动机称为利己的，而不仅仅是利他的。

再如，国民储蓄是由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共同完成的。当我们说居民们并没有以消费最大化为目标安排其消费储蓄比例时，对企业和政府的储蓄动机也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企业储蓄的动机在于利润最大化，要求企业家们去考虑整个社会的居民消费最大化(福利、消费、经济增长)恐怕希望不大。对政府而言，理论上其工作的着眼点或在于经济增长，或在于充分就业，或在于社会的公平和稳定，或在于为投资者提供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为居民提供一个舒适、优美的生活环境。这些目标与公众的福利密切相关，但可能难以简单用消费最大化概括。政府以公平为目标在不同社会群体间进行的收入再分配即颇具代表性。

总之，在实践中，人们储蓄消费行为的多样性体现在各个方面，单纯的消费最大化或其他单一性的目标恐怕难以得到全社会的一致认同。对消费储蓄比例关系的理性安排不一定表现为消费最大化，或者说消费最大化只是理性消费储蓄行为的一部分，很可能还只是一小部分。不能将自身消费极大化看作是唯一符合理性的，而追求其他各种目标就不是理性的。曼昆指出，经济并不会自动地趋于使消费最大化的黄金规则稳定状态，其道理恐怕即在于此。

第三，要充分重视现实的消费储蓄比例

以上分析表明，面对着丰富多彩世界中无数的具有各不相同的背景、利益、社会市场环境和价值标准，从而具有极为不同的消费储蓄行为的经济主体，面对着不断变化的内外部环境，要通过严谨的理论分析找到一个精确的最优消费储蓄比例或消费投资比例几乎是不可能的。理论界在这一领域已经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所建立的形形的消费储蓄模型数以千计，但至今还没有取得一个能为各方广泛接受、令人较为满意的结果就是证明。

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曾指出，如果持久收入假说是正确的，而且如果消费者有理性预期，那么，消费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动就是不可预期的。当一种变量的变动不可预期时，可以说这种变动遵循随机行走。根据霍尔的观点，持久收入假说与理性预期的结合意味着消费遵循了随机行走。或者说随机行走可以看作是每一家庭的理性消费选择或最优选择的表现形式。沿着霍尔的思路继续分析，如果消费者不遵循持久收入假说，而且没有理性预期，再考虑到情况总是在不断的变化，那么其消费行为岂不是更无规律可寻，更不可预期。无论如何，霍尔的随机行走理论与消费最大化假说是有着相当差距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教授曾指出，“现在常见的那种要求，即要求存在代表者，他们的最优化行为产生了‘宏观经济’行为方程。这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宏观经济学的本质。假定有许多不同类型的行为者，他们都追求最大化。那么宏观经济模型所需要的便是把他们归并进一个行为方程。这种总和不一定是单个行为者的解。”托宾教授否定了通过假设“存在代表者”寻求宏观最优的研究方法，指出应考虑到有许多不同类型的行为者。但实际上仅仅是由于信息搜集成本和搜集手段的限制，决策部门也是不可能通过把握每一行为主体的选择并进一步建立一个总和性的行为方程的。

根据以上分析，如果一定要寻找一个最优的、或至少是可接受的消费储蓄比例，那么与各种各样的通过模型方法获得的理论最优值相比，现实的消费储蓄比例或许更值得我们重视，可以成为政策研究的基础，如果不说它是最优或次优的话。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所谓最优的消费储蓄比例应具有哪些特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在我们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它应当反映和尊重绝大多数经济主体的意愿和利益，至少应当为大多数经济主体所认同。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经济主体在既定的法律框架内都有自己的独立权益，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处置自己的资源，独立安排消费与储蓄。亚当・斯密在他的经典著作《国富论》中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该原理表明，当个体自私地追求个人利益时，他好像为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而去实现公众的最佳利益。我国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正是沿着这一方向展开的。什么叫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首先就是让市场机制在消费储蓄比例这一最重要的资源配置上发挥基础性的作用。因此，市场经济原则要求在政府作为全社会的代表谋求全社会意义上的最优消费储蓄、消费投资比例时，应该尊重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尊重每一经济主体的独立选择，其政策措施应符合绝大多数经济主体的利益。

我们之所以强调现实的消费储蓄比例值得决策部门重视，正是因为它是各个经济主体按理性原则追求自身利益实际行为的结果的集合，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它反映了每一个经济主体的需要，而不是要求它们为所谓整体利益做出牺牲。与形形的理论模型相比，这是它最大的优越性所在。如果要从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而不是仅为社会少数精英所提倡的角度考察，那么这种现存的消费储蓄比例关系很可能就是“最优”的或接近“最优”的。

当然，从贤明的政府或睿智的学者的角度看，某些经济主体的行为也许并不一定都是合理的。但即使如此，其选择仍应受到尊重。这是我们选择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制度所应当付出的代价。实际上，对私人部门消费储蓄行为的合理性判断已经超出了政府的“管辖权”，但反过来，对政府消费储蓄行为合理性的判断却是纳税人的权利。在消费、储蓄、投资关系的处理上，值得注意的倒是政府本身可能存在的非理性因素。如以软预算约束为特征的国有投资体制和屡禁不绝的政绩工程，这必然形成全社会消费投资关系中异常的部分。另外，松弛的货币金融政策也特别值得注意。在我国的现实条件下，这种政策往往通过通货膨胀机制形成某种程度上的强制储蓄，然后又用以支持投资。

第四，是否存在市场失灵

当我们强调要尊重每一个经济主体的自主选择、按市场经济原则处理消费投资关系时，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看不见的手真的会指引社会实现最优消费储蓄比例吗?在这一领域是否也存在市场失灵从而需要政府出手纠正呢?

垄断和外部性问题必然损害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乃至社会整体的利益，因而政府出手干预是师出有名，对这一点社会已有共识。但在消费投资比例关系领域，虽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出现市场失灵并导致消费储蓄失衡的可能性，可人们目前对这一领域市场失灵及可能引致的负面影响到底是什么似乎还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更没有取得较强的共识，即还不大清楚什么是这一领域的“垄断”或“外部性”问题。对此还需要有更多的研究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市场和计划并不总是能够互补的。在某些领域，即使市场“失灵”，政府未必一定能予以纠正。就消费储蓄比例关系调整而言，实践经验证明，即使是政府想有所作为，出手按某一方向调整消费投资比例，其效果往往并不明显，从长期角度考察尤其如此。这即所谓政府政策对消费储蓄比例调整只具有弱有效性的判断。

四、结论

对于究竟是否存在一个最优的消费储蓄比例或消费投资比例的问题，现在似乎可以得到一些基本的判断。

1、从实际制定政策的角度分析，企图从规范性的理论角度得到一个答案目前是不现实的。因此，试图人为地确定一个最优比例，然后以此为出发点制定相应的调控政策是不可取的。

2、基于理性经济人前提和市场经济原则的考虑，应当相信居民部门自发形成的消费储蓄比例是一系列现实的主客观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总是有其内在的理由。对这样形成的比例，即使不说是最优的话，也是值得决策部门高度重视的。